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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观事探理，往往与史学家相似：只有于回顾往事时，才能认清自身经验的本质。50年代时，众人开始意识到年头的确越来越好，若与二战爆发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见其佳。持有这种想法者，尤以那些国势蒸蒸日上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为最。1959年，英国某位保守党首相保住首相宝座，赢得大选的口号便是：“你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吧。”这句话显然相当正确。但是一直要到这段欣欣向荣无限繁荣的美景过去，进入动荡不安的70年代，等待着伤痕累累的80年代，观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经济学者为首——恍然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正结束了一个在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极为特殊的时期。众人搜索枯肠，想要为这个时期拟一个恰当的名称；于是法国人士有“光辉三十年”，英美社会则有“四分一世纪黄金年代”（Marglin and Schor，1990）的种种说法。金色的光辉，在随之而来数十年黑暗的危机背景衬托之下，越发显得灿烂。
众人之所以如此迟钝，花这么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当年美景的特殊之处，其中原因有几个。对美国来说，繁荣不是什么新鲜事，毫无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过是战争时期经济扩张的持续而已。自从大战时期开始，这个国家就受战争之赐而发达，不但没有遭到任何物质损害，全国国民生产总额（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 der Wee，1987，p．30）。到战争结束，美国已一跃几乎占全球工业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为其架构之庞大及跃升之迅速，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代的表现，相对地也就不如其他国家在此时期增长率惊人，因为后者起步的基础远较美国差。1950－1973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均低于其他工业国家（英国除外）；更重要的是，其增长率较其前期的冲动活力也更见逊色。其他工业国家中，即使连增长远较他国迟缓的英国在内，均突破了本国过去的记录（Maddison，1987，p．650）。事实上就美国而言，从经济和科技的角度而言，这个时期的发展非但没有进步，反呈相对性的倒退。美国人单位工时的生产力，与他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以1950年这一年为例，虽说美国国内生产总额每人所得是德法两国的双倍，日本的五倍，并超出英国一半，其他国家却急起直追，追赶之势，一直到进入70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日本和欧洲各国战后的首要目标，自然一致以恢复在大战中损伤的元气为主。因此1945年后的头几年里，各国衡量本国成功的标准，不是以未来为尺码，而是完全建立在与过去水准接近的程度之上。对于非共产党国家而言，这项疗伤止痛的过程，也意味着必须将心中对战争及战时抵抗运动遗留物的害怕心理——即对社会革命与共产党势力的恐惧感——抛诸脑后。到1950时，多数国家（德日两国除外）均已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准。但是早期的冷战，加上当时法意两国国内残存的强大共产党势力，却使当时众人不敢稍存安逸之感。总而言之，一直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终于真正感受到增长在物质上带来的种种好处。以英国为例，这种感觉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变得明显起来。在此之前，相信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在任何选举当中，以前述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获得胜利。即使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如此富庶的地区，所谓“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带来的惠泽，也要到60年代才变得逐渐普遍（Francia，Muzzioli，1984，pp．322-379）。更有甚者，一般在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中存在的秘密武器，即社会上的全面就业现象，也一直要到60年代，欧洲失业率约为1．5％之际，才成为普遍的趋势。而在50年代，意大利还有8％的失业率。简言之，进入60年代，欧洲各国才理所当然地看待自己无比繁荣的现象。从此开始，“有见识”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经济大势从此只会永远地向前走，向上升。1972年，联合国某位人员曾在报告中写道：“60年代的增长趋势，无疑也将于70年代初期与中期继续进行。……目前看不出任何因素会对欧洲各国经济的外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随着60年代的发展，由各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将它对未来增长的预估修正为更乐观的数字。到70年代，“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依保守的中等估计”），更被设定为5％以上（Glyn，Hughes，Lipietz，Singh，1990，p 39），但是事实发展证明，结果全然不是这样。
如今回顾观察，30年的黄金岁月，基本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30年间，这些国家占了全球总出产额的75％，以及出口总量的80％以上（OECD，Impact，1979，pp．18－19）。但是在当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使得这个繁荣时期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那就是在50年代，经济高潮的现象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与特定的经济区域无关。事实上刚一开始，新扩张地盘的社会主义国家仿佛还占了上风。苏联在50年代的增长率，胜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而东欧各国经济增长之速，也几乎不下苏联——尤以过去一向落后的国家最为快速，而已经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国家则较为缓慢（不过共产党东德却远远落在非共的德意志联邦之后）。到了60年代，东欧集团的增长开始失去冲动，但是它在黄金年代国民所得的增长，却稍高于（苏联则较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IMF，1990，p．65）。到了60年代，资本主义变得明显地领先于社会主义了。
