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搞戏剧？是啊，我也常想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我想出的唯一答案，在你们听来可能平常得令人失望：只因为舞台是一个我感到幸福的场所。不过要注意，这种考虑也不见得那么平常。在今天，乐事是一种独特的活动，证据就是人们行乐总要躲躲藏藏，偷着去看一种粉色芭蕾，说出来不好意思。在这方面，大家都达到共识！我有时读到一些严厉的文章，指出一些活动家放弃一切公共活动，逃往或者躲进私生活中。这种逃避的看法，带有几分鄙视，不是吗？鄙视，还有愚蠢，两者形影不离。其实，据我所知，情况正相反，更多的人逃进公共生活中，以便躲避私生活。强人往往是幸福的失败者：这表明他们缺乏温情。我谈到哪里了？对，幸福。是啊，如今追求幸福，就跟追求公共权利的罪恶一样：永远不要承认。不要天真地这样讲“我幸福”，而不想其害处。您马上就会看到，周围的人纷纷翘起嘴唇谴责您：“哼！您幸福，我的小伙子！跟我说说，您怎么对待克什米尔那些孤儿，怎么对待新赫布里底的那些麻风病人呢？他们可不是像您说的那么幸福。”哦，对，怎么对待麻风病人？拿我们的朋友尤奈斯库的话说，怎么摆脱掉呢？于是，我们很快就满脸乌云了。然而，我还是认为，人必须强壮和幸福，才能更好地帮助遭遇不幸的人。自己生活艰难，让生活担子压垮，就不可能帮助任何人。
反之，能主宰自己，主宰自己生活的人，才能真正慷慨仗义，有效地给予。对了，我认识一个男人，他不爱妻子，为此痛苦不堪。有一天他决定，将一生献给他妻子，总之作为补偿，决定为她献身。嘿！可怜的女人，直到那时，她的生活本来还可以忍受，可是从那天起，生活反而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狱。大家明白，她丈夫那种献身有目共睹，那种忠诚也惹人议论。如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越不爱人类，却越要为人类献身了。这些眉头不展的情人，总之结婚是求最坏的结果，从来不求最好的前景。讲了这一点大家就不会奇怪，世人总是阴沉着面孔，难得表露出幸福的神情，唉！尤其身为作者。可是，我个人就尽量不受这种影响，对幸福和幸福的人，保持尊敬的态度，而且不管怎样，从卫生健康考虑，我也力求尽可能待在我感到幸福的一个地方，即我所指的戏剧。这种幸福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幸福，持续了二十多年了，况且，即便我愿意，我认为自己也离不开了。在1936年，我组建一个不幸者的剧团，在阿尔及尔的一个大众舞厅演戏，剧目从马尔罗、埃斯库罗斯，一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二十三年后，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改编成剧本，搬上安托万剧院的舞台，这种忠诚实在罕见，或者说中毒时间居然这么久，连我本人也感到诧异，不禁叩问自己，这种固执的品德或者恶习，究竟基于什么原因？我想出了两类：一类与我的天性相关，另一类与戏剧的性质相关。
我的头一个理由，我承认极不堂皇，就是通过戏剧，我要逃避在作家生涯中令我厌烦的东西。首先逃避我要称为的无聊的壅塞。假如您叫菲尔南代尔、布里吉特、巴尔多、阿里·汗，或者重要性差点儿，叫保尔·瓦莱里。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名字要登在报刊上。您的大名一旦出现在报刊上，壅塞就开始了。邮件蜂拥而至，邀请函雪片似的飞来，必须答复：您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拒绝浪费自己的时间。人的一半精力，就是这样用来说不，只是方式各有不同。这不蠢吗？当然蠢了。然而，我们的虚荣心，也正是这样受到虚荣的惩罚。反之，我却注意到，人人都尊重戏剧工作，尽管戏剧也是一种虚浮的行业，我也注意到只要一宣布正在排练，别人都知趣地避开，您周围很快就变成一片荒漠。人若是机灵一些，就像我的做法那样，排练一整天，还占用夜晚一部分时间，坦率地讲，简直就是天堂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戏剧就是我的修道院。世间的喧嚣躁动，到它的围墙脚下便止息了，而在这神圣的场所里，一群勤奋的修士摆脱了这个世纪，集中考虑一个问题，转向一个目的，在两个月期间，准备一场弥撒，等到哪天晚上，就首次举行仪式。
