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疾加重
陈寅恪在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他的孩子那时虽然年龄尚幼，但已能理解父母内心的悲楚，能感知到那个时候全家都笼罩在忧郁的气氛之中。关于陈寅恪失明的记载，她们在回忆短文中分别有载。
陈寅恪自幼秉性好静，嗜阅读，常深思，不喜户外游戏。因为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入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好读书这一点成就了后来的陈寅恪。
先贤老子早就给人们讲过了福祸相倚伏的道理，《易经》也早就给我们提供过否极泰来的成语，爱读书这一点对于陈寅恪来说其实也有它不好的一面。这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约略提到。
陈寅恪读书极勤，早年读书用眼过度，长期伏案写作，加之岁月艰辛身体劳损，致使目力严重受损；由于好学和勤奋，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的近视。在国外的多年求学生涯中，他嗜读不倦，不图虚名，不拿学位看重知识，不为学历而读书，为知识而读书。用功颇勤，经常废寝忘食地扎于书堆之中，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其乐无穷，并且掌握了阅读十多种语言的能力，通晓十多种文字。年轻的陈寅恪将有限的青春全部寄托于迷人的知识殿堂里，加上国外求学，花费高，资金来源不充足，虽然一同在国外求学的朋友会互相帮助，但是异国他乡，求学的路程都是极其艰辛的。处在13岁时候，正值少年生长发育旺盛，也是眼球长轴发育趋向稳定之际，陈寅恪在这个年龄即东渡日本求学，他曾经谈到昔日伙食非常差，每日上学所带便当只有点咸萝卜佐餐，偶尔有块既生又腥的鱼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即便如此，陈寅恪在异乡仍苦读不辍，以致营养不良，引发“脚气病”，不得已返国。后来再度出国留学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可以多学点东西，他经常带着点面包作午饭，这样在图书馆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学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可一定程度上，身体营养长期跟不上，身体也在变得虚弱起来。他逃难离开北京的时候，右眼视网膜已经出现剥离的现象，若能够及时到达英国，眼疾当可以医治得到痊愈，不会导致失明。但是战乱生活困顿，没有及时赶到英国治疗，导致目疾进一步加重。
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近视，由是鼻梁上总离不开眼镜，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清华园里，无论是夹着布包袱上课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离不开它。陈寅恪的眼睛近视缘由是否有遗传因素，很难考察出来。因为散原老人80高龄后仍能阅读，陈寅恪的母亲也没有视力不佳之闻。最重要的原因应和环境因素、陈寅恪孩童时就开始长期近距离用眼，加上光照严重不足等有密切关系。
回到国内，陈寅恪任职清华国学院，这对于陈寅恪而言是一个研究学问的黄金时期，在“教书匠”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教导着求知若渴的学子们。在授课之余，利用点滴时间，夜以继日地从事着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在这稳定安静的十年里，也是陈寅恪著述最丰盛的十年，这么多著作的出世，自然包含了陈寅恪的全部心血，是在油灯下、铅字中遨游数年的硕果，著作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包含辛酸的汗水，长期的超负荷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无影无形中加重了陈寅恪本已高度近视的眼睛的疲劳，直至演变成让人遗憾和辛酸的难以治愈的病痛。
时局多难，万事无常，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旷世灾难拉开序幕。那个时候陈寅恪刚满47岁。不久日军攻占了北平，陈寅恪父亲散原老人怀着对祖国深深的感情，憎恨日寇，感慨国运，忧虑国难，生病后毅然拒绝服药，甚至以拒食相抵抗，最终于9月14日在愤懑中带着无尽的遗憾与当时那个纷乱动荡的社会长辞，享年85岁，此为陈家最重大的变故。经历了父亲临终前后的这段日子，对陈寅恪的影响和打击是巨大的，为父亲拒食抗日不幸辞世的伤痛和震撼、为时局如此不堪的忧虑和苦闷、为日寇入侵带来苦难的憎恨和愤怒，如此种种，错综交织，如针刺一般，根根深深再度刺痛早已身心俱伤的寅恪的心。经历了如此大的家庭、国家的变故，还有身边的妻子孩子需要自己的照顾，身上的责任感一时间也变得沉重起来，在这些苦痛与压力的双重打击中，陈寅恪的身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远比学术研究的困难和坎坷严重和残酷得多。加上以往眼睛的过度劳累，这个时候陈寅恪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渐渐的右眼失去了视力。
那时陈寅恪的兄弟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丧来不及赶回，陈寅恪是当时家中唯一的儿子，先行主持丧事。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极劳累，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以后方知，此类姿势对高度近视者极不相宜，可能诱发视网膜脱离。可能正是这诸多因素促使陈寅恪在父亲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决定是否施行手术，对陈寅恪夫妇是一次严峻的选择。陈寅恪一度住进同仁医院眼科病房，他不仅向医生询问有关病情，手术前后事宜及成功或失败的预测等，还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询。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想到绝不能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
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经受住打击，以在沦陷区教书、任职为耻，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悄然离开京城。虽然当时他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仍携全家辗转南渡逃难。当年，陈美延刚出生，陈流求八岁。陈寅恪夫妇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很慎重和认真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因为当时的陈寅恪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极需要这样一个及时的手术的。但是最后，他们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陈寅恪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散原老人的身后事，在父亲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陈寅恪考虑当时局势隐瞒了教授身份，于1937年11月3日，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历经逃难的各种艰辛，才到达湖南长沙，不久因战局关系，学校迁往云南。他们不顾路途的劳累，再度南下。到达香港的时候，唐筼身体抱病不能跟进南下，暂时留在香港。陈寅恪只好独自到西南联大任教。在此期间他时常患病，视力模糊，阅读、书写吃力。战火纷飞的时局，北京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在长途跋涉中，随身携带的珍藏的书籍又时有丢失，一些著述及未成之稿亦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了日后很多著述难能完成，很多研究的心血付诸东流。陈寅恪可谓痛心疾首，目疾遂逐渐加剧。蒋天枢先生在记述的按语中写道：“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先生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凡此种种的不幸，陈寅恪的情绪极度低落。据当年同在昆明的俞启忠表兄相告，逢空袭警报来临，他常陪同陈寅恪去躲避轰炸，以防陈寅恪因视力缺陷发生意外，可见当时陈寅恪的视力下降得厉害。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辗转逃难、敌机轰炸、贫病交加，几近失明的陈先生授课不掇，著述不掇。备课从不懈怠，所授课业让许多后辈受益多年。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经是1937年末。初到香港，陈家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赴西南联合大学上课，但是唐筼原患心脏病，旅途劳顿，体力不能支持，陈美延也得病，不能再走，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路上书籍的丢失，无疑增加了现在校读工作的繁杂和难度。陈寅恪校《新唐书》时，已远不如校《旧唐书》时的悠闲。流离西南，生活极不安定，现在他的眼睛视力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传世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元白诗笺证稿》的大部分文字是这一时间完成的。
