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韩弼德，也就是汉福雷家的小彼得，在姚桥矿区不过生活了两个星期—— 那是他被允许滞留的最长期限，而且姚桥不过是他当年在中国经过的许多站点之一，可是在以后无数次的回忆中，这两个短暂的星期被拉得异常柔软纤长，承前启后地贯穿了他的一生。在那以后他生命中发生的事件，似乎无一不与那段经历有关。
同意韩弼德在既非首都又非省城的姚桥生活采访，本来就是一个大胆的极富冒险精神的决定。为了成全那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一时心血来潮，无论是矿区还是省里的头头们，每日都在为韩弼德的行踪提心吊胆。这一点没有多久韩弼德就看出来了。无师自通的他明白了那些每日随行的人担心的并不完全是他的安全。明白了这层道理之后，他决定不再给别人增添麻烦。于是他终止了一切家庭采访。确切地说，他终止了一切正式形式的采访。每天他非常配合地随李主任王秘书去指定的矿点、工人文体中心、子弟学校甚至矿区医院参观。在参观的过程中他听得多说得少，提的问题很适合回答。他毫无破绽地与人握手，扬着脸对着照相机微笑。他的积极配合使得众人如释重负。
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和矿工一起打几场篮球。对于这样不着边际的请求王秘书啼笑皆非。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电话汇报批准之后，韩弼德成了矿区篮球队的一员。他穿着矿上发的蓝色绒衣绒裤，手和脚长长地从衣袖裤腿里伸出来，如同一只刚上岸的鹭鸶，样子十分愚憨可笑。他站在篮板下伸长胳膊微微一跃，就能将球准确无误地投入篮中。一场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篮球赛因着他的参与顿时成了一桩极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晚饭后远近的婆姨孩童们纷纷提着板凳趿着鞋子来看球，“小韩小韩”的叫声夹杂着笑声尖尖地割进他的耳膜。这个极富创意的称呼用在他身上初听起来很滑稽，但大家很快就习惯了。这个称呼使他与他们的距离顿时近了起来。
有女人在场的时候韩弼德就格外地灵活了起来，四肢仿佛经过离心，失去重量失去依附，随心所欲轻轻散散地抛撒在空中。韩弼德在经历过多年的孤独之后，对女人有着盎然的兴致。这里的女人，当然是指中国女人。三十出头的韩弼德在关于女人的经历方面并不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然而他始终没有正面遭遇过爱情。在他长达七八年的漂泊生涯中，他其实有过多次可以遭遇爱情的机会，可是他都闪避了。熟读《史沫特莱手记》和《韩素音自传》的韩弼德，知道他心目中景仰的女人是哪一种类型，他似乎一辈子都在预备着与她相遇的那一天。当他开始策划东行的时候，他早已做好了在那里扎根的准备。
他关于扎根的定义里自然包括结婚生子这样的内容—— 他深知他将来要娶的女人在哪里，他的心也会在哪里。所以他后来在中国遭遇的那段短暂却又刻骨铭心的爱情，对他来说并非意外，意外的只是结局。那个爱情故事基本上是按着他的设想萌生渐进展开的。故事里的那个女人，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走进了他的场景而已。而故事的结尾，却像是叙述过程中突然出现的意外之笔，刹那间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走向。
韩弼德的球打得很有花头。他很快学会了将额上的汗水抹在手背上再擦到绒衣上。投不中球的时候，他会像矿工那样“呸”一口，说一声“见鬼”。他也早已知道“加油”是一句与开车无关的话。当他在人和球的缝隙里钻来钻去的时候，他的耳朵却如风中的兔子那样地支棱着。他一眼就看见李书记和王秘书神色极为凝重地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甚至觉得如果他略略施展一些，他的球就会随时擦到他们的鼻梁。他将场上所有的笑声都过滤了一遍，却没有听见沈小涓的，尽管他的眼角已经扫见了她。矿区所有的女人里只有她敢围那样颜色的围巾。在那个一切景致似乎都与煤灰有关的背景里，她的那方围巾如此干净鲜艳地红着，固执热烈地灼痛了他的眼睛，是那种似痛非痛而又痛到心里去的痛。她来得晚，去得早。来和去的时候都是悄悄的，似乎不愿随着人流来助长娇纵他的轻浮。当然，他知道她的早走并不完全是为了显示她的与众不同。她另有任务在身。
中场休息的时候韩弼德和矿工们坐在一条长长的板凳上擦汗，喝着婆姨们端上来的茶水。这时他离开李主任和王秘书就略微远一些了。真正的谈话其实是从这一刻开始不露痕迹地展开的。流过汗水之后的身体和精神便完全松弛了下来，穿着同样球衣抽着同一牌子香烟的韩弼德，突然在矿工眼里失去了早先的神秘感。后来韩弼德回想起来，他就是在这一年里学会了不用笔记本采访的。他惊奇地发现，他那带有口音的汉语如同脱缰的野马，在那块叫对话的田野里毫无阻隔地横冲直撞。在语言的藩篱之外，世界其实是很相似的。他偶尔与他们说几句话，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倾听他们之间的对话。他听着他们发一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小牢骚，推来搡去地讲些床上的笑话，他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期待是多么简单明了。在近乎一无所有的物质世界里，他们连烦恼也一道摒弃了。他们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播种着简单的毫无心计的快乐。
他多么渴望他能走进他们的世界里去，像他们那样地生活，却痛苦地意识到他和他们中间的距离是一条永远跨不过去的细线。他们让他想起艾德加·斯诺笔下那些昼夜行军昼夜歌唱的小红军。这两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几乎不用费力思索便能立即捕捉住。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却是他在经历过许多年的冥思苦想之后才慢慢地体会出来的。当他终于体会出这种区别时，他已经从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蜕变成一个温情的旁观者—— 那是后话。
