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博尔赫斯更具有艺术形式感的作家了。读者如要进入他的世界，就必须也懂得一点心灵的魔术，才能弄清那座迷宫的构图，并同他一道在上下两界之间作那种惊险的飞跃。否则的话，得到的将都是一些站不住脚的、似是而非的印象和结论。
在《世界性的丑事》这个早期的集子里，博尔赫斯就已经崭露了他在艺术上非同一般的天才。不仅仅他的抽象能力以天马行空的姿态自由驰骋，那种操纵全局的气魄和无止境的张力也令人惊叹。《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女海盗秦寡妇》和《皇家典仪师小介之助》这三个短篇都可以看作不可遏制地爆发着的艺术创造力的颂歌。
在《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中，精神解放者莫雷尔诞生的历史氛围源远流长，艺术的源头将要追溯到某种怜悯心，那是由一名神父的慈悲心肠开始的（艺术同宗教感不可分）。人出于怜悯心介入了生活，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残酷降临了，解放从此成为不可能的事。以一股野蛮的冲力和一个狂人似的脑袋体现自身的解放者莫雷尔，从沼泽地的恶臭中，从自己孱弱的同类里爬了出来，凭着天才的灵性，开始了漫长的精神爬涉之路。为达到人类和自身的解放，他简直是无恶不作，其作恶的手段又别出心裁。看透了人生处境的他，心如明镜，深深地懂得“解放”究竟是怎么回事：解放就是被死亡在屁股后头追击的感觉，像那从一个种植园逃到另一个种植园的倒霉的黑人的刻骨体验。“目的地无关紧要，只要到了那条奔腾不息的河上，心里就踏实了……”为了让人（或自身）获得充分的体验，莫雷尔诱使（以虚假的金钱与自由做诱饵）人不断冒死一拼，直到拼完了体内所有的力为止。从表面看，人什么都未得到，只不过是中了莫雷尔的奸计；从实质上看，人什么全得到了，因为自由的真相就是逃亡时的感觉，而且人也谈不上中计，因为所谓欺骗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莫雷尔的天职就是解放人体内的创造力，手段也许过于残忍，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在窒息生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在遍布可怕的种植园的地狱之乡，除了莫雷尔的以承认蓄奴制为前提的自由，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自由吗？逃亡者不甘心，想要彻底解放，他们开始了突破莫雷尔规范的尝试，莫雷尔就让他们体验了所谓“彻底解放”是怎么回事——一颗子弹，一刀，或脑袋上被打一棍，然后是永久的安宁。那时人再也感觉不到先前逃亡时感到过的自由。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上，人要活，就必须作恶。莫雷尔的杰出之处还在于，他在作恶之后能够进行痛彻肺腑的忏悔，忏悔中充满了圣洁的激情。当然这忏悔并不妨碍他继续活（作恶），勿宁说忏悔正是为了活下去。
久经沙场的莫雷尔，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中也决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他脑子里那些疯狂恐怖的计划无不与解放相联，他体内的罪恶冲动也无时不体现着对自由的向往。他杀人如麻，让自己的躯体（他所率领的黑人队伍）不断遭受出生入死的磨难，为的是获得灵魂的永生。
从艺术的狂想之中脱身出来的博尔赫斯继续说：“莫雷尔率领那些梦想绞死他的黑人，莫雷尔被他所梦想率领的黑人队伍绞死——我遗憾地承认密西西比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这类轰动一时的事件。”但是已经迟了，莫雷尔已经率领过了那些梦想绞死他的黑人队伍——在博尔赫斯永恒的艺术梦境之中。
如果说《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中的艺术之魂露出的是阴沉和狰狞的面貌，那么在《女海盗秦寡妇》中，艺术则以它特有的热情狂放的叛逆姿态登台了，当然在狂放之际又显得有些难以理解。
秦寡妇是一名特殊的女海盗，同她的加勒比海的同行相比，她身上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神性，就是这种神性保护了她，使她不至于像同行那样以上绞架为自身的结局。同女海盗玛丽·瑞特和安内·波内依同样具有无比的勇气与胆量，也同样的残暴、杀人不眨眼的秦寡妇，内心却隐藏了一种稀有的忧郁气质，这种气质使得她的一举一动都自相矛盾，遵循奇怪的逻辑。这就是故事中所指的狐狸本性。狐狸本性让她在关键时刻窥见龙的旨意，狐狸本性让她既服从龙，又反叛龙，也让她在获得无止境的宽恕的同时又受到无止境的惩罚。
