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陈宝箴的怀念是伴随着陈寅恪热的上演而出现的。
有的学者认为：戊戌时期的中国社会，到处一片变革之风。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不变革，中国便没有出路。就中尤以义宁陈氏最能身体力行。但义宁父子是稳健的改革者，主张渐变，反对过激行动，尤其不喜欢好出风头的康有为，而希望稳健多识的张之洞出面主持全面的改革。所以然者，是由于明了能够把改革推向全国，关键在握有实权的西太后的态度，没有慈禧的首肯，什么改革也办不成。应该说，这是义宁父子的深识。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可是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预设发展，相反，走了一条从激进到激进的路，致使百年中国，内忧外患，变乱无穷。戊戌以后，近代中国的历史虽然没有按散原预想的路线走，却一再证明他的渐变主张不失为保存国脉的至理名言。
姑且不论这种历史的断定是否部分地是对陈寅恪文化成就之相关背景的捎带肯定，我们认为，它至少部分地道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晚清之世的陈宝箴是一位洞达世事又明辨事理的有为之士。
我们还是从陈家自身的历史来展开叙述。
当地人传说，陈宝箴降生的道光十一年（1831）农历正月十八那天晚上，下竹塅人见到上竹塅陈家大屋上空红彤彤一片，还以为是失火了就都赶去救火，到陈家以后发现原来根本就没有失火。可巧人们赶上了陈宝箴的降世，说是在其呱呱坠地大声啼哭的那一刻，那片红色也就消隐不见了。传说的可信与否已经无从考证，我们姑且置之不论，权以阙疑。
不过有一点相当明确，就是陈宝箴的出生宣告了竹塅陈氏家族黄金岁月的即将到来。伟琳对聪明过人又大胆勇武的小陈宝箴喜爱有加，严格督导，无限期待着父亲的遗愿可以借陈宝箴的天资得以实现。毕竟父亲的坟头就在屋后的山坡上，这叫为人子的伟琳时刻都不敢稍忘。
时光荏苒，春华秋实里二十载匆匆而过，陈宝箴长成就读州学的青衿士子。
这一年，也就是咸丰元年（1851），八月，打扮一新的陈宝箴去参加南昌乡试。临行问新婚的娇妻黄氏说自己像不像个举人，黄夫人开完笑说是像个鬼。陈宝箴闻言甚喜，说是“鬼”就是“举”。之后不久，陈宝箴果然金榜题名中了举人，部分地实现了祖父的遗愿。无须推证，弱冠中举的陈宝箴给三世祈盼（从文光到腾远到克绳）的陈家带来了久违的惊喜，这一年的陈家理所当然地会因此而在家族史上刻下芬芳馥郁的欢快气息。虽然，当此之时，存在了两百年的满清帝国的有些地区已少能平静从容地去倾听渔歌唱晚的安祥、去感受晨钟暮鼓的和气了。
中国，中央王国的大清朝明显地今非昔比了。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792年，也就是克绳盖成陈家大屋的头一年，乾隆皇帝因为马戛尔尼不肯以藩国之姿恭顺地向他行跪拜礼而断然拒绝了英王提出的所有通使通商协定，当时的中国虽然已多少有些暮气，但就像那位英雄神武的皇帝一样，仍然有着不凡的气宇和轩昂的体魄。然而，整整五十年以后，昔日的天朝上国在几经抵抗以后终于败在坚船利炮的神威之下，在工业革命支撑着的英国军队就要攻打南京的时候，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英帝国的要求，签订了《南京条约》。自此而后西方列强踵足而至，外患频仍的清王朝在主权沦丧的道路上一步深陷了下去。华夏衰而“蛮夷”盛，中华帝国的外部再也不见了宗藩体制贡贡赏赏的安祥。
令人痛心的一点在于，事实上，这远非悲剧的全部。同时不再的，还有内部的和气。
就在陈宝箴中举前半年多，大他十八岁的落地秀才洪秀全起兵金田，掀开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幕。九月，他们占了蒙山县（旧名永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要取爱新觉罗氏的皇位自代之。一场比“林清”起义严重得多的“上帝教”梦魇迅速在大清朝廷的上上下下弥漫开来。
对近世中国历史有切身实感的蒋廷黻在自己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中这样写到：“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藉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他成为一个军队。”
大约与曾国藩办团练相前后，陈伟琳也创办了义宁州团练；陈宝箴随同帮办。正如举身军事成就了垂名青史的曾湘乡一样，协办团练把年轻的举子带上了一条壮丽的事功行途。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陈宝箴的仕途生涯，始于军旅，而他初涉军旅，是从办团练开始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而且多谋善断，深得父亲的赞赏和喜爱。在此期间，陈宝箴在父亲的指导下，熟读诸家兵书，精研攻守战术，积累了不少沙场征战的经验。”
