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缪来说，1958年的开头和上一年一样糟糕。一天，平时向来准时的他没有及时赴与罗布莱斯的约会。罗布莱斯担心之余，给苏珊娜·阿涅利打了电话。最后加缪终于出现了。原来，他在出租车上突然呼吸困难，随即中途转往诊所吸氧。后来一位医生诊断说，他处于半窒息状态。加缪又开始接受运动治疗。弗朗西娜、卡特林娜、玛丽亚和密都见证了他的不适。精神状态陷入低谷的加缪看了精神科大夫，待在沙纳雷伊街的寓所闭门不出，甚至一度想到自杀。呼吸困难、幽闭恐怖症也折磨着他。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已被某种疯狂所左右”。这段时间的日记也写得干巴巴的，仅限于列举事实，就像一本航海日志：
12月29日（1957年）
15点。新一轮的恐慌。正好4年前，X（弗朗西娜）发了病（今天是29日，只差一天）。有几分钟陷入完全的疯狂。接下来，精疲力竭，浑身颤抖。服了镇静剂。现在的文字是一个小时后写的。
29日到30日夜间：通夜的恐慌。
12月30日：感觉稍好。
元旦（1958年）
双倍的痛苦。
不过就在这一天，他又写信给勒内·夏尔：“我感觉好些了。别为我担心。看过医生之后，我会采取些措施，以恢复轻松和愉快的状态。”3个月以后，加缪又写道：
“从1月到3月。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了。只是常常还暗中感到焦虑。”
加缪的新女友密一直帮助着他。他们是10个月以前在花神咖啡馆相识的。那天，加缪正和安德烈·贝尼舒的儿子皮埃尔一起喝酒，在座的还有阿尔贝·科塞。密正在一楼，面对着咖啡馆的大门写作。加缪双眼紧盯着这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她认出了他。同伴们邀请密和他们一起聊天。她是做什么的？
“画画的。”
他们聊起了皮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这是他们两人都很欣赏的画家，然后一起去跳了舞。接着，加缪这位高明的“战术家”用车把伙伴们送回了家，好单独和密在一起。密来自丹麦，为了做绘画教师，她曾在哥本哈根的美术学校学习，然后又来到巴黎，在“大茅屋”画院继续学习素描和油画。现在她是这所画院的公积金司库，职责是监督画室、挑选模特、指导他们摆姿势。靠做这些工作，她获得了免费上学的权利。不过她同时还在其它地方勤工俭学，如在雅克·法特的时装店中担任模特。眼下，她正打算参加布萨克牌布料的全国推销展，这比只在时装店干活儿更能挣钱。随后的日子里，加缪陪她走过了圣奥梅尔、纳博讷、佩皮尼昂、贝齐埃等地。罗贝尔、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都说，加缪又焕发了青春。这一对情侣并不隐瞒自己的行踪：人们看见他们出双入对，在利普啤酒馆，在“小铺路石”餐厅，在“云”夜总会，都有人看到了他们的俪影。密也去沙纳雷伊街。她对勒内·夏尔似乎不太感兴趣。密还是很少几个陪加缪一起看足球比赛的女人之一。他们一起谈论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尼采：“他谈他自己就像在谈上帝一样，”加缪说，“可他总是很可怜。这可不像上帝。”他崇拜尼采“对身体疾患的长期斗争”。加缪还评论道：“这不总是贵族身份的要求，事实上，经常是义务造就了一个贵族。”密欣赏加缪的幽默，加缪也被她深深打动。他们俩待在一起，感觉就像在“一个无穷无尽的时间泡”里。密常常拖着加缪去维莱纳游泳池，他喜欢她身上的青春活力和热情。这个女孩把加缪当同龄人来看待，这一点也让作家感到轻松惬意。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地方，人们都在敦促加缪公开其政治立场。有些拥有阿尔及利亚背景的人对他感到失望、伤心。1958年1月11日，《世界报》用一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文章，这是阿姆鲁什被《快报》退回的稿子：“作为神话和现实的法国——论若干苦涩的真理”。在文章作者看来，法国人希望这个国家具有普世性的使命感，但他们遗忘了殖民体系，而这恰恰是那个神话般的、普世主义的法国的致命弱点。有鉴于此，根本不可能继续在“口头上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实际上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之间保持那种传统的暧昧”。左派和右派都必须为现状负责。左派是“占据多数地位的、沙文主义的右派的一张面具，也是它存在的借口”。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群众现在“把自由的法国和帝国主义的法国混合在一起”。阿姆鲁什认为殖民主义的法国是“种族主义的、贪婪的、不人道和破坏性的”，它以“民众的启蒙者、基督教会的头生女和世间各国的耶稣自居”。他还断定，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别无它途可以结束当前的危机。阿姆鲁什从前的朋友雅克·厄尔贡在《世界报》上回应了他的文章，指责他夸大其词。加缪赞同厄尔贡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您针对阿姆鲁什所写的东西。不要这个人，也不要他的观点——每次我读他的文章，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加缪觉得，像他和厄尔贡这样“带着执着的希望”真正热爱阿尔及利亚的人少而又少。他告诉正为这场笔战感到伤心的于勒·鲁瓦，阿姆鲁什是个危险的诡辩家。
