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强有力的理由把语言学结构主义同共时性的考虑联系起来，人们还是怀着强烈的兴趣看到，从哈里斯起，尤其到了乔姆斯基，语言学结构主义当前的形式在句法结构的范围内，采取了明显是生成语法的方向；这种语言学“生成为关系的研究，合乎情理地伴随有对于转换规律进行形式化的努力；此外，我们还要指出，这些转换规律具有一种“过滤”性的调节能力，能够淘汰某些造得不好的结构。从这种看法出发，语言学的“结构”到达了最一般性的结构的行列，具有种种整体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转换规律而不是描写性的静态的规律，而且它们具有从这一组成关系的种种性质而来的自身调整作用。
这种看法上的重要改变，其推动力有两类，为对各种结构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不单是研究结构本身）值得加以分析，因为它们都包含了一种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之为跨学科联系的态度。第一类推动力来自对言语的创造性方面的观察。哈里斯和阿勒（M. Halle）都做过这种观察，但言语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话语（与语言相对而言）的领域里面，也就是在心理语言学的领域里面。事实上，语言学在对心理学采取怀疑态度几十年之后，心理语言学又重新建起了桥梁，乔姆斯基就直接对此非常感兴趣：“在现在研究的种种主要问题的中心，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在日常使用水平上的言语的创造性方面……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似乎是：说话人在他表达过程中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他的语言，或是在倾听周围人讲话的过程中逐渐重新发现了语言，就这样，说话人把一个前后一贯的规则体系即生成（语法〕法典（着重点是我们加的）同化吸收到他自己的思维本体里去，这个生成法典又反过来确定实际表达或听到的一个有无限数句子的整体的语义学解释。换句话说，就好象说话人支配着一部他本族语的‘生成语法’”。
在对“生成语法”转换规律进行研究中，使乔姆斯基得到启发的第二个主要动力，要更加难于理解，因为初看起来，那似乎是导向彻底的固定论而正好不是走向发生论和转换的概念的：这就是这种语法植根在理性之中，并且是植根在某种“天赋”的理性之中的思想。乔姆斯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在他最近的著作《笛卡尔派语言学》（Crtesian Linguistics）里，他在分析言语与“精神”的关系时，甚至引阿尔诺（Arnauld）和朗斯洛（Lancelot）（《波尔·罗瓦雅尔的理性普通语法》[La Grammaire generale et raisonneede Port-Roya1]）以及笛卡尔本人为远祖。事实上，允许建立种种派生句的转换规则，是从稳定的核心句里抽绎出这些派生句来的，乔姆斯基正是参考了这些核心句才把它们和逻辑联系起来的（例如，主语和谓语[按：在逻辑上译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新的立场（关于这个问题乔姆斯基曾说过：“这种立场又把我们重新引向……一种古老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领域中构成一种彻底的创新”）成为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逆向”：由布龙菲尔德热忱地继承的逻辑实证主义，企图把数学和逻辑学归结到语言学上去，把整个心理生活归结到话语上面去；而最新的语言学则是从逻辑学中派生出语法学来，把言语从被理性定向的心理生活中派生出来……
这种逆向关系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同样是相当清楚的。巴赫（E.Bach）在一篇有趣的论文里，文风谦恭，精神公正，对逻辑实证主义和从它产生的语言学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乔姆斯基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前提做了深入的分析。按照巴赫的观点，美国语言学从1925年至1957年做出的值得注意的努力，是以培根的方法论为特征的：用归纳法积累事实，事后才把或多或少地颇有联系的不同水平各个领域（语音学、句法学等）组成一个金字塔，对种种假设采取怀疑态度，总之对观念不信任，从“原型句”中去寻找“基础”，等等。巴赫把乔姆斯基的方法放在克卜勒（Kepler）的门庭之下来反对培根；乔姆斯基的方法，相反地认为这样的“基础”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科学需要假设（而且甚至是波普尔［K. Popper下所说过的那种假设：即最好的假设是最少有可能的假设，这些假设虽则“有不真实的可能”，却可以排除最大数目的结论）。结果是：乔姆斯基不去寻找能够用归纳法手段即一步步地达到种种特种语言以及一般言语的各种属性，而是去想，什么才是能说明各种语言的共同结构并按照不同的特种语言使这个结构分化所必需而又充分的语法理论的那些公设。事实上，乔姆斯基就是通过数理逻辑的形式化（建立在运算规则系统、递现功能、生成法典、尤其是以顺序和运算结合律为基础而得来的初级“单子”结构上面）、普通语言学（主要建立在作为创造性组成成分的句法的基础上）和心理语言学（说话人关于他自己的母语具有的不明说的知识）这三者的混合，最后达到他的语言学结构学说的。
