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正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想你。
我的办公室在多伦多市区那幢极为有名的大楼上，第二十八层，坐北朝南，两面都是厚玻璃墙。透过前面的玻璃墙，看到的是一片南安大略省特有的蓝天。天通常是劈头盖脸地铺陈下来，没有瑕疵没有皱褶的，除非在有云彩的时候。云彩有时是橙红的，有时是橘黄的，有时是淡青的，有时干脆就是洁白的。在云彩和大地衔接的地方，有一片恬静的浅灰色。若不是偶尔有几片风帆割破那片宁静，我差一点就误认为那浅灰原本是云在地上的延伸。那汪浅灰，就是你我都熟悉的安大略湖。
透过侧面的玻璃墙，看见的就完全是喧闹了。多伦多真是个喧闹的城市。在夜还没有完全隐去，天还泛着初醒的潮红时，街已早早地进入了亢奋状态。那一幢又一幢钢筋水泥摩天大楼，在晨曦中密密集集方方正正地矗立着，一如棋盘上的格子。那些在楼和楼之间蚁队似的爬来爬去的汽车，恰如棋盘上匆匆过河的小卒子。河东的要到河西去，河西的要过河东来。似乎很有目的，又似乎毫无目的，而过河本身就是目的。这里的一切都被切去了边角，很是规矩敦厚，在一种介乎现代与古典、清晰与模糊之间的状态中生衍维持着。这里没有伦敦的渊远，巴黎的雅致，纽约的新异，东京的温婉。但这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气息，不趋炎附势，不附庸风雅。也许是这种独特吸引了你，使得你从千山万水之外一路追寻而来。
我办公室的门，是用涂过清油的原色橡木做的。凸纹处镶了两道细细的金边。门中间挂了一块镀金的名牌“马姬·汉福雷，资深记者”。下边还有一行字，是我拿一张白纸遮贴了。遮去的那行字是“博士，社会新闻学专家”。用来遮贴的那张纸其实也不是白纸，上面我用粗炭笔写了：“正在绞脑，请勿打扰。”报社里，只有我敢写这样的纸条。报社里，没有人敢对这张纸条加以评论—— 我再找一家报社，比报社再找一个我，总要容易些。
你失踪了。
这样的失踪案在鱼龙混杂的大都市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有时如风刮走一片叶子似的寂静无声，有时像石头砸进水面一样掀起一阵波动。你就是那块石头。虽然你现在不知去向，但你引起的波纹还在一圈一圈地扩散。
关于你的失踪，多伦多电视台城市新闻部是这样报道的：
照片上的这名女子，名叫温妮·黄，今年三十五岁。三天前离家上班，至今未归。你如果有温妮·黄的消息，或在近期内见到过该人，请立即与大多伦多市警察局制止犯罪专线联系。电话号码：299-2222。
多伦多的中文电台又是这么说的：
温妮·黄失踪已经四天，至今未有进一步消息。这是继今年九月吕伟绑架案之后，大多伦多市发生的第二起华人失踪案件。警察局十分重视此案，却不肯透露任何猜测怀疑。温妮·黄十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加拿大留学，失踪前系士嘉堡全科医院住院部的注册护士。
《多伦多星报》，也就是我工作的这家报社，却援引消息来源，说你在失踪前就圣诞期间值班时间的分配安排与你的上司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当然，你的上司，那个住院部里资历最老的护士长，完全否认你的失踪与这件事情有任何关联。她说你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却不太服管。诸如此类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对于你的失踪，警方和媒体都出动了“撒手锏”。警方派来管你案子的是查理·麦考利警长。麦考利是只老警犬，仗着破过几个难案，救过几个人，得过一枚总督亲自颁发的紫心勇士勋章，便很不把寻常人放在眼里。他只想知道你去了哪里，谁带你去的。他对你从哪里来的，你是怎样活着的，你为什么要到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之类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而这类事情，正是让我牵肠挂肚的理由。也许我和麦考利能殊途同归，走过扑朔迷离的歧路之后，最终在你失踪的那个地方相遇。也许我们是无法相交的平行线，永远各行己路。无论如何，我没有指望他的合作。我已做好孤军奋战的准备。