加缪还是退出了公众事务，埋头搞他的戏剧和小说。
“《快报》和《法兰西观察家》，我现在不读它们。”他这样对让·格勒尼耶说。
即使问题和阿尔及利亚无关，他也有被多数派孤立之感。所以他告诉格勒尼耶：“我的敌人太多了。”
对格勒尼耶，加缪怀着不可动摇的感激之情，甚至是一种过分讲究的客气，即便这位老师经常拿学生开心，或者用他特有的“节约”将学生逗乐。现在，格勒尼耶给加缪提供了一些建议，例如关于小说的建议是这样的：
“得首先砍去一半！然后看上去有点像部剧本了，结构更紧凑、更鲜明。这样人们才无话可说！”
在加缪去斯德哥尔摩之前，格勒尼耶向学生宣布，他将把一本书献给他。
索格勒夫人还常常给加缪写信。从她那里加缪得知，西蒙娜经常犯病。加缪已经无法再为她做点什么了。他在巴黎见过她，西蒙娜更加消瘦，脸庞浮肿。她接受过精神分析，也在瑞士尝试过一种新的解毒疗法。加缪念及此处，忍不住对格勒尼耶一般性地谈起了婚姻问题：
“两个身体从此分开，这倒是件好事，能避免更糟的结果。我的第一个妻子西蒙娜·伊埃，我和她一起总算想明白了，那个想要她毁灭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很漂亮，强壮，又聪明，可她从来摆脱不了吸毒的老习惯。在伊德阿公园，她常常晚上出去，就扔下一句话：‘我要自杀。’我当然不信她的话，也不敢激她。可夜里我出去，常常发现她在沟壑里。结婚以前我从来没有料到她有抽吗啡的毛病。我带她出去旅游……在林茨，我打开了一个箱子，结果发现了一堆药瓶，装满了整个箱子。她回到旅馆，看见我正在解鞋带，一只脚踏在凳子上。她问：‘您在干什么？’（在我的女人里面她是唯一一个用‘您’称呼我的）。我回答说：‘离开。’”
《巴黎竞赛》周刊宣称，科蒂总统就某些赦免请求征询了加缪的意见。可作家否认有此事。他的确呼吁过赦免一些囚徒，但那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
他仍然为伽利马出版社的审稿事宜忙碌，仍然在指导排演《对一位修女的追思》，这出戏在比利时演出过，他还想把它介绍到尼斯去。他告诉格勒尼耶，自己最近会见过戴高乐，这位将军即将结束他已经超过10年的政治真空期。
“是一个中间人让我们会面的。戴高乐说非洲已经完了。法国人进入了一个沮丧失望、缺乏自信的时期。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得站在一旁，也许我的榜样能够为两三代以后的法国人提供点儿帮助。”
在他的日记中，加缪写道：“3月5日。和戴高乐见了面。我谈到如果丢失阿尔及利亚将会引起的震荡，也谈到了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愤怒情绪。戴高乐说：‘法国的愤怒？’我67岁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法国人杀另外的法国人。除了我自己。”
加缪告诉弗朗西娜，他问戴高乐，阿尔及利亚平民百姓的前途何在。
“他们可以要求得到很多赔偿。”戴高乐答道。
加缪被这个犬儒主义的回答惊呆了。他提到赋予全体阿尔及利亚人以公民权的问题。戴高乐回答说：
“是的，以后我们的国会里会有50个阿拉伯佬。”
1958年，阿尔及利亚选举产生了66个议员。如果“阿拉伯佬”都能投票，那么这个数字将比戴高乐将军说的要多得多。阿尔及利亚的3个省选出了26名“共和国统一全国联盟”的议员，“新国家团结联盟”则有25人，这51个议员基本上都是戴高乐派分子。“独立及社会行动农民联盟”只当选3人，与“民主和解联盟”一样（这两派代表的是传统右翼）。有7个当选者不属于任何党派。左派一边只剩下两名社会党人当选，“人民阵线”和“解放”组织则交了白卷。“黑脚”们的阿尔及利亚现在是右派的天下了。
3月26日，加缪动身前往阿尔及利亚，他计划在那里待上3个星期。
“阿尔及尔……风中，士兵们猬集在桥上，缩成一团，包着头巾，军容不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将会达到50万人。“人们不再耀武扬威，甘于苟且的日子来到了。这就是历史。”
加缪依然住在圣乔治旅馆。他每天都去看望母亲。他又见到了罗布莱斯，还和穆卢·费哈奥恩谈了话，这是他喜欢的作家之一。
“当我们的两个兄弟反目成仇的时候，”加缪说，“去挑逗其中任何一个人，这难道不是一种疯狂的罪恶？一边是明智的沉默，一边是声嘶力竭的疯狂，我宁愿选择沉默。是的，如果一个人的言语能够决定另一个人的生存，那么沉默就并非全然消极的态度。”
加缪也向蓬塞转述了自己和戴高乐的谈话。他发现戴高乐成了悲观主义者，他或许会赞同联邦制的解决方案。戴高乐只会通过合法方式重新执政，问题是，这“该死的政党制度”却是块绊脚石。
“你瞧，”加缪说，“从这方面来看，也没什么希望了。”
加缪和蓬塞之间的对谈出现了紧张的气氛，这是前所未有的。在阿尔及尔，一些像蓬塞这样的人认为应该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加缪则或多或少赞成目前弗里克斯·盖伊阿政府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盖伊阿推动制定了一部旨在建立单一选举团的框架性法律。
“我刚到的时候，也并不相信这部法律。”加缪告诉蓬塞。
可是他刚刚会见过两个对这部法律寄托着希望的阿尔及利亚人。
