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身世之沉浮与社会大环境总是密切相关，在陈寅恪尤其如此。我们还是将视角放大一点，先来看看40年代末的中国情势吧。
1948年，小陈寅恪三岁的毛泽东在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的十月革命纪念文字里，饱含深情地宣称：“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写作此文的一个月前的连续两天之内他相继发电对辽沈和淮海战役的战术部属战斗任务作出最高指示：……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修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对平津战役的部属整整在淮海部属的两个月以后，又一封电文发往前线指挥机关：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那是一段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众所周知的“三大战役”将彻底改变百余年来你争我夺群雄逐鹿的炎黄故土在当下的实力对比。抗战胜利以后一度坚甲铁兵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是今非昔比，而经过了八年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军队却因自身政策的有力、纪律的严明以及指挥人员的优异，而在战火的考验中不断强健不断壮大了起来。正在发生着和即将到来的战斗，特别是三大战役，仍在并将继续加速这种变化的趋势。史料显示，仅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进行的辽沈战役就歼敌47万余人，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稍后进行的淮海战役更达55万之巨！三大战役使蒋介石政权由此被极大的削弱，并事实上“战”定了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对中国文化颇有体认的蒋还是很懂未雨绸缪的忧患之道的。转运黄金储备、文物宝藏等去台湾的活动即是明证。金银瑰宝之外，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在抢运之列。
就在毛泽东电告前线自己对平津战役设想的三天（12月14日）以后，也就是新保安围歼的整整一周前，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架专机冒险在北平城外的南苑机场徐徐降落。这时的北平已是岌岌可危。整整两个月前的10月14日锦州开战，31小时之内，守城部队悉数被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傑、第六兵团司令卢冫睿泉以下10万人被俘。其后不久，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指挥下，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很快取长春、下沈阳、夺营口，迅速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解放。而且就在本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师入关，完成了与华北兵团的汇合。显然，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解放平津。北平危险了！教育部的专机正是因为华北形势的危急而匆匆北上来接人的。
能够让南京政府上层这样花力气的人并不很多。那么南京方面挂念的人是谁呢？傅作义？显然不是，仗还没开打就接走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就算只是想想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很明显，既然是教育部的专机，那么要接的当然是教育界的“宝物”。尽管当时的北平尚有不少学教界的名流，但专机的待遇显然不是人人都能够荣享之的。几小时以后的南京机场为证：乘该机南徙的学人其实就只有两个。一个是身居政学之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如所周知，胡君留学美国，以一篇创辟新说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暴得大名，后挟实验主义思想归国高擎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整理故国学问的大旗，更由于得到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襄助而迅速成长为新派学人的领袖，一时之间重誉迭来，声名鹊起，稍后更出任过驻美大使等不少官职，因之处身政学之间，颇为蒋氏政权所重。另一个人，就是陈寅恪。同胡适不同，陈寅恪一向推重学术之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更有甚者，当年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曾托人以重金请生活正艰辛的陈寅恪写太宗传，而为其所拒。然而，事虽如此，南京政府还是没忘了在13日给胡适的电话中让胡适邀陈寅恪同飞江苏。自然，这确是出于对人才的爱惜。
其实，前不久南京政府就曾派与陈寅恪相识的青年部长陈雪屏专机飞北平接后者南下，不过陈寅恪没有答应罢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曾经执教西南联大的陈雪屏现在早已不是当年的青衿士子，对学术与政治关系极其敏感的陈寅恪懒得与官僚同行。胡适自然要好出许多。
正如作为学生的季羡林先生所说：“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考诸当时的史料，我们发现确是如此，对于时事的流转变迁，寅恪有着深切和细密的感受。这一年春天的诗作三首以及南下前两个月写给杨树达的信便是显证。
三首诗，一首作于除夕佳节时，一首作于焰火分飞日，一首作于手植海棠期。前者名《丁亥除夕作》，曰：
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
至德收京回纥马，宣和浮海女真盟。
兴亡总入连宵梦，衰废难胜饥岁觥。
五十八年流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
中者名《戊子元夕放燄火呼邻舍儿童数十人聚观用东坡韵作诗纪之》：
火树银花映碧天，可怜只博片时妍。
群儿正睹长安社，举国如乘下濑船。
坡老诗篇怀旧俗，杜陵鼙鼓厌衰年。
新春不在人间世，梦觅残梅作上元。
后者叫《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亦作《戊子三月二十五日清华寓园海棠下作》）：
北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
训猛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
江城地瘴怜孤艳，海国妆新效浅颦。
胜取题诗纪今日，繁枝虽好近残春。
南下前两个月零十天，陈寅恪曾致信杨树达寄去其为《论语疏证》所作序文，中云：
遇夫先生道鉴：
