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种烦忧中，加缪迎来了他的1957年。他为阿尔及利亚问题感到担忧，为家庭问题所困，内心矛盾重重，有时还受到孤立。他说过，阿尔及利亚是他的病灶，就像他的肺一样。
在北非采取的旨在维持秩序的行动，眼下已经被称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者没能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却在外交和政治领域取得了进展。在巴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议员们投票同意授予摩勒政府专门的权力，这意味着法国将向北非大量派遣新兵。而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共产党人则拥护独立。随着局势的恶化，不少法国青年在军中的服役期限将超过12个月，有些甚至超过两年半。此外还有一些预备役军人被重新征召入现役。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愤怒地喊道：“退役？去他妈的骗局！”加缪总是在为其处在威胁中的亲友们担心，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平民。吕西安写信告诉他：“妈妈的身体很好，当然腿脚是个例外。她的脚变形得越来越厉害，现在穿鞋都很困难了。”吕西安自己被召入了“本土保卫军”的队伍：
从职业角度看，我眼下还没遇到什么麻烦事。可是当局还是召我入役，参加维持车站、电车的秩序。我敢说，要不是能天天看阿尔及尔的漂亮姑娘，这份差事还真令人心烦呢……
你的新书出来了，能送我一本题过词的吗？
紧紧地拥抱你。吕西安。
加缪的母亲和吕西安、弗尔一家人一样，哪怕在电车上也时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尽管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发出了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号召——这些人以萨特为首，包括不少不久前还和加缪亲近的人——，真正拒服兵役的青年只有几百人。他们出走到瑞士、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那里和其他一些逃兵会合。法国军队，包括职业军人、打先锋的外籍军团，以及抽调的阿尔及利亚本地士兵，在这个国家步步为营，实行分区控制。在法国本土，在巴黎、鲁昂，工人、职员、身着统一着装的农民都集会抗议战争。在阿尔及利亚，不管心中还有多少信念，法国人依然在恪尽职责。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城市恐怖战，在阿尔及尔的咖啡馆和酒吧安放炸弹。阿尔及尔市长协会主席阿梅德·弗罗热遭暗杀身亡。伞兵部队指挥官马苏将军带领他的强悍高效的部队，开始负责维持治安：他们将逮捕阿尔及尔自治区域的领导人雅塞夫·萨阿迪，以及罗兰·西姆内，因为他在被通缉的阿马尔·乌兹加纳逃亡期间，还向他提供胰岛素。在领导人拉尔比·本·马西蒂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以后，“民族解放阵线”的首脑们离开阿尔及尔，转移到了突尼斯。新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运动全国委员会”在开罗召开会议，吸收了费尔哈特·阿巴斯进入其执行委员会。阿巴斯立场温和，在加缪奔走呼吁停战时曾支持过他，但几个月前已经转向了革命一边。在巴黎，法国政坛也风云突变。1957年5月摩勒政府垮台，布尔热·莫努里和弗里克斯·盖伊阿先后组阁，一时间，政府更迭仿佛成了体育游戏。
“民族解放阵线”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了。该组织成员在梅卢扎杀害了374名阿尔及利亚本国人，因为疑心他们支持梅萨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阵线”的领导机关被法国军队赶出了城市，处境艰难，但“民族解放军”却在边境地带以及突尼斯不断壮大，其原因在于，它既有农村基地（这是加缪知之甚少的）的补充，又有城市出生的干部。留在阿尔及利亚本土的“民族解放军”的力量固然遭到了削弱，其中一些部队缺乏兵员和武器，内部还陆续出现分裂现象，然而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力量在军事、政治两方面的得失恰好是成反比的。普通的穆斯林群众已经开始憎恨法国人。关于酷刑的种种传言报道也让法国本土的民众不知所措。一些法国军官认为，既然法国在印度支那已经被共产党击败，那么阿尔及利亚就变成了捍卫西方的前哨阵地。不过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在表面是“非共产主义”的，实质上更是“反共产主义”的。至于加缪，他一向反对在开罗设立有领导机关的泛伊斯兰运动。
