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大金在蕙宁那里不期而遇那位金发碧眼的男人之后，他就一直在等待着一个说明，一种解释。
在那以后的一周里，蕙宁依旧在忙着选课和实习两件事。大金早上不上班，蕙宁趁两堂课中间的空隙，便约了他到学校来喝咖啡。这样短暂的约会以前也屡屡发生过，常常给大金带来一种由于极度匆忙而造成的近乎偷情的欢愉感。可是那天他的感觉不太一样。学校的咖啡屋很小也很冷，风随着进进出出的人在门缝里钻来钻去。蕙宁缩着脖子，将两个胳膊支在小方桌上，双手焐暖似的紧紧捧住了咖啡杯子。她喝咖啡的样子很古怪，一小口一小口地吸吮着，发出咝咝的声响，仿佛怕烫，又仿佛怕凉。桌子底下的身子却远没有这般老实规矩。她早已蹬去鞋子和袜子，将两只冰冷的光脚斜斜地探过桌底，搭在大金的膝盖上。若在平时他早会将她的双脚拢过来，夹在他大腿深处最温暖最柔软的地方。可是那天他没有。蕙宁身上那些他习以为常的东西，在那一刻里突然有了一些新的含义。她一如既往地随意在那一天里变了颜色，竟染上了几分轻佻。
他知道他视角的改变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一个男人，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他很想问她一个关于这个男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已经无数次在心里理直气壮地酝酿排练过，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他的舌头如同上了一把生锈的旧锁，沉重而又锢涩起来。他近乎绝望地期待着她主动的解释，尽管他明明看出她丝毫没有这样做的迹象。在这样的等待中他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耗到了临界点。犹如一场森林大火，可能已经在外表的平静中酝酿了整整一个季节，真正燃烧起来却只是在瞬间。
大金的临界点是在他拨通了萱宁家的电话号码时到来的。电话铃像刀子划破了午夜原本无缝的宁静。刚响了一声，萱宁就猜到了是大金。在周遭沸沸扬扬的关于大金和自己妹妹的传闻中，萱宁坚定不移地相信还会有另外一种更接近真相的说法存在。所以当她听到电话那头大金浊重的声音时，她丝毫没有感到惊奇。她甚至异乎寻常地冷静。她及时制止了他即将出口的问题，却决定立即赶过去见他一面。
到他住处时已是深夜两点。他的地板上扔着一个几乎空了的酒瓶子，瓶盖仰天躺着，盛着烟灰。在那之前他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而在那个晚上他毫不费劲地同时学会了两样贵重的嗜好。其实那天夜里他们并没有涉及他极想知道的那个问题，因为在她到来之前他已经烂醉如泥。问和答的程序是在后来另外一个场合里展开完成的。
接着他就断断续续地呕吐起来，白色的秽物沾满了他的T恤衫和外裤。酸臭味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萱宁忍不住咳嗽起来。她拿过毛巾来要帮他擦拭，他连叫嚷的力气也没有，只是像甩到岸上的鱼那样张了张嘴，挥手让她走开。后来他吐得累了，便平躺在地板上睡着了。她这才敢走近来，替他脱去外衣外裤，用温水来擦拭他的身体。她没有想到他衣裳底下的身子竟是这样健硕，肩膀和胸脯的肌肉如隔夜的馒头，富有弹性却又不松软。他身上最结实的地方其实是小腹，细细地插入腰里成为一个倒置三角形。他的身体很热，她甚至觉得如果她将灯光调暗，他的身体会在朦胧的光线中升腾出氤氲的热气。她不由得把她冰冷的脸贴在了他的肚子上，她的脸很快地也烫了上来。
他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她感觉到他的身体在渐渐地起着一种变化。一股稠重的潜流开始在他的体内涌动翻滚起来。如同岩浆缓缓流过带起暗红的火山灰，潜流所到之处肌肉便有了细微的响应。这时她看见了他内裤里的那部分身体突然间变得饱实坚硬起来。她不知道潜流是从哪里发源的，却知道潜流会从哪里出口。她早已凭借想象完成了对他包裹着的那部分身体的窥视探索。在想象探索的过程中她意识到那股潜流在经过他的身体向她奔涌过来。她丝毫不想抵抗便任由它轻而易举地淹没了她。她关了灯像他那样地平躺在地板上。地板很硬也很凉，她闻到了尘砾在她身下碾碎扬起的气味。黑暗使她感到安全自如。
后来她就渐渐习惯了黑暗。后来她竟看见月色如淡而无味的开水，隐隐地漏过窗帘，将墨汁般的黑暗调得稀薄柔淡起来，一如水墨画里经过毛笔揉搓的灰色背景。她掀起身上的毛衣，身子便如白色的大鹏鸟似的舒展开来。她拉过他的手，将他的手掌圈成一个圆圈放在她的胸前。他厚实硕大的手便握住了她柔软丰满的乳房。他沉睡得毫无知觉却充满重量的手将她的心挤压出一阵低沉的搏动，满屋都听得见。她的身体渐渐地鼓胀起来，仿佛要冲破皮囊的囚禁，飞腾到天花板上去。后来她的手引领着他的手在她身上做了一次周详的旅游，最后进入了一片极为潮湿的地带。
当她身体渐渐开始凉却起来时，萱宁突然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在她丰盈的想象力中，她曾对跨越女人这道门槛的方式有过各式各样的奇想，却唯独没有想到她后来竟会以这样一种孤独的方式，完成了一场似乎应该惊天动地的两人对手戏。她想起自己和蕙宁的青春，如同两枝清丽的月季，若远远地分在两处，大约都会有赏花爱花的人。可命运偏偏将两枝花近近地缠在了一处，便难免显出了个中的不同。先是海鲤子，后是大金。男人都把她当姐姐，把蕙宁当成了妹妹。在姐姐面前他们是可以随意、不羁，甚至可以撒一撒野的。而妹妹是不同的。在妹妹面前男人突然就长大了起来。在妹妹面前他们是容忍、守护甚至百般呵护的。妹妹的那枝月季是让赏花的男人采下来，小心翼翼地插放在花瓶里细致观赏的。姐姐的那枝却是在暗夜的单相思中独自凋零的。萱宁贴在大金的胸脯上，听着他的鼾声如纺织机似的在她耳边撕扯着，嘤嘤嗡嗡地散落在四壁，心里就有了几分悲凉—— 若他身边躺的是蕙宁，他的鼾声是否也会克制一些呢？
第二天早上醒来，大金觉得屋里很是光亮。窗帘掀起了一角，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穿进来，白沙子似的洒了一地。阳光里有些小细尘，缓慢地游浮舞动着。桌子和地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满屋都是清洁剂的气味。床边的柜子上放着一个大水杯，水杯里放着一把百合，慵懒不堪地洁白着，花蕊在柜面上滴下几个细细的黄斑。厨房里的茶壶在咕咕嘟嘟地滚着，有人在轻轻地哼着歌。歌词含在嘴里，听不分明。曲调颠来倒去地反复着，如同一盘放坏了的录音带。大金揉揉眼睛坐在床上，一时间竟不知身在何处。
这时萱宁端了一个托盘从厨房里走出来，托盘里放着一些法国吐司面包、几根焦红的香肠和两杯柠檬茶。“起来洗脸刷牙吧，饭要凉了。”大金见了萱宁，很是吃惊，方把头天夜里的事依稀想了些起来。刚想起身去漱洗，才发觉自己是穿了一件内裤躺在被窝里。萱宁抿嘴一笑，将身子侧过去，大金方扯过一条牛仔裤，匆匆地穿好了。走到盥洗室，一边咚咚咚咚地撒了一泡酒后隔夜的长尿，一边思忖着萱宁昨晚到底是怎么过的夜。屋里统共就一张床，要么她是在地板上睡了一夜，要么就是和自己睡在同一张床上。有心想问，却终觉唐突。洗漱完了出来见到萱宁，脸上便有些讪讪的。