大作序勉强草成，聊以塞责，若以为尚可用，则请将文中文理不通、字句错误之处痛加删改，感幸感幸，时事如此，不欲多言。专复，敬请
著安
弟寅恪敬启（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
在陈寅恪友朋当中，杨树达是颇为重要的一位老友，两人第一次通信是在1934年左右，1940年的8月2日陈寅恪在复信树达时有“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的称誉。1948年上引信后，两人仍有几封书信往还，从中颇能见出晚年寅恪历史命运的升降浮沉。此处不论。就诗札资料来看，“杀人盈野复盈城，谁挽天河洗甲兵。”除夕哀叹，以及“时事如此，不欲多言”的落寞收笔，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了作者身处世间留心世事的真确心迹，而另外两首诗中“下濑船”之语以及“怆”、“残”二字显然也不是随手乱置可存可换的无关文字，在放烟花、树海棠这类高兴的日子里，如此的用字，显然是一时心境的自然流露。
我们还是把视角转移到国内政局和战场来具体看看陈寅恪10月份给杨树达回信以前的烽火旧事，以便为理解其心灵变化的外部环境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性说明。
1948年1月1日，由国民党各民主派别联合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要推翻“卖国独裁政权”。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并发表宣言，主张采取革命方法，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的成立和民盟恢复活动表示欢迎，并指出：这“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国内政坛悄悄发生着新的变化：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使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论述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问题和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这以后，还发出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等一系列指示，共产党在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以期尽力团结城乡中的绝大多数人口。2月29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歼敌5个旅，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4月21日，收复被敌人侵占了1年又1个月3天的延安；3月14日，陈谢部队和陈粟大军一部攻克秦晋豫要冲洛阳，歼敌1.9万余人，为再求歼敌有生力量，18日又主动撤出，4月5日再克洛阳，这场战役的胜利，使中原三军会合，共同歼敌；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进以来，转战江淮河汉，形成“品”字形的态势，进而完成面的占领，建立了强大的中原解放区，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随之与中央合并；4月27日，山东兵团攻克“鲁中堡垒”潍县（今潍坊市），山东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并有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参加。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采纳了粟裕等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会议还研究和决定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的号召；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学学生1.5万人在交通大学集会，发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从上海、北平的学生大示威开始，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也举行了罢课和游行，一些教授、文化人、社会名流、工商业者以至属于国民党的有些机构和人物也加入了斗争行列；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同时，还决定加强中原局势，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及陈谢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5月17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72天的争夺，在这一天攻克晋南重镇临汾，晋冀鲁豫与晋绥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敌人孤立据点临汾的解放，使我军围城兵力变成了战略机动兵力，并组成了华北军区第一兵团；6月1日至7月21日，这个兵团及地方武装进行了晋中战役，以少胜多，连续歼敌10万余人，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晋中地区；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这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一度攻克河南省会开封，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军）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计9.3万余人。全国军事形势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9月14日至10月31日，为配合东北大战，钳制傅作义集团，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进行察绥战役，歼敌2.1万余人；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进行济南战役，以参战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1个军2万人），南京与天津间的最大城市、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10月5日至12月4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并晋绥军区一部从南面突破太原外围防御，接着又对外围要点发起进攻，占领城南和东山各要点，紧缩了对城垣的包围，共歼敌5万余人；随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之敌暂缓攻城。战争虽未及北平，但曾经是天子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大约已经可以闻见枪声了，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无论你正视与否，一个基本的事实铁一样地摆在了人们眼前：北平就要成为一座孤城，而战争似乎也已不可避免。没有人喜欢打仗，陈寅恪也一样。他对兵荒马乱的日子烦得要命，兼之他身体素来赢弱，医生建议他“宜住南方暖和之地”，所以在他，其实早就有了南下的想法。1948年夏，医生提出建议后不久陈寅恪就和岭大的陈序经校长联系了赴粤疗养之事。对于竭力揽才以提高学校师资力量的陈来说这自然是莫大的好事，他爽快地答应了陈寅恪的要求并聘其为岭大教授。不过对北方还颇觉依恋的陈寅恪并没有马上成行。