阿尔及利亚战争燃烧到了塞纳河左岸，引起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论。在主张法国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的阵营里，有作家雅克·罗兰、历史学家劳尔·吉拉尔代、记者雷蒙·布尔吉纳等人。在伽利马出版社的迪沃尼·马斯科洛，特别是在《快报》和《法兰西观察家》的影响圈里，不少人则渐渐转向支持“阵线”。弗朗西斯·让松一向反对殖民主义，他在法国发起成立“民族解放阵线”的后援会，声称要为“阵线”“提箱子打杂”。即便是雷蒙·阿隆似乎也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尽管他这样做的理由和萨特大相径庭。由于无法在《费加罗报》上就此问题表态，阿隆干脆出版了一本严谨的小册子，名为《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他预见到“黑脚”将来的流亡命运，认为一体化政策已无法实现，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将使法国承担昂贵的代价，因此这个国家的独立将是无法避免的。阿隆和加缪一样，认为针对平民的军事冲突、游击队和政府军之间的交火是残酷的。然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除了拥抱“以实力谋取独立”这个理念以外，别无其它选择。阿隆从不像萨特那样企图为恐怖主义辩护。以加缪的立场来看，如果法国人能够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生活，那么阿隆的主张是部分可以接受的，但他坚决反对有霸权倾向的“民族解放运动”。梅卢扎的惨案就是证据。在巴黎和里尔这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对抗，一派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人，一派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后者人数较少，“阵线”指责他们企图和殖民主义者进行合作。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增加了加缪对“阵线”的恶感。
1957年1月4日，让·格勒尼耶在伽利马出版社和加缪聊天，话题渐渐转到了政治方面。这时弗朗西娜忽然走了进来，说她赞成法国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这也是苏斯泰尔的观点。
“《快报》真是可恶，当法国人被屠杀的时候，他们却在印行纪念胜利的册子。”弗朗西娜说道。
格勒尼耶和加缪在有一点上意见相同：法国政府本应明确宣布它的政治目标。应该明确阿拉伯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引导民意。加缪说道：
“法国政府不应该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它现在正在招募妇女和儿童。应该明确地拒绝他们。”
这一时期，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伞兵部队击溃了民族主义者的武装，一些俘虏受到了法军的虐待。摩勒总理（当时尚未下台）建议加缪参加一个“维持自由委员会”，参与调查虐囚事件的真相。加缪拒绝了此一提议，并在致摩勒总理以及蓬塞等友人的信件中说明了拒绝的理由。在他看来，该委员会的职权没有得到明确，政府没有给予它任何独立、高效地展开工作的保证，也没有赋予它调查的特别授权。加缪决定从此不再谈论阿尔及利亚问题，当然这仅限于公开场合，私下里，他仍然在几条战线上继续斗争。同为阿尔及利亚人的作家让·塞纳克在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义务”的文章，对加缪有所指责：“加缪，当他不久前还没有否认《正义者》的不正义之时，曾经说过，写作的人永远达不到死去的人的高度。”加缪收到了匿名寄来的这篇文章。他用一封信作出了答复，此外没有别的回应。加缪没有在他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观点和他的戏剧之间发现任何矛盾之处：“（塞纳克所说的）‘还没有’三字是多余的。《正义者》的主题今天依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而我今天也依然没有改变当初的观点。《正义者》中的主人公拒绝投掷炸弹，因为他发现除了在自己同意去暗杀的大公之外，炸弹还可能夺去两个孩子的生命。这一拒绝意味着，在谋杀和不义行为当中，仍然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对此，我在戏剧和《反抗者》中都给出了具体的例证。在我看来，只有遵守这一界限，反抗才可能带有真理性和伟大性。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从未变化，如果说我可以理解和崇敬解放运动的战士，在那些杀害妇孺的刽子手面前，我却只感到厌恶。谈到当前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民众的事业，再没有什么比将要普遍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更能损害它的了。恐怖主义将会延迟，甚至是无可挽回地取消正义的解决方案得到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有的知识分子或者阿拉伯领袖不同意我的立场，假如他们声称，正是因为法国人也屠杀过无辜之人，采取过集体镇压的方式，因而从另外一边发起的恐怖主义袭击才无法制止，那么他们的推理将是值得讨论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至少，你们不能歪曲我的观点，把我一向反对的东西说成是我赞成的（哪怕这一歪曲是针对我的过去）。我不仅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且今天继续毫无保留地谴责对无辜平民的屠杀。我还必须说明，您所说的‘还没有’不但不符合事实，甚至带有侮辱性，因为它所针对的是这样一个人——您知道的，20年前，他独自一人在阿尔及利亚投入了捍卫阿拉伯人民的事业。”当年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加缪并非孤身一人。他表示并不想给塞纳克上课。“许多人……今天在阿尔及利亚死去，双方都有死者。您是从事写作的，在您出言反对我之前，在您接受《正义者》的不正义之前，请好好考虑一下吧。‘不正义’一语从我们嘴里说出毫无分量，但在阿尔及利亚，它是血淋淋的事实。”这封信自然成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塞纳克给加缪寄去一张文辞动人的明信片，上面印着意大利费耶索莱镇的风光：“尽管友情不再，尽管我的兄弟胸有怒火，尽管在那个夜晚血雨腥风，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一起重新找到费耶索莱的宁静，在我于《婚礼集》的开篇之处经历它之前，我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种宁静。”