历史地来看，陈宝箴的军旅行途基本上同太平天国相终始，期间有三件事情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挡住石达开的进攻，协助收复义宁城。1855年，伟琳去世的第二年5月，石达开率数万大军从湖北进攻义宁州，激战20余日后，势单力薄的义宁州城最终被攻破，州牧叶济英殉职，义宁团练也损失严重。但陈宝箴不管条件何其艰苦，依旧率团练坚持战斗，终于协助湖南湘乡罗忠节部官军收复了州城。以此，义宁团练得以迅速扬名，陈宝箴也因此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咸丰谕令他以知县候补，尽先选用。
二是在两湖交界地岩塘，助力好友的果健营再拒石达开的进攻。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陈宝箴的好友易佩绅、罗享奎奉命去湖南招募乡勇组建果健营。陈宝箴被邀一同前去。在两湖交界地的岩塘，果健营碰上了太平军的进攻，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陈宝箴的战场旧友石达开。当时果健营虽然凭着险要地势以及陈宝箴对石达开战术与为人方面的熟悉得以力抗强敌，但时值冬天，粮饷与冬衣匮乏的问题石头一样压在将士们心头，情况异常紧急。没有起码的后勤保障，很难说果健营还会继续坚持下去。为此陈宝箴只身赴湖南永顺求助。当衣着单薄的他见到永顺县令并痛陈了前线将士的艰苦以后，被深深感动的后者很快备出了部队所需物资，后勤堪忧饥寒交迫的果健营赖以维系战斗力的基本生存资源终于有了着落。由此，果健营士气更加高涨，石达开久攻不下只得怏怏而退。
三是在席保田帐下献计擒住太平军幼王。自从在京城亲眼目睹了圆明园被焚一事后，陈宝箴就决意不再迷恋科场前途，而要积极投身于军事领域，切切实实地作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举。果健营事后，陈宝箴由郭嵩焘举荐往见长自己二十岁的曾国藩，入湘乡之幕，被曾氏礼为上宾、目以奇士。期间曾设计化解曾国藩同沈葆桢之间的矛盾。后来因为席保田力邀，兼之陈宝箴欲多涉实务，遂往居席氏帐下。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首府天京被湘军攻克，太平军幼王及洪仁玕等出逃江西。这时陈宝箴凭借自己的学识见识分析认为其一定会逃亡福建，因建议席保田派兵到广昌、石城间的杨家牌设伏。依计行事的席保田部果然顺利俘获了洪仁玕、黄文英等等不少太平军将领。陈宝箴又建议追击洪福王真，后同样奏凯。
事后，席保田曾竭力想奏保陈宝箴出仕，为后者婉拒，但患难与共的人生经历无形中让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后陈宝箴的长女嫁入席家为妇，二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陈宝箴在席军一年后，逢曾国藩在江宁大开幕府，乃复投曾氏门下。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在曾氏的保荐下陈宝箴入京面圣，被授以知府发湖南候补。嗣后，出入军旅十余载的陈宝箴踏上了真正的仕途之旅。
迁居义宁的陈寅恪家族正式走上了显达的路途。
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施展为政的才华以前，历史似乎有意要让陈宝箴再最后展示一下他的军事才能好为稍后的政治生涯多积攒一点履历上的资本。初到湖南时，正巧赶上苗乱严重，而席保田又因病离职导致湖南没有可堪重任的将才好用，陈宝箴的到来如雪中送炭一般照亮了巡抚刘琨的双眼：雄才大略的陈宝箴“理所当然”地被派去贵州平定苗乱。应该承认，过去十多年出战入乱时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陈宝箴，面对苗乱，他应该会有同样精彩的表演。
现实的回答是响亮而干脆的：一年以后，立了军令状的陈宝箴干净利索地平定了苗乱。其后，陈宝箴还参与了善后事情的处理。
太平军、捻军，而后又苗乱，毫无疑问，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在内忧外患中，应变显得越来越乏力，确如有的海外中国学者所看到的，从某种层面来讲，此时的清朝已经是一个僵滞朽腐的老大帝国。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是一种单色。不可避免地衰落和沉沦的同时，晚清中国也开始呈现出缕缕炫目的彩色，新鲜的生命在悄悄萌动。