我那张七英尺长五英尺宽的办公桌上，你无所不在。左边那沓厚厚的文件，零零星星地记载了你从步入加拿大那天起的行踪。有时详细到某年某月某天某刻你去某家百货商场买某个牌子的内裤时签下的信用卡账单，和某年某个学期你在某所学校修的某门功课的分数。你大概不是个出奇聪明的女人，你在多伦多大学护理学院的成绩，至多算是中流。你的记忆力可能不错，所以你把需要推理的临床影像课，重修了两次，却将那门死记硬背的人体解剖课，考了一个满分。
桌子右边摆的那沓东西颜色尺寸各异，是你在各个阶段各种场所留下的照片。此刻我在看你那张坐在秋日的草地上，无什么情也无什么景的黑白照片。你不需要情也不需要景。无情无景的你本身就是一种情一段景。你真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女人。你的颧骨极高，头发极为浓重地爬了一脸。眉毛极长，一直伸进鬂角里去。鼻梁极高，嘴极大极阔。但最极端的，还是你那双眼睛。不在黑，也不在大，却在一个“亮”字。仿佛那眼睛后头有两扇窗子，正大大地开着，有些东西正从那窗里缓缓流淌出来。那眼神，如同美国南部曼非斯的黑人所创造的爵士蓝调，柔柔软软之间，流窜着一股暗暗的、不肯归顺的忧伤。那层忧伤像形成琥珀的松脂般包裹在你的四周，将你与时空隔离开来。在那片真空里，你的脸成为与时光脱节的脸，漠视着人世间沧海桑田时尚风貌的变迁。
我回忆起麦考利警长登在报纸电视上的那张寻人照片。那张照片里，你那两扇小窗是紧闭着的。我有种感觉，你并不愿意时时刻刻地把你的窗子打开着。你更有可能时常地将你的窗子紧紧地关闭着。不知窗开着的时候是真的你，还是窗关的时候是真的你？抑或两个都不是真的你，还有第三个你？
我办公桌上还堆着一摞各式版本各种比例尺的地图册。似乎与你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每一本地图上，我都圈出了你出生长大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温州，在中国的东南部，有山，有水，当然也有历史，悠远绵长的历史。像这样有山有水有历史的小城，在中国到处可见。这个叫温州的地方，对世界来说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对你来说却很重要。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你去了哪里，但我们至少已经找到你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你从哪里来，说不定是打开你到哪里去的秘密的第一把钥匙。我要好好研究一下你来的那个地方，沿着你的脚印，把你走过的路也走一遍，看能不能走到你去了的那个地方。
你叫温妮·H.N.黄。我的父亲安德鲁牧师和我的丈夫彼得教了我这么多年的中文，到底没有白教。我知道温妮不过是你图方便为糊弄我们这些“洋人”而随意起的英文名字，H.N.才是你中文本名的缩写。温妮是你漫不经心时披上的衣饰，H.N.才是你不肯轻易示人的胴体。华宁？惠妮？恒年？慧娘？荷凝？哪一个都可能是你的中文本名，哪一个又都不像。那几百种的可能性还有待我去一一排除。
