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推开一间办公室，动动下额，示意周恩来进入。
周恩来一进门，就看见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仰坐在靠背椅上。杨梆子斜起眼睛，不屑地看看进门者，他说：你代表谁呀，小兔崽子？
浓密的头发与络腮胡遮住了周恩来的大半张脸，唯有眼神仍然锐利，犹如刀剑，但是杨梆子感觉不到锋芒，小兔崽子能有什么刀有什么剑，杨梆子要摆平这个小兔崽子。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上海的这个月里，被无理关押在天津直隶省警察厅长达七十余天的周恩来，终于秘密地串联起他的难友，作出了一项果敢的决定。他觉得他必须有所行动，现在，他要把这项决定面对面地告诉这个决定关押他的人。
“怎么不说话，小兔崽子？”
“我今天见你，是代表先后被捕的二十四名天津爱国学生！”
“你今天就代表你自己吧，小兔崽子，有什么屁快点放。”
“我们全体被捕学生，决定绝食！”
“绝食？”警察厅长惊愕了，一敲桌子，“在我这里？你们绝食？敢？！”
“我告诉你，警察厅长先生，你们拘捕我们两月有余，既不交法庭正式审判，又拒绝释放，我们认为，第一，这是明目张胆违背民国约法！第二，这是公然违反新刑律的规定！”
周恩来尽量把话说得很平静。这两条理由说得越平静就越有力量。
“好一个刁嘴之徒！”杨梆子干笑一声，把眼睛迷细，细细察视这个胡子拉碴的刁顽之徒。世道果然变坏了，他想，年纪这么小，就敢咬得这么狠。“你懂法还是我懂法？！”
杨梆子没有料到他的这个小兔崽子突然发作了，只见周恩来猛然举起带铐之手，往下狠狠一劈，铁铐便击在木椅扶手上，咣当一声，如同被刀劈一样将木椅削去一只角。周恩来吼：“我们限定你们警厅在三天之内发往法庭进行公审，否则，我们全体绝食！由此引发所有后果，你警察厅长杨以德负全部责任！”
杨梆子顿然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对手看来是有相当准备的，他待了半天，正待发作，后腰被人轻轻戳了一下，此时他便听见了一个警官的耳语：“厅座，天津各报馆记者二十多人已集聚门外，要求紧急采访杨厅长。”
“采访什么？不采访！”杨梆子觉得有点突然，也敏感到狱内狱外已经有了勾连。
又来一个警官，推门而入，蹑手蹑脚走到杨梆子身后，说：“禀报厅座，来了许多学生，都在门外，闹事的！”
“许多，多少？”杨梆子瞪眼睛。
“许多，许多，一大片，数不过来，还有许多小旗子，红红绿绿，十字路口都堵了。”警官有点语无伦次。
坏了，杨梆子的神经本能地一抽，看来又是一场大戏。自打去年五月以来，天津市面三天两头不安分，再怎么捕怎么压都难见太平，坏了，又要挨段祺瑞训了，只要天津地面一颤，段府的电话线就跟着颤，然后他杨梆子脑门上的青筋也跟着颤。
“我话说完了。”杨梆子听见周恩来又这么说，也看见他从敲破的木椅上站了起来。“我要回去了。”
杨梆子说：“你坐下。”
周恩来以命令的口吻对警察说：“前头带路，回去！”
“慢！”警察厅长站起来，“周先生，我们是不是再谈谈？”
这时候他的口气已如落入汤锅的面条，不能不一下子软了。
周恩来头也不回：“可以谈，三天之后。”
这兔崽子，杨梆子久久摸着下巴，看着这个小年轻的背影，这兔崽子有谋略呢，知道收放呢，知道张弛呢，大起来若能拉一支队伍，跑不了能当个段祺瑞。
杨梆子后来的三天，过得越来越不是滋味。到了第四天头上，警察厅门口又来新花样了，值勤警官慌慌张张向他报告，说是有人自愿投牢，想当囚犯，还不是一个两个。
杨梆子问有多少人，说是二十四个，有男有女，全是学生，都带着铺盖，说是铁了心了。
这次带着铺盖冲击警察厅的举动，是邓颖超的策划。牢里的伙伴们，一直使邓颖超牵肠挂肚。她前几日对妈妈说，她要学朝鲜的安重根了，妈妈还没弄清楚女儿的真意，邓颖超已经在三天后开始了“直接行动”。带铺盖的行动，极具个性，报馆记者喜欢，所以邓颖超事先联系了他们。
砰！一只鼓鼓囊囊的铺盖置于警察厅门外，溅起一股沙尘，其后一个女学生便稳稳地坐落在铺盖上。然后，又是一只铺盖落地，又坐上一位女学生。尽管守卫在门口的警察大呼小叫“不准放！不准放”，越来越多的铺盖仍然无视禁令，直至密密地封堵住了警察厅的大门。
二十四只铺盖和二十四个坐在铺盖上的学生吸引了密密麻麻的路人，报馆记者用各种角度拍照，邓颖超看起来就是个挑头的，所以她被拍了好几个特写。各校学生来了上千个，纸旗摇得天都花花绿绿了。
警察拥出大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杨梆子则站在窗玻璃后头观察，心里烦躁。他观察到一个白衫黑裙的小姑娘特别活跃，兔子一样蹦着，跳着，一忽儿坐在铺盖上，一忽儿冲向刺刀，用胸膛抵着，手指直点警察的鼻子，凶得很，杨梆子听不清她在喊叫什么，只在想，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教出这么猖狂的小姑娘来。
邓颖超喊叫的是一遍遍的大白话：“什么人敢带铺盖？不怕死的才敢带铺盖！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你这把吓唬人的刺刀吗？”
举刺刀的警察手软，刺刀一寸寸后退，邓颖超则步步进逼：“我们二十四个学生带二十四个铺盖，就是为的坐牢！我们自愿坐牢！我们愿意替换关在牢里的二十四个学生！天津的监牢太有名气，关人不审讯，抓人无罪名，我们愿意见识见识这样的监牢！”
“讲得好！”民众喝彩，报馆记者也喝彩，人们挤到邓颖超身边，像围追一位明星。
步步退后的警察突然一拉枪栓，声嘶力竭吼：“散开！不准闹事！你这个小姑娘，你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
邓颖超回身几步，抓起铺盖，顶在头上，声嘶力竭大叫：“坐牢去啊！”
二十四只铺盖呼啦一下子顶在二十四颗头颅上，二十四个嗓门一齐尖利利地嚷：“坐牢去啊！”
“娘的，”杨梆子急得在窗子后头跳脚，“一个女娃都顶不住！给我顶住！开枪！”
警察果然是开枪了，朝天开了好几排枪，又挽手结成链子，才得以把那些发狂的铺盖一直挡在大门之外，弄了好几个钟头，学生和民众才散去。
晚上，精疲力竭的邓颖超在被窝里搂着母亲说，其实，她不是不感到害怕，而是害怕，很害怕。
杨振德其实也就在现场。她是听到消息之后，扔下缝纫机赶往警察厅的，但是她没有拉女儿。她一直在圈子的外面看着，她为女儿的胸脯与刀尖之间的距离感到骄傲，她当时就判定警察不敢下手。女儿这一辈的斗争方式比父辈要高明多了，她的父辈们牺牲有时候太快，民众还没有看清楚怎么回事他们就已经倒下去了。
“是么？”母亲奇怪了，用手掌托住女儿的双腮。“我怎么一点也没感觉你害怕呢？你用胸膛顶着刀尖向前走的那会儿，我看你脸色，没见一点害怕。”
邓颖超说：“妈妈，我害怕的不是刺刀，我害怕的是我们年轻人的斗争总是没有胜利。真的，妈妈，我们不怕流血，真的不怕，可是，太惨了，我们流下的血，总是不能使花儿开放。”
母亲紧紧搂着女儿。女儿又说：“周恩来在牢里，也怕。他说，他不是怕绝食，不是怕警察厅长，只是怕斗争没有个头。自打去年以来，我们冲锋陷阵一年多了，中国还是那么黑暗，军阀还是那么猖狂，民众呢，还是像牛像马像羔羊。妈，你说，哪儿是头呢？”
“是啊，”母亲忧伤起来，“自你爸爸走了之后，我也总想，你爸爸的血不会白流的，可是我今天又差一点看到女儿流血。咱国家呀，天那么大，地那么大，怎么就没见着哪儿有光明呢，哪怕一线线呢！”
听着母亲的这些话，眼泪就顺着邓颖超的脸颊流下来，流到嘴边，咸咸的。
“小超，别哭，你已经很勇敢了。”
“周恩来也很勇敢，可是他还是被关着，而且绝食了！还有，他的学籍，也已经被开除了！”
母亲默然。她也听说了，周恩来一个，马骏一个，均被南开大学开除。还有一个马千里，一个时子周，也被迫辞去了教职员职务。学校，打骨子里说，也是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说超脱，那是有限的。
邓颖超又抱着妈妈抽噎起来，她一时觉得非常伤心。
这一伤心在七月十七日这一天却转化成了喜悦，邓颖超火急火燎赶往天津地方审判庭的时候，带着一只粉红色的花环。花环是她自制的，她在前一天亲手采集了许多带露水的杜鹃花。她与许多同学料定周恩来会被判为当庭释放，天津当局在对抗舆论和民众方面，已经力不从心了。
但她从旁听席上看见周恩来与他的三个同伴一个接一个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还是禁不住心里发酸。她看见他们四个人全都骨瘦如柴。
小铜铃叮叮叮一阵猛摇，法官连呼“安静”，然后便拉着腔调问：“被告周恩来，你带头聚众冲击直隶省公署办公室，扰乱政府正常秩序，知罪否？”
“我知罪。”周恩来点点头。
旁听席顿起喧哗。邓颖超心里一个咯噔，也瞪圆了眼睛。
周恩来随之仰脸，大声说：“我知罪，是因为我已经明白在天津、在中国，什么叫做犯罪。什么叫做犯罪呢？爱国是犯罪！抵制日货是犯罪！谴责日本浪人的暴行是犯罪！保护民族利益，向直隶公署呼吁、要求见公署专员是犯罪！”
满堂起波涛。许多人哈哈大笑。
法官摇铃，说：“被告太过分了，公然混淆是非！”
“既然本人混淆是非，所举之例，均非犯罪，那么试问，警察用枪托殴打学生使他们流血是不是犯罪？警察厅拘捕社会公共团体的成员并且几个月不予审讯是不是犯罪？”
“今天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法官越来越恼。
“当然是我审问你！”周恩来举手直指法官，“真理在谁手上，谁就是法官！今天是我代表真理，代表爱国学生和爱国民众，审判一切践踏民权的兽行！”
法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有心想让事情了结，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天津的司法已如渔网一样漏洞百出，但他也觉得不能全失面子。他昨日接到了方方面面的电话，明白今天演的是终场戏，他只知结局，但是不明对手戏的戏子也不明戏谱。一时间，他竟不知如何举手投足。中国的法官是世上最难当的法官。
“你知罪否，被告？”他又干巴巴一句，他知道自己的声音已经非常乏味。
他的声音已经混在压抑不住的喧闹之中，黑白两色的法庭里现在已是一片缤纷。青年人手中的鲜花纷纷飞过围栏，抛在四个精瘦的青年人身上。
邓颖超爬在黑漆斑驳的围栏上，喊一声“五号”，然后也扬手就扔去了花环。周恩来顺势弯了弯腰，花环竟然准确地从他头顶而落，挂直胸前。旁听席上的学生与民众大拍巴掌。
也有好几朵鲜花抛向法官的，那是几个男学生扔的，他们手劲大，湿润的花瓣擦着法官们的油脸以及他们的黑袍的时候，三位审判者顿然间有了一点给面子的感觉。“周恩来、马千里、郭隆真等人妨害安全及骚扰一案，经本庭审理，宣布期满释放。”主审法官立即扯着嗓子说。他说得很快，说完就起身离席，离得也很快。他们消失的时候法警也消失了，就像一些黑鼠刹那间全都进洞一般。
围栏被挤倒了，旁听者如潮水一样拥向被告席。一面写着“欢迎被拘代表出狱”的大红旗帜抖了开来，左右飘动，如花一样盛开在法庭上，让报馆记者们啪啪啪地拍照。
邓颖超忽然蹲在地上，哭了。她忽然觉得再也没有气力爬围栏了。这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她听见审判庭外有九辆汽车喇叭齐鸣，等着载送出狱代表去天津商会，那里还有欢迎大会在等着。她知道周恩来此刻已经被许多肩膀扛着了，也知道周恩来正在向四面八方招手，这就够了，她这几个月来的不眠之夜统统值了，更何况周恩来的脖颈上挂着她精心编织的杜鹃花环呢，她流了很多眼泪，直到所有的人都如潮水般退出了审判庭之后，她才从两排坚固的椅子中间慢慢站起来。这时候有一个女人穿过水门汀的甬道，走到她的面前抱住了她，这是她的母亲杨振德。
邓颖超的心意开始放在毛线上。针织，恐怕最能体现感情的细密。
一个月之后，杨振德买来几个大萝卜，汗淋淋地推开家门。她发现女儿一如既往，仍旧坐在卧房窗边，安安静静织她那件棕黄色的毛衣。
毛衣已经织成，女儿现在是用蓝色丝线在毛衣上绣字。
母亲放下萝卜，来了好奇心：“小超，绣什么字呢？”
“不给看！”
“不看不看。”
“看吧看吧，没什么了不起，同学友谊嘛。”
母亲取过宽大的毛衣，看女儿绣上的六个蓝色小字，字迹细腻而端正：给你温暖，小超。
“给谁温暖呢。”
“不说。”
“不说不说。”
“刚才不是说了嘛，同学友谊嘛！”
“大热天的，就送毛衣了？”
“他要漂洋过海。”
“谁呀？”
“又问谁了，不说嘛！反正他要漂洋过海，要去法兰西。”
“勤工俭学？”
“我若筹得到钱，我也要去。妈，记得你给我念过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妈，国家那么黑暗，怎么求解放，怎么争自由，青年人谁不在想这个问题，谁不想求取真理？我是很支持他去的。”
“是啊，年轻人，该有志气。”母亲应和着，进厨房去了。她心里有些不踏实，漂洋过海，这可不是小问题。其实，她很知道女儿这件礼物是送给谁的。
杨振德开始切萝卜，切着切着，就听见房门响，有人在敲，接着又听见女儿开门的声音和快活的招呼声。
“伯母！”一会儿，一个年轻人的头探进厨房。果不其然，是周恩来。
“啊，周恩来，你请坐！”杨振德说，“小超，给客人沏茶！”
杨振德继续切萝卜，但是切得很轻。她尽力捕捉着卧房里传来的谈话。她听见周恩来在说：“谢谢你，一号。这件毛衣，一定伴随我去法兰西。”
她又听见女儿问：“你那首诗真是给她的？”
她于是一惊，而坐在客厅里的周恩来也是一惊。周恩来问：“哪首诗？”
邓颖超不言语。许多事不问也罢。算了，不问了。但是敏感的周恩来猜出来了，那是他六月初在河北地方检察厅看守所里写的，觉悟社社员李愚如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便给她写了首诗，托人带出大狱，那诗里有这样的句子：“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邓颖超想不问，后来打熬不住，又问了他，问他去法国，目的之一，是不是为了“或者能把你看”？
“我是去求学的。”周恩来搓搓手，表情严肃起来，“一号，你知道，在监狱里，我们组织了几十次晚间演讲会，我讲了好几课，先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后来讲阶级斗争史，后来又讲马克思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但是我还是讲不透啊。我必须到法国，到英国，到德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工业是不是像时子介介绍的那样，去看看那里的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我必须去感觉马克思的博大和深刻。我就是这个目的，我没有别的目的。”
