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
我的《访苏归来》一发表，就给我招来许多谩骂。罗曼·罗兰的责难令我难过。我从未仔细品味过他的作品，但是至少我十分敬重他的精神人格。我的忧伤来源于此： 在竭尽表现其伟大之前生命便完结的人何其寥寥。我相信《超然于混战之上》的作者，肯定要严厉评价老迈的罗兰。这只老鹰筑好了巢，就在巢中安歇了。
除开谩骂者，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评。我写此书是为回答善意批评者。
在所有人中，平常极为聪明的保尔·尼赞，却对我作出一个极特殊的指责：“把苏联描绘成一个不再变化的世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看到这一点。我已然说过，苏联月月都在变。正是这种情况令我害怕。苏联的状况逐月恶化，越来越远离我们期望于她的当时和将来的样子。
自不待言，我赞赏你们信任和爱戴的一贯性（我这样讲并无讥讽之意）；然而，同志们啊，你们开始不安了，承认这一点吧。你们越来越惶恐地发出疑问（比如说面对莫斯科审判的问题）： 我们要一直赞同到什么地步？你们的眼睛，迟早会睁开，而且不得不睁开。到那时，你们这些正派人就会问自己： 我们怎么可能这么久闭着眼睛？
再说，最了解情况的那些正派人，也不大反对我的论点，他们只是寻找并提出一些解释的理由。是的，解释，同时也是辩解，为糟糕的事态辩解。须知对他们而言，仅仅说明如何走到这步田地还不够（归根结底，这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还必须证明走到这步田地是对的，至少先经过这一步再求更好是对的；还要证明，沿着同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这条路走下去，照样能通向共产主义，舍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唯独我一点也不得要领。
有人说我这本书观察太肤浅，匆匆下判语。就好像苏联令我们着迷的不正是第一层表面！就好像不是更加深入观察，目光就不能碰到最糟的情况。
恰恰在果实的深处隐藏着蛀虫。然而，当我对你们说： 这个苹果虫蛀了，你们却指责我没有看清楚——或者指责我不喜爱苹果。
假如我只停留在赞赏上，你们绝不会指责我（肤浅）了，可是那样一来，我就名副其实肤浅了。
你们这类批评，我早已领教过。我的《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也差不多招来类似的批评。当时有人驳斥我：
1．我所指出的滥施淫威是个别现象，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我所指出的事实，他们毕竟否认不了）。
2．要找出足够的理由赞赏现状，只需比较原先的状况，（殖民地）被征服前（我差点说： 革命前）的状况。
3．我感到痛心的种种现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我却不解其故： 这是为了更好前景的阵痛。
那时对我的批评、抨击和谩骂，全来自右派势力；而你们这些左派人士，那时就不大考虑我明显是“外行”，抓住我那些声明如获至宝，认为正符合你们的方向，可以为你们所用。同样，到了今天，假如我只赞扬苏联，说那里万事如意，你们也就绝不会指责我这么外行了。
不管怎样（只有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后来，调查委员会在刚果证实了我指出的一切。同样，我收到的大量见证、我所能看到的报告、公正的观察家（不管他们现在是，或者去苏联参观之前曾经是多么伟大的“苏联的朋友”）的记述材料，纷纷来证实我对苏联现状的看法，同时也增加了我的担忧。
我的《刚果之行》一大弱点，我的见证极脆弱之处，就是我不能讲出资料的来源，不能点出他们的名字而使他们受罚；他们相信我谨慎而向我提供了情况，或者给我看了通常不宜公开、我也不便引用的文件。
有人指责我根据极少的事例，作出极大的判断，看到几个孤立现象，就匆忙得出轻率的结论。我观察并列举出来的事实，也许一点不错，但那是极个别的，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我只讲了我观察到的最典型事例（下文中，我还要举出一些事例）。本书刚写的时候，我就认为没有必要堆砌那么多报告、数字和统计数据。首先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只采用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情况；其次，也因为我不十分相信官方数据。特别是这类数据这类“图表”（况且我也研究过），在别处也能见到。
不过，既然有人向我提出来，我就举出几个实例说明。
菲尔南德·格列尼埃、让·彭斯和阿莱桑德里教授，我想是集体去苏联旅行的，另外大约还有159人，同他们一样是“苏联的朋友”。这三位指控者（被告就是我）所做的见证，如果有些混同，那丝毫也不奇怪。他们为了证明我错了，引用了同样的数据，即他们不经核实就接受提供给他们的数据。
我力求解释他们的数据，为何同其他见证人举出的数据不相符合： 其他见证人长期在苏联工作，有时间深入“下层”，当然更加了解情况——而那162位游人仅仅走个过场： 他们的行程前后二十天，从8月14日至8月28日，在俄罗斯总共逗留十四天。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能看到许多，但仅仅是别人安排他们看的东西。他们谁也不会讲俄语（我指的是三个指责我的人）。我希望，这回他们也允许我认为，他们的声明未免肤浅。
我已经说过，在法属赤道非洲，只要有人“陪同”旅行，我就觉得几乎一切都很美好。我一旦离开总督的轿车，决定独自徒步走遍整个地区，以便同土著人直接打交道，历时六个月，我才开始看清楚了。
唔！在苏联，我当然也参加过那些模范工厂、那些俱乐部、那些学校、那些文化园、那些托儿所，也同样令我欣喜；我完全同格列尼埃、彭斯和阿莱桑德里一样，巴不得自己被迷住，再以此去迷住别人。自迷和迷人该有多痛快呀，真希望我点了名字的这些人要确信，我一定有极大的理由，才能抵制这种迷惑，而我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轻率地”下了结论。
