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这一篇描述的是创作中最根本的矛盾，即怎样无中生有，或潜意识如何启动的问题。大脑中储藏着古老记忆的作家，在创作的瞬间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选择：是抛弃一切世俗的负载，通体空灵地进入那种“纯”的境界，还是为世俗所钳制，写些自己不满意的、与记忆中的境界（吉诃德）不一致的权宜之作？对于作家来说，前者达不到，后者又为自己所唾弃，他没法选择，因为二者是一个东西。于是作家开始了挣扎，开始了同命运搏斗的漫长旅程。作家的目标是那种“纯”境界——伟大的堂·吉诃德，作家笔下的东西是朝那种境界突进的尝试。尝试永远是失败，是权宜之计，因为堂·吉诃德只能存在于人的心底。那么创造就毫无意义了吗？不，这正是意义所在：作品只能是同那种最高意境达成的妥协；人唾弃生命的世俗，唾弃笔下文字的世俗含义，人却通过世俗的桥同永恒相通。每天深夜到郊外的野地里去烧手稿的那个幽灵，在火光中看见了什么呢？
《堂·吉诃德》是心灵的王国，一个无限丰富微妙的、不可言传的存在，它的不可言传还在于那种变幻不定，任何要用文字将它固定下来的企图都是滑稽可笑的。滑稽可笑的人类中的英雄，却每时每刻继续着那种地底下的文学创造，在绝望中向着围困他的虚无不断突围。只要有艺术家存在，这种极限意义上的写作就不会停止，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但读者可以从表面的书籍和文字中发现那种特殊创作的信息，并在那些点上闯入艺术家那无限深邃的灵魂。《堂·吉诃德》的王国的到达不论对写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说都需要依赖偶然性，那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世界，人没有模式可依，唯一可依仗的只是自身的冲动。当模糊的理想在前方若隐若现时，人只能像成吉思汗的骑兵一样在懵懂中发起冲锋，当然那前方的朦胧之物正是由他自己在多年的苦苦追求中所营造的。
由人类祖先就开始了的这种特殊的长年不懈的心灵劳动构成了人的历史，这是比教科书上的历史远为深广的另一种看不见的历史，它来自于心的创造，对它的体验也只有通过个体独特的创造来达到，否则它就不存在。这种神秘的历史，要由个人的创造来证实的内在的历史，就是真理的母亲。也是现实的根源。人可以运用它的宝藏来构造自己的《堂·吉诃德》，只要人不停止创造和认识，人就同母亲在一起。然而怀着这种向往的艺术家，注定了只能在地狱般的痛苦中煎熬一生，这痛苦是与生俱来的；真理之母横蛮地否定他所有的创造物，逼得他盲目地奔突，但母亲从不给他任何希望，只给予他剥夺。他感到母亲靠近的瞬间，同时也就是他感到离母亲最远的瞬间，为着重返有关母亲的记忆，人必须准备开始下一轮的创造，如此循环，直到艺术生命的限制使这种创造终止。然后另外的个体又重新开始，那种开始并不是继续前人的事业，而是用新的体验来颠覆前人的作品。这就构成了纯艺术的未完成、以及不完美的特点，因为它只是过程中的残片，或者说对完美的渴求之信息，人在这种残缺之物中表达了他的渴求，但人没有获得他所渴求的完美。那本不朽的杰作《堂·吉诃德》永远在黑暗的最深处，它依赖于人借助蛮力，借助偶然性（灵感）将它一点一点地显现。所以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之际永远摆脱不了对自己作品的厌恶，以及那种深入骨髓的羞愧感；他不得不将心中的理想与肮脏的世俗进行那种猥亵的交媾，这是惟一的获得真理、皈依历史的途径。
博尔赫斯这一篇里面那个梅纳德，就是艺术家无比高傲。脆弱已极、又非常强韧的艺术自我，这个难以捉摸的精灵，生活在深深的苦难之中。她既热衷于创造，又被创造所伴随的虚幻感弄得失魂落魄；她借助于世俗来超越世俗，因而永远只能处于暧昧的身分中；她怀着实现不了的狂妄目标，却只能在暗无天日的绝望中挣扎。她是艺术家心中永远摆不脱的痛和灭不掉的渴望。艺术自我的这种处境是由创造本身的双重性造成的：创造要求将一切不可能的变为现实，同时又要求对一切已实现的现实加以彻底的否定。梅纳德的精神生活就是一边紧张地创作，一边偷偷摸摸地焚烧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