战争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导致万千人民流离失所，陈寅恪这个时期，接应牛津之聘的愿望也一再因为战争因素受阻隔，最终抱憾放弃。逃离沦陷区香港后，曾经逃难到桂林，暂时任教广西大学。之后由于时局紧张，又开始了漫长的辗转历程，陈家几经逃难，陈寅恪的体质愈加衰弱，唐筼及幼女时有病痛，终于在1943年底到达四川成都，执教于燕京大学。先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正值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寅恪的视力在那个时候已经日渐减退，那时他的手写字迹已较前明显增大，记得一次期末评卷后，陈寅恪因视力不济，已无法按校方要求将考分登录在细小的表格内，无奈之下只有叫陈流求协助完成这项费眼力的工作。
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教书，一直到抗战胜利，在抗战胜利的前两三年间，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生活极为困难。执教燕京大学的时候，陈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楼下，陈家住楼上。所谓“宿舍”，不过是用篱笆隔成的极狭的小屋，陈寅恪一家５口挤住３间小屋，颇为简陋。那时物质条件很差，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还要躲警报，生活如此艰难，陈寅恪用唯一还有视力的左眼，仍然不断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和著述。1944年秋，陈家迁入成都华西坝广益路宿舍。相比抗战以来的颠沛流离，陈寅恪在华西坝的生活，虽说仍不免清贫之困，却总体上说是平稳安宁，也是做学问难得的平静时光。除上课讲学，偶尔应酬交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舍中读书著述。尽管眼疾病痛困扰，陈寅恪在成都，共写就12篇论文，其中有9篇后来收入晚期名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当时的华西坝，真算得上大师云集，盛况空前，顾颉刚、钱穆，萧公权，李方桂，许寿裳，吕叔湘……每个人都是其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然而，陈寅恪却如众星捧月，成为其间翘楚。1944年5月6日，华西坝上的华西、燕京、齐鲁、金陵4所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５校中文系举行联谊大会，众学者公推陈寅恪为大会主席。陈寅恪众望所归地登台讲话，除阐明此会意义外，着重对５校中文系今后应着力方向做了详细阐述。遗憾的是陈寅恪这篇精彩深刻可列为珍贵文献的讲话，因其时未有详细纪录而流失。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因名气太大，学问精深，其授课时，台下听课者除学生外，竟时有林山腴先生，著名学者程千帆、沈祖棻（被朱自清誉为“现代李清照”）夫妇，以及诸多慕名而来的文化艺术人士。可见当时陈寅恪声名及影响之大。
然而，好景不长，也可谓乐极生悲，随着眼疾恶化，“天才学者”陈寅恪最终在成都华西坝失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后期的成都，以及风光秀丽，人才荟萃的华西坝，就成了留在一代宗师陈寅恪眼中“最后的清晰世界”。也由此，成都及其华西坝，在陈寅恪脑际中，印象深刻难忘。以至1964年2月，已目盲近20年，偏居岭南“康乐园”的陈寅恪，忆起成都，还吟诗一首，曰：“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岭南今朝头早白，疏枝冷蕊更关情。”表达了对当年成都岁月深深的怀念。
1944年11月中旬陈寅恪的左眼已经恶化，但未休息仍继续授课，石泉（刘适）、李涵（缪希相）先生在《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文中提到，陈寅恪在课堂上对大家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后，惟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1944年11月23日陈寅恪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济、傅斯年二先生，谈到：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0日记有与父亲同在燕京校楼晤面事，过两天后12月12日记：宓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不能赴宴。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早晨，陈寅恪突然感到左眼失去光明，忙叫陈流求去通知学生：他当天不能上课。并即刻到存仁医院诊视。12月14日，因左眼视网膜脱离，住入该院治疗。入院后由陈耀真教授主持，于12月18日进行手术。唐筼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说：寅恪经手术后，今日为第九天，内部网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须平睡，不许稍动，极苦，而胃口大伤……
唐筼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此情此谊，感人至深。陈流求、小彭正念初中，每日午后由家里送汤水到医院，但陈寅恪进食很少，体质更加下降，对伤口愈合殊为不利。术后一月，医生告知第一次手术未成功，准备再施二次手术。陈寅恪夫妇甚为踌躇，唐筼曾向亲友征询意见，最后陈寅恪自己定夺暂不再进行手术。因感到第一次开刀不但未粘上，并弄出新毛病；若二次再开刀，医言又无把握，他们决定先静养一月看看有没有进步，如果将来忽然又变坏，然后再开刀进行手术。基于病变性质，当年的医疗技术设备条件及身体基础状况等原因，陈寅恪在旧历除夕前出院，以后陈家与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家仍互有往来。
陈寅恪虽然归来与家人共度旧历乙酉元旦，而面对如此打击，家人情绪极为低沉，陈寅恪心境也着实悲凉。不久刘适兼任助教，每日来家协助陈寅恪工作。1945陈寅恪于是年生日作诗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陈寅恪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唐筼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成都至昆明一程，原定吴宓陪同，因病改请刘适护送，9月14日陈寅恪离家远行。寅恪有诗记此行：
乙酉秋赴英疗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途中作
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
还家魂梦穿云断，去国衣装入海轻。
异域岂能医异疾，前游真已隔前生。
三洲四日匆匆过，多少伤今念昔情。
陈寅恪抵达伦敦后，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经英医诊治开刀，因耽搁太久，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从代笔的家书中简述了自己的感受，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总的比出国时好，医生告勿须再施手术。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希望，请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所写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老友胡适先生，经托人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亦无良策。胡适在1946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陈寅恪在英期间，乃以一盲者，于牛津大学讲演东方汉学，彼时全欧汉学家如云而集，然除却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数人外，皆难明晓。因眼睛没能复明，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牛津大学的聘约。