让·彭斯的诚意令人敬佩，他那深信不疑的态度也令人感动，就像一切天真幼稚的举动那样。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不去考察，当然也不作批评，一如我本人初到时的表现。
看到他举出的（或者阿莱桑德里和格列尼埃举出的）某些数字，例如一座工厂的产量，我也承认非常了不起。不过，我也请这些同志考虑一下《真理报》透露的情况，以下便是我从1936年11月12日那期摘录的：
“第二季度，雅罗斯拉夫工厂提供的汽车零件总量（这是大肆宣扬的官方统计看重的唯一数字）中，计有4000件废品，而第三季度，废品则达到27270件。”
在12月14日一期上，《真理报》谈到某些工厂生产的钢时，写道：
“2—3月份，就淘汰了4.6%的废钢，而9—10月份，则淘汰了16.20％。”
“有人破坏。”会有这种说法。近来审理的几件大案，就好像为这种说法提供依据（而且互为佐证）。然而，由此仍旧可以看出，这些废品正是人为的生产冒进所付出的代价。
计划固然非常美妙，但是，鉴于现有的“文化”水平，要超过一定的产量，只有巨耗才可能。
依杰夫斯克工厂生产的损耗，从4—8月份为416000卢布，而仅仅11月份，就高达176000卢布。
运输卡车频繁出车祸，既有司机疲劳驾驶的缘故，也有汽车质量差的原因。1936年经过检验的9992辆汽车中，就有1958辆不合格。某个运输部门24辆货车，23辆不能运行；另一个运输部门52辆车，则有44辆不能运行。（《真理报》1936年8月8日）
1935年计划公布的唱片产量为50000000张，其中很大部分要由诺金斯克工厂生产，即4000000张；然而，这家工厂只生产了1992000张，次品却高达309800张。（《真理报》1936年11月18日）1936年第一季度产量，只达到计划指标的49.8%；第二季度产量，则达到32.8%，而第三季度，就只有26%了。
一方面产量逐渐下降，而另一方面，废品数量却飙升：
第一季度……156200件废品，
第二季度……259400件废品，
第三季度……614000件废品。
至于第四季度，完整的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有理由预料情况还要糟，因为仅10月份，就出了607600件废品！由此可以判断出，每件合格品的“成本价”会有多高。
“劳动英雄”厂供应给莫斯科小学生的2000000册练习本，99%无法使用。（《消息报》1936年11月4日）在罗斯托斯，不得不扔掉8000000册练习本。（《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
一家合作社售出的150张椅子，就有46张一坐就断裂了。供应的2345张椅子，就有1300张不能使用。（《真理报》1936年9月23日）
外科医疗器械质量也同样低劣。苏联著名外科医生布尔杰恩卡教授就特别抱怨，精密外科手术器具质量非常糟糕，在手术中，缝针经常弯曲或者折断了。（《真理报》1936年11月15日）
部分列举的这些资料，应该让那些捧场的人收敛一些了。不过，宣传机构是不会考虑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延误交货和质量低劣，必然引起抗议，有时甚至打官司，结果严厉惩罚厂家，而报纸披露出来，也旨在改进生产。
自我批评，在理论和原则问题上极端缺乏，但是一涉及实施所通过的计划，就会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从《消息报》（1936年6月3日）了解到，莫斯科一些区，现在每65000居民才有一家药店；在另一些区，每79000居民才有一家药店；而全市的药店也不过102家。
在1937年1月15日的《消息报》上，我们还能看到：
“禁止人工流产的法令颁布之后，每月出生的婴儿，在莫斯科达到10000名，比法令颁布之前增长65%。比较出生率的这种增长，妇产医院的床位仅增长了13%。”
托儿所和幼儿园一般都很出色。然而，根据瓦尔特·西特赖尼的评估，1932年，有1/8的儿童进入托儿所和幼儿园……新计划如果完全实现的话，这种比例能翻一番，即2/8的儿童可以入托或入园。有改善，但还是满足不了需求。不过，工人住房的形势，恐怕越来越严峻。新的建房计划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的需求。本来住三人的房间，不久就要住进四个、五个人了。还要补充一点： 近期完工的工人住宅，相当数量建造得很仓促，确切地说，施工极为马虎，并且使用质量低劣的材料，可以预料要不了多久，就不能住人了。
瓦尔特·西特赖尼最关切的，还是住房这一可悲的问题。在巴库附近的油田，尽管官方向导竭力转移他的注意力，他还是参观了工人的家居。“这个国家不乏肮脏的住房，可是我在这里看到的几个样板，就更惨不忍睹了。”他说道，“处处看着都肮脏不堪。”向导还极力解释，应当把这看成是“沙皇政权遗留的问题”，但无法让他信服。西特赖尼反驳道：“今天，不再是百万富翁来开采石油……革命胜利都十八年了，怎么还忍心让你们的劳动者住这种破房子！……十八年来，就让几十万工人住这些‘工棚’，不闻不问，想想不是叫人伤心吗？”
伊翁先生在他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什么》小册子中，也列举出这种物质匮乏的事例，而且补充说：“住房这样紧张的原因，是革命政权热衷于‘超过资本主义’，一味建大工厂，组织人力搞生产，而不去关心他们的福利。远远一望，这一切看似非常宏伟……走到近前，这景象真令人痛心。”
对我的《访苏归来》最有价值的指责，有一条就是认为过分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只要其他更为急迫的问题尚未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就应当搁置后面。这种指责还有一层来由，就是我认为有必要收录几篇我在那里所作的，并且引起争议的讲
演。在如此薄的一本书中，那些讲演占的比重太大，不免引人注意。此外，几篇讲演都是我此行初期所作，那时我还相信（是的，当时我就是这样天真），在苏联，大家能够认真地谈谈，坦率地讨论文化；那时我还不知道，社会问题多么落后，多么悲惨。
但是，我还要申辩，不能把我所讲的话，只看作是一个文学家的要求。我讲思想自由的时候，所指的是另一回事。科学也同样跟着随声附和。