1874年，年仅4岁的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载湉继无嗣皇帝同治之位做皇帝，是即德宗，清代历史上倒数第二位帝王。第二年改元光绪，大清王朝开始在沉沦与上升的交织互动中上演它最后的清唱。同一年，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辰沅永靖道官职。
主政永清期间，陈宝箴扎扎实实地为当地老百姓作了几件事情，扫除恶霸、疏通河渠、引种蕃薯，大大改善了当地治安环境、生存环境和百姓的生计状况，引来好评一片。郭嵩焘在《送陈右铭赴河北道序》一文中说：“君之去远矣，则宜湖南之人流连咏慕，彷徨太息于君之行也！”虽属友朋饯行，但从中我们还是隐约可以了解当年陈宝箴主政的誉声和成效。
光绪六年（1880），陈宝箴授河北道。由于政绩卓著，两年后被擢升为浙江按察使。光绪十五年（1890）由于王文韶的举荐，陈宝箴授湖北按察使，旬改布政使，三年后，再任湖北按察使，又授直隶布政使。1894年，光绪委陈宝箴以东征湘军转运粮台职，第二年升湖南巡抚。从光绪元年的1875到升任巡抚的1895年，整整二十年的宦海沉浮，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政治才能，陈宝箴逐步成长为国所倚重的封疆大吏。
无庸讳言，擢升巡抚在陈宝箴和他的家人乃至族人看来当然是件好事。作为传主的祖父，行文至此，笔者都不禁有一丝丝的喜悦和快意，二十年风风雨雨，总算迎来了月明花开的好日子，经年磨练的陈宝箴终于可以尽情地在自己管事的一方足够扑腾的天地里励精图治、一展雄才了。然而，我们终究不能了无牵挂地尽情欢喜。可悲的一点在于，陈宝箴的宦途绝非世界的全部，陈宝箴生活的世界里还有更多更为重要的事情，不由得我们不去注意。
不需说，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以至于人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恰适的词语对它进行准确地表达和界定。学者何晓明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曾就此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结局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关条约》的屈辱签订，使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更快、更深地沦陷。中华民族面临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每个清醒的中国人心头。”历史的来看，这样的论说大体不差。
新任巡抚陈宝箴便是在如此的历史情势下走马上任的。
上任之始，正巧赶上湖南大旱，田园荒芜，灾民众多：赈灾安民成了摆在新巡抚面前的当务之急。陈宝箴一面奏请开办湖南赈捐，同时截留漕折银，一面呈请光绪免去觐见直接赴任。鉴于灾情紧急，两个请求都被恩准。就这样，陈宝箴一边向各省驰电求援，一边火速由天津经海道赶赴长沙。大约十几天以后，陈宝箴就筹得了捐款五六十万，依各种情况分发各地，以此，灾情获得有效的控制，潜在的灾民流离的淆乱局面消弥隐去。之后，通过鼓励垦荒、调整种植结构，湖南全境的经济状况更得到了不小的改善和提高，灾年之后百姓的生计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当然，对于“湖南巡抚陈宝箴”来说，任职期间，最引人瞩目，也最令人惋惜的还得算轰轰烈烈的湖南新政。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场肤浅的、短命的政治变革”，那么地方层面的湖南新政，一如刘梦溪先生的分析，无疑是扎实而又深刻的。
陈宝箴着力推进的湖南新政涉及经济、制度、思想等多个方面，虽称不上有理论、有系统，但确是一场扎扎实实的全面的社会变革。客家人敢闯肯干的特点在湖南这片颇为广阔的地方舞台上被陈宝箴演绎成了革故国旧气、维一方之新的宏伟蓝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新政措施，成效明显，洵勘瞩目。