“不过在和一些人谈话之后，我改变了主意。”加缪接着说，“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开始，从它出发能够找到合理的方案，以维护双方的利益。”
“我觉得，”蓬塞答道，“你这样信任那些来拜访你的人是个错误。他们只代表很少一部分阿尔及利亚人的意见。这部法律只不过徒有联邦主义的外表。可是你知道，就算有一种真正的联邦体制，我们也不敢肯定‘民族解放阵线’会接受它。即使出现奇迹——当然我不相信奇迹——，这部法律能够带来和平，它也会像1947年的宪章那样遭到破坏。”
“可是你忘了，”加缪反驳说，“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
他提到了经济起飞，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还有石油的重要性。
“没错，”蓬塞回答说，“现在我们进口各种各样的东西，水泥、钢铁、管子，我们狭窄的码头都快装不下，卸不了货了。可是，这都是靠了油田的发现，这样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后劲的，持续不了几年。”
在蓬塞看来，还是得和“民族解放阵线”打交道。加缪的神情变得阴郁起来。
“不，在目前的形势下和‘阵线’谈判，就等于承认了它的代表性。再说，它后面还有埃及，它们梦想的是复兴阿拉伯帝国，而阿拉伯帝国就等于引发世界大战。”
“那你说该怎么办？”
“得和‘民族解放阵线’开战。”
加缪的立场变得十分强硬。蓬塞觉得，马克·洛里奥尔议员个人倡议，加缪附议的“联邦主义”根本是个荒唐可笑的想法，它和现实的脱节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加缪的其他朋友如梅松瑟勒、夏尔洛、米盖尔、贝尼斯蒂等人也忧心忡忡，他们觉得加缪已经不怎么像阿尔及利亚人了。在哥哥吕西安面前，阿尔贝还说，他对戴高乐将军存有某种期待。
加缪的《时文集》第三辑《阿尔及利亚纪事》中收入了一篇论联邦制之可能性的文章，1958年4月17日，作家将该文的手稿捐赠给伽利马出版社。差不多两年来，加缪没有在法国公开谈论过阿尔及利亚问题，他的政治介入仅限于所写的文章。或许，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将增加他说话的分量。他把过去20年来在《阿尔及尔共和报》、《战斗报》和《快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停战呼吁”的全文尽皆收入这部文集。加缪坚信阿尔及利亚的两大族群必须和平共存。5月8日，费尔哈特·阿巴斯放出风来，说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9日，劳尔·萨朗将军致电科蒂总统，抗议任何可能放弃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解决方案。同一天，加缪参加了让·德·梅松瑟勒在艺术桥画廊举办的画展的开幕式。他为梅松瑟勒写了这样一段题词：“如果我们可以谈论纯粹的绘画，那它只能在这样的作品中去寻觅：在那里，浓淡明暗的变化、布局的考量、内容以及题材的统一性都能够取得高度的和谐。然而这样的技巧并不以表现它本身的魅力为目的。技巧的运用必得服从于表现非洲自然的需要，是自然为画面提供了岩石、黏土、干旱的土地，还有那大片湿润的云雾阴影，以及围绕着白色的方形时空弥漫的纯粹的光线。”在画廊里，加缪对记者们冷眼相向，这让梅松瑟勒感到惊诧。
在法国本土发生的一切也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靠着一场被多数政治精英认可的合法政变，戴高乐将军重新走进了权力的中心，他的反对者只有法共和几个小党，以及孟戴斯·弗朗士和密特朗。5月13日，阿尔及尔的欧洲人冲进了总督府，当场成立了所谓的“公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头头之一萨朗将军两天后在总督府阳台上喊出了“戴高乐万岁”的口号。而戴高乐将军本人则在法国宣布：“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接管共和国的权力。”17日，巴黎市议会通过了在首都实行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的法令。20日，国民议会决定延长授予普范兰总理特别权力的期限。在阿尔及尔，叛乱的将军们正准备实施代号为“复活”的计划，企图凭借驻图卢兹和巴约讷的伞兵部队干预本土政局。5月27日，戴高乐发表了如下公报：“我希望驻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部队模范地遵守他们长官的命令。”有些人开始相信，或者装作相信“土著”和“黑脚”之间的“兄弟友爱”。加缪时时都在收听广播，但他在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工作是写书，同时，在我的家人和人民的自由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仅此而已。”戴高乐于6月1日成为总理，4日，他前往阿尔及尔。