某位著名学者主张的理论，只要显得不大符合正统，就不得不自我否定。某位科学院院士也承认“他以前的研究是谬误的”，“可能被法西斯所利用”。他自己就这样公开声明。（《消息报》1936年12月28日）他迫不得已，承认《消息报》奉命对他的指控是准确的，即怀疑他的研究工作中有“反革命妄想”的凶兆。［见附录（二）中的《1936年10月在医学院所作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爱森斯坦停止了工作。他必须认“错”，承认自己失误了。他拍摄了两年、耗资两百万卢布的新电影，不符合官方学说的要求，因此遭禁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司法啊！谁想得到呢？正是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近来的审判，促使我遗憾地写出这样一句令你们气愤的话：“我不免怀疑，如今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能看到更不自由、更低三下四、更战战兢兢（惊恐万状）、更俯首帖耳的思想了。”
人们总抓住“取得的成果”，谁也不愿意那么快就放手，于是乎，失业没有了，卖淫没有了，男女平等了，人有尊严了，教育普及了……然而仔细审视一下，就会看到这些美好的成果，每一样都缩水了。
我仅就教育问题，讲一点具体情况；其他问题，我们在旅途中所见就足够了。
不错，到苏联旅行的人，会遇见大量渴求知识和文化的青年。他们的热忱，比什么都令人感动。我们所到之处，都应邀参观了青年所拥有的设施。我们由衷地赞赏苏联政府1936年2月颁布的法令，“要在1936至1937年度，完全扫除文盲，其中包括读写全不会的4000000劳动者，以及2000000半文盲”。然而……
“扫除文盲”的问题，早在1923年就已经提出。完成扫盲的这项“历史”（他们的说法）任务，要赶上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1927）。讵料，1924年，卢那察尔斯基已经提到“灾难”了： 创办的小学不到50000所，而在旧制度下，全国人口少得多，尚有62000所小学。
总之，既然有人不断要求我们拿苏联的现状同革命前作比较，我们就不能不指出，受苦阶级的状况，在许多领域都远远没有得到改善。不过，话题还是回到学校问题上来。
卢那察尔斯基指出（1924），农村小学教师的工资往往要拖欠六个月，有时根本不发。他们的工资每月还不到10卢布（!）。这个时期，卢布值固然高些。但是，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对我们说：“面包涨价了，现在，小学教师月工资10—12卢布，买不到从前4卢布买的面包（1923年11月之前，小学教师月工资为4卢布）。”
到了1927年完成扫盲任务的规定日期，文盲还照样存在，《真理报》1928年9月2日就指出，扫盲处于“停顿状态”。
然而，从那以后，总归取得一些进展吧？
我们在1936年11月16日的《消息报》上看到：“新学年头几天，许多学校就向我们打来报告，说明学生的文盲状况十分惊人。”
在新建的学校里，不适应学习的学生比例特别高，可能达到75%（仍然根据《消息报》的报道）。仅莫斯科一座城市，就有64000名学生不得不留级。在列宁格勒，留级的学生有52000名，还有1500名学生留两级。在巴库，成绩不及格的学生，25000名俄罗斯学生中占20000名，而21000名土库曼学生则有7000名（《巴库工人报》1937年1月15日）。此外，还有大量学生逃学。“近三年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所技术学校，逃学者的数量高达80000人次。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教育学院，逃学者占24%，楚瓦什教育学院退学率则高达30%。”报纸还补充道：“教育学院在校生也显示出令人极度惊愕的文盲状况。”
再者，这些学院招收的合格学生，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占54%，在白俄罗斯只占42%，在塔吉克斯坦则占48%，在阿塞拜疆能占40%至62%，等等。
1936年12月26日的《真理报》也告诉我们，高尔基的家乡有5000名孩子根本不去上学。此外，退学的学生，第一学年末会有5984名，第二学年末有2362名，第三学年末则有3020名。显而易见，坚持学下来的全是优秀的学生。
为了阻止中途辍学，一所技工预科学校的校长想以每人罚款400卢布的办法，打击那些退学者！（《东方真理报》1936年12月23日）。报道没有讲这笔罚款是否一次付清；看来一次付清很难，因为受处罚的学生家长每月才挣100—150卢布。
教科书严重缺乏。至于要使用的课本，简直错误百出。1937年1月11日的《真理报》十分气愤地提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官方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无法使用。教育出版社刊印的一份欧洲地图，爱尔兰浸在咸海中，苏格兰的一些岛屿漂到里海上，而萨拉托夫城则离开伏尔加河，移到北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小学生练习本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张乘法表：
8×3＝18，7×6＝72，8×6＝78，5×9＝43，等等。（《真理报》1936年9月17日）
现在大家明白了，在苏联，会计们为什么经常使用珠算。
备受赞扬的扫除文盲的著名计划，久拖不能完成，这也是因为那些不幸的小学教师，孤立的劳动者，常常拿不到微薄的工资，不得不另谋生路。1936年3月1日的《消息报》把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归咎于官僚主义的拖拉（或者资金被挪用），仅在古比雪夫地区，国家拖欠教师的工资就高达50多万卢布。在哈尔科夫地区，国家欠资竟然达到724000卢布，等等。因此，人们不禁发出疑问，小学教师还怎么生活呢，恐怕文盲还未扫光，教师就先走光了。
但愿不要产生误解： 我很遗憾援引这些残酷的数字。形势如此可悲，只能令人痛心。但是，我反对你们出于盲目，或者昧着良心，将明显可怜巴巴的结果，当作辉煌的成就介绍给我们。