“好了你别说了。”这时候杨振德又听见了女儿的声音，“四季冷暖，你自己当心。”
然后又是周恩来的笑声：“看你，小大人似的！熬过炼狱的人，还能照顾不好自己？我虽说是个独身主义者，但是，独身，并不是说不善待自己。”
女儿沉默了。杨振德听见的是长久的沉默。她琢磨得出女儿此时隐秘的心思。接着，她就听见了客人的告辞的声音。
“伯母，我走了！”周恩来微笑的脸庞再一次探进厨房。
“请再来玩！”杨振德满面笑容说。
客人出门之后，杨振德怔了半天，她忽然觉得自己应当对这个英俊的年轻人说些什么。于是她放下菜刀，解下围裙，急急推门出去。
外面热，满街烈日。杨振德紧着快走几步，追上了夹着毛衣的周恩来。
周恩来站住了：“伯母？您也出门？”
杨振德将周恩来拉到树荫下：“太阳大，这里站一会吧。我有话说。”
“伯母，您说吧。”
“你父母还健在吧？”
周恩来笑笑，说：“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过继给了叔父。但是我的继父还是很快就过世了。我生母，是在我九岁的时候过世的，第二年，我那个很会讲故事的继母也过世了。”
杨振德心里说：可怜的孩子！她又问：“你是江苏人？”
“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是浙江绍兴。伯母，为什么问这些？”
杨振德踌躇了一会儿，说：“恩来，我女儿她，她年纪还小，她也从来没有对什么同学表示过什么。我从这件毛衣上，能体会到我女儿的一种心情。”
周恩来的脸色有些不自然。他看看烈日下的街道，街道上踏踏踏跑着的洋车，又看看自己的鞋尖。
“当然，我也听见了，你是独身主义者，不会有成家立业的观念。但是，我希望你理解我女儿的这份心情。她从小就失去了父爱。”
“伯母，您的女儿，虽说年岁小，可是她很成熟，她甚至敢用身子去顶杨梆子的刺刀。她的热情，她的魄力，她的对真理的追求，使我一直很敬重她。”
“希望你在天涯海角，也能记住我们这个家庭。”
“我记住了，伯母，”周恩来伸出手，握住对方，“我从小就没了母亲，我看着您，也就像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样。伯母，您一定要把小超照顾好，我不会忘记我在天津的这段生活，不会忘记小超带着铺盖冲警察厅的壮举，伯母，真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走吧，恩来，多保重。”杨振德舒口长气，招招手。她一直站在树荫下，目送着这位青年的矫健的背影，她觉得自己多多少少为女儿做了一件事情。后来女儿好几次追问母亲对周恩来说了些什么，母亲淡淡地说，没说什么啊，我跟他说，漂洋过海的，要多注重身体！
这一天，在浙江省的萧山县，一对露出皮肉很多的男女在太阳底下游泳，边游边咯咯咯笑，一点也不含蓄，而且还很有些肆无忌惮的样子。他们的招人围观，不光是身上皮肉暴露的问题，更惊世骇俗的是身份的问题，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儿媳。
这是一个清粼粼的大池塘，现在塘边已经围着了一大帮男女老少，尽管这样的场面这个月已经发生了不下十回了。这个水花飞溅的池塘位于萧山县的衙前乡，知了在围观者的阵阵惊叹声中叫得很欢。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正当中国大批有志青年纷纷漂洋过海去西方寻求救国强国之路时，陈独秀在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踏踏实实地开始了组建共产党的过程。八月份，他决定召开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出席者之一，就是扑腾在这个池塘里的一个泳者。
泳者作蛙状，蹬腿有力，他一时没有听见急匆匆奔来的一个瘦高个青年的喊声：“爸爸，上海陈先生叫你回上海去！”
这是儿子沈剑龙的喊声。沈玄庐在儿子叫第四遍的时候，从水里探出头来。他的媳妇此时也探出头来。这是个十九岁的年轻姑娘，她也听见了丈夫的声音。
自然，公公与媳妇身穿内衣裤衩，同游一池，在中国是件极稀罕的事，但对于萧山衙前乡的这个池塘，却已是发生多起的事。沈玄庐的媳妇叫杨之华，刚嫁给沈剑龙不久。沈玄庐创办农民学校，不能不招徕一批思想新颖的教员，杨之华就是一个，她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先是教书，后来马上就收了儿媳妇。
沈剑龙看见了两颗黑脑袋，又喊：“爸爸！”
沈玄庐双手急划一阵，双脚踩稳了池塘，仰起脸，怒气冲冲地纠正儿子：“沈玄庐！”
儿子急忙改口：“沈玄庐，上海陈独秀捎来口信，要你明天就回上海，要开会！”
沈玄庐划到塘边，走出池塘，一边用手巾擦着湿淋淋的身子，一边大声训斥儿子：“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民主须从一家一户做起，天下人皆生来平等，无分上下，应一律直呼其名，以示民权，听清楚没有？”
儿子说：“听清楚了，沈玄庐。”
杨之华也上了岸。内衣很窄，显露出了她的苗条的身躯。她也没有注意围观者的小声的嘁嘁喳喳，或者说故意不去注意。
沈玄庐转向她：“你也听清楚没有，杨之华？”
“听清楚了，爸爸。”媳妇捋捋淌水的短发。
沈玄庐瞪眼：“沈玄庐！”
杨之华忙说：“听清楚了，沈玄庐！”
沈玄庐擦干身子。他看见池塘边的那些佃农像看西洋镜似的看着光膀子的自己和自己的光膀子的儿媳妇。
“看什么？”沈玄庐对观望的农人们喊，“好看吧？念一首我沈玄庐的名诗给你们听听！”
农人们大声叫好。对沈老爷经常出现的怪异举动，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沈玄庐念自己的诗。他是诗人，近来在写一首长诗，取名《十五娘》，正写得酣畅淋漓，而他此时念的是自己的一首极短的诗，诗虽短，但他自己很满意，已在不同场合朗诵过多遍。于是他很大声地念，辅以手势，抑扬顿挫：
赤裸裸的天，
赤裸裸的地，
赤裸裸的人！
何处藏身？
不必藏身，便是藏身！
藏身处，不知道是天是海，
只是光明！
“好！”喝彩声热热烈烈，也不知听懂没有。
“诸位，我奉劝大家，不要眼睛看斜了，”沈玄庐挥着手中的手巾喊，“这是一个池塘，不是一张床。若是一张床，我沈玄庐今天就不能跟儿媳妇下水。这是池塘，人所共有。这些天以来，我们翁媳一直同泳，这就体现了男女平等，权利同享，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一种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大家听清楚没有？”
佃农们齐声说：“听清楚了，三老爷！”
沈玄庐怒：“沈玄庐！”
佃农们齐声喊：“听清楚了，沈玄庐！”
沈玄庐又说：“还有，我沈家今年的租子，我在这里宣布了，再减免一成！”
佃农们几乎要欢呼了：“谢三老爷！”
沈玄庐又怒：“沈玄庐！”
佃农们赶紧说：“谢沈玄庐！”
沈玄庐接过佣人递上的湖绿色绸子衣服，披上，束紧腰带，问儿子：“叫我什么时候走？”
“明天。”
“你看，刚吃了你们的喜酒，几天不到，又得走，可见陈独秀这个会议之紧要。临走有句话，剑龙，我必得告诉你！”
“我听着。”儿子作出乖样子。
父亲突然面露凶相，咬牙切齿：“沈剑龙，你给我识相点，结婚才几天，就像苍蝇闻着腥一样，要往那些不干不净的地方钻了？杨之华如今不是外人了，我今天之所以要当着她的面警告你，就是要你识相！”
杨之华捋捋头发，神色忧郁，沉默不语。她慢慢地披上宽大的外衣。她知道她这婚，结得快了一点。
沈剑龙不敢看新婚妻子，搔搔头皮，嗫嚅地说：“我会识相的，爸爸。”
沈玄庐跺脚：“沈玄庐！”
沈剑龙立即大声说：“我会识相的，沈玄庐。”
沈玄庐天不亮就起身，由萧山坐浙赣铁路，转沪杭铁路赶回上海。回得上海，已是午后。他顾不得脑门上的青筋还在轰隆轰隆作铁轨之响，就直接赶往了法租界霞飞路。他明白这是个什么会，陈独秀要组党，明明白白说过几回了。
霞飞路的新渔阳里六号是戴季陶寓所，陈独秀把这个会召集于戴宅，自有他的想法。
沈玄庐推门推得很重。他大步流星进门，进门首先喘气，然后抱拳。
“抱歉，抱歉，诸位，来晚了！”沈玄庐一屁股坐到嗡嗡作响的英国产电风扇前面，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擦擦满脖子的汗。“仲甫，我是最后一个吧？”
陈独秀看看怀表，皱眉说：“还缺一个重要人物，此户户主戴季陶。”
沈玄庐一时听不明白。看看同党人物，倒也是差不多了。《星期评论》的编辑同仁李汉俊在，在杂志社帮忙工作的俞秀松在，李达在，《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也在。
沈玄庐擦净汗，问户主去哪儿了。戴季陶与他一样，是《星期评论》创办人，关键是他又是孙中山的随从秘书，若是这样的人物也能参加共产党的组党，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但沈玄庐此时见陈独秀脸上涌起乌云。陈独秀说：“这老兄，家里钥匙倒是留了，人却不见影儿！说了的话，总不至于变卦吧？我们等他，再喝一杯茶吧！”
戴季陶知道家中高朋满座，议的事也是要紧的事，也想早点返回寓所，但是一时难以抽身。他此时正在莫里哀路孙中山宅邸。孙中山会见俄苏客人，一定要他作陪。孙中山把这次会见看得很重要，因为访客是威金斯基。
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孙中山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客人。威金斯基正襟危坐，不亢不卑。宋庆龄走进来，将一只精致的水果碟放在威金斯基身边茶几上，碟里盛的是去核的龙眼。
“请用，很新鲜。福建陈炯明将军捎来的。”孙中山微微欠身，做了个客气的手势。他的话通过宋庆龄译成英语。“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尤加。贵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拍了致贺电报。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
威金斯基说：“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伟大中国人民的导师！”
宋庆龄在翻译这句话前，柔声对客人说：“威金斯基先生，我冒昧提个请求，如果可以的话，请别赞扬太多。我丈夫坎坷一生，目前急需的是鼓励而不是评价。”
威金斯基看看宋庆龄，笑一笑说：“我极为理解。”
这位夫人，威金斯基心里想，真个了得。
孙中山说：“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
戴季陶补充说：“孙先生在做非常大的努力。”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有何指教？”孙中山欠身问。
威金斯基迟疑了一下，说：“我祝孙先生成功。”
“谢谢。”
“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
“快了。”孙中山显得很有信心，“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遗憾的是，广州与贵国相距太远，此种地理位置，使我们无法与你们进行迅速有效的联络。”
“也许，通过无线电，可以建立这种联系。”
孙中山趁势建议：“贵国政府能在海参崴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吗？”
“这个建议很好。我将及时向我们的政府报告。”
孙中山很高兴，客人走的时候，他亲自送出大门外。戴季陶要跟着走，说有点事，孙中山却又留他，说：“中正从奉化赶来了。我想请他回粤军，不知他肯不肯。我们一起见见。”
这么一说，戴季陶又走不脱了。
孙中山进入书房的时候，一身灰布长衫的蒋介石依然如军人一样，啪的一个立正：“中正晋见孙先生！”
“坐，坐，介石。”孙中山说，“每日静坐默读，还在坚持吗？”
“中正每日坚持不懈。”
“还在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静箴？”
“不，中正每日之默祷，现改为八项：一、建成党国。二、救济民生。三、人心趋正。四、母亲寿康。五、英公无恙。六、二子成立。七、智德日进。八、功业成就。”
“好！好！”孙中山来了兴致，“你蒋中正是青年才俊，你有军事才能，只是杀气重了一点。你在日本的时候不是写过这样的诗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蒋介石很吃惊，孙先生怎么还记得他曾经朗读过的诗？
孙中山说：“你的诗写得好，有豪气，所以我记住了。你这诗啊，革命志气是表露无遗了，只是杀气过重了。革命自然要杀人，但重要的是，要用主义来服人，这才是根本。所以，我才鼓励你坚持默读孟子养命章、曾文正公主静箴。不过，你改为每日默念八项，也是好的，也是大义所在。我呢，准备请你重回粤军，你一定要回去，你的军职是第二军总参谋长。”
蒋介石刚要申辩什么，孙中山立马制止了他。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孙中山说，“陈炯明这个人，不属牛，但是，有牛角。不过呢，有我的面子在，他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对待你。你的军事才能，他还是很赏识的的。他不是对你说过 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么？他心底还是敬重你的，至于你自己，介石，肚量放大一点，还是要善与陈炯明共事。来，今日，我书一联赠你。”
孙中山走到书案前，取一支湖笔，沉吟片刻，饱蘸浓墨，挥毫书写了两行字。他写的字是：“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
孙中山念了一遍，复又写上“书赠中正”字样。
蒋介石极为感动。这种感动之情，孙中山看出来了。孙中山说：“事物始生之处，心意初动之时，都是最要紧的关节，一定要善加把握。介石，你的静坐默祷之举，是符合此理的，我很赞成。季陶，你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 心意初动之时 呢？”
戴季陶一愣，似乎知道孙中山所指为何，于是便小心作答：“先生教诲极是。我要注意。”
蒋介石听出话中有因，问戴季陶：“怎么了？”
戴季陶低声说：“陈独秀要组织共产党，跟我商量了几次。此事，我也跟先生说了。”
“共产党？俄苏的那种党？”蒋介石脸色一阴，“你怎么说？”