在初版20年后，加缪重新刊印了100本精装版的《反与正》。让-雅克·波维尔从夏尔洛出版社取得了该书的版权。在新版序言中，加缪承认作品的形式还显得“笨拙”，但他“无意收回任何已经表达的东西”。布里斯·巴兰则从中看到了加缪写过的“更好的东西”。加缪的新版序紧凑、机敏而又充满伤感，是对纯洁的生活体验的一曲不乏理智的颂歌。“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我曾被置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再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好的，阳光则让我懂得了历史并不是一切。”加缪谈起了他的“卡斯蒂利亚”式的性格，谈到了他缺乏享受和财富方面的品味，“我贪恋这样的自由，它会随着财富的积累而瞬间消失。（过去）我能体验到恐惧和绝望，却从不知道什么是苦涩和心酸。”
在阿尔及利亚，每天都有屠杀和处决。加缪在新的《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断头台的思考”一文的某些片断。1957年3月26日，他照例和让·格勒尼耶在利普啤酒馆吃饭。加缪表示，“民族解放阵线”拒绝摩勒提出的举行选举的建议，而这个建议其实是有利于民族主义者的。在作家看来，共产党现在减少了对摩勒政府的支持，是希望为了苏联的利益而削弱法国。他认为梅萨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倒是“和俄国人脱钩了”。
“阿尔及利亚的本地人对战争的持续感到厌烦了。”加缪说道。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到阿尔及尔去找工作的农民告诉吕西安，他在内地乡村的生活已经毫无出路了：“强盗”们抢走他的鸡，另外一边，政府军作为报复，又拿走了他的大麦。加缪认为，“民族解放阵线”那帮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1957年4月1日，加缪在王后镇让·格勒尼耶家里吃饭。和以往一样，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总是他们谈话的中心。他们谈到，奥兰省省长威胁一位中学校长说，如果他服从“民族解放阵线”的罢工号召，就会受到惩罚。校长违背当局之命行事以后，果然被处以48小时的监禁。在被关押期间，一位对自己干的肮脏活儿感到厌恶的中尉对他讲了些内情。加缪还向格勒尼耶描述了自己不久前在巴黎和一些无助的阿尔及利亚人见面的场景。
“我告诉那些陪同（安德烈）贝尼舒的阿尔及利亚人，如果他们觉得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漠不关心，甚至乐见其成功，那他们就错了。在法国有很强大的反对独立的潮流。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就像3位激进派的议员（例如马克·洛里奥尔）所建议的那样，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和人口还会被重新分派。如果阿拉伯人抱怨说奥兰、阿尔及尔和那些工业发达的地区被从他们手里夺走了，法国人的回答将会很简单，因为是法国开发了这些地方。”
这次会面的地点是在克洛兹里-德里拉斯。安德烈和保罗·贝尼舒参加了谈话。在座的还有安德烈的一位做小学教师的阿尔及利亚朋友，以及另一位信任“民族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人。当贝尼舒一行人穿过卢森堡公园时，那位小学教师说了一句阿拉伯谚语：“在家千日好。”（至少保罗听来是这个意思）——或许，他是在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的温和立场。
加缪忙着筹划在昂热戏剧会演上重新推出《卡利古拉》。接下来他也许会去南方，可能是科里乌尔，不过如果他感到疲惫，也可能会去卡布里斯休养。他想避开“蓝色海岸”如潮的人群。说着说着，他和格勒尼耶的话题又转回到阿尔及利亚。
“孟戴斯·弗朗士？”加缪说道，“他被孤立起来了，为此他很苦闷，几乎算得上得了抑郁症。埃德加·富尔？他准备好了出卖一切。这是个没有良心的家伙。戴高乐要回来了……”
加缪还是丢不开“切割”阿尔及利亚的话题。“虽然重新划分土地不是法国希望看到的，但有个前景总比没有好。”他贪恋地阅读了蒙泰朗的《手记》。和《约拿》的作者一样，蒙泰朗也针对那些阻止艺术家工作的人发出了不平之鸣。
