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小涓在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教书之后的第一个暑假里，回了一趟老家姚桥。那一天的行程从开始到末了都充满了诸多琐碎却极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如果能稍稍向前发展延伸一步，就会彻底改写她后来的人生故事。
那天她去北京火车站买票，得知当天去徐州的票已经售完，正欲转身离去，却意想不到地撞在一个退票的农民身上。后来当火车经过德州时，她突然嘴馋起来，决定下车买一只扒鸡。为了两毛钱的找头，她与小贩讨了很久的价，几乎是在最后一秒钟里才挤回车厢的。再后来当火车抵达徐州时，她意外地在接客厅里遇见了一位大学时候的女友。那位女友毕业后分配在徐州工作，两人离开校园以后是头一次见面，都憋了许多的话要说，小涓临时决定要在女友那里过一夜，第二天再转车回家。谁知在女友的宿舍里，小涓喝了一杯热茶之后突然又改变了计划，要坐下午的长途汽车直接回姚桥。如果当时小涓没有买到从北京到徐州的退票，如果那天小涓在德州下车时为了那只扒鸡而误了车，如果那天小涓最终决定在徐州女友那里过夜，那么她就完全有可能避过那场因大水而引发的灾难，成为另一个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可惜她没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双强有力的大手，在毋庸置疑地推着她，一步一步地朝着她的终极走来。她终究没有躲过那双手。
沈小涓那次回姚桥并没有事先告诉家人，下车后也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微山湖边。
最早发现她的是一群矿区子弟学校的孩子。夏天学校放假，孩子没人管，便都到湖边来疯耍。水性好些的，全脱得精光地下浅滩去摸鱼。水性差些的，就赤着脚在烂泥涂里寻找卵石子。那天当他们玩得正野的时候，却突然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朝着他们走来。女人穿了一件小方领短袖天蓝色带碎花的细布连衣裙，腰上系了窄窄一条白皮带，脚上穿了一双坡跟珠光塑料凉鞋。女人的头发编成两根辫子一路垂到腰上，再用一条白手绢绑到一起。白手绢的边角在女人腰肢上无力地垂挂下来，远远看上去像是一只被猎人射伤的白鹅。女人这样的装束对小镇上的人来说很是新奇，竟有几分像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里边的那个女主角。孩子们愣愣地看着她，却没人开口说话。
女人冲孩子们嫣然一笑，说：“还不把衣服穿上，难看死了。”女人的声音像流水一样，普通话字正腔圆，微微地带了点卷舌音。女人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颗虎牙，依稀有几分熟悉。可是女人从穿着到口音，都已经丝毫没有姚桥的痕迹了。
孩子们不知怎的，都有些怕她，便各自去找了衣服来穿。女人却不再与他们说话，独自一人解开了槐树下拴的那只破木船，轻轻一跳就上了船。也不用桨，听凭着船悠进了水里。湖上没风，船走不远便停在了荷花丛中。那年水太多，荷花长得不好，满湖都是大片大片泡烂了的褐色败叶，稀稀地只有几朵瘦花。女人挪到船头，呆呆地看了会儿荷花，才脱了凉鞋，将两只脚伸进水里去，拍甩起来。水鸟被她惊动了，嘎嘎地尖叫着，四下飞蹿起来，把湖面割得零零散散的。过了很久湖上才安静下来。女人突然将身子低低地伏了下来，孩子们吃了一惊，以为她要跳水，后来才知道，女人其实是在掬水洗脸。女人将脸洗了一把又一把，湖水从她的指缝里漏出来，在她的衣裙上落下斑斑印迹。太阳有些倦了，趴在槐树后头，有气无力地向女人、荷塘和船洒了些细碎的金黄。
这就是沈小涓留给姚桥的最后印象。当时的小涓正在尽情地渲染着她的青春华章，却没有料到她人生的大幕其实正在她的眼前徐徐落下。在不经意之间，小涓给自己的生命圈下了一个如诗如画经得起后人仔细品味推敲的句号。
小涓那天很晚才回家。第二天早上起来，跟母亲说了声“去矿区看看”就离了家，却再也没有回来。据矿口发工作服矿灯的马师傅说，小涓一早来到他那里，要领工作服矿灯下井。马师傅犹豫许久，不知该不该发给她：矿工迷信，向来忌讳女人下井。矿上从前也有过一两起女人下井的事，每一回井下都出了人命。
小涓见马师傅不肯帮忙，就掏出一张盖了北京外交学院印章的介绍信，说这回下井是公事，帮助一位国际友人收集中国矿工素材的。马师傅见了大红公章，就不敢阻拦了，只吩咐小涓赶在夜班和早班交接班之前悄悄下去，快去快回。小涓下去以后，就没见再上来。沈大妈一听这话，料定小涓在井下出事了，一时急火攻心，便一头栽倒在地上。矿长赶紧着了几个年轻人，将老人架到矿区医院抢救。一边就组织了一拨人马，将井下每一个角落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哪里还有小涓的影子？上来就给北京挂电话，北京那头说沈小涓回家探亲去了，还没回来。众人就傻了眼：这沈小涓一个大活人，总不至于上了天入了地吧，如何就这般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呢？
