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我没有看那些反宗教博物馆。到了列宁格勒，我参观了设在圣以撒大教堂的反宗教博物馆，那金圆顶闪闪发亮，矗立在城中十分壮观。大教堂外观很美，内部却不堪入目。大幅宗教壁画保存下来，但是可以充当亵渎神灵的跳板： 那些壁画的确丑陋不堪。博物馆本身远不如我担心的那样恣意妄为，主要还是用科学来反对宗教的神秘。导游们负责帮助那些思想懒惰的人，只因各种光学仪器、天文图以及自然史或解剖图表，或者统计数据等还不足以说服他们。整个安排还算得体，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展示的主要是雷克吕斯、弗拉马里翁之作，而不是莱恩·塔克西尔的作品。例如，东正教神甫受到沉重打击。不过，几天前，我在列宁格勒郊区通往彼得宫城的大道上，碰见一个神甫，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正教神甫。只要看一眼他那副尊容，就比苏联所有反宗教博物馆都有说服力。我并不想描绘他那形象。真是一个怪物，又卑琐又可笑，仿佛是由布尔什维克扎的一个可怕的稻草人，要将农民的虔诚情感永远吓跑。
反之，我们快要到达X城参观那座极美的教堂，看门人那副令人赞叹的面孔，则让我难以忘怀。他那神态多么庄严！面颊的线条多么高贵！忧伤而无奈的神情又多么目无下尘！他对我们没讲一句话，没有一点表示，彼此甚至没有看一眼。我在他觉察不出的情况下端详他，想到《福音》中的“Tradebat autem”，当年博絮埃正是受此激发，演说便有个飞跃。
塞瓦斯托波尔郊区的刻松考古博物馆，也同样设在一座教堂里。里面的壁画没有动，无疑是由于丑陋得刺眼。壁画配有说明牌。在一幅耶稣像下面，只见写了这样一句话：“根本不存在的传说人物。”
我怀疑苏联这场反宗教战争的做法是否精明。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随意得很，可以只谈历史，否定耶稣的神性，甚至随便否定他的存在，鄙弃教义，诋毁神的启示，完全以世俗的批评态度，对待一条神谕，尽管这种神谕给人世带来新的希望，并且是当时所能产生的最非凡的革命因素。可以信口开河，说教会本身如何违背了这种教导，说《福音》这种解放的学说，唉！如何同教会沆瀣一气，导致最为卑劣的滥用职权。最好全部否定，什么也不提。大家只能闭眼无视其存在，让苏联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处于无知的状态，也就是碰到危难不能自卫，没有打预防针，无法防范始终威胁着的神秘主义流行病。
不过，我首先批评了它最狭隘的一面，即宗教实践。更有甚者，对《福音》及其衍生的一切的无知与无视，势必导致人类和文化贫乏化，而且方式也极为可悲。我绝不希望别人在这方面对我产生怀疑，嗅到最初的教育和信仰的某种气味。我也会以同样的态度谈论希腊神话，认为希腊神话也具有深刻的、长久的教益。相信这些神话，在我看来，是荒谬的；但是，丝毫也不承认其中蕴含的真理成分，可以耸耸肩膀，一笑置之，同样也是荒谬的。至于宗教可能阻止思想发展，至于信仰会给思想打上烙印，这些我都了解，也认为新社会的人应当从中解放出来。我也承认，由东正教推波助澜的迷信，在乡村，在各地（我参观过女沙皇的宫室），保持一层极厚的精神污垢，我也理解，大家感到有必要彻底清除这污垢；然而……德国人有句话形象特别鲜明，我怎么也想不出法语相应的表达方式：“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不分青红皂白，也是操之过急。洗澡水很脏，气味难闻了，这是可能的，我毫不费劲就确信这一点；而且脏极了，连孩子都不予考虑，看也不看就干脆全部倒掉……
假如现在我听说，他们出于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又重新铸造大钟，我就十分担心这是个开头，等澡盆又装满了脏水……孩子又该倒掉了。
我只能怀着最诚挚的敬意，来谈论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我们不是在苏联，我就会说： 他是个圣徒。宗教没有培养出来更为杰出的形象。并不是唯有宗教才能塑造出类似的人，他便是明证。一种火热的信念就足够了，不求将来的回报；除了完成庄严职责的这种满足感，再也不求别的回报。
一次事故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便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了……他与外界的接触几乎断绝，找不见施展身手的地盘，而他的灵魂似乎升华，达到崇高的境界。
