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年初，加缪寄了一份打印手稿给他的朋友让·布洛克-米歇尔的妻子维韦特·佩雷，她当时担任《快报》外交政策部的总助理一职：“您有时间阅读这120页书吗？在它面前我感到犹豫，甚至退缩。您会知道其中的原因何在。如果让也读了它，您可以给我提些建议……这本书会伤害到弗朗西娜的……不管怎样，我还是很高兴做了这件事。”下文是典型的加缪式语言：“有一年时间，我真的相信自己再也做不成任何事情。”信件的附言中最后写道：“书还没有取名，要不就是《当代英雄》，可这名字已经有人用过了。《最后的审判》怎么样？或者《伪君子》？”
3月31日，他再次写信给维韦特：“这本书很快就要出版，书名将是《叫喊》，是一部‘叙事’。可现在我已经不再管它了。我充满了工作的欲望，更准确地说，狂热，就像刚刚出狱的囚徒想弥补这么多年失去的光阴一样。”
一年多来，加缪一直告诉他在伽利马出版社的朋友，告诉贝拉米克、梅松瑟勒，以及弗朗西娜或者玛丽亚，他已经“耗尽精力”。在他周围，其他一些富有才能的人如勒马尔尚、路易-勒内·德福雷等都陷入了写作荒。萨特可不是这样，他自信心高涨，工作起来像一台全速运转的机器，茶、威士忌、含阿司匹林和安非他命的兴奋剂都是机器的润滑剂。
虽然忙于给报纸写文章，但在过去的18个月里，加缪还是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少收获。除开戏剧方面不谈，他完成了7篇短篇小说，即《不贞的妻子》、《叛教者》、《来客》、《沉默的人》、《约拿》、《生长的石头》，以及《堕落》。其中最后一篇不顾作者本人的意志，就像珍珠生长一样发展成了篇幅较长的“叙事”。加缪写作时并非总是充满自信，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差不多在20年前，他写下了这样的感想：“有时，我需要写一些不完全受我控制的东西，可它恰好说明，我身上的某些东西超越了我自己。”加缪最终决定在发表其它几部小说之前，先行出版那篇“叙事”，为此他试过几个别的标题，如《叫喊》、《示众柱》、《当代清教徒》、《镜子》、《议事日程》等等。最后确定的《堕落》是由罗歇·马丹·杜伽尔建议的，不过贝拉米克不赞成这个选择：
“人们会说成是‘加缪的堕落’的，小说带有影射性嘛！”
在进步主义者和伽利马出版社的圈子里，大家都在议论，加缪已经堕落到反动分子的阵营里去了。他不仅成了带头的和跟班的反共分子——《反抗者》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么？——，而且现在他居然拒绝支持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5月16日，由伽利马出版的《堕落》上市了，首批印刷了16500册。接下来，6月1日印了11000册，8日又加印了同样的数量。到11月，已经销售了126500册。弗朗西娜开玩笑说：
“这个，是你欠我的。”
1954年10月，加缪曾在荷兰小住过4天，其中有两天待在阿姆斯特丹。他于1956年3月中旬写完该书，把自己的姓名缩写签在书的封底。这段谨慎的“屏风”版的文字提出了一些问题，至于答案，得到书中去寻找：“在《堕落》中说话的那个人沉湎于一种事先算计好了的忏悔……他躲避在阿姆斯特丹，一个运河环抱，寒冷、光亮的城市里，他在这里扮演着隐居者和预言者的角色。这位前律师正在一家气氛可疑的酒吧里等待着自鸣得意的听众。他有一颗现代人的心，也就是说，他无法容忍被他人审判。因此他急于自责，为的是更好地审判他人。他用来自照的那面镜子，最后被他拿去照别人。忏悔始于何处？谴责又从何开始？在书里讲话的这个人是在自责，还是在指责他所处的时代？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还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在这精心设计的镜子游戏中，唯一的真实是：痛苦，以及痛苦所允诺的东西。”看着这段话，接近加缪的人不禁目瞪口呆：
“你是在嘲笑我！这也让人看出你的软弱之处！”罗贝尔·伽利马叫喊起来。
《堕落》不是一部自传。在接受访谈时，加缪强调他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可加缪会不会是一个深刻、机敏的自传作者，就像克拉芒斯透过他的面具表现出来的一样？他的亲友是不会弄错的，他们懂得加缪，也认出了他。一位熟知内情的读者——弗朗西娜——懂得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兄长）是想借此摆脱他自己的一部分特性，就像他试图摆脱那个让他不自在的巴黎文人圈子一样。她和其他一些人都明白小说中的某个带有象征意味的场景究系何指。那个从艺术桥上投入塞纳河的年轻女人，正是1953年在奥兰和在巴黎的弗朗西娜。
加缪把书稿的一些片断拿给她看。她告诉他：
“你总是在为别人的事业辩护。可是你听见别人对你发出的喊叫了么？”