然而大战就要来临，这对身体素来赢弱，饮食和生活又比较挑剔的陈寅恪来说不算个好消息。他决定离开。
邓广铭应胡适要求传信给他的当天中午，陈寅恪本说午睡过后再雇车去胡宅的，可邓广铭刚回胡适处复命不久他就掣妇将雏地赶了过来，显然是想早日离开这座风雨飘摇的古城。紧接着，胡陈两家就坐上了北大的汽车向宣武门驶去，准备出城。可在这样一个风声鹤唳、大战当前的时期，想出城，就算是北大校长胡适之，也已没那么容易。不得已，胡陈一行只好重返东厂胡同。白天不行，晚上以后胡适又一次联系傅作义，终于跟后者商定15日去换乘司令部汽车。当晚陈寅恪曾与邓广铭言：“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联系陈寅恪此后包括此前的生活来看，这确非托词，当为实语。
就这样，第二天胡适和陈寅恪他们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前乘上傅作义提供的专车，而后又经后者专门下令给守城卫队，才最终得以出城赶赴机场坐上相候一天的专机匆匆南下。就这样急急忙忙地离开自己工作和生活了好几年的城市，任谁的心里都会多少有些感慨甚或是悲哀，陈寅恪也不例外，离开中南海去机场的路上，种种滋味萦绕心头的他默成小诗一首志其心思。诗名《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曰：
临老三回北平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及此次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凌乱和复杂的心绪昭然可见。而且事实上，正如诗中所说，这一去真的竟成了永诀。所谓一语成谶。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记载着他灿烂学术人生的京华故地。
16日，胡陈一行抵达南京。之后不久他再次联系陈序经询以赴粤之事，后者的回答依旧相当肯定，这让寅恪感到颇为满意。
整整一个月后，陈寅恪携全家乘招商局“秋瑾号”客轮离开上海南下广州。三天后抵达，陈序经派一位与陈寅恪夫妇熟识的得力秘书在广州鱼珠码头专候他们的到来。用陆键东的话来说：“陈寅恪的到来，也使陈序经‘一手抓教授’的计划达到了高潮。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重要的一点在于又何止陈序经一人懂得陈寅恪的价值，行将溃退的国民党政府更是如此。终于把陈寅恪接出北京的他们从来没有就此收手的意思，他们总是盼望着甚至是祈望着陈寅恪能走得再远一些。照理说也是，既然陈寅恪能够长途奔袭从长城脚下至于南海之滨，再跨半步就到台湾了，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可能，甚至在许多已然浮海的学人来说大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战事急转直下，1949年6月，国民党广州战时内阁成立。28岁即任中央大学教授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长职。当时的情形已经很清楚，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民国”政府很快就会败出大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新任的教育部长对此自然不会没数。他在不遗余力地派人做工作，动员学者们离开大陆，毕竟教师力量的丰厚和壮大是他以后有声有色展开工作的基本条件，没米下锅的日子任你怎么能耐也熬不出多少粥花，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身处广州的陈寅恪自然是重点中的重点。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杭立武的多次尝试均碰了钉子。据说9月的一天，杭携当时的财政部长一起去找陈序经，请他协助劝说陈寅恪，说是只要陈寅恪能答应去香港就马上给十万港币和一套新房。陈序经没好气地回答说：“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们住。”作为大学校长的他当然不会同意陈寅恪赴港。自然，陈寅恪本人也没走的意思。据说同年已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也曾多次电催陈寅恪赴台，也是了无所获。交待材料有云：“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陈寅恪素来不说假话，而且又是交待材料，所以说引文内容应该是肺腑之言。
据学生的回忆，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坝居住时，牛津大学曾有一位高级讲师（reader）来访，重申牛津过去的邀请，陈师谢绝了。他走后，陈师对石泉说：‘狐死正首丘，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这句话后来陈师在不同场合对石泉说过好几次”。陈家自一代豪杰陈宝箴到晚清公子陈散原再到不世英才陈寅恪，虽都曾逢种种变故而至命运多舛，但衷心爱国的家风一脉绵延，代代相传，从未或坠。后来的助手黄萱说：“陈先生是一位高度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实事求是。他很关心国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国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因此我认为他的去留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下来的。他留下来，反映了对旧中国的失望和对新中国的期望。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决定不离开大陆说过后悔的话。”
黄萱在陈寅恪身边工作有一十四年之久，她的话应该相当的可信。是否对旧中国失望、对新中国有所期望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无疑非常地明确：对家国深沉凝重的爱恋是陈寅恪所以留居大陆的根本原因。这大约没有问题。
就这样，陈寅恪在一个距离北京非常遥远，但相去台北更加“遥远”的海滨城市留居了下来，在美丽的岭南大学生活和工作了起来：“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橘黄蕉斵岁新。食蛤哪知今日事，买花弥惜去年春。”
眷恋故国的陈寅恪最终没有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大陆。他的生命注定要在康南海的故地绽放新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