正是你们吹嘘得太高，我的信赖、激赏和快乐，才痛心得一落千丈。我并不指责苏联没有取得更好的成就（他们现在向我解释说，苏联若取得更好的成绩不可能再快了，这一点我应当理解；他们强调她起步极低，是我绝对料想不到的；现在成千上万的工人生活的贫困状况，还是旧制度下受压迫的民众所不能企望的。我甚至认为，这样讲未免夸张了一点）。不，我特别要指责苏联的，是大肆宣扬那里的工人境况多么美好，多么令人羡慕。而我要指责我国共产党人的（唔！我不是指那些上当受骗的同志们，而是指明明知道，或者至少应当了解真相的），是有意或无意向工人说了谎——如果有意，则是出于政治需要。
苏联工人依附于工厂，如同农村劳动者依附于集体农庄或村苏维埃，如同伊克西翁依附于转轮。一名工人，不管有什么理由，希望改善点处境（生活减少点困苦），他如果要变动一下，那就得当心： 他是入了编的，归了类的，上了套的，无论去哪儿都可能碰壁。即使不换城市，只离开原来的工厂，那么他凭劳动而难得分到的住房（而且并不免费），也要被收回去。工人离开工厂，大部分工资就要扣除；同样，庄员离开集体农庄，就要失掉他参加集体劳动的全部收益。反之，如果是组织调动，他就不能不服从。劳动者没有去留的自由，既不能喜欢留在哪儿就留在哪儿，也不能去爱情或友谊呼唤他去的地方。
如果他没有入党，那么党员同志们就会骑到他的头上。要想出人头地，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入党，被党接纳（这并不容易，除了要掌握特殊的知识，还必须具备完善的正统观念和献殷勤的灵巧手段）。
一旦入党，就再也不能退出，如退党就随即失去地位和职务，也失去此前努力所赢得的全部优惠，同时还会面临所有人的猜疑和报复。因为，人们不禁要问，在党里好处多多，为什么要退出呢？党给了你多少实惠啊！作为交换条件，只要事事拥护，不再独立思考就行了。既然承认一片大好，还有什么必要考虑（还是独立思考！）那么多呢？一旦独立思考，随即就变成“反革命”。思想成熟了，就该打发到西伯利亚去。
晋升的一种极好途径，就是告发他人。这样，你就能同警察局建立起关系，立即受到保护，但同时也受人利用。须知一旦入这个道，就再也不能顾忌荣誉或友谊了，必须走下去。再说，这种训练很容易，而密探又受到庇护。
在法国，一家党报出于政治原因，要诋毁某个人的名誉，就得找此人的政敌去干这种卑劣的勾当；而在苏联，则要去找此人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并不去请求，而是要求。最有力的打击，是由背弃加力量的打击。想要毁掉一个人，让朋友背离他也同样重要，让他朋友提供证据。（例如，把昨日的同志皮亚达科夫和拉狄克煽动起来，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然后再毁掉他们两人的名誉，也把他们拉出去枪决了。）如果拒绝卖友，不肯干这种卑鄙的勾当，想救朋友，那他就要成为他朋友的陪葬品。
结果大家对任何事、任何人都疑虑重重。小孩子的天真话，也可能把你葬送掉。大人不再敢在孩子面前说什么了。每个人都监视别人，监视自己，又被别人监视。再也没人敢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了，也许只有在床上，如果信得过妻子，还能说说体己话。X就开玩笑似的断言，这就足以说明结婚率为什么那么高。不结婚而同居的人，心里就没有那么踏实了。想想看： 有的人十多年前说过话被人翻出来，就受到了惩罚！整天这样，天天这样谨小慎微，实在叫人受不了，回到家里，总是越来越急切地在枕边倾诉心里话。
为免遭人揭发，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况且，听见怪话而不立即汇报，就要被关起来或者流放。告密是公民的一种道德规范。从小就抓起，经常“汇报”的孩子就受到表扬。
为了让博洛霍沃模范城这个小小的天堂接纳，一个强盗痛改前非还不够，还必须供出同伙。给告密者这种奖赏，正是格伯乌惯用的调查手段。
基洛夫被暗杀之后，警察机构便加紧收网。年轻人将请愿书交给埃米尔·维尔哈伦之举，韦德拉克很赞赏，还绘声绘色地讲述，而这种事，今天肯定不可能发生了；同样，（高尔基非常出色的书中的）母亲及其儿子的革命活动（请读成： 反革命活动）： 昨天，在自己的周围，能够找到帮助、支持、保护与合作，而如今只能遇到监视和告密。
重新形成的社会阶梯，从上到下，最为得意的，就是那些最驯顺、最怯懦、最屈从、最卑劣的人。凡是扬起额头的人，一个一个不是被削掉脑袋，就是流放了。红军也许稍微幸免一点儿吧？但愿如此。若是同样处理，那么要不了多久，当时深受我们爱戴的这支令人敬佩的英雄部队，就会只剩下刽子手、唯利是图者和牺牲品了。
苏联工人变成了不幸的困兽，一旦失宠，就要挨饿，就要受挤压而被碾碎，甚至不敢抗议一声，甚至不敢高声发发牢骚，他们又制造出一个上帝，要在祈祷中求生路，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向人间能求助什么呢？……
我们读到新闻： 圣诞节的几场弥撒，教堂都爆满了，这没有什么令我们感到惊讶的。“鸦片”就是给被剥夺精光的人预备的。
三个月来，我在这里（在库沃维尔）喂养了从巢里掉下来的一只斑鸠，现在刚刚发现，在鸟笼角落的饮水盂旁，有两颗喂鸟的麦粒发了芽： 两颗麦粒滚落到笼边连底的夹缝中，从时而外溢的饮水盂中得到必要的水分，就突然一下子（也就是说我突然一下子瞧见）冒出嫩绿的细芽，已有四五厘米高了。这种极其自然的现象，我见了却万分惊叹，很久不想别的事情。不错，人们数麦粒，掂掂分量，眼前的麦粒乖乖地滚动，可以随意摆弄，好似椭圆形的坚硬的小东西。突然间，其中一粒要表明： 它毕竟是一件活物！让养鸟人目瞪口呆。他俯身看着笼子，早就不想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家，依我看就特别缺乏能使种子软化而发芽的这种心情。当然，这里不是感情问题，必须伸张正义的事，求助于怜悯之心就等于缘木求鱼。见着不幸就心生怜悯，洒下泪水，本来应当阻止不幸，却用眼泪去浇灌并维系。（绝不让革命所需要的炸药受潮，也同样非常重要。）
人们所说的心，不用就要“衰竭”。由此可见，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枯竭，就未免太容易了： 由于（或者为了）总体的改善，个人就要一定程度贫困化……这种种考虑，会把我拉得太远，还是留待以后吧。
费尔南德·格列尼埃先生引用并赞成我在《访苏归来》中的这句话：“至少有这样一项成就： 在苏联，大多数人不再受剥削，而让少数人得利。这很了不起。”格列尼埃还补充道：“的确，同志们，这很了不起！”于是赢得听众的掌声。