“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
“考虑考虑？”蒋介石脸色大变，“还能考虑什么呢，你不是已经有党了么？有了自己的党，还要参加什么党？”
“是的，是的。”戴季陶一面应声，一面察看着站在窗前的孙中山，“我是极珍视自己的党籍的。”
孙中山慢慢回转身，直视自己的秘书，勉强咧嘴笑一笑，“你既珍视自己的国民党籍，又要去参与别的党，这种自打嘴巴的行为，是你戴传贤做得的？”
“亏你追随先生那么多年！”蒋介石忽然用很大的声音这么说。
这句刺耳的话，叫戴季陶吓了一大跳。蒋介石当年跟他一起在虞洽卿的证劵公司玩股票的时候，也是这么一惊一乍的，喊得他耳膜嗡嗡响。
戴季陶明白，蒋介石这话一半是说给孙先生听的，蒋介石要表忠心，但是，此言也体现了蒋介石的顽如石头般的朋党意识。他承认，蒋介石比他血性更热。
陈独秀扔掉手中的雪茄，他的耐心有限。
“不等了！”他说，“你看，就算是在孙中山那里磨蹭吧，也不能没个时间！现在威金斯基先生也到了，杨明斋也到了，就他这个主人还不来！开会吧，秀松，把门关上，我们开会！”
是威金斯基赶来之后，说起孙中山的秘书此时在孙中山身边，孙中山留他有事。
俞秀松合门栓的时候，手势很轻。
“诸位，”陈独秀环视众人，“今天这个会，乃是结朋党之会。朋党所结为何？只为四万万受欺压受剥削的中国同胞谋取福利！朋党何名？我与守常商量了，就叫共产党！又新印刷厂已经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了，首版一千册，现在发给诸位每人一册。”
陈望道给每人送上一册，一边送一边作吟哦状：“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
“啊，啊，对了，”陈独秀笑，“陈望道此刻口译一句：在上海徘徊，那就是点出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了。我们今日之举，就是要正式地严谨地成立上海共产党！”
沈玄庐说：“对，幽灵进门，水到渠成！”
威金斯基想说话，向杨明斋动动手指头。
杨明斋马上说：“威金斯基同志说，他想说几句话。”
陈独秀同意：“请他说。”
杨明斋听了一段急促的俄语，然后翻译说：“威金斯基同志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汹涌澎湃，然而局限颇多。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成为混乱局面。”
陈独秀插言说：“此言一语中的。”
“第二，没有组织。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多，在生活中做具体工作的少。中国的革命不是靠空话推动的，必须要有坚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所以，对于陈独秀同志今日筹建共产党，我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认为是极富远见之举，我们祝愿中国同志成功！”
众人悄悄鼓掌。掌声尚未止歇，便闻咚咚咚敲门声。众人听着皆一惊。
俞秀松欲去开门，陈独秀说一声“慢”，自己先离座，警觉地走到门口。
“谁敲门？”他问。
“我，仲甫。”戴季陶的声音。
大家一齐放了心。
戴季陶进门，口还没开，眼圈先就红了，接着，泪水扑哧哧流了下来。
“即便迟到，也不至于这样呀！发生什么事了，季陶？”陈独秀十分讶异。
“我对不起诸位，对不起诸位！共产主义党的组建，季陶是全然赞成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也是季陶委托的。季陶原本是准备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只是，季陶现在想来，自有种种不方便之处。”
所有这些话，他都是抽噎着说的。这种抽噎，就使得李汉俊首先皱眉了，“戴传贤你想退出？”
戴季陶用手绢按按眼，说：“季陶其实是不想退出的 ”
“戴传贤先生，你是自由身，”陈独秀以手指敲桌面，声气很重，“脚长在你身上，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全然不必顾虑，你只消留下一句话就是了。”
戴季陶忽然又号啕起来，大把大把的鼻涕喷在手掌上。
沈玄庐摇头道：“唉哟哟，唉哟哟，如丧考妣。”
陈独秀说：“看你这阵势，季陶，还是走吧。虽说你是此房房主，我看还是回避为好。”
戴季陶止了泪，说：“我心里，委实是吊桶十五，七上八下。仲甫，说句兜底的话，只要孙先生在世一日，季陶就不能加入别的党。”
“走吧走吧，”陈独秀牵上他的湿糊糊的手，送他到门口，拉开门栓，“你的孙先生，还在等着你呢。”
戴季陶忽然说：“这房子，我也不想住了，留给你们用好了，也算是传贤一片心意。说实的，仲甫，要是传贤不顾忌孙先生……”
“知道知道，走吧走吧，你自己保重！”陈独秀送其出屋，随后，很快地返身关门。大浪淘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陈独秀看看大家，看得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闷。
“也好也好，”陈独秀说，“一起步就发现软骨头，也好。怎么不好？好！山高路远的，省得以后骨折。现在，还有没有要掉眼泪的？有没有要声言退出的？沈玄庐，你当过浙江省参议会议长之要职，你想不想退出？”
“看扁我沈定一？我沈定一能像他戴传贤那样不识相吗？！我儿子结婚一礼拜不到，我就跌跌撞撞赶回上海，一脸的喜酒还没醒呢！我图什么？我就图个共产主义，我就赞成俄式革命，我沈某人是什么人物？我可不是他戴传贤这只小老鼠！”
“那好，汉俊，把你准备的红被面拿过来。”
李汉俊应声取出半床红色绸缎被面。他与俞秀松一起，踩上一张叽叽嘎嘎作响的太师椅，将之悬挂于墙。
半堵墙顿时红了。
陈独秀说：“诸位同志，权当这就是一面赤色大旗，象征赤色革命。诸位既愿加盟共产党，就请举拳宣誓。”
威金斯基通过杨明斋提出一项建议，他说，这面旗帜还不像党的旗帜，应该剪把镰刀和锤子的标志贴上去。陈独秀愣半晌，说算了算了，现在来不及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人了，以后工人农人加入了，再来镰刀锤子不迟。陈独秀后来对月底赶来上海的张国焘说，想不到这个威金斯基还有点迂气，不过总的说，这个人心地很好，有书生气，有书生气者免不了都有点迂气。
一九二 年八月二十二日是礼拜天，天气炎热。上海共产党组织就这样诞生了。人员起始是八位，后来增到十七位，是这样的一些姓名：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施存统、李中、周佛海、沈泽民、袁振英、李季。陈独秀为这些人的书记。书记一词，也是北方邻邦带过来的，多说说也就顺口了。凑巧的是，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那些日子里，列宁正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发言，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在中国上海滩同时响起的钟声，他或许隐隐约约听到了几下。
而在一个多月之后的中国北京，李大钊也召集了会议，他把地点选在北大图书馆的亢慕义斋。
“亢慕义斋”挂有一副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北京十月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折射在这副对联上。显然，这幅对联的内容，源于陈独秀的那段著名之言。
李大钊认为选在这个房间开会特别有意义，所以他说：“诸位，我们在亢慕义斋，也就是在共产主义室，召开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会，意义特别重。我们先请张申府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周刊创刊号发给大家。”
张申府时年二十五，北京大学讲师。他动作利索地开始分发刊物。
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黄凌霜这些人，一拿到刊物就翻起来，书页嚓嚓作响，响出了油墨的香味。
“真是不错啊，”李大钊说，“上海建党之后，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李达主编，立论犀利，大家看看，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啊！”张申府也说：“看看，这个叫沈玄庐的，写的文章注意到了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还是在革命的行动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有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都有了十分的可能了！ 写得多好！”
黄凌霜合上刊物，当做扇子摇起来，“我有个意见要发表，李先生。”
李大钊说：“你说，凌霜。”
黄凌霜点点自己和另外几位同伴说：“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合理的，亦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
“嗨，嗨，”刘仁静说，“我们今天可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我反对你的偏见！”黄凌霜站起来。他很看不起这位自以为是的小个子。“无政府社会有什么不好？无政府的社会是去除一切强权的社会，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管理自己，比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苏俄的无产专政，也并不见得赛过无政府主义。李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去年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就发表过《马克思学说批评》，我就这样说：苏俄之专政，也无非是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我主张的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之共产主义，这一点，我是很明确的。”
李大钊劝黄凌霜坐下去，他说：“凌霜，我们今日的议题，是建立党的组织 ”
黄凌霜又站起来，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日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应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日的会议，也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这样的提议，倒是叫温文尔雅的李大钊也皱眉头了。
张国焘恼了，说：“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行么？”
李大钊赶紧说：“凌霜说的，也有道理。党内倡导民主，没有独裁。但是分工还是要的。党内工作，我看这样安排，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请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一个周刊，可以起名《劳动者周刊》；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一起负责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本人，分担联络的任务。这种安排，大家以为如何？”
张国焘有点犯难，说：“分工我做职工运动，我是同意的，只是，活动经费的筹措 ”
李大钊说：“这样吧，国焘，我每月捐出薪俸八十元，为活动之需。”
李大钊顺利地分了工，使会议的结局得以圆满。李大钊总有这个本事，把一个很难画的圆圈画成了，而且画封闭了，画严实了。在这次会议之前，九月份，他其实已经与张申府、张国焘开过了一个三人的会议，三双手握在一起，算是成立了共产党的北京支部。此次人员的扩大，也算是圆满的。黄凌霜这几个人，共产主义之旗号还不鲜明，这事儿有缺陷，但此事也须文火来煮，着急不得，眼下主要是看其有无为革命献身的理想，有无一腔热血。
十一月份，秋风吹成冬风的时候，湖南的毛泽东也加快了步伐。为建党一事，他几次去楚怡小学找何叔衡商量。他告诉这位前清秀才，湖北的另一位前清秀才董必武，也已经在他自家宅中召集过一个会了，建立了湖北的共产党组织。他们推荐一个叫包惠僧的当了书记，那个包姓青年人是北大文科的肄业生。
何叔衡笑眯眯说：“润之，还是先说开慧吧。”
毛泽东一愣，说：“扯什么呀，何胡子，我说的是开会。”
“先说开慧，后说开会。”何叔衡放下手中的紫砂茶壶，认认真真地说，“我表侄是开花轿店的，我给你备一顶花轿吧？”
“何谓花轿？”毛泽东听不懂。
“人生大事，没一顶花轿，怎么抬得动？”
毛泽东知道何胡子说的是什么事。人生大事固然是人生大事，但是人生大事也并非一定要别人抬着来完成。抬，不是个好听字眼。尤其是在中国，众人所抬，可能不是新娘，而是孔老夫子。
“何胡子，”毛泽东严肃起来，“你我是不是新民学会会员？我们是不是立志要反对封建陋习？”
“润之我告诉你，花轿，也不光是小姐太太坐的！你以为，劳苦大众只有一辈子抬的份，连一回坐的份也没有？”
“何胡子啊何胡子，我说东，你偏说西，不跟你说开慧了，还是跟你说开会的事。你先看看这封信，这封信太要紧了。”
毛泽东递给何叔衡看的一封信是来自法兰西的，蔡和森写的，信上力陈建党之必要。蔡和森的意见，毛泽东一直是看重的。毛泽东昨夜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的宿舍里睁眼到天亮，所念所思，不是开慧，确实是好友和森，是和森对国内局势的判断。
几日以后，毛泽东便约了五个人，一起踱步在青山祠侧畔的一块空坪上。毛泽东不作室内开会之举，只作坪上踱步之状，为的是安全。湖南乌云蔽日，形势依旧险恶，革命者不能不防。老省长张敬尧是走了，新省长赵恒惕不见得和善。青山祠是一师附小的教师宿舍，祠畔有一大块空坪，阳光融融，正好散步。
