人民解放军进城了。铁西区方向仍然不时有零星的炮声和枪声传来。战士们脚穿布鞋，表情腼腆，灰色棉军装有些肥大。插有红旗的汽车队上挤满了欢乐的面孔，几个女兵还解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当时正路过沈阳“大东报社”门口的28岁的年轻人柏杨，看到了这一幕，他还看到接连驶过的坦克、吉普、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现在，他的话应验了。入城部队有东北野战军一、二、六纵队，辽北独立师。军队从沈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入沈阳市区，从北面官屯入城要持有党政军介绍信。
毛泽东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一个高声喇叭竭力呼喊口号：“祝贺沈阳人民获得解放！”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新报》和《每日新闻》，一夜间变成了共产党的《沈阳时报》。对报纸和宣传的重视，既是新政权对舆论的一贯态度，也体现了新政权领导者对城市的理解。在陈云后来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防止大的波动上总结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在大城市中的报纸是传布政策的最大机关，稳定人心，主要靠报纸”。沈阳军管会于是事先准备了几期报纸稿件，进城后的第三天报纸就散发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第一期《沈阳时报》的内容和编排都很简单，只是刊登了一些基本政策文件，有的版面一时找不到作者，就用过去登过的大文章来填充。新报纸在党员内部反响平平，但在群众中引起了讨论。陈云后来要求，“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因为接管人手的紧缺，一共只有五六个干部负责报纸的排字和校对，而报纸大样要由陈云和陶铸二人亲自过目。报纸和对外报道委员会各派一人，在头半个月经常住在军管会参加会议。
除了报纸，军管会还预先准备了大量用于散发的安民布告。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处一名叫韩华平的干事回忆，这些用鲜艳纸张书写的布告当时装了整整四个大麻袋。
在最短的时间内，沈阳红遍了，但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还没完全恢复生气。比起战争前那个拥有188万人口的大城市，1948年底只剩10万余人的沈阳显得冷清多了。自1947年冬解放军孤立沈阳以来，沈阳大小两万余家商店，只剩下七千家。留下来的小生意人紧闭铺门，直到1948年11月8日解放第七天，这些商店依然没有开门。为了调动沈阳城的气氛，一些年轻人组成的表演剧团开始在公开场合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和边区的群众不同，沈阳人对这种形式的表演还有点陌生。
空旷的城市中，大批国民党的遣散俘虏，三五成群，倒成为沈阳城最显眼的群体。陈云和沈阳接收人员在1948年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市区，就和这些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士兵打了照面。很多人事后都回忆起这一幕，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对这些敌军散俘的印象是：“从表情上看，他们情绪消沉，但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感觉”。
沈阳是作为国民党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政府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滞留在城内的国民党后勤部队官兵，解放军历次战役后放出的归俘，加上大量战败后回城的散兵，据估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沈阳解放的速度超过很多人预期，接管人员事先没有准备好可以收容散俘的几个解放团的架子，这样一来，尽管他们一进沈阳，就在各区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指定地点，花大力气对这些散俘进行登记和检查，但这只能规范一部分。至少五千左右的散俘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成分复杂，根本无从统计。
散俘不光是治安问题。11月3日，解放军入城第二天，就传来沈阳车站被人破坏抢劫的消息，一些没有重兵守卫的小仓库和国民党官员住宅也出了乱子。据说，这些破坏事件中都有国民党散俘的参与。另一方面，正值东北严寒之时，沈阳城内被正式接收的散俘加上随军俘虏有五万人之众，需要接管人员给他们解决棉衣、粮食，这无疑是给物资奇缺的沈阳城火上加油。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人先遣送到其他后方城市。但情况却没那么简单，沈阳作为全国解放的中间城市，承担着南北衔接的功能，短时间不仅没法疏散人员，还有大批新俘虏陆续从长春送到沈阳。原则上，在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平津解放后，再向南方送。
共产党自己的部队也同样需要约束和管理。“当时入城的部队太多了。”李锐几年后总结说，“‘抓一把’现象不好管。进银行拿钱，摊公鞋，在铁西区仓库搞物资，要尽力制止。”
大量部队进入城市后，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变得更突出。1948年中期，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支即将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军队，需要警惕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倒在地上。他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文章。几个月前，发生在高家堡、井陉、阳泉、石家庄的违纪事件，虽然只是军队中的个别现象，不足以影响整体，但多少令这支向来以纪律严明著称的军队难堪。1948年底，共产党已经有300万名党员，250万人的军队，这已是世界上五支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和管理方法自然跟在井冈山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
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事情显然需要大量的接管干部，数量有限的干部应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系统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显得力不从心。陶铸和分管工业接收的王首道在回忆里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从各地调来的干部三三五五，先来后到，参差不齐。”另外，“城市不同于农村，不能像农村那样一揽子，干部都下乡搞工作团，而必须首先建立起部门工作，把领导机关充实起来。”
如何让有限的干部发挥最大的效率？如何让接管之初的混乱局面变得井然有序？新城市看起来需要一个既有军事职能，又有强大行政管理职能的政权机构。沈阳接收人员参考了三年前苏军和国民党熊式辉的接收方法，即在军管会下，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一切被接收单位只对军管会负责，最后结束时，由军管会派出的代表负责签字验收。城市军管会主任的任命，由各中央局提出名单，然后经中央批准，军管会成员则从军队和地方两个方向挑选。军管会是沈阳为未来全国城市接管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军管会”模式被迅速复制到其他解放城市。1949年2月8日，“军队变成工作队”的要求在毛泽东起草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电报中被首次提出。在电报中，毛泽东说：“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现在已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个电报向即将进军江南的各野战军司令强调：我们正在准备3.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毛泽东用他一贯的语气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3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
人民解放军进入沈阳的前五天，全国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军管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总共抽调了4000名干部。这些干部中的很多人后来专门组成了一个班子，为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沈阳接管工作接近尾声时，兼任沈阳军管会主任的陈云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中说，“依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