陈寅恪于1946年春结伴买棹归来，途经纽约，数位旧友特登船看望，他对赵元任夫人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可知陈寅恪当时的视力情况。轮抵上海，由新午登舟接到南京暂住，于10月返回北平清华大学为教授。此时陈寅恪虽然双目失明，仍期望在同事及友人协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开“隋唐史”、“元白诗证史”诸科。兼燕京大学导师，且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因时事日非，又目盲不见，遂名书斋为“不见为净之室”。清华校方出于对陈寅恪的关心与照顾，曾建议他停止讲课，在家专心从事治学研究，但被陈坚决拒绝。在助手协助下，陈寅恪每周坚持为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程，成为全国高校教坛著名的盲人教授。
纵观陈寅恪眼睛的悲剧，与半个多世纪前外敌入侵我国紧密相关，陈寅恪及祖辈素来视国家兴亡、民族气节为至上，为此而颠沛流离、生计困窘、营养匮乏，这些均促使悲剧过早发生。然而陈寅恪并未因双目失明而停止教书及研究工作。在助手帮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笔，迄至晚年骨折卧床依然顽强坚持著述创作。这种精神感人至深。
患难情深
陈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筼（字晓莹）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唐筼对陈寅恪的照顾无微不至，对陈寅恪的学生也很关心，慈霭可亲，学生们也都愿意接近她。
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恪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
也许不好说陈寅恪和唐筼的结合是自由恋爱，但也决非父母包办。笼统地讲，陈先生的婚姻就是我们常常为之感动的某种传统：先结婚，再相爱，然后相濡以沫，风雨同舟。陈寅恪先生绝对是学品和人品相一致的人。对于婚姻和家庭，陈先生更看重的是责任，这个责任也包含着，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家族对这个国家的深厚感情。无论是陈先生的婚姻，还是他的学术，都值得后人好好尊敬。唐筼，这位饱读诗书的名门闺秀，对丈夫的学术思路，自然了如指掌，且不说她的毛笔字连公公大诗人陈散原老人也爱不释手，就算是诗歌的唱和，典籍的检点，她也是陈寅恪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陈的许多诗篇都是她一笔一划地笔录下来的，因此，不轻易许人的丈夫，也有“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之句相赠。以“可封侯”来表其功，可见唐在陈心中地位之高。而唐筼既为自己能拥有这样的丈夫而感到自豪，也为自己能助其一臂之力而感到欣慰，所以她也有“斋中脂墨助高才”的“自许”。当然，奉献的背后是巨大的牺牲，为了成就丈夫的学术成就，或保持其心态的平稳，唐筼以多疾之躯，默默地承受着无数的压力，而她都默然承之，且静若秋水。
对于爱情，陈寅恪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把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发现。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忠贞不渝，矢志不变。例如贾宝玉与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贞女等。第三个层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而第四个层次，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也最为推崇给常人的，即终身为夫妇而终身无外遇者，但这种状况下是否夫妇一直有着真正的爱情呢？最后，还有一个层次，不过这其实已经不是爱情，只是贪图欲望的满足而已，已不足论也不必论。有鉴于此，陈寅恪对如何选择婚姻爱情有自己的立场，他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事业，而一心只求得一美丽妻子，是很愚蠢的。而当时在美国的许多留学生就是如此，令人遗憾。
虽然前面简单提到过，但出于叙述的需要，我们还是再来品读一下陈寅恪的婚姻吧。
1927年的秋天对陈寅恪而言过得非常不平静，这一年陈寅恪已经37岁，但仍旧孑然一身。他曾经对吴宓说过：“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缪。”而他的择偶标准则是“对于女子，喜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秋天已经很深很浓了，陈寅恪的清华同事郝更生与高仰乔恋爱，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听说高小姐尚有一义姐待字闺中，非常热情，努力促成陈寅恪与其见面。陈寅恪晚年回忆，说道：“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陈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后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这位女教师就是清朝台湾抗日巡抚唐景崧的嫡亲孙女唐筼，字晓莹。自此，二人时常往来，情愫日增，几番风雨，两只“旧时王谢堂前燕”于1928年8月在清华燕园开始了携手人生的序曲。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正是这“燕都初见日”唐筼“恰排小酌待君来”，使这对患难夫妻的生活序曲充满浪漫情调。这姻缘，似乎冥冥中早就注定了的。陈寅恪的自述云：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返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乃请稍缓。1927年消逝得略带慌乱，在他个人的人生历程里是名扬国学研究院的开始，也是感情的开始。就陈寅恪编年而言，是他十一年清华讲学流金岁月的第二年，那一年他永远不会料到自己晚年竟然膑足盲目，更不能想到逝世前会为唐筼提前吟出这样一副催人泪下的联语：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是后话。
自1928年与陈寅恪结婚以来，唐筼便在家中默默地操持家务，让丈夫专心搭架巍峨的学术大厦。1929年，生产诱发了唐筼的心脏病，让她差点死去，浪漫的生活从此笼上了阴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家逃离北平，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在逃难的路上，她一边安慰着刚刚失去父亲的陈寅恪，一边照顾着年龄尚小的三个女儿，努力地做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尝尽了苦痛，历尽了万难之后，到达了长沙，但是由于战事，清华临时校址又准备南迁到云南，无奈，唐筼和陈寅恪只有带着全家拖着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再度南下。几经周转，到了唐筼的原籍桂林，这里自然有她的很多亲戚和好友，但是，战事紧迫，她也只是和自己的亲戚朋友，短短地相聚了几天，又匆匆地话别，怀着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她与陈寅恪接着南下。阔别多年、见到亲朋好友的喜悦和兴奋在那样的岁月里瞬间被战争的慌乱和逃难的艰辛打击得无影无踪。到达香港后已经是1937年年末了，他们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春节过后，由于路上的艰辛，急火攻心，唐筼的心脏病发，身体已经很虚弱，陈美延不过几个月大，经历这么多的波折，也在这个时候生病了，实在是无法继续赶路。而陈寅恪又必须赶到云南上课，将他们安顿好后，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在香港，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唐筼拖着病体，费尽心思地照顾着几个年小的孩子，生活过得无比艰辛，但是为了陈寅恪不分心，这一切她都一个人默默地扛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寅恪一个人南下蒙自时候，路上一批珍贵的书籍被盗。之前从北京离开时候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这些珍贵手稿和书籍遗失得太多，加上一路上经历的曲折和艰辛，陈寅恪刚到蒙自就感染了疟疾，精神几近崩溃。当唐筼得知这些后，心里非常地焦急。但是分隔两地，只能将无尽的思念和牵挂深深地埋在心里。还有能够做的便是不管多么艰辛也要好好地照顾好这个家，让陈寅恪在巨大的压力中不再为家中的事情操心。1940年的春节陈寅恪在昆明度过，大年除夕，昆明虽然“鱼龙灯火”，“仿佛承平”，但是当时“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物价飞涨，钱不值钱，虽然是佳节，他的心里却是伤感无限。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陈寅恪的不少诗词里，也都浓浓地渗透着与妻儿分居两地，逢佳节而难团聚的思亲念家的深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在那个时期陈寅恪的诗词里经常可见。战火连绵的黑色岁月，带给人的往往就是一些无尽的苦难和凄凉的心绪，但是这种彼此关爱的感情却为凄凉的现实点缀了些许的暖色，让人在悲苦中，仍然燃烧着心中的希望和理想之火。