后来两人就坐下来吃早餐。萱宁做的法国土司，外边的鸡蛋炸得焦黄金灿，里头的面包却松软无比。大金咬了一口，肚子便擂鼓似的响了起来，方知自己饿了，也顾不得客气，很是狼吞虎咽起来。萱宁又将自己的那份切了一半给大金。大金吃得几分饱足了，又咕咚咕咚地将那柠檬茶喝了约有大半盏，就靠在椅子上，响响地打了几个饱嗝。
萱宁起身将盘盏都收了，又拧了一条温毛巾，让大金把油渍渍的嘴巴擦了。“你是多久没买菜了？冰箱全空了。我去楼下的小店给你买了几样应急的，还得你自己开车去超市买些零碎的。”
看见萱宁脸上讨好的笑，大金不由得有了几分感动。萱宁在他身上用了多少殷勤周全的功夫，他便在蕙宁身上用了多少殷勤周全的功夫。一环扣一环，一报还一报。为了早上能送蕙宁上学，他平日起床胡乱地喝一口牛奶，便匆匆出了门。蕙宁晚上开夜车赶功课，早上起床便是怠怠的，总要等大金揿过几回喇叭，吵得一屋的人都开了窗子出来张望，才肯下楼。进了车，往椅背上一靠就又闭上了眼睛，自然没有工夫问大金吃没吃过早饭。至于买菜做饭之类的琐事，蕙宁更是无暇顾及。她的菜，是他替她买好，又细细地切成一餐一餐的分量，用塑料薄膜包了放在冰箱里，只需她放学回家下锅一炒便得。可就是这样，她回家还是累得不想下厨房，常常在街角的麦当劳店胡乱地买个汉堡包了事。
他照看她，还得照看她的母亲。那阵子飞云刚刚到多伦多，白天在密西沙加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晚上就睡在餐馆的小阁楼上。打工的收入，交了房租所剩无几，便只有在吃上省。飞云买菜买水果，总挑那过了季的不太新鲜的处理货。蕙宁见了不忍，便差大金隔一两个星期去一趟密西沙加送菜。大金下午才去餐馆上班，就抽了早上的空去买菜，一买就是一车。最大的一堆给蕙宁，中间的一堆给飞云，最小的一堆才是自己的。蕙宁住在城东，飞云住在城西，他送完蕙宁的菜，再送飞云的菜，匆匆赶回餐馆上班，便很是疲乏了。
他对蕙宁的这番殷勤周全，原本是他心甘情愿的事，他自然是没有抱怨的。可是，自从和蕙宁有了芥蒂，他有时免不了会想，若他选择的是萱宁而不是蕙宁，他这一辈子原本可以悠闲一些的。他的冰箱里，大约总会有新鲜的时菜。他的早餐，大约也总会是现成可口的。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将萱宁仔细看了一眼。萱宁那天穿的是一件浅灰色的毛衣，短短的只到腰际。底下配的是一条墨黑的裙子，厚厚重重地几乎拖到了脚踝。上头这一短，下头这一长，便将整个身段显衬得极有粗细起来。头发剪得短短的，甚是清爽。脸上仔细地化过了妆。那妆化得刚够看得出来，却又不招摇。明眸皓齿的，端的是个美人儿。
萱宁是个仔细的女孩子，连郊游也要穿裙子化妆的。可蕙宁却是懒散的。高兴了能在洗手间关门化上一个小时的妆，累了便几天素着一张脸。说起来，自己原本是认识萱宁在先，认识蕙宁在后的。一遇到妹妹，便暗自喜欢上了她那份自然随意，嫌姐姐太过拘泥仔细。其实回过头来一想，姐姐的仔细里头何尝不含着对自己的敬重；妹妹的随意里头，何尝不带着对自己的不在意呢？大金被自己的这种想法吓了一跳，再看萱宁时脸上便越发地讪讪起来。
后来他忍不住就问了她那件关于蕙宁的事情。谁知萱宁咦了一声，很是正色起来：“你都马上要做新郎的人了，这种事情不去问她，反来问我？将来结了婚，总不能再拿老婆的私事向外人打听吧？”
大金一脸尴尬，半晌说不得话。萱宁便叹了一口气：“女人中意的男人，千差万别。男人中意的女人，彼此都差不多。你喜欢蕙宁，人家谢克顿自然也是喜欢的。蕙宁嫁的是你，又不是谢克顿。可蕙宁是个大活人，总不能让你给揣在兜里，一个人偷偷地观赏吧？”
大金这才知道那男人名叫谢克顿。将萱宁的话仔细一想，倒悟出些道理来了。萱宁见大金愣愣的样子，知道劝也无用，便收拾了自己的提包告辞回家。待人出了门，大金才记起萱宁昨晚是搭了两趟公共汽车摸黑赶到这里来的，自己理应开车送人回去。便急急地追到街上，早没了萱宁的身影。
回到屋里，电话铃便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是蕙宁。大金这才猛然想起自己本该送蕙宁去医院实习的，昨夜一醉酒竟然给忘得一干二净。只好耐着性子赔了些不是。蕙宁那头却不依不饶，语气里全是责备和抱怨。渐渐地，大金就没了耐心，也不知怎的，突口就说了一句：“我自然不及谢克顿殷勤。”
蕙宁听了，吃了一惊，猜想是萱宁在背后嚼了舌头，便越发地气急败坏起来。大金也不理会，冷冷一笑，挂了电话。一人坐在床沿上，思前想后，便将蕙宁以往种种骄纵尖刻一一地记了起来，相形之下，更觉出了萱宁的温婉可人。
那天蕙宁实习下班，刚走出医院的大门，就瞥见大金的那辆丰田车远远地停在街角。进了车，见大金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料想他是在餐馆请了假，专程来给自己赔罪的，便赌气不搭理他。谁知大金也不看她，只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没头没脑地说了句：“蕙宁你这样的女人，一个男人伺候你哪够？你要全世界的男人都来向你顶礼膜拜。”
蕙宁听了，知道大金与她误会已深，岂是三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两人一路无话，开到了蕙宁的住处。蕙宁下了车，大金缓缓地说：“下个星期六就不去市政厅了。”蕙宁没想到大金竟会为这样一桩小事生出悔婚的心来，一时如五雷轰顶，失了方寸。大金见她脸色煞白，嘴唇发抖，心早软了下来，暗想只要她肯跟他解释一声，他不论真假都愿意信她，他俩的芥蒂就算一笔勾销，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可是蕙宁自始至终没有说话。
两个月以后大金和萱宁结了婚。
结婚前，大金瞒着萱宁去看了一趟飞云。大金原本是想请求飞云来参加婚礼的，可看见飞云铁青的脸色，就把半截话生生地咽了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据，嗫嚅地交给飞云：“蕙宁下学期的学费，都交过了。”飞云不接，却哼了一声：“难得你还记得蕙宁。”
大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呆呆地坐了一会儿，见飞云不理他，只好起身告辞：“蕙宁萱宁都是您的女儿，将来总是我养您老的。”六十多岁的飞云听了那样的话，心里自然有些触动，嘴上却依旧是强硬的：“我工作了一辈子，靠谁养活过？”却转身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个包袱，恨恨地塞给大金，“你把蕙宁害到这个地步了，将来要再对萱宁耍花花肚肠，你看我……”
大金一路无语回到了车里，打开包袱，发现里边原来是一件嫩绿色的缎子旗袍。料子有些年头了，却依旧很是光滑细腻，略略抬手，衣身上便闪出熠熠光亮来。做工很是细致老到，内里是同色的软葛，前襟下摆都用墨绿的丝线绣出丝丝缕缕相互交缠的文竹。