加缪对一切评论都十分敏感，不管它们出自何人之手。在英国，一位名叫卡拉西沃罗的人在《遭遇》杂志上抨击了他的沉默。加缪立即致信杂志的主编之一斯蒂芬·斯宾德，他表示，自己希望看到殖民体系的终结，希望立即召开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圆桌会议，来讨论“瑞士”式的自治政体的可能性，这一政体将能确保两大族群的自由，并把他们联合在一个联邦框架之内。“作为法国人，”加缪写道，“我无法参加阿拉伯游击队。作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我不能同意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径，事实上死于恐怖主义的阿拉伯人民更多于受害的法国人。”同一天，加缪还写了一封答复F·勒布兰——此人是工联主义者，因此前加缪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而致书于他——的信，谈到了自己在媒体上的沉默（更多的喧嚣和议论因这一沉默而起）：“我没有在一般的媒体上发言表态，是因为我不同意目前任何一派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从此躲进戏剧舞台安享太平……我仍将在我认为适宜的时机行动。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保持艺术创作（或者说职业）与履行责任之间的平衡。”加缪不无高傲地指责了“某种政治上的酗酒行为”。“我公开谴责了酷刑，不管它们发生在布达佩斯还是阿尔及尔。”他曾出席过在瓦格拉姆大厅召开的一场声援匈牙利人的会议。“甚至在集体镇压行动还没有以最新的形式出现之前，我就已经揭露了它们。或许我的揭露出现得不是时候，因为我的文章发表之日，还没有足够的尸体来唤醒人们对镇压的关注……”他并没有因为阿尔及利亚而忘记匈牙利的不幸。“一个人，20年来一直在为同一项事业辩护；总有一日，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他将再次站出来讲话，那时平庸的巴黎人已经忘记了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就像他们如今已经遗忘了匈牙利事件一样。这样一个人，他亲身经历着阿尔及利亚的苦难，他的家人每日都生存在危险之中。请您想一想，你们是否有权利用这样的口气和他讲话。”
7月，让·格勒尼耶再次前往伽利马出版社拜访加缪。他回忆说，加缪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和印度支那不同，如果抵抗一方不肯作出任何妥协，他们将无法取得胜利。不过事实和加缪的预计并不符合。越南人固然可以从中国取得军火，阿尔及利亚人也能够从摩洛哥和突尼斯人那里得到援助。
“别忘了，”加缪说道，“法国在越南遭受了军事上的失败，可在阿尔及利亚还没有。胜负还没有见分晓呢。我母亲决意留在那边了。”
他不断地请求母亲搬到法国来，但她实在不喜欢巴黎的气候和气氛。她只能住在阿尔及尔。现在，她几乎足不出户。每次收音机或者报纸报道谋杀或者炸弹爆炸事件，他都会想到母亲。在公开的场合，他承受着被逼迫表态的压力。法国教师工会的秘书德尼·弗雷斯蒂耶请求他进行解释。加缪同样回复他说：“大部分在法国本土发表的声明都是以人的牺牲为代价的，不管是法国人还是阿拉伯人。今天我的全家都在阿尔及利亚，他们不得不面临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我个人不能去做任何可能为这样的威胁开脱的事情，哪怕是远距离的、间接的开脱也不行。”阿姆鲁什写信给一位女性朋友：“我发自内心地同情法国，特别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注定将失去一切，注定有一天将被迫离开非洲的土地，而且还用不着别人来驱赶他们，因为他们不可能继续生活在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可是到头来，他们会发现法国也不是他们的祖国。”阿姆鲁什和加缪一样孤立无援，但两人身属不同阵营，他表示：“不，没法和加缪一起做点什么。他不愿意屈身参加这样的对话。他刚刚告诉我，他将单独发表他的声明。”
加缪觉得自己与人种学家、前抵抗运动成员热尔曼娜·蒂永的看法比较接近。在《1957年的阿尔及利亚》一书中，蒂永认为独立将把阿尔及利亚推向灾难，使其脱离国际社会。观点不被加缪赞同的阿姆鲁什在《基督徒的证词》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笔调之极端，以至于这份左派基督教周刊不得不在文章前面加上一个“编者按语”，以示保留。在阿姆鲁什看来，“1957年的阿尔及利亚局势是戏剧性的、令人绝望的，但酿成这一苦果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127年来的殖民统治。”他认为蒂永在谈到殖民者对当地人的侮辱时是过于轻描淡写了，她没有看到“殖民者把种种贱称加在阿拉伯人身上，把他们看作是进化尚不完整的物种”。6月，加缪奥兰和《战斗报》时期的朋友，一直和他保持亲密关系的让-保罗·德·达岱尔森死于脑瘤。在昏迷之前，达岱尔森写道：
门关上了，它通往
黑沉沉的地下泉水
当然，还残留着一些痕迹。闭上的眼睛
是头颅上巨大的伤痕
这个夏天对加缪来说是残酷的，对时事，对自己的工作，他都感到有心无力。在他本人和其家人的周围，一个世界正在崩塌。哈比比·布尔吉巴成为突尼斯总统，他在其国土上庇护了“民族解放军”的后方基地。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希望华盛顿干预北非问题，促成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赫鲁晓夫声称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赶上美国。在法国，有些人甚至相信苏联人将在这方面超过美国人。
在肯尼迪的言论发表前夕，加缪写信给卡特林娜·塞莱斯：“我的身体还不错，可我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只能从事机械性的工作，一边等待着元气的恢复……日益悲观，记忆衰退……正在失去信心……我还在等待，等待什么？是曙光，是活力，还是快乐的力量？我难以写作了。一句话，正在变成一个野蛮人。”8月7日，他又写道：“仍然处在疯狂之中，而且是无用的、贫瘠的疯狂……下笔维艰，一行字也写不成，寥寥几个笔记，犹如沙漠中的绿洲。”同月10日：“一切都是负面的。两天来（自从我重读完《罪与罚》之后），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想结束作家生涯。不写作了，我还可以搞点戏剧，有时还可改编些剧本，我的内心还是自由的，又可免去这样神思焦枯的痛苦。啊，我想真的可以结束了，而且应该说停就停。”到了9月，情况依然毫无改善：“做什么事都不能硬充好汉，除非灵感降临……我还是第一次陷入这样的窘境，记忆衰退，文思枯竭，甚至无法感受到那颗无法摆脱的心脏的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写作、如何行事、如何给予？如果到死都是这样，那岂不是生不如死？我敢肯定这一点。”