在编完《时文集》第三辑之后，加缪写了这样几句“导言”：“在阿尔及利亚的才智之士的心中，近些日子可谓风起云涌；新近发生的种种事态带来了希望，同样也引起了广泛的担心。但无论如何，事实本身并未改变，我们必须从此出发，走向那唯一可接受的前途：无条件建立在自由之根基上的法兰西，应该不带任何歧视、任何偏见地平等对待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族群。”这些文字写于戴高乐将军重返政坛前夕，它表达了加缪希望参与“消除毒害”的意愿。作家自愿远离了“公众的游戏”，并且不无骄傲地声称是自己身上的某些弱点才导致了这种引退：“我缺乏那种决断一切的自信心。”因此他甘心局限于一种理智的立场：“在保护自己免受攻击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对手的道理。”他指责冲突各方说：“无论是针对平民百姓的报复行动还是对囚徒滥施酷刑，我们每个人都和这些罪行脱不了干系。”当然，法国政府的镇压也同样如此。加缪也把矛头转向“民族解放军”：“为了有益于世道，且能体现公正，我们必须同样地、毫不留情地谴责‘民族解放阵线’，他们对法国平民，以及在更大的程度上对阿拉伯平民发动了残忍可耻的恐怖主义袭击。”法国的“进步主义者”也没有逃过加缪的谴责：“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我们的某些舆论竟然暗示说，阿拉伯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割人喉管、残害肢体的权利；而我们的另一些舆论则接受了对种种暴行的合法化。”他的批评姿态忽“右”忽“左”：“真正的左派知识分子，如果他们尊重自己的原则，就应该让阿拉伯人明白他们的某些行为是可耻的。然而左派们没有这么做。至于右派，他们经常以维护法国荣誉的名义将很多恰恰有损于这种荣誉的事合法化。”加缪提醒某些左派要注意“廉耻”。他还想到了他的父亲：“当一位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法国人（他指的是像阿姆鲁什这样的人，不过他没有点任何人的名）竟会表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贯视法国为等待接客的妓女，那么就必须提醒这个毫无责任感的人：他所谈论的那些人的祖父辈在1871年选择的是法国，他们背井离乡，从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移居阿尔及利亚。40年后，他们的父辈在法国东部成千上万地战死。至于他们自己这一代，和无数北非穆斯林一起，在最近的这场大战中，在各条战线上为法国这个‘妓女’而战斗。”加缪从未忘记，他那于1914年战死的父亲真是原籍阿尔萨斯。
6月4日，戴高乐面对大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模棱两可地说道：“我理解你们。”加缪欣赏的演员皮埃尔·布朗夏尔写信告诉他：6月6日在莫斯塔伽南，“前来听戴高乐讲话的群众中有八成是穆斯林。这是一个被核实了的数字。”谁核实的？当地法国人举办的调查机构。《时文集》第三辑《阿尔及利亚纪事1939—1958》在6月16日以后上市，但销售状况不佳。6周以后，《世界报》登载了一篇让·拉库蒂尔的文章，该文除了评论加缪还讨论了乔治·比多和塞尔日·布隆贝尔热的新书。拉库蒂尔对加缪尊敬有加，但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他“看待今日阿尔及利亚的方式不如他战前看待阿尔及利亚的方式勇敢”。让拉库蒂尔感到恼火的，是加缪希望在“这场荒诞无稽的、介于麻痹和癫痫之间的对话”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作家曾有勇气“不躲避政治结论中的暗礁。我们得承认这些结论未能满足我们的期望。……令人失望的是加缪提出来用以反对‘阿尔及利亚国家’的理由。他曾在1955年写道：‘阿拉伯人民保存了他们的民族性，即与我们所不同的特征。’因此，谈论‘阿尔及利亚国家’及其历史根据，谈论未来可能的独立将引起的经济上和人文上的后果是很有必要的。但‘正义者’的作者却自相矛盾地说：‘谈到阿尔及利亚，它的独立完全是一个心血来潮的想法。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根本还不存在。犹太人、突厥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柏柏尔人都有权利要求领导这个可能存在的国度。’”拉库蒂尔承认“《时文集》第三辑值得尊重和重视。”可事实上加缪两样都没有得到。针对他的批评，他写信告诉弗朗西娜：“他们催促我表态并非是为了阿尔及利亚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将我置于不义之地。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只能让我更清晰地表达我过去思考过的东西。怎么对待我的敌人？要爱他们。阿门。”根据统计，《时文集》第三辑出版后10年只卖出32621册，对加缪来说，这是一个可怜的数字。
作为事实上的和自我想象中的被孤立者，加缪同时活跃在几条战线上，和他并肩作战的还有其他少数派、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被流放者”。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会见了一些校对员工会下属的研究小组的成员。对方希望加缪更深入地阐述作家和“书籍工人”进行接触的必要性，执笔的手和无产者的手相握也是萨特所主张的。拉扎雷维克、莫里斯·普瓦等人参加了会见。与会的还有与“书籍”和媒体相关的各个部门的代表。友善而热情的拉扎雷维克这样介绍加缪：“他是少数拒绝被腐蚀的作家之一。”