过了几天，储煤仓口的一个工人在卸煤皮带上发现了一块形状古怪的大煤饼，便随手用铁锹捅了捅，谁知就捅出了一块蓝花布。当下吃了一惊，立时将皮带停了，叫了几个人来将那块煤饼搬下来，才知道是个人—— 自然早没了气息。
后来众人推测，小涓下井那日，正逢井下发大水，水淹至膝盖，在水里行走就比平时重了许多。小涓大约是走累了，想偷个懒，便跳到运煤皮带上歇一歇。谁知这一歇，就迷糊了过去。控制皮带的工人不知道上面有人，就启动了皮带。小涓是在安睡中浑然不觉地被运进了储煤仓。
小涓在煤仓里埋了三天，鼻孔、眼睛、耳朵里塞满了煤灰，一身的皮肤都涨成了青紫色，擦洗了多回也擦不回来原先的样子了。众人不敢让沈大妈看见，便自作主张地拿去火化了。外交学院来了几位领导，帮着把丧事办妥了。说起来小涓那次回家，虽是以探亲为主，却多少也捎带着些公事的，学校里就给定了一个因公牺牲的性质。却没有人想到要通知韩弼德来姚桥参加葬礼—— 当时无论是学校还是矿区，都没有人知道小涓和韩弼德的那层关系。韩弼德原想等国籍申请批准之后，再公开提出和小涓结婚的要求—— 谁料到事情竟会是这么一个结局。想到沈大妈将来还要面对矿上的人，韩弼德只有把那样一个巨大的伤痛无声地吞咽了下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框架里，诸如沈小涓和韩弼德那样出格离奇的爱情故事，只能在重重掩盖之下默默地进行，在无人知晓中萌发生长，在无人知晓中消殒死亡。
小涓死后那几年，时局发生了一些巨变。姚桥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卷入了那场不可抗拒的变革之中。镇上的人，渐渐地觉得采煤这个铁饭碗有些小了，纷纷把眼睛看到湖上。一时间打鱼和采菱藕就成了两件十分红火的事。就有人出了个价钱要买已故矿长沈建山的那只木船。孤寡老人沈大妈没有想到一只闲置多年的破木船还值这个价钱，当下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交船那天，沈大妈去船上收拾自家的物什，竟意外地发现了小涓留在那里的一只背包。包里有一个照相机、一卷胶卷和一本发黄了的英文期刊。期刊是小涓从外交学院资料室借的，盖有学校的图章。其中有一页纸，被小涓折了一个角。沈大妈把那篇文章拿给子弟中学教英文的周老师看，周老师看了，说是一篇新闻报道，讲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大赦令，准许当年在越南战争中逃兵役的人回国，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沈大妈又将那卷胶卷拿去镇上的照相铺冲印，印出来的相片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霉斑，只有一两张还能辨得出人形。相片上有一队人马在爬长城。其中有一个大胡子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站在城墙上。男人指了山下的景致给女人看，女人笑得一脸都是嘴，很是快活的样子。
沈大妈一眼就看出那个女人是自己已故的女儿沈小涓，而那个男人就是前些年来过姚桥采访，后来又去了北京教书的美国人韩弼德。
沈大妈对着照片呆了很久，从前一些零散琐碎的细节渐渐地在她脑子里形成了一幅连贯的图画。她从卖船所得的钱里抽出几张票子来，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她决心去北京找那位美国人韩弼德。到了外交学院她才知道，韩弼德在一年以前就已经离开中国，回加州老家去了。
安德鲁牧师过了六十岁，眼神就开始衰退，记性也不如从前了。早上起来煮咖啡，竟忘了搁咖啡粉。听着咖啡壶咕噜咕噜地滚了很久，煮出来的却是一壶白水。又懒得再煮，就倒出半杯白开水喝了，直接去了祈祷室。今天是他禁食祷告的日子，他不吃早饭，也不吃午饭，到日落时喝一杯橙汁，就可以一直祷告到半夜。
每逢遇见重大事情难以决断时，安德鲁牧师就会禁食祷告。这是他小时候寄养在宁波那户人家里养成的习惯。宁波阿妈上过两年学堂，学来学去只学会了在描红本上描“上大人孔乙己”。拿起笔来有千斤重，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周正。宁波阿妈岂止是脑子笨，手和嘴也是极笨的。纳出的鞋底一针深一针浅一针大一针小，如同田里刚割过的庄稼，煮出来的青菜能咸死老鼠蟑螂。家里若来了客人，除了“请喝茶”她再也不会说第二句话。可是宁波阿妈却能将《约翰福音》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宁波阿妈只要闭上眼睛，祷告词就能像水一样地从她两片厚实的嘴唇间汩汩地流淌出来。