秦寡妇的崭露头角发生在一个矛盾激化的时刻——人既违背了龙（最高理性）的旨意又背叛了自身的约束（秦），造反精神高涨的时刻。被拥为新首领的秦寡妇不同于秦之处就在于她的无止境的反叛之心以及对这种反叛的自审和彻底否定。一方面，她是决不驯服的真正海盗；另一方面，她又将海盗的赞助者们称之为“口蜜腹剑”，并制定奇怪的法规约束下属，好像要搞得自己寸步难行似的。这样一名寡妇，“有一双昏昏欲睡的眼睛和一头比眼睛还要光亮的头发。”她是一名女魔王，烧杀抢掠，贩卖妇女。为了燃起更大的疯狂，她甚至同下属一道将火药掺到酒里面去喝。但是看看她在船上制定的法规吧，法规强调大公无私，严守纪律，严禁贩卖妇女（在船上）。违令者斩。此种对一般人来说不可思议、自相矛盾的法规，她的下属们却心领神会，使得她可以“指挥若定”。这样的法规必定来自于龙的启示。
皇帝的圣旨终于下来了，人的创造力同理性的制约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较量，海盗们将官府的战舰打了个落花流水，一时间人欲横流，魔鬼高擎艺术的大旗。但艺术的旗帜不仅仅属于魔鬼，它同时也属于最高理性。寡妇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于是那个特殊的转折时刻出现了。那真是一个神秘而又特殊的时刻，空气中充满了龙的暗示和隐喻，美即将从恐怖中诞生。“一天，月儿圆圆高悬空中，水也变红了。看来，故事已接近尾声。……秦寡妇明白了一切，她将双剑投入江中，跪在船上，命令把她带到官府的旗舰上去”。“狐狸寻求龙的保护”。这样的时刻就是魔鬼同上帝晤面的时刻。此后狐狸当然本性不改，艺术创造的规律就是如此。秦寡妇到了老年又从事鸦片走私，她以她永不消失的活力，获得了“真理之光”的称号，继续将她的创造进行下去。
高傲的秦寡妇的一生就是艺术活动的再现。龙和狐狸缺一不可。无论龙的淫威有多大，海盗们决不低头；反之，无论海盗们多么无法无天，他们始终在龙的制约范围之内。艺术生涯就是煎熬，就是疯狂的突进与虔诚的归复，就是地狱的起义与来自上天的降伏。秦寡妇变成狐狸的起因则是她丈夫的死，死者用鲜血让她启蒙，她于一瞬间领略了人生的要义，开始了艺术生存的辉煌历史。小说中的秦寡妇还具有中国文化的背景，这是博尔赫斯用外国人的眼光所看到的中国文化的启示。
三篇小说里面最为阴森的是《皇家典仪师小介之助》。这是一个东方的忍辱负重的复仇故事。在博尔赫斯这种晦涩的讲述里小介之助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呢？作者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他值得所有人称赞，因为他是忠诚的典范，是一个永恒事业的阴暗而又必要的契机。”什么样的事业呢？当然是博尔赫斯耿耿于怀的艺术事业。艺术需要复仇，复仇将会使灵魂之火猛烈燃烧，迫使人作出那致命的一跃。复仇产生于人所受到的屈辱，精通艺术规章的大师小介之助，怀着阴险的意图，将无限的屈辱强加到人的身上，迫使人触犯天条，进行前所未有的反抗。为了让反抗变得更加艰难，他还堵死了所有的缺口，让人陷入绝望之中。他预料到自己这种公然的挑衅的结果会是什么，那结果正是他所期盼的，因为他是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对永恒事业无限忠诚的典范，他的天职是激发人的血性，让那复仇的火种永不熄灭，直到有一天燃成熊熊大火。东方人深不可测的心计使他得到了典仪师的高位，他将忠于职守，把复仇的戏导演到最后。
小介之助知道，人的忍耐与承担的能力几乎是无限度的，所以他才肆无忌惮地、阴毒地对人的心灵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因为这是人类的命运，也因为人一定会前赴后继地来进行复仇。而他，在复仇的戏未演完之前决不会消失，赤穗的反抗不过是在他前额留下一道小小的剑伤，那就像他馈赠给人的荣誉。果然，后人遵循小介之助的逻辑发展着：“他们一心只想复仇，但同时又觉得复仇的愿望很难实现。”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只有严密的镇压才会导致全盘的爆发。最高典仪师的目光穿透了人的本性，他只要坐在家中，世界便会绕着他转。然而人是多么的可歌可泣啊！为了一种纯洁的理想，他们放弃了自己在尘世所有的一切，沦落到生活的最底层，被糟蹋得不再像人。他们承受的这些苦难，正是复仇所要求于他们的。经历了长长的一年的折磨，人的阴谋得逞了（这阴谋就是小介之助于无言之中给予人的灵感），复仇的激情如同辉煌的梦魇，乱箭纷飞，鲜血四溅，生命的冲动战胜了艺术的法则。但小介之助不会自动退出舞台，因为人的胜利是他所导演的，他知道人不可能永久胜利，他所忠于的法则正在那边为胜利者掘坟墓。没有了仇恨，没有了激动，没有了遗憾，对于人来说现在意味着死。于是武士们愉快地遵从最高法院的判决，纷纷自尽。他们为理想战斗过了，他们显示了人的辉煌，这就是那种最高的忠诚。