先从矿业开发说起。湖南重要矿产的发现与开采，起源甚早，但由于近代地方官多实行封禁政策，各矿的开采时兴时辍，至陈宝箴抚湘前，较少有计划、有规模之开采。1895年10月，陈宝箴下车伊始，即就三湘富强之道问计于湘中名绅邹代钧，后者强调“湖南得公大可为，所患者贫瘠耳，然贫于人而不贫于地，五金百宝所在有之，欲求富强，非开矿不可”。陈宝箴依言决定优先发展矿业。同年底，他上奏朝廷请设局试行开采矿产，“冀苏民困而浚利源”。朝廷旋即准奏。第二年2月，就在长沙成立矿务总局。在陈宝箴多方筹措支持下，矿局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周转资金，湖南矿务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不少相当有势力的官私矿产。1896年设立的中路久通公司资本额已达20.3万元，1897年设立的锡矿山锑矿资本额达6.9万，民间如湘裕公司有4.2万，大成公司有7万，均具相当规模。尤其是陈宝箴着力支持的黄金洞金矿，资本额更是多达41.9万。其实较诸资本额的雄厚更具价值的，我们说，还应该是开采技术的革新。以机器代替人工，以原动力代替人力，是近代工业的主要特征。陈宝箴力倡以西法开矿，在他的过问下，一些矿企相继使用西法采矿。举例来看，1897年陈宝箴聘用粤东技师温秉仁，购置美国汽油发动机、采矿机及法国舂砂机开采黄金洞金矿。这之外，陈宝箴主持或支持采用西方近代开采技术的还有宁乡煤矿、水口铅锡矿、板溪锑矿等。总之，在他的推动下，可以说，湖南的矿业实现了由传统矿井向近代矿山的转变。谭嗣同曾以“矿务之说，自我公始发其端”称说陈宝箴，即此来看，良有以也。
其次是设立近代工厂。甲午战前，湖南没有一家近代工厂，陈宝箴到任后，积极推动，不断与诸绅商议，官绅的共同努力终于换来了湖南工业化的艰难起步，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公司、化学制造公司等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长沙近代工业中，火柴工业起步较早。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长沙地区遭受严重旱灾，陈宝箴拨工赈银1万两，委长沙士绅张祖同（字雨珊，长沙人，同治壬戌举人，有《湘雨楼诗钞》）为总办，刘国泰、杨巩为帮办，筹办火柴厂，实行以工代赈。次年，三位士绅又筹集资金12 000两，另招商股8 000两成立了“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厂址设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名之“洋火局”。火柴旧时称“洋火”，久而久之，这里便以“洋火局”为地名。就是今天的工农街32号。公司有工人1 000余人，年产火柴1万箱左右，每箱售价银12两8钱，除销本省外，还销滇、黔诸省。产品分红头火柴和黑头火柴。火柴盒发包给厂外附近的人制作。火柴梗，盒片或从外购，或自行设厂制造，分别在安化、益阳、桂阳等地设分厂，采购制作木料，公司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千人。（1906年长沙发大水灾、公司被水淹没，损失惨重，扩股复业，浙商应募入股，占总股本的50%，至此成为湘浙两省商人合办企业。1914年停业。1922年恢复生产。1929年因股东发生纠纷，宣布倒闭。）
1896年，陈宝箴与长沙、善化诸绅商议设机器制造公司，他“面属先谦等出而任事，复使熊希龄要约，期以必成”。后来就成立了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该公司从上海购置机器，招聘技工，主要制造制辫机，还拟生产电气灯、东洋车、银元、纺织、榨油等等，公司生产的制辫机较旧式工具效率提高了十几倍。
值得一书的是该公司创立发电厂之事。1897年，宝善成从上海买了一套发电设备，而后在长沙巡抚衙门附近开设了一个小规模电厂，装机以后试行发电，还为附近的学堂、报馆和沿街商店架设了电线。尽管由于迷信特别是曾发生过一次漏电失火，起初人们从心理上不是很乐意接受，但中世纪的蒙昧心态终究抵不住先进工业文明的强大效能和舒适方便的诱惑，兼之陈宝箴、谭嗣同等湘乡达者的积极提倡，人们的顾虑不久即如冰释，电灯用户迅速增加至400盏。后来，公司又增开了一个发电厂，与前者一块总共供应开灯800盏。事实上，当时挂号定灯的用户不下于2 000盏，可见这一革新成就还是有部分百姓买账的。毫无疑问，虽然由于条件限制，陈宝箴的新政仅仅是让湘乡大地依然故我的万点“烛”光中分离化转出了千家“灯”火，但它丝毫无损于这一举动及相关行径在湖南历史上的革命性意义。湖南有电了，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工矿企业以外，发展电讯、改进交通是陈宝箴新政的又一大宗。这主要包括三件事情。
架设湘省电线。湘省酝酿架设电线，始于1890年，张之洞饬令在湘省树杆架线，但由于湖南绅民的群起反对，工程不得不暂缓下来。陈宝箴主湘后，尽力开通湖南风气，慢慢地“湘省绅民咸知电线之便”，这样电线安设才又被提上日程，前已部分述及，不过涉及的是照明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是电讯事业。1896年张之洞与陈宝箴商议，架设湘鄂两省间电线。1897年5月，湘电完工，湖南电报局开始正式发报，便利了百姓生活，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包括商务事宜在内的湖南经济的发展。