然而，黄金年代毕竟仍不失为世界性的现象，虽然对世上绝大多数人口来说，他们生活的国度贫穷落后，这繁荣富裕的景象始终不曾近在眼前（不过联合国专家却想方设法，要为这类国家粉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不断激增，1950年后，非洲、东亚、南亚三地的人口，35年之间足足增加了一倍有余；拉丁美洲人口增加的速度更为惊人（World 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饥荒频仍，哀鸿遍野。代表着这饥荒的标准形象，也就是瘦骨磷峋的异国儿童，频频出现于西方家庭晚餐后的电视屏幕上。可是回到黄金年代，却没有这种集体大饥荒的现象出现。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战争及政治疯狂造成的悲惨后果。事实上当时人口数字倍增，平均寿命也延长7年——若将1960年的数字与1930年相比，更高达17年之多（Morawetz，1977，p．48）。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胜过人口增长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及各个主要非工业地区均属事实。50年代，在每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平均国民粮食生产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为逊色，但亦呈增长之势，只不过速度不及他处辉煌而已。进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业地区的粮食生产依然保持增长，可是速度却异常缓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这一回它却一反落后姿态，领先其他各国）。总之，穷国于50和60年代的粮食生产总和，其增长均胜过发达国家。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属贫穷地区的国家之间，也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因此若再将这些国家的数字混为一谈，便失去意义。如今某些地区，如远东和拉丁美洲，生产力增长之速，远超过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区则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后之势。到80年代，在南亚和东亚以外的世界贫困地区，国民粮食生产完全停止增长（即使在以上这两个地区，增长率也比70年代为差，如孟加拉、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至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则比其70年代的水准减少甚多，甚至直线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亚洲近东为最（Vander Wee，1987 p．106；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 2，pp．113-15）。
同时，发达国家的问题却完全相反。它们的烦恼是粮食生产过剩，多到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们的对策有二：一是大量减少生产，二是（如欧洲组织的做法）将其“奶油成山”、“牛奶成河”的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穷国倾销。穷国的生产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荷兰乳酪的价钱比在荷兰本地更低。说也奇怪，一边是粮食过剩，一边是饥肠辘辘，这种景象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经引起世人多少愤慨，如今到了20世纪的后半时期，却少有人闻问。此中差异，衬托出60年代以来，贫富两世界之间差距日益加深。
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进行，这种现象，甚至包括了“第三世界”。在旧大陆的西方，西班牙和芬兰等地，发生了戏剧化的工业革命。而在“货真价实”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见第十三章），也开始建立了大规模的工业部门。至于第三世界，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newly industrialising countries，NIG），虽然在黄金时代之后才出现，但是其中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却急速减少，至少也不再偏重农业作为换取其他进口品的手段。到80年代末期，只有15国仍靠农产品的出口换购半数的进口。除了新西兰之外，这些国家都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 11，pp．149－151）。
世界经济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着，进展之快，到60年代，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兴旺。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间，世界各地制造业的总产量一跃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业品的贸易额则更增长了10倍有余。而同一期间，全球的农产品总产量虽不及工业产品增幅惊人，竟也大量增加。这一回，农产量的增长，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积取得，而是由于现有耕地生产力的提高。每单位公顷的谷物收获量，在1950-1952和1980－1982年两个三年之间，增产达两倍——而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三地，则更激增两倍以上。同时，全球的渔业产量于再度萎缩之前，也跃增了三倍（WorldResources，1986，pp．47，142）。