我们赶紧走到他久卧的床铺跟前，我坐到床头，伸出手给他抓住，我应当说： 他紧紧抓住，就像抓住生命似的；而且，他那枯瘦的手指，在我们拜访的自始至终，就没有停止过抚摸我的手指，同我的手指绞在一起，向我传递动人心弦的情义。
奥斯特洛夫斯基看不见了，但是他能说话，也听得见。也许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再也没有什么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了，因而他的思想尤为活跃，尤为凝神专注。然而，他并不抱怨，尽管这样缓慢地走向死亡，他那清癯而漂亮的脸上，还能绽开笑容。
他休息的房间很敞亮，从开着的窗户传进鸟儿的欢唱、花园的花香。这里多安静啊！他母亲、他妹妹、他的朋友和来访的客人，都坐在离病床不远的地方，不出一点声音；有的人在记录我们的谈话。我对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看到他这样坚忍不拔，我感到极大的欣慰。可是，他听了这种赞颂，似乎很难为情。他认为应当称赞的是苏联，是苏联作出的非凡努力。他关注的仅仅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他自身。我三次向他告别，怕累着他，因为这样持续地施放激情，我想只能有伤身体；然而，他一再挽留我，让人感到他需要说话。就是等我们走了之后，他还会继续讲下去；对他而言，讲话，就是口授。他叙述自己生平的这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让人代笔写下来的）。他告诉我，现在他正口述另一本书。他从早到晚工作，直到深夜。他不停地口述。
我终于站起来要告辞了。他请求我吻他一下。我的嘴唇放到他的额上时，简直要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忽然觉得同他相识已久，我要离开一个朋友；我也觉得是他离开我们，而我是在同一个垂死的人告别……可是，有人告诉我，他就是这样，好像马上就要死去，过了几个月，又过了几个月，唯有一腔热忱，在维系这虚弱的躯体将熄的火焰。
劳动日报酬十六点五法郎，说起来并不高。趁同伴们去游泳（这座农庄濒临大海），我同一个生产队长交谈了许久，他向我解释说，所谓“劳动日”，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计酬标准，而一名好工人一天干下来，能达到两个，有时甚至三个劳动日。他拿给我看个人工分册和工资表，这些全由他掌握。记分不仅要看活儿的数量，还要看活儿的质量。他听取生产组长汇报，然后根据汇报的情况做工资表。这种账目相当复杂，他也不掩饰有点力不从心；不过，他挺满足的，从年初以来（参观这天是8月3日），他个人已经积累了（相当于）三百个劳动日。这名队长管五十六人，手下有几名生产组长。可见，这也是一种等级制，不过，“劳动日”的基本标准，对每人都是一样的。此外，每人在农庄干完活儿，还可以照料自家园地，享用自家园地的产物。
在自家园地干活儿，没有准时候和规定时间，如果农庄没有急活儿，每个人怎么干都成。
他的话引起我发问，有没有人完不成标准的“劳动日”。他回答我说，没有，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这种“劳动日”不是一个平均值，而是取最低标准，很容易完成。再说，那些大懒蛋，很快就会被开除，集体农庄有那么多好处，大家都争着加入，要成为一员。可是争也没用： 庄员的名额有限。
这些幸运的集体农庄庄员，每月大约收入六百卢布。熟练工人的收入往往高出许多。但绝大多数人都是非熟练工，每天挣五六卢布。简单劳动挣得还要少。
国家似乎还可以给他们开更高的工资。但是，商品供不应求，涨工资势必引起物价上涨。至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眼下，工资有差距，能鼓励人提高技能。普通劳动力过剩，缺乏专门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我在苏联最赞赏的，也许莫过于教育措施： 几乎到处都采取了措施，让最普通的劳动者接受教育，（这只取决于他们自己）提高素质。
四、博洛霍沃
我参观了博洛霍沃市。先前这里不过是个村庄，应命突然从地里冒出来，我想那是六年前，由高尔基提议建起来的。如今村庄发展成一座相当大的城市了。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所有居民从前都是罪犯，如窃贼，甚至杀人凶手。……这种思想主导此城的建设： 罪犯本身也是受害者，误入歧途，经过合理的再教育，他们就能改造成为优秀的苏维埃公民。博洛霍沃就证实了这一点。城市繁荣起来，建了不少工厂，而且很快就变成模范城市。
