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写下真正的《稿竟说偈》的那个夏天，农历的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度过了自己的第七十五个生日。他在诗里说到：“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一局棋秤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尽管时人在梳理所谓南学的时候，骄傲而又自信地把陈寅恪算在里面，但从“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一句来看，当事者自己不见得这样看，更不见得会乐于承认。越鸟就是孔雀，越鸟南枝，就是孔雀南飞，指的是自己1949以后无奈地流寓广州的事实；“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一句的铺叙，更说明十五六年以后了，陈寅恪仍有一种浓烈的流人之感，这种感觉时时地漫过他苍老的心灵，提醒他早先的陈寅恪并不属于这里。“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和“唾壶敲碎独悲歌”共同告诉我们，此时的寅恪虽然自知老朽，但内心深处仍是有着极大的不甘：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多……然而以现在的残废之身来看，恐怕是很难了！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雄辞而今我也只能独吟作悲歌了！
七十五岁的老人面对上苍的捉弄，在膑足以后的第二个年头里已经只能作无奈的悲叹了。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一年陈寅恪的生命里依旧不乏动人的快乐穿梭。对于只能躺着的他来说，热天下场雨就是莫大的快乐。那年立秋前几天天热得厉害，把陈寅恪给蒸得晕晕的，所谓“周遭炉火铁山围，病体能支意转迷”，就在他快受不了的时候，老天爷突然地给堕了场阵雨下来，把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有《立秋前数日有阵雨炎暑稍解喜赋一诗》为证）。好友冼玉清自香港归国就医，此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陈寅恪也替老朋友感到高兴，马上作双绝相赠：“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年来身世两茫茫，衣狗浮云变白苍。醉饿为乡非上策，我今欲以病为乡”（《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赠之》）。陈寅恪一边祝福冼玉清回国后经治疗能早日康复，一边劝其该吃吃该喝喝，别委屈了自己的身体，还打趣地说自己都打算在病中安家了，这有什么呀！景显于诗，情隐乎辞，让人感动更让人欣慰。它至少向我们说明当时寅恪的心态还是相当地不错。
可是，生活并不总是一条平缓的河，生命也并非总会有不断延续的快乐。
风暴已经在悄悄的酝酿，建国以后运动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已能听得见焦躁的尘土在起起扬扬。
就在陈寅恪为冼玉清回国治病高兴地赋诗相赠前五天，1964年的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强调这些人是斗争对象和革命对象。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中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这之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十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此的讲话事实上已经向人们清楚地昭示了一个动乱岁月的行将到来。
上述讲话以后一月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紧接着，12月份，烈火又烧向了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颇为深厚的翦伯赞，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批评前者的历史主义，称其是“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戴上帽子的翦最终没能挨过“文革”，被折磨致死。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陈寅恪显然都是较翦更大个的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虽然此前的种种运动对他的冲击都相当有限，但当新的烽火燃起的时候，陈寅恪还能否延续这种幸运呢？对所有人来说，包括他自己，显然在1964、1965年这还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号。