“捍卫劳动的权利，就是捍卫知识分子自身的权利。”加缪说道，“除了工会组织，哪里还有让劳动者相互结识的场所？然而目前产业工人的工会都被政治化了，至于作家工会，它根本就不存在。如何建立这样的工会呢？答案是，得像你们今天所做的一样，号召知识分子和某些研究小组一起参加辩论，创办‘人民大学’。”
加缪本人在战前就和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娜·西卡尔、夏尔·蓬塞一起在阿尔及尔主持过类似的调查研究小组。
“很明显，”他说，“知识分子都陷入了沉默，他们和工人运动没有任何接触，要是这些运动存在的话……不过话说回来，目前并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人运动，我们又怎么能参加并不存在的运动呢？”
作为一名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家，加缪分析了自己的工作。首先得避免有“为工人做主”的心态，不要陷入伊利亚·爱伦堡式的陈词滥调，或者以童子军式的方式参与社会事务。作家必须直接面向最大多数的人，同时时刻不忘以艺术为本位。
加缪表示：“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沉默的人》，后来被收入《流亡与王国》，小说里讲述了一场发生在阿尔及尔的制桶工人罢工事件。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感到很焦虑。我总是感到，要运用可以理解的语言去成功地描写一场罢工，或者更准确地说罢工的后果，这是一件很微妙、很棘手的活儿。”
作家进一步补充道：“小说发表以后我没有收到哪怕一封工人来信，也没有任何工会刊物要求准予转载这篇小说。至于作品本身，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工人会掏钱买它，也许这是因为书的价格太贵的缘故吧……”
这时一位听众说道：“可是马戏场和音乐厅的价格也很贵，还是经常爆满，而且也能吸引很多工人家庭……”
“我决不会因此对工人们有任何责怪，”加缪、箍桶工艾蒂安·桑德斯的外甥回答道，“他们辛苦了一个礼拜，到了周末有权去找乐子。”
在这些支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却不赞成共产主义的左派听众面前，加缪忍不住谈起了新闻界和他的敌人的事儿——尽管他从来不想树敌：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个没法摆脱的烦恼，因为我们眼下待在这充满敌意、谎言和污蔑满天飞的本土法国。我们总是生活在可憎的阴谋氛围中，它毒化了这个国家的空气，使它变得难以呼吸。”
加缪对几乎被历史遗忘的西班牙共和派怀有坚定的好感。他为受到所谓“反殖民主义”威胁的以色列辩护，也支持不知疲倦地为拒服兵役者辩护的路易·勒库安。有一位年轻人问他，自己是否应该到阿尔及利亚去服兵役，加缪的回答是，有必要在阿尔及利亚保持新兵和职业军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加缪也向戴高乐将军寄去一份声援阿尔及利亚囚徒的材料。在戴高乐重新执政之后，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尚未被处决。作家直接向新总理发出呼吁，为勒库安的朋友们辩护。将军则回复了一封客气且语气疏远的信：
我亲爱的大师：
我已经收到了援助拒服兵役者委员会委托您向我转交的信。
您的干预涉及到为拒服兵役者提供适当的法律地位，也同时涉及赦免那些截至目前已经被监禁超过27个月的拒服兵役者。因此您的要求属于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主管范围。
我已将您的信件内容告知了相关的部长，并要求他们向我汇报他们对这封信的处理意见。
亲爱的大师，请接受我友好的和真诚的敬意。
戴高乐将军并未作出“正面”的决定。此时已出任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虽然有帕斯卡尔·彼亚的劝阻，他还是接受了该职务）要求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马丹·杜伽尔和加缪组织一个委员会，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进行道德辩护。马尔罗尤其看重加缪，认为他将是“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国良心的一位常任大使”。与之相比，马丹·杜伽尔已是病重之身，而莫里亚克对此问题持有极大的怀疑。此时身在雅典的加缪非正式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对局势他还要进一步观察。
加缪是在1958年6月9日动身去的希腊。在游览了基克拉泽斯群岛之后，雅尼娜和米歇尔与玛丽亚、阿尔贝在罗德岛会合，一起在岛上度过了15天的时光。米歇尔租了一艘游艇，同舟之人还有为伽利马出版的书籍绘制插图的画家马里沃·普拉西诺，以及米歇尔的妻子伊沃和女儿卡特林娜。阿尔贝和马里沃曾经不和，但眼下已经和好。米歇尔希望自己所爱之人彼此间也能相亲相爱。包括加缪在内，游艇上的人们绘制了一份有插图的、怪异且有色情内容的航海日志。在米蒂亚尼岛（即累斯沃斯岛）上，加缪看到了锡格里遗址，还见到了身着方格牛仔服、由女友相伴的布吕克贝尔热神父。“欢庆”号游艇是由一艘小军舰改装而成的，有两名水手，船长是个喜欢喝杜松子酒的英国人。玛丽亚·卡萨雷斯离开了队伍，她还得赶回巴黎去工作。玛丽亚和阿尔贝自嘲说，15天的同居生活已经足够。