到目前为止，你还只是一条“消息”。大多数人对你的过去和现在一无所知。我的任务是把你从白纸黑字的“消息”渐渐转化成有色彩的“人”。这中间我要把你从过去的瓦砾堆里清洗出来，还你一个本来面目。待到过去许许多多的未知在我的清洗之下终于成为已知时，我们也许可以从众多的已知中演绎推理出那个残留的未知来。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接你这个案子。自从彼得的事情之后，我一直回避有关你们国家的任何新闻，拒绝看有关你们国家的任何书籍，甚至连你们的方块字，都让我胆战心惊。我知道这不公平。彼得不代表你们国家。你们国家也不代表彼得。可是彼得和你们国家中间，搁置的是我的前半生。我既怕想起，又不能不想起。我渴望忘却，又恐惧忘却。促使我接手这个案子和几乎让我拒绝这个案子的，都是同一个原因。说起来你也许不会相信，那是因为你的姓。
那天看到你的姓，我就知道，我该为你做些什么了。我欠了彼得一个许诺，已经太久，太久。
你姓黄。你是中国人。你和我中间有个默契，那就是中国。
麦考利警长的秘书苏珊在电话上听起来大约只有十六岁的样子，见了面才知道是六十岁。
在打了五通电话仍没有找到麦考利之后，马姬终于忍不住报上了姓名。苏珊惊奇地拿手掩了嘴，说话便有些瓮声瓮气起来：“什么？你是马姬·汉福雷？是《多伦多星报》写社会专栏的那个马姬吧？知道，知道，太知道啦。你所有的书，除了那本最新的《神州太阳》，我家里都有。《矿工的女儿》《赤恋》《鲁西行》，我都看过好几遍了。哪天可不可以请你在书上签个字？”
马姬便知道上帝又一次垂听了自己的祷告。
“我手头还有几本精装的《神州太阳》，哪天我签个字，送一本给你吧。”
等苏姗响响地擤过一些鼻涕，手纸窸窸窣窣的声音安静下来时，马姬才敢说：“如果你能安排麦考利警长尽快与我见上一面，我把书一并带过来给你。”
苏姗的语气就有些迟疑起来：“麦考利警长被记者整惨过。你大概也听说过，上回《太阳报》那个人，把那样的事，也拿出来抖。他是再也不肯见记者的。若要想见他，除非你是冰球俱乐部的成员—— 他近来只和俱乐部的人出去吃午饭。”
“那你就告诉他，有个叫马姬的体育记者要来和他商谈交换冰球明星纪念品的事。我手头有温·格列斯基签过名的夹克衫，问他有什么可换的？”
半个小时后，马姬果真接到了苏姗的电话。“麦考利约你在‘枫园’旁边的‘小希腊’餐馆见面。别忘了，你是体育记者马姬。”
“小希腊”应了名字，果真是个小餐馆，统共不过十来张餐桌的样子，却在摆设上很下了些功夫。四壁都漆成海蓝色的，上面全是壁画。画上是些半裸着身子，晒得黝黑的南欧女郎，在爱琴海边上，或是饮酒，或是弹琴，或是吟唱。那些女郎们岂止是面容表情各不相同，就连那衣裳发式，也是一人一款，绝无雷同的，精致得像中国的工笔仕女图。精致并不止在墙壁上，屋顶也是极为别出心裁的。浅蓝色的一片石穹，中间挖出大大的一块椭圆来，镶上一块厚玻璃，专为观天。天色的蓝比那石穹的蓝深了一层，却又比那壁画上的蓝浅了一层。马姬仰着头看天，见那不深不浅的蓝中间，穿插着些飞丝似的白云，煞是好看。心中不免暗暗吃惊—— 这些年在多伦多城自己好歹也算是一支名笔，很是见过一些场面了，如何就漏过了这样一个绝妙去处？那麦考利警长能挑出这么一个地方来会她，大约不会是个过于粗鄙之人。
又见厅堂里穿梭来回的招待，都是清一色的俊男，也无一个女的。个头都是极高的，穿的是一式一样的白色硬领衬衫、黑长裤，束紫色腰围。头发也是一式一样的乌黑透亮，带些细碎卷。说起话来，微微地带些口音—— 想必都是南欧那些地带的人。人人手里都举着铜锣般大小的一个托盘，上头高高地堆着些杯盘碗盏。走起路来，竟跟水上漂似的，并看不出丝毫重量。其中的一个托盘，到了一张桌子跟前歇下，便嗖地冒起一缕青烟来。那青烟一眨眼的工夫，便化成了一股青焰。青焰毕毕剥剥地爆着，越腾越高，渐渐地腾成红彤彤的一团火球。那桌上的人见了，有惊骇的，有兴奋的，三三两两地竟鼓起掌来。那招待始终将托盘高高地举着，脸上也无半点恐慌。
“这是希腊餐馆的名菜，叫‘火烧奶酪’。”