加缪决非唯一一个惶恐不安的“黑脚”。在阿尔及尔，让·达尼埃尔见到了持进步主义观点的神父让·斯科托，在神父看来，这位新闻记者是个“内心分裂”的人。然而和让·达尼埃尔一样，斯科托也看不到任何除独立之外的出路。加缪曾经详细地对达尼埃尔解释过自己的立场。他想到了殖民时代以来的种种不义之举，也想到了像萨特这样想“纠正”不义的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浅薄无聊”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我很愿意为正义而斗争。我生来不是要向历史屈服的。首先我根本不相信历史能主宰一切；其次，还因为我的责任就是不相信历史。做历史的奴隶，那不是我的角色，也不能是知识分子的角色。所有被知识分子们拿来为穆斯林对无辜者的袭击进行辩护的论据，都无不意味着相信那唯一的、正确的历史。”
加缪依然不改《反抗者》的立场。1957年和1956年一样，他依然坚持同一个思想、同样一种源于血肉的感情：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不能绕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法国人。他始终拒绝支持两大族群中的任何一方，因为这将导致对另外一方利益的损害。
热尔曼娜·蒂永曾经在奥雷斯山区生活过三年，她在巴黎遇到了加缪。加缪很欣赏这个女人的勇气，他为蒂永的书的英文版写了序言。在他的笔记中，加缪这样写道：
“10月1日。热尔曼娜·蒂永来访。她在动身回阿尔及利亚之前，赶来告诉我她所做的一切。那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民族解放阵线’的密使们找到了她，建议她会见他们的领导人，那些人有些问题要问她，是关于她的书的。她同意了。说是谈话，其实是个圈套诱她入网。她在一座城堡里见到了两个女人。然后两个持械的男人走了进来。讨论开始了。热尔曼娜·蒂永向他们解释了书的主题，什么是她所说的‘孤立’，还有阿尔及利亚每年能从法国本土获得的经济补贴，等等（她的意思是，独立在政治上是正当的，但在经济上对阿尔及利亚是不合算的）。这时两个男人中一个首领模样的开口了：‘您把我们看作是杀人犯。’热尔曼娜·蒂永回答说：‘可你们的确是杀人犯。’（这次谈话之前，刚刚发生过娱乐场袭击事件。）说这话时，她双眼充满了泪水。‘我希望看见那些炸弹都沉到海底去，这全看你们的选择。’热尔曼娜·蒂永这样说道。他们又谈到了酷刑。‘这个问题上我是起诉人。’（她是集中营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达成了共识：取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另一方则取消处决囚徒。这几乎是我的建议的翻版（可是下文……唉……）这时另一个人谈到了封锁问题：‘责任在法国一边。’‘这话对你祖母讲去吧！你骗不了我。都是你们的责任，这一点你很清楚。’这时首领模样的人给另一个人打手势，要他停止。后来她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民族解放阵线’的阿里·拉·普恩特。在离开的时候她抓住他的领带说：‘别忘记我说的话。’他回答道：‘不会忘的，夫人。’”
“第二次会见发生在处决囚犯之后。这时她才得知，那位首领是雅塞夫·萨阿迪，是阿尔及尔自治区域的负责人。两个星期以后，这个人也被捕了。”
“她向我出示了30个11到12岁的阿拉伯学生的作文，题目是他们的教师出的：‘如果你们会隐身法，你们会做什么？’答案全是会拿起武器去杀法国人、杀伞兵、杀政府的头头脑脑。看到这些，我对未来完全失去了信心。”
加缪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之一罗贝尔·维尼翁是法属圭亚那和阿列省的前任省长，目前正在卡比利亚地区。有些左派人士喜欢起草各种呼吁“阿尔及利亚的和平”的声明，却从不为被监禁者、被审判的人说话，加缪对他们敬而远之。在阿尔及利亚反抗运动出现之前他就认为，一个能够抵抗时代潮流和多数派意见的作家，应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支持那些被专制所迫害的人。他曾为拯救一些希腊人和伊拉克人而挺身而出。对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他总是保持着警惕。1953年7月14日，法国警察在巴黎民族广场向一些阿尔及利亚游行示威者开枪，当场打死7人，加缪是少数几个表达了义愤的作家之一。
尽管决意不在公开场合讲话，加缪并未停止对社会事务的介入，这首先源于他对死刑的憎恨：他要求释放囚犯，或者把他们的案件转移到法国本土审理。他不是在私下里、羞怯地进行干预，而是用一种有成效的沉默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也希望来自不同方面的干预能够促成对手之间的和解。问题是，如何才能既软化“民族解放阵线”那僵硬的、绝对的民族主义立场，又改变那些支持殖民地现有政体的人的善恶观？加缪终于明白，大部分穆斯林唾弃那个与横征暴敛和酷刑联系在一起的法国。“你们这些阿拉伯的民主人士，”他在致乌兹加纳的信中写道，“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平息民众对法国的敌对情绪。”一个传说中的威胁也会让加缪站出来。有一次，他听说自由派作家穆卢·玛麦里因为在《阿尔及利亚的希望》杂志上发表（不是签署）了一篇文章而被追捕，这令他动了感情。不过后来罗布莱斯告诉他，玛麦里并无大碍。