加缪兴致高涨。大家赤身裸体涂着橄榄油，在日光下沐浴。交谈的话题不涉及政治，但加缪告诉雅尼娜，戴高乐的魁伟外表和气质很有吸引力。作家并不知道，相当一部分在法国南方、巴利阿里和托斯卡纳度假的巴黎知识分子都会指责他不顾正在巴黎和阿尔及尔上演的历史风云，在希腊的世外桃源中悠哉游哉。
在他的第五次希腊之旅中，加缪重新找到了他梦想的神话的和现实的国度。他参加了当地的婚礼，享受着热浪和大海的气息，白色和蓝色的房屋以及红土地也让他赏心悦目。可是他的身体发出了警报：“唉，我没法继续游泳了。我甚至不能像以前那样呼吸了，不管多么不舍，我还是离开了海滩，那里曾让我如此欢乐。”他想起了阿尔及利亚的海岸，在此时此刻中品味着往事。
离开希腊之后，他再次回到阿尔及利亚。这一次他又变得不那么悲观，写信给蓬塞：“告诉我，关于目前的局势，人们都在想些什么，希望些什么。”和包括戴高乐身边的人在内的所有法国人一样，加缪和他的朋友们都在琢磨将军的意图。此时的戴高乐是否已经形成了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明确意见？在和蓬塞交换完看法之后，加缪原本稍微增加的乐观情绪又低落了下来，这在他8月4日致格勒尼耶的信中看得十分清楚：“和您一样，我也认为要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也许为时已晚。我在我的书中并未表达这一点……因为，历史总还有它的偶然性，也还因为，我们写东西时无法断言一切都不可挽救。我们能做的唯有沉默。对此我已做好了准备。”加缪变得摇摆不定。8月，他和蓬塞在“小铺路石”餐厅吃饭。蓬塞注意到服务人员对加缪十分殷勤，加缪本人也很看重这份敬意。和“小人物”在一起他显得很自在，仿佛找到了贫困的童年时代的淳朴和自然。加缪寄希望于阿拉伯人和“黑脚”们的团结。当话题转到最近正在发生的游行示威时，蓬塞表示，这是有组织的行为。加缪的神色变得黯淡了：
“这么说，没希望了。”
“也不一定，”蓬塞回答说，“也许戴高乐会很强硬，用灵活的手腕逼迫‘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以维护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利益。”
孟戴斯·弗朗士无法原谅戴高乐用议会政治的程序来包装他的“政变”。但加缪在这个问题上不尽同意他的观点。戴高乐迷住了他。尽管他不信任某些戴派元老如米歇尔·德布雷的作为（此人具有的蛊惑力十分可疑），但他并不认为戴高乐本人是个潜在的独裁者。加缪和让·达尼埃尔各执一词，但他们都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非正统右派的代表戴高乐将会引导法国挣脱阿尔及利亚的泥沼。加缪没有参加从巴士底一路走到民族广场的反戴高乐游行，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不会借尸还魂的”。
“目前，”他对蓬塞说道，“我们所有的基本自由都没有受到威胁。假如有一天威胁真的来临，相信我，我不会仅仅满足于签署宣言的，我一定会走上街头，和工人们并肩作战来捍卫我们的自由。”
如果有必要，他还会站出来反对空降到巴黎的军人的。然而不管他怎么解释，蓬塞还是为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感到遗憾。
“可是我并未沉默，”加缪反驳道，“你是读过我的《阿尔及利亚纪事》的。你也看到了被左派把持的媒体是怎么绞杀这本书的。”
蓬塞赞成加缪出版这本书，但仍然不理解加缪为何要支持洛里奥尔版的抽象的联邦主义。“民族解放阵线”目前影响日增，且已在国际关系领域获得了相当的发言权。
“目前我们的全部指望，就是看到一个自治的、与法国结成联盟的阿尔及利亚，再也无法要求更多了。”
加缪无奈地抬起手臂：
“好吧，那就让我们保持这样的希望吧。”
加缪身上“政治人”的一面拒绝荒谬的阿尔及利亚局势，也不顾一切，不顾任何人的非议，坚定地反对极端主义。在和蓬塞的这场谈话中，他同时谈到了希望，还有与之并存的绝望。
蓬塞觉得，加缪在这个夏天已经“站到了悲观厌世的边缘”。他自认受到“虐待”。非共产主义的左翼认定他是个反共分子（或者是自发地反共，或者跟随别人），还是个殖民主义者，因为他拒绝“民族解放阵线”的独立纲领。在法国，媒体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他的看法都很一致：无论左派和希望“收编”他的右派都觉得，加缪最多不过是个满怀理想主义的火星人。最具灾难性的预言出自一向最谨言慎行的保守派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他新近出版了第二本论阿尔及利亚的小书：《阿尔及利亚和共和国》。该书详细地援引若干经济材料，力图说明，尽管合作仍旧是必要的，但完全的一体化却无法做到。阿隆从整个欧洲的视角来看待阿尔及利亚问题。他认为法国背上的这个包袱过于沉重，超过了它能够带来的收益。阿隆沉痛地说道：“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和民族主义者和解的希望。放弃，则意味着排除与势必独立的国家进行合作。”而对加缪来说，法国人从此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受到排挤才是最大的隐痛。当蓬塞再一次提到他的沉默时，加缪皱紧了眉头。他不想参加“签署宣言之类的化妆舞会”，而宁愿选择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事实上，他不是为不少被判处极刑的阿尔及利亚人争取到了赦免吗？他思忖着，救人一命，胜过“轻率地签署那些毫无结果的宣言”。
