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看了魁伦的奏报，查不出勒保什么实据，福宁也没有大问题，便不再纠缠经济问题。检索一下福宁的过去，见福宁曾虐杀投降的教匪五百余人，便以此为借口，把福宁解职。
四川军队贪黩案，不了了之。
但是，军队必须有所改观、贪污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此，嘉庆帝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那彦成前往四川，督理军务。
那彦成，字绎堂，章佳氏，大学士阿桂的孙子，向以鲠直著称。到了四川后，他发现军旅腐败、将惰兵疲；更为严重的是兵士们衣衫槛楼，形同乞丐，爬山行军，竟然没有鞋子而以牛皮裹足。那彦成震惊之余，便拿出钦差大臣的威风，毫不留情地杀了几个将弁，并表示，要坚决铲除军中的腐败，有再敢贻误军机者，将弁以下，军法从事。军队为之一震，将弁变得规矩起来。
那彦成的做法被一些将官奏报到皇上那里，并添油加醋地渲染那彦成在军中的骄横。嘉庆帝即刻传谕那彦成：整饬军纪，务必慎重不可草率，并责难道：“经略大臣勒保从来也没有先斩后奏之事，何况你钦差大臣？朕没给你这个权力。如果真的查出有贻误军机者，无论在战事或军需上，即使是游击员弁，都应候旨遵行，哪能独自擅专！”
嘉庆帝的谕令，弄得那彦成在军队中反而灰溜溜地，勒保屡在其面前道：“虽为功勋之后，又为皇上钦差，但遇事也要冷静，不可草率乃至擅专，想怎样便怎样。”
那彦成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嘉庆帝也并没有再斥责他，反而说，在适当的时候，仍让他军中督军。
嘉庆帝治军如此宽仁不讲原则，致使军队又陷入以往的疲软无力的状态。自正月到六月只有额勒登保一军斩了冷天禄，德楞泰一军与徐天德相持，追入郧阳。明亮一军，只是徒劳地奔走在陕西境内，并没有胜仗。勒保虽有所顾忌，不敢全行欺诈，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终究是见敌生畏，多方诿饰。
嘉庆帝处理军队是如此手软，治理地方更显出其治贪过于宽仁。
代理副都统富森布奏道：“请将河州、甘肃、台湾、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贻误官员，无论大小，全行抄没；又京城官员兵丁生计桔据贫穷，一天比一天穷得厉害，商民糊口无资，恐怕起盗贼之端。”
嘉庆帝览奏大怒，道：“富森布既不据实列举，捕风捉影，又捏造耸人之言，随口妄谈，着即革职留任，严加约束。”
首席军机王杰奏曰：“富森布的确语无他次，但现在陛下正求言之时，虽其言过其实，臣以为似应从轻发落。”
嘉庆帝对待富布森却不像对待那些贪黩大吏及将帅那样客气，并不准王杰所奏，再不讲什么宽宥。
直隶总督胡季堂奏道：“自乾隆三十二年以后，一直未清的亏欠银款竟然已达到一百四十四万两，历任各官对这笔银两皆有染指，有一百三十九人之多，臣以为，应把这些官员全部捉拿，集中于省城，勒令他们赔偿。”
嘉庆帝谕示道：“凡在任期间亏欠的官员，库收应得银数与实际库存数不符合者，所欠款项，分别年限追补交定；若限期内补清，准其开复官职，否则分别情况给予处分。”
嘉庆帝的这个诏谕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贯彻，因为地方官员亏欠的面太广。
新任湖北布政使孙玉庭奏道：“应盘查湖北全省仓库究竟亏欠了多少银子和粮食。应将那些亏欠数在一万两银子以内的，先行革职离任，调到省城，勒逼其在一定时间内交完欠款。在一万两银子以上的，立即参劾撤职，把其逮捕，追还欠款。”
孙玉庭的这个建议是在吸取了富森布和胡李堂的奏折被否决的教训后提出的。嘉庆帝览过后，怕波及面太大，谕示道：“此事不可宣露于众。”
嘉庆帝反而包庇这些贪污犯起来！
不久，山东新任巡抚奏折又递到御前：
“山东各州县亏空银七十余万两，究其原因，有的是因出差的官员路过，地方除供奉他外，招待浪费极为严重；有的是因为驿站分口，经费不够；有的是因为前任官吏已故，交待难清；有的是因为应酬馈送，挪用捐垫。上司不能洁己，取给无度，下属效仿肥己，有恃无恐。臣以为皇上应规定期限，勒令欠国库银两者补交，对吏治须严加整肃。”
