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尔君把女药剂师和她的丈夫以及她靠在雷吉普的身上一直走回家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不过我还是想问问她现在怎么样了，她像是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心思似的说道：
“没什么，法鲁克，”倪尔君说，“就像是接种疫苗一样。”
“当你等着别人给你打疫苗的时候，”我说，“大吉大利，你就可以体会到往你胳膊上打针的恐惧感。你明白吗？”
“没错，可最后我还是体会到了那种感觉，”她说，“最后。”
“后来呢？”
“后来我就后悔了。我生自己的气。因为我连那个笨蛋都对付不了。该死的……”
“他笨吗？”
“我不知道，”她说，“小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个好孩子。可后来，今年，我觉得他很愚蠢，既愚蠢又单纯。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在生自己的气，气自己为什么控制不了那么可笑的状况。”
“后来呢？”我犹犹豫豫地问道。
“后来，我知道自己无法控制住局面了。他每打你一下，你就会觉得还有一下在等着你。我可能也喊了，可没人上来帮忙。法鲁克，你为什么对这些这么感兴趣？”
“从我的脸上可以看出来吗？”
“你就像那些喜欢被痛苦折磨的人一样，”她说，“像那些绝望的人一样。你为什么对那些让人绝望的细节那么感兴趣呢，就像那些病人似的，一旦他们的某位亲人死去他们自己也会想去死。”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我回答道，心里觉得怪怪的。
“你不是这样的，”她说，“你只是想让自己相信自己很绝望。”
“不，亲爱的！”
“就是的，你总是无缘无故地让自己表现得很绝望。”
“你所说的希望是什么？”
倪尔君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人们会失去对生活的兴趣，”她说，“但他又没有任何的理由，没错。”
她又想了会儿。“这时支撑着人们活下去的东西，”她说，“支撑人们不去死的东西就是希望。比如说，小时候人们会想，我要是死了会怎样……那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抗争，你研究研究这种感觉的话就会明白它究竟是什么了：你会好奇自己死后会怎样，这种好奇是难以忍受、非常恐怖的。”
“那不是好奇，倪尔君！”我说，“那是完完全全的嫉妒。你觉得自己死后他们会很幸福，会把你忘记，会过着美满的生活，而你却享受不到这些快乐了，所以你嫉妒他们。”
“不，”她说，“你会好奇的。你是在逃避这种让人们免于一死的好奇心，你是在装作不好奇，哥哥。”
“不，”我生气地说道，“我不好奇。”
“为什么不呢？说来听听。”她自信地问道。
“因为我知道，”我说，“都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同样的故事。”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我说，“你不想去了解就是为了不丧失你的信仰。”
“我的这种不能叫信仰，”倪尔君说，“就算是信仰的话，也是因为我知道才相信的，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才相信。”
“那我就不知道！”我说。
我们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倪尔君说道：
“你在书里、档案里看到的那些都是什么？你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
“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道。
突然间她做了件让我感觉很舒服的事情，她无助地将双手摊开，就像是在承认她也无法解释清楚深层次的原因似的。我忽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我是自由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讨厌我自己。在我的身上存在着虚伪的、两面性的东西，而我似乎也在刻意地隐藏着似的。我是这样想的：人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己，之后不管他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更深的了解了。雷吉普不知什么时候进了房间。我突然站起来，用我自己都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说道：