不过同尚多欢乐的1964年相比，1965年陈寅恪的生命里明显地多出了一些哀婉悲伤的气息和节律。两者的不同在年除夕那天已然隐现。去年春节的时候，唐筼买回几株花，心情不错的陈寅恪推测着甲辰年应该收成不错；今年的春节唐筼又买回两珠，一株水仙，一株腊梅，陈寅恪的心情应该也不错（毕竟是除夕），可是“一不小心”过节的时候碰上了风雨。尽管寅恪说“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除夕前夕买腊梅水仙各一株除夕忽有风雨口占一绝》），但除夕里“忽有风雨”总不是什么好事。
情况确实如此，这一天的东南区一号全家都是病号。此情此景，陈寅恪又怎么能心无罣碍地完全高兴起来。七天以后的人日，“强欲排愁送佳节，又传烽火照龙编”（《乙巳人日作七律》）的句子说明春节以来的一周时间内陈寅恪的心情一直都不怎么好。龙编是古地名，汉代时置龙编县，属交趾郡，东汉至南北朝曾为交州及交趾治所。“烽火照龙编”显然说的是越战的事。美国鬼子要灭越共政权，终极方向瞄着中国，这让本来就已经愁气绕身的陈寅恪更添了几分忧思。大约又过了一周，元霄节前两天，又一道不好的讯息传来，曾昭燏死了。两年前的1963年初，时任南京博物院长的曾还探访过病中的陈寅恪，向后者谈到说要购买海外新印的《李秀成供状》什么的，用陈寅恪的话说他们是“论交三世旧通家”。不言而喻，旧友的亡讯更加重了陈寅恪的愁闷心绪，两天以后的元宵佳节，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作：
乙巳元夕次东坡韵
断续东风冷暖天，花枝憔悴减春妍。
月明乌鹊难栖树，潮起鱼龙欲撼船。
直觉此身临末日，已忘今夕是何年。
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
诗中的凄寒与肃杀之气，固然和旧友的亡故有关，但我们还是要说从陈寅恪的一生来说，这绝对是一首有着重要标志意义的诗作。因为对暮年的陈寅恪来说，这一次身临末日的直觉，非常不幸，一点都没错。
感伤的情绪一直在延续。1964年让人怀念的快乐春季，今年一下子苍老得布满了凄苦。4月初的一天夜里，一场不期而至的夜半风雨打乱了学校里杜鹃花盛开的舞姿，无数的花朵一夜间零落成泥，这让敏感的陈寅恪很觉得惋惜，作诗感叹“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乙巳春夜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为赋一首》），到了清明还感物思己的说什么“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疑似清明日作次东坡韵》）；与去年相比，这实在是个变了味的春季，“醉酒只堪成短梦，闻歌浑不似前声”（《乙巳春尽有感》），忧心忡忡，烦恼种种，喝酒也不过是短短地做个梦就醒，听戏都觉得跟以前不是一个声：不能不承认，地还是那片地，但春天已不是曾经的春天。“赏”雨玩诗的夏日也变了他快乐的模样，七夕时“银汉已成清浅水，金闺方斗死生棋”（《乙巳七夕》），中秋里“此生更剩中秋几，今夕还祈照我圆”（《乙巳中秋作》）的句子就是不可辩驳的明证。
中秋以后不久，10月4日，又一条噩耗传来：近代南学的重要代表冼玉清先生2日下午不幸逝世。一年前还为冼玉清回国而高兴地口占二绝相赠的老人，这一次早已没有了年前的快意和俏皮，而是以凝练的史笔写下了一首沉沉的悼词：“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当10月的北国在萧瑟的秋风中振振身体抖落片片黄叶的时候，绿树红花的南国悄无声息地凋零了一朵心有未甘的“百合”。据说住院期间冼玉清曾托一位晚辈学人完成其尚未稿竟的《冼夫人传》并代为整理其已有的著述，但后者因为自己是“摘帽右派”的缘故最终没敢应允。冼玉清一生未嫁，以学校为家，以育人为乐，以述作为业，然而在生命的尽头处竟找不到一个愿意为自己整理著作以了结大愿的托志之人，我们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人的不幸还是学术的悲哀。
陈寅恪也开始认真的考虑总结自己的人生，好给后世人留一份清明可寻的人生记忆。他开始创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如冼玉清的《冼夫人传》。陈寅恪对黄萱说：“此书将来作为我的自撰年谱。”工作从慨叹“江淹老去才难尽，杜牧春归意未平”（《乙巳春尽有感》）的1965年暮春时节开始，至次年春天，完成了《弁言》及正文七章内容，分别是：（一）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三）孝钦后最恶清流，（四）吾家与丰润之关系，（五）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七）关于寅恪之婚姻等。1965年冬天的时候，陈寅恪写过一首《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诗曰：“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当时的陈寅恪正在创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乙巳冬日》应该就是创作过程中留下来的浪花一朵。“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的话告诉我们，即便是在写自己的年谱，陈寅恪仍不忘借机为史学做一些补苴罅漏的工作，史家的良知在“逼迫”着优秀的学者，一位目盲膑足的垂老病人，把简录自己生平的年谱小心翼翼精雕细琢地制成有益于学的史料，回思之下实在很让人感动。或者这恰是历史学家之所以为“家”的一种因由，在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包括正在呼吸着的自己他们都能轻易地安排其住进头脑中的“历史”里。总之，这些资料为我们从外部情事上了解陈寅恪的生命历程，以及近世以来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提供了很大帮助。本来还打算再写个一两章，但不久以后“文革”兴起，完成全稿便只能是无从兑现的清梦一场了。