创办小轮公司。新式航运是近代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轮船业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1895年冬，王先谦等筹议设立轮船公司，不久即向陈宝箴递呈请开办内河小轮船禀稿。陈宝箴很快批准其立案，后来张之洞也批准湘省行轮。1897年7月，“鄂湘善后轮船局”成立，这标志着湘省航运业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倡议粤汉铁路道经湖南。修筑铁路在陈宝箴抚湘以前的晚清社会已经倒腾了几十年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迷信思想作祟，真正像样的铁路迟迟未见动工。后来，张之洞力奏请修，清政府终于同意开工修筑北起京郊芦沟桥南至湖北汉口的芦汉铁路。陈宝箴很早就对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有其认识，所以面对芦汉铁路的修筑，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其对于一省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派熊希龄与张之洞以及主持修建铁路的盛宣怀交涉，要求铁路“折而入湘”。令人欣慰的是，能言善辩的熊希龄还真的说服了张盛二人。1898年初，清廷终于批准铁路取道湘乡。
如上以外，陈宝箴的新政措施还包括设立水利公司，推行新法养蚕，设立机器制茶公司等等。
就陈寅恪家族的发展史来说，陈宝箴抚湘的此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辉煌的顶点，虽无开疆拓土的丰功，却有指点江山革故鼎新的伟绩。前此平实素雅的湘乡风光，开始被雄才大略的陈宝箴，抹抹点点地弄出许多新鲜的美丽颜色。那段岁月是瑰丽而又美好的，显而易见，陈宝箴的心里藏了一个美丽的梦，他渴望着在华夏故国的水乡江南开垦出一个近世文明的庄园。
愿望自然是好的，可要在宗法体制自然经济的中国成功建构一省范围的近世文明，做起来又是谈何容易。即便，在人们的眼前似乎已经有迷人的花儿出现。
历史又一次无情地证明：很多时候，很多的美好的事物可能到头来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且或者就包括“当下”进行得红红火火的陈宝箴新政。
后来的我们已经知道，这绝不是信口瞎猜和危言耸听。尽管，罪责不在湖南，并不是因为当地的新政有什么不可饶恕的出格举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倒要说是康有为鼓捣的变法维新浇灭了湖南省正在起劲燃烧着的新政灶膛。
从戊戌（1898）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进行了百日的维新。然而如雨下发的诏书，除了已有基础的湖南外，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更令人痛心的是变法很快便因为帝后党争而归于失败。史家说得明白：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西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漏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新政完全打消了，自然也逃不了湖南，这还不打紧；参与变法新政的人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而这里面就包括陈宝箴，这才是最要命的。近世中国思想文化史学者刘梦溪对陈宝箴的死有专门考证。
事情发生的顺序是这样的：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刘氏分析，戊戌披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是倡导湖南新政的先进，而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与陈氏父子的关系不比寻常。“滥保匪人”、“招引奸邪”云云，征实有据，确非虚言。同时革职的有义宁之湘政同事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罪名是“庇护奸党，暗通消息”；还有原湖南按察使、新擢三品卿黄遵宪。对湖南新政的改革设施也毫不容情，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差别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闻名中外的湖南新政，就这样悲惨地被停止、被裁处、被毁坏了。
