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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黄金年代这股惊人的爆炸增长之势，似乎仅是过去增长的重复，只不过这一次幅度尤为巨大而已。1945年前的美国，即曾经历这股蓬勃的增长；如今则以美国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典范，再将这把火燎原般蔓延到全球各地。就某种层次而言，这个现象的确属于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比方汽车时代早已在北美降临，可是一直要到大战之后方在欧洲地区出现，并在更以后的时间，才以比较缓和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以及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在此同时，对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大地子民而言，卡车和公共汽车，则在低廉的油价之下成为大众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如果西方富裕社会的兴旺，可以以私有汽车的增长率衡量——以意大利为例，即由1938年的75万辆激增为1975年的1500万辆（Rostow，1978，p．212；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Table 175，p．960）——那么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尺码，则可由观察其卡车数量的增加速度而得。
世界经济的大繁荣，因此就美国而言，是继续以往的增长趋势，就其他国家地区而言，则是一路急起直追。亨利·福特提出的大量生产模式，跨洋越海，成为新兴汽车工业忠实遵循的不二法则。而在美国本土，福特式教条则延伸至其他生产和制造行业，从房屋兴建，以至垃圾食物，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麦当劳的兴起，可谓战后一大成功范例）。过去仅为少数特殊阶级生产服务的产品，如今开始大量产销，向广大的群众市场推出，带着大规模人潮涌向阳光海岸的旅游业即为一例。大战之前，北美地区前往中美及加勒比海的观光旅客，每年最多不超过15万；可是1950－1970年20年间，这个数字却从30万人暴增为700万人（US Historical Staristics，I，p.403）。至于前往欧洲地区旅游的数字，自然更为惊人。单以西班牙一地为例，该国直到50年代后期为止，可谓毫无大规模旅游业可言；但是到80年代末期，每年却迎来5400万以上的游客人潮（Stat．Jahrbuch 1990，p．262）。以往被视为豪华奢侈的享受，如今已成为家常便饭，标准的生活舒适条件——至少在富国如此；如冰箱、家用洗衣机、电话等等。1971年时，全球已有2．7亿万部电话机，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欧地区，而其扩展之势，更以加速度的比例增加；10年之后，即已倍增。在已开发的市场经济地区，平均每两人便有一部以上的电话（UNWorld Situation，1985，Table 19，p．63）。简言之，这些国家的居民，如今已经可享用他们父辈只有极富之人才能拥有的种种享受——其中当然只有一事例外，这些“服务”的提供者，已由机械代替了仆役。
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一时期最为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其中经济繁荣的最大动力，多是来自科技方面的种种突破与革命。科技不但将众多旧有产品改良，并且进而促成大量新产品的出现，其中许多是闻所未闻，在战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新发明。某些革命性的产品，如命名为“塑料”的合成物质，是于两战之间开发而成。有些则已经进入商业生产的阶段，如尼龙（nylon，1935）、聚苯乙烯（polystyrene）、聚乙烯（polythene）等。另外有些产品，如电视，以及磁性录音带的技术，此时却才刚刚结束试验的阶段。此外大战时对高科技的需求，更为日后的平民用途开发了众多革命性的处理过程，如雷达、喷气式引擎，以及为战后电子产品与信息科技奠定基础的各种重要观念与技术。这方面的发展，以英国表现为最强（后由美国接手延续），远胜一心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德国人。如没有这些战时打下的研究基础，那么1947年发明的晶体管，以及1946年发明成功的第一部民用计算机，必将延后多年方能出现。也许是幸运吧，首次于战时为人类所开发，却使用于毁灭用途的核能源，就整体而言，始终停留在平民经济的范畴之外。唯一的最大功用，仅在全球电力生产方面略尽功能（至少到黄金时代为止均系如此）——1975年，核能发电约占全球发电量的5％。然而种种发明创新问世的年代与目的，无论是出于两战之间或二战之后的科学研究，或基于两战之间的技术甚或商业开发，甚或来自1945年后突然猛进的大跃进时期——如50年代发明的集成电路，60年代的激光技术，以及各项由太空火箭衍生的技术发明——就我们探讨的宗旨而言，其中先后分野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黄金时代的繁荣，对种种先进甚至为常人难懂的科学研究倚重之深，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高深专业的科研技术，如今往往在数年之内，即可于应用领域找到实际用途。两百年来的工业发展，甚至包括农业在内，终于开始决定性地跨越了19世纪为我们设下的技术范畴（见第十八章）。