“快，倪尔君！我送你去医院。”
“噢，”她像个孩子似的说道，“我不想去。”
“别胡说！药剂师说得对，要是出血可怎么办？”
“那个药剂师不是男的，是个女的！不会有出血之类的情况出现的。”
“快，倪尔君，别拖延时间了！”
“不，现在不去。”
就这样，我们开始讨价还价起来，不像是为了达成一个结果，倒像是在斗嘴扯皮。我说她，她就扯其他的东西，可当我说其他的东西时，她又说到另一件事情上。结果，除了浪费时间和嘴皮子之外，什么问题也没能解决。最后，倪尔君睏了，她躺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她对我说道：
“哥哥，你给我讲会儿历史吧！”
“怎么讲？”
“读你的笔记本。”
“那你能睡着吗？”
她就像个躺在床上逼着大人给自己讲故事的小姑娘似的微微一笑。我觉得给她读点历史故事可能会有点作用，于是我兴高采烈地跑到楼上的房间，可我的历史笔记本不在包里。我气喘吁吁地翻着抽屉、柜子和盒子，后来我把其他的房间也给搜了一遍，就连奶奶的房间我也进去看了，可怎么都找不见那该死的笔记本。我好好地想了想。想起来了，昨天傍晚和倪尔君一起欣赏完雨之后我醉醺醺的，可能把笔记本忘在车后座上了。可车上也没有。正当我准备上楼再找一遍的时候，我发现倪尔君已经睡着了。我停下来，看着她，她的脸就像一张白色的面具，上面给涂上了红色和紫色的颜料，微张的嘴露着一道黑色的缝隙，就像是雕像上的空洞，让人产生期待和恐惧。见雷吉普走了过来，我便心怀愧疚地去了花园。我躺到躺椅上，倪尔君整个礼拜都坐在这儿看书，我就这样躺在那儿。
大学走廊、城市交通、短袖衬衫、闷热的夏天、阴沉的天气里可以吃的食物、词语，我想着这些东西。家里关好的水龙头滴着水，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灰尘和书本的味道，金属冰箱里一块麦淇淋已经变得发白、发硬了，它还要无限地等下去。空房间，也还要继续空下去！我想喝酒、睡觉。唉，这件事落到了我们当中最好的人身上！我站起身来，又悄悄地进了房间，欣赏着睡着了的伤员。雷吉普走过来。
“您把她送到医院去吧，法鲁克先生！”他说。
“我们还是别把她给弄醒了！”我说。
“不把她弄醒吗？”
他耸了耸肩膀，摇摇晃晃地下楼去了厨房。而我则又去了园子，和笼子里的笨鸡待在一起。过了很久，麦廷来了，他可能刚睡醒，可他的两眼并不惺忪，而是充满了关切。他说，倪尔君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了！他把倪尔君告诉他的又对我讲了一遍，中间夹杂着也讲了他自己的遭遇：昨天晚上被他们抢走的一万两千里拉，车子是怎么坏的，他觉得不可思议的大雨。当我问到那么晚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干吗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于是我问他：
“我有本笔记本，可能落在车上了，你看到了吗？现在我找不到了。”
“我没看见！”
接着他便问我怎么把车给发动起来然后送去修的，我告诉他我和雷吉普推了会儿之后车子马上就发动起来了，可他却不相信，还专门跑过去问了问雷吉普，当听到雷吉普和我说的一模一样时，他便骂起娘来，仿佛今天遭遇不幸的不是倪尔君而是他似的。我拼命地不去想这件事，可麦廷还是问了我：有人报警吗？我说没有。麦廷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像是在唾弃大家的麻木不仁，后来他像是忘掉了我们的存在似的，表情显得更加痛苦。我走进屋里，见倪尔君已经醒了，便对她说她得去医院，搞不好会内出血的。出于责任感，我隐晦地提到了死亡，她没有觉得害怕，可我想让她害怕，没错，让她提出去医院，可她还是没说。
“我现在不想去，”她说，“吃完饭再说吧。”