克拉芒斯没有救援的那个女人的喊叫，也就是弗朗西娜，以及其他女人没有发出的喊叫——阿尔贝没有去倾听这样的喊叫，也什么都没有听到。吉里约忘不了那一天，当时他在夫人街的一间大屋子里工作，加缪告诉他，自己无法与他共进午餐，至于原因，要改日才能说。后来加缪告诉他：“我妻子想自杀。”当然，《堕落》并不只是传记性的。克拉芒斯没有孩子。他说过：“很难在我讲的话里分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克拉芒斯-加缪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如果小说里的人物想遮掩什么，它的作者却不会撒谎。艺术创造有虚构和想象的权利。《堕落》就像一颗黑色的钻石，它的每一个平面都是清澈的，但谁也不能抵达它的核心。加缪不是圣奥古斯丁，然而他也奉献出了圣加缪的忏悔的一些奇妙片断，他集殉道者、喜剧演员于一身，既大觉大悟，又始终在摸索之中。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在他的名片上宣布他不仅仅是一个律师，还是个“喜剧演员”。他和众人游戏，他欺骗他人，欺瞒自己，同时又自我澄清。
8年前，1948年，加缪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第一个阶段。从我最早的作品（《婚礼集》）一直到《绳子》（这是作者起初给《正义者》设想的书名）和《反抗者》，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我自己非个人化（当然每次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在此之后，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名义讲话了。”他还说过：“伟大的灵魂让我深感兴趣——也只有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可我自己并不拥有一颗伟大的灵魂。”在小说中加缪折射为克拉芒斯，他为负罪感和谎言所纠缠，体现出一种双重人格和犬儒主义，他自己的魅力既吸引又嘲弄着他。《堕落》的诞生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在1948年，加缪就已经把让-巴蒂斯特式的讽刺性的长篇大论和特定时空联系了起来，他当时已经在考虑写“一篇短篇小说，故事将发生在一片桔色的雾里。”
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眼中，加缪的叙事被怨恨所左右，这就使他的文字丧失了尖锐所具有的力量。小说出版后萨特也收到了一本没有题词的样书，他倒是很感兴趣：这是一部杰作，差不多是加缪写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因为他把自己整个身心都放了进去，同时又全然隐蔽了自己。不过萨特的支持者并不欣赏此书。一些文学专栏的编辑也不太看好它。有几位评论权威，比如《费加罗报》的安德烈·比利、《世界报》的埃米尔·昂里约和《费加罗报》文学副刊的安德烈·卢梭向作家的文学才能表示尊敬，但他们毫不怀疑，加缪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投射进了作品，与其说他是自己的律师，不如说是对他本人提起诉讼的检察官，他既是审判者，又是忏悔者。评论家们对加缪的一系列“叙事-小说”，如《局外人》、《鼠疫》和《堕落》之间笔调的演变看得很清楚。在作品的面具下面，加缪“是”又“不是”默尔索、里约或者克莱芒斯，他塑造、背叛而又超越了这些人。反过来，小说人物从他身上获取外形、癖性、过失和美德的片鳞只爪，但也会超越他这个现实人物。更奇特的是，他们各自不同，却能聚为一体。在《堕落》中加缪提到了童年的纯真，这不正是默尔索的生活？年轻的作家曾把默尔索送上绞刑架，“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而阿姆斯特丹的那位忏悔者对他的交谈者所发的最后的独白是：“您逮捕我好了，这倒是个不错的开始。也许接下来他们还会穷追不舍，比如会砍我的头；可我不怕死，我会因此得救的。当着围在下面的人，您拿走我还鲜血淋漓的头颅，好让别人从我的脸上认出他们自己，也好让我重新统治一切。一切都会做得这样完美，在悄无声息中我将完成自己作为虚假的预言家的生涯，此前，我一直在荒漠中喊叫，并且拒绝从中走出去。”
“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1942）和“一切都会做得这样完美”（1956）。这些所配的曲调不同，但分明如咒语般一再重复的句子决不是偶然产生的。克拉芒斯让人想到默尔索。在文学之镜的两边，他们彼此都照映着对方。加缪改变了音调，但回到了他过去的作品上，重新找到他原有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他自己被处决的情景。《局外人》和《堕落》中最后的喊叫声蕴含着被他人认出、被主人公自己所拒绝而又同时承认的罪恶：默尔索将要被送上绞架，克拉芒斯则盼望着被处死。