有人在马姬肩上拍了一下。马姬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便猜着是麦考利警长。麦考利极高极壮的个子，上身穿一件浅灰色的马球牌套头毛衣，下身套一条烟灰色的多克厚布裤子，头戴一顶灰色毡帽。那毛衣哪管束得住一个将军肚？早将皮带顶到了小腹上。裤兜里鼓鼓囊囊的，像是掖了手枪。麦考利脸色酱红，双眉倒竖，如峰似剑，左颊隐隐有一道伤疤，从嘴角处开始，蚯蚓般地蜿蜒爬至眼梢，不笑时面相就有些凶险。一张脸上，除了眉毛，也就看见鼻子。鼻子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大，也不是因为高，倒是因了那颜色。从鼻梁开始，有一团红，由浅至深蔓延开来，在鼻尖上结出桃红的一颗果子来—— 一看便是贪杯之人。
果真不错，人也不落座，就拉马姬去了餐馆尽头的酒吧间。马姬推辞了几下，却推不了。“别弄出这副好女孩的样子来，好不好？你不喝，看我喝也行。一杯，就一杯，一泡尿就没了，喝不醉。”
两人便一高一矮地在酒吧的高脚凳上坐下。麦考利的两条长脚搭在地毯上来来回回地敲着拍子，马姬的双脚却高高地悬在了半空。那酒吧间暗蒙蒙地点了两盏昏灯，全无了外边餐馆的明亮幽雅。马姬突然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半晌才渐渐看清里头的景致—— 不过一排吧台和台上重重叠叠的玻璃杯瓶而已。
时日尚早，酒吧里闲闲地并无饮客，只剩了些音乐声嘈嘈杂杂地充填着多余下来的空间。有一黑一白两个女招待，正趴在吧台上对着昏灯百无聊赖地修剪着指甲。听见人声，就走近来，朝马姬一笑，算是招呼，便不再理会，眼睛只看麦考利。老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烟衔在嘴里，那黑妞早拿过火柴来凑得近近地点着了，麦考利的嗓音便含混了起来：“昨天你们使了什么招，把老麦克灌成那样？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的。爬着回到办公室，见了老总扯了衣袖就‘心肝宝贝’地喊，差点儿没把差事喊丢了。看他把差事丢了，拿什么来买你的酒。”
那个白妞听了，就跟那个黑妞说：“活该，谁叫他……”说了半截，也不说完，两人都尖声咯咯地笑了起来。
麦考利伸出两个爆竹棍似的手指，甚是熟稔地捏了捏那个黑妞的脸，说：“你们这两个，也别太精了。给你小费的时候，怎么就不说这话呢？”就要了一杯摩森淡啤酒，咕咚咕咚地便喝了约有大半杯，喉结葡萄似的上下滚动着。喝得够了，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递给那个黑妞。黑妞开了收款机要找零头，老头将脑袋一歪，两眼似笑非笑地眯了：“你若找个好地方收起来，那找头就归你了。”又转身对那白妞说，“你也别眼红，上回是你拿的，也没分些个给她。”那黑妞果真将那钱卷成极细极细的一卷，透过衣领塞进胸罩里去，胸罩就有些歪了。麦考利便嘿嘿地笑。
又如此这般地调笑了约有两刻钟，麦考利才转过脸来搭理马姬：“你专栏上的那张照片，可该换换了—— 像做了隆胸手术似的。见了人，倒没有这样夸张。”那黑白二妞听了，越发咯咯地笑将起来。
马姬的脸腾地烫了上来，知道老头子已经认出自己来了，只得将一口气咽了，等着脸上渐渐地凉了下去，才说：“《多伦多星报》要写一组公众人物业余爱好的文章，是冰球俱乐部介绍我来找你的。”没等说完，麦考利便问对今年的斯坦利杯联赛战绩有何看法。马姬搜肠刮肚地把临来之前去对门体育记者那里抄来的资料胡乱说了些，老头子听了，只是哼哈着，半晌，才说：“道格·基尔摩的球没法跟从前比了。再强再猛的人，也经不起夜夜那样折腾。”
马姬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道格新近才结了婚。她本想说：“他结不结婚夜里都忙。”又想这岂不中了糟老头的圈套？便索性不理他的茬，只说道格和他老婆拍的那个牛奶广告，真是璧人一对。到底是好莱坞的演员，道格的新娘子一招一式都像是场面上的人。
又叨叨絮絮地说了些冰球上的事，麦考利突然将酒杯倒扣下去，把一脸的笑收敛起来：“说吧，别再给我扯淡了。想打探哪个案子？保罗·林奇？还是温妮·黄？”