后来萱宁就是穿着这件旗袍结的婚。
参加婚礼的只有餐馆的同事。在结婚之前萱宁就知道这桩婚事将使她失去母亲失去妹妹，也失去将来的一切退路。如果她能同时选择大金和世界，那自然是上好的结局。若她只能在大金和世界中挑一个，她挑的必定是大金。事到如今，即使她放弃大金，她也不能再得回世界了。在没有退路的胡同里她只能拼力向前，哪怕撞得满头是血。她现在只有大金了。所以在婚后的日子里她异常小心地保守着她在世上唯一的财产。
结婚以后的大金再也不用早起。他每天日上三竿时方沐浴出来，正赶上萱宁完成了在早餐上的花样翻新。萱宁很快学会了开车。每天午后两人一起去餐馆上班，大金还能在斜放的乘客座上打上小小的一个盹儿。在餐馆里大金常常和别的女招待们开些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萱宁好脾气地笑笑，倒把女招待们笑得收敛起来了。萱宁爱摆弄花草，就在公寓的阳台上种了几盆杜鹃和非洲紫罗兰。节气一暖和上来，阳台上便很有了些颜色。萱宁拎着水壶剪子修整花草，大金躺在竹椅上喝茶看报。大金的头发刚刚洗过，黑黑亮亮地在太阳底下闪着水珠子。萱宁扭过头来看大金，突然发觉大金已经微微地有了小腹。
“大金，还是我一个人打工，你去把书念完吧。”
这样的话，萱宁已经说过几次，每次大金都笑笑，没有回答。这次也一样。大金依旧很响地喝着茶，很响地翻着报纸。
大金现在虽然得到了观众，却失去了对手。对手是独立于观众的，而观众则有赖于对手。没有观众的对手依然是对手，没有对手的观众却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失却了对手的人就如一个孤独的田径运动员，跑到终点时是第一名也是最后一名。这时候的掌声和奖牌其实是一种嘲讽。对手使人时刻处于戒备状态，不得安生。失却对手便是懒怠的开始。
萱宁知道大金的对手不是自己。从来不是。大金的对手只能是蕙宁。
半年以后，“银勺子”餐馆的老板娘举家迁移西雅图，急急地要将餐馆出手。听到消息，大金从朋友手里凑了几万块钱，就把餐馆买下了。买下餐馆之后，先把名字改成了“金勺子”，又把门脸装潢狠狠地换了一样风格，再将原班人马删除精简了些，指派萱宁管前台，自己管后台。夫妻二人便这样把一个台面支撑了起来。虽比从前替人打工时愈加地辛苦操劳了一些，却毕竟名下有了份产业，心里多少有些安慰欣喜。
士嘉堡医院的妇产科医生陈约翰，在走下从东京到多伦多的飞机时，被一男一女两个不速之客截住了。那个男的掏出了警察署的铜牌，陈约翰便一言不发地跟着他们去了机场的咖啡厅。
陈约翰是混血儿，母亲是夏威夷的土著，父亲是香港人。他的个子，便比一般的中国人略微健硕些，肤色也比一般中国人略微深一些。漫长的旅途已经使他疲惫不堪，两眼布满血丝。早在东京他就听说了温妮失踪的事，所以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消息了吗？”麦考利警长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快两周了，还没有突破性的线索。”陈约翰突然激动起来，将脸涨得通红：“温妮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求生的欲望。她的生命力太强了，什么样的事情，她都能挺下来。”
马姬和麦考利没说话。三人闷闷地喝了一会儿咖啡，马姬才问：“你怎么知道？”
“我亲眼看到的。”陈约翰说。
陈约翰第一次见到温妮时，他还不是士嘉堡全科医院的医生。确切地说，他甚至还不是正式医生。那时他刚刚从医学院毕业，正在城里一家教学医院当实习医生，几乎天天要值夜班。
那个夜班其实很闲，午夜之前竟没有一个病人。他看了一会儿电视，又翻了几页书，却又都看不下去，因为他的眼皮一直在突突地跳。在他短暂的实习医生生涯里，几乎每次出现这些症状时，总有意外事件发生。所以那晚他竟不敢在值班室里略略地和衣打个盹儿。
果真，午夜之后，电话铃便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是急诊部打来的—— 刚刚接了一个孕妇，大量失血，已经休克。
陈约翰叫上主治医生匆匆赶到急诊室，看见观察台上躺着一个东方女人，双目紧闭，脸色煞白，几乎与枕头混为一色。头发被汗水湿成一团一团，厚厚重重地堆散在脸颊上。女人的腰腹极为瘦小平坦，还丝毫看不出身孕来。淡蓝色的病号服下摆，湿淋淋如泼翻了红药水瓶似的溅满了血迹。
救护车司机告诉陈约翰，女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时，已经说不清楚话了。女人自己一人从顶层阁楼一级一级地爬下来，救护车到时，她已经爬到底层的大厅了。身子蜷成一个球，楼梯上一级一级都是血印子。进医院时神志已经模糊，只叫了一声“雪梨”，就昏过去了。
会诊下来一致认为是宫外孕，当下便安排了紧急手术。手术是外科医生的事，陈约翰并不需要在场。可是那天他却坚持留守在手术室。护士做消毒准备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女人中腹部的一道疤痕。缝合处凹凸不平，微微地泛着些嫩红。他知道那是胃部手术的疤痕。那时他虽然还是个年轻的医生，对生生死死的事却多少已经有了些见识，本不该再有惊悸。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一刻里他的心竟抽了一抽—— 上帝与这个女人开了怎样一个玩笑，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让她挨了两次手术刀。她昏迷之前喊“雪梨”，雪梨应该是个女人的名字。可是男人呢，那个使她怀上孕的男人呢？她喊的应该是汤姆、马克、威廉、亨利、杰米这一类的男人名字，可是她没有。是怎样一个男人，会让她独自一人爬这样长的楼梯呢？陈约翰被自己的这种联想吃了一惊。后来想起来，自己对温妮的关切怜惜之情，从一开始，就已超出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那个界限。
手术完毕已是次日清晨。陈约翰回到家里，没脱衣服就直接上了床。昏睡中他反反复复梦见了一张脸，一张没有身子、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的脸。脸上只有一张嘴，一张极阔极大的嘴。嘴唇在微微翕动着，他近近地挨着那张嘴，却始终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在那个连绵不断的梦境里，他把自己折磨得浑身酸软，疲惫不堪。醒来时他擦着汗湿的额头，突然悟出那张嘴说的是“救我”。心里猛地一惊，便匆匆去浴室洗了把脸，换了件衣服又赶去了医院。
到了病房，看见温妮醒了，却懒懒地闭着眼睛在养神。全身麻醉将她的嘴唇烧得甚是干裂，一个四五十岁的黑人护士正拿着一根塑料吸管喂她喝水。那护士见陈约翰进来，抬腕看了看表，便斜着眼睛瞧他：“虽是想我，也不至于提前三个小时来上班呀—— 看你那副样子，大概又没睡好吧？”医院里上了些岁数的护士，总爱吃年轻医生的豆腐。陈约翰嘿嘿一笑，算是回答，朝床上努了努嘴，问：“怎么样了？”护士说：“血压心跳体温都正常，一个小时前吃过一片三号泰乐诺止痛药。”