宁波阿妈禁食祷告时，全家人都得跟着一起禁食。宁波阿妈在诸样事情上都有一个温懦的好脾气，唯独在这样事情上断断不肯退让半步。那时宁波阿妈的儿子恩宁还小，正是长身体的年月，还没到中午就已饿得两眼放光，却不敢开口乞食，只好去水缸大勺小勺地舀水喝。宁波阿妈的祷告词很长也很琐碎。晚上安德鲁是在宁波阿妈的祷告声中昏然入睡的。夜里安德鲁被尿憋醒，黑暗中还听见宁波阿妈的低语声——宁波阿妈是个节俭的妇人，舍不得点油灯。早上安德鲁刚睁开眼睛，就看见宁波阿妈梳洗得干干净净地跪在蒲团上祈祷了。安德鲁从来不知道宁波阿妈是什么时候上床歇息的。
宁波阿妈的丈夫常年在外边跑码头做生意，宁波阿妈在家里也没有一个说得上话的人。宁波阿妈本来就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宁波阿妈有话，只说给上帝听。宁波阿妈的话，也只有上帝能听懂。有一回安德鲁在街上被邻人的孩子追打，在一路“洋番”的叫骂声中逃回家来。宁波阿妈替他擦干鼻血却始终无话。那天只要她一开口，无论说一句什么话，他都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她没有给他那样的机会，她甚至没有抬眼看他。夜里安德鲁醒来，看见屋里破天荒地点着灯，宁波阿妈正俯在灯前为他缝补撕破了的棉袄。油灯很是昏暗，照得宁波阿妈满是皱褶的脸竟朦朦胧胧地有了几分光滑。她嘴里叼了一根线，含含糊糊的歌声从齿间筛漏出来。说它是歌实在有些夸张，因为它总共才有两句词：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
安德鲁觉得那调子像水，洁净的、暖和的水，缓缓地流淌过他的身子，将他从头到脚地包裹起来，洗去了他满身的泥尘和满心的怨恨。在那样的水里他突然就很疲倦起来了，睡意浓重地又回到了梦乡。至于那首歌里更为深远的意义，却是他在许多年后按立成为牧师时才真正理解的。
安德鲁全家后来是搭着小船离开宁波的。走的那天是个春日，满街都是粉红的夹竹桃花。时局很乱，街上时不时地有荷枪的队伍走过。胆小些的人家，都关了门户躲在家中不敢出门。可是宁波阿妈却是不怕的。天上起了些风，风吹在身上，微微地还有点冷。小船在水里走，宁波阿妈在岸上走。桨声吱溜吱溜的，就把岸上的树木一棵一棵地甩在身后了。宁波阿妈穿的是宽腿裤，裤子里满满地灌着风。渐渐地，人就走不动了。宁波阿妈停了步子，解下包头，远远地朝安德鲁摇着，风把头巾吹成一面猎猎的蓝旗子。这面蓝旗子就在安德鲁的心里抖了好多年。
大凡人渐渐老去，近的事记不全，远的事反而越来越清晰。安德鲁牧师近来不知怎的很有些想念宁波阿妈。前些年中国那边一阵风一阵雨的，他也不敢和宁波阿妈联系。一直到马姬去了中国，才托人找到了宁波阿妈的下落。宁波阿妈的儿子恩宁在城里的机械厂当工人。宁波阿妈和老伴都退休了，如今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帮孙子媳妇照看孩子—— 宁波阿妈刚刚当上了曾祖母。
安德鲁写给宁波阿妈的信很长，花了他一整个晚上。他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总算把二三十年里发生的事大致都说了一遍。宁波阿妈托儿子代笔回的信却很短，没有问候，没有客套，只有几行字：“恩选我儿：你若肯顺服，就必在他的恩典里得着荣耀。他喜欢你阖家同心协力的祈祷赞颂，更胜过你独身自以为是的清苦服侍。若不然，他那日何以在伊甸园里为亚当造夏娃？”
读完宁波阿妈的信，安德鲁牧师愣了很久。宁波阿妈的信使他想起一件他想了很多年，却把自己想得精疲力竭的心事。为这件事他特意决定今天要禁食祷告。他打开祈祷室的门，点燃了蜡烛，便在十字架前合掌跪下。他只开口说了一句“天父我神”，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的思绪纷繁混乱地塞满了他的心，却找不到一个洁净的出口。他知道他还没有进入祈祷状态。于是他闭着眼睛一遍又一遍地默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
背到第十一遍的时候，安德鲁牧师觉得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安静到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背到第十二遍时，他觉得自己来到了一片无限宽阔没有任何景致的空地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意识到他此时已经超脱了尘世，孤独地面对着他的造物主了。他便开口祷告：“我的主，我的神：我所想所求的，你一应都知道。若是你应许的话，求你给我一个迹象，哪怕是一个极小的迹象，让我知道我的脚行走在正路上。”话音未落，只听见祈祷台上的蜡烛很响地爆出了一个灯花，烛泪汹涌地淌下，在烛台上汇集成几朵深红色的花。安德鲁牧师看着被烛泪熔在一起的两根红烛，惊魂未定，心跳得如同野马奔腾。慌忙匍匐在地，一遍又一遍地低呼“哈利路亚”，久久不绝。