马姬一时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老头就叹了口气：“若不是为那几个馊案子，像你这样的女人，大街上碰见了大概都不会斜我一眼。看你也怪可怜的，耐着性子陪了我这些时候。”又对着那黑白二妞眨了几下眼睛，“算你走运，碰上今天我叫她们两个伺候得高兴，要什么快快开口，免得我一会儿又变卦。”
麦考利拿了账单，一边算着钱，一边套着大衣朝外边走去，胳膊抖抖地从衣袖里钻出来：“下午来我办公室拿资料吧。记住，你若敢对外头说是我提供的信息，哪怕是一个字，就有你吃不完的超速罚单。九十公里的速限，竟敢开出一百四十的速度。真是的，也不知得罪了谁，得着这么个车牌号码。”马姬的一张脸就绷不下去了，忍不住笑将起来：她的车牌号码是OX131313。
老头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贴着马姬的耳朵说：“以后别当着人面说那半桶水的话。道格老婆不是好莱坞的演员，温·格列斯基的老婆才是。还有，你不可能参加过女子冰球队。你是从巴萨地奈那一带来的，那地方一年有一场雪就不错了，雪在地上也就能停留五分钟，哪有什么冰呀？男人都不打冰球，还会有女人的事？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当记者的，圆谎的本事有多大呢。”
马姬又是一惊，那老头子如何就知道自己的老家在南加州？就缠着问，麦考利被缠不过，只好说了，声气上竟有几分得意：“只有那个南蛮子的地方，才会这么说‘咖啡’这个词。好好的一股气不从嘴里出来，倒都堵在鼻子里，像得了陈年老感冒似的。”
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而且多处颇为疏滑，所以时有塌方发生。土地大多斑斑块块地在裂隙和小溪流中间拥挤地铺陈着。许多地方的土壤看上去甚为富饶，然而陡峭的地形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阻碍了庄稼的生长。那儿没有几座真正的山，有的只不过是无边无际残缺不全的小丘。随着太阳的起落迁移，小丘的尖棱投下的影子和色彩在奇异地变幻着。到雾霭时分，就变成了宏大的紫色山巅，其间有幽暗的天鹅绒似的褶皱，一如旗袍裙裾上的褶子，一直延伸到无底的沟壑里去。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彼得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是在一个极为炎热的夏天。那个夏天里，家里的母狗莎皮在树荫底下吐了一季的舌头，树上的蝉鸣哑了几副嗓子。门前的红杉树在寂寞地绿着，等待着风。风却始终没有来。
那一年里，彼得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校服穿了一季，就短了，手脚长长地伸在衣袖裤腿外边。头发开始不肯顺服地硬挺起来，唇边也有了细细的胡须。洗完澡，女佣来收那些卷成一卷的内衣裤，彼得急急闪身进了自己的屋，竟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夜晚躺在大橡木床上，看着夜色浓重地吞浸了屋里所有的一切，静谧中他听见自己的骨头像种子破土般地发出爆裂的声响。他被自己突发的成长吓了一跳。似乎要掩藏一个巨大的秘密，他突然变得离群索居起来。
那一年成长起来的还不仅仅是他的身体。
彼得觉得他的智力也如那埋藏已久的种子，在许多季的孕育之后，突然破土而出，势不可当地生长起来。学校橄榄球队的比赛和市政厅前的露天音乐会已经不再让他兴奋。同学们成群结队的喧闹和空泛跳跃性的谈话使他渐感无聊。他发觉他的心里有了一个大大的空洞。为了填补这个空洞他焦躁不安地寻觅着一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历史的。博览群书的彼得渴望自己的思想能像云彩那样自由自在地遨游宇宙，却痛恨那禁锢捆绑了思想飞翔的躯体。