总之，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结构的概念包括下面一些内容。首先，可以用递现的方式获得一整套其形式为A->的改写规则，其中A表示范畴符号（句子等）， z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的语符列（包括新的范畴符号或终端符号）。把转换运算应用到非终端符号的语符列上去，我们就得到了派生的语句，这些转换规则的总体就组成了生成语法，这种语法“能够马上在义符和音素之间的无穷尽的可能组合里建立起联系”。
这是一个真正的结构主义的程序，因为这个程序抽象出了一个严密的转换系统。形成了多少有些复杂的“网”）；它成了比较语言学研究者的极好的工具，而且这个程序还有这样一个巨大好处：既可应用在作为说话或听话人内化了的个人的语法能力上面，又可以运用在作为一种制度的语言上面。相当数量的心理语言学家，例如埃尔文（s．Ervin）和米勒（w.Miller），布朗（R·Brown）和贝吕吉（v.Bellugi），曾重构了“儿童语法”，那是很独特而且与成人语法相差很远的。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在发生学上的这些应用值得认真地加以注意：首先，从惠特尼（Dwighi whitneyy）（在1867和1874年）、涂尔干和索绪尔。受前面两位的影响、开始，要在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和个人话语之间造成对立，把话语和用话语表达的全部个人的思维看成好象只是在集体的框框里模铸出来的，乔姆斯基学说的这些应用已经明显地把这种对立缓和了；其次，因为对个体发生作用地位的这种考虑，是与当前人们在各种非常不同的学科中可以注意到的一种倾向相符的：个体发生即使是属于种系发生或社会发展的范畴之内，它在这些范畴内也还总是反过来使这些范畴也发生改变，这就象瓦廷顿所设想的生物学，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作这样对比的话，也在许多方面象发生认识论。
这种在个体发生学和语言学结构主义之间的可能的联系，今夭甚至在从前难以想象的领域里也可以看到；这里指的是在感情和无意识象征作用的领域。真的，很久以前，巴利（Ch．Bally）就已经从事于他称之为“感情言语”的研究了，这种言语的功能是加强日常言语表达中连续不断地被用滥了的表达力的：但是巴利的 “文体论”主要是指出了语言的规范结构在感情言语表达中的分解现象。相反，我们却可以问自己：感情是否就没有它自己的言语表达呢，这是弗洛伊德，在布劳伊勒（B1euler）和荣格（Jung）的影响之下，想用掩饰作用来解释象征作用之后，终于来为之进行辩护的假设。不过，荣格在象征中看到的是遗传的“古老原型”（“archetypes”），而弗洛伊德则合乎道理地从个人的个体发生中去找寻象征的来源。于是，我们这里似乎是处在与语言学并无直接关系的领域里了，虽然这个领域对于符号功能和普通符号学来说，显而易见是很重要的。可是不然，拉康（J．Lacan）最近第一个发觉，任何心理分析都是要通过言语表达的。当然，这里有分析者的言语，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分析者说话很少；主要是被分析者的言语，因为对被分析者来说，心理分析过程主要就在于把个人无意识的象征符号翻译成社会化的有意识的言语。以这一新观念为中心，拉康从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已知数学模式得到启发，力求抽绎出一些新的转换结构，来实现这种似乎没有可能的企图：把无意识界的非理性的东西和内心象征的无法表达的东西，纳入到在正常情况下用以表达可言传事物的言语模子中去。这是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的想法本身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其结果还没有被“门外汉们”按照这些心理分析学小救派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清楚之前，要来分析这些结果是困难的（因为，固然要懂得一点人家所说事实的知识的意思，但是，一项真理之成为真理，却只有在摆脱了产生它的方面的那些影响，才能为人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