这个会开得奇，是迈步子的会，毛泽东想，正好，寓意行动，共产党说到底就是行动之党。
于是毛泽东停下步子，这样对大家说：“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信，诸位都已经看过了。和森说，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利器，一个是党，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合作社，一个是苏维埃。尤其是党，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所以和森力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的想法，与陈仲甫先生委托我在湖南成立党组织的想法，殊为一致。我已经复信和森了，我说，你的想法，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的。”
何叔衡说：“润之，道理都明白，莫多讲，再说，北鄂已动，南湘安能不动。我看，今日大吉，就算成立了吧！”
毛泽东取出一页纸，说：“今天来的，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就算结盟了。请诸位都签上自己的大名。”
何叔衡说：“无奈已是初冬，北风无情。若是春季，此地满眼桃花，我们今日便叫做桃园六结义。”
众人笑，先后签名。
会散之后，毛泽东特意留下何叔衡，说：“何胡子，我还有一项私人请求。”
“何言请求？说就是了。”
毛泽东还不好意思开口。何叔衡说：“润之从不开金口求人，如今相求，定是要事，赶快说吧。”
“你真的有一个表侄开花轿店？”
“是啊，此店开张十年有余了！”
毛泽东犹豫说：“我想 ”
何叔衡笑：“这就是说，润之真的要跟杨教授的女儿成亲了？”
“嘘！”
“嘘什么？男女作合，天经地义，还怕什么耳朵听到？润之，你都二十七了，你还以为小？结党结婚两不偏废才对。”
“我想，成亲也是一件大事，既是办大事，好像也该有一顶花轿。”
“什么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的就是你润之的这顶花轿！我早说过，百姓成亲也该坐轿！”
“本来我想，大家都是新民学会会员，该是提倡节俭，反对陋习，花轿鞭炮之类，理应统统取消。可是昨日有个王老师跟我说，你这个做校长的，只晓得拿刀枪反封建，不晓得拿杆秤称称女人的心。”
“何谓称称女人之心？”
“他说，女人，一辈子就是两抬，一次抬进门，一次抬出门。”
何叔衡眼一圆，说：“不假，一为婚礼，一为葬礼。”
“这两抬，都是女人最风光的时候。抬进门时，是笑的，抬出门时，是哭的。”
“不假，为人一世，唯哭笑二字。”
“这就叫悲欢人生。”
“是啊是啊，人活一辈子，无非一个悲字，一个欢字，除却悲欢二字，人还剩什么？”何叔衡大点其头。
“所以我想，女人一生两抬，若是少了进门这一抬，两抬剩一抬，便是月缺一半。悲欢两字丢了一字，岂非人生一大憾事？”
“所以你今日想吃罚酒，来跟我讨一顶轿子抬抬了？”
“就托托你那位表侄吧，”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不须四抬大轿，一乘轻兜小轿即可，只求个意思罢了。”
杨开慧身穿一件绣花小棉袄，肩背一只鼓鼓的书包，走过板仓村外的小木桥。她今日走路感到特别轻松，胸也挺得很高。今日是成亲日，她要步行到妙高峰青山祠去，她的新郎在那儿等她。
哥哥杨开智一路送她出村。
“回吧，哥，别送了。”杨开慧说，她看见哥哥憨厚的脸上有一些泪痕。“哥，别伤心，照顾好妈妈，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你看你，就这么一只书包。”
杨开智一想到妹妹出嫁如此简单，心里就紧。倒是母亲劝他：你知道天上的龙是怎么走的？是飞的，是爬的，是拱的，是滚的？你爸爸早就说过人家毛润之是龙行之人，龙行之人自有龙行之福。你就省点心，万不必管你妹妹和妹夫的方圆尺寸。
杨开慧笑着对哥哥说：“人家毛泽东不送一点儿聘礼，我又带什么嫁妆呢？其实，人家现在是小学的主事了，薪水也不低，吃的也有，用的也有，啥都不缺，我带上几件衣服，还不成？”
“总觉寒碜。”
“爸爸生前是做什么的？”
“教书的。”
“教什么书？”
“伦理学。”
“哪种伦理学？”
“新伦理学。”
“既然爸爸都那么开通，理字前头带上了一个新字儿了，我还能再做一个守旧的女子吗？”
“去妙高峰，路也不近。既然有轿子，总是要坐的。毛泽东说好有一顶花轿要来，你就性急。”
“我不要坐轿。坐什么轿！”
“何必呢，开慧？”
“哥，你想，妈妈跟了爸爸一辈子，到长沙，到北京，可谓是亦步亦趋。我如今有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也该做到亦步亦趋。我就从今天结婚之日做起，亦步亦趋，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去！”
杨开慧在桥头辞别哥哥，开始了她的“亦步亦趋”。她想，今日是起步，我一辈子对润之都要这样，我愿意这样，一个女人的美妙应该全在亦步亦趋之中。
走了两里山路不到，她的前额上已有了细细的汗珠。她紧一紧书包，继续迈步。此时她已经听见身后传来焦急的喊声。
杨开慧回脸，发现一顶两人抬的轻兜小轿正在匆匆忙忙赶上来。
两个轿工，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均走得气急吁吁。
那个年轻的轿工名唤石头，其姐姐，就是那位参加进赴京驱张团的满嘴无牙的石花。聪慧的石头也是经何叔衡介绍，最近才被雇在轿店里的。
老轿工喘气说：“新娘子，快请上轿。我们来晚了，新娘子多包涵。”
新娘子不买账：“多谢多谢！你们返回吧，我走路去。”
老轿工大为吃惊：“那怎么行？我们东家是受何先生之重托，专门派我们两个来侍候新娘子的！”
“我喜欢走路呀！”杨开慧说。
“不成不成！”老轿工停了花轿，拦在路中，“新娘子你今天非得坐上花轿，不然我们哪里回得了家！”
石头也帮腔说，你新娘子要不坐，我们回去要挨手心板子哩！杨开慧听见这话，又见着两张被北风吹红了的脸，心就软了一些。“一定要坐？”她问。
“一定要坐！”
“好吧！”杨开慧掀开轿帘，小心翼翼踏进花轿，“既然一定要坐，我就坐一坐。”
“来呀，石头，”轿杠上肩，老轿工的一张脸顿时就生动了。他极有韵味地喊，“抬起来呀，去成亲呀，花好月圆，万万年啊！”
石头呼应着喊，也喊得很有节奏，那是他新近学的：“凤凰双飞，鸳鸯游啊，白头偕老，子孙稠哇！”
两位轿工刚在兴头上，便听轿子里发出一声喊：“停轿！”
轿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急忙放下轿子。杨开慧像只兔子一样蹦出花轿，高高兴兴地说：“好了，两位师傅，我轿子里晃荡过了。既然新娘子坐过了，你们也可以回去交差了。”
老轿工闻言，几乎要哭，说：“新娘子，是嫌我们抬得不好还是怎么的？”
杨开慧说：“我说实话吧，这花轿，外面的布围子是新的，可是我发现里面的坐垫子是旧的，非但旧，而且磨破了，烂棉破絮都露出来了。我想，一定已经有成百上千个女人坐过这顶轿子。”
“成百上千？该有，该有的，没错。”
“一个女人，就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这轿子，藏着成百上千个故事了。”
老轿工点头说：“是啊是啊，哭的，闹的，笑的，成百上千，没错。”
“在这成百上千个故事里，没有一个故事是像我这样，才钻进去，又走下来的吧？”
“没一个像你，没错。”
“这就对了。你们回去，告诉你们东家，你们今天认认真真抬了，抬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你们已经完工了，你们抬得很好。这么说，行不行？这么说东家还不能饶你们？”
老轿工摸摸后脑勺，叹气说：“看这模样，今天新娘子是存心不要我们侍候了？”
“我今天只是没有赏钱给你们。”
“看你新娘子说哪儿去了！”两位轿工无可奈何地抬起空轿，“那我们就回了，对不住你新娘子了！”
“多谢了，两位师傅！”
轿工走了。轿工只觉得这新娘子怪，世上少有这样的新嫁娘，一身粗布棉袄，一双布鞋，鞋面上花也不绣，还一定不肯坐轿上门。
“脚上沾泥的新嫁娘，怕是会一生尘埃呢。”老轿工这样对新轿工石头说，他心里很觉得惋惜。坐轿者，不一定没福啊！
毛泽东全然没想到他的新婚妻子是一路走来的。其时他正在忙碌着抹桌搬凳。
青山祠教师宿舍内的天井里，摆开了一张褪色的八仙桌，毛泽东和他的一群同事正忙着拾掇板凳和碗筷。铁锅很旺，一只肥鸡尚在热水里褪毛。毛泽东花了六个银洋摆一桌酒席，这六个银洋占了他每月薪水的一半，酒席算是很排场了。这时候，忙得不可开交的毛泽东就看见何叔衡慌慌张张跑进门，一迭声说：“润之，来了，来了！”
毛泽东一喜：“花轿到了？”
何叔衡脸上不好看，说：“没轿，走来的！”
杨开慧没坐花轿，这倒是叫毛泽东一怔。毛泽东急步走到门外，遮眼望，果然就远远地看见了新娘子。新娘子走在阳光里，一头短发，英姿勃发。毛泽东大声喊：“开慧！”
杨开慧招招手，笑，一步一步就走近了，走近之后便冲着毛泽东大大方方伸手，说道：“握握手吧。”
新郎新娘握手，双方都笑容满脸。何叔衡叹口气说：“罢了，罢了，一不拜天地，二不拜高堂，三不夫妻对拜，也只好这样握握手了。”
杨开慧知道何叔衡为什么不高兴，所以当酒宴开始的时候，她站起来，头一杯酒就要敬他。何叔衡慌忙起立，说：“不敢当，不敢当。”
新娘说：“我敬你，是表示歉意。你好心送来一顶花轿，我却不领情。”
“不打紧，不打紧。”
杨开慧咕嘟嘟饮下一杯米酒，然后开始作说明：“我为什么不想坐这顶花轿呢，因为我看着花轿，心里难受。”
何叔衡一惊：“为何难受？”
“为何难受呢？我也在问自己，花轿抬的是欢喜，为何难受？何校长，我说实话，我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我看着花轿里外不一。轿子外面，是红围子，新的，还缀着流苏，漂漂亮亮。轿子里面，那坐凳，却是磨破的，破棉烂絮都露了出来。看着这样的轿子，我想到什么了？我忽然就想到女人了，想到我们中国的女人了，我们周遭许许多多的女人，不都是这一顶轿子么？”
毛泽东想，这开慧，是在做一篇锦绣文章了，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起头，于是便说：“对，开慧，说下去，为什么女人是一顶轿子？”
“女人出嫁，头上蒙着红盖头，缀着流苏，漂漂亮亮，可是实际上呢，骨子里呢，悲哀啊，没有自主的命，任人牵，任人磨，只能是一团给人坐破的破棉烂絮。说句实话，中国许许多多的女人，都是这种可怜的轿子命！”
“对，对！”一桌酒客一齐点头。新娘子名不虚传，果然才女。
毛泽东含笑说：“开慧不是轿子命，所以开慧不能坐轿子！”
“润之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所以这第二杯酒，我敬润之。”杨开慧大大方方站起来，敬夫君，酒杯齐眉。
毛泽东亦高高举杯，说：“开慧，你不是一顶轿子，我毛泽东既不会坐你，也不会抬你。你我的人生，就是一起牵着手走路，你搀我，我扶你。”
杨开慧闻言，忽觉鼻子一酸，两滴眼泪夺眶而出。
所有的酒客都受了感动，尤其是何叔衡，眼睛也有点红。
“今天这顿喜酒，”这位前清老秀才说，“真喝出点味道来了。”
两根红蜡烛已经点了一大半了。蜡烛也是细心的何叔衡买的，说洞房花烛夜，无烛不成洞房。
毛泽东坐在床上，杨开慧的脸偎依在他胸前，两人都没有睡意。
毛泽东轻声说：“关于轿子的一番话，开慧你说得很好。”
“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说吧，今天让你说够。”
“你在酒宴上对我说，你既不会坐我，也不会抬我，是不是？”
“是。”毛泽东没多喝酒，他记得是说过这样的话。
“我要你抬我。”
“这怎么说？”毛泽东看着妻子。十九岁的妻子脸庞很红，双颊明明暗暗的跳动着烛光。
“你不是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有两抬吗？润之，我想求你抬我。抬进门，我不求，你今天看见了，我宁愿走进来，我愿意亦步亦趋跟随你。可是还有一抬，我想求你答应我。我要抬出去。今天新婚之日，我也不避讳了，我只求我的丈夫能答应抬一次我，我不求今日风风光光抬进来，我只求日后风风光光抬出去。”
毛泽东闻言，愕然半晌。
他没料到妻子会在红蜡烛旁边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这样的话，却也道出了一个女人的一辈子的希冀，以及对丈夫的信赖。这番话，委实如花烛之泪，又心酸又喜庆。
“润之，你能答应我吗？我要你答应我。”
“开慧，你这是 这是什么意思呢？”毛泽东轻声说。他心里其实很明白妻子的意思，但是他不想伤妻子的心。他在琢磨怎么样回答她。
“意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若我死在你前头，我求你把我风风光光抬出去。”妻子又这么说。
“今天这日子，怎么说这样的话？”毛泽东一边搂紧她，一边心里还在琢磨，怎样实实在在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又不至于伤她的心。她今天走了几十里地，脚都走痛了。她是实践着她的亦步亦趋，他心里明白，她是要他回应她的这种步步亦趋。但是，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毛泽东不想说假话。
风吹过青山祠。不知哪根枯枝断了，咔嚓一声掉落在窗外。
杨开慧轻轻推开毛泽东，用眼睛正面瞧着他。她说：“润之，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有两个，一是盼望我们两人白头到老，二是盼望你能管我管到底。也就是说，两人厮守，厮守到底。”
现在，她把话说透彻了，再透彻不过了。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这句话，还真不好说。”
红蜡烛跳跃着，没有声音，继续流泪。
“我早料到你会这样说。”杨开慧垂了眼睛。
“开慧，你也是青年团员了，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都是准备为布尔什维主义献身的人。我们渴望幸福，但是国中豺狼虎豹当道，东南西北虎视眈眈，作为革命者，我们得准备着应付任何不测的事件。”
新娘点点头。
毛泽东又说：“假如不能厮守到底 ”
“那也算了，那是缘分。”
“但是，开慧你记住，我会尽一切能力保护你。”
“我记住了。”