这时就听见温妮轻轻叫了一声：“陈医生。”陈约翰走近来，第一次看见了温妮睁开眼睛的样子，竟如遭了电闪雷劈似的，半晌说不出话来。渐渐地回过神来，才将护士打发走了，将门虚虚地掩上，又自己搬了张椅子，在温妮面前坐了下来。屋里很静，邻床的病人在歇午觉，细碎的鼾声如蜂蝇的翅膀似的在扑扇着满室的倦意。温妮望着陈约翰，很是疲乏地说：“护士不肯讲我的病情，都说要等医生来解释。”
“你知道自己怀孕吗？”
温妮点了点头。
“正常的怀孕胚胎应该长在子宫内，可是你的胚胎却长在左侧的输卵管内。胚胎长到一定程度，输卵管包不住了，就爆裂开来，引起大出血。所以要立即动手术切除那根输卵管。现在你身上只剩下右侧一根输卵管了……”
“所以我将来受孕的机会，只有同龄妇女的一半。”
陈约翰愣了一愣，半晌，才问：“孩子，对你很重要吗？”
温妮的目光穿过陈约翰，遥遥地落到病房的墙上，无声无息地散落开来，唇边竟有隐隐一丝笑意。那笑意如一股冰水，顺着脸庞蜿蜒流开，最后流入眼睛里，双眸便很是冰冷起来。
陈约翰看见窗台上摆着一盆康乃馨，牌子上写的是邻床的名字。温妮墙上的电话留言簿上，空空白白的没有只言片语，便忍不住问：“需要不需要通知你的家人？”
温妮不说话，却摇了摇头。陈约翰不知道温妮摇头的意思是不需要通知家人，还是没有家人好通知，却又不便深问下去。
“手术以后三周之内，为了防止感染，你不可以，你不能……”陈约翰觉得口干舌燥起来。这样的道理，他一周里不知要对多少女病人重复过，可没有一次能使他陷入如此尴尬窘迫的境地。在那一刻里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稚嫩，便越发地口吃了起来。
“你放心，我不可以，也不会。”温妮依旧笑着，却将眼睛看了别处。
第二天陈约翰上街挑了一样东西，查房时给温妮带过去。温妮起来了，正靠在床沿上梳头。一头长发在脑后梳成松松的一根辫子，额上散散地落下几丝刘海儿，衬着一张尖瘦的瓜子脸，煞白的，竟看不出嘴唇的颜色来。温妮接过礼物盒，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绒毛玩具熊，熊臂上吊了一根绷带，脸上甚是愁苦的样子。绷带上写着：“既然非动手术不可，不如在今年动。据说明年手术费要涨。”便撑不住笑将起来。那一笑，脸上的阴郁消散了些，就有了几分清朗之气。
陈约翰看了，也欢喜起来，忍不住问了几句题外的话。温妮只好把自己的身份背景略略说了些。陈约翰听了，恍然大悟：“我说呢，你什么都懂，原来是个学护理的。”又安慰温妮，这种手术略微休息一两周，便可上学了。误了考试，医院开张证明，是可以补考的。
第三天陈约翰来查房，发现温妮床前坐着一个女人。女人与温妮长得十分相像，却比温妮略微丰满一些。一头剪得极短的童花发，显衬出一张银盘似白净的脸来。乌黑的眉眼，丹朱的唇，双颊泛着隐隐的桃红。温妮介绍说：“雪梨，我姐。”陈约翰觉得那名字有些耳熟，过了一会儿才想起那日温妮出事时，喊的就是这个姐姐。
又将两个女人打量了一番，暗想这温妮和雪梨，原本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两张画，只是雪梨那张鲜艳如新，温妮那张却遭了风吹雨淋，将原先的颜色褪去了一些。若只见过温妮而从未见过雪梨，也就不知道温妮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若只见过雪梨而从未见过温妮，便觉得人生本该如此，没有什么缺憾了。可老天偏偏让他同时见到了两个版本，如此相像，又如此不同。那样的反衬竟让他很是悲凉起来。愣了半晌，方嗫嚅地说：“我说呢，两姊妹都是那么漂亮。”温妮便笑：“还以为你们医生最说实话呢。我们俩怎么可能一样呢？”
陈约翰一时有些尴尬，只好打着哈哈，就去给邻床查房去了。背着身，却断断续续地听见那边姊妹俩换了中文在低声说话。陈约翰小时候在夏威夷、香港都上过中文学校，写和说的本事虽然有限，却多少听得懂日常的对话。只听见温妮用了一副淡淡的口吻，问：“蜜月度得好好的，怎么想起看我来了？”雪梨停了半晌，才声音哑哑地说：“这样的事，你怎么能不告诉我们？”温妮便嘿嘿地冷笑起来：“你们，谁是你们？我若告诉你，你敢告诉他吗？他若知道了，还有你们吗？”雪梨的声音便越发低了下去：“你若告诉我，自然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见温妮不搭理她，雪梨便站起身来，从挎包里取出一个臃臃肿肿的软包裹来，将外头包的毛巾层层揭开，露出里头大大一个陶瓷盅子来。
“红参煲乌骨鸡，骨头全剔了，肉都炖烂在汤里了，你就当水喝。”
温妮也不接，却问：“你告诉他是给谁炖的？”
雪梨不出声，将盅子放在温妮的床头柜上，掉头就走。走了一半，又折回来，说：“谢克顿来餐馆找过你好几回。等你好些了，好歹给人回个电话。”
温妮从鼻孔了哼了一声：“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给我拉郎配。”雪梨不回她的话，却将一张脸白着，离开了病房。走到门口，听见温妮重重地吩咐了一句：“别告诉妈。”
陈约翰查完房，回到值班室，看见雪梨坐在他的椅子上等他，桌子上凌凌乱乱地扔了几团手纸。“我的话，她是断断不肯听的。我来看她，只会惹她生气，眼不见她反倒好些。她那里，只有请你格外地费心些了。”雪梨说着，眼圈又红了上来。陈约翰想问你们姐妹俩到底有什么过节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算是应承。雪梨张了张口，像是还有话要说，却最终无话离去。陈约翰看着桌上那几团留着雪梨眼影的手纸，心里突然便有几分感动。
温妮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雪梨果真不再来看她。伤口拆了线之后，便一日一日地好了起来，温妮也开始在过道上来回走动。过道尽头是一个小教堂，常有神父来给病人和家属做祈祷。温妮走得累了，便在小教堂坐下，两手扒在前排座位上歇息着，一身瘦骨将白底蓝条的病号服撑得都是棱角。陈约翰看了，忍不住走进去，陪她坐一坐。他不知道她是不是信徒，也不知道她信不信祷告，一时很是无话。两人默默地坐上一阵子，温妮有时会回头对他微微一笑。那笑像一根尖细的钢针，刺破他重重的衣装和皮囊，一直扎到他的心底，心便有些隐隐地生痛。
后来温妮就出了院。出院那天，陈约翰让她等到他下班，好开车送她回家。可是她不肯。他知道像她那样的女人是勉强不得的，就由她去了。才一个星期的工夫，外边的天却已经很湿暖起来，风吹到脸上，轻轻柔柔地有了几分春意。她嫌热，脱了大衣。他替她把大衣拎在手里，送她走到汽车站。
“你是一个尽心的医生。”她说。
“你是一个听话的病人。”他说。
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他忍不住抬手理了理她被风吹乱的头发：“以后别再干傻事了。”
她将嘴唇一抿，低低一笑：“万一又干了傻事，我就来找你。”
他本想说：“没干傻事也可以找我。”可是还没容他说话，汽车就来了，张开大口，将她吞咽了进去。她从车窗里探出身子来，对他扬了扬手，顷刻之间就走出了他的视野。