彼得在屋里待腻了的时候，就爬到红杉树上看书。红杉树是在彼得出生时栽下的。有一年，在一场暴风雨中，雷电击伤了树身，留下一块巨大的疤痕。在那以后的岁月里，生命绕过焦黑的疤痕，悄悄地固执地繁衍开来。新绿在焦黑的周围炫耀着生命的顽奇，焦黑在新绿的边缘展现着死亡的颓丧。彼得的红杉树在一绿一黑的交织中无声无息却触目惊心地传递着关于生命的真谛。红杉树旁有架小木梯，木梯尽头的树杈上有一个漆成黄色的鸟窝。鸟窝是汉福雷庄园的家族牧师安德鲁用木头做的送给彼得的生日礼物—— 安德鲁牧师在还没有成为牧师的时候曾经跟人学过木匠。在小木梯上彼得曾有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的傍晚，等候着林雀、乌鸦、百灵、野鸽子和其他一些不知道名字的鸟儿，在一天的劳碌之后归来，钻进鸟窝歇息寻食。鸟儿对他很熟悉了，有时就栖息在他的手掌上啄食。那些流水一般的啁啾声和微热的羽翅，曾经给过他多少无由的慰藉啊。可是现在彼得爬上红杉树，却不再是为了鸟，甚至也不是为了乘凉。树给了他某种角度和心境，让他在眺望加利福尼亚青灰色连绵起伏的远山时，能想象着隔洋那边的景象。
彼得读的是一本旧版书，封皮下方有一片广袤的布满龟裂皱纹的土地。上方是一片深黑的夜空和夜空里一颗孤独却异常明亮的星星。封皮外边又包了一层封皮，只因为那颗星星是红色的。
那年彼得刚满十三岁。朝鲜战争已经偃旗息鼓。麦卡锡参议员虽然早已下台，大清洗政策的阴影却仍如日落之后的云霞，还在天边隐隐现现。美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异常地安静。安静得让人惊惶失措，安静得让人轻易不敢有打破安静的想法。任何关于红色的提示，仍能引起令人心悸的联想。
汉福雷农庄一千多公顷的土地丰收在望。田里种下的，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在成熟。以红杉树为中心画一条宽宽的分界线，左边种的是蔬菜，右边种的是水果。蔬菜里浅绿色的是芽菜球，嫩黄色的是椒子，深绿色的是芥蓝。深深浅浅的黄和绿中间，是大片大片艳红的西红柿。无风无雨的炎热里，绿的、黄的和红的都慵慵懒懒地焦灼着。墨西哥边境的季节工已经拖家带口地来了，却还没有开工，正在路边的凉亭里无精打采地等着烈日西下，风凉起来时才下地去。偶尔有孩子用西班牙语问话，大人一遍又一遍地拿草帽扇着凉，连头也懒得抬，回话自然就免了。
彼得家的农庄里出产的蔬菜，十个季节工家庭一天还摘不空一个角落。从季节工手里摘出来的蔬菜，稍事包装，贴上“加利福尼亚阳光”的标签，近的就运往美国、加拿大各地，远的就运至澳大利亚、新西兰。这里出产的蔬菜使得汉福雷家族在战后的大萧条年代中依然跻身富豪。可是，真正让彼得一家出名的，是果园而不是菜园。
说是果园，其实单单只种了一样果子—— 葡萄。彼得家的葡萄，不是为卖，而是用来制酒的。汉福雷家族出产的，是加利福尼亚最好的红葡萄酒。
汉福雷家族，和许多别的家族一样，在起初的时候，只是由一人组成的。
彼得的祖先约瑟·汉福雷于17世纪后叶沿着“五月花”号轮留下的水迹登上北美东岸。和当时的大部分移民不同，约瑟既不是受天主教迫害的新教徒，也不是逃避酷刑的罪犯。约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纯粹的探险家，只不过探的不是金银财宝而已。
约瑟原来是英国南部一个小镇上的教书匠。在熟读多遍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小说后，约瑟突然发现小镇拥挤刻板的生活如同一件剪裁得太紧的贴身背心，窒息了他的心，钳制了他的想象力。他渴望有一片广阔的地平线，好展开他雄心勃勃的视野；他期盼有一块人烟稀少的空间，好让他与天地万物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对话。约瑟那一脉孤独浪漫又略带了一点伤感的热血，在沉寂冷漠了许多年代之后，终于致命地传到了小彼得的身上—— 那是后话不提。
