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万大伯星期三去世了，就在万圣节前夜，准确地说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在这天夜里，科莱特准备从窗户跳下去。
大概在安托万大伯去世的同一时刻，有人说爱德华回来了，因为有好几个人看见他在城里出现过。
这些事情给我们昨天在葬礼上互相见过的这个家庭带来了不小的风波。几年来，我们是第一次完整地见到了全家人。
周日晚上，外面又在下雨。阵阵雨点拍打着窗户，摇晃着玻璃，雨水沿着我的窗户流向一米之外的排水沟。在那个四周围满篱笆、被人们称为植物园的公园里，树木被压弯了，树枝被压断了，掉在小路上，与枯萎的落叶交杂在一起。
我们家旁边的那条大路上，不时有些汽车经过，扬起一阵浑浊的水花，但是路边没有行人。我拉开窗帘就能看见男便池，它正好就在我的窗户下面，靠着篱笆。公园后面就是法院高高的柱子和屋顶，再远一点，市中心发出的橙色微光中是教堂的两个塔楼。
电影院和饭店此时应该已经开门了。一群群人沿着墙沿走过，头顶上是一把把旋转的雨伞。
我在开始写作之前，在窗户边上待了很久，一直看着窗外被玻璃上的雨水变形的风景。然后我拉上窗帘，往壁炉里投了两根木头。
一切都跟三年前并无多大区别。三年前，同样也是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开始尝试着写自己的故事，写我和妻子的故事，当然更确切地说是写我自己，因为写作的人就是我。
一个月后，我写出了一部小说的长度，我的内心里，这就是一部小说，和那些所谓的作家创作出来的小说没什么两样。我写的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故事。我写完后，真的很想看着它被发表，而不是只给某些女人看。
我先是将它寄给巴黎的一个出版社，几个星期后，他们又给我寄回来了，还附带一封婉拒信。这应该是每个被拒绝的作者都会收到的一封一模一样的信吧。
然后我想到一个作家，我读过他所有的书，因为我在他的书里找到了一点亲切熟悉的感觉。我读过的所有作家中，只有他塑造的人物给了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都跟我一样，有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烦恼，并且同样的反应方式。
我跟自己说，这个人比我大一点点，从他自传感觉他应该会理解我。然后我就给他寄去了稿子，还写了封信，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会把稿子寄给他，不过那封信可能写得不是很好。
结果他当周就回复了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现在很后悔当时一冲动，把他给我的信给撕成碎片扔进了火里。我以为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但是我想引用时却想不起来他到底说过什么。我把自己写的那份手稿也给烧了。我看到那一页页纸在火里慢慢燃成灰烬时难过得差点掉下眼泪。
他到底跟我说了什么话，他在信里到底提到了什么，让我这样难过呢？是他写的那些字吗？你的地位比别人低时，更容易觉得自己受辱了。
然而，他“从头到尾通读了”我的文章。他还说这是“一部有人情味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这句话里有些令人感动的字眼。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觉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纯粹的口述作品”。
他并没有用到“坦白承认”这样的字眼，但我觉得他已经够坦白的了。
“我想别人会将您与您写的人物对等起来并非言过其实，因为您最近经历了……”
这个我倒是承认，如果那本书出版，很多人都将对我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那我为什么还要悔恨呢？因为下面这个杰出的句子。我再也找不到比这句话更明朗又更含蓄的句子了，他是个作家，但肯定思考了很久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跟您这样说吧，人们本来不想看但现在不得不看……”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他看完我的文章，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偷窥的人，每天无时无刻不在观察邻居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破事。
换而言之，就是我多多少少有点暴露癖。
我说过，我的东西是写给艾琳和我自己的。我光明磊落，毫无掩饰。我还会继续写。但安托万大伯的死，爱德华的突然出现，以及这几天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让我的故事不会只涉及自己了，你们也不能再将我与那些每天晚上在小保姆经过时突然出现在小便池的男人相提并论了。
将来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出卖了家庭，玷污了于埃这个姓氏，在公共场合宣扬家丑。我无所谓。既然那么多人都有权利来干涉我的事情，我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管管别人。
我的妻子在床上看书，不知道我在写东西。我不时听到她翻书的声音，因为房门是半开半掩的。过一会儿，她就会问我：“你在干吗？”
我会像往常一样答道：“没干什么。”
她不会再问，点上一支烟，再翻几页书后看看时间，嘟囔道：“你不睡吗？”
“马上就来……”
到时间了，我把自己写的手稿收入装绘图的纸箱里，我在里面放了很多以前画的草稿。没有人会想打开这个箱子看看，艾琳尤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