“开慧，面对花烛说这些话，你心里，真的一点不沉重么？去年我们去香山骑马，你不说，去北海划船，你不说，在法源寺为你父亲守灵，对着长明烛灯，你也不说这样的话，如今面对花烛，你怎么就挑了这么个话题？”
“我就是想在做新娘的时候，把你我之间的一切事情，都说明白了。”
“你也像个做理论的。”毛泽东感叹一声，“你像你父亲！”
不能不说杨开慧的这一番话带有一种预兆。十年之后，杨开慧被捕，受尽拷打，遍体鳞伤，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当时毛泽东正在井冈山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他不知道杨开慧是在中午时分的野外离开人世的，也不知道是当地的农民之肩，抬起了这位二十九岁的血迹斑斑的女人遗体，将之偷偷运回板仓下了葬。毛泽东后来在得知噩耗时，说了这样八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有点后悔，后悔在十年前的新婚之夜，对杨开慧的一抬之求，拒绝得太干脆太冷静。人间有许多话，原本是不该说得太决绝的。
李达一直在渔阳里的外头叫黄包车，一边举手拦车一边打寒噤。上海的冬风带着似有似无的雨丝，阴阴湿湿，往骨头缝里钻。黄包车怎么没见影儿了，是骤然天冷之故？
他要拦车给陈独秀。陈独秀急于赶轮船码头。
就在湖南的毛泽东成婚的几天之后，在上海的陈独秀决定南下广州，接受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去那里当教育委员长，主持广东教育。他觉得此时的广东，已是可试身手之地。一个半月之前，陈炯明已分三路击溃桂军，广州城头变换旗号，重又成为革命之营垒。大喜过望的孙中山也已从上海赶回广东，以最快的速度重建了他的军政府。
对陈独秀离沪，李达不置可否，而李汉俊是坚决反对的。他在陈独秀决定成行的最后一天，还陪坐在陈独秀书桌边，试图做最后努力。陈独秀没有理睬他的絮絮叨叨，顾自疾书。陈独秀想起草一个党章，留在上海，让代理书记李汉俊据此运作组党之事。党章很重要，李汉俊是主张民主分权的，他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这第一步若走歪，党就不成其为党，若是朋党成了茶馆，人人鸦嘈，如何了得，所以陈独秀又想赶早去广东，又有点不放心上海的事。
李达三步并两步奔上楼梯，进屋就说：“快走，黄包车叫好了，三辆。一辆仲甫坐，一辆送客的坐，还有一辆装书！”
陈独秀伏案疾书，似听见，又未听见。
高君曼催他穿衣下楼。她已经把丈夫要带的两皮箱书都用线绳一包一包扎好，又在皮箱外匝了两道粗绳。她是个细心的人。她对丈夫说，既要走，就快一点，轮船不等人呢。
陈独秀搁了笔，奇怪地看看旁边的李汉俊。李汉俊仍旧固执，一张嘴还在絮叨，说若是可以不去，还是推托吧，那个教育委员长，有什么当头，上海诸事之紧，不逊于广东。
陈独秀恼，拍拍桌面上的轮船票：“你有完没完？票都买了，还多说！”
李汉俊也恼，说：“如鲠在喉，不得不说。”
陈独秀说：“我为什么不去广东？出掌教育委员会，不是个传播新文化的好机会么？还可以趁势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李守常都来信赞同这个意见了，你还啰唆！”
李达说：“仲甫兄，你若现在马上起身，跑着下楼，可能还来得及。”
陈独秀开始点雪茄：“我还只写了如何培植党员这一款，再等一等。”
李达愣了一会，说：“依我看，已经迟了，现在再赶去轮船码头，也来不及了。嫂夫人，你去楼下退黄包车吧。”
陈独秀顾自写字，头也不抬：“这一趟轮船没有，不等于下一趟轮船也没有！”
李达闻之发愣。
“鹤鸣，”李汉俊把李达拉到楼梯口，悄声说，“我也真闹不懂了，你怎么就那么赞成他走？”
“仲甫之牛头，你能拉得转？”
“眼下各地共产党组织都已经建立，组建全国共产党是箭在弦上，仲甫却离沪南下，一大堆事儿扔给我，我能扛得动？这事儿太玄，你也要为全局考虑考虑！”
“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也是个不小的官。”
“我先前不知道仲甫有官瘾，现在知道他瘾头大得很！”
“我告诉你，汉俊！”陈独秀尖锐的话从屋里清晰地传来，“广东没有官位，只有壕堑，我不是去抖官翅子的，我是去扣扳机的！”
说话声气很重，震得李汉俊和李达都不吱声了。
“让他去吧，”李达压低声音说，“既然请你代理书记，你就把书记代理好，我们撑你！”
门外的嘁嘁喳喳终于使陈独秀写不下去了，他噗的一下扔了笔，仰于圈椅上。他想，真是岂有此理，连官位与壕堑也分不清楚。即便是官翅子吧，共产党人去抖一抖，有什么不好？翅子嗡嗡作响，亦为主义之声，不可能是别的响动。
高君曼俯着他耳朵说：“我倒不是叫你不要去，有个委员长当当也好。”
陈独秀斜视她一眼，心里想，又是妇人之见。高君曼接着说：“只是，我想跟你一起去，孩子也去。”
“你不要去。这官儿，做得长不长，难说。或许，三两个月，就打道回府了。”
“是不是你在广州也有女人了？”
陈独秀火气突然大了，指着门外高声说：“他们烦我，你也来烦我？你知趣一点好不好？共产党人每天提着脑袋做文做事，你一个女人还胡乱猜忌什么？”
于是高君曼再不吱声，过了几天，十二月十七号那天早上，她去轮船码头送别丈夫，最后的一句叮嘱仍然是：时间待得短，你别找女人，时间长了，我也管不了，你好自为之。陈独秀没吱声，暗里想，这句临别赠言，怎么说得跟施芝英一模一样？关于女人，还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过去在北京，不失放浪，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小报记者也拿这题目做过花边新闻了，现在在党了，这一页就翻过去了。高君曼也好，施芝英也好，其实都不明白自己。
广东以暖和和的天气以及陈炯明的暖和和的笑颜迎接陈独秀，而北京的这个冬天却格外寒冷。根据计划下到工厂的邓中夏和张国焘，更是感受到了这种寒冷。刚过元旦，凛冽的北风就一直席卷着长辛店一带的村庄和厂区，一片虎吼之声，雪粉弥漫空中，也一直呈狂舞之状，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每扇窗户都抖得簌簌直响。
张国焘又哈手又跺脚，说这天真是贼了，阴冷阴冷！
住在这个学校已经好几天的邓中夏和张国焘现在正在把长凳集中起来，搁上棉絮，铺成一张床。他们每天都这样，长凳白天是学生的座椅，晚上是教师的床。
黑板上那些粉笔字还没有擦掉，是张国焘的笔迹：“天为什么下雨？为什么打雷？”“穷富是命里就有的吗？”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两位老师往往要讲得口干舌燥。
学校就是在元旦那天开学的，作为创办人的张国焘和邓中夏一直住在学校里，再往后，教员准备轮换。应该说，志愿到长辛店来为工人授课的，大有人在，李大钊的名单上已经有一大串名字了。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设有机修厂，铁路工人集中，离北京只四十华里光景，不太远。
张国焘和邓中夏打的旗号是“提倡平民教育”，先从教育职工子弟着手，借此扩大影响，组织工会。李大钊很赞成这一策略，他觉得张国焘自接受了职工运动的分工之后，工作相当见成效。李大钊很为北大的学生自豪，他们书也念得，苦也吃得，牢也坐得，真乃国之精血。
邓中夏比张国焘瘦，更觉得冷，他捅捅小煤炉子的火，说：“那个姓郑的工人师傅，又送来两床棉絮，总不会像昨天晚上那么冷了。”
话犹未了，那个姓郑的方脸膛工人便披一身雪花，风风火火走进来。
“走走走，两位老师，过节去。”名唤郑大虎的工人敞大嗓门说，一边举着手里的两块大毛巾。张国焘听不懂，问过的什么节，郑大虎说是洗澡节，于是邓中夏奇了，说洗澡怎么有节？
郑大虎啪啪地拍雪，笑着说，这年头缺煤，长辛店有澡堂子，也不给咱工人开。今天，总算轮上一回，这还不像过节？两位老师在这里住一礼拜了，吃的窝窝头，睡的木凳床，为了咱受教育，咱的娃受教育，大老远地跑这儿来遭罪，谁见了谁不忍心！咱这儿没什么请的，就请老师寒冬腊月暖暖和和洗个澡。张国焘与邓中夏一合计，都同意去。天贼冷，过洗澡节是好事。
澡堂子不远，大池也不见大，雾蒙蒙一片。他们脱了衣服便浸入池中，一会儿就觉得全身骨头都长了一寸似的，特舒展。
忽然间，两人都觉着了奇怪。
“咦，”邓中夏在蒙蒙雾气中说，“怎么就我们两个？”
“是啊，”张国焘说，“工人怎么不进来洗？”
邓中夏冲积满水珠的天花板高喊：“郑师傅！郑大虎！”
外间只传来应声，就不见人进来。脱了衣服的几十个工人全都静静地挤在外间的小锅炉房边，有的端脸盆，有的披毛巾，像得了令似的，谁都不进澡堂子。邓中夏湿淋淋奔到外边，急了，拖人，“郑师傅，快进去洗呀！”
郑大虎说，老师洗，老师洗，我们急啥呀，我们不着急。所有工友都一齐说，不着急，不着急。
邓中夏弄不懂了，追问为什么不一块儿洗？郑大虎躲着说：“京城来的老师身子干净，我们一浸，水就脏了，老师慢慢洗吧，我们待会儿会洗的。我们不急。”
邓中夏与张国焘一下子全明白了，感动了。
“一起洗！”张国焘喊，“一起洗！天下最干净的，就是工人！”
在两个学生的推拉之下，赤条条的工人们全都轰轰隆隆下了池子，他们一边往自己的光膀子上拍着水，一边还不住地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仿佛亏欠了一大笔。
邓中夏说，我们哼歌儿吧，今天教的，大家忘了没有？众人都说没忘，于是轰隆轰隆唱起来：
如今世界大不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停！”邓中夏忽然跳了起来，“魏师傅，你的手怎么啦？”邓中夏发现洗着澡的魏老头左臂膀没有了，只见一个红红的圆形大疤。
魏老头说，不提它，不提它，有人告诉邓中夏：邓老师，是机器咬的。
张国焘游过来说：“机器怎么咬得那么狠呢？”
“我两天没合眼，”魏老头用毛巾捂住大疤说，“没合眼吧，走路就打跌冲，工头逼我加班，把我往机器上推，这一推，机器还不吃人？机器可是浑身嘴巴！一条命捡回来，算是祖上没坑过人，积了德。”
“邓老师，”郑大虎说，“魏老头要厂方给医药费，跪了整两天，厂方都没理睬，我们帮他说话，上头就派警察，凶啊，用棍子打！”
邓中夏站起来。他一时很想说话。于是他干脆站到池子边沿上，向雾气中所有光身子的男人说：“工人师傅们，你们叫我们老师，其实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魏师傅这只断手，叫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中国产业工人受欺凌受压榨的现状！我们这些在京城里读书的大学生，如果不能援助中国民众改变自己的痛苦命运，我们读书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一句话，邓中夏是哽咽着说的，泪珠和汗珠一齐凝结在他的脸上。
“劳工万岁！”张国焘在池子里喊。
满澡堂子都喊：“劳工万岁！”
张国焘又喊：“劳工神圣！”
满澡堂子都是声音，雷打一样：“劳工神圣！”
晚上挤在同一个被窝里的时候，张国焘对邓中夏说：“长辛店的工人运动太有希望了，工人又质朴又有冲劲，若是中国的工人都像长辛店一样，保不定共产社会早早就能实现了。”
邓中夏想一想，说：“我们中国产业工人实在人数太少，比不得俄苏。人数多寡其实是很要紧的，中国工人若超过中国农民，陈独秀早就成了列宁了。”
他们感叹到半夜。两天之后，这两位学生便回北京，要换老师。郑大虎用巡道车送他们。雪野茫茫，北风冻着大家的耳朵。
独臂魏老头赶上来了，一脚深一脚浅地奔跑在雪野上，手举一支钢笔，牵着他的十来岁的儿子，拼命向远去的巡道车招手。他很懊丧，要送老师，没赶上。他大喊：“邓老师，你的自来水笔！你的笔掉啦！”
巡道车停了，邓中夏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围在嘴前喊：“魏师傅，我是留给你儿子的啊！我写了条子啦！”
声音透过风声传过来，听不清楚。魏老头急了，喊：“我儿子一个大字不识，不用笔！”邓老师喊：“你儿子已经识十个字了！你别小看他！他会有文化的！你要叫他报名上学！”
魏老头垂手，看看儿子，打愣。他问儿子：“傻小子，真认字了？十几个字了？”于是他就看见他的傻小子点了点头。
魏老头突然哭起来，以他的独臂举起黑杆子钢笔，喊：“邓老师，你让我有手啦！这根笔就是我的手！我们工人有手啦！”儿子紧紧偎住激动的父亲。父亲的泪水流过粗糙的脸颊，一滴，一滴，滴在儿子的黑头发上，结成冰珠。
父亲的这种激动没过两年便终止了，他的聪明的傻小子在认到第三百个字的时候，也停止了文化攀登。他们两人都倒在一九二三年二月的雪地里，魏师傅剩下的那条独臂也被刺刀劈断了，他的儿子则是肚子饮弹。那一年的白雪慢慢吸收着他们的血，成了一团又一团粉红色的半透明的东西。
倒在雪地里的工人还有不少，一堆一堆的，犹如黑色的灌木丛。郑大虎的胸膛也被刺穿了，半柄刺刀断在他胸前。那是二七大罢工之后的事，军阀们充分地使用了手中的子弹和刀刃。
工人想出头就是这下场，那一年他们吹着枪口上的青烟，这样说。
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室是经常有敲门声的，但是李大钊没有想到这一回齐刷刷敲门的竟是五位同党，而且均黑着脸。
那一刻李大钊正在审读张国焘的一份报告，张国焘在报告里说，已有必要立即在长辛店筹备组织工会，因为工人不喜欢工会这个名称，认为有工头操纵之嫌，所以还是称工人俱乐部为好。李大钊很有兴趣地读到这里，他的五位年轻同志就敲门进屋了。
五个人一齐站着，以黄凌霜为首。李大钊指指炭盆，示意可以围坐，这样暖和些，然而五个人均站如木头疙瘩，一动不动。
“出什么事了？”李大钊惊异地看着他们。
黄凌霜的神情局促不安，说：“我们找你，李先生 有点事，要谈。”
“坐吧，取取暖。”李大钊点点炭盆，知道事情不妙，“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这个 李先生，”黄凌霜吞吞吐吐半天，忽然抬起脸，明朗地说，“我们五个，决定了，从今日起，退出北京共产党支部。李先生，您别误会，我们的退出，并不是害怕，害怕政府或是害怕军阀。”
李大钊心里惊，说：“我们拢共十个，你们今日要退出五个？”
“李先生，您的教诲，我们终生难忘。但是我们终究信奉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与你们共产主义者，实在无法同坐一船。”
李大钊耐住性子说：“我们能否把彼此的分歧抛开一些，譬如说，我们都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我希望你们 ”
黄凌霜打断李大钊的话头：“现在已不是希望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了。再见，李先生！”