如果说前两年的中华大地上开始阵风鼓荡尘土飞扬的话，那么1966年的中国已经是烽烟弥漫乃至战火纷飞了。
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阔步走上了离奇的“文化革命”的大道。20年前被陈寅恪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季羡林，此时早已是北大东语系多年的老主任了，他在名著《牛棚杂忆》中对当年北大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记录：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六月四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样涌进燕园。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十七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
看到最后的这一小段，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为一样也“不能走路”的陈寅恪担心。毕竟，那种将躺着的“鬼”一脚踹下高台的斗争方式，实在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尽管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老牌“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都没有遭遇过如上的肉体折磨，但是我们的担心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有一丝的多余。
长期以来备受礼遇的陈寅恪这一次没能延续他的幸运，“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毫不留情地席卷了东南区一号。
北京开始以后的五天，6月6日，广州的“文革”便开始了。“五一六”通知“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纲领性要求，事实上已经给陈寅恪的未来岁月定下了毫无悬念不容置疑的“悲惨”标签，在这样一张弥天大网的笼罩下，陈寅恪又焉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机会，何况本来就有很多人对政府特殊照顾的政策委屈和不平衡得不行。政治气候的转换下，恩宠和礼遇一下子变成了人们指责反动学术权威的铁辫子，你辩都没的辩，藏也没处藏。机敏的陈寅恪自然也知道了在当下的情势下再接受过去延续下来的照顾简直是自陷泥潭，引火烧身，所以他果断地决定主动放弃种种照顾，7月30日由唐筼代笔寅恪给时任中大卫生保健室主任的梁绮诚写了封信，提出自“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就明白，有人开始从免费吃药上对陈寅恪发起进攻了。机敏的陈寅恪马上决定所有用药全部自费，免得麻烦。
可是，陈寅恪的“辫子”实在太多了，更何况那本来就是一个捕风捉影、深文周纳、派性杀人的年代，只要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自然是没一样好，到处都是毛病。借用陈寅恪学生季羡林的话，“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北大如此，中大亦然。有关陈寅恪的大字报开始满天飞舞。给梁绮诚写信的一周以后，唐筼又给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驻中山大学工作队写了封长信，陈寅恪也加盖了自己的印章。这是存世的陈寅恪书信的最后一封，而且也已几乎是可见的陈寅恪的最后文字了（诗作最晚为1966年4月，对联除了后面将要提到的一首挽联外，基本上也在1966年2月份节止了），兼之所及内容较多，所以说对于陈寅恪夫妇进入“文革”以后的生存状态的了解，该信实系极可宝贵的一手材料。信上说：
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负责同志：
我的爱人陈寅恪因为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所以我代他写此信，面交声明下列各点，请加注意是幸。