博洛霍沃的全体居民都是改恶从善的人，他们只认准一个方向，自己的方向，从此以后安分守己，做个奋发图强的劳动者，尤其养成良好作风，孜孜不倦地学习知识；为此向他们提供了各种设施。他们请我去观赏的地方，不仅有他们的工厂，还有他们的会场、俱乐部、图书馆。的确，他们所有的设施无可挑剔。从这些从前罪犯的脸上、外表和谈吐上，找不出一点过去生活的痕迹。这次参观，比什么都更有教益，更令人放心和令人鼓舞。它会让人想到，所有罪恶都是有根源的，不能归咎于犯罪者本人，而应归咎于促使人犯罪的社会。他们当中一个人，接着另一个人，应邀谈谈，讲述他们从前犯的罪过，后来又如何改悔，如何认识到新制度的优越，能生活在这种制度中该有多么满足。说来也怪，这令我想起两年前，牛津运动信徒在图恩大集会，我所听到的一系列忏悔：“我是罪人，我不幸，我做了坏事；可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得救了，我幸福了。”这些话未免粗略，未免简单化，还是让心理学家去过瘾吧。博洛霍沃城，总归是苏维埃新国家引以骄傲的一种非凡的成功。我不知道在别的国家，人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可塑性。
我多么希望再也看不见besprizornis。在塞瓦斯托波尔，流浪儿数不胜数。据说在敖德萨人数还要多。如今的流浪儿，同建国初期的不完全一样了。今天的流浪儿，父母也许还活在世上；这些孩子逃离家乡，有时是渴望冒险，更常见的原因是他们想象别的地方，无论哪里，也不会像家乡这样贫穷和饥饿。有些孩子还不到十岁。识别他们很容易： 他们比一般孩子穿的衣服多（我没有讲他们穿得更好）。这不难理解： 他们的衣服全穿在身上了。一般孩子，往往只穿一条游泳裤（时值夏季，非常炎热）。他们光着臂膀，光着双脚，在街头溜达。不要总把这看成是穷困的标志。他们游完泳，又往家里走。他们有家，其他衣服都放在家里，逢下雨，或者到了冬天就穿上。流浪儿则不同，他们无家可归，身上除了游泳裤，通常还穿一件破毛衣。
不知道流浪儿靠什么活着，只知道他们若是有点钱买一块面包，就狼吞虎咽吃下去。不管怎么样，大多数流浪儿还很快活；不过，有一些看样子快要倒下了。我们同好几个流浪儿交谈过，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还肯带我们看了坏天气不能露宿时睡觉的地方： 就在矗立着列宁像的广场附近，码头那座高高的美观的柱廊下面。沿左侧朝海边走下去，只见柱廊一处隐蔽角落有一扇小木门，推不开，但是可以拉开——有一天早上我就拉开过，也是趁行人稀少，就是怕暴露他们藏身之所，引来人把他们带走——我面前一间小屋，有凹室一般大小，别无通口，里边活像只猫蜷缩在一条口袋上，那正是一个饥饿的孩子。我没有惊动他睡觉，又轻轻把小门关上。
一天早晨，我认识的那几个流浪儿都不见了（通常，他们在一座大公园周围转悠）。过了一会儿，我们找见一个；他告诉我们说，警察抄了他们的窝，其他孩子全给关起来，我的两个伙伴也都看见了这次行动。他们向一个民兵打听，人家回答说，要把他们送交一个国家机构。次日，所有孩子又在老地方露面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人家不要我们。”孩子们说道。恐怕还是他们受不了一点点纪律的约束吧？他们重又逃出来了吧？警察要抓他们易如反掌。看到自己被人从这种苦难境地解救出去，他们应当高兴才是。难道他们不愿接受安排的生活，还要在这种苦难中保持自由吗？
我瞧见一个很小的孩子，还不到八岁，被两个便衣警察带走了。那孩子像个猎物，拼命挣扎，只好两个人上手抓他；他又哭又叫，两脚乱踢，还要咬人……过了将近一小时，我差不多又从原来的地方经过，又见到那个孩子： 他安静地坐在人行道，旁边只站着那两名警察中的一个，正跟他说话呢。那孩子不想逃了，还冲警察笑呢。一辆大卡车开到，停下来，警察扶那孩子上了车。要把他送到哪儿去呢？我不得不叙述这件小事，就是因为在苏联令我感动的，还很少有警察如此对待孩子的这种事： 他那令人信服的温和声调（啊！我真想听明白他对孩子讲的话），他那笑容所善于表达的至爱，他抱起孩子时的那种深情的爱抚……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Moujik Mareï——值得来苏联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