爆炸性增长的同时，却造成一项为当时众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却早已隐含着威胁之势，即地球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除了热心野生动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资源的保护者之外，这两项问题于黄金时间极少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观念作祟，认为衡量进步的尺度，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强，进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深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因此完全不顾生态后果，贸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就时代而言已属落后，以铁与烟为主的重型工业。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旧有19世纪工业家所持的座右铭，所谓“哪儿有垃圾，哪儿就发财”之说（就是“污染即金钱”），也依然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对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筑路建屋的房地产界为主，再度在土地投机上发现了暴利的机会。这条发财之路绝对不会出错，只要挑对了一块地，然后静坐守株待兔，土地价格自然就会直线上升，一发而达天价。只要地点好，地产投机商几乎无须任何成本，即可摇身一变而成百万富翁。因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来的建筑物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只要土地的价格持续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户或空屋），还可以一路继续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后，高筑的债台及泡沫堆积的幻象终有破灭的一天——于是跟以往出现过的繁荣时期一样，随着房地产界连带银行的倒台崩溃，黄金年代画上了句点——最后的终点来临之前，世界各地的都市中心，不论大小，都已因“开发殆尽”而告毁灭。旧有的中世纪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观，如英国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鲁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马（Lima），都是被这股开发狂潮吞灭而毁坏。因为当时东西两方当局都同时发现了一个解决房荒的妙法，就是将大量生产的工厂手段，应用于平民住宅的兴建之上，不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于是各个都市的郊外，便充斥着这类面目呆板，缺乏变化，样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楼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将在人类都市化的历史上永远留下最具毁灭性十年的臭名。
事实上回顾当时的心理，众人不但对生态和环境毫无担忧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成就感。岂不见19世纪污染的后果，如今已臣服于20世纪的科技进步及生态良心之下吗？1953年起伦敦市内禁燃煤炭，区区一举，岂不已将狄更斯小说中熟悉的雾都景象，那时不时席卷伦敦城的迷茫深雾，从此一扫而空？几年之后，岂不见鳟鱼又游于一度死去的泰晤士河上游？乡野四郊，过去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一排排大量吞吐着浓烟的巨大工厂，如今岂不也为轻巧安静的新型厂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飞机场取火车站而代之，成为人类运输的典型建筑。随着乡间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户开始迁入，多数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涌向弃置的村庄农场，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更接近于大自然。
尽管如此，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冲击极其深远，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只限于都市和工业；影响之深广，众人最后终于醒悟，即使连农业活动也深受冲击。而这股冲击的影响，自20世纪中叶以来，越发显得变本加厉。其中原因，主要是出于地层中石化能源的开发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纪开始，就有人为这些能源的开采耗尽而担忧。事实上新矿源却不断被发现，超过人类能够利用它们的速度。当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遽增加——1950－1973年间，美国一地的用量甚至一跃而为10倍（Rostow，1978，p．256，Table III，p．58）。黄金时代之所以金光灿烂，其中一个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14年间，沙特阿拉伯所产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时间里，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趋走低之势。说来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员国终于决定提高油价，以反映汽车交通文化所能负荷的真正成本之后，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运输方式大量增长的后果，才开始受到生态观察家们的认真注意及对待。但是为时已晚，汽车文化大都会的天空已经漆黑一片，尤以美国的情况最为严重，首先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都市里混含着黑烟的浓雾。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也使大气层的温度在1950－1973年之间足足升高3倍，意味着这个气体在大气层中的密度以每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 Ressources，Table11．1，P．318；11．4，p．319；V Smil，1990 P．4 Fig．2）。至于破坏臭氧层（ozone）的化学物质氯氟碳（chlorofluocarbons）的产量，更以直线呈惊人增加之势。二战结束时，氯氟碳的使用几乎等于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万吨以上的单一化合物（one compound），以及40万吨以上的他种化合物被排入大气层（World Resources，Table 11．3，p．319）。制造这股污染的罪魁祸首，首推西方各个富国，然而苏联也不能够推掉它的一份。苏联的工业发展，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尤重，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污染，与美国旗鼓相当，1985年，几乎达到1950年的5倍（就每平均人口制造的污染而论，美国自然遥遥领先）。这段时间当中，只有英国一国，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平均每人二氧化碳的排出量（Smil，1990，Table I，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