五个人一齐向后转，低垂着脸面，脚步沉重地退了出去。李大钊直直地站着，不发一言。他觉得胃部有点痉挛。
门忽然又开了，探进了黄凌霜的头：“李先生，你出来一下。”
李大钊走到门外，见五个人正在他面前默默排成整齐的一行，这种状况使李大钊有些诧异。
沉默中，五个人忽然一齐弯腰，向李大钊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李先生！”
李大钊沉默了一会，也双脚靠拢，立正了，向对方微微鞠了一躬。
五个人终于一齐后转，低着头走了。
李大钊一回到自己的写字桌旁，就开始研墨。他觉得必须马上给广州写信。他此时的心情不能不复杂，原有的盟友在分化，而北方的产业工人则正在被唤起，看来形势已迫切要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迅速组党，道理是明摆着的，以党团积聚力量则力量强，以力量团结民众则民众厚，唯此，才是拯国拯民于水火的上上之策。陈独秀在广州，那里是南国，热，他希望陈独秀的心也同样炽热。
陈独秀在广州确实心热，心热的一部分原因，是受煎熬之故。他此刻正在走入珠江岸畔的一座宴楼，他的脸色又红又紫。
对于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统领下的革命大本营里，窝有这么多的蝇营狗苟之辈，他是估计不足的。
估计不足的，还有这个陈炯明。当初这位省长力邀他去广东，几天一个电报，情真意切，然而共事之后，却发现他脸上的笑容有一半是堆出来的，并不真诚。陈独秀本来是拒绝出席这次邀宴的，但是有些话想同陈炯明当面摊牌，他还是夹起皮包钻进小包车，从教委赶了过来。
东道主陈炯明迟到了，他一进宴厅就注意到了陈独秀，并且特意把陈独秀从左桌拉到主桌上来，说：“啊呀仲甫兄，三日不见如隔三秋，来来来，这里坐，我们碰一杯！”
既然如此来请，不妨就坐过去。红木太师椅上铺着厚厚的织锦垫子，软得很。这位撇着两抹黑胡子的省长今日之表情如椅垫子一样软软和和，看来正好对话。
陈独秀自沪抵穗后，处事雷厉风行，一方面，提出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大幅度地刷新教育；另一方面，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创办工人夜校，火火热热地进行共产主义理论宣传。他的这种革命活动的声势不能不引起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于是暗箭乱飞，报纸上的聒噪之声日益刺耳，惹得陈独秀经常在他居住的“看云楼”里发火。他细细观看广东云层，终于看出了蹊跷，乱云之所以总是麇集不散，是因为应该吹出朗朗清风的陈省长压根儿没有张嘴。
还没等陈炯明举杯，陈独秀首先举起拇指大的白瓷小酒杯，“省长，我敬你一杯。”
陈炯明略略浮肿的脸上堆出笑容，“啊，好！好！”他说。
“碰杯之前，我有一句话。”
“啊，说！说！”
“广东高师由国立改为省立，本是省长亲自决定，而现在，孔教徒守旧派均借此围剿独秀，言语之恶毒，不堪入耳，省长知道不知道？”
陈独秀出言锐利，使宴桌旁的所有脸孔都变了色。陈炯明做惊讶状：“有这样的事？”
“有人说我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省长也不曾听说？”
陈炯明微笑：“不曾，不曾！”
“还把本人的名字陈独秀改作陈独兽，省长也没有听说？”
“什么？陈独兽？孤独的野兽？啊，哈哈哈哈 ”陈炯明一时笑得发抖，“没听说，没听说。不过，倒是听说过一句话，说你组织了一个什么 讨父团 ，是吗？”
“省长相信了？”陈独秀目光炯炯。
“不，不，我不相信，仲甫怎么会发动儿子讨伐父亲呢？这不是开玩笑嘛！仲甫自己认为呢？”
省长这么一说，所有宴客的视线便一齐罩住了陈独秀。陈独秀冷笑一声，说：“我想，我的儿子倒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而我，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省长知道，大家也都知道，我陈独秀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的这一略含挖苦的妙答，使得几张宴桌均起笑声。陈独秀在笑声里目光一转，直逼省长：“不过，凭省长的这句问话，也说明，外间所有的谣言和攻击，省长其实全是知道的。”
气氛一时尴尬了。陈炯明扁扁嘴巴。
“嗯，也算是知道一些吧。不过，我从来没有理会他们联名写的罢免书。”他说。
“要罢免我，也行，省长发一句话便是。”
“哪里话，哪里话，仲甫何必多疑！来，来，诸位，一起举杯，我们为广东革命政府干杯！”
“且慢，我还有一句话。”陈独秀大声说。
陈炯明停了酒杯，说：“有话就说，有话就说。”
“我这句话是个长句子。”
“但说无妨，但说无妨。”
“我这句话也不是对省长一人说的，是对在场诸位说的。那边桌子上，有几位报馆记者，那么我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所有广东民众说的。”
陈炯明沉脸一想，说：“仲甫之言，本当洗耳恭听，但恐句子冗长，有耽误本省长公务之虞，是否允许先行退席？”
“不，我这句话，非请省长一起听不可。”
陈炯明复又坐下，脸上的笑容开始僵硬。他想，这个陈仲甫，可能要叫我今日下不了台了。
陈独秀此时便发作了，脸色通红，语言铿锵而锐利。“诸位先生都知道，”他说，“我自应邀来粤，在各学校各团体之演讲，众耳共闻！在各处的演说辞，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人造谣污蔑，说我在演讲中主张讨父，主张仇孝，主张公妻，主张妇女国有，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我倒要问问他，他究竟在何时、何地听我作过这种鼓吹？此种谬论究竟出自我口，还是存于己心？”
陈炯明皱眉，盯着面前的酒杯。
陈独秀继续说：“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的正当行为，但是，我们却从来不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为不堪的政客，除了做淫秽小说的新闻记者，除了姬妾众多的大腹巨贾之外，没有任何人肯主张的吧？”
整个宴厅一声不吭。陈独秀知道自己的话有如投枪，见着血了，于是益发严厉：“现在，广东就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却专门躲在人后，造下流谣言，以攻击中伤为能事。今天，我借省长一杯酒，郑重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我陈某人将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姑息！”
他一口饮干了手中之酒。
“谢谢诸位恭听！”他说，“我还有个演讲会，只好比省长还先走一步，抱歉之至！”
言罢离席，大步而去，头也不回。
全宴厅鸦雀无声，面面相觑。
陈炯明在愣了很长时候才说出一句“诸位畅饮吧”，这才使宴厅恢复杯盏之声。陈炯明很不高兴，再一次觉着了悔意，真是陈独兽，不该来广东。
陈独秀的小包车刚在惠福路巧心茶园停下，候在门口的几位旗袍女郎便噼啪鼓掌，献来一束花。陈独秀应邀在这里发表演说，沈玄庐一定要他来这里讲几句。他进门前抬头，看见茶园门楣高挂一块红幅：“欢迎陈委员长莅临妇女解放恳谈会指导！”
陈公博和一位神色高傲的青年在门口候着陈独秀。陈公博是北大毕业生，脾性率直，能言善说，陈独秀委他担任省教委的宣讲员养成所所长。陈公博一见陈独秀下车进门，便赶上去，手指那位青年说：“陈先生，等一等，他要马上见你，他说要退出社会主义者同盟。”
陈独秀认识那人，那人也是北大毕业生，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陈独秀虽觉意外，但也保持着镇定，他目光严厉地盯着那位青年，盯视良久。
已经来广州主编《劳动与妇女》杂志的沈玄庐慌慌忙忙从茶园奔出，一见陈独秀就喊：“啊呀，仲甫，各界妇女代表都在里面翘首以待呀！快进去，快进去！”
陈独秀说：“我同这位年轻人有事要谈，你先进去，你请别人先说几句！”
“好！好！”沈玄庐叹口气，奔上台阶。
陈独秀又沉默了一会，然后对区声白说：“观点不合吗？”
“陈先生，我们不能再沉默。”区声白说话低声，但神情倔强，“陈先生虽是我师长，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奋起。我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劳动阶级专政。我们没有办法不宣布退出社会主义者同盟。”
“请便吧！”陈独秀说，声音淡淡的。
“我已写了文章，批驳先生的，将要发表。”
陈独秀加重音量：“我将反驳！”
“谢谢先生！”区声白骄傲地点点头，返身而去。
陈独秀怒不可遏，将手中花束狠摔于地，区声白并不回头，似乎并未听见摔花之声。
沈玄庐又奔出，拉住陈独秀的西装衣袖不放，也不管他脸上什么表情：“啊呀仲甫，那个人讲了三句话就没词儿啦！”
“你接上嘛！你不是演讲家吗？”
“好，好。”沈玄庐无法，复又奔入。
陈独秀对陈公博说：“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的又来唱双簧！主义之问题，不能不澄清。我以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确已时不我待！”
“听说共产国际也是这个意思。大家都在等陈先生下决心呢。”
“我已经请汉俊加紧起草党章了，他拟了一个，我看根本不行，五指握不成拳的党，算什么党？我已去信了，叫他重起炉灶，一俟拟就，即召开各地代表会议。会议地点，我们也合计了，就在上海召开。”
“仲甫！”身后传来沈玄庐的大嗓门。
陈独秀回脸，愣了，只见满眼的旗袍与粉黛，三十余位打扮各异的妇女代表一齐笑盈盈地排列在茶园大门口的台阶上。
沈玄庐一屁股坐落，冲陈独秀眼睛一翻：“会议代表都在这儿了，你好歹不肯进门，就在这里演讲吧。”
“既如此，我就在这里演讲了！”
沈玄庐惊得跳起来：“什么？”
陈独秀说：“此地空旷，我就在此演讲。今天既为妇女演讲，题目便叫做：无政府主义与妇女运动！”
沈玄庐抽口冷气：“题目也变了？”
街人越聚越多，很多人赶过来看稀罕。陈独秀大步站上台阶，昂起头，说：“我现在对于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无政府主义，乃革命之大患！我们的北邻俄罗斯，若是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我敢断言，不但资产阶级会马上恢复势力，连旧帝政的复辟，也必定在所难免！”他不管台阶上的那些妇女代表有没有兴趣听，只狠狠地批驳无政府主义。夜间，陈独秀返回“看云楼”时，还在思考着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知道今天听讲演的妇女一大半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他不能不把心中的愤懑发泄出来。广东的云，不管从哪个层面看，都是越来越看不得的了。
这一刻，周恩来正坐候于巴黎一家医院的前厅里。他捧着一大束鲜花，等人。
中国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春天公然与陈独秀决裂的时候，在欧洲的巴黎，两派观点不尽相同的勤工俭学学生，却通过周恩来的调停，走到一起来了。在这家医院的前厅里，周恩来坐等了很长时间。空气中药水味儿很浓，夹着阵阵花香，闻着挺特别。
医院乃弥合创口之地，周恩来想，我今天一定要把他们弥合在一起。
周恩来等的人终于到了。走进门的一群，是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七八位，其中几个还穿着有铁屑味的工装，一看就知道是劳动的一群。
打头的是四川籍的赵世炎，还有一位叫李立三。在里昂做工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也夹在他们的行列里。他们的步子都很大。
“谢谢你们，你们还算是准时的。”周恩来迎上去。
赵世炎一握住周恩来的手，就连珠炮似的说：“我们很痛心中国学生的血流在巴黎街头，但是我们更痛心的是作出这种请愿的决策。我们中国学生有能力在法国活下去，我们不做寄生虫！我们有一双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靠手撑着的！我们就是基于这一点才不去包围中国公使馆。 蒙达尔派 里有人乱说，说我们是驻法公使陈篆的走狗，这是乱咬！我们再三再四地重申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乞讨！”
李立三附和，言简意赅：“乞讨的政策只能导致镇压！”
这群在克鲁邹做工的中国学生们对二月二十八日包围中国公使馆之举，一直是不满的。他们认为，所谓工读生活，打工本来就是应有之义，缺钱了当然靠自己挣，而补贴留学，并非有志青年所为。策动学生去包围公使馆，挨了打，头破血流，酿成个二八事件，何苦来着。
对于克鲁邹一派的想法，周恩来研究了半天，认为不无道理，但是蒙达尔一派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周恩来一夜没睡着，凌晨时分他向克鲁邹方面打了电话，希望他们一定赶来巴黎医院探视伤员。快近中午的时候，周恩来去花店买了一大束花，花很新鲜，瓣叶上都是露珠。周恩来认为，中国的乌云那么沉重，革命营垒本来就势弱，若再刀枪无序，锋芒杂乱，又如何能问鼎苍天？他觉得，他今天的鲜花就是他的武器。他要在营垒内部打一个小小的仗，这个仗非打不可，花瓣上的露水是最晶莹的子弹。
所以这一刻，他凝视着赵世炎的眼睛，说出这样的话：“我很欣赏你们在探望之时也能坦率地谈出你们自己的意见，确实是这样，只有坦率的交流，才会有彼此的谅解。但是，在诸位今日进入病房之前，我想提三条小小的要求。第一条要求，请诸位说话的声音尽量放轻一些。”
周恩来领探望者一路上楼。楼梯是褐黄色的，呈弧线形，颇有贵族气派。
“第二条，”周恩来边走边说，“诸位进房之时，请务必面露笑容。”
这句话立即使赵世炎展露了笑容。陈延年兄弟俩也笑出声来。
周恩来在大病房外面停了步，最后说：“第三条，请大家都从我手上取几枝花，然后，我们进门。”
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学生们一推进门，就看见了蒙达尼的朋友的惨状。
他们的脸色、纱布、绷带和他们身后的墙壁，都是同一种颜色。