汉福雷家族的鼎盛时期，是在约瑟的五个曾孙联合决定离开曼哈顿，向当时尚地广人稀的西部迁移时形成的。大小二十八口人分散在十一辆马车上，马蹄踢起的沙尘遮天蔽日，逶迤数里。行李在车尾积攒了厚厚的，跨越了十几个州的灰尘。同姓汉福雷的五个分支，命运却是如此的不同。其中最年轻的一支是一对刚成婚的夫妻，还未抵达目的地便夭折在一场铺天盖地的瘟疫之中。面对茫茫天涯路，传闻中的金矿如海市蜃楼，远远地看见了，却始终无法触摸到手。另外两支汉福雷渐渐地就将耐心磨薄了，在烟酒赌博中耗尽盘缠，于贫困潦倒间不知所终。最后终于在1849年的淘金热潮中立足加州，并迅速积攒了巨额资本的，是剩下两支汉福雷的后代。这两支由于其中一支没有后嗣而合并成了一支，那便是著名的加州葡萄酒商汉福雷一家。
汉福雷家族的酿酒业，传到彼得的父亲老彼得·汉福雷手里时已是第五代。从葡萄的选种、栽种、收获到果汁的压榨、发酵、装桶入瓶乃至最后的包装上，都有一套说起来甚为荒诞的繁文缛节—— 加州所有的葡萄酒商几乎都有这样一套的繁文缛节。可汉福雷酒庄是与众不同的。汉福雷酒庄的不同之处，是在装桶的奥秘上。确切地说，是在制桶的奥秘上。加州其他的酒庄，用的都是本地产的橡木酒桶。高级些的，用的也不过是从南部的田纳西州或弗吉尼亚州运来的橡木。而汉福雷酒庄的酒桶，用的是从奥地利南部海陆联运来的橡木。这种橡木树干直，树肉紧，不透气。红酒存进这样的桶里，待过六七四十二个星期，里边的酒汁渐渐吸吮了橡木的精华，便有了一股淡淡的香草味道。出桶后滑中略带一点黏，初入口清淡如泉水，过后才是满口余香，经久不散。汉福雷家的酒，寻常百姓是买不起的。当然，汉福雷家的酒，本来也不是为寻常百姓酿的。
汉福雷家族不是暴发户，所以汉福雷酒庄里，连管包装设计的工头，都在欧洲得过学位。老彼得本人获取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学位，平日往来无布衣。老彼得一生中最美丽辉煌的时刻，莫过于在别墅的大酒窖里，招待杜鲁门总统伉俪。那天总统询问了许多关于品尝名酒的奥秘。老彼得一时兴起，便送给第一夫人一瓶1857年酿下的红葡萄酒。
老彼得一生娶过三个老婆，离过两次婚。三次婚姻留下的唯一印迹，就是儿子小彼得。也许人丁不旺是历代汉福雷的传统，三代独出的小彼得并没有得到格外的注重。小彼得从出生开始就在保姆和管家的手中传来传去。和母亲的见面在一天一次的晚餐时。铺满红蜡烛的餐桌，远远地隔开了彼得母子。朦朦胧胧的烛光中彼得看不清母亲的脸，却隐隐约约知道母亲是美丽的，也是孤独的。母亲原本是泥土和旷野的造物，室内时的母亲就成了完全另外一种样子。这时母亲脸上的美丽是一种苍白的、不见天日的美丽。即便那样温柔旖旎的烛光也没能够染红母亲的唇颊。美丽并不可怕，孤独也不可怕。但是美丽和孤独联在一起的时候，是何等残忍的一种可怕。所以彼得始终不敢正视母亲的脸。
与父亲的见面往往不在餐桌上，而是在酒窖里。酒窖极深极大。一面墙上挂着历代州长与汉福雷家族的合影；靠另一面墙壁的，是一个橱窗。里面摆设了一顶布满泥尘的牛仔帽，一支铁锈斑斑的来复枪，两块几乎磨穿了的马掌，和一张焦黄字迹不清的地图。这都是当年汉福雷家族从东到西的大迁移中留下的历史见证。每当老彼得走下酒窖的石阶，点亮窖顶的枝形吊灯，站在壁前与古人交谈时，小彼得似乎看见过去和现在神奇地在酒窖里交织相会，在老彼得的眼中凝结成两个亮亮的斑点。
“儿子，可惜汉福雷们再也没有地方可去了，我们已经走到了大洋的边上。”
有一天老彼得从陈列柜里拿出祖先的那顶牛仔帽，细细地擦拭上面的灰尘。刹那间小彼得心头一热，嘴唇抖了抖，想说：“大洋并不是尽头，那边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天地呢。”可是他终究没有说。
老彼得能和小彼得说的，也只有酒经。当老彼得的思绪在酒汁的泡浸中变得闪烁跳跃、情不自禁时，小彼得的眼光却茫然地散落在不知名的远方。老彼得很早就知道儿子对酒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灵性。于是老小彼得之间的话便越发少了起来。