午后安德鲁牧师暂时离开了祈祷室，来到教堂边上的小学校。学校是汉福雷夫人汉娜和安德鲁牧师一起创办的，最早是为了给墨西哥边境来的季节工的孩子们补习用的，几年以后却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正式注册，由政府部分资助，校舍师资俱备，共有八个年级的正规学校了。汉娜已经修完了教师学位，现在是学校的校长，而安德鲁牧师则是学校的教务顾问。正是冬天，学校刚刚放假，只有一个秘书在办公室里看门。安德鲁牧师进门就问有没有校长的消息？秘书摇头，说校长走后一直没信也没电话。秘书问安德鲁牧师八年级的英文老师马上要休产假了，下个学期的代课老师有着落了吗？安德鲁牧师哼哈了半天，才说校长走之前不是有安排了吗？秘书又递过一封信，是教育局来的，问学校申请增加一个体育教员的报告，什么时候能交上来？若过了申请期限，就会失去下个学年的经费配额。秘书问安德鲁牧师报告到底完稿了没有？安德鲁牧师抓耳挠腮，说这事是由校长负责的。
秘书见他一头雾水的样子，就忍不住笑：“校长要再不回来，你大概连厕所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安德鲁牧师听不惯这样的笑话，嘴上嘿嘿地笑着，脸上却有了几分不自在—— 记得汉娜新寡的时候，事事总要向自己讨教。不过才几年的工夫，自己如何这般离不开汉娜了？汉娜不在的时候，他竟跟失了魂儿似的。究竟是汉娜变了呢，还是他自己变了？
汉娜去巴伐利亚老家探亲已经两周了。这是汉娜自老彼得去世之后第一次离开加州。汉娜的老母亲近年来染上痼疾，卧床不起，便很有些想念远在美国的小女儿，几次捎信来叫汉娜到德国小聚。这是汉娜自己认可的官方版本故事。然而在汉福雷庄园的下人中间，还流传着另一个地下版本的故事：据说汉娜嫁到美国之前，在巴伐利亚曾经有过一个青梅竹马的男友。那日汉娜在火车上遇到了汉福雷先生以后，便有些心神不宁。汉福雷先生回到了美国，念念不忘他的德国新交，三天两头往巴伐利亚空邮鲜花礼物。最初汉娜也是不肯接受的。可是这边归这边拒绝，那边归那边照寄。很快汉娜家的小木屋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礼品盒子。渐渐地，汉娜就抵挡不住那样的攻势了，终于答应了汉福雷先生的求婚。后来她的那个巴伐利亚男友也成了家，两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并没有什么往来。直到最近这个男友丧了偶，听说汉娜也是寡居，便迫不及待地来信联络上了。汉福雷夫人这趟回去，大概是要重续旧缘，梅开二度了。
但是这些传言并不是安德鲁牧师魂不守舍的原因。其实这样的传言至多只能像鸡毛掸上的轻尘一样，在昏暗中从一个角落掸到另一角落，永远也掸不到安德鲁牧师洁净的耳朵里的。安德鲁牧师实际上是从汉娜的神情上看出事情的蛛丝马迹的。
安德鲁牧师几乎是庄园里最后一个知道汉娜即将远行的人，告诉他这个消息的甚至不是汉娜本人。安德鲁牧师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跑步赶到了汉福雷庄园。到了庄园门口，他才发觉在慌乱中他竟忘了戴上他从不离身的牧师领圈。管家告诉他汉福雷夫人已经就寝，他像一个被恋爱烧坏了脑子的小伙子一样，气急败坏地要求管家叫醒女主人。当汉娜披着一件睡袍出现在楼梯口的时候，安德鲁牧师不禁愣了一愣。楼梯拐角的灯光从背后照过来，将汉娜的睡袍照得通明透亮。在那样的灯光背景里，汉娜的胴体如同雾里的花朵似的时隐时现。安德鲁牧师没有想到五十出头的汉娜还有如此年轻丰盛的内容。错愕惊奇使得他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并不知情的汉娜被他的神色吓了一跳。在语无伦次地说了一通废话之后，他终于干涩地问她为什么要走。汉娜将睡袍上的带子在手指上绕了很久，才文不对题地说：“我在加州住了三十六年了。”他又问她要在德国待多长，她久久地望着他，却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安德鲁牧师知道，这时只要他说一句话，汉娜就会取消机票的。这句话已经驻留在他的舌尖多年了。在他年轻一些的时候，这句话如一颗光亮的珍珠，只需他轻轻吐一口气，它就会从他的舌尖滑落出来。如今岁月已在这颗珠子上裹了一层厚厚的尘土锈斑，生生涩涩的，吐起来就很费劲了。最终安德鲁牧师什么也没说，甚为疲乏地离开了汉福雷庄园。
安德鲁牧师对汉娜的思念，是从汉娜还没登上飞机时就已经开始了的。这种思念如同一帖苦药，每放一天，水分蒸发得越多，剩下的内容就越是苦涩。这样的苦涩使得他魂不守舍，度日如年。