韩弼德带着一些新奇的联想离开他的矿工同伴们，回到矿区宿舍。夜晚是他神经最兴奋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散落飘浮的思绪用文字固定下来，他害怕过久的停顿会冲淡他极为尖锐的感受。可是他迫不及待地赶回来的原因，却不仅仅是这些。
他知道有人在等他。
沈小涓坐在楼梯口等待着韩弼德的归来，两手拢成一个圆圈，搂着一个用棉花填缝的被当地人叫作“蒲包”的东西。蒲包里暖着的是给韩弼德准备的消夜。
小涓被抽调来接待韩弼德并非偶然。小涓是姚桥唯一的大学生。从她父亲矿长沈建山往上数三代，她家代代都是赤贫。小涓的主要社会关系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组织上的人。小涓的档案袋打开来只有薄薄的一沓，清清白白的几页纸上，找不到哪怕是半个可以让人引起可疑联想的斑痕。小涓学的虽然是国际政治，在对世界的了解上，她还停留在八国联军入侵阶段。从共产国际的诞生、沉寂到那个震惊世界的伟人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这中间世界上还发生过许多小涓并不知晓的事件。所以对于接待“革命洋人”这件事，小涓刚开始时难免有些惊惶无措。她最早仅仅是用对待任务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的—— 在完成任务方面小涓从来就是一个完全无可指摘的姑娘。没有想到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她竟喜欢上了这个任务，于是任务便不仅仅是任务了。
韩弼德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了起来。那些脚步声并不完全是韩弼德一个人的。李主任和王秘书随着韩弼德走上楼来，将他像接力棒那样地传到小涓手里，才敢喘一口气，回到自己房里休息。其实那也不是休息，他们的身体也许休息了，耳朵却没有。李主任住在韩弼德楼下，王秘书住在韩弼德楼上。他们与对门的沈矿长家形成一个有力的三角包围圈，将韩弼德紧紧地围在中间。无论是谁想私下探访韩弼德，还是韩弼德想私自外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
其实他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样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发生过。夜晚的韩弼德异常安静，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是他写作的时间。韩弼德进屋后拉拢窗帘，点上一盏煤油灯，窗口就隐隐现出他俯身疾书的影子。想到一部关于中国矿工的巨著要从这个小小的窗口、这盏昏暗的油灯下诞生，姚桥的人驻足仰望，连大气也不敢出。犹如一个一贫如洗的农人，捧着一颗晶莹透亮马上要孵出小鸡的鸡蛋，生怕轻轻一动就要捏碎了鸡蛋。这样的小心翼翼不是为了蛋也不是为了鸡，而是为了那个蛋和鸡可能带给他们的关于未来的硕大希望。
只有小涓一个人知道韩弼德在写什么，但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当然小涓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还不止这一件事。
那天小涓给韩弼德做的是水饺。确切地说，是经过改革的水饺，因为里头缺少了一样地道的水饺必不可少的调料—— 大蒜。
韩弼德到了姚桥才知道，当年安德鲁牧师为他煮的菜其实只是凭印象炮制的美国版的中国菜。最初韩弼德是在吃这件事情上首先认识到不远万里参加中国革命的艰难的。到姚桥的第一顿饭，是一碗上好的白米粥和一碟切成小片撒了许多青葱蒜末的松花蛋。看着色如煤渣质如橡胶的松花蛋，韩弼德实在难以下咽，筷子在盘子上画了许多无用的圆圈，最终只好饮了三大碗白粥了事，未到中午早已饥肠辘辘。午饭是一大盘调了许多生蒜的饺子，生蒜的气味使他几欲打出喷嚏来。想到原先是自己坚决要求与矿工一起吃住的，韩弼德只能默默地异常艰辛地吃完了所有的饺子，却一整天在为嘴里是否有蒜味而忐忑不安。
到了晚上他终于忍不住拉住小涓，满脸羞愧地问能否不在饭食里加蒜。小涓是在那一刻才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道理的。由此想到这个决志要将自己的旧根一把斩断，到中国来寻找新根的外国人，将来还会在外乡的土地上遇到多少难处，心里不禁涌上了一股对她来说相当陌生的情绪。如果沈小涓能活到天年，她的儿女们一定会告诉她，那种情绪在当代人的词典里可以找到多层解释：比如同情，比如爱慕，甚至比如欲望。
小涓放下消夜，本来可以转身就走的。一天的接待任务到此时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可是她没有马上就走。她反复说服自己，她的迟迟不走是与工作有关的，但是她却始终没有被说服。后来她就精疲力竭地放弃了对自己的说服。
尽管在姚桥她是见过最多世面的人，可韩弼德使她意识到她二十三年的生活其实是极为简单狭窄的，她连世界的边缘都还没有碰过。看韩弼德吃饭是她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候。韩弼德一边吃，一边同她闲闲地说着话。他给她讲他的童年和他的家乡，那个叫加利福尼亚的地方。在他的叙述里那个世界其实是幽静祥和甚至是美丽的，和她在书里读过的不太一样。她开始疑惑他为何要出走，可是她一直没敢这样问他。韩弼德吃饭的样子和矿上的那些人不同，他吃得那样安静，没有一丝声响，仿佛食物没有经过咀嚼就直接进入了肚肠。他喝汤的时候从不扬起碗来咕嘟咕嘟一气喝干。他将碗侧放着，拿勺子一点一点地舀着喝，喝得如此细致如此缓慢。他铺床的方法也很奇怪，不像矿上的人们那样叠成一个豆腐干似的小方块，而是平平地把被子铺展在床上，仿佛随时准备上床似的—— 这个联想使她在无人处哑然失笑。在家时他不像矿工们那样脱去外裤，穿着一条棉毛裤走来走去。他永远穿着一件厚厚的褪成了灰白颜色的蓝布裤子，连裤边角上垂挂下来的线头也是干干净净的。当时小涓绝对没有想到，这种似乎与牛毫无关联却又叫作牛仔裤的蓝布裤子，会在几年之后红遍中国的大街小巷。