的确，这很了不起，曾经很了不起。但是，这种说法不再准确了。这一点很重要，因而我要强调。伊翁说得完全正确：“资本主义的消失，并不一定带来劳动者的解放。”法国无产者最好理解这一点。进而言之。最好已经理解了这一点。至于苏联无产者，他们开始丧失最终为自己劳动，从而赢得尊严的这种梦想。毫无疑问，剥削他们劳动的，不再是股东资本家了。然而，他们还照样受剥削，而且剥削的方式还特别狡诈，特别巧妙，特别迂回，弄得冤无头债无主，劳动者不知该向谁算账了。正是他们的超低工资，保证别人拿超出比例的工资。享受劳动成果，享受“超额劳动”成果的，不是劳动者自己，而是那些受优待的人，那些红人，那些俯首帖耳、脑满肠肥的人；他们用从劳动者微薄的工资盘剥下来的钱，凑足他们每月10000卢布或更高的收入。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就在这里抄录伊翁先生列的有说服力的工资表。谁也不敢怀疑此表的准确性：
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对比表，说服力也并不逊色。
工人养老金： 每月25—80卢布，没有任何其他补助。
高级官员和著名专家的遗孀抚养费： 每月250—1000卢布，还拥有终身享用的别墅或公寓，领取子女教育费，有时甚至领取孙子的教育费。
下面还有扣除工资的规定（月工资不足150卢布者，部分减免）： 约占收入的15%—20%。我不能列举整个章节，但是整个小册子都值得一读。
工资每天5卢布，往往还要少。可以同我国的工资相比较，甚至同我们的失业救济金相比较。不错，他们那儿的面包比法国便宜（1936年，黑面包每公斤0.85卢布，白面包每公斤1.70卢布），然而，最普通的服装、生活必需品却是“天价”。卢布在“调整汇率”之前，购买力略低于法郎。他们不大爱谈工人在工资之外，还享受哪些待遇，只因工资越高，待遇往往越高。
人们不禁要问： 加工制品，甚至农副产品（牛奶、黄油、鸡蛋、肉类等），既然由国家统售，价格为什么还那么高呢？只要商品还不充裕，只要供应还极其低下，满足不了需求，那么压抑需求也不算是下策。货物只供给付得起高价的人。而广大群众缺衣少食就只好忍受了。
广大群众很可能不赞成这种制度，因此，就根本不让他们讲话。
让·彭斯先生激赏平均工资的逐渐上升：
1934年： 180卢布（平均）
1935年： 260卢布（平均）
1936年： 360卢布（平均）
我却要提请他注意，普通工人的低工资还是原封未动，这平均工资的上升，是大部分红人及其涨高的工资给拉起来的。
再说，平均工资的提高，也赶不上生活总费用的提高，但愿卢布别丧失其购买力。
于是产生了这种荒谬的情况： 每日工资五卢布，甚或更少，将绝大多数劳动者置于近乎悲惨的境地，以便保证一些特权人物享受更高的待遇——也为了提供经费加强宣传，让我国工人相信，苏联工人生活很幸福。还不如知道他们并不那么幸福，也好让法国工人觉得更加幸福一点。
不再感到受剥削，这很了不起。然而，明知道还受剥削，却弄不清受谁的剥削了；自己生活穷困，又不知道该怪谁，该指控谁了！……在这种怨恨无处发泄的环境中，恐怕塞利纳有理由看出恐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话掷地有声：
我们这里，还在寻欢作乐！没人迫使我们有什么奢求！大家还是“被压迫者”！我们可以把命运的全部魔法，都算到吸血鬼的账上！算到“剥削者”这个毒瘤的账上！然后，就像婊子那样做人。不让人见，也不为人所知！……怎么，从什么时候起，人再也无权摧毁什么啦？甚至连咕哝几声都不行啦？生活变得叫人无法容忍了！……（《我的罪过》）
今天上午（1937年2月8日），X得意扬扬地拿来昨晚一期的《时报》念给我听：
“‘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乌克兰的预算增加了七倍多。新的预算大部分费用，都投在社会与文化设施上，其中2527000000卢布拨给公共教育，1227000000卢布拨给公共保健卫生事业。’——嗯，这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打开路易·费舍尔这本特别为苏联说好话的书，翻到196页，作为回答也念给X听：
“我得出的印象，当政的无产阶级正让位给一些竞争者。须知正在建设中的十六所新疗养院（在基斯洛沃茨克，要建成‘世界最大的温泉疗养院’），几乎全是由政府机构出资兴建的，如国家银行、重工业委员会、邮电委员会、《真理报》等。这些机构也雇用工人，但是我想象得出，比起工人来，官员更容易进入温泉疗养院。”
路易·费舍尔谈到“工会的无所作为”时，语气非常温和。照他的说法，工会完全可以阻止官员、工程师以及其他“战略上举足轻重的集团”占据最好的住房，超比例拥进温泉疗养院，等等。不对，不对，在官僚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工会根本无能为力。有人对我们说过，那是无产阶级专政。离这种说法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像“官僚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因为，无产阶级要选一个能维护受损害的利益的代表，甚至都不可能了。民众投票，无论公开还是秘密的，都成为一种讽刺，一种走过场： 所有任命，都是自上而下决定的、产生的。人民仅仅有权选举那些内定的人。无产阶级被玩弄了，嘴塞住说不了话，全身捆住动弹不得，几乎不可能反抗了。哼！斯大林运筹帷幄，稳操胜券了，还赢得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热烈掌声。这些共产党人还相信，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会相信，他们至少在苏联取得了胜利，而且认为凡是不鼓掌的人，全是敌人和叛徒。
自从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官僚阶级势力大增，根须甚至插进了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1936年9月16日的《真理报》，经过调查估计，以农机站的编制人员为例，人浮于事的职员占14%以上。