直到他收到了宁波阿妈的来信。
安德鲁牧师相信宁波阿妈怪异的复信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的开始。禁食祷告中出现的异象，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他知道他多年的苦苦挣扎并非枉然—— 他的主他的神终于给了他一个等待已久的自由。
安德鲁牧师离开学校后，直接朝镇上的邮电局走去。他疾步如飞地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鞋子轻盈地踩起路边的尘土。他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的近乎羞涩的微笑。
“汉娜，速归。我有话要对你说。安德鲁。”
“最最亲爱的汉娜，我请求你快快归来。我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对你说。你永远的安德鲁。”
“我的汉娜，请你速归。你知道是为什么。你的安德鲁。”
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电报稿上的内容。
汉福雷夫人从德国归来后不久的一个傍晚，汉福雷庄园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又脏又瘦、背负行囊的男人。男人在门口徘徊了许久，却没有进门。他将行囊放在地上，靠着门前的红杉树坐了下来。男人的头仰得很高，眼睛开一会儿，闭一会儿，仿佛在打盹儿，又仿佛在沉思。男人睁开眼睛的时候，时而看着天，时而看着红杉树的尖顶。那天的天空实在没有什么看头，阴阴的一片，厚厚实实的都是云，却又找不着一片像样的云。这是加州一年里最寒冷的日子了，可是风里却没有雪。风带着大洋的气息刮到脸上，很湿润也很厚重，像掴来沉沉的一巴掌。在这样的天色和光线里，汉福雷庄园西班牙式的白色长廊，突然就显得有些陈旧污秽起来。
男人看了一会儿天，又看了一会儿树，就伸出手来抚摸树身上被雷电击伤的那处疤痕。红杉树老了，身上布满了黑藤似的皱纹。男人的手很粗也很黑，关节处嶙嶙峋峋的，根根手指如同经历过旷野冬季的枯树枝。后来男人就把脸侧着贴在树的伤疤上。男人的动作异常轻柔，仿佛是在偷听树的私语又怕被树发现似的。
首先发现男人怪诞行径的是汉福雷庄园的一个女佣。女佣马上跑进去告诉了厨子，厨子又马上告诉了园丁，园丁又马上告诉了管道工，管道工又马上告诉了管家的太太。当管家终于被惊动时，庄园的门口已经聚集了十来张好奇的面孔。
“白色，应该是白色的。”男人低低地仿佛喃喃自语似的说。
管家没有听懂男人的话，就再一次客气地请男人离开。男人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突然准确无误地叫出了管家的名字。
“鸽子，长廊上的那些鸽子，为什么都变成灰色的了？”
管家吃了一惊，手里的报纸就跌落在地上。
汉福雷家族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子孙彼得·汉福雷，就是这样回到了阔别数十载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彼得那日在汉福雷庄园的亮相动作，不禁使人联想起他那个曾经在英国小郡里教过书的祖先约瑟·汉福雷—— 汉福雷家族在北美大陆的起始和终结，都是以这样愤世嫉俗耸人听闻的方式展开的，尽管中间经历了许多平庸无奇乏善可陈的年代。
彼得回到加州就病倒了。彼得的病很奇怪，最初是由饮食引起的。彼得的肠胃在经历了数年的挣扎磨炼调节之后，已经完全适应了东方的饮食习惯。回到家里，汉福雷家族厨子的精湛厨艺却使他胃口全无。开头他还以为是口味的迥异，后来才发觉肠胃对异类食品的抗拒竟是如此顽强。安德鲁牧师去唐人街买来了中国菜，彼得吃了一口就放了下来，说：“不是这样的。”
彼得吃得很少，却开始腹泻，一天数次，久治不愈。彼得变得骨瘦如柴，身体轻轻撞在家具上就会落下斑斑瘀青。夜里睡在大床上，早上起来床单上湿湿的全是他的冷汗。彼得的头发开始脱落，光秃的前额上现出丝丝缕缕的青筋。病中的彼得异常地沉默，只字不提这些年流落在外的经历。当汉福雷夫人探询的目光落在儿子脸上时，闪避的常常是她而不是他，因为她受不了他的眼神。他那湖水一般湛蓝的眼睛里，储存的不是希望，甚至不是绝望，而是满满的，仿佛轻轻一碰就要流溢出来的麻木。
汉福雷夫人看着儿子的病容心急如焚，只好请了安德鲁牧师日日来为彼得祈祷。安德鲁牧师坐在彼得的床头，将彼得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又将手按在彼得汗湿的额上，为彼得低声背诵诗篇或者吟唱赞美诗：
我想我的家乡在那边，
在那光明的河畔。
那里没有痛苦也没有辛酸，
一切喜乐又平安。
在那边，
在那边，
我想我的家乡在那边。