蔡和森坐了起来，王若飞坐了起来，李维汉坐了起来，全病室的中国留学生均坐了起来，他们感动地看着探望者进门，他们一时不相信这些不同意见的朋友会来探望。
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来自克鲁邹工厂区的同学们来看你们了。他们带来了鲜花，也带来了他们的意见。你们也知道，克鲁邹的同学对这次请愿是有不同看法的。”
赵世炎和李立三走来走去，把手中的花分别插在伤者床头。赵世炎说：“本来，我是很想对在蒙达尼读书的同胞们发表一通意见的，可是现在看见了你们的血迹，我倒反而说不出口了。我现在只想说一句，你们受苦了！”
李立三的嗓音也像赵世炎一样，像绷带与纱布那么柔和，“我们只是这么认为，中国留法学生不用靠政府救济，应当到工厂做工，通过做工了解工人，养活自己，取得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我们这些想法，也可能失之肤浅。”
“我倒不想说什么了，”陈延年说，“我只想打一个比方：街头的鲜血是一切革命者的黏合剂。”
听了这些话，躺在床上的学生们都显出了感动。蔡和森仰坐起身子说：“说实话，我们在蒙达尼读书的学生，也很钦佩你们克鲁邹学生的顽强，只是，我们不想便宜那帮华法教育会的蛀虫。”
一时间，双方都沉默了。花香很淡，但是飘了开来。
“诸位，我说几句吧，”周恩来坐在蔡和森床头，绽开笑容，一副大哥哥模样，“虽然我来欧洲才两个月，但是依我看，双方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这一次流了血的同学是想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经济力量，潜心研究欧洲社会，求取救国之真理；坚持在工厂做工的同学，则是要就近研究和推动工人运动，也是求取救国之道。用一句中国成语说，这叫殊途同归。诸位知道，本人在国内，也坐过牢，也挨过打，也流过血，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以中国青年之血的名义，互相融通，互相理解，让所有革命的留法学生都拧成一个拳头！”
陈延年忽然激动起来，说：“我又想打个比方了，蒙达尼和克鲁邹，其实，不是两个城市，而是一条壕堑！”
“我们没有理由不走在一起，”赵世炎说，“和森，你说呢？”
蔡和森说：“我想也是。你看呢，若飞？”
王若飞的那只露在绷带外面的手使劲互相一握，说：“我也打个比喻，一把筷子折不断。”
赵世炎忽然说：“我有个想法，干脆，发起一个全法的中国勤工俭学会，协调我们的行动！”
周恩来一听，眼睛就圆了，说这个主意好，蔡和森也表态说：“我参加。依我想，我们这个病房的所有同学，我们蒙达尼的所有同学，都会参加的。”
赵世炎很为此刻的气氛感动，说：“恩来，要谢谢你的花，今天双方相会，全靠花为媒。”
“不是花为媒，”周恩来纠正说，“是血为媒，你没听见陈延年刚才的比喻吗？”
陈延年的激动还没有平静下来，又说：“我想再补充一句，或许，是马克思的学说让我们黏合在一起了！说实话，我跟乔年，原先都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自从到了法国，读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一篇篇的很有道理，我们原先的信仰一下子崩溃了，我这里再打个比方，那就像一座高楼忽然倒坍一样，轰隆轰隆，这种倒塌，很痛苦，也很兴奋。向真理投降，真是一件天下最幸福的事。我跟乔年都这样感觉。现在，我们也更理解我们的父亲了。我这样想，只要我们大家都信马克思主义，一起来研究和摸索，我们的拳头会握得越来越紧！”
周恩来喝彩说：“此言精彩！不是陈独秀之子还真说不出来。咦，我什么地方见过你？”他一下子觉得陈延年此人面熟得很，黝黑的皮肤，炯炯有神的眼睛，这副面容是不是在哪道历史的缝隙里隐现过？
陈延年笑了，点出了那个地方：“一个火车站！”
“火车站？什么火车站？”
“天津。”
“天津？”周恩来的记忆突然清晰了，“是的，是的，你在火车上，我塞给你传单，那时候我们正在呼吁释放陈独秀！”
由于一些长出来的花朵和一些采下来的花朵，巴黎的春色越来越浓。在市郊阿利昂法语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灯光下，周恩来独自一人伏案写字。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兴奋，心坎里的春色很浓。
他在写一封信。
他的笔尖沙沙地移动着这样一些句子：“小超，我要告诉你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你送给我的毛衣确实织得密实，很温暖，我每天都穿着它。第二件事，是两千留法中国学生的团结，已经得到了加强，勤工俭学会成立了，相当的活跃。下一步，还准备在留法学生和华工中，组织少年共产党。第三件事，是我受旅欧的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诸主义中，我彻底地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实在太深，无政府是个虚幻的主义，我们要及早抛弃它。当然，我的独身主义也将随着无政府主义的抛弃而一起抛弃。小超，我建议你也多读一些宣传马克思学说的小册子，共产事业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为之奋斗一辈子，是值得的。”
嚓嚓的缝纫机声停下了，杨振德吃惊地看着女儿，她不明白女儿何以这么激动。她是像一阵风一样卷进家门的，双颊被早春的风吹得很红，像搽了两块胭脂，当然这种红色也可能不是风带来的。
母亲问她怎么了，“他来信了！”她喊。母亲问是谁？
“妈，我要彻底信奉马克思主义了！无政府主义是个不切实际的主义！”
“怎么了，小超？”
“妈，他说他抛弃独身主义了！”
杨振德早就猜到了八九分：“你是说谁呀？”
“周恩来呀！”
母亲把十六岁的女儿拉到身边，摩挲着她的手。女儿年纪尚小，这年纪，按老话，虽可称“年方二八”，但谈论婚嫁毕竟还早。当然，经过风风雨雨的打磨，小超也早已不是一个“十六岁”一词所能涵盖的姑娘了。
“妈，”邓颖超若有所思，“你说，为什么他要把放弃独身主义这个消息告诉我呢？”
邓颖超仰着脸，那神情，明显是要从母亲这里获取一种她渴望得到的支持。
“小超，你还小。”
“虚岁都十七了。”
“说实在话，妈妈也挺疼爱这个小伙子。”
“妈！”女儿一声叫唤，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既然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了，你也应当把你的消息告诉给他。”杨振德及时换了一种思路。她觉得女儿的早熟说到底也是一种成熟，并无特别担心之必要。
“我有什么消息啊？”
“你的心里话就是你的消息。小超，你胆挺大的，像你爹啊，你爹就说过，他上天敢揪鹏，下海敢逗龙，所以，这方面的事儿呢，你也别胆小。想什么，就说什么，也要像你爹。恩来小伙子离了家乡，一个人漂泊，也是很孤单的。”
女儿听话地点点头。她很感激母亲能说这番话，能说这番话的母亲是不多的。“妈，他是共产党员了，我也想参加共产党。他这个 五号 一赶，就远远赶到 一号 前面去了。”
“早晚你也会赶上去的。”
“天津不知有没有共产党？天津要没有，我就跑北京去参加，李大钊先生早就叫我们笃信马克思主义，他肯定是共产党。”
“天津早晚会有的，全国都会有的。”
“我的妈呀，你像是诸葛亮似的！”
杨振德的预言没有错，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意大利“阿奎利亚号”轮船驶进上海，一贴催化剂滴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
来自荷兰的共产党人马林手扶舷栏，在夕阳下注视着这个城市的岸畔高楼。那是一些锯齿形的建筑，东方的天空被切割得轮廓分明。他对身边的同伴说：“这个城市与爪哇的城市非常不一样。”
那同伴说：“你应当说，远东地区的城市都一样。”
“为什么？”
“都是暴政横行，人民苦难。”
“不，”马林注视着江面，“这句话应当再反过来说。”
“怎么说？”
“哪儿都是人民伟大，暴政虚弱。”
“说得好，”同伴拍拍他的肩，“这也许就是你的使命所在。”
马林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原名叫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他是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委托，专门来中国查明是否需要组建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并考察社会政治情况的。然而，进入上海这个城市还不到半个小时，这位性格刚烈的荷兰人就忽然来了一次大打出手，其时他正路过一条悬挂着红灯笼的街道。
从悬有一盏铃兰型门灯的妓院内，突然窜出一个袒胸露腿的洋女人。女人个头很高，嘴唇在暮色之中如同着了火。“要陪陪吗？先生，你是法国人吗？”她熟练地把一只手搭在马林肩头。
马林推开女人的手：“你是哪国移民？”
“这并不重要，我的先生！”
“从彼得格勒来，还是从莫斯科来？”马林言辞犀利，如一柄解剖刀切开了对方。
“你也是俄国人？”俄妓显然大为吃惊。
“回自己的祖国去！不必把自己的人格拿到外国去贩卖！”
俄妓退一步，冷静下来，笑一声：“人格？人格早已被苏维埃毁灭了。我的父亲战死了，他是陆军少将。”
马林沉下脸说：“苏维埃会使每个人都得到新生，回你祖国去！到建筑工地上去，到义务劳动现场去！尊敬的女士，我建议你尽快抛弃你的仇恨，人民会原谅你的！”
突然传来尖利的喊叫声。又一个胖胖的俄妓冲出屋子，一路追逐着一个穿长衫的瘦男人。那男人尖嘴猴腮，边躲边笑。
“给我钱，不能赖钱！”俄妓喊。
瘦男人被追急了，突然回身，扬起拳头，来了个拳击动作，竟把那个高大的俄妓揍倒在地上。
“娜塔沙！娜塔沙！”她的同胞姐妹扔下马林，惊奔过去。
瘦男人还想挥拳，手刚举起，便被一双更强有力的手制止了。马林的体魄非常强健，有如海员。“欺侮女人，你混蛋！”他用英语怒骂。
瘦男人说：“哈罗，洋大人，关你什么闲事？”
马林出手一拳，对方便一声不响，像掏空的口袋一样倒了下去，但这个人又迅即滚地而起，带着一脸血，摆开了马步，模样像一只黑猴。
小街顿时骚乱起来。长衫与旗袍开始加快脚步避逃，而短褂们则开始聚集围观。
瘦男人舔舔嘴边的血，左左右右晃动，“娘的，我抢了你的女人了？”
他一拳打在马林身上，马林纹丝不动，而马林打过去，对方便又仰脸跌了下去。瘦男人跌下去的时候，忽然又出现了几个穿黑衫的男人，像从地里一下子钻出来一样，群猴般围住马林。马林心想，糟了，还没斗上中国军阀，就先跟地痞流氓斗上了，在爪哇传播革命的最艰困之时，他也没有过这种经历。他咬咬牙想，打吧，也只能以拳制拳了。他大喝一声出拳，接连几个直拳勾拳，把几个黑猴子打得遍地滚动。
警笛声突然大作。马林下意识地抓起旅行袋想跑，被带往警局就十分麻烦了。进入中国，他用的是化名。
而那位俄妓却用英语对他说：“你，不用担心警察的。”
果然，急咻咻赶到的警察只朝围观华人猛舞短棍，“滚开！滚开！”其中一个警官冲到马林面前，靴子后跟一碰，啪地立正，用英语磕磕巴巴说：“三分局二队警官王长胜！先生有什么吩咐？”
“上帝，”马林看着警官，耸耸肩，“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当晚，寄宿于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之后，马林还在思索着这种奇怪的现象，他觉得中国与爪哇还是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的。他在这么想的时候，便听见了敲门声。他知道是谁来了。
在马林到达上海的时候，二十三岁的俄共党员尼可尔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也同时抵达上海。他的使命与马林大致相同，也是考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并相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马林打开三十二号客房的房门，与来访的瘦高个子热情拥抱：“幸会，亲爱的尼可尔斯基同志，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到达了远东这座最负盛名的城市。”
尼可尔斯基说：“而且我们肩负的使命也相同。”
“尤其是，我们所受到的监视也是相同的。”马林补充。
来客虽然吓了一跳。“你有证据吗？”尼可尔斯基看看已经关紧的门，又看看窗。
“我唯一的证据就是我的预感。你知道我有被驱逐出境的经历吗？我在爪哇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被荷兰殖民当局无情地驱逐出境？”
“我知道。”
马林告诉对方，他已经化名安德烈森，身份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他说：“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行事。”
尼可尔斯基掀起窗帘的一角，看看外面的街道，除了街角有一个安南巡捕在百无聊赖地溜达，他没有发现什么。
“马林同志，”他说，“但愿我们能在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使命之前，不被任何人驱逐出这座城市。”
两位背负红色使命的白皮肤共产党人不知道，就在他们这样说话的三天之后，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里，一台英文打字机正在嚓嚓嚓地发出某种不祥的声音。
神色阴沉的奇琼巡长在打字机旁边踱来踱去，像只老猫。他用猫一样的阴郁而略带尖利的声音，口述一件公函，让打字员记录。
“法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巡捕房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乘意大利苏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奎利亚号轮船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后，即借宿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并已于6月14日离开，住进麦根路三十二号公寓。现正处于我巡捕房的密切监视之中。”