吃饭时我舒舒服服地喝了一顿，因为奶奶没有下楼。雷吉普总是想让大家都感到愧疚，可我却偏偏装作没察觉出来。看到雷吉普的举动，我觉得最愧疚的便是他了：他可能是因为愧疚才觉得不幸福，又因为不幸福才觉得愧疚的吧。可也不完全是这样。仿佛我们都在外面，我们自己也知道，可我们需要置身其中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而天知道现在在哪儿的他，哈桑，在里面，可我们却在指责他，同情他。快吃完饭的时候，我甚至都有这种让人发疯的想法：要是倪尔君没有说他“法西斯”的话，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了。我肯定是喝多了。之后，莫名其妙的，这样的画面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在海峡的某个地方，可能是塔拉布亚的一辆带有折叠顶篷的公共汽车，在半夜连同车内的乘客一同坠入海中。而我，此刻，仿佛就在那辆车的里面，也坠入了海底，车里的灯依然亮着，大家都在紧张地望着窗外，窗外充满了死神的气息，黑漆漆的一片，就像个美丽动人的女人一样吸引着大家，我们在等待着。
吃完饭以后，我又问了倪尔君一次去不去医院，她说不去。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打开艾弗里亚·切莱比的书。读着读着，我便睡着了。
三个小时后，我醒了。我的心脏怦怦地跳着，我怎么也起不了床，就像是有头无形的大象压着我的四肢，把我按在床上似的。只要我想的话，闭上眼睛我就可以再度睡着，可我不想，硬是逼着自己起了床。我在房间中央傻傻地站了会儿，然后喃喃自语道：被称为时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所等待的办法又是什么？快五点了，我下了楼。
倪尔君也睡醒了，可她还是躺在沙发上，看着书。
“我真想一直都这样病下去，”她说，“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着，看自己想看的书了。”
“你不是生病，”我说，“你的情况比生病要严重得多。快起来，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她没起来。她已经是第二次读《父与子》了，她并没有理会我，就像个不愿意被小事情打扰的书虫似的说她想看书。就这样，我有机会和她说上会儿话了，这回，我要让她的内心感受到对死亡的恐惧。可她却笑了，她说她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落到她的头上，因为她没觉得自己被打得有那么厉害。她继续看着手里的书，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心里纳闷着她那被打肿了的乌紫的双眼怎么还能看书。
之后我便上了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我的笔记本，却没有找到。我一直在想笔记本上写没写什么和瘟疫有关的东西。找着找着，我找到了园子里，可我好像忘了自己是在找笔记本似的。走到街上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有一种类似的感觉：我是在逛悠，可我并不是毫无目的，可能我还是相信自己能找到些什么东西吧。
大街上和海滩上已经没有了昨日的热闹。海滩上的沙子潮潮的，太阳也不是很炽热，脏兮兮的马尔马拉海十分平静，褪了色的阳伞也被收了起来，透出的无助让人想到了死亡：就像是不能保全自我的文明已经做好准备要被不知从何处、如何刮来的飓风给刮跑似的……我穿过车流，一直走到了防波堤边的咖啡馆。在那儿，我看到了一位老街坊，他已经长大了，结婚了，身边还跟着老婆和孩子。我们聊了会儿，没错，绝望地聊着……
他告诉他老婆，说我是这儿最老的住户之一。他们周一的晚上好像碰到雷吉普了。当他问到赛尔玛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已经离婚了。接着他提起了我们年轻时的事情，诸如我们在船上一直喝酒喝到天亮之类的，这些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之后，他又说起了其他的朋友，他们都在干什么。他见到了谢夫盖特和奥尔罕的母亲，他们下周要来。谢夫盖特已经结婚了，奥尔罕好像在写小说。接着他又问我有孩子没有。他也问起了大学里的事情，还谈到了死亡，他并没有窃窃私语，不过他说话的样子却像是在窃窃私语。他还说，早上这儿有人打了一个女孩，谁知道为什么要打她呀。就在人群中打的，大家都在旁边看着，却没人管。我们国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不管闲事了。最后他说希望能在伊斯坦布尔见到我，还从兜里掏出张名片递给我。起身时，我看了看他的名片，他赶紧解释道，他开了个作坊，还不能算是工厂，生产一些盆、桶和筐之类的东西，当然了，都是塑料的。