对一个观察者而言，这段科技大地震时期至少有三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它完全改变了富国居民日常生活的面貌（贫国亦然，只不过程度较轻）。幸亏有了晶体管及体积小却时效长的电池，如今即使在最遥远偏僻的村庄，也可以收听到无线电的广播。又有“绿色革命”，为稻麦耕作带来了巨大转变（人人脚上一双塑料鞋，取代了以往的赤足）。任何一位欧洲读者，只要检点一下自己身边各式各样的所有物，即可证明这第一点所言不虚。冰箱冷冻柜里丰富的宝藏，满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之物（其实连冰箱冷冻柜本身，也是1945年前很少有家庭拥有的著移品）；冷冻处理的各式食品、工厂环境大量饲养生产的家禽产品、加了催生剂及其他各种化学物质以改变味道的肉类，有的甚至是以“去骨的上等好肉仿制”而成（Considine，1982，pp．1164ff），还有那绕过半个地球空运而来的新鲜产品，在这个时代以前，是绝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与1950年比较，各种自然或传统物质——如木材、以传统方式处理的金属制品、自然纤维或填充料、甚至包括陶瓷在内——种种材料在我们各家厨房、家用器具、个人衣物当中所占的比例，的确都呈现急速下降的趋势。然而，在经营者大肆吹嘘推销下（经常是有系统的极尽夸张之能事），个人卫生美容用品的产量之大，及其花样名目之繁多，却往往使我们忽略其中到底含有几分真实性的创新。科技的翻新变化，使得消费者的意识达到一个地步——只有新奇，才是促销的最好手段。这种诉诸新奇的推销手法，从合成清洁剂（是于50年代成形进而成为“一代产品”），到膝上的便携式电脑，应用面之广无所不容。其中所持的假定是，“新”就是“好”。“新”，不单代表着更上层楼，“新”，简直就意味着“革命”性的突破。
这一类假新奇之名的产品除外，其他代表真正新科技新突破的产品同样层出不穷：电视机、塑料唱片（1948年问世）、其后的大盘录音带（卡式录音带于1960年推出）、磁片CD，以及取代以往那种大而笨重的携带式小型晶体管收音机等等——笔者的第一部携带式收音机，是60年代后期获赠于一位日籍友人。此外尚有数字型手表、袖珍计算器（其动力先为电池，后为日光能源），以及后来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摄影器材，录像产品。种种新发明共有的一个最大现象及意义，在于这些新产品的体积不断缩小，越来越方便随身携带，其研制销售的范围及市场因而也越发扩大。然而科技革命的象征，在另外一些表面似乎毫无改变的产品上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比方如个人式休闲用的小艇，自二战以来，其实已经从头到脚全部彻底更新。船上的各项设备，无论是桅杆还是船体，风帆还是索具，导向还是航行工具，都与两次大战之间的船只截然不同。唯一不曾改变的部分，只剩下它的外形和功用。
第二，各项发明突破涉及的科技愈复杂，从发现或发明到商业生产的过程也同样地愈为复杂，其间必须经历的程序更是精细繁多，所费不赀。研究发展（R＆D）于是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市场经济体”超越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便也因此愈发强化（我们在第十六章将会看见，科技创新的开花结果，并未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出现）。70年代在这些“发达国家”里，每百万人口便有千名以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孜孜不倦致力于研究发展的事业。可是同样的人口，在巴西却只有250名科技人员，印度有130名，巴基斯坦60名，肯尼亚及尼日利亚更只有微不足道的30名左右（UNESCO，1985，Table 5．18）。更有甚者，由于创新已成为一种持续的过程，以至于新产品的开发成本，也变为生产成本中庞大而不可或缺的一环了。而这项成本，更有与日愈增之势。即以极端的军火工业而言，区区金钱成本一事，已不再是考虑项目。新研制成功的装备，往往还来不及应用到实际用途上，就得完全毁弃另起炉灶，因为比它更先进的发明已经又出炉了（自然也更为昂贵）。这种不断推陈出新，对生产厂商却有着极大的利益可言。至于其他比较以大规模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如化学制药而言，一项大众真正迫切需要的新药物的问世，在专利的保护之下，往往可以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中为厂家赚取丰厚的利润。如此巨大的利润，被制造商解释为从事进一步研究绝对不可或缺的资本。而其他比较不容易获得垄断性保护的事业，只有尽快大捞一笔，因为一旦类似产品进场竞争，价格势将一落千丈。