加缪给各位部长写信，给总理、法国总统、各个政党的领导人写信，还给一些外国领导人写信。在呼吁实现休战的声明发表后不久，普拉克斯少尉就被逮捕和监禁。加缪随即致信马提翁大厦的顾问路易·福孔，要求他出面干预。谈到个人政见，他并不赞同普拉克斯少尉对“民族解放军”战士的崇敬，但他仍然要求马克斯·勒热纳部长接见普拉克斯少尉的父亲勒内·普拉克斯：“这件事涉及到的是一个自由派的阿尔及利亚家庭，看到这样的人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我感到痛苦。”
皮埃尔·莱奥纳尔东，一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阿尔及利亚人，被囚禁在集中营中。加缪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信给他的友人、女律师伊莱娜·达扬：“这样的逮捕事件既愚蠢，也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做什么呢？”一些囚犯如皮埃尔·里迪等人写信告诉加缪：“我想必须告诉你，125名小伙子像我一样被关押在收容所里……地点是在梅代阿附近。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集中营，四周围着铁丝网，有宪兵把守，囚徒的来往信件也要经过检查，就连家属探视也很难，有时候作为一种惩罚，还无缘无故地不许和家人会面……我们被集中关押的地方又简陋又拥挤……1956年11月18日，我们就像小偷一样，被戴上手铐押解到这里，今天，我们仍然要质问：究竟为了什么缘故，我们要蒙受如此极端不公正的对待？……须知，至今司法部门都没有对我们以任何罪名提起控诉。”在阿尔及利亚，法制秩序正在瓦解——当然这是指涉及到阿拉伯人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警察和法国伞兵部队随心所欲的专权。里迪还提供了一份关于囚徒生活状况的简要的社会学报告：“在这里被关押的有医生、大学教授、小学教师，大部分是工会的积极分子，比如像我就是。有些人以前只不过在工会里负一点点小小的责任，而且好几年都没有参加活动了，也被关了进来。我们中间有一位同志是退役军人，身体完全报废的了。有72岁的老人，有许多残疾人和疾病缠身的人。”阿尔及利亚警方甚至延续了历史上残留下来的习惯和“本能”：“最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是在维希政府时期就进过集中营的。这简直不可思议。”不是每个人都有梅松瑟勒那样的好运气和知名度。里迪接着写道：“驻节部长拉科斯特一道通报下来，我们自监禁以来尚能保留的工资待遇都被取消了，而这是公然违反行政和民事法律的。这就使我们的家庭在物质上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公共部分中的职员就是如此，当然，我本人作为阿尔及利亚水电公司有25年工龄的职员也是如此。”
早在战前，加缪就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内认识了里迪。路易·米盖尔曾对他的女儿说过，他不认为加缪会站出来为一位共产党员说话。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最后残存的党员的境况令人震惊。这个党是信奉列宁主义的。现在，大多数接近共产主义的人都脱离了政治。其中有些人带着地中海式的热情，主张法国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另外一些人则倒向了“民族解放阵线”。加缪给里迪写了回信。他表示自己将直接给国防、内政、司法等几个部的部长写信，呼吁他们关注这位被囚禁者的处境。作家同时也向里迪解释了他本人的立场：“我对阿尔及利亚的命运感到绝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以前曾经犯下的那么多错误，而且也因为目前‘民族解放阵线’的态度。他们把独立作为先决条件，同时发动盲目的、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只能使局势更全面地恶化，使法国人民陷入绝望，同时也使一切和平解决方案都变得不可能了，结果只剩下一条路：进行愚蠢的、必将继续制造仇恨的战争。”加缪了解阿拉伯人的指责，这是法国罪有应得的，可是民族主义者一边又提出了什么呢？他觉得，“现在没有一个阿拉伯战士站出来说，对儿童和无辜者的杀戮根本不会帮助推动任何正义的、符合原则的行动与事业。”加缪表示，他相信一个老战友能够理解他：“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明白我的想法。这也是许多自由派的法国人的想法。而且，这样的想法也符合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那些深刻的变革。”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风里，漂浮着加缪许多的记忆：“鼓起勇气来吧，”他最后说道，“不要怀疑你的阿尔贝·加缪的最美好的致意。”
莫里斯·克拉维尔是一位狂热的左派基督教作家，他呼吁加缪关注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的莫克塔尔·德巴什的处境。在这起案件中，“受害者”的损失是有8天时间失去了工作能力。案件被加缪转给了巴丹。巴黎的律师们都知道，只要他们不在自己的顾客被审判期间和之后发表挑逗性的政治声明（那定然会招来不利的结果），那么他们都可以指望得到加缪的帮助。当巴尔伯鲁斯监狱处决了三名犯人——其中包括被控谋杀阿尔及尔市长阿梅德·弗罗热之人——以后，伊夫·德谢塞勒写信给加缪，说执行死刑的逻辑其实很清楚：“为了让极端分子的愤怒喊叫不致打扰这些大人们的休息，必须要让千百人头颅落地……可是，上帝作证，你得发出你的喊叫。原谅我，竟把捍卫一些我已无力保卫的人的责任推卸到你的手中。”不过，加缪拒绝帮助德谢塞勒的合作人吉泽尔·哈里米。