韩弼德的挎包里随时装着一把牙刷，每吃完一顿饭他都要刷一次牙，胡须上永远带着牙膏的清香。韩弼德的头发也不像矿上的男人那样落满头屑，而是清清爽爽地从中间分开梳向两边。他身上所有的不同都在时时刻刻地向她提醒着他的遥远，而正是他的这种遥远，使她觉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亲近。想到他丢弃了他那个遥远富有的熟悉世界，来寻求她这个平常而又乏味的陌生世界，她的心便牵牵地疼了起来。在那一刻里，她全然忽略了韩弼德来中国的初衷，固执地认为她自己对韩弼德的去国离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沈小涓当时的思维方式只不过再次证实了已被历史无数次证实过的真理：革命和爱情对女人来说是不能兼顾的。
当小涓在看韩弼德时，韩弼德也在看小涓。屋里的炉火很旺，小涓的鼻尖上微微地出了些汗。她就把外头的棉大衣和脖子上的围巾褪了，露出里头一件枣红夹袄。两根辫子从肩上垂挂下来，在胸脯上画出两条曲线。小涓没梳刘海儿，额发用钢卡别了，留出一张大圆脸。脸色黧黑，颊上星星点点地布着雀斑。小涓让韩弼德想起阳光，想起夏天，想起年轻时的母亲，那个像母鹿一样在巴伐利亚的田野上奔跳的少女。韩弼德自小喜欢能给他带来阳光联想的女人，他觉得阳光使女人洁净快乐没有杂念。他固执地认为母亲后来的郁郁寡欢与待在家里缺少阳光有极大的关系。尽管在人生诸多的抉择上汉福雷父子有着一言难尽的迥异，他们在女人这个问题上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偏爱。韩弼德在许多年后才认识到，当年他如此冲动地爱上了沈小涓，其实也许只是爱上了他母亲的一个翻版。当然小涓带给韩弼德的联想还不仅仅是关于阳光的。她是那个被横横竖竖的直线充斥了的矿区里唯一的一条弧线；她也是那个撒满了煤末泥尘的天地里唯一的一块颜色。
小涓最早发现韩弼德对自己的兴趣，是在帮助他整理书稿的时候。说是书稿未免言之过早，因为那一堆乱纸在那个阶段至多只能被称为随笔手记。书名却是一早就有的。书名是韩弼德在见到小涓的第一眼时就产生了的，有如一道闪电唰地一下照亮了思维的沟壑。而书的内容，却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渐渐充填起来的。
小涓在大学里学的英文刚够她磕磕巴巴地看懂了韩弼德文稿上的几个词。仅仅那几个词就已经使她脸色绯红。小涓脸红的样子很奇怪，从额角到下巴到脖子都红，连耳朵垂子也红，红得亮晶晶的，仿佛一碰就要滴下血来。她拿着稿纸将脸遮了，却在稿纸后头哧哧地笑：“不像我，一点也不像。这哪是矿工的女儿，倒像是资产阶级的娇小姐。”
韩弼德一生中尚未见过一个会如此脸红的女人，不禁看得呆呆的，忍不住过去握住了小涓的手，稿纸便窸窸窣窣地抖落了一地：“你怎么知道我在写你？你见过资产阶级小姐是什么样子的？”
小涓语塞，脸便越发地红了起来。韩弼德的手很大也很厚实，温温软软地将她的手包裹起来，她的手就如大太阳下的雪糕，一点一点地化了。她想挣脱，却发现她的手没了。岂止是手，渐渐地连身子骨架都没了，一摊水似的全化在了他的掌心。两下无话，只听见墙上的老挂钟发出刺耳的嘎啦嘎啦的声响。空气便很是燥热了起来。这时就听到韩弼德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松了她的手，自己一人远远地找了个角落坐了，点起一支烟来。冬天的天黑得很早也很厚实，煤油灯的光亮照不透整个房间。小涓看不见韩弼德的脸，却看见他的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的，像从前矿上祭死人时烧的香烛。
过了许久韩弼德才将烟头丢了，对小涓说：“你坐到窗口去，我来给你照张相。将来书写完了，就用你作封面。我就永远记住你了。”
小涓听了这话，竟像是一句告别的话，就甚觉刺心。木木地挪到窗口去，对着韩弼德的照相机扯了扯嘴角，却笑不出来。煤油灯的小火苗近近地舔着她的脸，灯芯低了，爆出些响亮的灯花，青烟丝丝缕缕地熏着她的眼睛。她想哭，却用力地忍住了。
那天她忍住的还不只是眼泪。
她还忍住了一句话。
“我不要你的照片，也不要你的封面。我只要你长长远远地在这里待下去。”
后来小涓问韩弼德离开姚桥之后会去哪里。韩弼德说会去北京的外交学院教书，同时编写一本世界矿工史的书。在回答小涓问题的过程中，韩弼德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丝奇异的灵感。他问小涓什么时候毕业，小涓说在夏天。韩弼德暗暗算了一下，当时离夏天只有三四个月了。他沉思片刻，终于微微一笑：“我需要一位助手，略懂英文，又了解共运史和矿工史的。”
那天他们之间的对话其实极为简短。就是在那样简短的对话中，他们却完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试探过程。这样的过程在正常的境遇中从徐徐铺开到娓娓结束大概需要几倍的时间。然而在那个一切都简单化了的复杂年代里，他们的恋爱过程也只能入乡随俗地浓缩起来。这样的基调后来贯穿了他们的整个故事。
1975年的春天，当《洛杉矶时报》的知名记者马姬怀揣着一纸去中国的签证行走在加州的街道上时，她觉得一街的鸟儿都在为她啼啭。她听得见却看不到这些鸟儿，因为满树的樱花将它们遮掩了。樱花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开放的，将刚刚熬过冬季的还没有多少生气的街景骤地涂上一层厚重旖旎的粉红。马姬摊开双手捕捉着偶尔在风中飞落的花瓣，举到鼻前闻着，似乎已经提前体会到了亚洲的风情。她隐隐约约地有种预感，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正在殷切地期盼着她的到来。因为她知道，她的中国系列文章，正被那边反复引证着，作为美国权威人士对红色中国的看法。