1939年春夏间，陈寅恪回到香港省亲，同时也为等待机会应牛津之聘。陈寅恪因为昆明的高原气候，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时常闹病，心里也眷恋着与家人早日团聚，加上唐筼屡病需要照顾，陈寅恪希望通过携家赴英讲学，这样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汉学的新发展。于是他决定离开西南联大到英国讲学。亲朋好友对陈寅恪的决定都表示赞同，并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垂青表示高兴。唐筼也为有这样一个全家可以团聚的机会而兴奋，并积极准备与陈寅恪踏上赴英的新征程，开始一种理想的安静团聚的生活。但是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一时没有赴欧洲的轮船。再加上旅费不足等原因，没能去成英国。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只有再次告别妻儿，返回云南，继续执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战争局势更加紧张，赴英意愿一再难偿。为了解决全家在港的生计问题，使全家能暂时在香港居住，陈寅恪接受了香港大学的聘请，出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
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占香港，陈寅恪在家闲居约半年。这个时候，他应牛津之聘的计划完全被打消。对于这些不可料的因素，致使一家人的计划不断被打乱，但是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唐筼都在身边默默的支持和鼓励着陈寅恪。后来香港沦陷，日本人的重金和高官的劝诱，对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而言，这些只会让他怒发冲冠，“正气吞狂贼”。于是，陈寅恪意识到在这样的关头，唯有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早日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于是唐筼和陈寅恪告别了港居尽管艰难但也些许稳定的生活，再次踏上了逃难的历程。历尽万辛，在1942年6月末抵达桂林市，在桂林逗留一年多，并任教于广西大学。但是稳定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的8月，由于战火逼近湖南，他们一家不得已又登上逃难的历程。唐筼在路上，不堪波折，染上痢疾，走到贵阳时候，病情加重，找到药品，慢慢调理了一个月，病情才慢慢有了起色。同时陈寅恪也得病，费尽波折，终于在1943年12月底，抵达成都，不久任教于燕京大学。
这一路的艰辛，使得陈寅恪的目疾在逃难的路上，不断地加重，在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执教的时候，他的视力在不断下降，但是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教书育人的本分，在追求为学的路上，坚定地走着。1944年11月中旬陈寅恪的左眼已经恶化，入住存仁医院，陈寅恪住院期间，唐筼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此情此谊，感人至深，但痛心的是这次手术并未成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他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唐筼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然而温婉的唐筼还是力劝丈夫远去，并撰诗“扶病送行休叹息，倘能西域遇蓍婆”。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唐筼才稍微放心一些。9月14日寅恪离家远行。
这个时候的唐筼，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们相信在目送丈夫乘坐的飞机腾空而起时，唐筼的心，必在默默地祈祷他能遇上蓍婆那样的神医手到病除。不过，从句中的“叹息”中，我们也可探知其背后的辛酸，因为陈寅恪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的一首讲：“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乃翁”。抗战以来，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坎坷波折，一起携手走了过来，这份至真至纯的感情是令人感动的。
在我们惊叹于陈寅恪学问精深博大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对一直默默地守候在丈夫身边，无言且无私地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唐筼深怀敬意，因为，我们确实从她那凌波仙子般的绰约临风、温婉清丽之中感受到一种凡花难比的深沉而又别样的人格魅力。唐筼的一片苦心，陈寅恪是了然于胸的。有学者指出，在一首咏梅花和水仙的诗里，寅恪曾以花喻人，剪影出两人平实却恬适的生活：“岭南先返玉梅魂，盛赏今推蜡萼尊，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从这里可深切感知，若没有玉质冰姿、聪慧解语的水仙相伴，黄昏风雨中的梅花再坚强，也难堪寂寞，甚至无法支撑下去。幸好，紧握着妻子那本来娇柔而如今早已粗糙的双手，陈寅恪与她互相搀扶着、鼓励着，一拐一扭地走完了人生中最后也是最为坎坷的一段历程。
忠诚之心
陈寅恪为人为学约而言之盖有三端，史家学识，儒生思想，诗人气质。
抗战时期，陈寅恪一家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这一个阶段，他的目疾由轻加重，中间赴英治疗无效，终至失明。国事方面，强敌侵略轰炸，国无宁日，处此乱世陈寅恪自然感慨万端，烦冤苦楚都出之于吟咏，“只余未死一悲歌”（1939）了。除了抒发幽忧郁抑之情，时事在诗中的反映也颇多，人们颇为熟悉的“看花愁近最高楼”（1940），“九鼎铭词争颂德”（1942）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字字句句都浓缩进陈寅恪苦闷与无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对陈寅恪威逼利诱，他都严厉拒绝，“正气吞狂贼”。同时，他携带全家匆匆离开了香港，历尽艰辛，到达广西桂林，在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先生回到祖国，与国家共存亡，与人民共甘苦，“故邱归死不夷犹”。正首丘之义乃华夏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亦即民族气节的最高境界，斯时斯地进行正体现了陈寅恪的高尚民族气节。
作为一位教师，陈寅恪是极为认真的。他之所以能如此认真的教书、备课，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是因为他对祖国的热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携同妻女从香港回到大陆。“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放弃了外国的优越环境和重金聘任，他要回到正在灾难中的祖国，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在云南昆明，在广西桂林，在四川成都，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过着贫困、苦难的日子。孜孜不倦的教书育人，在昏暗的菜油灯下读书备课，以致熬坏了眼睛。内心对祖国的爱和对祖国文化的爱支撑着他走在艰难的人生路上，他的读史论史，他的教书育人，总是着重祖国一脉相承传下来的文化。这些都是基于他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并顶住压力，抛开阻力，迈着艰难的步伐，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多病与目盲是陈寅恪一生治学中巨大的障碍，但一定程度上，这又成了他不断向前的动力。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论著的基础，命运多舛，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目盲。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是在互相对抗着的。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1943年写的《癸末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1966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陈寅恪也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