为了帮助等待援救的人，作家阅读了厚重的卷宗，发现里面充斥了经不起推敲的证词、专断任意的监禁和虐待。在伽利马出版社的一个抽屉里，类似的卷宗堆积如山。为了有效地干预，加缪没有使用通常的请愿书。他写了一封巧妙而诚挚的信给勒内·科蒂总统，为梅齐兄弟、布里克·阿玛尔、哈尔福齐·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哈迪迪·穆罕默德、勒塔比·拉巴赫、阿哈比·拉巴赫、雅内斯·巴希尔、布赫纳讷、卡布·阿布德哈玛讷、本萨迪·赛义德等人辩护。他写道：“这些呼吁赦免的请愿书并不允许我过问案情的内容，但给了我追随这些请愿者的勇气。”这里，并没有不问对象的杀戮；那里，没有造成人命的牺牲；或者，获罪者依然年轻，有众多的家人需要抚养……作家呼吁总统表现出怜悯和宽容之心，网开一面。他对科蒂说话的语气与对里迪说话并无二致：重要的是“为阿尔及利亚保存它的未来，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的”。总统府表示收到了请愿书。总统的顾问们表示，作家的要求将得到研究。不过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加缪为之申辩的囚徒其实已经人头落地，但他们尚不知晓。尽管加缪不信任摩勒，他还是尽量争取后者的支持，同时又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我好几次要求总统干预此事，下达赦免令。但不幸的是几乎所有相关的人仍然被处决。”不得已，加缪再次求助于摩勒，将信件寄往这位社会党人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办公室。在摩勒面前，他运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必须立即停止镇压和恐怖主义之间的恶性循环：“在恐怖主义渐渐平息的时候……我担心新一轮的处决将会使其死灰复燃。”同一天，他再次致信科蒂总统。总统办公厅主任回复说，有关资料将被转往法国最高司法会议裁处：“总统被您的来信中措辞之细腻高雅所打动。”加缪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他将继续在干预之路上前行。
在加缪眼中，“新左派”是一味偏袒“民族解放阵线”的。尽管如此，加缪还是首先谨慎地表示，准备帮助新左派的律师皮埃尔·斯蒂伯。此人正在为一群民族主义者打官司，其中包括本·萨多克，他和加缪一样出生在波纳地区，罪名是杀害了一名阿尔及利亚少女阿里·谢卡尔。加缪表示，如果斯蒂伯答应不在法庭上提到他的私下援助，他就将致信塞纳省重罪法庭的庭长，寻求减轻刑罚的可能性。他如此要求斯蒂伯，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哪怕仅以发表对我本人毫无风险的声明的方式，我也不愿为那些愚蠢的狂热分子辩护，他们可以在阿尔及尔向人群里开枪，而那里住着我的母亲和家人。”加缪还补充说：“这样的理由在巴黎也许是可笑的，但对我而言，它拥有一种为理性所赞同的激情力量。”加缪指望斯蒂伯能够遵守这样的条件。不过，如果法庭不接受这些条件，斯蒂伯能够做的就只是援引加缪论死刑的那本书，因为该书写作的目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希望所有的律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使用它”。加缪对不判处死刑并没有什么幻想：“如果作出了宣判死刑的决定，我还将站在您一边直接干预此事，尽力避免执行这项判决。”在致重罪法庭庭长的信中，加缪特别说明：“我本人完全不能赞成本·萨多克的行为。”据《法兰西观察家》的披露，斯蒂伯未能遵守协议，在法庭上提到了加缪的干预。于是加缪撤回了他的信。此后，斯蒂伯又要求德谢塞勒出面，希望作家能够改变决定重新介入此事，因为毕竟人头割了不能再生。加缪不为所动。
让和安德烈·德勒古尔从里昂给加缪写信来，随信附上了一位叫瑟里姆·梅努什的人从狱中写来的信：“我（梅努什）于星期天的凌晨大约5点30分被捕……然后被送往圣·保罗。”梅努什将于近期被送到阿尔及尔，首罪是危害国家外部安全。在狱中，他的箱子里还搁着学校用的讲稿：“我希望能被允许继续研究……”加缪干预此事不止是为了梅努什一人，还为了大学生塔勒布·阿布德哈玛纳。在这个案件中，加缪相信“他……不是惨无人道的杀人者，而是一个孱弱的、被折磨的年轻人，极端的贫困和恶劣的环境驱使他做出了某些事情，但就内心而言，他并不接受这些行为的全部后果。”加缪还特别强调，这个大学生已经表达了悔恨之意。
据让·达尼埃尔和热尔曼娜·蒂永的估计，加缪先后介入了超过150起案件。尽管他和达尼埃尔有些分歧，却始终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要求当局实行赦免的斗争中配合无间。他们没有再见面，但两人之间的交流仍然超越了那些分歧。加缪给保卫自由与个人权利委员会主席莫里斯·巴丹寄去一份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名单，内中有律师、医生、商人、市议员、工会干部、书商、伊斯兰教经师等。简而言之，名单荟萃了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精英，如果还有可能在这个国家实现和解，他们就是连接两大族群的桥梁。眼下，名单上的人有些正被监禁在博须埃收容所，另外一些则被关在贝尼-梅苏或者特菲舒中心。在为囚徒们申辩时，加缪并不追问他们被逮捕、监禁和审判的原因，都一视同仁。蒂永曾告诉他，“两大族群之间谋杀罪的比例是，他们（‘民族解放阵线’）杀一个人，我们通常会杀100个人”。在致莫里斯·巴丹的信中，加缪引用了这个数据，并且在上面加了着重号。支撑加缪人道救援行动的是这样一个逻辑：在理论上他感到失望，但在实践中，仿佛他内心的希望之火从未熄灭。