陈三立极为沉痛，隔年叙及此事，还有不能己于言者：
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皇太后训政，弹章遂蜂起。会朝廷所诛四章京，而府君所荐杨锐、刘光弟在其列。招坐府君滥保匪人，遂斥废。既去官，言者中伤周内犹不绝。于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寝罢。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荡然俱尽。独矿物已取优利，得不废。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市巷尚私延其法，编丁役自卫，然非其初矣。
义宁父子所痛心者，并不是己身的去职丢官，主要是自己改革图强、“营—隅为天下昌”的愿望化为了泡影。
但这个家族更重的悲剧还在后面。
1898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一年前逝世的陈宝箴的夫人的灵柩，也一同迁回，全家老幼扶柩而行。不是回江西的修水县竹乡，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第二年筑庐南昌的西山（今新建县境内），陈宝箴即住西山之岘庐，陈三立陪侍左右，眷属仍住南昌市里。经济状态极端拮据，罢职后以及从湖南返回江西的途中，陈三立大病，第二年又病，险些病死。年底，陈宝箴胞弟之女德龄几乎是反常地痛哭而死。未几，陈宝箴长孙陈师曾之妻范孝嫦亦逝。
戊戌政变对陈氏一家的打击是沉重的。
然而尤其让人不敢置信的是，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南昌西山只住了一年多时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间，陈宝箴便突然逝世了。陈三立的记载是：“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
据考证，真实的情况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二十六日，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从刘氏的爬梳来看：1900年2月，下令铲平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墓；同月，悬赏十万两，缉拿康梁；呈验尸身，也一体给赏；愿得官阶者，予破格之赏；同月，编修陈鼎因所注《校邠庐抗议》“多主逆说”，命严拿监禁；同月，以“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罪，严拿监禁。7月，慈禧下令，将已遣戍新疆的张荫桓就地正法；同月，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同月，处死率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8月，杀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同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抢掠烧杀，两宫出奔；同月，杀珍妃，推入井中。
显然，那是一个经过激烈的政权争夺后获胜方尽情享受胜利果实的肃杀岁月。
陈宝箴之后，陈家再也没有涉足过宦海和官场。临死之时，心寒如冰的他曾留下这样的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这让我们想起戎马半生的曾国藩对子辈的劝诫：“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客观来说，早年入幕曾府的陈宝箴与这位长自己二十岁的晚清重臣确有些相似，比如曾国藩强调立志和有恒，认为“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陈宝箴同样看中立志，曾在南学会开学典礼上作《论为学必先立志》的演说，为寅恪兄隆恪书扇示训，亦言“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云云。
然而陈宝箴是不幸的，即使后来人，包括我们，到今天还在对其一手缔造的湖南新政津津乐道。
陈宝箴死了，陈寅恪家族事功上的辉煌年代就这么结束了。
这一年，陈寅恪十一岁。依一般的逻辑，近两年来家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会不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些微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