嘉庆帝一看，心想，这陈大文刚上任时已劾奏撤掉了二十多个官员，现在若再为积欠之事处分各州县，亏空涉及那么多官员，如何解决？新的山东州县官员从何而来？于是答复巡抚陈大文曰：“此事须徐徐办理。”
王杰看皇上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太过手软，恐后患无穷，于是不顾年近八十，耳聩目昏，又上书曰：
“各省亏空之弊，起源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较贿赂之等差，此岂州县私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官既甘其饵，明知而不能问，且受其技制，无可如何。一县如此，各县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团于追呼，而莫之或卹，靡然成风，抬不为怪。名为设法弥补，而弥补无期，清查之数，一次多于一次；宽缴之银，一限不如一限，辗转相蒙，年复一年，未知所底。臣以为治吏须从彻查亏空人手，如若不然，贻害无穷。”
嘉庆帝有点惊心，老臣王杰所言，据实理明，他认识到，“亏空”问题关乎吏治民风，关乎国力强弱。可是如何做起呢？怎样做呢？
嘉庆帝还要与朱珪、王杰等商讨如何清理亏空，几个奏折马上让他把此事搁起：萨彬图连连奏请皇上再查和珅家产！
萨彬图，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后典贵州乡试，改历翰詹；累迁内阁学士兼副都统。
萨彬图先奏言：“和珅家产甚多，绝不止查出的那些数目，一定在哪些方仍有埋藏、寄顿、侵蚀、娜移等项情弊。”
皇上对其折没加理会。不久，萨彬图又奏道：“刑部审查时，司员等意存含混，内务府、步军统领衙门官员，有的意存袒护，请皇上密查。”
皇上仍没有理会！
萨彬图傻乎乎地可爱，他竟执拗地又上一本，道：“据奴才查访，和珅有埋藏金银的大地窖，这个地窖就在和珅宅中。奴才得到确凿证据，证明和珅家的金银库都由其小妾卿怜及四个使女掌管。虽然卿怜已为和珅殉情自尽，但四个婢女犹在，请皇上将她们交给奴才提审，奴才定能抄查出更多的金银财物。”
此时，嘉庆帝对萨彬图再也不能不加理会，于是特派恰亲王永琅，尚书布彦达来等会同萨彬图提审和珅的四位使女。再三刑讯，萨彬图一无所得。
嘉庆帝恼怒异常，发谕训斥萨彬图道：
“萨彬图真乃无识之徒，斤斤计较和珅财产，不但不知政体，实在也不体谅朕的本意。和珅一案早已结束，军机大臣朱珪等也从来没有在朕面前提及和珅家产有隐寄之事，尔有何证据提及？朕确实要怀疑萨彬图的居心何在！难道怀疑朕贪污了和珅的家产？真正无知妄谈，卑鄙不堪！着交部将萨彬图严加议处。今后所有大小臣工，不得以和珅家资之事妄行渎奏，不要两眼死盯和珅家产不放！”
萨彬图本欲讨好皇上，却被革职罢官，和珅家产的多少及去路，难道能让人乱加提起吗！
但是，更让嘉庆帝恼火的还不是追查和珅家产的去向，而是法式善的一篇奏言。
嘉庆刚一亲政，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法式善又见皇上重用一批贤臣，处理一批贪官污吏，革除文字狱，整顿军机处，疏通言道，禁止王公大臣督抚等呈进宝物，核减关税，并亲自微服巡查京城中的饭店旅馆，平息大吃大喝纵情声色的颓靡之风，一桩桩一件件。法式善认为，皇上是要彻底革除弊政，于是便向皇上奏言，大谈起“维新”，并提出：“诏有宜恪遵守，军务宜有未摄，督抚处分宜严，旗人无业者应调剂，忠谠宜简拔，博学鸿词科宜举行。”
嘉庆帝看到其有关“维新”的主张非常嫌恶，心想：这些人是不是在让我与皇考唱对台戏？这些“维新”的主张不明明对朕的权力有很大损害吗？于是皇上下诏表明心迹道：
“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卒循旧章，唯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
更让嘉庆帝烦恼的是法式善的这样两条建议：“请派亲王一员授为大将军，节制诸军；另外，口外西北一带，地广田肥，让八旗闲散户了自愿前往耕种，开垦生产，减轻国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