彼得在安德鲁牧师的轻吟声中闭上眼睛，双颊渐渐浮上一层浅浅的潮红，唇边挂了一丝婴儿般毫无心计的微笑。看到这样的微笑，安德鲁牧师的心不由得惊悸了起来。在那一刻里，安德鲁牧师突然意识到：也许彼得的病不是因为治不愈，而是因为不想被治愈。这种猜测联想使得他的心情如同灌了铅块似的沉重起来。
于是他想到了在洛杉矶工作的女儿马姬。
马姬到了汉福雷庄园之后，没有进自己的家门，却立即赶去彼得的房间。马姬进屋后也不看彼得，就一把拉开了厚厚的窗帷，把在沉睡和清醒之间徘徊了很久的彼得猝不及防地扔在了加州正午的阳光里。彼得的眼睛与光亮抗争了一会儿才勉强睁开。睁开眼睛之后，彼得惊异地发现他抗争的其实并不是阳光。那一天彼得看见了加州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大雪。窗前的红杉树从枝梢到树干都被包裹在一层十分夸张的白色里，路、街景和行人都仿佛成了旧式无声电影里的一个片段，臃肿、缓慢、含混不清。这场雪让他想起另外一场雪，和另外一个遥远的时常有雪的城市。很久没有知觉的心突然就牵了一牵。
马姬支走了屋里所有的人，包括她父亲和汉福雷夫人，然后关起门来，坐到彼得床前。后来马姬对彼得低低地说了几句话。汉福雷庄园上上下下至今无人知晓那几句话的内容，然而他们都清晰地记着彼得对那几句话的反应。那天很多人听见了彼得房中发出的一声巨响。惊恐万状的汉福雷夫人冲进屋里，只见墙上的穿衣镜已经裂成无数块碎片。与穿衣镜同归于尽的是一把维多利亚年代制造的英国骨瓷茶壶。那把茶壶是已故老汉福雷先生的至爱。彼得依旧保持了一个投球手的姿势，单腿跪在硬木地板上，脸色铁青，如同得了失心疯。当汉福雷夫人试图扶着彼得回到床上时，彼得伏在母亲的肩上，低沉地号叫了一声。那一声号叫让人想起被鼠夹钳住了前爪的老鼠，或是原野上饿了一个冬季的狼。
“是我，让她去姚桥的。”
马姬走出房门，满面春风地对守候在门外的安德鲁牧师说：
“没事，他好了。”
开春时分，彼得的病渐渐有了起色。当他第一次试图脱下睡袍走出卧室时，他才意识到他其实已经病得很深也很久。那场病像一只动作迟缓却毫不气馁的蛀虫，在不知不觉中将他的身体掏空。等他发觉时，他只剩下了一副皮囊和骨架。那天他穿着一件厚厚的毛衣戴了一顶绒帽子，颤颤地走到庄园门口。明晃晃的阳光穿过红杉树枝，在他眼中迸裂成无数个金色和银色的星星，脚下的地如棉絮般松软无依地沉陷下去。他慌慌地抱住回廊上的柱子，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回廊上栖息着的鸽子叽叽咕咕地走过来，在他身边围成一个好奇的圆圈。彼得从口袋里掏出饼干，碾成细碎的屑末来饲喂鸽群。很快他就把饼干分完了，鸽群对他失去了兴趣，便三三两两地走散开来。彼得突然就恼怒了鸽子的无情，将两手在柱子上一拍，鸽群一惊，飞腾而起，蹿入天空，扑扇的羽翅将原本宁静的春晨搅扰得甚是纷乱起来。鸽哨响了很久很久，最后化成一线嘤嘤嗡嗡的回声。等到他再也看不见鸽影的时候，他就问管家要了一根拐杖，继续他大病之后的初征。
拐杖很厚实也很沉重，两头都包了铜皮。杖头上雕着一只独角兽，兽腮上刻了两个英文字母“P.H.”—— 这是父亲名字的两个首字母。彼得知道这是父亲中风以后常用的旧物。彼得把手按在磨得油光铮亮的扶手上，背上突然起了一阵战栗。他仿佛感觉到他正握着他父亲冰冷的毫无知觉的手。他想象着在他离家之后的那几年里，父亲拄着这根拐杖站在山坡上眺望大海的情景，心里涌上了一阵湿润的感动。据说父亲临终时，右手紧紧地握成一个拳头，放在胸口。殡仪馆的化妆师几乎掰断了父亲的手指，才将他的手掌摊平了，原来父亲的手上攥着一只金怀表。怀表很旧了，玻璃面上满是刮痕。表壳里存放着的是一缕失去了光泽的金黄色的头发。这是彼得出生以后第一次理发时留存下来的。在他小时候父亲没有像别的父亲那样地抱过他。在他长大以后父亲也没有像别的父亲那样地搂过他的肩膀。然而那块覆盖着岁月尘埃的旧怀表，却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彼得关于父亲的记忆。父亲身后留给彼得的东西很多，却只有这块怀表是彼得想要的。
彼得拄着拐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绕过汉福雷庄园，来到教堂旁边的墓地上。这时他稀疏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湿透。从背后看上去，三十四岁的彼得无论是在身架还是步态上都酷似晚年的老汉福雷先生。对于自己的未老先衰彼得丝毫没有介意。相反地，他觉得他的心境与外表正在达成空前绝后的和谐统一。在这样的和谐统一里，以往的困惑挣扎渐渐地淡化成遥远的背景，他的内心竟滋生出一股无欲无求近乎快乐的安宁来。
