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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系瓦解了，西方评论家的直接反应，便是此事证实了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政治的永久胜利。但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两项观念的不同却常为北美某些浅薄的世情观察家所混淆。诚然，在短促二十世纪的末期，资本主义的体质固非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苏式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已回生乏术。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政治的展望，却不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凡是处于90年代初期的严肃观察人士，都不会对它抱同样的乐观态度。最大的指望，也只能稍带信心地预测：就实际而言，世界各国（也许那些受神明启示，坚持原教旨主义路线的国家得除去不计）都将继续表示全力拥护民主、举办某种形式的选举、并对那些有时纯属理论性的反对意见予以容忍。与此同时，则大力粉刷门面，将它们各自的装饰加在自由民主的意义之上。
当前政治局势的最大征候，其实正是各国政局的不稳定。在绝大多数国家内，现有政权能否安度未来的十或十五年，依最乐观的估计，情况都不大可靠。甚至连相对之下，政府制度及政权转移较为稳定的国家，如加拿大、比利时，或西班牙，未来十或十五年内，它们能否依然保持其单一国家地位，也是一大问号。其未来继起政权的性质形式——若有任何继起政权——也因此不能肯定。简单地说，政治这门学问，“未来学”很难有用武之地。
不过全球政治景观之上，却有几个特征极为突出。其一，正如前面已经指出，是民族式主权国家的衰落。民族国家，乃是理性时代以来主要的政治建制，它的成立，一方面通过国家对公共权力及法律的垄断，一方面则因为就多数目的而言，它也是政治行动有效的行使场地。民族国家地位的降低，来自上下两项因素。就第一方面而言，它的权力功能，正快速地让与各种超国家级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型国家及帝国的纷纷瓦解，小国林立，在国际无主的乱阵中缺乏自卫能力之故。而在国境之内，各国也逐渐失去对国事的传统独霸权力，私人保安和快递服务的兴起，恰好证明原本普遍由国家部门负责的事务，正大权旁落至民间手中。
不过这些发展，并未使国家成为多余或无效的一项存在。事实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在科技的相助之下，国家对个人的监督控制能力反而加强。因为所有财务、行政事项、大小银钱出入（除了小笔现金交易之外），可能都有电脑忠实记录；而一切通讯对话（除了在户外当面交谈），也可以予以截听记录。但是尽管如此，国家的形势已经变了。本来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下半期为止，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势力、功能，莫不持续扩增。这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主要特征。不论个别政府的性质为何——自由、保守、社会民主、法西斯，或共产党——在现代化大势达到高峰之际，“现代”国民的生活种种，几乎都由本国政府的“所为”或“所不为”全面操纵（除了在两国冲突时，局势就非本国政府单方面所能控制了）。甚至连全球性力量造成的冲击，如世界经济的兴衰大势，也通过政府决策与建制的过滤方才及于民众。然而到本世纪末，民族国家却开始被迫改取守势，去面对一个它不再能控制的世界经济；面对它自己一手创立，以解救本身国际性不强的超国家机构，如欧盟组织；面对财政上日渐明显的无能为力，再不能给予其公民短短几十年前还能信心十足提供的各项服务；更有甚者，面对它再也无法依据它自己的标准，去维护公共法律及社会秩序，而这些正是它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功能。当年在国家权力蒸蒸日上的年代，它将如此众多的功能大包大揽，集于一身，并为自己设下如此雄心目标，维持绝对的公共秩序与控制。昔日何等风光，与今天的落魄衰颓两相对照，愈使其无能为力的痛苦加重。
然而，世人如要向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及环境问题挑战，国家及政府——或其他某种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就愈发不可缺少。或如40年代的资本主义改革所示，如果经济体系打算继续差强人意地运行下去，国家的存在更不可少。若无政府机制在上，对国家所得进行配置及重分配，（比方说）旧有发达国家内的人民将落于何种下场？它们的经济，全系于一个所得者日益稀少的基础之上。紧夹在这群有限所得者的两边，一边是人数日众、不再为高科技经济需要的劳动人口；一边是人数也同样膨胀、却不再有工作收入的老年公民。当然，若说欧盟组织的民众，在其每人收入总值平均于1970－1990年之间跃升了80％的条件下，却于1990年时，“供不起”在其1970年视为当然的收入及福利水准，此话自是虚妄（World Tables，1991，pp．8－9）。但是这种局面，若无国家居间，绝无可能存在。假定——并非全无可能——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达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工作有得，其余四分之三则全无收入的状况，如此这般20年后，经济发展也足以产出双倍于以往的全国收入总值。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公共权力外，谁会且谁能保证，全民皆有保障，至少可以有最低限度的收入及福利？谁能够抗拒那在危机二十年中，如此显著，急趋于一方的不平等大势？根据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判断，驰援来救者绝非自由市场。如果那些年的教训带给世人任何证据，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政治课题——自然包括发达的世界在内——不在如何扩增国家财富，却在如何分配财富，以利人民福祉。分配的课题，对急需更多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巴西，就是忽略社会问题后果的最大例证。1939年，巴西的平均国民所得几乎为斯里兰卡的两倍半；80年代结束时，更高达6倍有余。可是斯里兰卡的居民，在主食补助及免费的教育医疗下（直到1979年末期），其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却比巴西高出数年；它的婴儿夭折率，于1969年也仅有巴西半数，1989年更减为巴西三分之一（WorldTables pp 144-147，52－127）。若比较两国的文盲人数，1989年时，巴西更几乎达亚洲这个岛国的两倍。
社会财富的分配，而非增长，势将主导着新千年的政治舞台。非市场性的资源配置分派——或至少对市场性配置分派予以毫不留情的限制——是防止未来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不管采取哪一种手段，人类在新千年里的命运前途，全在公共权力的重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