她没有再来找他。
她甚至没有来医院做两周后的复查。
然而他却一直在隐隐地挂记着她。他有她的病历，自然知道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懂得医生是不允许给病人打私人电话的。为此他强迫自己不去查看她的病历。可是在克制了很久之后，他终于忍不住破了行规。
在一个炎热的夏季的夜晚，他给她打了电话。
她已经搬家。没有人知道她的新号码。
他为她悬了许久的心，在那一夜里才终于落到了实处。在那之前他从来不知道，人生的难处不在得着，也不在失落，而是在得着和失落中间的那个悬空地带。现在他终于可以平静地独自珍惜他和她那些短暂的回忆了—— 他们之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又似乎已经共同走过了万水千山。
当然，他当时绝对没有料到，他和她后来还会有那样的重逢。
蕙宁从多伦多大学毕业拿到护理文凭时，正遇上了政府削减医疗费用。全省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解雇了大批的老护士，自然没有空缺留给刚出校门的新护士。蕙宁班上的同学，纷纷打起行囊准备南下，到美国找机会去。蕙宁也动了心，就坐了长途汽车去苏山马瑞镇找母亲讨主意。飞云倒是爽快，毫无半点犹豫，就说：“你这番辛苦把这个文凭念出来了，总不能让它废了。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吧。”蕙宁说：“妈，你这就跟老太太把工辞了，收拾收拾跟我去纽约吧。”飞云沉吟半晌，却把头摇了：“不如你先去，安顿好了，再来接我。”蕙宁知道母亲不愿跟去，是怕自己一年半载找不着工作，反给自己添了累赘。其实她心里也是虚虚的没有多少底，便不敢再坚持。
飞云刚来多伦多时，虽然也偶尔打些零工，大笔的开销，却是蕙宁萱宁两姊妹分摊的。后来蕙宁的书读得越来越穷酸潦倒，竟连学费也交不出来了。飞云的花销，便渐渐地由萱宁一个人包了过去。那时大金正跟蕙宁走得极为近乎，早就看出蕙宁的窘迫来，便暗暗地替蕙宁帮衬着飞云。谁料到后来生出悔婚的事来，大金做不成小女婿，反做了大女婿。飞云自幼偏袒蕙宁，知道蕙宁心里有说不得的苦楚，便一味地气恼了萱宁，竟不肯再接收萱宁和大金一分一毫的接济。自己在苏山马瑞镇上找了份保姆的工作，远远地搬离了开去。
在苏山马瑞，飞云将诸般脾气都收敛了，一味地小心为人，竟把东家老太太服侍得很是惬意。那老太太本是个孤寡之人，虽有几个钱，却也是无处可给的。见飞云处处曲意逢迎，又略略知道些飞云的身世，便起了几分怜恤之心。除了每月的工钱之外，平时也时时额外地贴补着飞云。飞云将那些零散的钱小心地收了，都存在银行里。待存成一个整数，就写张支票寄给在多伦多的蕙宁。
蕙宁这些日子忙着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辩，一晃便是几个月不曾去过苏山马瑞了。这回见到飞云，发觉母亲又老了些，头上灰灰白白的都是些银丝，便明白母亲的头发，有一大半是为自己白的。心里难受着，脸上却浮了些笑，说：“一个纽约城，就有几十家医院，比这里一个省的医院都多。不怕找不着工作的。”说着又从兜里掏出一个拆了口的信封来：“爸来信了，问你什么时候回去，说你在外头太辛苦了。”飞云将头低垂了，却是无语。
虽然飞云的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先前阿九在世时，飞云从未想到过跟女儿出去。待到阿九前一年去了世，偌大的一个金三元旧宅，就剩下了一个飞云，竟连个说话的伴也没有，难免有些形影孤单。飞云照例一个星期去一趟泉山疗养院探访黄尔顾，两人见面除了讲些女儿在外边的琐事，便垂手相对，无话可说。不过真正促使飞云下决心出国的，不是阿九的死，也不是黄尔顾的疏，却是黄尔顾远在山东的结发妻子。
那个女人自从离婚后，便一人厮守着，将独生儿子拉扯大了。儿子结了婚，转眼又有了孙儿孙女。孙儿孙女转眼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家里人丁一多，住房便窄小起来，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之处。儿媳妇的嘴里，渐渐地就说出些不太待见的话来。儿子生性木讷懦弱，孙儿孙女便都跟着儿媳妇学，拿眼睛横着看老太太。老太太忍了好些时日，终于没能忍下，一日偷偷地买了张火车票，揣了个包袱就离了家，千里迢迢南下来寻黄尔顾告状。
那女人年轻时嘴紧，话极少。到老来装了一辈子的苦水，再也守不住了，就对着黄尔顾狠狠地倾了一回。这头哭一阵，说一阵；说一阵，哭一阵。那头说不得话，便只有低头叹气。黄尔顾年轻时嫌结发妻土气，没品位。到老来将世间诸般风景都看过了一回，反倒念起旧来。听那女人说些旧景旧事，竟很有几分亲切。心一软，就让那女人在招待所住下了。
谁知女人一住就不提走的事了。招待所碍着黄尔顾的面子，也不敢撵人。女人又自动提出在食堂帮忙，不收工钱，只赚个白住。每日在食堂帮完了忙，女人就端了盘碗，好汤好水地伺候黄尔顾的三餐。待黄尔顾吃喝完了，若天色和暖，女人便推着轮椅带黄尔顾到山坡上晒太阳，看风景。两人看着江南的景致，觉得山也小，树也矮，花也细，鸟也瘦，都感叹这哪及老家的景致呢—— 秋天里青纱帐一起，远处看近处看都不见头尾，那个大哦。
女人见黄尔顾在兴头上，忍不住怯怯地问：“要不，咱们也回去？你是共产党的功臣，还怕不养着你？”黄尔顾却将笑收敛了，默默无语。女人便不敢再提。这样的日子过了约有两三个月，黄尔顾的脸色竟渐渐地红润了起来，眼睛里也有了几分生气。飞云去过几趟泉山，回回都见着那个女人。女人倒不忌讳，见了飞云便“妹子妹子”地叫。飞云看着那两人说说笑笑的情形，便觉得自己倒生生地像个外人。疗养院里的医生护士，虽早换过了好几拨，却还剩了几个略知道些他们底里的。飞云见了熟人，就有百般的不自在，自觉得矮了半截。免不了跟黄尔顾狠吵了几回，黄尔顾便埋头唉唉地叹气：“她这把年纪了，如今连个去处也没有，你叫我如何办呢？”飞云见黄尔顾迟迟地做不出个决断来，不由得将心灰了，这才萌生了出国的念头。
等将一应手续都办全了，飞云到泉山来辞别黄尔顾。黄尔顾知道拦不住，便坐在阳台上一根一根地抽烟，脚下丢了一地的烟蒂。飞云去水房接了一罐水来，泼在地上。又寻了个拖把，和着水将地上的烟蒂和灰尘都清了一遍。黄尔顾看飞云甚是娴熟的样子，不禁想起当年婚后的那个春节。地委的同事来拜年，飞云去厨房慌手慌脚地煮汤圆，端上来却是半生不熟的白心子。同事不好意思说，埋着头都咽下去了，第二天却集体闹肚子。
黄尔顾就对飞云说：“咱们雇个保姆吧，你自小娇生惯养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过来的。”那天他很克制，没有说出“改造”两个字，她却已经完全听懂了。那个时候机关大院里好些家都雇有保姆，可是飞云好强，终于也没有雇，却自己一个人把家里诸般琐事都学会了。想到这里，黄尔顾忍不住叫了声“飞云”，喀喀地干咳着，嗓子就有些喑哑：“大妞妞小妞妞在外边找人，最好找咱们自己中国人—— 弄个洋人，咱们话也说不通。”