作家最后一批救援行动之一是给阿尔及尔军事法庭写去的信，目的是为乌兹加纳申辩。加缪很清楚，乌兹加纳和他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朋友们欺骗过他，至少，他们没有在那次要求休战的斗争中说出全部实情。他对蓬塞不无心酸地说过：“他们耍了我们。”然而，这位积极的公民却仿佛把他本可以具有的不插手的理由抛到了脑后。马尔罗曾经说过，生命并不值什么，可是，又有什么值得上生命呢？加缪在他的信件中写道：“（乌兹加纳）曾经努力实现停火，以挽救法国平民和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的生命……他已经尽其所能以达成此人道目标。”乌兹加纳是“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阶层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没有反对过恐怖主义暴力，因为在他和许多法国的“进步主义者”看来这是无法避免的。加缪的种种援救努力有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不少囚犯因此被释放或者赦免了。
在孤独中，加缪还曾为匈牙利人讲话，私下里，他还回击了那些指责他偏袒一方的人。在匈牙利事件中，作家罗贝尔·梅尔勒曾指责加缪谈什么“种族屠杀”。他对加缪没有谴责英法联合干预苏伊士运河事件感到惊讶，要求作家解释自己的立场：“我亲爱的加缪，请不要模仿那些左右逢源，却又褊狭固执的右派。”看到梅尔勒附和共产党的观点，加缪毫不气馁：“这对我是司空见惯了的。以前就有许多人对我加以种种抨击和侮辱，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俄国政府的极权政治。”加缪还和三位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人马丹·杜伽尔、莫里亚克和英国人T·S·艾略特一起，签署了声援匈牙利反抗者的宣言。他还和艾略特、西洛纳及卡尔·雅斯贝尔斯一起，为救援被判处了9年徒刑的蒂波尔·德里致书布达佩斯当局。为了提高抗议的成效，加缪还采取了双重策略：同时诉诸于公开和私下的两条渠道，在某些特定场合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干预。有时，求助于法国外交部的官员也是他喜欢的方式之一。在匈牙利，除蒂波尔·德里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受到审判，如于勒·哈伊、佐尔丹·泽尔克、蒂波尔·塔尔多斯，他们分别被判处6年、3年和一年半的监禁。一份匈牙利文学周刊刊登了一篇攻击加缪的文章，题为“加缪和罗素：作家们的自由”。文中说道：“作家的职业并未赋予他们挑动叛乱和开枪的权利。很自然，人民有权把这些‘疯子’隔绝起来，不让他们有传染健康人的机会。”蒂波尔·德里参与了那场最终导致拉科西下台的思想运动，他勇于承担自己责任的姿态使加缪深为感动。
在《法兰西观察家》上，罗歇·斯特凡撰文指责加缪面对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残酷镇压保持沉默。他的道德是“抽象”的。斯特凡和加缪的关系早就出现了危机，后者拒绝支持他，因为《法兰西观察家》早先曾泄露了加缪写的一封申辩信的内容。加缪对布尔代本人抱怨了他的行事方式：“在您的圈子里，您总是习惯于把您自己遇到的困难归咎于我的高傲，可这是不合逻辑的。您应当放弃这样的思维方式，它太荒唐了……我就斯特凡事件写给马丁内的私人信件，只有那些存心如此的人才会看不懂。我重读这封信以后，觉得很难相信您的动机是良好的。此信允许您公开地使用我的名字以争取斯特凡的获释，而且给人的感觉是，我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么做，因为信中的确是这么写的。可是，我的收信人知道（对他来说完全不存在公开发表此信的问题），这样的保留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坦率地说，这才是我能够找到的帮助斯特凡的方式。您选择了公开这些保留，结果就是有可能给斯特凡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您故意抹去了那两句明确表达了我和您的一致的句子。我非常肯定地说，类似这样的例子，正是您身上令我不敢恭维苟同的地方。您经过种种算计，如此利用一封在您的建议下才写出来的信，这样的行为只能叫作不正派。然而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得承认，您被蒙蔽了，使您的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见那些和友谊、友爱背道而驰的东西。”这是典型的巴黎式的争论吗？非也。这封信至少说明了加缪慷慨助人的意愿和他的干预技巧。
他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派友人们在了解到事实真相以后，都赞同他的做法。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他的历史观过于反共了。理解和支持加缪的人为数寥寥。一些阿尔及尔的旧友（加缪还是很在乎他们的看法的）不断指责加缪，认为他不肯表态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相比之下，左派虽然姗姗来迟，最后毕竟还是站到了他们这一边。雷蒙·西戈戴是前共产党员、劳动剧团的合作者，过去常常陪加缪周日到王子公园体育场去看足球赛，他也打电话到伽利马出版社找到加缪。后者再一次向他解释，他不能站到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一边。西戈戴忍不住对他说：
“那是因为你怕如果表了态，就得不到诺贝尔奖。”
西戈戴和加缪的友谊破裂了。对作家来说每一次决裂都是一次伤害。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即使他的无产阶级左派的同志们也不赞成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