用“权威”二字来形容马姬在加州新闻界的地位，其实也不算过于夸张。这时的马姬已经不再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名字。从越南战争期间的反战情绪报道，到后来的伯克利校园学潮，到后来的女权运动，再到后来的贫民区居住情况调查，马姬的名字渐渐地让看报的人产生了一些联想，一些与独立公正同情弱者之类的概念相关的联想。
这次的中国之行对马姬来说具有多层意义，而最深一层的意义是与彼得的再次相聚。所有其他的兴奋和期待都仿佛是从这个树干上衍生出来的枝杈，至多不过是来为树干增添风采的。这些日子里，彼得与马姬之间的联系异常地频繁了起来。在信里彼得不厌其烦滔滔不绝地叙述着他在中国的生活和感受。马姬将他的来信中属于私人情绪的部分删除，又用美国人习惯的叙述方式改编成新闻特写，以“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为题，在加州各大报刊上发表。回信时她把剪报寄给他，有时也给他看一些反应热烈的读者来信。
马姬是彼得在两个大陆之间一条厚实的纽带，她的来信让他想起远方的故土和汉福雷庄园。这种思乡的情绪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淡化，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如出击的蠓虫般啮食着他的心。可是他却无法对任何人倾诉。在反反复复的宣传中，他的弃家出走对中国大众来说早已成为一桩与阶级觉悟有关的壮举，没有人会理解他想摆脱的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地理环境。他抚摸着马姬信封上印着美国风土人情的邮票默默无语，回信时他一遍又一遍地称呼她为“我那共同为弱者奋争的战友，我灵魂的同伴”。他说他的美国护照早已过期作废，他正在考虑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他恳切地邀请她来中国与他一聚，到时他将告诉她一件不宜在信上谈论的事情。
对于彼得即将告诉她的那件事，马姬有许许多多的猜测。几乎每一种猜测在走过枝枝节节的曲折路途后，都会回到与自己有关的内容上。这种联想使她双颊微微生烫。她注意到他使用的是“告诉”一词而非“商量”，这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一个无论她说“是”或“否”他都要实施的决定。她有些喜欢也有些害怕他的这种霸道。她不禁想起许多年前她自作主张开车带他到美加边境逃兵役的情景。那天仿佛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他还是一个腼腆的有许多主意又被这些主意吓坏了的大孩子。在那之后他已渐渐成为不再害怕自己的主意，也敢为这些主意付上代价的成熟男人。那天当她看着他提着一个小小的箱子弓身消失在国境线那边时，她绝对没有想到他后来会为一个少时近乎幼稚的理想，如此遥远而执拗地投上自己的一生。
她无可救药地喜爱着他的执着甚至一意孤行，尽管在同时她也为他的执着和一意孤行担忧。她觉得他仿佛是她亲手种下的一株小苗，她虽然在他最初的生命形成中有过致命的影响，而后来的成长壮大却完全是按他自己的轨迹和规律发生的，似乎不再与她有关。她为那些与她有关的部分牵肠挂肚地兴奋着，却为那些与她无关的部分深感失落和遗憾。她不可抑制地感受到了他生命磁场的强大吸引力，她知道她必须去投他的火，哪怕会被焚烧得一无所有。
带着这样有些期盼又有些悲壮的情怀，马姬踏上了去中国的旅途。在飞机上她一次又一次地去卫生间，关起门来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即使是在淡淡脂粉的掩盖下，她的皮肤也已开始生出细微的皱纹，如同一张经过搓揉永远无法复原的纸。而她的眼睛里那些探索审视的光亮，使她在很年轻的时候看上去便已饱经风霜。想起那些没有多少异性参与的青春岁月她并不遗憾。她知道在她的少女时代她只是一只丑小鸭。她也知道后来她虽然不再丑陋，却披了一身的盔甲，被她吸引的男人无一不被她刺伤。她庆幸自己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开始与彼得的谈情说爱。此刻她想象着她和彼得如同两只在寻食寻窝的过程中失散的鸟儿，飞过漫长的冬季之后，抖落了一身的幼稚和傲慢，在一块陌生遥远的土地上意外地相遇。彼此不再在意羽毛的丰艳，却只为生命的幸存而平实地欢欣着、沉默地叹息着。她很满意这样的想象，脸上不可抑制地浮起了一层微笑。
就这样马姬在北京机场上见到了久别的彼得。那天彼得穿了一套灰卡其中山装，领口高高地扣到了颏下。衣袖挽了两圈，露出里边的灰色衬衫。脚底踩的是一双黑色布鞋，头上戴的是一顶灰色布帽子。帽子很旧了，边角却依然直直地挺立着，如同旧城堡里的角楼，远远地便招着人的眼睛。这种帽子马姬曾经在书里见过—— 东方的伟人们在宣布重大的决断时，似乎都要戴上这样的帽子。马姬看着彼得的帽子久久无语。她可以接受他额上的皱纹、身上的烟味、脚上的泥尘甚至袖口上的污垢，可她却无法接受他的那顶布帽子。她觉得那顶帽子是一个宣言，乔装打扮却又明明白白地写出了对加利福尼亚的背叛。这样招摇的宣言未免过于矫情。在她的沉默中他走过来握住她的手，喉结如核桃似的挪动起来。他哑哑地叫了一声“马姬”。她的眼睛一热，却没有流泪。
车子开到街上她才知道她误会了彼得。那是一条灰色的街。天是一片广阔而稀薄的灰，云是一团一团浓郁挥抹不去的灰，街车是一块一块流动穿插着的灰，树是一根一根摇曳不定的灰。这些灰原本是各自独立、支离破碎的。可是风是它们之间的媒介。风无所不在地刮着，凌厉而模糊，如细索般将各式各样的灰不露痕迹地编织在一起。在这样硕大的灰色背景里，稠密的行人成了一只只灰色的棋子，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拨动着，东往西来，南下北上。在这样硕大的灰色背景里，人人似乎都戴了一顶这样的灰帽子。不知是帽子点缀了背景，还是背景点缀了帽子，总而言之，帽子和背景失去其中的一桩，彼此便不再完全。灰帽子将彼得轻而易举地点化成沙海里的一尘，汪洋里的一滴。刹那间马姬意识到：汉福雷家族的小少爷彼得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平平实实的中国人。她不知道该为此生悲还是生喜。