回家的时候，我去小店买了瓶拉克酒。问过倪尔君去不去医院之后，我便坐下来开始喝起来。倪尔君说“不，我不去”的时候雷吉普也听到了，可他还是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就别指望他给我准备下酒菜了吧。我去了厨房，自己弄了些下酒菜，之后便坐下来，专心地想着那些词和画面。我觉得失败和成功不过是两个词，你相信哪一个，最终它便会找到你。他们不是在小说里写过吗：我已经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已结束。可能是在奥尔罕的小说里有这么一句吧。雷吉普摆餐桌的时候，我动都没动，也没有理会他那责备的眼神。天黑之后他们扶着祖母下了楼，我把酒瓶给收了起来。可后来，麦廷却毫不遮掩地拿出酒瓶喝起来。奶奶也好像没看到似的：她像是在祷告似的，低声发着牢骚。过了会儿，雷吉普把她扶上了楼。我们都沉默了下来。
“快，我们回伊斯坦布尔吧，”麦廷说道，“现在，马上！”
“你不是打算住到仲夏的吗？”倪尔君问道。
“我改变主意了，”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接着说道，“我烦这儿，我们这就回去吧。”
“你不喜欢他们吗？”倪尔君问道。
“谁？”
“你的老朋友们。”
“你必须马上走，明白吗，倪尔君？”麦廷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我们明天走吧。”倪尔君说道。
“我受不了这儿了，”麦廷说，“法鲁克，愿意的话你就待在这儿吧。不过，你得把车钥匙给我，我要带倪尔君走。”
“可你没有驾照呀！”倪尔君说。
“你不明白吗，姐姐，你必须走，”麦廷说，“要是出什么事可怎么办？你可别指望法鲁克。我可以开车。”
“你们都醉了。”倪尔君说道。
“你不想走吗？”麦廷问道，“为什么？”
“今晚我们就待在这儿吧。”倪尔君说。
他们都沉默了，静了好长时间。雷吉普伺候奶奶躺下后便下楼来收拾桌子。我看了麦廷一眼，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很清楚。他像是进到了一团灰雾里似的，屏住了呼吸。突然他松了口气。
“今晚我可不待在这儿。”他说。他站起身，像是带着最后一线希望似的上了楼。过了一会儿他梳齐整了头发，换了身衣服，下了楼，一身不吭地走了出去。直到他走到院子门口，我们都还能闻到他刮完脸之后往身上擦的香水味。
“他怎么了？”倪尔君问道。
作为回答，我稍作修改，念了段福祖利的诗：
我又爱上了那一朵美丽的玫瑰，
数不清的争吵令它失去了所有的光彩与香味。
听完之后倪尔君笑了。我们都没再说话，好像没什么话可说了似的。园子里也出奇的静，比雨后静得更深、更暗。我好奇地研究起倪尔君的脸来，它就像是被盖上了紫色的印章一样。雷吉普还在一旁进进出出忙个不停。我想着历史、不见了的笔记本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像是受不了了似的站起身来。
“好了，哥哥，”倪尔君说，“你出去走走吧，心情会好点的。”
我没打算要走，可我还是走了。
“你自己当心点，”倪尔君在我身后说道，“你喝得太多了。”
出院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妻子，而后又想起了福祖利，和他想经受痛苦的愿望。那些迪万诗人是出口成章呢，还是也得在纸上划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写出那些诗的呢？我边走边想着这个问题，也算是有点事情干干吧，我知道自己不会马上回家的。街上充满了周日晚上的萧条，咖啡馆和夜总会里有一半的位子都是空的，树上挂着的彩灯有些可能被昨天的暴风雨打灭了。从人行道角落里的积水上骑过的自行车在沥青路面上划下了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泥印。我回忆着自己骑自行车的岁月，青年时代，而后又想起了我的妻子、历史、故事、我应该送去医院的倪尔君、艾弗里亚·切莱比，摇摇晃晃地一直往宾馆走去。在那儿，我听到荧光灯在噼里啪啦作响，还有低俗的音乐。我犹豫了好长时间，我既想堕落一下，又想要清白。我觉得那些动不动就想到责任的家伙很奇怪。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的意识，它总是想当场擒获我，它破坏了我的道德神经，就像那些在足球比赛里等在球门后面让守门员发疯的摄影记者似的！最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进去！