飞云哼了一声，说：“这年头哪家的孩子肯听大人的话呢？横竖看她们自己的造化了。”黄尔顾又说：“将来大妞妞小妞妞在外头生了孩子，都带回来养吧。”飞云正想问：“带回来谁养呢？”就听见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了，一个满脸褶皱的老女人，手里捧着个海碗，脚底生风地走进屋来。海碗里装的是白生生的饺子，正丝丝地冒着热气。饺子上头摆着一个细碟，碟里盛的是红辣酱。女人将碗碟在桌上放稳了，就从兜里掏出两瓣白蒜，用手掌啪的一声将蒜在桌面上拍碎了，又俯身把蒜皮呼呼地吹去。吹净了皮，便拿两个手指捻了些碎蒜放到辣酱里，屋里顿时就溢出了些香气。黄尔顾吸了吸鼻子，响响地打了个喷嚏。飞云待不住，便起身要走。
走到院门口，听见那个女人喘喘地追了出来。两人站在迟暮的斜阳底下，眯着眼睛彼此对望着，却都无话。渐渐地，女人的头便低了下去：“妹子你别气恼我。我这么个人，又七老八十了，哪里值得你气恼？可怜倒还差不多呢。”
飞云看见女人千层饼似的一张脸，在晚风里抽搐着，心就酸软了下来。女人从布衫子里抽出一条帕子来，也擦起了眼睛：“妹子散完了心，几时想回来，就回来。大妞妞小妞妞生了孩子，我给你带。我老是老了，从小劳作惯了，身子骨反比你们读书人强。”
下山的路很长，飞云走得很累。其实飞云完全可以不走那条青石板小径的。青石板小径早已不是上下泉山的唯一途径了。近一两年疗养院边上盖起了一个室内温泉浴场，又修了一条柏油马路，汽车可以直达浴场门前。浴场四周，还新建了好几家宾馆饭店。于是，泉山也和世界的许多角落一样，一夜之间突然热闹了起来。
飞云不喜欢这样的热闹，飞云也不愿意坐车下山，所以飞云依旧挑选了那条古旧的小径走下山去。那条小径似乎比过去长了很多。从前飞云可以一口气走完全程，现在上山时她必须歇息两趟，下山时歇息一趟。那天她走累了就找了块平整些的石头在路边歇下，一边慢慢地将气喘匀了，一边看树听风。山上起风和平地起风是很有些不同的。平地起风时风沿街刮过，带走一地灰尘，卷起各式街音，混混浊浊的，倒把树叶子的清声给盖过了。山上起风时，无灰无尘。风从高处流下，干干净净的，如同手指缓缓地拨过琴弦，单纯清冽，全无杂声。飞云抬头看风，那天的风却迟迟未起。飞云的眼睛停在树上，不再滑动。
那是一棵她至今叫不出名字的树。叶子很小也很丑，深深的绿成了赭褐色，沿着树枝繁衍开来，远远一看，竟如一团一团脏黑的蝇子，爬满了树身。山上这样的树很多，飞云却独独记住了这一棵。这棵树身上有块疤，也许是雷劈的，也许是虫蛀的。疤口只有碗大，但如果将手探进疤口，里头却是大大的一个空洞。这个空洞是龙泉最先发现的。那时飞云刚刚到疗养院工作，龙泉整日忙得没了昼夜，两人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匆匆会上一面。星期天飞云若遇到开团组织生活会，便不能下山见龙泉。早一天晚上，飞云就预先下得山来，将装着茶叶蛋的茶缸用毛巾包好塞进树洞里，再夹上一张便条。便条折成一只轻盈的飞燕，俏皮地压在茶缸底下。龙泉见不着飞云，就会去摸树洞。取完了茶缸和纸条，再留下一本书和另一张纸条。他学她的样子，也把纸条折成飞禽。不过他折的不是燕子，却是鹰。飞云在山上开会，心里想的却都是山下的事。等到开完了会，便急急地摸黑走下山来，去树洞里取他留下的东西。看见燕子去了，老鹰来了，她的心跳得如同做了贼似的，一路咚咚地跑回宿舍。关了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将纸条翻来覆去地看过几遍，方能入睡。
几十年过去了，山不是那座山，石头也不是那块石头了，树却还是那棵树。飞云忍不住站起身来，去找那个树洞。不知是树长高了，还是她变得矮小了，哆哆嗦嗦地竟摸不着那个洞口。只好去找了一大一小两块石头，叠在一起，颤颤巍巍地站了上去，方探着了那个洞口。刚想把拳头伸进去，谁知呼啦一声洞里飞出一只野鸦来，翅膀扑扇着刮起一阵旋风，嗖地一下便飞进暮色里去了，却将树叶子抖了飞云一肩。嘎嘎声犹响在耳侧，飞云早吓得腿脚酸软了。
回到家，天已大黑了。飞云不想吃饭，在黑暗里呆呆地无心无绪地坐了一阵子，方将床头的小灯开了，拉出床头柜里的抽屉，找出一个记事本子，翻着了一个长途电话号码。拨通了那个号码之后，飞云不知怎的就结巴了起来。
“那个洞，那个树洞还在。”
那头愣了一愣，半晌，才问：“首长，他还好吗？”
“他好得很，不好的是我。”
听出了飞云话语里头的怨气，那头的语气便越发地小心温婉起来：“飞云你还是那个老样子，诸事由着自己的性子。”
两头便都无话。后来飞云就撂了电话。
飞云把记事本放回抽屉，又从抽屉里拿出当年阿九给萱宁蕙宁姐妹俩打的护身锁，紧紧地捏在手里，手心就微微地有些汗湿。心里却突然疏透了起来。
她知道她把该留的留下，该带的带走了。
蕙宁从苏山马瑞看完母亲回来，便打定主意南下到美国碰运气去。于是一边打点行装，变卖带不走的笨重物什，一边与城里的新识旧知一一话别。一日从朋友家里出来在街上等车，百般无聊，就捡了地上扔的一份旧报纸胡乱地翻看着。正该是天不绝人，不知怎的，竟让她翻到了一则豆腐干大小的广告：士嘉堡全科医院的住院部要招聘一名护士。蕙宁揣了报纸回家，急急地打印了一份履历表，送去给医院的人事部。第二天就接到了面试通知。广告上说要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蕙宁自知条件不够，虽不敢存了太大的奢望，却也认认真真地将学校里学过的东西捋了一遍，又准备了好些应试的话题。
到了面试那一日，仔细地整理过头脸，换上一身庄重保守的套装，方怯怯地去了。谁知那一肚子的台词，竟一句也没有用上。院方一听蕙宁会说中英法三种语言，立时便露出些喜色来。就换了法文来与蕙宁交谈。蕙宁答得甚是窘迫，却也勉勉强强地将意思疏通了。蕙宁当年在上海读书时学的第二外语就是法语，后来出国留学又选修了好几门法文课程，这回竟意想不到地派上了用场。当然，最主要的用场还是中文—— 士嘉堡是华人聚居地，来医院看病的好些病人，需要找专门翻译陪同。假如医护人员本身能说中文，那将省很多事。院方当场拍板录用。蕙宁一时很是喜出望外。回家也不拆行李，就在医院附近的劳伦斯街上寻了间地下室，立时搬了过去，从此准备在多伦多城长住下来了。
就这样蕙宁成了士嘉堡医院里最新的一名护士。上班的头几个月，医院里也没派给她什么正经事，每日只让她给几个老护士当下手，做些只动手脚却不动脑子的闲杂差使，做好了也无人夸奖，出了差池也无人审查，日子反比做学生时清闲了许多。晚上下班早早地回到家里，吃过晚饭，一个人坐在还没有黑透的屋里，看着自己的身影虚虚瘦瘦地投在墙壁上，听着时钟响响地走过一个又一个点数，竟想不出一个可去之处。拿起电话来跟几个读书时的旧友聊天，却发觉人家不是结了婚就是在交男朋友，日子过得满满的竟没有一个空缺需要她来充填。熙熙攘攘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了一个孤孤单单的自己。刹那间蕙宁觉得生命如同夏天花壶里的水，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漏，被无花无实的贫瘠日子瞬间吸干，竟留不下一丝痕迹，便很是惊惶起来。历史在这个时候又悄悄地重复了一下自身—— 时隔三四十年，蕙宁终于体会到了同为护士的母亲当年初进泉山疗养院时百无聊赖的心境。只是打破这种心境的，却不会是龙泉。