这个官僚阶级，初创时作为管理工具，后来成为统治工具；而有些人声称，连斯大林都成为这个官僚阶级的奴隶。一些毫无能力的废物，若想把他们从闲职裁减下来，简直比登天还难。1929年，奥尔忠尼启则就惊呼，“无用之人数目如此庞大”，他们根本不想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起阻止社会主义成功的作用。“真不知道如何安置这些人，哪儿都用不着，只好把他们放在监督委员会。”他这样说道。然而，这些人越无能，斯大林越能依靠他们俯首帖耳的忠诚： 因为，他们的优越地位，完全得之于受宠。自不待言，他们是这种制度的热烈拥护者。他们为斯大林的利益效劳，也就保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为避免官员变成官僚，列宁认为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 第一，不断调动和随时改选；第二，官员与中级工人的工资持平；第三，他强调，所有人都参与监督，以便随时撤换不合格的官员，不允许任何人变成“官僚”。这三个条件无一履行。
从苏联归来，重读列宁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不能不感到痛心。因为在苏联，今天比昨天离目标还要远，我不仅仅指远离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指远离了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在列宁的这本小册子中，我们还读到：
“考茨基大致这样说： 将来，只要有当选的职员，就还会有官员，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官僚阶层还将继续存在！大错特错了。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里，担任公职的人，不再是‘官僚’，官员了，因为，除了选举制度，还要逐渐建立起随时撤换的机制，逐步把官员的收入缩减到工人的平均水平，并且以劳动法规取代议会法规，即制定各种法律，依法办事。”
人们不禁要问，考茨基今天是不是该反击了？考茨基和列宁这两个人中，今天斯大林会把谁关起来或枪决呢？
新宪法不只在一点上，着重事先回答批评，防备它完全清楚该受到的攻击。领导阶层也完全了解，国家机器的领导脱离了人民，在人民和宣称代表人民的人之间，一切真正的联系都断了。这正是他们所希求的。因此，要让人相信这种联系空前地紧密，就尤其重要了。要让人相信，“群众对苏维埃机构的监督加强了，苏维埃各机构也增强了对群众的责任感”。1936年3月13日的《人道报》这样写道。它还补充一句：“新的选举制度，又将加强人民选出的代表和广大选民的联系。”好极了！这话讲得多漂亮，因而这篇文章往下可以毫不掩饰，他们就是打算“指导选举”，“批评坏的候选人，不待那些人在秘密投票中惨败就公开反对他们”。这种如临大敌的设防，实在不能叫人称赞。想想啊！再出现1934年10月19日那种失误，那就太叫人难堪了。那天，竟然任由人民选举了（例如基辅地区委员会的全会上）“今天揭露出来的党的敌人”。因此在选举前，必须迅速“清除发展党的积极核心的一切障碍”。只有在这方面万无一失之后，才能进行“自由”选举。
正因为如此，我不讲出一位撰稿人的名字，深恐给他招来指责，给他惹起麻烦——尽管他完全拥护斯大林的苏联和新宪法，他在赞扬中，还是贸然讲出这一稍许保留的看法：
“我们恰恰担心，在现行制度下，国家机构不再像苏维埃体制时那样，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而是相反，逐渐拉大了差别。”
“为什么？……”
“因为，选举者之间就有差异，选举者和他们选出的代表之间就有差异。”
这位失慎的批评者还敢提醒说，“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六十个公民中，就有一个是某一级苏维埃代表”，而且“不管哪一级苏维埃，都是金字塔上的一块石头，对国家的总政策施加了影响”。殊不知，这恰恰成为妨碍，这恰恰需要整顿：“基层的常设政治支部已不复存在。”
我们只能完全赞同瓦尔特·西特里尼先生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表示：“确信苏联一如其他专政国家，是受一小撮人统治，在治理国家方面，人民大众根本没份儿，有份儿也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付出代价的总是老百姓，不管是以多么间接的方式。无论是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例如，出口老百姓最需要的食品，或者保持农产品收购和销售之间的惊人差价，或者直接征收几成——必不可少的公积基金一直欠缺，每积累一笔总是损害工农阶级，损害他们的消费基金。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情况就是如此，而且还在持续下去。这种公积金，除了维系整个政府机器的运转之外，如果还用于具体的、实用的、慈善的项目，那还说得过去。如建立医院、休养所、文化馆等，人们还可以相信，老百姓能享用，或者希望老百姓会享受得到。然而，在如此穷困的时期，还要用公积金，建造一座令让·彭斯同志瞠目结舌的苏维埃（苏维埃亡灵）宫殿，又该让人怎么想呢！想一想吧！415米高的一座纪念碑（“纽约人脸都要气白了。”他说道。），上面还有一尊七八十米高不锈钢的列宁雕像，仅一根手指就十米长。好啦！工人至少会明白，他们为什么饿得要死。他们甚至还会想： 这样也值得。虽然缺乏面包，还是有所充实（能够充实的，恐怕主要还是其他人）。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还能让工人们投这宫殿的票，您就等着瞧吧，而且还一致通过！问一问俄国人民，提高福利和这座宫殿，他们究竟喜欢哪一个？没有一个人不会回答，不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首先要宫殿。
“我在首都每看见建立一座宫殿，就恍若看见全体国人都塞进破房子里。”（《社会契约》Ⅲ，13）苏维埃工人“塞进破房子里”？哼！斯大林喜出望外！他们全给关进又脏又破的小屋里。
我访问苏联时，并未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同样，我在刚果旅行时，也不了解殖民大公司的运作情况。在这里也如同在那里一样，我观察到一些惨不忍睹的实况，还弄不清楚前因后果。直到写完关于苏联的这本书，我才把情况了解清楚。西特林、托洛茨基、梅尔西尔、伊翁、维克托·谢尔盖、勒盖、鲁道夫，还有许多别人，他们把资料提供给我。他们告诉我的，以及我仅仅产生怀疑的这一切，都证实并加剧了我的担心。法国共产党到了该睁开眼睛的时候了，也到了该停止向它说谎的时候了。否则的话，劳动人民就该明白，他们被共产党人欺骗了，正如今天，共产党人被莫斯科欺骗了一样。