墓地的草刚刚割过，那是开春以来的第一茬新草，空气里湿湿地弥漫着草浆的气味。墓地里只种了一样树木，那就是丁香。紫色的和白色的新花饱含汁液地开放起来。浓密的纹丝不动的绿荫里其实看不见鸟儿的痕迹，却有尖脆的啾啾声此起彼伏地相互应和着。彼得踩过草地来到父亲的墓前。父亲的墓志铭不长，却有些狂妄：“走过，听过，见过，活过。”父亲深知汉福雷家族男丁的短命历史，所以在四十岁生日时就给自己写下了这个碑文。四十岁的汉福雷先生还是个风华正茂的男人，可是汉福雷先生的四十寿辰却一反平日喧闹豪华的做派，过得异常低调。那天父亲只请了三五个知己好友。寿宴上为了助兴父亲的朋友们一遍又一遍地要父亲致辞。可是父亲的脸上竟带了一丝浅浅的忧伤。他用低沉缓慢的语调说了那句后来成为他墓志铭的话。那句话听上去带着葬礼般的庄严肃穆，与那个喜庆的场合很不相宜。宾客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对应，后来还是父亲带头为自己鼓掌喝彩，才使得众人渐渐轻松开怀起来。
父亲前四十年的人生如同一部充满了变化和色彩的多幕剧，如果父亲在四十岁上死去，他人生的帷幕就会落在最辉煌的一个章节上。可是父亲偏偏在戏的高潮之后又拖拖沓沓地活了将近二十个年头。四十年里便已完成了的人生，却要用六十年的时间来分割享用，就如一杯冲得太淡的饮料或是一张摊得太薄的煎饼，难免有些淡而无味。所以父亲在去世之前的几年里，才会如此郁郁寡欢。
彼得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块怀表，打开表壳取出那缕用锡纸包裹着的头发。在早晨的阳光里那缕头发几欲重新发出灿灿的金光。彼得不记得他曾经有过如此金黄的头发—— 在他渐渐长大的时候，他的头发颜色开始改变，到他成人时已经完全变成了亚麻色。可是那缕金发正代表着他的过去，充满童稚却又坚定无比地站立在他面前，不容他怀疑，也不容他抵赖。
他用拐杖在他父亲的墓前挖出一个小小的洞，将那缕头发包裹回到锡纸内，平放在洞里。然后他开始填土。他填土的动作甚为缓慢，有几次他几乎完全停了下来。可是他最终还是填平了那个洞。填完土后他又将移动过的草皮覆盖回去。远远地看上去，墓地一切依旧。然而只有彼得和他的父亲知道，在那个早晨墓地里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彼得已经把他的过去放在了一个最为安全适当的地方。也就是说，彼得从这里走出去，就不再携带过去前行了。
在回去的路上，彼得遇见了正要到学校去的母亲。母亲看上去与往常不太一样。母亲的不一样首先表现在衣装上，却又不完全是在衣装上。母亲那天穿的是一件绿格子的粗布裙子。这种裙子的腰缝得很紧，褶皱很是细密，裙身极长，一直垂到脚面上，腰上拴着一根宽宽的打了一个结子的布带。这是母亲的故乡巴伐利亚乡下女人常穿的一种裙子。母亲在这种款式的衣裙里显得腰极细，腿极长。母亲走起路来步子很细碎也很轻快，仿佛是一只跳跃着的绿色蚱蜢，与田野树林的背景十分吻合。在彼得的记忆里，母亲只有在特殊的场合里才会穿上家乡的衣服。彼得就问母亲今天是什么场合？母亲但笑不语，脸上泛起浅浅的一层红晕。
后来他们走过了安德鲁牧师的住所。平常这个时候，都是母亲和安德鲁牧师相邀着一起去学校的。母亲要主持升旗仪式，安德鲁牧师要带领学生晨祷。彼得就建议到安德鲁牧师那里停一停。母亲却摇头，说安德鲁牧师病了，不愿见人。彼得忙问是什么病，母亲指了指额头。彼得以为是头疼，就问吃没吃过药。母亲忍不住笑出声来：“可怜的安德鲁正在闹失恋呢。”母亲见彼得一脸惊愕的样子，才止了笑，正正经经地说：“我昨天拒绝了安德鲁的求婚。”
彼得知道安德鲁牧师多年来一直是母亲的心病，而母亲的心病又是没有良药可治的，因为安德鲁牧师一直没有再婚的打算。彼得更没有想到在等候多年之后，母亲竟会拒绝安德鲁牧师的求婚。便忍不住问母亲到底是为什么。母亲轻轻叹了一口气：“你想想，我哪敌得过他的上帝？他是要带着他的上帝来和我过日子的。人家的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我们的却是三个人，这是不是太拥挤了点？”
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彼得冷眼看母亲说这话的样子，并不十分伤心，眉梢眼角，隐隐地反而有些喜气，便突然明白了母亲这些年里苦苦等待的，其实只是安德鲁牧师的求婚。至于是否能与安德鲁牧师结婚，倒是其次的。现在母亲终于等到了她想要的东西，母亲的欢喜自然是有道理的。
于是两人一路无话，默默地走到了学校。彼得送母亲进了校门，又自己愣愣地犯了一会儿傻，才想起要去看看安德鲁牧师。一路上想了好些安慰的话，谁知到了门口，却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母亲和安德鲁牧师之间的事，是说不清楚谁有理谁没理的，似乎谁都对，又似乎谁都错了。只好又折了回去。如此来回了几番，便把自己折腾得很是疲乏起来。