蕙宁的归宿成了飞云无法回避的心病。那段时间里飞云寄往泉山疗养院的信，突然频繁了起来。黄尔顾不得不承认，他那个才貌双全的小妞妞，已经成为久待闺中的老姑娘。在这件事情上，农夫兼军人出身的黄尔顾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细致和容忍。也许他在古稀之年终于从自身的婚姻中读懂了某些道理，对于妻子让他在国内为女儿寻找对象的事情，他很坚决地予以拒绝。可是无论他如何小心，蕙宁还是从电话上父亲声音的迟疑温婉中明白了自己处境的可怜。这个发现使她极为震惊。在她以往的人生舞台上，尽管也有过大起大落的时候，但无论是在巅峰还是在低谷，没有人会用“可怜”两个字来诠释属于她的那个角色。她宁愿被人因嫉恨而生毁谤，也不愿让人因怜悯而生宽宥。在她人生的那个阶段，她已经不堪承受任何对自尊的细微打击了。
她不由得想起了大金。
其实她一直知道，当时大金会接受她的任何解释的。那个解释对大金来说是一块通往婚姻大门的台阶，可以是坚固的大理石，也可以是破碎的砖石。内容无关紧要，形式却必不可缺。而她固执地保持沉默，除了自尊之外，也还因为她那时模模糊糊地以为，在她后来的人生道路上，还会有许多个供她歇息的驿站，还会有许多个大金在驿站上等候她。当时她绝对没有想到，大金之后的那个驿站，竟会如此遥遥无期。至此蕙宁方懊悔了自己以往的骄纵任性。
大金结婚之后，他们之间就失去了任何联系。萱宁依旧时不时地给蕙宁打电话。开始时蕙宁一听见萱宁的声音就甩电话，后来她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在大张旗鼓地表明她对大金的不舍和不甘。后来她就接听了她的电话。萱宁可以忍受蕙宁的淡漠甚至奚落，而她却很难承受她始终如一的沉默—— 在电话上她们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对话。渐渐地萱宁就终止了尝试。有一天蕙宁到市中心办事路过“金勺子”餐馆，连她自己也说不上她为什么会在马路对面的公用电话亭里伫立良久。那天她仔细地观察了餐馆修饰一新的门面和三五成群进进出出的食客。最后她看见一个戴着白色厨师帽的高个子男人，拎着一大袋垃圾从边门走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才看出那人原来是大金。大金扔完垃圾，双手叉腰隔着窗户在高声对厨房里的工人说话。蕙宁惊奇地发现大金发福了很多。就是在那天蕙宁终于明白了其实大金早已习惯了没有她的日子。她在他心里留下的空洞已经被生活平实无奇地充填起来了。
想起大金时蕙宁不可能不想起谢克顿。想起谢克顿时她有一些颇为复杂的感情。谢克顿使她记起她那个短暂却也真真切切地开放过的青春年华。谢克顿是第一个走近她花丛的男人。海鲤子不是。离开海鲤子时她还只是一朵青涩的包裹得紧紧的花蕾。可怜的海鲤子甚至还没有机会看见花瓣的颜色。在盛开的青春里，任何一段偶遇都可以擦出一片亮丽的火花。后来蕙宁曾在无可排遣的寂寞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她和谢克顿之间的那些往事。直到有一天，她惊奇地发现在这样的回忆中，她关注得更多的其实是花季本身而非赏花人。赏花人只是花季里必不可少的场景之一。
尽管谢克顿在无意之中毁坏了自己和大金的关系，萱宁却无法恨起他来。在她和谢克顿的交往中，他始终如谦谦君子般地恪守着她制定的游戏规则。她允许他走得多近，他就走得多近。可是他也有他的原则。他的原则是他必须始终在场。无论她让他离得多远，他都不会离开她的视野。每隔一两个月，他就会开车从伦敦小城到多伦多来看蕙宁。车身上铺满了沿途的尘土，车后厢里放着他带给她的礼物。他从来不给她买商场里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他的礼物是他从自己的花园里采摘下来的鲜花和果子，带着泥土和晨露，甚至蛀虫的疤痕。他把礼物放下，就带她出去教她开车。她开起车来错误百出，愚拙无比，他常常被她吓出一头一脸的汗来。开累了两人便去海滩上散步。散累了步便坐到礁石上看水，看海鸥和帆板如何把水切开又缝拢。她把头微微地靠在他的肩上，他用手指轻轻地梳理她沾着沙石的头发。远远地看上去他们仿佛是一对经历了诸多沧桑终于懂得了相依之道的老夫老妻。他说话的方式很奇特。他低低地诉说着对她的思念向往，极为平实直裸，没有铺垫衬托，甚至没有抑扬顿挫。她被自己的思绪困惑着，常常不知如何对应。可他并没有刻意去寻求她的对应。他好像在与自己很投入地谈着心，并不在乎她是否介入。
后来她便渐渐习惯了他的这种叙述方式，体会出自己和他的关系中最为欠缺的一面，其实也正是最为美丽的一面。她感到了一生与男人的交往中所没有过的省心。她仿佛仰卧在温暖平静的海面上，闭着眼睛尽情享受阳光的触摸，却丝毫不需费心与风浪搏击。有一天她趴在地下室的窗口上，看谢克顿的车子慢慢地离去，踏上归家的路程，她的心突然抽了一抽：也许爱除了喧嚣的欲念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更为沉静的内容。也许激情只适宜满树鲜花的青春岁月，而在花已落尽期待果实的季节里，理解与默契才是唯一持久的。
在这样的情绪中她几乎决定了要嫁给谢克顿。
如果那天她没有与陈约翰再次相遇的话，她的人生就会拐入一条完全不同的小径，遭遇一些完全不同的景致。当然她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景致的内容了，因为她毕竟再次遇见了陈约翰。
那天医院里突然来了许多产妇，产科病房住不下了，就匀了些人到其他住院区去。蕙宁值夜班，到了时辰就推着小车给各病房送体温表血压计。后来她走进了一间病房，看见有一位医生在房里，却又不是平常见到的那几位，便猜想是产科的医生。那位医生正在教产妇如何包裹婴儿。他将医院发的白单子放在床上摊平了，把孩子斜放在中央。孩子甚是瘦小，眼睛半睁半闭，小手小脚懒懒地蹬动着，露出手心脚心四团粉红色的肉。医生将白布上边的两个角顺着孩子的肩膀一左一右地夹裹起来，又把下边的那个角往上一兜，在颌下叠了几叠，那孩子的整个身子都不见了，只剩了一张满是褶皱的细脸蛋儿。裹好了，就把孩子斜斜地横放在自己的臂弯处，孩子的头软软地耷拉下来，露出一脸舒适的困意来。
医生将孩子轻轻地晃了几晃，又放回到床上去，让孩子的母亲来拆了包裹重打。孩子的母亲看上去还是个孩子，神态动作上都显出些没有经验的慌张。医生反反复复地又教了几回，方熟练些。这种事情通常是护士的职责，医生从来不管的。蕙宁就暗叹了那位医生的细致。又觉得那人的声音有几分熟悉，便忍不住注意地看了那人几眼。那人觉得了，也回过身来看蕙宁。两人眼睛一对上，便都愣了一愣。原来那人就是先前蕙宁宫外孕手术时遇到的陈约翰医生—— 蕙宁出院不久，陈约翰就结束了实习，被士嘉堡全科医院聘任为妇产科住院医生。事隔一年多，两人又见了面，自然勾起了蕙宁心中一段不愿被人知晓的隐情。蕙宁的脸上难免有些尴尬，内心却又有几分莫名的欢喜。