进步主义媒体的立场让加缪烦乱不已。他认为，长期以来《世界报》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态度都有欠公正。该报总编于贝尔·伯夫-梅里“支持放弃（阿尔及利亚）”。而蓬塞琢磨的是另外一回事：加缪，这位从前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和《战斗报》上公开捍卫穆斯林的权利的人，如今的立场却为何自相矛盾？可加缪却认为，左派有整整20年对“土著”居民蒙受的不公正视而不见，如今，他们又遗忘了位居少数派的“黑脚”，支持放弃政策。蓬塞觉得，加缪所以和左派拉开距离，一是因为他没有左派那种“负罪情结”，更由于他念兹在兹的是法裔居民被排挤的处境，是“他身属的族群的牺牲”，而这种牺牲是阿隆、布尔代，还有戴高乐都可以接受的。独立的想法在加缪看来是现实的，但在伦理和情感上又是不可接受的。蓬塞认为，尽管就长远看加缪的想法比很多人都更清楚，但此时，在1958年，他看待阿尔及利亚的方式却是“近视”的。加缪首先想到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和白人两大族群，他们都该享有自己的权利。其实这再自然不过了：他怎么可能摆脱在小学和中学课堂上学到的法国本土的“文明作品”带给他的印迹和信念呢？还记得吗，路易·热尔曼先生给学生们展示过地图，那上面用彩色标注出，阿尔及利亚也和法国本土一样，有塞纳-瓦兹省、罗讷河口省……
加缪在他位于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几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这些人是大学生联谊会的，其中包括学医的艾哈迈德·伊布拉希姆·塔勒布，此人和让·塞纳克一起主办一本地下刊物。这两个人都坐在椅子上。加缪对其他人说：
“就像在家里一样，咱们就坐地上吧。”
这些大学生觉得加缪拿他们当小孩子。塞纳克甚至很讨厌他，觉得他是个懦夫。可等他们走后，苏珊娜·阿涅利发现加缪双手托腮，眼含着泪水呢喃自语：
“如果这些小孩子有道理就好了！”
他不再像几个月以前那样指望戴高乐了。将军不会去构建他梦想中的联合体——法国版的“英联邦”的。
“照这样下去，”加缪对吉里约说道，“独立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要离开法国，到加拿大去。”
他沉浸于这“双重流亡”——同时远离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计划中。安德烈·贝尼舒支持将阿尔及利亚保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框架之内。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我会第一个听到戴高乐被谋杀或者死亡的消息的。”
心烦意乱的安德烈甚至抱怨伊莱娜和乔治·达扬，他来巴黎时就住在他们家里：
“你们都是卖国贼。”
他也对那些建议他离开奥兰的人发火，嚷着说：
“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把我们断送了……”
安德烈·贝尼舒是反种族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支持人民阵线的自由主义战士，为奥兰的资产阶级殖民者所不喜的改良主义者。他相信，一旦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被排挤甚至驱逐，这个国家必将面临经济崩溃和政治灾难。绝大部分“黑脚”都感到自己被背叛了，觉得戴高乐蔑视他们，本土的法国人也不理解他们。安德烈·贝尼舒的观点和激烈的情绪，在阿尔及利亚的中下层白人乃至部分精英人士中有很强的代表性。
在普罗旺斯和索尔格河畔的利斯勒，加缪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安宁：“这里的风景滋润着我，赏心又悦目。”在康福马蒂厄的家里，加缪和波尔热一家待在一起，也感到十分轻松。他和夏尔在吕布隆山岭的公路上、柏树林中散步，就像在希腊一样，这里的阳光和宽阔的视野都让他心旷神怡。他甚至产生了在附近购置一座房屋的念头。
这位贝尔古之子其实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受到孤立。9月，《证据》杂志发表了一封一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写给加缪的信：“大作《时文集》第三辑出版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种沉默最后绞杀了这本书），对此我或许并不像您本人一样感到惊讶……事实上这一切并不出人意料……您不仅道出了您对所谓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看法，而且必须承认，这种看法是公正的，您的表述也十分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先生，我从处于苦难中的、为您所深爱的阿尔及利亚向您致以友好的敬意，我仰慕您明智的头脑和大无畏的勇气。”