彼得回到家来，和衣在床上小寐了一会儿，就去打开他那个随身携带的背包。自他从中国归来之后，这只背包就一直搁在屋角的壁橱里没有动过。背包里并没有多少东西。除了几件换洗的旧衣物和几本老书之外，还有三本笔记本。为了防止进水，彼得把笔记本包裹在一张不透明的黄色油纸里。这样的包装方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早期革命党人小心翼翼地保存的秘密文件。这些笔记本在黄油纸里已经躺了整整一年了。这一年里无论他走到哪里，这个油纸包始终近近地贴着他的身体。可是他从来也没有试图打开过纸包。当时他把笔记本包裹起来，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潮，在那时他就已经预料到了在他的余生里这些笔记本会和他发生的关系。它们记载了他的生活里曾经有过的一些章节片段。这些片段一旦用文字固定下来，便可以脱离他而独立存在。但他却无法脱离它们而独立存在。没有它们他就不再是他，至少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他。
但是他还不能赤裸地面对它们，他心里结的那块疤还很嫩，承受不了它们的尖锐和沉重。所以他只能隔着一层纸有距离地保存它们。彼得找出一个大信封，将黄油纸包放进信封里，封上口，贴上邮票，又在信封上写下一个洛杉矶的地址，准备邮寄出去。当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料到，几年以后，他笔记本里那些残缺跳跃零散的片段，会在马姬的精心缝补粘贴整理充填之下，成为一本名为《矿工的女儿》，在排行榜上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暮夏的时候，彼得就开着母亲的旧雷鸟车离开了汉福雷庄园，母亲和安德鲁牧师一起来送行。母亲问彼得下一站会在哪里？彼得说：“在路上。”母亲无语，就将眼睛红了。安德鲁牧师将手搭在彼得肩上，开始为彼得做上路的祝福祷告。从小在安德鲁牧师的祈祷声中长大的彼得，那天不知为什么有些烦躁。他打断了牧师的祷告词：“今天你暂时不做牧师，只做朋友，好吗？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准你一天假的。”母亲和安德鲁牧师同时感到十分惊愕。彼得扭头不看母亲，却笑着对安德鲁牧师说：“别太让我妈妈欺负你。”安德鲁牧师伸出手来，握了握母亲的手。母亲的身体颤了一颤，却没有躲开。
彼得就这样开车上了路。他沿着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线从西往东随心所欲地开着，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有时他在车里歇息，有时他在热情好客的农人家里讨宿，有时他在加油站旁边的汽车旅馆里过夜。每经过一个城市，他都要写下一张明信片。这些明信片都没有收信人的地址姓名，他也从来没有试图把它们邮寄出去。在连绵不断的旅途中，彼得几乎失去了日期的概念。他只注意到他那些没有邮寄出去的明信片，已经在车后座上堆成了小小的一堆。渐渐地，彼得发现沿途树叶的颜色开始起了变化。先是碧绿的，后来是鲜黄的，再后来便转成绯红的。
一日，彼得开了整整一宿夜车，早上就甚为疲惫地住进了路边的一家旅馆。在饱饱地睡过了一长觉之后，他打着满足的哈欠，拉开了窗帘。窗外的景色使他在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然胆战心惊。旅馆的对面有一条小河，河畔是一片树林。树林不宽，却很长，伴着河流一直延伸到视野不及的地方。太阳奄奄一息无比沉重地挂在树林上。树叶子变了色，疯狂地红了起来，在风中齐齐地张开愤怒的手掌，将天，将地，也将河，烧成一片巨大的、柔溢流淌的火海。
那天彼得在窗前站了很久。
后来彼得从背包里找出地图，查到了这个小镇的名字。镇子叫匹克林，在加拿大境内，离加拿大第一大都市多伦多大约三四十公里。
彼得知道，他没有必要再往前开了。
半年以后的一个深夜，多伦多约克大学东亚研究室的助理教授彼得·汉福雷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他披着睡袍打开房门，发现门前站着一位甚为疲倦却又神采飞扬的女人。女人不等邀请便将随身携带的大小行李搬进屋里来。
“我在《多伦多星报》找了份工作，下个星期去报到。暂时还没找到住处，先在你这里挤几天。”
彼得十分惊愕地看着女人走进厨房，找出咖啡壶，点火煮上热水。女人煮了两杯咖啡，一杯放了糖，另一杯什么都没放。她把放了糖的那杯递给彼得，什么也没放的那杯留给了自己：“两勺糖，够不够？”
彼得默默地喝着咖啡，半晌，才叹了一口气：“马姬你还是那样，一点也没变。”
女人笑笑，进了洗手间。一会儿洗手间里就传出一些水声来。水声哗哗地响了很久。女人出来时头上包着一块浴巾，露出来的头发仍在湿湿地滴着水。女人套了一件不甚合身的浴袍，袖子挽了两圈，下摆宽宽长长地拖到地板上。
女人一边擦着头发，一边问彼得：“我穿你的浴袍看上去怎么样？”
后来女人就一直在那里住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