后来她才注意到彼得带来了一行人。彼得一一地介绍着他们的名字和官衔。这些名字和官衔听起来都很陌生，她并不能分辨出他们的等级高低。但她却知道此行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色彩，所以她微笑着将手伸给他们。握手寒暄的过程单一而冗长，千篇一律的欢迎词中只有一句话是不同的。许多年以后经过记忆的反复加工修补，这句话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这句话是：“马姬姐姐，终于见到你了。”
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叫沈小涓的年轻女人，她是彼得的中国秘书和助手。
马姬一下飞机就立刻被卷进了各式各样的参观接见活动里去。在那以后的几天里，马姬与领导人亲密握手相叙的照片，不断出现在各大报刊十分显目的版面上。马姬在中国受到的欢迎，远远超过了她自己最乐观的想象。马姬感觉到她作为新闻记者多年来声嘶力竭疲惫不堪的呐喊，在此时此刻得到了一个最强烈的回应。她的心深深地沉浸在由此而来的兴奋中。可是她的兴奋里却掺杂了一丝心神不定。她急切地期待着与彼得静心深谈的机会，而那样的机会却迟迟不来。
几天以后彼得带马姬去看长城。那天随行的人稍稍落后了几步，马姬终于和彼得有了一丝私谈的缝隙。在似乎看不见尽头的石阶上，彼得如一只野兔半走半跳，疾步如飞，马姬气喘吁吁方勉强跟随上来。后来他们终于攀上了高处，两人便坐在石桩上歇息。彼得的兜里揣了两个冻柿子，他挑了一个大的递给马姬，剩下的那个留给了自己。他教马姬用指甲在柿子上戳出一个小洞，将舌头探进洞里，滋滋地吸吮了起来。汁液如血似的从下巴流到衣襟上，彼得却没有去擦。
“汉福雷夫人学校里的第一批八年级学生，今年夏天就要毕业进入高中了。”马姬告诉彼得。
彼得哑然失笑。虽然他知道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在进修教师文凭，他却无论如何无法把那个割过草也饲过马的巴伐利亚姑娘，与手执《圣经》紧板面孔的小学校长联系在一起。
“汉福雷夫人是学校董事会的副会长—— 会长的头衔这些年来一直空缺着。”
彼得立刻明白了马姬没有说出来的后半截话。母亲一直期待着能有一个真正的汉福雷，来管理那所以汉福雷命名的学校。多少年来，加利福尼亚始终是彼得内心深处的一个伤口。尽管岁月已经在那里结上了厚厚的疤，可是结了疤的伤口依旧是伤口，任何轻微的触动都会使他惊悸不已。
两人就默默地看着四周的景致。
景致里有天也有地，却看不出地是在哪里与天分开的。地很大，如同一只巨掌俯在天的下面，颓断的城墙如手掌上受伤的血脉时隐时现地延伸开来，仿佛在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地的苍老和深远。地已经十分硕大，风却比地还大。风从地的边缘生出，刮起灰色和黄色的尘土，将地劈头盖脸地蒙住。但风也有疏忽的时候。风没有蒙住的地方，便有新绿长出来了。绿虽然还是星星点点的，既不成团，也不成片，地却不再是单一的灰黄了。这样的景致使马姬和彼得同时产生了无边无际的联想，马姬想到了无边无际的贫瘠，彼得却想到了无边无际的希望。
“马姬，你见过这样的城墙，这样的历史吗？每一块砖头，都是一个故事。我听见过砖头在哭，细细的，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声音，却像是小孩，被黑夜吓着了的小孩。这样的声音，白天是听不见的，人多了也听不见，心不静更听不见。”
马姬冷眼看彼得，下颌高高地仰在风里，两眼微闭，一脸痴迷的样子，便忍不住笑他：“再长的历史，也不是你的。你没参与建造，你父亲也没有，你父亲的父亲也没有。你的历史在那边，要跨过一个大洋才是呢。”
彼得也不恼，却将两眼睁开，两手在膝盖上猛击了几下：“你说得对，我没参加那一段，可我总可以参加这一段吧？我参加了，将来我儿子也参加了，再将来我儿子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段历史我就有名分了。”
马姬听了这话，想起彼得先前说过要加入中国籍的事，便拿话语来试探他：“尼克松下台后，一直有人在游说国会，要求赦免当年越南战争逃兵役的人，准许他们无罪回国。”
彼得甚是惊讶，一时无话。他没有想到，后来他给予马姬的回答，其实如一块巨石投进马姬的心，余波在很多年之后都无法消散。
“我若回去，也只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回去。我正在申请加入中国籍—— 这是我能与沈小涓结婚的唯一途径。”
彼得和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在即将经历生活中的一些巨变时难免心不在焉。那天在回宾馆的路上，他几乎完全没有留意到马姬异乎寻常的沉默寡言。
第二天马姬临时取消了原先安排好的一切行程，提前离开了中国。她的父亲安德鲁牧师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腿部骨折，急需她回去一趟—— 她这样告诉她的中国主人。
彼得和小涓到机场送行。
“马姬姐姐，你是他家里的人，你要常来走动。”小涓牵了马姬的手，突然就把眼圈红了。她往马姬的行李包里塞了两袋银耳——这是那个年头里她能买到的最好礼物了：“这袋给安德鲁牧师，这袋给他妈。”小涓现在说起彼得，已经不用名字了。“要用慢火炖，越烂越好。多多加糖，不是普通的糖，要冰糖。”
马姬跨过海关警戒线，又转身看了一眼彼得。那一眼很湿也很重。彼得将手伸过警戒线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告诉妈妈，告诉安德鲁牧师，我会带小涓回来看他们的。”
那年三月的某一天，在从北京飞往香港的班机上，有人看见一个长着一头棕红色头发的高个子女人，用一只手拄着下巴，靠在机舱的窗口上闭目凝思。女人一动不动地将这种姿势保持了半天，一直到空中小姐过来问她要不要吃晚饭。