陈寅恪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像他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目盲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一些一些诗句中。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肯定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故老空余后死悲”，“老去应逃后死羞”，“自信此生无几日”。目盲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不可避免的那一天的到来，于是，在他预先给夫人唐筼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指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更重要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剩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即所谓“天地一牢笼”。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
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而这也就决定了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并时常为这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他不像有些文人，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他只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头伏案于书斋中，只是在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并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之上。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对国家与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合为一体。因各人对此文化感受和发扬的程度有差别，所以遇到激刺而产生的反应，其表现的强度或情况，也是不同的。这在其所作《王静安挽词》的短序，已经有明确的启示，短序里对文化的解释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这虽然是对王静安先生所说的，然而这也可以说明那个剧变的时代是所有苦痛的由来。
陈寅恪对已经衰微数百年的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具有振兴之意志并指出振兴的途径。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他说到：
吾国今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本根未死”，本根明显是指宋学，以宋学为根底，在适宜及有利的条件下，建立新宋学，就会实现华夏民族学术文化的复振。对华夏民族的学术文化，寅恪有自己的深刻理解，继承并发展之，爱护并保护之。他是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复振的指导者和先驱者，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未来，寅恪坚信必将复振，并孜孜一生为其开辟复振之途径。
陈寅恪对于朋辈的学术造诣，向来是备加推重的。他尊杨遇夫先生为“汉圣”，杨先生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陈先生对他的鼓励。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见，他总不吝嘉奖，不少后辈的论著都有陈先生加以勉励的序文。周一良在清华中文系开设“佛典翻译文学”课时候，也是在系主任朱自清咨询陈寅恪这个课的时候，在陈寅恪表示赞成的情况下，最终得以开设的。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关心。
师友情
吴宓可以说是与陈寅恪相交最早、相知最深，他们的友谊让人感动和赞叹。在《吴宓文集》有记载：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寅恪，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192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吴宓因离婚问题，外界很不谅解，唯有陈寅恪尊重他个人的决定；人人都欣羡吴宓担任《学衡》、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拥有自己的地盘。陈寅恪却希望他屏除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相对地，吴宓也视陈为终身师友。
抗战爆发后，清华园内“恒闻炮声”，教职员工多疏散入城，陈寅恪和吴宓仍然留在清华。后来，清华大学校址临时南迁，他们又相继离开北平南下。再次聚首在云南蒙自，由于住的地方相隔不远，陈寅恪与吴宓经常在湖边散步，共论时局，忧叹国事。虽然那个季节的蒙自风景如画，但是在赏玩之间，思念的还是难归的故土。1939年春天，陈寅恪受到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之聘，准备于是年夏天离开联大赴英讲学。陈寅恪接受聘请，主要是因为晓莹屡病需要照顾，想通过携家赴英讲学，使家人得以共聚于一地。陈寅恪为此向梅贻琦校长写信，向清华请假一年，很快得到批准。旧历端阳，吴宓在昆明海棠春餐馆为陈寅恪饯行，并赠诗《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3月14日，陈寅恪临行在即，吴宓不胜依依，又赋诗《陈寅恪兄赴牛津讲学行有日矣》惜别。因为欧战，陈寅恪没有能够赴英，在港滞留到9月，重返昆明授课。国难、离恨、家愁，陈寅恪的失望与苦恼可以想见。回到昆明不久，陈寅恪写给吴宓的诗《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充分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复杂心绪。吴宓为安慰老朋友，时往陪伴，并帮助料理一些琐事。1940年陈寅恪仍在西南联大任职，授《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课。春天曾经生病，吴宓前往探望并帮助料理。陈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诗稿，吴宓都有收藏，这些都成为现在理解研究陈寅恪的重要材料。陈寅恪和吴宓经常“同散步翠湖”，叹国事，谈校事家事。陈寅恪经常惦念唐筼，因为当时唐筼卧病在床，为此，陈寅恪心神不安，吴宓总是尽量安慰。吴宓有烦心的事情，陈寅恪也及时劝说开导。那些年，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飞袭昆明上空投弹骚扰。联大师生员工和城内居民，不得不远赴郊外躲避。吴宓有这样的诗句形容当时的情景：“远看投弹雾烟飞”，“同遭横祸几人归”；“入夜盲鸡栖密架，凌晨队蚁涌空城。”陈寅恪与吴宓虽然不住在一处，但是有时候也一起“跑警报”。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次去香港等候赴英时机。因为时局关系，赴英意愿再次落空。于是在香港大学讲授。陈寅恪当时笺注了韦庄的《秦妇吟》，吴宓认真研究过老友为《秦妇吟》所作的笺注，认为独具新解，并写诗一首以表达对老友的思念之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离开港大，在香港闲居，生活十分艰困，但是仍然发愤读书研究。吴宓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非常担心陈寅恪情况，直到陈寅恪脱险归来，才放下心来，并互赠庆祝平安归来的诗。1943年2月，吴宓以半个月的时间重读了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散原精舍集》四册，写就《诗话》五页。1944年吴宓也来到燕京大学执教，与陈寅恪共事共学。他们非常高兴在燕京大学重逢，只是在谈到国事战局又难免忧虑郁悒。别后四年见面，吴宓感到陈寅恪显得苍老许多，心里不免有些难过。使他更为担心的是陈寅恪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当时程度的医疗水平又非常有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严重，从吴宓的日记中片言只字，可见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入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
吴宓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44年12月，陈寅恪的左眼看不到东西，入院治疗，吴宓得知后，几乎每天前往探视，有时候一天就去两次。这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可见两者感情的深厚。吴宓担心陈寅恪的情绪焦躁影响病体的恢复，便招呼燕京同学们仔细伴护，自己也经常去看望和宽慰，每次前往总是久陪坐谈。手术没有成功，对每个人的打击都很大。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中，最终陈寅恪以坚强的毅力面对现实，情绪稳定下来，吴宓对此感到高兴。陈寅恪出院回家，吴宓经常前去坐谈，谈中外近今政治外交，并为陈寅恪读报、录诗。这段时间，陈寅恪作诗较多，吴宓都一一作了整理和钞存。一次吴宓回西安省亲，不顾旅途劳顿，硬是搜购带回二箱枸杞子、黄芪以给陈寅恪治病。