小彼得有话，只和安德鲁牧师说。安德鲁青春丧偶，孤身住在汉福雷家族的教堂里。小彼得出世时，安德鲁是除了母亲之外第一个听见婴儿哭声的人。那天母亲阵痛发作时，父亲正在游艇上享受地中海的阳光。是安德鲁牧师带母亲去医院的。母亲那时候像母鹿一样年轻健壮，还没有把产床躺暖和就把儿子生下来了。当护士把包在白细布被子里的婴儿抱过来放在安德鲁怀里时，他两臂僵硬，双唇颤抖，仿佛在拥抱一件易碎物品。那神情竟像一个初为人父的毛躁男人。其实安德鲁牧师的确是初为人父。他的妻子在生产后不久便死于猩红热，女儿马姬只好暂时寄放在外祖母家里抚养。汉福雷夫人和她的婴儿很容易让安德鲁牧师想起一些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主动提出要做彼得的教父。
在彼得开始牙牙学语时，他就教彼得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彼得开始走路时，他就教彼得在后院种向日葵，在树林里闭着眼睛分辨鸟的啼叫声。稍大一些的时候，彼得便来找安德鲁牧师结伴打棒球—— 彼得很小就知道有些事情只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女人永远插不进去。再后来彼得找安德鲁牧师，就不仅仅是为了打球了。彼得发现了牧师的藏书里，另有一片任何汉福雷都不曾听说过的天地。
汉福雷家族的别墅是极大的。光煮饭、打扫、剪修花草的下人，就有二三十个。小彼得的卧室和他母亲的卧室之间隔了两个房间，母亲和父亲的卧室之间，隔了一层楼。每逢父亲在外边与他的国会议员朋友们欢宴回来，那辆劳斯莱斯黑豹似的驶进大门，早有女佣通报进去。所有的下人都在西班牙式的白色长廊前站齐了，垂首弓腰，齐声道过：“汉福雷先生晚安。”这种场合，彼得通常是不用在场的，因为彼得睡下了。
彼得睡下了，却又没有睡着。彼得掀开窗帘的一角，看见了下人们恭恭敬敬地等着劳斯莱斯泊进车库，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门廊里，才敢散去。连散也是静静的，如轻风里的灰尘那样。彼得听着父亲的脚步在楼梯上响起，经过母亲的房前，又消失在另外一层楼梯上。在夜复一夜的脚步声里，彼得没有听见父亲吹过口哨，或唱过歌。彼得蜷着身子躺在大橡木床上，觉得自己置身在一个硕大的隔音室里。汉福雷庄园如同一面没有间隔绵长环绕的优质绝缘墙，无声无息地吸收了一切与情绪有关的声响：比如笑声，比如叹息，比如哭泣。
尽管他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尝过了生活的苦难，但他们也许还太年轻了，苦难并不能把他们压倒。在我看来他们是相当快乐的。也许他们是我一生中见过的第一群有意识地快乐着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消极的随遇而安是社会的常规现象。但是更高一层的快乐感受，即一种超越基本生存之上的积极态度，却倒真是罕见的。
在（行军）途中他们几乎整天歌唱，歌儿一曲接一曲源源不断。他们的歌声是自发的，并没有人指挥。只要有人心里有所感动，或者突然想起一首合情合景的歌，他就会突然放声高唱，他的伙伴也会立即和声加入。在晚上他们也整夜整夜地歌唱，唱着沿途学来的新民歌，当地的农民便拿出弦琴来为他们伴奏。
在斯诺之前，彼得不知道世界上的土除了黑色之外还能有另外一种颜色。他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土地，能比汉福雷家族的农庄更为广袤无边。他也不知道，世界上的土地被造物主所造，除了生长庄稼之外还能被荒芜着。他自然不能理解，在那样广袤荒芜的黄土背景里，有一些如此贫穷的人，为了一个简单得甚至不能称为理想的憧憬和盼望，如此快乐地行走斗争着。
“安德鲁牧师，为什么贫瘠的土里能长出这样富有的东西？”
少年彼得的眼中充满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