女人转过身来，空中小姐惊奇地发现了她脸上斑斑的泪痕，这才恍然大悟：女人其实已经这样默默地哭了很久。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亲爱的彼得：
我梦一样地来了，又梦一样地走了。我好像刚刚从一个梦里走出来，又走进另一个梦里去。我的梦很多，有时发生在白天，有时发生在夜晚。有的梦很短，有的梦却很长。比如那个关于你的梦，我不知不觉地竟做了十几年。
飞机正在半空，底下是云，大朵大朵棉花似的云。我从玻璃窗往下看，云厚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云薄的地方，就露出了斑斑块块灰色和黄色的土地。我知道，此刻你和你的小涓，正站在其中的一块土地上，仰首望天，看着我的飞机从你的头顶轰隆轰隆地飞过，飞回我的土地。
我们并不拥有同一片土地。
我们本来是可以拥有同一片土地的。
这次我飞越了半个世界来看你，原本是带了一句话来的。一句很沉重的话，岁月在上面汩汩地淌过，流走的都是轻飘的浮渣，沉淀下来的却是厚重的锈斑。我想对你说：“彼得，我灵魂的伴侣，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园。”
可是我没有。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临来之前才想出来的。这句话在我心里翻腾滚涌很多年了，我已经不堪它的重负。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它卸给你。曾经有许多次，我都想对你说这句话。曾经有许多次，我都错过了机会。
最早想对你说这句话，是在我第一次见到你时。那时我刚刚离开外祖母，回到加州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那天你刚刚放学，还没来得及放下书包，便来找我的父亲安德鲁牧师。每天放学之后晚饭之前，是你跟我父亲学汉语的时间。你大概是一路跑着来的，脸上红扑扑的，额上有汗。汗水将你亚麻色的头发微微地沾湿了，起了许多细碎的卷卷。你站在门口，一半身子在阳光里，一半身子在阳光外，阳光把你的身影勾勒出一道橘黄色的边。刹那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你就是阳光本身，因为我从未见过一张脸，有这么多的热情期盼和希望。外边很亮，屋里很暗。我一眼就看清了你，你却过了一会儿才看见我。我的父亲你的师长安德鲁牧师指着你对我说：“马姬，这就是那个整天胡思乱想的小家伙。”你羞涩地笑了，把手伸过来给我。我如遭了电闪雷劈似的呆立在那里，竟忘了把手伸给你。
那一年你我都是十六岁。
后来你考上了斯坦福大学。你的父亲，汉福雷庄园的主人老彼得·汉福雷先生为你筹办了一个告别晚宴。汉福雷庄园真是个热闹的地方，如云的宾客，如流的车队，如缕的音乐，如昼的灯火是那里一年四季的景色。那个晚宴本来是为你准备的，可你却不是晚宴的主角。你母亲也不是。你父亲高擎着酒杯从人群中穿来穿去，黑色的燕尾服与别的衣装擦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他随意地走过，随意地播撒笑语欢声。他仿佛是为那种场合量身定做的。他与那样的背景互为衬托天衣无缝地吻合在一起。可是你不行。你显得窘迫无所适从。你怕冷似的耸着肩膀，坐在石阶上，任凭月光在你脸上写下重重寂寥。
后来你母亲汉福雷夫人让你邀请我跳舞。记得那晚乐队奏了一曲《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那支曲子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阴凉悠长，带着一点湿润的哀伤。你对我和蔼地微笑着，你在看我，又不在看我。你的目光穿过我，有如月光穿过窗帘，直直地落在未名的远方。即使在那个时候，未名的远方已经对你充满了诱惑。即将振翅飞翔的你自然无暇顾及我的感受，所以你一直没有注意到我在你怀中微微的战栗。那一刻我差一点要对你说：“彼得，让我跟你走吧。无论是天涯海角，你去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可是我不敢。我知道，我只有作为你的同类才可以与你一同飞翔。鹰怎么能与鸭子飞在同一航线上？那个夜晚像一张沉沉的大网，隔开了我——在路的这端，你——在路的那端。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努力地把自己塑造成鹰的形象。
两年以后我也考入了斯坦福，你所在的那所大学。可是我没有去找你。我远远地看着你愁眉不展地思索着我们的国家到底生了什么病。你整天整天地不上课，在学生会的讲坛上发表演讲，到市政厅广场上静坐示威，焚烧星条旗。“不要指望别人把和平像礼物一样送到你手里。和平犹如爱情，不能靠施舍只能去争取。”“如果把每个人的手臂连接起来，我们就一定能把橄榄枝伸到越南。”你的演说词是那样地富有诗意，仿佛与那场流血的战争毫无关联。火光把你的脸照得严峻瘦长，我竟记不得你是在何时脱完稚气，长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男子汉。我努力抑制着向你走去的冲动，我不愿你用温善敷衍的笑脸来问候我，依旧把我看成那个不谙世事的邻家姑娘。我希望你能用一只鹰寻找另一只鹰的眼光来发现我的存在。你的眼光可以是严厉苛刻甚至蛮不讲理的。我可以接受你严峻的平等，却决不接受你温柔的怜悯。我别无选择，只有和你一样投身那场后来在历史上留下厚重印记的反战运动。正如你的演说词煽动了无数颗狂热的心一样，我的文章开始引起激烈的反响。我期待着你会从那些如刀像戟的文章里找到我的身影。
你果真找到了我。
那天当你在学生俱乐部里朝我走来时，我第一次在你眼中看到了一丝光亮，一丝异类相遇时绝不会有的光亮。那光亮其实是极为微弱瞬间即逝的，却已足够长远地照亮了我后来的路。当时我多么想握住你的手，永远不再松开，对你说：“彼得，让我们走在一起。你在哪里，我就把哪里作为家乡。”
可是我没有。
因为我想起了作为丑小鸭时所有的屈辱哀伤。我突然觉得我想说的这句话由你来讲似乎更加妥当。那一年我和许多斯坦福校园里的女生一样，患了青春期综合征，学会了矜持、虚荣、掩饰、傲慢。
你当然不会说那句话，因为那句话意味着你将被束缚在地上。在人生的那个阶段你刚刚张开翅膀，你向往的是天空而不是大地。你需要的是风而不是绳索。