这个故事里描述了两种忠诚。小介之助的忠诚是维护最高的法则，也维持理想的模式，为此他必须不断将苦难加在人身上。所以说他是“一个永恒的事业的阴暗而又必要的契机”。武士们在最后要他自杀，那完全是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举动。他，皇家的典仪师，怎能不将皇家的规章贯彻到底？所以他拒绝了这些暴民的无理要求，死得像个英雄。武士们的忠诚则是对复仇理想的忠诚。皇家的严厉规章正是要通过无法无天的复仇冲动来体现，小介之助的抽象法则必须借助武士们的血肉之躯的反抗变为现实。两种忠诚必须互补，才能导演完整的复仇的戏。所以从表面看，两种忠诚势不两立，深入到内部才知道目的原来是一个，归宿也相同。一种艺术理想的实现就是这两种忠诚的实现，人只有不断挣扎，永不放弃精神的复仇，才会体会到最高典仪师的意志，从而永久地处在艺术生存的意境之中。
以上三个晦涩的故事都是关于心灵，关于真理的故事。博尔赫斯借助古代传说或经典著作来讲述心灵故事的高超技巧在《〈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一文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毫无疑问，梅纳德就是博尔赫斯这种类型的艺术家的化身。肩负着神秘使命的艺术家梅纳德，决心要写一部“在地底下的，具有无穷英雄气概的，无可比拟的作品”。这部作品是“我们时代的最有意义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名字也叫《吉诃德》，它的内容包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第一部的第九章和第三十八章，以及第二十二章的一个片断。作者这种讲述听起来好像胡说八道，其实话里头潜伏着异常严肃的用意。梅纳德要做的不是精细的模仿，而是从艺术的统一性和精神的普遍性出发，用梅纳德的个体经验来超越并再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样的创作混淆了时代与地域的差别，但却将原作里永恒的东西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梅纳德的《吉诃德》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梅纳德以他“无限地更为丰富的”体验，以他包容一切的辩证的眼光，重写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将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创新在想象中实现。当然这样一本书是在地下的，手稿也不再存在。但谁能说想象中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呢？
文章逐字逐句对照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第九章里的一段话与梅纳德的《吉诃德》里的一段话，实际上两段话一模一样，但写下这两段话的作者的用意却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塞万提斯提到的“历史”也许不过是教科书上的历史，而梅纳德提到的“历史”明确地指向精神的起源，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永恒性。就这样，梅纳德以他罕见的敏锐性使经典著作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梅纳德的这种写作其实也是一种崭新的阅读技巧，它“丰富了处于停滞状态的基本读书艺术，那是一种有意地制造时代错误和胡乱归属的技巧”。博尔赫斯道出了艺术作品的本质：它是不可重复的，又是在新的创造中不断得到重复的。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地底下的书。梅纳德那本字迹模糊的地底下的书，要等待新的梅纳德将这个特洛伊挖掘出来，使之复苏。
一方面，梅纳德是具有现代气魄的艺术家，敢于破除经典的迷信；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谦虚，因为他写下的一切，是“预先”写下的，早就存在于历史上的东西，真正的经典必然包含了这种东西的萌芽。“思考，分析，发明……是知识分子的正常生活”。梅纳德思考过了，分析过了，也进行了独特的发明，他的吉诃德是完全符合塞万提斯作品原意的吉诃德，他的决心要让书消失的吓人企图正是现代艺术家创作的初衷，每一个阅读他的字迹模糊的地底下的作品的读者，必须充当考古挖掘人的角色，在加入创造的同时与作者共享发现真理的喜悦。
为什么梅纳德没有在现实中留下他的书呢？因为永恒的真理不是任何书可以达到的，它总是同人拉开距离，人只能隔着距离去描绘，这样的书没法最后完成，它只能存在于梅纳德的头脑中——那焦虑、迷惑、痛苦的头脑。梅纳德在阅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就体验了这种永恒，这种状态表现为一种饥渴，而不是以书籍形式固定下来的满足。除了连续不断的想象之外，人还有什么其它的接近永恒的途径呢？书只是记录那想象的记号，它的作用是唤起想象，对象永远在书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