1945年秋，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去伦敦治疗眼睛。大家对这个机会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陈寅恪的眼睛可以医好，留在牛津讲学。吴宓得知消息后更是高兴，到处为他安排机位，办理出国手续。最后自己累倒了，因为身体和旅费的原因唐筼不能陪同陈寅恪，吴宓便恳请西南联大正要前往讲学的邵循正教授在路上陪伴陈寅恪。即使这样，吴宓还是一直担心陈寅恪一个瞎眼人到了伦敦该怎么办，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陈寅恪的病情，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为老友可以顺利医好眼睛恢复视力而默默地祈祷……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陈寅恪的眼睛虽然经过了两次手术，但是没有治好。万里求医，未能复明，陈寅恪的心情沉重忧郁。这一心情在陈寅恪回国后寄给吴宓的一些作品中，深有体现。后来，清华在北平复校陈寅恪回到清华，吴宓留在武汉大学任教。但是，他们依然通过书信或者报刊、亲友、学生的书信中来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份沉甸甸的友谊，一直贯穿于两位学者的一生，平淡但不凡，持久但浓烈，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他们彼此挂念着对方，并且在学术的道路上，互相鼓励，互相切磋，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年吴宓《答寅恪》诗曾说他“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又说他“诸诗藉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的确，我们从陈寅恪的论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陈寅恪，而从陈寅恪的诗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个陈寅恪，而后一个心灵中充满自负又充满悲哀的陈寅恪，也许更为真实，文人的真实情感从“文”中逐渐退却到“诗”，诗言志的说法又把心底情怀大半逐出诗歌领域以来，诗已经不那么让人感动了。可是，《陈寅恪诗集》却写下了这个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那深处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哀。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也许是自寻烦恼，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但凡人一识字，又有谁能逃脱这命运之网的纠缠和悲剧心灵的笼罩呢？陈寅恪精研韩愈，却没有注意韩愈《感春四首》之诗中“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乾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这样的箴言，他总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足够广阔的自由空间伸展自己的怀抱，而当时代和社会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羊角旋风供他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和无奈。“青山埋名愿已如，青山埋骨愿犹虚”，他自知不容于世，不容于人，所以他写道：“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这种悲哀横亘在心头，又纠结成绝望盘旋在诗中，于是他的诗集里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艰涩。
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吴宓的观察没错，读《陈寅恪诗集》时你会顿时发现一个与撰述学术论著全然不同的陈寅恪，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到他晚年目盲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一种情结。他总觉得自己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当然，吴宓、陈寅恪的理想最终归于幻灭。究其所以，除了外在情势，他们始终未能沟通道与术、体与用即终极意义与现实价值的转换通道，也是他们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道不能只是一个不可道的虚幻理念，它必须在每个人心中确立一种实实在在的信仰，而这信仰又必须在这世间生活中体现其意义与价值，正像陈寅恪自己所指出的，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当然，因为他们不是达而兼济天下的政治家，而只是不达而独善其身的文化人，不是为现实设计运作秩序的思想家，而只是为人类寻求永久价值的学问家。他们没有能力沟通属于他的道和不属于他的术。同时，他们也不可能向世人展示出精神世界的永久性价值，因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在那个时代里，世俗世界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利来抚慰慌乱的心灵。这就是悲剧所在，也是吾道孤的原因所在。吴宓与陈寅恪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终又无法逃避这一点。吴宓曾以二马裂尸为例与陈寅恪谈及他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与怀抱理想恬然退隐的心理矛盾，陈寅恪则以解救及预防疯狂的五个策略为吴宓、也为自己的痛苦心灵寻找缓解冲突的镇静剂。因此，他们只有退一步，以精神的学问为学问的精神，在漫天狂潮中保持心灵这一叶扁舟不至倾覆。他们以书斋的生活为实现道的途径，以学者的执着为捍卫道的堤坝。虽然道并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那样浸漫全人类心灵，但道也以其纯粹的色彩成就了他们个人。在他们学术生涯中，他们实践了对精神的追寻，实践了对信仰的执着，也实践了对学问的专一。
吴宓、陈寅恪虽然不是冲决一切的激烈先进，却也绝非抱残守缺的旧式鸿儒。如前己言，依吴宓的介绍，陈寅恪并不是时下想象的埋头书斋的考据家，而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而据吴宓自述，吴宓不仅是一个热心各种社会事务的学者而且是一个极有责任感的文人，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何况他们在欧美留学多年，又亲历过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所以他们心目中的道也许不会是旧式文人“致君尧舜上”的入世抱负或“怅然吟式微”的出世理想。
吴宓所记陈寅恪1919年末“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值得注意，其中陈氏说道：
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显然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学问便是吴宓、陈寅恪所谓的道，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现代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于学问，都是一种希图速见成效的方法，用古代的话说是揠苗助长，用现代的话讲是急用先学，一旦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适用。即使是在危机四伏、亟待复兴的时代，也不可忽视的精神学问，因为“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于是，吴宓以其《学衡》，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陈寅恪以其学术，昭示他们的别一种拯世觉世之道，一则为中国人重建终极意义的根基，一则为自己寻觅安身立命的归宿。吴宓是白璧德、穆尔的学生，始终认定人文主义理想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陈寅恪在哈佛期间也曾由吴宓介绍与白璧德多有交往，而白璧德也对张海、楼光来、汤用彤、陈寅恪及吴宓期望至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思想的根深蒂固处更多体现了理学中不断追寻心性自觉与精神提升相结合的力量，所谓中体西用的“体”似乎便是以此为核心精神。