后来你就接到了那张盖着威严印章的入伍通知书。没有想到你强硬的反战立场在关键时刻却拐入了一个偏道——你竟决定服从命令奔赴越南。当你回到汉福雷庄园收拾行装时，我想起了我们那些放在裹着国旗的木箱里空运回家来的朋友们。那些画面如一把钝刀缓慢地割磨着我的心，使我昼夜难安。那时候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于是我在仓促中做了一个至今回想起来尚不知是对是错的决定：我决定说服你逃兵役。我暗地里开始为你联系加拿大境内的一切接应事宜。送你去机场的那天，事情发生的顺序极为配合，我准备了一肚子说服你的话却一句也没派上用场，因为毫无戒备的你一上车就昏然入睡。一路上听着你细碎的鼾声我多少次想摇醒你，但想到这会是你在故土的最后一觉，我又实在不忍心。在抵达加拿大边境的时候你及时醒来。对于我的解释你既没有表现出愤怒也没有表现出欣喜，你的脸上是一种木已成舟之后的麻木和疲惫不堪。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你到底该怨恨还是感激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为你做的这个决定。由于我的独断专行，你人生的舟楫换了一个方向。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掉转方向之后，你的船会驶向一个如此遥远陌生的港湾。那天你背起行囊向边境线走去。天像个玩累了的孩童，把暮色一股脑儿地丢在你的肩上，你二十四岁的背不堪重负地弯了下来。你没有看路，低着头朝前走去。风把你的头发吹起来，像夏天田野里的蒲公英。不知你明天会在哪片天空下睡醒过来，我心疼欲碎，忍不住叫了你一声。如果当时你回过头来，我一定会奔跑上去，扯住你的衣袖，对你说：“彼得，请带我走吧。让我们离开这片污浊的地方，另找一块洁净的天地，来做我们的家园。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可是你没有回头。
就在那片刻的犹疑之间，你走过了那条国境线。再次相逢，竟是在十余年之后了。
当你还在加拿大流浪的时候，我曾两次去看过你。第一次你刚刚搬家，我们失之交臂——那时你为了躲避追查如惊弓之鸟，时时需要搬迁。第二次我去看你，你去了西北部的那个露天煤矿。我坐了八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到了矿区。那个地方在高山上，离人很远，离天却很近。晴朗的时候，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探着太阳。我站在山巅上远远望去，雪杉在风里无休止地翻着深深浅浅的绿浪。旧的未平，新的已起，不知从何处开始，也不知到何处终止。我知道你栖身的矿工宿舍就在山谷的某一处，我突发奇想要借风把我的呼唤传给你。于是我朝着山谷的方向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着你的名字。山风把你的名字撕成许许多多的碎片，嘤嘤嗡嗡地丢过去又甩回来，最后化成一阵幽深的带着长长尾音的“嗬嗬……”声，仿佛一整座山都在为你的名字叹息。
你当然没有听见。那时你正坐在高高的铲煤车上，从山的这头开过去，又从山的那头折回来。在那样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别说是人声，即便是雷声，你也很难听清楚。你的听力，就是在那几年的矿工生涯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伤。
后来我终于等到了你下班。你穿着从脖子到脚连成一体的橡胶工作服，手提一只沾满煤灰的饭盒，疲倦地走过来。虽然站在远处，我还是一眼就看清了你矿工帽底下的脸很黑也很瘦，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辨。你伸进裤兜找打火机点烟的动作很是娴熟，火苗亮起来的时候你的嘴角抽了一抽。那应该是一个笑，却看上去不像是笑。烟有些潮，点不着。你将半截烟掐断了，扔在地上，用鞋底蹍碎了。又重试了几回你才终于点着了另外半截烟。当第一口烟从你鼻孔里喷出来时，你轻轻地叹息了。这样的叹息不是靠耳朵听见而是靠心灵来感受到的，因为你的眼睛告诉了我。这就是你，那个曾经连内裤都有专人浆洗的彼得·汉福雷少爷吗？你身上有一半血统是贵族，另一半是平民。贵族的那部分努力拉着你往上升，要把你带到象牙塔里去。平民的那部分却拼命地坠着你往下沉，要让你沉到土地上来。那两脉血液在你身上永不止息地撕扯交战，注定了你的一生会如此骚动不安，寻求追索。所以你的思想是属于天空的，而你的行动是属于大地的。你喜欢那种往下沉的感觉。你说过你要沉到世间的最底层，哪怕低为泥尘。在那样的泥尘里你才可以开花结果。现在你果真沉到了那一层，可是你快乐吗？那一刻我多么想跑过去，抢下你的烟，扔掉你的饭盒，剥下你的工作服，把你丢在浴缸里泡上一整天，然后对你说：“请让我留下与你为伴。你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安家。”
可是我没有。
我甚至没有跑过去与你相认。那天我捂着眼睛转身走了，坐长途汽车连夜离开了矿区。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睛守不住我的心，你一定会从那里读出悲伤和怜悯——无论我隐藏得有多深。骄傲的彼得·汉福雷是宁愿死也不愿被人怜悯的。
后来你就去了中国。
我们的联系在你去了中国之后才变得正常而频繁起来。你像是一个对大海充满了憧憬而又终于站到了海边的孩子，你的心被那个崭新的世界完完全全地占据了。你长长的一封又一封的来信似乎是蘸着激情写就的诗篇——从本质上来说你更像是一个诗人，而不是革命家。后来你的诗篇里开始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名字。你提到她的时候，心境似乎很平实宁静。细心的你其实早已熟悉了那个世界的国情——那个年代里进出中国的每一封国际邮件，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你抑制不住地要说起她来，但你必须用一种极为平常的笔触，来遮掩你渐渐聚集起来的与大革命的背景不太相融的柔情。你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你自己，倒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她：你不想在局势尚未明朗化的时候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我是在事后才觉察到这一点的——每个人在回首往事时，视力总是超常的犀利。