三年来，我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过分浸润，结果到了苏联，反倒十分迷惘了。此外，游记、满怀激情的描述、赞扬的文章，我看得也太多了。我的很大过错，就是过于相信那些颂扬。这也是因为，本可以对我起警示作用的那一切，说得语气又太刻毒……我情愿相信爱而不相信恨。是啊，我总是信赖、认同。因此，在那边令我不自在的，既不是那么不完善，也不是马上又发现我要逃避的款待、我希望取消的特权。毫无疑问，尽地主之谊，很好地招待一位客人，处处向他介绍最好的东西，这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令我惊诧的是，最好的和普通的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天壤之别： 特权无比美妙，而普通生活却那么低劣，或者那么糟糕。
也许是我的思想因接受新教的教育，形成一种怪癖： 我总戒备有所图的想法和“悦耳”的见解。我是想说： 讲这话的人可能有利可图。
真的，苏联政府给予艺术家、文学家，给予所有歌颂它的人一种极大的优惠，它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我看得一清二楚。同样，文学家拥护政府，拥护如此优待他们的一种政体，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也看得太明白了。于是，我随即警觉起来，唯恐自己也受不住诱惑。那里对我毫无限度的款待，真叫我害怕。我去苏联，不是要重又享受特权。在那里等待我享用的特权，实在是明目张胆。
这一点，为什么我不能讲出来呢？
莫斯科的报刊曾经刊登消息，说是短短几个月，我的几种书就卖了四十多万册。我让大家估计一下我的版税率。还有文章，付的稿酬简直太慷慨了！关于苏联和斯大林，我若是写篇颂扬文章，那会发多大的财啊！……
这种种考虑，既不可能约束住我的赞扬，也阻止不了我的批评。不过，我要承认，给所有摇笔杆子撰文说好话的人特殊的优厚的待遇（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给了我不小的警示。在苏联，比起所有工人和手工艺人，文学家是许多人中最受宠的。我的两位旅伴（各有一本俄文版书付梓），净跑古董店、古玩店、旧货店，刚拿到的几千卢布的预付款不知如何花掉，而他们知道这些是不能带出境的。至于我，巨额稿酬放那儿用不着，只能动一点点，因为那里一切都是免费奉送。对，一切奉送： 从旅行本身，一直到一包包香烟。我每次掏钱要付餐费或旅馆费，要买邮票、报纸，我们的陪同就粲然一笑，断然阻止我：“您开玩笑！您，还有您的五位旅伴，都是我们的客人啊。”
毫无疑问，我在苏联旅行访问的全过程，没有一丝一毫可抱怨的，而那些为贬低我的批评而杜撰出来的各种恶意诠释，最荒谬的莫过于企图把我的批评说成私欲不满足的发泄。我历次旅行，条件从未如此优越过。乘坐专列，乘坐最高级的汽车，住最高级饭店的最豪华客房，给我享用的东西是最丰富、最昂贵、最精挑细选的。多好的接待！无微不至的照顾！一切安排得多么周到！无处不热烈欢迎，不大肆吹捧。百般笼络，优礼有加。供应给我的物品，似乎总嫌还不够太好，还不够太精。我受之有愧，却之不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心中十分感激。然而，这种种款待本身，就不断提醒我这是特权，是差别，而我到那里原以为能找见平等。
有时，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官方的应酬，摆脱了监视，去接触一些每天只挣四五卢布的力工，要我怎么想每天为我举行的、我不得不参加的宴会呢？几乎天天宴请，冷盘就那么丰盛，还未等上主菜，一个人有三个肚子也塞饱了；主菜有六道佳肴，要吃上两个多小时，把人搞得精疲力竭。多么靡费啊！一张账单我也未能见到，说不出准确的数目。不过，我的一位旅伴非常了解物价，他估计每次宴请，包括酒水，每个人头要花费300多卢布。我们一行六人，加上陪同共七人，陪坐的主人往往同客人一样多，有时还大大超过客人。
旅行访问的全过程，确切说来，我们并不是政府的客人，而是经费充裕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客人。我一想到作协接待我们的花费，就怀疑我的稿酬哪怕是一座金矿，全丢给他们也恐难抵偿。
显而易见，他们如此慷慨投资，是另有希图。《真理报》让我感觉出来的这种气恼，我想有几分就是这种缘故： 接待我不大“划算”。
我明确告诉你们，我贸然去苏联旅行，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我确信无疑，满怀激情，去那里要赞赏一个新世界，不料他们为了把我笼络住，竟然向我展示我在旧世界深恶痛绝的所有特权。
“您根本没弄明白，”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我说道，“马克思主义仅仅反对一人剥削众人；这一点，还要人向您重复多少遍呢？理解这一点之后，您就可以跟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或者跟大歌剧院的一名演唱家一样富有，何况您的财富是靠个人劳动挣来的。我从您对金钱的蔑视和仇恨中，遗憾地看到您早年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痕迹。”
“这有可能。”
“要承认，基督教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
“唉！……”
我清楚，别人也一再对我说，他们有时极其可爱的一些性格特点，就比方一见如故，能当即引起我好感的无比慷慨，以及损害他们成就的明确缺点，都应当归因于俄罗斯人半东方型的气质，而不应当归咎于新制度；哪怕是在沙皇统治时代，我也会遇见差不多同样的优缺点。因此，仅仅期待社会状态的改变，促使人性的深刻变化，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请理解我的意思： 这种变化，社会状态能提供可能性，这很重要，也已经足够了；这就很了不起了。然而，社会状态的改变未必会引起他们的变化。须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点机械的成分，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社会改变了，而“旧人”重又出现，重又发展起来，但每个人内心并没有得到改造。