一、他因骨折长期卧床，年来多次患下部湿疹症，经由中山二院皮肤科医生屡次来诊，开有医嘱多张，署名签字者有廖适生院长、李松初教授、何玉琼（女）讲师等为证。可以查验。医嘱中要护士依照医生所指示的方法处理，……并非陈寅恪有意污辱护士。并且多数冲洗时亦有筼从旁助理，前留医二院时也是如此护理，二院有病历可查。
二、一九六三一月中由人事科长张春波送来三百元，本不愿接受，后送还各处不收，最后由朱锦儒科长批“此款暂不处理”字样。现在只好等待运动结束后再送还。财务科误指捐助陈六百元一事，前曾奉函声明，想已蒙察鉴。
三、有人出大字报说“陈寅恪非外国药不吃”等，殊与事实不合。大多数药物皆本国产品，只有少数进口药品是医生所处方的。至于高单位（非常服）维生素类及水解蛋白等皆系自备，或朋友所赠送者。最珍贵一种药品（nilevar）也是由医生处方，是陶铸副总理赠送的。并不常服。每年冬季始服一段时间。海关税自当偿还（以前不知）。
四、中大农场产品由学校指示送来食品等，并非是我们自己去要的，而是他们自动送来的，分量也是由他们分配的，付款也不是我们亲自去付的，故无签字收据。食物表内所列品类及数量皆有出入。如果大家赔偿时，我们自当设法照数赔出。
总而言之，陈寅恪的每日饮食，所服药物等也欢迎有同志来实地调查，以明真相。不胜感幸之至。此致
敬礼！
唐筼敬启
（唐筼印章）
（陈寅恪印章）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
从信的内容我们已经可以猜到“文革”开始后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了。广大革命群众显然对他“腐化”的生活极端不满，凭什么你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生活得比所有无产阶级革命群众都要好呢？你凭什么吃进口药，凭什么喝农场送的鲜奶？革命群众显然不能容忍这样的“罪恶”事实继续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延续下去。说起来这一点还很有几丝深意，值得推敲一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一者，为什么革命群众首先看到的是医疗保健和吃食？二者，为什么只是医疗保健和吃食？
就前一个问题来看，我们说，这里面一方面可能，或者说应该确实有革命热情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嫉妒心理在作怪，人们对陈寅恪优越生活的指责大约相当程度上都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凭心而论，同当时一般人的生活相比，陈寅恪的生活待遇确实是相当地让人艳羡的。那些得不到这种生活待遇的人们，革命群众，对此当然看不顺眼，为什么我们享受不到而你个老病教授却过得如此滋润呢？怎么能让“反动学术权威”生活得比革命群众还逍遥和舒适呢？这绝对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课题和任务。后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陈寅恪被批判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革命群众对其优越的生活资源垂涎欲滴的结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家裕于人，众必掠之！
第二个问题的逻辑在于，广大革命群众真正能从知识上起码是学理上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的大概找不出一半个，就是真能找出一半个可以跟陈寅恪正面讨论学术的，估计能屈陈寅恪之口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玄之又玄的，所以群众们聪明地决定先从容易发现和找到问题的生活上下手，反正你陈寅恪的腐化生活就摆在那，糊几勺浆糊、贴数张白纸你也逃不开、躲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大革命群众抓住生活问题开刀反倒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陈寅恪学术难于撼动的高拔丰瞻与敦实厚重，为我们认识其学术水平提供了另外一种有意思的参照。尽管，这种参照显得那样地滑稽和凄楚。
当然，此时的陈寅恪基本上已经无心于学术创作了，黄萱也被人赶走了，他失去了在学术道路上进继续前进的那跟可靠的女杖。黄萱能够独立找材料，随意念古籍，对陈寅恪的帮助很大。在十余年的著述期间，黄萱一直为陈寅恪找书、念书、选择材料。经常是上午念书给陈寅恪听，下午由陈寅恪沉思综合。然后，通过陈寅恪的讲述，黄萱记录成文。而今赶走了黄萱，事实上也就等于终止了陈寅恪的写作，终止了他数十年的学术航程。
关键是，红卫兵不仅赶走黄萱女士，9月，又逐走了维护陈寅恪身体的三名公派护士。陈寅恪自从腿伤后，行动不便，再加上双目失明，一切都需要人扶持，而红卫兵却扬言“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蛮横地赶走了护士。此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自费请了一位原本轮班替代的护士。当时流求远在四川，后入西康干校，小彭和美延都在英德干校。因为看护人手不够，重担自然地压到了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唐筼身上。唐筼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护士被赶走更加重了她身体状况的恶化。