后来情势的变迁不必多说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潮大势，实在与吴宓、陈寅恪们太背道而驰，实用倚师夷长技之思想传统，挟科学主义之威势，借西学诸子之阐扬，靠救亡背景之胁迫，迅速蔓延为主义为思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具体、有效上，现实的有利无利成了价值的尺度，短视的好取恶舍成了行为的准则，对于永久的、超越价值的信仰却以不切世用而无人问津。于是，吴宓也罢，陈寅恪也罢，只好独坐书斋，以学术研究继续寻觅他们理想中的道。昔日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的追怀早已是一枕幽梦，今时人文主义的理想的道也早已荒草丛生，吴宓诗云：“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陈寅恪诗云：“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似乎早就透出吾道孤的悲凉，此生也休，来生也休，真理固贵，但在鲜有人问时便成了暗途之珠，世外文章，世内人作，不能媚俗，便只能归于自媚自娱，在书斋孤灯下，在考论文章中，我们便只见到两个孤独的学者的背影和20世纪中国最真挚的友谊，如果要选，吴宓与陈寅恪近半世纪的交往至少应该排行前几名。这段情谊，除了个人私交之外，更是学者面对时代风暴，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脚注。吴宓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1921年回国后便与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杂志，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跟陈独秀、胡适之、鲁迅等人的《新青年》打起对台来了。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在当时以及后来的革命氛围中，根本是逆流而行，当了10年总编辑的吴宓在时人心目中的评价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吴宓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其实是受到了陈寅恪很深的影响。
陈寅恪与胡适的殊途同归。胡适与陈寅恪年龄相差不到一岁，两人家庭背景不同，二家并无渊源。1929年两人在北平初识，这个时候，两人都是在外游历多年归国的。胡适推重陈寅恪可见之于抗战爆发后，陈氏申请牛津中文讲席，胡适随伯希和之后，大力推荐，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实现。陈寅恪对胡适的推重，可见之于蔡元培逝世后，陈寅恪主张胡适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大家想要选胡适一票，连平素不管别的事情的陈寅恪也是极为关心的，“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你一票”。当蒋介石下条子指定顾孟余继任时候，“我辈友人”，“颇为激昂”。信中又说：次日晚，翁（文灏）任（叔永）出名请客，谈此事，寅恪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等，其意在公，至为了然（彼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意指翁、朱、王也）。1948年，朋友们对陈寅恪离开北平表示突然，这之间胡适的邀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胡、陈在抵达上海的时候，胡适曾经劝说陈寅恪到台北，但是陈寅恪已经决定了去广州应岭南大学之聘。陈寅恪到达广州的时候，胡适远赴美国。自此，胡、陈天涯分割，有生之年再也未曾见面。
胡适、陈寅恪交往不密，固然由于他们性格上的不同，胡适外向，喜欢社交，而陈寅恪内向，不喜欢应酬。更主要的是两人的文化观完全不同。从表面上看，胡适提倡西化，似乎激进；陈寅恪主张本位，迹近保守。他们不同的思想趋向，实际上都是针对同一“社会现实”，也就是中西文化相激荡的中国社会。胡适主张西化，因为他认为西化就是现代化，现代文化与文明都是普及的，并无国界与种界，这是一种“文化单元论”的观点。欧战之后，西方的文化危机感导致东方人对东方文化的重新肯定，于是有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以及东方精神文明优胜的说法。这种说法，胡适是不能接受的，攻之甚力。在他看来，西方高度物质文明正表显其精神文明的超胜。重新歌颂东方文明是开倒车，文化的进步仍然是器用的进步。他认为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文明才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这种理想的文明，显然就是西方文明，但并不限于西方，而是全人类所应该追求与拥有的理想文明。就此而言，所谓东西文化实际是落后的文化与进步的文化之别。胡适认为文化发展是全人类一致的，普及的，西化就是现代化。而陈寅恪不仅反对西化，且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张南皮之间”。陈寅恪的文化立场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坚持“本位”，并不一定要排斥外来文化，而是相信本国的文化有本国文化的特性，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但不能舍己从人。输入外来文化，若不能自成系统以及有所创获，终将歇绝，也就是否定纯西化之可行。必须自成系统，因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性，不可能完全由另一种文化来取代；文化可以现代化，但现代化不就是西化。这种多元的文化观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文化本位”——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本位，各各并存，文化也就不是单一的、普及的，而是特殊的了。
胡适、陈寅恪都是民国时期的新史学家。新史学发生在西潮冲击之后，由于西学的激荡，历史研究与许多其他学科都走上了学院化之路。由于学院化，研究成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再由学院化与专业化的发展，历史学趋向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再由于学院化与专业化的发展，历史学遂成为一独立自主的学问，力求摆脱学问之外的任何干扰。胡、陈都是学院派人物，他们的历史致知也表现出相当专业与独立的性格。陈寅恪以整理旧史为新史学的途径，而胡适则以疑古为手段，可谓殊途同归于信史。胡适研究的科学方法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陈寅恪也讲方法，但是他以历史为主，方法为用。他写历史文章，目的不在显示方法，而用方法显示历史真相。胡适与陈寅恪是同时代而不同类型的两位学者兼知识分子。胡适涉足政治较深，陈寅恪未涉足政治，但都对现实政治的动向未起作用，足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他们又创造时代的机会，但是只能在时代的浪潮中不能自主地起伏。他们都是学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动乱，都缺少安心著作立说的环境。胡适一心要创造新文化，但是新文化一直摇摇欲坠，无基础，不稳固。陈寅恪一心要维护旧文化，但旧文化虽然植根千年却像花果飘零后的空枝。繁华既空，枝枯可期。空有满腹的学问和理想，却是湮灭在时代纷乱的大潮中。这不可不说是那个时代的学者的最大的悲哀。
陈寅恪与许地山的交谊也是持久的，危难之际，许地山的帮助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极大的安慰。1937年，陈寅恪一家随学校南迁，转道香港去云南时，唐筼心脏病发作，过完春节后就没再跟着继续走而是留在了香港。当时许地山任教香港大学，许氏夫妇和陈寅恪夫妇稔熟，给刚到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提供了及时的帮助。对于当时的情景陈流求有这样的文字记录：这时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夫妇来我们旅馆看望，见三妹患病发高烧，许伯母把我和二妹带到他们家，并代租赁房屋暂住，我家就在这简单行李和家俱的房子里度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陈寅恪于次年初只身前往蒙自之西南联大，唐筼携三女留港休养。在港期间，这一家多得许地山的帮助。1940年春，陈寅恪任教西南联大时，因为家属在香港居住，暑假的时候到香港等待赴英时机。他本来打算携带全家一同赴英，但是欧战形势加剧，航道不通，经过许地山和其他朋友的推荐和努力，陈寅恪暂时留在香港，并且出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直到1941年。1940年，增开“白居易研究”一课。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逝世，陈寅恪往重庆参加评议会，推选新院长。时当局欲以顾孟余继之，陈寅恪则荐胡适或李四光。在香港大学，陈寅恪曾经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而已，竟能绵延两月，足见广博。1940年8月4日，许地山在港逝世，陈寅恪悲痛万分，并为其做了挽词，之后继为中文系主任。8月21日，许地山的追悼会在香港的孔圣堂召开。其后，陈寅恪发表了《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对许先生的学术作了极高的评价，同时通过文章也能深刻查知陈寅恪虚怀若谷的精神。