人只要还受压抑，只要还受社会不公的宰制，就有权希望释放出自身蕴藏的巨大潜能。这跟人们往往希望孩子成为神童是同样道理，结果长大之后非常普通。大家也往往抱着这种幻想： 这国人民的组成，要优于令人失望的人类其他部分。我只是认为他们“变坏”的程度轻些，但也会像其他人那样，被金钱所腐蚀。请看看苏联的情况吧： 正在形成的这一新资产阶级，具备我国资产阶级的所有缺点。这些新资产者，前脚刚迈出贫困，回头就瞧不起穷人了。他们穷日子过得太久了，渴望得到所有财富；他们也知道如何得到，及如何保住财富。
“真是这些人闹了革命吗？不对，他们是受益者。”我在《访苏归来》中这样写道。他们完全可以登记入党，但是他们内心，就连共产主义者的一点气味也没有了。
不过，这一点还存在： 看样子俄国人民挺幸福。我完全同意韦德拉克、让·彭斯在这方面的见证，而我每次捧读他们的游记，都不免怀念那段日子。要知道，我也说过： 哪里也不像苏联那样，人民本身，无论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人（至少青年）、我们参观的工厂工人，还是拥进疗养院、文化宫或者娱乐场的人，都是那么喜气洋洋。我们现在了解了，广大百姓还陷于极度穷困的境地，但是如何调解这种表象和这种困境呢？
在苏联走过很多地方的人明确对我说，韦德拉克、彭斯和我本人，我们如果离开大城市，离开旅游路线，就准会大失所望了。他们谈到一整片一整片地区，穷困景象一目了然。还有……
在苏联，穷困是让人瞧不起的，要掩饰起来，就好像是一种罪过。贫穷给人看见，引不起怜悯，引不起善心的接济，只能招来蔑视。那些显山露水的人，是侵害了这些穷苦百姓的利益，才攫取了那份安逸生活。
然而，另外不少人，他们甚至忍饥挨饿，见着人还是笑呵呵的，而我说过，构成他们幸福的因素，就是“信赖、愚昧无知和希望”。
如果说我们在苏联看到的情景，都显得那么快活，那也是因为凡是不快活的就要引起怀疑，因为愁眉苦脸，或者至少显出伤心的样子，是要冒极大的危险。表现愁怨的地方不是俄罗斯，而是西伯利亚。
苏联人有相当繁衍力，似乎不会在人类中产生阴暗的断代。他们麻木不仁，因而贫困化尤其可悲。那些消失的人，被除掉的人，都是最有价值的人；也许并不像物质生产效益那样，但是他们与众不同，总标新立异，而芸芸众生，仅仅在越来越低下的平庸中，确保他们的统一和一致。
在苏联，所谓的“反对派”，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斯大林只容忍赞同，凡是不鼓掌的人他都视为对头。有时，他听到某种改革建议，随后也接受了；但是这种见解，他为了更好地据为己有，就首先除掉提出这种见解的人。这是他表明有理的方式。照此下去，过不了多久，他身边就只剩下已毫无思想、不会揪他过错的人了。这正是专制主义的特点： 簇拥在周围的人没有英才，只有奴才。
不管是什么案件，将哪些劳动者传到哪个法庭上，只要是领导要判处他们，那么他们再怎么有理，敢于站起来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也必然遭殃。
流放犯，成千上万……他们不懂，或者不愿意完全按照要求那样低下头。
我根本不必产生M那种想法： 有一天他就说：“见鬼！有朝一日，也要轮到我的头上……”这些受害者，我看见了，听见他们，感到他们就在我周围。昨天夜里，正是他们窒息的喊声把我唤醒；今天，是他们的沉默授意我写下这些文字。我是想着这些殉难者，才写出遭你们反对的这些文字，因为在我看来，我的书如能到达他们的视听，得到他们的默认，要比《真理报》的赞扬和诅咒更重要。
谁也不会为那些人伸张正义。右派报纸顶多利用那些人，打击他们憎恨的一种制度。而那些心里装着正义和自由的人，为台尔曼战斗的人，那些巴比塞、罗曼·罗兰们，他们都住了口，现在还一声不吭；而他们周围则聚集着庞大的、盲目的无产阶级群众。
然而，在我表示愤慨的时候，你们却向我解释（还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这种弊病确实存在，无可否认（我不仅仅谈流放，还谈工人的贫困、工资的不足或过高，还谈重又攫取的特权、阶级重又暗暗分化、苏维埃的消失、1917年取得的所有成果的逐步丧失），你们巧妙地向我解释说，这种弊病是必然产生的，你们作为知识分子，熟谙论证，辩证法的论证，你们接受这种弊病，认为它是暂时的，要通向更大的幸福。你们是聪明的共产主义者，愿意了解这种弊病，但是你们认为，最好不要告诉不如你们聪明的人，怕他们可能要怒火冲天……
别人怎么利用我写的东西，我管不了，能管我也不想管。但是，为政党写些什么东西好让人利用，绝不，这种事儿找别人去。我一同我那些共产主义新朋友建立关系，就把话说在前头： 我永远也不会是个安分的新战士，一个省事的新战士。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说法：“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党可以利用，但是必须把他们当作“不稳定分子”，要时时刻刻提防他们。啊！千真万确！当时，我对瓦扬-古久里一再讲，他就是听不进去。
没有一个政党能掌握——我是说能笼络住我——能阻止我把真理放在党之前。一掺进谎言，我就极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我完全明白（你们对我讲得也够多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理并不存在；至少不存在绝对中，只有相对的真理。这里讲的恰恰是相对真理，是被你们歪曲的。我认为，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上，要欺人先就已经自欺了。须知在此处，你们所欺骗的，正是你们口口声声要为之服务的人民。蒙上人民的眼睛，就根本服务不好。
看事物，关键是看本相，而不是看人们所希望的样子。
苏联并不是我们当初希望它的那样，并不是它当初保证要成为的那样，也不是它还竭力装出的样子： 它背叛了我们的所有希望。如果不让我们的希望陨落，那我们就必须另找寄托。
然而，我们的目光不会移开不看你哟，光荣而痛苦的俄罗斯。如果说当初，你首先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唉！你却让我们目睹一场革命会陷入怎样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