“文革”愈演愈烈，风声愈紧，唐筼命人将外门紧闭，但红卫兵却不曾罢手，从阳台爬入，开了大门，蜂拥而入，大字报贴到了门上，墙上，甚至是病床上。唐筼对来家中探望的黄萱说，人还没死，就已经开吊了。陈寅恪的心脏病开始恶化。
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又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唐筼从11月起，连续代陈寅恪作了六次交代。结果仍不够，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所要交代的就是个人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红卫兵命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关系。其实，陶铸是自动或者是受周恩来总理之命来照顾陈寅恪的，并不是有何亲何故。照顾的原因也不过是对一位著名学者的爱护和尊重。当时陶铸就对质问的人说：“你若有陈寅恪的水平，也享有同等待遇！”陈寅恪书面交代中，也一再说陶铸是以中南局首长的身份来探视的，并无私交。但红卫兵并不满意陈寅恪的交代，显然他们不仅要对付陈寅恪，也在清算陶铸。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11月16日在京召开）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就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很快，陶铸被打倒。这位从中南局书记到副总理任上一直都对陈寅恪关爱有加的老革命，在陈寅恪被群众审问来审问去，不断地被要求做交待的日子里，自己也被“文革”的暴风给吹倒了。当然这应该是一次预谋已久的出击，但问题在于陶铸确是被打倒了，以后还有谁会从政治的系统内向孱弱的老病陈寅恪伸出温暖的大手呢？
出身名门的唐筼为了自己的丈夫被迫多次代写交待材料，希望能澄清一些无谓的是非，可那个时代里，如此的祈愿实在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而已。纠缠没完没了，本来就心脏不好的唐筼，身体越来越糟糕。
1967年初，唐筼继续代陈寅恪作“交代”后，于4月2日替他写了三点声明：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
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义正词严的话语显示了陈寅恪对不断重复着的个人情况拷问的不厌其烦。可是在疯狂的年代里，“从未”、“并无”、“从来不”这些干脆利索的用词，并不能就干脆利索地让无聊的纠缠止息，让无边的噩梦结束。在“文革”时，住房稍宽的人家会遭到别人强行迁入，陈寅恪住的东南区1号楼上也没能幸免。1967年春，一个方姓人家搬入合住。本来，不管外面怎么乱糟，家里面还是自己的，在东南区一号的小小天地里，两位老人还是自己的国王。然而，外人迁入合住的无奈事实，让这一方仅有的自由空间也成了昨夜星辰，此时仅有的一锥净土（姑望称之）或者就只剩两位老人的寝室了。生活来了残酷，确实是叫人不寒而栗。两年前的陈寅恪还能快乐地为下雨自由地欢歌，而今，生活竟将他衰老的生命逼进了东南区一号的一个小小角落。
问题是，这种进逼还只是一个开始。
最让陈寅恪的身体感到痛苦的就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嗽叭。“文革”时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惟有很多“革命行动”显得步调有序、反应迅捷，其“功劳”首推这种高音喇叭。在运动中，它是一种极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时对于很多被批斗者来说，它传递着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这幢楼被造反派所占，有两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高音喇叭的岁月里那更是苦不堪言。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如上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当年陈寅恪在中大的情况还是提供了某种参考。
进入1967年，随着陶铸的被打倒，革命群众开始更加频繁地拷问陈寅恪，要他交待和陶铸的“黑关系”。当然，某些拷问之外的行动可能更有实质性一些，那就是抄家。十年以后美延给蒋秉南的信中提到，那年“有一天晚上，革命学生来抄家，将母亲打了，后来我们为她擦跌打油，休息了一段时间才好转，没看医生。（那时医生也和我们作对）当时谁想抄家，随时可去。目的是在于经济，并非政治原因。根本不认识这些人”。蒋秉南分析：“家里所有各项可拿物品就是在这种‘随时可去’的情况下‘荡然无存’。至师母被打，想系勒索珠宝首饰等物之故。师母有先代传留下的珠宝首饰，我曾见过。”