打字员说已经打印完毕，奇琼轻快地吐出一口烟说：“好吧，派专人送荷兰领事馆！”
上海麦根路三十二号是一个德国家庭寓所，好客的德国主妇忙碌于厨房，她对客人的接待是极其周到的。
马林只有住到这里才觉得安全了些，尼可尔斯基也是同样感觉。三天后，李汉俊和李达赶到了麦根路。马林已经知道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是陈独秀离开上海的时候指定的，目前正担负着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会议的重任，所以他握李汉俊的手特别紧，摇了又摇。
李汉俊于是向他介绍，会议通知函已经发出。会议代表计十三名，代表全国的五十七名共产党员。
“为什么是十三名代表？”马林问。
李汉俊说：“各地共产党支部派两名，也就是说，北京两名，上海两名，广东两名，湖南两名，湖北两名，山东两名，这样是十二名。再加上东京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一名，便为十三名。”
尼可尔斯基说：“在巴黎，不是还有你们的共产主义组织吗？”
李达说：“非常遗憾，由于地理关系，他们已经不可能派代表于七月份赶到上海了！”
马林诙谐地说：“早知如此，我轮船上就顺便带一个来了！”
大家笑起来。马林还是有幽默感的。马林这时候又说：“请你们将这阶段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报送一份给我。我要转报共产国际。”
李汉俊一听，一愣，顿时收了笑容。他想，转报共产国际的问题，所牵所涉，那就大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说：“刚才我提的就是工作。我们另外没有正式的计划和预算。”
马林表情肃然了，从沙发上站起来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将是共产国际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求你们有正式的书面报告。财务方面，共产国际也将予以支持，每一位会议代表可以先发一百元钱的路费，会议结束之后，再给五十元。”
这一下子，李汉俊的冲劲上来了：“马林同志，尼可尔斯基同志，恕我直言，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目前根本无法作答。”
马林听了这话，便知面前的这个人脾性倔，而且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也肤浅，在爪哇，他也接触过这样的人，这样特立独行的人还不在少数，于是他鼻子哼了一声。
尼可尔斯基说：“总是要加入的嘛。世界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一个伟大的整体！”
李汉俊争辩说：“即便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有待研究。共产国际在经济上援助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也应由我们按实际工作的情形，加以自由支配。”
马林大皱眉头：“上海怎么比苏门答腊还要闷热？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李达和李汉俊知道洋人不悦了，互相看看，均沉默不言。
马林走了一圈，和缓了口气，微笑着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嘴像枪管子。但是我们的心，就如共产主义的旗帜一样，是赤热的。若是你们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同志在这里，他将会明了这一点。”
马林说错了。陈独秀根本不会这样想。
陈独秀与李汉俊一样，一开始对马林就有了一种反感，虽然他这一刻还没有见到这位体格魁伟的荷兰人。他停止了踱步，对摇着蒲扇的包惠僧说：“他怎么能一到上海就打人呢？汉俊来信说，他打的是上海瘪三。就算是瘪三，那也是中国人嘛。”
草拖鞋踱在地板上，发出吱吱的声音。陈独秀心里也有一种吱吱的声音，像被什么啃着似的。什么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将是共产国际的组成部分，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中国的党怎么就成了外国的党？何况这个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呢！
包惠僧笑着说：“马林要打瘪三，就让他打吧。有些中国人，也是该打。岂止该打，而是该杀！陈先生当年磨刀霍霍要杀慈禧，慈禧太后不也是中国人？”
“慈禧要杀，也该我杀，轮不到洋人杀。”
包惠僧听着这句话，相当感慨：“陈先生，你哪，你是最像中国人的中国人。”
“他若是诚心来帮助我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我自然没有理由不欢迎。嗨，也不知怎么的，我总是想起那个威金斯基，又会俄文，又会英文，温文尔雅，你不把话说完他绝对不插嘴。这个马林，说话不用舌头，却用拳头。李达的评价是对的，他说这个洋鬼子骄傲。傲者，说话便是打拳，打拳便是说话。以后，我倒可以介绍这个马林到上海大世界去摆擂台，或者开武馆。而现在的问题是，马林摆开了一个马步，对付的，却是我们。”
包惠僧笑起来。
“他说：来！来！来！你想，我能去吗？”陈独秀摇摇头，又摇摇头，“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就已经是人家的一个支部了，合乎逻辑吗？李汉俊说他当场就脸黑了，我还嫌他的脸不够黑！”
包惠僧说：“那就请陈先生自己去上海开会，也摆个马步给马林看看。”
“你说得轻松，我怎么走得开？”陈独秀摊摊手，“修校舍的专款眼看要有着落了，若是我这个兼职预科校长一拍屁股走人，这笔专款还能批得下来么？校舍还修得起来么？惠僧你去，你代表我参加，开完会之后，你仍旧回湖北工作。广东还有一位代表，我请陈公博去！”
门突然被推开，陈公博满面笑容走进来。
“太感谢了，陈先生！你的推荐，我都听见了。”陈公博笑得像花一样，“我的蜜月之行，首选就是上海！”
陈独秀一拳揍在他肩上：“开会，乃是首务！”
陈公博笑哈哈说：“两者并非矛盾，一般而言，开会总安排在白天，又一般而言，蜜月总体现在晚上！”
包惠僧听了，忍不住乐。陈独秀说：“你再嘴油，我另换代表了！”
“不敢嘴油，不敢嘴油，”陈公博收了笑，“陈先生你放心，会议第一，蜜月第二，主次有序，我保证把会开好就是了。我到上海，一定认认真真地把广东的革命形势向代表们好好作介绍，行不行？话说回来，陈先生，你去上海出席会议，其实才是最合适的。”
陈公博说的是不错的，陈独秀理应赶赴上海。对于这个不与会的问题，在上海的马林也百思不得其解。
“陈独秀同志怎么能不来开会呢？”马林专门带着尼可尔斯基去白尔路三益里李汉俊家，询问这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年轻编译，“按理说，应当由他主持会议，会议的主持怎么能不来呢？”
“他的脚只接受他的大脑指挥。”提起这个问题，李汉俊心里也有隐隐的火气。陈独秀原本就不该南下，再说，为修校舍筹一笔款子，真的比组一个党更要紧？陈先生有时候也会昏头。
“广东真有那么重要？”马林又问这个问题，心里发狠。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广东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
“是不是我以后也要去？”
“你应该去。”
“问题是陈同志现在应该来！”马林真的生气了。
“问题是他认为他可以不来！”
“真有意思，”马林搔搔他的淡黄色的头发，“真有意思。”
马林久久看着李汉俊，实在琢磨不透他面前的这些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什么脾气。陈独秀是中国新思想的旗帜，陈独秀自然是必得来上海的。这个党需要陈独秀坐镇，拢共五十七个人，这个党没有陈独秀坐镇并且立即下狠劲儿大发展，能在有四万万人的中国出息起来吗？
看来，陈独秀也是个怪人，比面前这个李汉俊更倔。
尼可尔斯基摆摆手，打圆场，说：“那么，李同志，我想再提个问题，这次代表会议，我们能见到北京的李大钊同志吗？”
李大钊也来不了上海了。此刻，李大钊正躺在医院里，北京顺治门的“首善医院”。
他满额头缠裹纱布，纱布上依稀可见丝丝血迹。张国焘和刘仁静守候在他床头，神情都显得焦虑。李大钊对他们说：“我是想去上海的，很想去，想见见各地的同志。可是，徐世昌用刺刀挽留了我。今日新华门前的惨状，你们是亲眼目睹的。天理何在？教员们是活不下去，才上新华门请愿的，可是请来的却依旧是警棍、刺刀！”
上午的请愿惨状，李大钊一闭眼，就活生生尽在眼前。他知道前面的墙很厚，但是他不能退却，非但不能退，甚至要不惜以额撞墙。他作为公推的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不能不坚定地站在上百名北京高校教职员工队列的最前面。他要为同事们谋饭吃，谋饭是百姓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反抗暴政的最朴素的呐喊。他当时的个头显得很高，他是被两个教工抬在肩膀上的，他冲着戒备森严的新华门挥拳，厉声疾呼：“从二月份到今天，政府没有给各大学的教职员工发过一分钱的薪金！你们可以不要教育，可是我们拿什么养家？我们怎么面对学生？我们怎么养活老人和孩子？你们端着刺刀，可是你们也有父母！你们应当帮着我们一起抗议政府！”
然后，就是教职员工的齐声怒吼：“抗议政府残害教育！”“不准克扣工薪！”然后，就是刺刀的寒光，然后就是血，衣服上，旗帜上，一朵，一朵，如撕碎的花。
李大钊一闭上眼睛，就是血花。自己的血花和别人的血花。
张国焘俯脸说：“李先生，别太激动，你伤口还在流血。”
“你们去上海吧。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之斗争，正值关键，我实在是无法离开北京了。”
赵纫兰走进来，对李大钊耳语说：“院方说，不能赊账。”
张国焘听清楚了，迅即取出腰间荷包，哗啦啦倒出所有铜板。刘仁静掏了半天，掏出一枚贴肉珍藏的银元。
“这是干什么？”李大钊瞪眼，“都收回去，收回去！”
刘仁静泪眼迷蒙了，说：“先生您一向待我如骨肉，我每次交不上学费，都是您垫的，这一回，您无论如何让学生我尽一份心意！”
赵纫兰毅然捋下左腕上的银手镯，说：“守常，我们有了！”
李大钊指着手镯，让妻子赶快去办手续，然后他推走了他学生掏出的钱，他又继续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各地共产党支部的同志，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代我问同志们好。还有，我今日受伤之事，千万不要告诉仲甫。”
张国焘说：“知道了，我们不告诉他。共产国际的同志，我们当然是百分之一百要尊重的。”
在张国焘乘火车南下上海的途中，湖南的毛泽东却为去上海的船票钱犯了愁。黄昏时分，他走进了长沙“和记”典当行。一年之前李大钊在北京送他的那只打璜金表，他不能不忍痛割爱了。
毛泽东跨过高高的石砌门槛，边走边撩起青布长衫，在腰间摸索。他摸着了那只带有体温的打璜金表，连同表链子。他在柜台上放下金表的时候，又犹疑了一会，最后，手一伸，五指分开，噗的一声，金表就沉甸甸地置于柜案上了。
当铺的判子是个胖胖的中年人，他那双黑色瓜皮帽下的细眼，一直亮着，他从一开始就打量着这位高个子顾客进门后的一举一动。
面对这只光闪闪的金表，判子无动于衷：“本号不收。”
毛泽东惊异了：“为何不收？”
“这不是东西。”
“怎么不是东西？打璜金表，英国产，判爷你取起来仔细看看。”
“我不取也知道这是洋东西。这年头的行情，就数洋东西，不是东西。”
“这是什么道理？”
判子的细眼里放出光来：“去年抵制洋货，长沙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本典当行虽小，也算是爱国店家，本号东家有规矩，凡洋东西，一律不收！”
毛泽东说：“听判爷这番话，倒也是见了骨气。”
“收回去吧，莫看它金灿灿一件物事，还不如先生你身上一件旧长衫值钱。”
“若是这身旧长衫可以典当三十大洋，我马上脱了它。”
“莫脱，莫脱，这件旧布衫子，脱下来也是一钱不值，穿在你们读书人身上，还见着了一身斯文。”
“斯文？我毛润之早就视斯文为粪土了。”毛泽东转身便走。
判子听了这话，忽地瞪圆小眼睛。“你说什么？”他叫喊一声，“先生你回来，你刚才说毛润之，你，你就是毛润之？”
毛泽东回身道：“鄙人毛润之。”
“《湘江评论》主编毛润之毛先生？”
“英雄也有气短之时。”
“我一个堂弟，就是去年为抵制日货，被张敬尧用站笼站死的。全仰仗毛先生主持公道，专门上北京呼吁驱逐张毒，四面游说，八方奔走，为湘民申冤，毛先生做得好啊！在下今日给毛先生行礼了！”
判子站起来，冲柜台外的主顾鞠了一躬，肥脑袋差点磕在铁栅上。
毛泽东再次把腰表放在柜台上：“那就烦劳判爷把这件洋东西也当成一件东西吧。”
“毛先生，按理说呢，洋东西，也是东西。典于本号，暂为保管，也无大碍。只是此只腰表，我看毛先生也是很舍不得典当的，毛先生端进端出，难舍难分。依在下推想，此表，怕也是有所来历的。既然毛先生今有急用，在下就先垫支若干吧？”
“不，”毛泽东态度明确，“我今日进的是当铺，不是钱庄。不留抵押之物，如何得取银洋？这只打璜金表，还是留在判爷处，两月之内，我必来赎，如今只求判爷妥为保管，勿与他人。”
判子想了一想，同意了：“就依先生所言，在下妥善保管便是。”
毛泽东与何叔衡是六月二十九日在长沙小西门轮船码头上的船。从湘江拐入长江，东走上海，一路都是顺风顺水。
毛泽东以为何叔衡不知道船票钱的来历，然而何胡子接过船票上船之时，却说：“嘻嘻，我知道这船票怎么来的。”
“你知道什么？”
“上船吧，”何叔衡拉毛泽东，“到时候我把谜底揭给你。”
毛泽东笑说：“算了吧，何胡子，秀才不出门，焉知船票事？你猜到天边也不会猜着，你以为俄苏朋友真的给盘缠了？”
何叔衡想，应该给的吧？李达信上讲得清清楚楚的么。
“反正现在还没拿到。”毛泽东扶何叔衡走过跳板，“洋钱，倒是无所谓，只要洋主义适合中国百姓，就是上上大吉了。”
他们刚踏上黑糊糊的船舷，小火轮就哇一声鸣叫起来，像是一只被突然踩伤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