你去中国以后我一直在期待着你对我发出邀请，可是你的邀请却是在两年之后才到的。在我决定去中国与你相会之前，我回了一趟加州老家，探访我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我刚刚拿出我的中国签证，你的母亲汉福雷夫人就已经泪流满面。“孩子，我的时钟快要走完了，你的时钟还在行进。不要等，不要再等了。”只有我懂得她话里的意思，那是一个被爱情错过了的妇人一生的总结。送别的时候，你的母亲执着我的左手，我的父亲执着我的右手，我们缓慢地行走在加州的迟暮里，夕阳把我们三人的背影融成一体投在地上，我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股奇异的涌动：其实你的母亲才五十出头，我的父亲也未及六十。我父亲和你母亲的手，本来不该通过我来相执，他们的生命，应该有比这样精彩得多的联结方式。可是他们错过了。他们走过了长长的前半生再来修复早年的过失，惯性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环节中的重锈，很难再有东西能使他们生命的引擎重新启动了。难道我们还要步他们的后尘吗？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中国的。爱情可以使人聪明也可以使人愚蠢。爱情能叫人在某些方面格外地敏感起来，又能叫人在另外一些方面出奇地迟钝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最终的结局其实在我们相见的最初几分钟里就已经相当明朗了。机场上你指着我对她说：“这就是我常常说起的马姬。就是她把我推到追求进步的路上来的——若没有她我可能早死在越南了。”小小的停顿之后，你扯了扯她的衣袖，对我说“她是小涓”，便再无话，脸上满满的都是些笨拙的笑。当你用那些词汇来介绍我的时候，我心中略略有些吃惊，只觉得你把中国的国情学得太快太多，却没有往更深里想。我这双新闻记者的鹰眼，竟忽略了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凡是能用概念辞藻描述出来的关系，一定不是爱情。因为爱情的本质是不可知，无法解释，不能说，一说就是错的。你的开场白就已经鸣锣响鼓地把我推到了一个高尚的距离，把她拉进了一种低微的亲昵。
她听了你的介绍，抿嘴一笑，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叫了一声“马姬姐姐”。这个称呼在当时那种场合似乎不太适宜，但却在我心里留下一个滚烫热辣的印记，使我从一开始便无法不喜欢她这个人。那时的我竟如此迟钝，没有听出她的这个称呼其实已经不容更改地界定了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是你家乡来的亲人。她对我的亲昵最初源于她对你的亲昵。用她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她这是爱屋及乌。
我的迟钝一直延续到我们去长城的那天。在你用最直截了当的语言告诉我你要结婚的打算之前，我依然愚笨地以为，你是想借那个单独的机会，请求我和你一起留在中国。早在前一天晚上我就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甚至设想了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答复。有的热烈，有的矜持，有的直接，有的温婉。但每一种答复都会以同一句话结束：“彼得，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园。”
可是我再也用不着这句话了。此刻我觉得自己是一只疲倦的老鸟，飞翔了十几年，一口一口地衔来沙石泥土，筑造一个爱的窝巢。即将衔成了才发现，窝里已经栖息着别的鸟儿；又如一个辛苦的筑路工，一锹一锹地铺了十几年的路，一心要通往幸福的天边。修到天边才发现，路上走的，却不是自己。
可是我无法怨恨你，更无法怨恨她，那个梳着两根辫子，充满了感性世界的热情天真，尚未被理性世界的顾虑拘谨所污染的年轻中国姑娘。是的，我是一只筑巢的鸟儿。可是我却没有用婉转的歌喉让另外一只鸟儿知道我在为他筑巢；是的，我是一个修路工。可是我却没有用劳动号子向同行人传递信息：我是在为他修路。十几年里，我淹没在筑巢修路的过程里，以为只要筑成一个温暖的巢就必会有同宿的鸟，只要铺成一条通达的路就必有同行的人。我把自己交给了过程，过程却没有带着我走向目的。目的在长长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我犯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本末倒置的错误。
于是我就永远失去了你。
现在的你大约正栖息在小涓筑就的巢里，行走在小涓铺成的路上。我们今生已经遥遥相望了十几年。我们今生还将这样继续遥遥相望下去。
再见了，彼得。
我实在说不出“祝福”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像一把剪刀，每说一遍就深深地铰一次我的心。可除了这两个字我又无话可说。
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你的名字。
彼得，彼得，彼得。我灵魂的伴侣，今生来生永远的爱人。
祝福你，也祝福你的小涓。
你永远的
马姬
197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