唐筼终于支撑不住了，包括先人遗物被抢之类在内的种种折磨和打击，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摧跨了这位意志极其坚强的岭南女子。大约就是1967年前后，陈寅恪为体弱多病的老妻作了一幅预挽联，题曰：挽晓莹。联称：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想来这大约是唐筼看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心脏病，让她深有朝不保夕的忧虞，便请几十年相依为命的寅恪为自己先写下一幅挽联。这是一幅被后来人认定“遗恨满乾坤”的对联。当泪流满面的唐筼对着经风历雨数十年一路走过的老陈寅恪低声啜泣，叹前世今生，思身前身后的时候，一样是满腹清怨的陈寅恪，顿觉原来跟唐筼结婚都四十年了，回首四十年来的点点滴滴，想想目下的凄楚，真让人肝肠寸断、苦不堪言；再看看我自己，也撑不了多少日子了，早年的时候，我身体不好有什么运动也找我不着，而今不行了，藏也藏不了，要是你真的先走了，也不用害怕，不多久我也就跟来了，九泉路上总还是两人相伴，我们死了也不分开。
秋天的时候，流求因唐筼生病回来探家。据流求后来的追记：“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因母亲病重，由周伯母（即黄萱）与护士小朱（自出资所雇）商量，电报通知我即搭班机返穗。那时家中仍住东南区一号楼上。对面办公楼已被造反派占领，终日高音喇叭噪音震耳。校园中很多大字报。因两派武斗激烈，暂时顾不上‘反动学术权威’。我在家住半月余，母亲告诉我去年年底来抄家，取走贵重东西。抄家难计次数。……当时父亲关心在川旧友‘文革’中遭遇，屡屡问我川大等高等学校大字报情况。”在自己深陷泥潭的情况下，陈寅恪依然在惦念着曾经的朋友们。或许他心里清楚，自己被“冲击”成这样，估计自己的老友们也过得够呛吧。当然旧友也没有忘记寅恪，据吴宓的女儿回忆，“‘文革’期间，父亲每次想方设法带回的口信或家书，都不忘打听寅恪伯父和晓莹伯母的下落。”
半个月以后流求返回四川，有感于现实之残酷的陈寅恪对大女儿说“这次算是生离死别了！”不幸的是，又一次给他说中了，此后直到其去世，父女再也没能见上。
年底，革命群众又想起了“反动学术权威”，又一次要陈寅恪交待本人家世和本人生平经历，而且有一次红卫兵还要抬陈寅恪去大礼堂批斗，唐筼不让，被推倒在地。最后，刘节站了出来，代自己的老师去挨批斗。会上，革命群众问这位陈寅恪的老学生替老师挨斗有何感想，坚卓果毅的刘节掷地有声地回答说：“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凛然正气，充盈天地。群众一时倒没了注意，对此没什么办法。具体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倒宁愿相信当时人们中大多数也还未完全的良知泯灭，自孔门私学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传继的尊师传统容或在“文革”时期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理上的残余。或者吧。
1968年对于陈寅恪来说无疑是更为凄苦的一年。一些陈年古物，特别是早年的诗歌（革命群众念首诗那还是可以念到点味的）被从尘土中刨劂出来作为重大革命问题要陈寅恪进行解释和交待。4月份的时候，便是如此，是否春色满园早已不是寅恪关心的重点，因为革命群众要他解释1946年写的《丁亥春清华园作》这首诗。革命者又在挖空心思地找他的麻烦了。这种事情到了8月份甚至变成了有计划的陷害，据陈寅恪的侄子封怀回忆，“记得有次中大派了两名所谓‘专案’人员到我家，迫令张梦庄写揭发陈寅恪的材料。梦庄坚决不肯写，她说：‘陈寅恪先生是好人，他是爱国人士，从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我不能写！’两位专案人员用威胁口吻说：‘你敢保证他吗？’她回答说：‘敢！我敢以人格保他。’两个家伙（捞不到什么稻草，）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尽管专案人员没有捞到什么稻草，但从这种威胁性的陷害行径中，我们却清楚感受到了当年陈寅恪处境的险恶。
生活情况也大大的恶化了，因为运动中陈寅恪被列为特号对象，工资存款都被冻结，经济上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身体状况更是恶化得无以复加。老两口谁也不愿看着对方等死，陈寅恪第一次以恳求的语气写下了一张申请：
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处方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时两女儿全家都去干校）死了也无人知道。
无须过多的分析，申请书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足的信息：死亡似乎已经越走越近。