在梁羽生的《联趣》剪报之中，还找到了一副陈寅恪挽许地山联，联云：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离乱相依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这首陈寅恪挽许地山联，是由金应熙提供的，陈寅恪和许地山，同是金应熙在香港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上联的“萧寺属文”，据说是许地山喜欢于寺院避静，看书为文。常去的地方，包括青山和大屿山的寺院。下联则是陈寅恪自述抗战时候，在香港和许地山的一段交谊。1939年，陈寅恪和妻女到了香港，得到许地山招待。陈氏本来要往西南联大教书的，但是因为唐筼当时正患心脏病，因此他只好单身前往昆明，把“娇女”和“病妻”托许地山照料，寄寓许家。到了1941年春，陈寅恪应牛津大学之聘，再到香港，准备转赴英伦，却因战火而滞留香港。陈寅恪遂于港大讲学，而在这年8月许地山与世长辞，故陈氏有“年时回忆倍伤神”之叹。
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3日离成都飞赴英国治眼疾为止，陈寅恪在成都生活１年零９个月。虽说是首次客居成都，陈寅恪其实对成都早就心向往之。在半年多前动身之际，陈先生曾致信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当教授的友人闻宥，信中说：“弟久有游蜀之愿，今幸得遂。”陈寅恪渴望游蜀，一是倾心于为历代名家现之笔下的险峻雄奇，却又秀色可餐的蜀中山水，二是其视巴蜀为藏龙卧虎之地，不可等闲视之。早在1940年，陈寅恪第一次入川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时，就有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陈寅恪自称“平生畏蜀游”，学界、坊间均作两种解释：一为李白诗中“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关山阻隔，旅途艰险，行不易，所以“畏蜀游”；二是认为巴蜀之地，历来藏龙卧虎，多异士奇人，陈寅恪虚怀若谷，自叹“畏蜀游”也。
陈寅恪到成都之时，其右眼已坏，成半盲翁。因此，在成都期间，除上课讲学，平时不轻易出门，交往不多。蜀中学人，大多仰慕陈先生人品文品，但碍其病体及个性，实际交往的人并不多。然而，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曾经四方搜求四川学者刘咸炘的学著《推十书》一读，并认为从未谋面的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学者。刘咸炘倒是真算得上蜀中学界一位奇人，早年师从什么人，已不可考，但深研国学的功夫却十分了得，30多岁即成就被陈寅恪推崇万分的煌煌巨著《推十书》。然而，仅38岁，即归道山，不再问学。
陈寅恪在成都与耆儒林山腴的拜望相交也是一段佳话。林山公，是当年与蜀中才子赵熙齐名的前清名士，在成都学者中德高望重。在北京，陈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以及陈石遗等一批京城名士结社唱酬时，林山腴就是其中与其很相知投情的一位。这些往事，陈寅恪都听父亲讲起过，早年也读过不少林山公的诗文，对其道德文章，深有了解。如今客居成都，林山公就成了刘咸炘《推十书》之外，第二个真心佩服，欲探访面谒的对象。
那天，前往坐落在爵版街的林宅“清寂堂”拜访，陈寅恪是乘坐友人郭祝崧的私车去的，同行者还有后来作了川师大教授的王仲镛。陈寅恪见到林山腴，即以晚辈身份，行磕头大礼（其时，林周围弟子晚辈，已时兴行鞠躬礼），并当众以亲书的一幅对联相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使贤士皆与之游。”真心表达了自己对林山公的仰慕之情。不过，对此时陈寅恪在学界的地位与分量，林山公还是略知一二，不敢以长辈自居，连连摇头说：“这太过誉，我是不敢当。”坚辞不受。此后，陈寅恪与林山公，亦多有交往，算是其客居成都一年多往来较密的一位川籍学者。陈寅恪双眼失明后，心境颇差，知林山公精书法，遂集古人诗句为联：“今日不为明日计，他生未卜此生休。”请林山公书写，以发心郁。明达事理的林山公知情后，再次婉拒，并开导劝慰说：“君有千秋之业，何得言此生休耶？”陈寅恪闻言，顿觉醒悟，心内对林山公更敬之佩之。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林山腴这番警言，一直是陈寅恪信念支撑的动力之一。
陈寅恪与周一良结缘，始自1935年。这一年，周一良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继续留在燕京当研究生，并开始与劳干等人跑到清华大学去“偷听”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在陈寅恪课堂上，周一良收获丰富，“眼前放一异彩”，并下定决心，要走陈寅恪的道路。翌年，得到陈寅恪的推荐，周一良获聘到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成为史语所这方集众多学者的研究团队的一员。
1942年，时值战火连天，流寓桂林的陈寅恪，生活困顿，在广西大学教书，“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每个月的生活花费却“在两千以上”，还得自己“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对他来讲，这确实是段诚不可奢泰的日子。然而，陈寅恪还是尽可能地在这般“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努力工作。1942年9月9日，他为刚完稿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写下了一篇附记，回忆起当年研读南北朝史籍的情况，特别提及了与他极为欣赏的周一良通信讨论南朝疆域内的民族问题，“从容闲暇，析疑论学”，真是乐趣无穷。
周一良并没有辜负自己得到的这份珍贵的机缘，问学于世界，自此开一新境。到了史语所之后，他便沉潜在魏晋六朝的史籍里。他先从《宋书》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用朱笔点读这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史书。1937年，周一良回北平结婚。不料，卢沟桥的枪响，暂时切断了他与史语所的关系。几经周折，战争期间，周一良竟得到远赴北美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更无重返史语所工作的可能了。然而，他在史语所工作一年打下了学术基础。而陈寅恪、赵元任等对周一良的评价，清楚表明了他们对“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欣悦。
抗战时期，陈寅恪身肩国耻家仇开始了辗转艰辛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生活的艰困、身体因不堪劳顿而不断加重的目疾却没有阻挡住寅恪为人治学育人的理想之路，反而在任何风浪中，都坚定地一步步走了过来。烽火岁月里，在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这些美丽的大学校园内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奔波八年，陈寅恪却一刻未忘记自己“教书匠”的本职，在为人师的角色中，他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他找到了知识传承的年轻的力量。由此，从他的课堂中走出了无数人才，他们在陈寅恪先生的启蒙和引导中，渐渐开辟出了自己的领域，并将老师的学问和精神不断地发扬光大。桃李满天下的寅恪，最终收获了艰难困苦中的最大安慰。
伴随着目疾的不断加重，陈寅恪这个时期依然不曾放下手中的书本。在授课之余，仍然孜孜不倦地游历在研究学问的快乐之中，这样的日子，尽管生活艰辛，但是陈寅恪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恒心和毅力下，在为学术而生存精神的支撑下，写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和极具独到见解的作品，这些精深新颖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陈寅恪在万千苦难之中，磨炼出金，这些作品饱含辛酸的付出，读来，怎能不为之感动和惊叹。
忧心国事，关心时局，心怀一颗忠诚之心，在重金和高官面前，陈寅恪选择了忠于祖国，选择了忠于华夏文化。于是，毅然离开沦陷的北平，南下逃难；香港失陷，“正气狂吞贼”，排开风浪，抵达桂林，在广西大学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
目疾转重，1945年万里赴英求医却未治好，双目的失明给陈寅恪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借诗言表，陈寅恪内心的凄凉和失望在这期间的诗里明显可察。在亲情友情的宽慰中，面对现实的陈寅恪，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1946年10月，饱经沧桑的陈寅恪再次回到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