我从旋转门进了宾馆，顺着音乐声从众多的毯子和服务生中穿过，下楼来到了音乐响起的地方，就像一只狗顺着味儿就找到了厨房似的。我打开门，男男女女喝醉了的游客坐在桌旁，他们头戴菲斯帽，面前摆着酒瓶大声地叫喊着。我明白了，这是为外国游客在土耳其的最后一夜而组织的东方式的晚会。宽阔的舞台上低俗的乐队正在制造着金属噪音。我问了问服务生，得知肚皮舞表演还没开始，便坐到他们身后的桌子旁边，犹犹豫豫地要了杯拉克酒。
第一杯酒喝完没过多久场内便响起了欢快的音乐。铃声响起，表演开始了，我赶紧抬头望去。顺着圆形的光束我看到舞女的肚皮在抖动，她身上戴着的亮闪闪的首饰也随之动了起来，吸引了我的注意。她快速地抖动着，臀部和乳房也似乎在冒着光。我兴奋了起来。
我站起来又要了杯酒。服务生把酒送来后，我又坐了下来，我觉得不只是舞女，我们大家都在演着戏。舞女尽量地让自己看上去像个东方女人，而那些即将在东方度过最后一夜的游客也把她看成了东方女人。光束在桌间来回游走，趁着亮光我看到了那些德国女人的脸。她们面带着微笑，她们并不觉得惊讶，她们可能也想惊讶吧，她们期待已久的东西正在慢慢地呈现在她们的眼前，她们看着舞女，心想自己可不是“这样”的。我感觉她们很平静，她们认为她们和她们的男人一样，而在她们的眼里我们则都是“这样”的。该死的，她们就和那些对服务员吆五喝六、认为自己和丈夫享有平等权利的家庭主妇一样在歧视我们！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被歧视得一塌糊涂。我想破坏这丑恶的游戏，不过我知道自己不会的。我体味着失败和思维混乱的滋味。
音乐声越来越响，舞台上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里某种打击乐器没费什么劲便响彻全场，舞女转过身将臀部冲着大家，抖动着屁股上的肉。当她快速转过身，自豪地把胸部转向我们的时候，我看出来了，她这么做的时候就像个向清规戒律挑战的斗士一样。光束照亮了她脸上的胜利和自信，我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对，要让我们低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还能做些事情，我们还能屹立不倒。
现在，舞女在挑逗着他们，和那些不时咽着口水的女游客的眼神捉迷藏。头戴菲斯帽的男游客们大多已经忘乎所以了，仿佛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个舞女似的，他们完全放松了下来，彻底忘掉了自我，像是在一个值得尊重的女性面前变得渺小了似的。
我有种奇怪的幸福感。舞女笨拙却充满动感的躯体让我兴奋起来。我们都像是刚刚睡醒似的。看着她肚皮上汗唧唧的肉，我觉得什么事情我都能全力以赴。我自言自语道：现在马上回家，把倪尔君送去医院，然后就写历史书，我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现在就能做到。
接着，舞女从众人中拽出被她相中的，让他们一起跳起肚皮舞来。真主啊！起初，那些德国男人的动作有点笨拙，他们微微张开双臂，缓缓地抖动着。他们一边跳一边看着一旁的朋友，既有点害羞，又觉得自己有娱乐的权利。该死的，这都是在演戏，我尽量找借口安慰着自己。
没过一会儿，舞女终于做出了我既期待又恐惧的动作来，这一下子让我觉得自己再次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她熟练地从众人中挑选出了看上去最笨、最跃跃欲试的家伙，然后给他脱起衣服来。胖胖的德国人笨拙地抖动着肚皮，冲着自己的朋友笑着。当他脱掉衬衫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忍受了，我低下了头。我要把自己的记忆完全擦掉，不留一点痕迹。我要摆脱自己的意识，在意识之外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生活。可我知道我无法放纵自己，我永远都是双重性格的人，我也知道，我会徘徊在意识和幻想中，该死的，在这肮脏的地方，在这恶俗的音乐声中坐上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