好吧，谈谈这些修士吧，我是指搞戏剧的人。这个词儿令您吃惊吗？一种专业化的或者专业新闻刊物，我也说不清了，也许会帮助您想象出，戏剧人好比一群畜生，睡得晚而离婚早！说起来，我肯定要让您失望，其实戏剧平常得很，比起纺织业、制糖业，或者新闻界，离婚率还要低呢。只不过一出这种事，人们就要大谈特谈。这么说吧，我们的萨拉·贝因哈特的感情，肯定比布萨克先生的感情更令公众关心。总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样，干舞台这行，体力和呼吸器官都要顶得住，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体型非常匀称的强壮的人。干这一行身体特别重要，这倒不是因为要耗在放荡的行为上，至少也不比别的行业更放荡，而是因为演员必须保持健壮，也就是说必须爱惜身体。总之，他们生活检点是行业需要，这也许是生活保持检点的唯一方法。不过，我离题了。我的意思是，生活不管检点不检点，比起我那些知识分子的弟兄来，我更喜欢剧团这帮人。这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难得有可爱的，他们之间也不能互敬互爱。而且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儿什么事儿，必须求得别人原谅。我不时就产生这种感觉，自己又违反了圈子里的一条规则。自不待言，这就夺走了我的本性，而丧失本性，我自己也烦恼。反之，在舞台上，我就很自然，也就是说，我不用考虑自然还是不自然，只在一个共同的行动中，我与合作者同忧同喜。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友情，这是我生活的一种最大的乐趣，我在离开我们合伙办的报纸的时期丧失了，一回到舞台就又重新找到了。您瞧，一位作家独自工作，在孤寂中接受别人的品评，尤其要在孤寂中自我评价。这不好，也不正常。如果他是体质正常的人，那么总有一定的时候，他需要人的面孔，需要一个集体的温暖。也正是基于这种缘故，作家才承担了大部分义务：婚姻、学院、政治。其实，这些办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刚一丧失孤寂的状态就开始遗憾了，总想舒服的生活和伟大的追求兼得，要进入学士院，同时又依然我行我素。而那些投身政治的人，只希望别人代替他们行动和杀人，自己则保留说这根本不好的权利。请相信我，今天的艺术家生涯，并不是一份闲差使。
不管怎样，对我而言，戏剧向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共同体，提供了任何人和任何思想都需要的物质奴役和限制。在孤寂中，艺术家统治，但是统治虚无。在舞台上，他不能统治，他想要做的事情取决于别人。导演需要演员，演员也需要导演。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旦被人怀着适当的谦虚和愉快的心情承认了，就能奠定同心同德的基础，组成一个天天讲友情的团体。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捆在一起，但是谁也没有失去，或者基本上没有失去自由，难道这不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好模式吗？
唔！还要统一一下认识！演员作为人，也同任何人一样令人失望，导演也不例外，尤其是因为，人们有时不由自主地非常喜爱他们。然而，失望如果真有的话，那也往往发生在工作期间之后，每人回到孤独的自然状态的时候。在这行里，逻辑性并不很强，因此，人们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失败能毁掉剧团，成功也能毁掉剧团。其实不然，毁掉剧团的，是希望结束了，因为在排练中，正是希望使他们抱成一团。须知这个集体靠得这么紧，是由于接近了目的和赌局的结果。一个党派、一场运动、一座教堂，也都是共同体，只是它们所追求的目标，隐没在未来的黑夜中。剧团则相反，工作的结果，不管是苦是甜，总会早早就知道是在哪天晚上收获，而且干一天就靠近一步。共同的冒险，大家都知道的风险，能使一些男女组成一支团队，一致走向唯一的目标，到了久久等待、最终开局的那天晚上，能表现得最优秀，也最卓越。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团体、集体画室，一定体会过排练大型节目的人所感到的这种狂热。但还应该补充一点，建筑物存在于世，而演出却要消失，正因为这成果死期已定，就更受到它的工人的喜爱。至于我，在青年时代，仅仅在运动队里，体会过这种强烈感觉，希望和团结一致伴随漫长时日的训练，一直到比赛输赢的那一天。足球场和舞台始终是我的真正大学，老实说，我的一点点儿精神，就是在那里学到的。
不过，如果停留在个案的考虑上，我应当补充一点，戏剧也帮我逃脱威胁任何作家的那种空洞无物上。我在报社工作时期，喜爱在印刷版台上拼版，胜过撰写人们所称社论的那种说教文。同样，我在戏院里，喜欢让作品扎根于照明灯、门窗布景、幕布和杂物中。不知道是谁说过，要想导演好一场戏，双臂必须掂量过布景有多重。这是艺术的一个大规则，我也喜爱这行业，它迫使我同时重视人物的心理活动、一盏灯或一盆天竺葵的位置、一块布的纹理以及舞台上空悬吊装置的重量和大人。我的朋友马约在绘制《群魔》的布景时，我们就想到了一处：必须从制作的布景开始，要有分量的一间客厅、家具，总之是真的，然后景深逐渐延向高区，减少实物，是绘出的布景了。就这样，一个房间从真景实物起始，以虚幻截止。难道这不正是艺术的定义吗？不是纯真实，也不是纯想象，而是始于真实的想象。