两人就渐渐地相交了起来。若上的都是早班，有时下了班就相约着在医院的餐厅里喝一杯咖啡，闲闲散散地聊几句天。蕙宁常常地诉些工作上的苦给陈约翰听。蕙宁的顶头上司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护士长，在医院里工作了三十多年，就很有些倚老卖老的架势，连主任也得略微让她几分。因当时雇蕙宁时没有事先征求她的意见，便一直耿耿于怀，时时地给蕙宁小鞋穿。至今不派她独立当班，整天让她跟在老护士身后做些打杂的事。
陈约翰听了，就劝蕙宁：“我是这里最新的医生，你是这里最新的护士，咱们只好认命当几年小媳妇，慢慢地熬出头来吧—— 她这个岁数了，还能再干几年呢？她退了休，你就出头了。”蕙宁垂头丧气地说：“只怕没等到她退休，我就先死在她手里了。”陈约翰便嘿嘿地笑了起来：“至于吗？其实，跟着老护士，倒也真能学本事呢。不说别的，就学学她们怎么调教那些狠的病人、歪的医生。任是什么样歪横的医生，在那班护士手里顺过一遍，就全成了我这样老实乖巧的样子了。”蕙宁忍不住笑了起来。
陈约翰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很早就离了婚。母亲留在了夏威夷，父亲去了日本，扔下他一个人，跟着香港的奶奶过。前几年奶奶又中风故去，他感觉中便再无亲人了。多少年来他还对父母置他于不顾执意要离婚的事耿耿于怀，至今和父母总是疏疏的，难得相见。蕙宁见他虽然没戴结婚戒指，却一句不肯提自己的身世背景，就存了几分疑惑。便每每说些自己家中的事，来引陈约翰开口，谁知那人总不接这个话茬。陈约翰听见蕙宁说母亲说父亲说外婆，却总也不提那个孪生姐姐。又想起蕙宁住院时姐姐的忍让妹妹的骄扈，那姐姐仿佛让妹妹捏着极大的一个短处。由此又不免猜测让蕙宁怀孕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心里便也有几分困惑。两人明明对彼此存了极大的好奇心，嘴上却都不敢造次相问，生怕一句话问错了，就将好好的一个头开坏了。故此两人见不着时纵有千般思念，相见时却小心翼翼，很是生分客气起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蕙宁认识了达吉雅娜。
达吉雅娜是个五六岁的女孩子，最早是医院急诊部的病人，因高烧引起全身痉挛而送来就诊的。送她来的是一个中年妇人。那妇人放下孩子，说忘了带医疗保险卡要回家取一趟，谁知去了就不再回来。医生一验血，发现达吉雅娜患有艾滋病，就来问话—— 谁知那孩子竟听不懂一句英文。护士中有一个从乌克兰来的，隐隐听出达吉雅娜说的是俄文。众人便猜测那孩子是从俄国领养过来的。那养母大概被那边的领养机构骗了，领回一个艾滋病童，后悔不迭，就将孩子弃在了医院。医院一边给达吉雅娜退烧，一边通过社会福利机构寻找孩子的养母。达吉雅娜是换了个英文名字入境的，她只知道自己的俄国名字，却说不清楚英文名字是什么。后来来了个警探，教她在纸上画她家的样子。她果真就画了几幢房子，房顶上都有一个十字架—— 那是孤儿院的标记。既不知道名字又不知道住址，寻找她的养母如同在大海里捞针，谈何容易。这桩案子后来就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
达吉雅娜是个极为乖巧的孩子，身世又是这般可怜。虽然只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上上下下各个科室的医生护士，都愿意来病房探她。后来她的烧退了下来，病情也略微稳定一些了，就有社会福利部的人来，把她带去弃儿中心。走的那天，众人都从家里带了诸样玩具来送她。达吉雅娜抱了一怀的布娃娃，眼泪汪汪的，竟露出些不舍的神情来，惹得那些见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护士们，也红了眼圈。达吉雅娜走后，开始时众人还时不时地想起她来，感叹这孩子真是可怜。后来事过境迁，便将这事渐渐淡忘了。
只有陈约翰没忘。
每逢周末假期，陈约翰得了时间就跑去弃儿中心看达吉雅娜。达吉雅娜从生下来起就不知搬过多少回家，住过多少回医院。大人们个个如过眼烟云似的来来去去，竟没有一个人像陈约翰那样有常性。不知不觉地，就依恋上了陈约翰。若逢陈约翰忙，有几天没过去，那小人就缠着弃儿中心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接通了电话，陈约翰也听不懂她的一口俄国话，只听见他的名字被反反复复地叫着。他拿着电话，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心里却突然有了些暖意。
后来陈约翰便带了蕙宁去看达吉雅娜。
蕙宁见到达吉雅娜时，那孩子已经病重了，被弃儿中心送到了病童医院的临终护理部。原先一头金黄色的碎卷发，现在稀稀疏疏地只剩了几缕。护士便干脆给她剪了个秃头。陈约翰看着别扭，就去买了一顶鲜红色的绒帽子送给她。达吉雅娜终归还是个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见陈约翰来看她，就高兴得要坐起来。谁知坐了几回也没能坐住。陈约翰便过去将她抱了，坐在自己怀里。达吉雅娜拿了帽子，反复把玩得腻味了，方胡乱地扣在头上。蕙宁见她戴了帽子，才有了一两分生气。雪白的一张细脸儿，眼窝深深的像两个褐色的洞，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睫毛，随着眼珠子一颤一抖的，如同风中欲折的芦苇。
蕙宁心想这孩子若能无病无灾地长大，说不定会是个怎么样的美人儿呢。就将随身带来的那个箱笼打开了，抱出一只雪白的兔子来。达吉雅娜见了兔子，便要下地去捉。那兔子仿佛通人性，也不害怕，直直地走到达吉雅娜脚边，闻了闻她的鞋子，就放心地把身子瘫软下来，卧在她脚边憨睡了过去。达吉雅娜一边拿手指梳着兔子身上的毛，一边问蕙宁：“我可以叫它尤金吗？”那阵子成天和弃儿中心以及住院部的其他孩子混在一道，达吉雅娜也学会说几句简单的英文了。
没多久达吉雅娜就搂着兔子睡着了，额上湿湿地流了些虚汗。陈约翰将孩子抱回到床上去，只觉得那怀里轻轻软软的像捧了一片羽毛，又上上下下地将被子捂严实了，正欲离去，只听见床上的那个人低低地叫了声：“约翰叔叔。”两人赶紧回过头来，看见达吉雅娜不知何时又两眼炯炯地坐了起来，“我长大了要嫁给你。”
第二天达吉雅娜就死了。
等陈约翰带着蕙宁赶去时，达吉雅娜已经下葬，新墓的土尚起伏不平地黝黑着。墓碑上竖着一个十字架，下面有两行字。说两行字实在是有些夸张。确切地说，达吉雅娜的墓碑上只有两个词，两个分成两行的词。第一行是“达吉雅娜·？”，第二行是“？—1996”。陈约翰将一只雪白的玩具兔子放在墓前，兔子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短裙，头上戴着一顶猩红色的小绒帽。落日将墓碑和兔子都无比凝重地裹进橘红色的余晖里。两人看着墓碑，想着那两个问号里所包藏着的、永远也不会有人知晓的故事，久久无语。
后来陈约翰伸出手来揽住了蕙宁。蕙宁将头靠在他的肩上，两人相拥着，被暮色销蚀成一高一矮两个灰色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