比较而言，“文革”岁月里，黄萱仍是陈寅恪家最可信赖的友人之一。虽然每次去陈寅恪家都得历史系领导同意，但黄萱还是不时地去看看陈寅恪夫妇，前此拍电报给流求一事于此便是很好的说明。在晚年的科研道路上，黄萱陪陈寅恪一路坚持了下来，帮助后者终于完成了生平最后一部大著《柳如是别传》。寅恪对黄萱也是充满了信任甚至是信赖。然而，当这一年的有一天，陈寅恪提出要黄萱在其死后写一篇谈其研究方法的文章时，老实的黄萱却犹疑了，她觉得自己水平不够，确是不能胜任如此的任务。或许这确实是实情，但在陈寅恪却只能是无限失落和凄凉了。据黄萱的回忆：“寅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十六年亲承教诲的我，居然如此伤他老人家的心。”我们当然不知道当时黄萱的回答里有否害怕受到牵连的考虑，但有一点很明确，当垂老的陈寅恪以身后之事托于有缘而自觉甚可信赖的黄萱却被婉拒的时候，那份悲凉与寂寞，大约是撒哈拉的焦阳与新谷莺的段子都难于暖化和排解的。
伤心总是难免的。
1969年春节后，老两口在垂暮之年被有关部门勒令搬家到西南区五十号。陈寅恪腿有残疾，上面的人不会不知道，当年腿受伤连陶铸都惊动了，而且批斗了好几年，对象的情况自然也应该已是非常地清楚。然而，谁会在乎你是否残疾呢，陈寅恪这么多年没死已经算不错了。就在一年多以前，1967年冬天的时候，老学生季羡林已经因为受不了残酷的审讯而想到自杀了：
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的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些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现在我的方式既已选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虑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了。
从3月份开始，唐筼被家庭妇联叫去学习，到7月才结束，期间陈寅恪的生活常常没人照顾。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其实去年五六月间已经发现有心力衰竭的现象了。
然而，无聊的审讯仍在继续。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记录，这一年5月5日下午6点三刻的时候，陈寅恪又一次被迫作“口头交代”，一直到他不能讲话了才肯罢休。期间有“如在死囚牢”之类的话。
“死囚”之言，清晰地表现了陈寅恪的绝望心境！事实确实如此，一个动都不能动的病残老人了，还天天地被提过来审过去，没有坐地等死的死囚念想那才奇怪呢？更可悲的一点在于，对这样呼天式的悲鸣，压根就不会有革命干将为此感到内疚抑或起码的哀伤。
中秋节又到了。可我们的陈寅恪再也没有心情玩诗吟赋谈饼抒情了。八年前的中秋，老友吴宓刚刚来访，高兴的心情，中秋的时候还在延续，“娇寒倦暖似残春，节物茫然过岭人。数夕蟾蜍园缺异，一枝乌鹊雨风频。小冠哪见山河影，大患仍留老病身。差喜今朝同说饼，卷帘清雾接香尘”（《辛丑中秋作》），之后不久就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更是给陈寅恪的生命带来了丰足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可是，八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的政策跳跃了太多太多，当年受人礼遇的知识分子而今成了人人得而批之的臭老九，天上地下，霄壤有别，相去何其远也！
四年以前，奇女子冼玉清因为癌症不治在大约相同的时候开始向友朋们道别。四年以后，换成了她生前的好友陈寅恪。中秋以后整十天，农历八月二十六日（阳历10月7日）清晨五时半，新的一天就要向我们走来的一刻，一代大师陈寅恪逝世于刚刚搬进去不久的西南区五十号寓所。对于这位曾经通过自己的学术为现代中国增添了无限春色的史学巨匠，运动岁月里的中国历史就像哆嗦灰尘似的将他轻轻抖落，生前没有一丝挽留的意思，死后也没有几个人为他感到哀酸和惋惜。
呜呼，伤哉！
四十余天以后的农历十月十二日（阳历11月21日）晚八时半，多症并发的才女唐筼也随夫而去。与他们同道的还有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世界范围来看，同在这一年逝世的至少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者特奥多尔·阿多尔诺（1903年生），以及在当代颇有名气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卡尔·雅斯贝斯（1883年生）两位先生。
前文在不少地方都提到，但陈寅恪说到底是位爱国知识分子。“他对于抗美援朝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大胆而且得策的进军。对于毛主席的词，他大加赞扬，认为很有气魄，且都按词律填写。”“陈先生是一位高度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实事求是。他很关心国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国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的愿望是很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