为什么我肯在戏剧上花时间，而执意谢绝城中的晚宴以及我感到无聊的社交圈子的邀请，我觉得这些个人理由足以说明了。这是作为人的理由，还有作为艺术家的理由，也就是说更加不可思议。首先我认为舞台是表现真相的场所。不错，一般人说那是幻想的场所。绝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倒不如说，社会是靠幻想生活的，您在舞台上所碰到的蹩脚演员，肯定不如城里那么多。不管怎样，试试看，在我们的客厅里、我们的行政机关，或者干脆在我们的彩排厅里，找一个非职业演员，让他到这舞台上，就在这地方，再将四千瓦的照明灯射到他身上，那就再也做不成戏了。您会看到，在真实之光的照耀下，他以某种方式完全裸露了。对，舞台的灯光是无情的，世间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一到这六十米见方的舞台上，走路或者说话，就必然以自己的方式忏悔，不管怎么装扮，也必然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生活中，我认识很久，又很熟悉的人，只有他们给我面子，肯同我一起排练和扮演另一个世纪、另一类人物，我才能完全确信，真正彻底地了解他们了。有人喜爱窥视心灵的秘密和人掩饰的真相，他们就应该到这里来，他们的难以餍足的好奇心，就有可能填满一部分。对，请相信我，要生活在真实当中，那就演戏吧！
有人时常对我说：“您在生活中，如何调解戏剧和文学呢？”老实说，我从事过许多行业，为生活所迫，或者出于兴趣爱好，应当说，我还是处理好了这些行业与文学的关系，既然我还一直是个作家。我甚至有这种感觉，我一旦同意只当作家，立时就停止写作了。至于戏剧，关系自动就调解好，因为在我看来，戏剧是文学的最高体裁，至少是最全面的体裁。我认识并喜爱的一位导演，他总是对他的编剧和演员说：“写吧，或者演吧，只为这大厅里的唯一的傻瓜。”他就是不愿意讲：“您本人要扮得又愚蠢又庸俗。”只是说：“对所有的人讲话，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总之，在他眼里没有傻瓜，人人都值得关注。然而，对所有的人讲话并不容易，定位不是过低，就是过高。例如有些作者，愿意针对观众里最蠢的人，结果，请相信我，他们的演出很成功；另一些作者则不然，只肯针对被推定为聪明的观众，结果呢，演出差不多总是失败。前者延续着纯法兰西的戏剧传统，可以称为床铺史诗；而后者则将一些蔬菜，加进哲学的火锅里。反之，一位作者以寻常口吻对所有的人说话，同时保持很高的立意，他一旦成功，就是对艺术的真正传统作出了贡献，在演出大厅里，将所有阶层、不同思想的人，置于同一种激动中，或者同一种笑声里。不过，说话要公道些，唯有大作家才能做到。
有人也许关切地对我说：“您自己能写剧本，为什么还要改编别人的作品呢？”这种关切令我惊讶。当然了，其实，这些剧本，我写出来了，今后还要写，现在我还听任这些剧本向同样的人提供由头，来惋惜我改编的剧本。我只想说，我写剧本时，是作家在工作，要根据一部遵循规模更大的计划的作品。我改编时，是导演在工作，要依照自己对戏剧所持的看法。我的确相信完整的演出，即由同一种思想酝酿、激发和指导的，由同一个人编剧并执导的演出，这就可能达到构成一场戏王牌的语调、风格和节奏的统一。
我有幸既是作家，又是演员或导演，也就能够力图实施这种观念。我来确定文本，翻译的或者改编的，然后在彩排过程中，根据导演的需要，在舞台上进一步修改。总之，我同自己合作，请注意，这就一下子排除了编剧和导演之间经常出现的摩擦。我感到这项工作对我的精力消耗极小，只要有机会，我就可以安心地做下去。我接受排演戏，并不觉得逃避了作家的责任：一场场演出，就是以压缩的手段愉悦观众。而这些令我激动的、获得巨大成功的剧目，在巴黎舞台上看过，将来还能看到。是的，我排演《群魔》，没有逃避作家职业的感觉。《群魔》这出戏，概括了目前我对戏剧的认识和信念。
这就是在戏剧方面我喜爱什么，做了什么。也许不可能延续很久。这一艰难的行业，如今连它的崇高性都受到威胁。演出的费用不断提高，专业剧团的公务员化，这些逐渐推动私营剧院转向最大限度的商业演出。我还要补充说，他们那方面，太多的管理班子尤以外行著称，根本没有资格掌握一位神秘仙女给他们的许可证。照这样下去，这种崇高的地方，就可能变成一个卑鄙的场所。难道这是停止斗争的一种理由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藻顶下面，幕布后边，始终游荡着一种艺术和娱乐的功德；这种功德不能泯灭，也将阻止这一切丧失。它对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有所期待。我们责无旁贷，不能让它沉睡，要阻止商人和制造商将它逐出它的王国。反过来，它也将使我们挺立，让我们保持实实在在的好心情。接受和给予，这不正是幸福以及我开头就讲的纯洁的生活吗？当然，这正是丰实的、自由的生活，我们人人都需要的生活。好了，我们去忙下一场演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