第三，种种新科技产品，绝大多数均属于资本密集，并具有减省劳力甚或取代劳力的一大特性（当然对于那些具有高层技术的科学家及技师而言，他们贡献的人工劳力不在此限）。黄金年代的最大特色，因此便在于它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资本；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不需要人力，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剩下消费者一角。然而经济冲刺的力量速度太大，终一代人，都不曾意识到这一发展现象。相反地，经济增长如此猛烈，一时之间，甚至在工业国家里面，工业工人阶级的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未曾改变，有时甚至呈上升之势。在美国以外的各个先进国家中，战前不景气及战后复员累积下来的劳动力，在大量需求之下很快干涸，各国只好不断由本国乡间及国外涌入的移民中，汲取新一批的就业人口。甚至连在此之前一直被保留在就业市场以外的已婚妇女，也开始纷纷加入，而且数字不断增加。尽管如此，黄金时代追求的最高理想——虽然是在逐步实现之中——却是以“无人”方式进行生产，甚至提供劳务：自动化的机器人，在生产线上组装汽车；一排又一排安静无声的电脑，控制着能源生产；飞驰而过的火车，不见一人驾驶。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里面，人类唯一的重要用途只有一项：就是扮演着产品和服务的消受者。可是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这里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这一切看来似乎犹在遥不可及的将来，一切是如此的不真切，就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曾警告众人未来宇宙将在“熵”（entropy）之下，进入永久黑暗的死亡一般。
其实正好相反。所有那些大动乱时代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那可怕却无法避免的忽儿繁荣忽儿萧条的循环，那在两次大战之间恶魔般撕裂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循环，如今均已飘然远去，只化作一连串轻微波动的水痕留在人间。这一切，自然都多亏世人的智慧，开始聪颖地运作着总体经济管理的理论——至少那些如今身为政府智囊的凯恩斯学派专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大量失业，在60年代发达的国度里，真不知何处去寻？请看欧洲的失业人口，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5％；日本更仅有1．3％（Van derWee，1987，p．77）；只有北美地区的大量失业现象还不曾完全抹去。贫穷？当然，绝大多数人类仍然陷于穷困之中，可是在工业劳动人口的旧心脏地带，《国际歌》里的那一段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尚有何意义可言？这些工业重地的劳动工人们，如今人人不久就可购得自己的汽车，每年还有带工资的休假，可以在西班牙的海滨自在逍遥。就算日子难过，不幸陷入经济难关，不也有那一日比一日慷慨，愈发无所不包的国家福利，一手接过他们的各项需要，提供在此之前连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各种保护，生病、事故、灾难，甚至连穷人最恐惧害怕的年老岁月，如今都有福利制度一肩担当。他们的收入，不但与年俱增，而且几乎呈自动当然的增加。谁说不是呢？难道他们的收入不会永远地升高下去？生产体系制造提供的种种产品和服务，使得以前视为奢侈的豪华享受，成为每日正常必然的消费项目。消费的幅度及广度，一年比一年更为扩张。更有甚者，从物质的角度而言，人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唯一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幸福国度子民已然享受的种种好处，扩展至全人类，扩展至那些显然仍占世上绝大多数的不幸子民。他们至今甚至尚未进入“发展”、“现代”的阶段呢。
于是，人世间还有什么问题尚待解决呢？一位极为聪颖杰出的英国社会政治学家，曾在1956年如此说道：
传统社会学家的思想往往为经济问题所霸占。这些经济问题，有的来自资本主义，有的来自贫穷，有的来自大量失业，有的来自污秽肮脏，有的来自不安定，有的甚至来自整个系统可能面临的完全崩溃。……可是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除去偶发性的小型萧条之外，以及某些一时的账务平衡危机，全面就业的目标应该可以达到，至少足以维持住某种可以忍受的稳定度。而自动化的推行，相信更可以逐渐稳定并解决目前还存在的生产不足问题。前瞻眺望，若依我们目前的生产率继续下去，50年之内，我国全国的总生产即可高达目前的3倍。（Crosland 1957，p．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