甚至《法兰西观察家》也登载了一篇为加缪被放逐一事鸣冤叫屈的读者来信：“我对贵刊没有评论阿尔贝·加缪最近的三部作品《流亡与王国》、《反与正》和《时文集》第三辑深感诧异。对最后一本书的漠视尤其让人不解，因为它涉及的是阿尔及利亚，你们的读者每周都密切地关注着这个话题。该书的很多观点都是我所不能苟同的，但无论如何，它的确值得一读。”罗歇·吉里约在一篇小范围内传播的文章里悄悄承认了《时文集》第三辑的重要性。他写道，加缪“以一种罕见的真诚、罕见的说服力，讨论了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国家……他的言论带着内敛的激情，也决不缺乏节制感和客观性；他公正地倾听双方的理由，毫无偏私之心。”正是面对吉里约，为民生之多艰忧心不已的加缪慨然说道：
“如果有一天，我在阿尔及利亚，我自己的国土上变成了外国人，我会离开法国……”
吉里约应该理解他：
“穆斯林在他们的国土里不应该像外国人一样活着，为实现此目标我进行了长久的斗争。可有谁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呢？所有的制度，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有他们的责任，无论是本土还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都是如此。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坚信这一点……”
加缪拒绝命定论和以历史进步的名义下达的敕令，他再次说道：
“我不想丧失信心和希望。”
他躲开了各种鸡尾酒会和礼仪场合，不过答应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组织的一次晚餐会。和“黑脚”们在一起让他感到温暖，虽然其中有些官员（如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巴邦）、商人、作家和艺术家（如皮埃尔·布朗夏尔）以他法属阿尔及利亚式口味看来，立场显得过于极端，似乎世间非善即恶。一位退役的上校提到了加缪呼吁停战的声明，认为这是友爱政治的具体体现。同胞们始终在加缪的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不幸的是，他在战前结识的朋友们，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已经疏远了他。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娜·西卡尔、雅克·厄尔贡都主张阿尔及利亚继续属于法国；而蓬塞、梅松瑟勒、贝尼斯蒂或者西姆内则认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无法避免的。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书《阿尔及利亚的蓝图》其时正在当地广泛传播，该书主张法国保留阿尔及利亚，并寄希望于“黑脚”和穆斯林之间的友爱：如能实现，这将是一场革命，一个人间奇迹——在后来的某个时刻，罗斯费尔德将会广为人知，因为他在骚乱和政变期间领导了广播电台。在那本书的开头和末尾，罗斯费尔德插入了“致一位巴黎友人的来信”，这个“友人”曾拒绝支持“黑脚”们的反抗，并且自5月13日以来一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至于罗斯费尔德本人，他主张建立一个“多族群、跨欧非两洲”，包括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国家。可是，他已经做好了流亡的准备。
加缪继续在伽利马出版社工作，在那里他被一群“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包围着。他对某些不太狂热的人尚可诉说心曲。罗贝尔·马莱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下了加缪的一番话：
“这边和那一边的人都应该保持理智……我觉得人们应当找到相互理解的空间。”
加缪总是不断地从希望走向绝望。他告诉马莱，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是有用之人。
“两边都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一边觉得我不够爱国，另外一边又觉得我爱国爱过了头。我并不以一个军人或者殖民者的方式去爱阿尔及利亚，可是，我能够以法国人之外的身份去爱它吗？太多的阿拉伯人所不理解的是，我正是以一个对阿拉伯人满怀友爱之心的法国人的身份去爱它的。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在阿尔及利亚找到家园之感，而不致在这片土地上沦为外国人。”
在这个秋天和冬日，加缪在阿尔及尔和巴黎都感到自己成了外国人。12月21日，夏尔·戴高乐以78.5％的支持率当选为法国总统，在大部分法国人心中，戴高乐是天降的救星。加缪不这么看，可有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位非同寻常的军人能够拯救阿尔及利亚的第二族群，即中下层的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