在阿姆斯特丹避居的克拉芒斯用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精明目光”建立了一份档案。在完成《堕落》时，加缪43岁。仿佛为了实现加缪本人的心愿，克拉芒斯离开了巴黎，一座“鬼影憧憧，有数百万幽灵出没的迷宫”。在加缪周围，由于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在阿尔及利亚及其命运的问题上都出现了或明或暗的分歧，一些朋友变成了熟人，熟人又变成了街头的路人和“幽灵”。夏尔仍然留在加缪这一边，但马斯科洛和其他人已经采取了不加分析地反对“黑脚”的立场。
加缪本来喜欢讽刺挖苦，现在他的笔下又重新出现了那种为布里斯维尔、迪米尔、达尼埃尔或者波尔热所欣赏的玩笑和戏言。他这样勾勒让-巴蒂斯特的容貌：“造物主在塑造我的外貌时可谓慷慨，让我轻而易举就拥有了高贵的气质。”让·格勒尼耶和其他一些人曾经拿加缪身上的卡斯蒂利亚特性取乐。作为一个令人愉快的巧合，克拉芒斯这位体育爱好者和“专职知识分子”承认：“我的样子看上去倒像个橄榄球运动员。”而加缪则希望自己有一副运动员的体格。不过克拉芒斯也说过：“如果人们从谈话方式来判断，他们会发现我身上的高雅之处的。”罗贝尔·若索于法国杯期间看见加缪在体育场上欢叫，也看到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俱乐部的老伙伴们在阿尔及尔为之举行的宴会上的欢叫，这种不无暧昧的双重形象都令他感到高兴。契合之事还不止于此，克拉芒斯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舞者”，加缪则喜欢酒吧和夜总会夜夜笙歌的气氛。他不找妓女过夜，但对她们怀有敬意，甚至还曾经把一位妓女介绍给弗朗西娜认识。
克拉芒斯和加缪一样，喜欢使用虚拟式说话。“我承认自己偏好这种讲话方式，对漂亮的言谈我总是很感兴趣。”他们两人都显露出一种“人人皆知的，并且无可挑剔的……礼节”。加缪极为讲究礼仪，无论在商店、餐厅、银行，还是对伽利马出版社的职员，他都一贯表现出过分的尊敬。相反，对那些让他厌烦的人，他却常常出言不逊，米歇尔和罗贝尔·伽利马都责备过他的这种粗暴态度。克拉芒斯为人慷慨大度，加缪在金钱上虽较为节制，但他也经常响应慈善组织的请求，特别是需要救助的是贫穷的病人、音乐家和作家时。他固然不会随意施舍，却也决不吝啬。一本正经而又生性刻薄的阿姆斯特丹隐居者在杯中物下肚之后，会宣称自己不信上帝。克拉芒斯和加缪一样，借口神圣的事物总和宗教有关，而自己并不信教，有两三次都拒绝接受颁发的荣誉勋章。
在某种意义上，《堕落》是一部献给女性的作品。克拉芒斯在女人面前总是很成功，并且“不用费什么力气”。加缪同样是“成功”的——显然我们用的还是婉辞。克拉芒斯-加缪常常琢磨自己对女人的吸引力。既然必须使用文学语言，加缪只好说“感性，也只有感性，在爱情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不过他没有忘记加上一句：“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女人，我觉得她们都比我本人好。”这话不错，至少那些在他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异性确实如此。在巴黎以及其它地方，加缪都留下了一些因他而受伤的女人。激情熄灭之后，他依然能和他曾经爱过的女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堕落》中兼为审判者-忏悔者的叙述人在忏悔之前对自己下了这样的判语：“为了一段10分钟的恋情，我会不认父母亲……要是能和一个漂亮的女戏子约会一次，我宁愿舍弃10次和爱因斯坦谈话的机会，今天我鼓起勇气承认这一点。可当和她约会第10次时，我又该羡慕爱因斯坦和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了，这也是真的。”罗歇·吉里约和许多人都曾经发现，加缪为了去追逐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把一场严肃的谈话和马克思、巴枯宁都抛诸脑后。他的成功也惹来他在巴黎或者阿尔及尔的一些不那么有天赋的同行的忌妒。感谢上帝，这个一贯情场得意的浪子，在写出《反抗者》和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后终于招致众怒，他和左右两派的关系也都每况愈下。克拉芒斯向来不遵循世俗的道德，可也有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加缪常常畏惧的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当我想做某件事的时候，我差不多总能如愿以偿。”有几个作家——不管他们有没有名气——能够如克拉芒斯一样做到这一点呢？男男女女们经常会说，加缪看上去既温柔又有魅力，有时却又显得可憎、高傲，他的微笑可以是自然的，也可能是装出来的。说到底，魅力这玩意究竟是什么呢，特别是加缪的魅力？克拉芒斯说过：“人们觉得我很有魅力，想想看！”阿尔贝-让-巴蒂斯特是勾蜂引蝶的高手：“您知道什么是魅力。那就是，您还没有清楚地提出什么问题，别人就对您回答‘是’！”克拉芒斯一般不招惹朋友的老婆，如果他看上了谁，还得先结束与她的老公的友谊再行下手。而加缪很少有这样的顾虑，他的一些朋友看见他向自己的妻子大献殷勤，或是出于无奈忍气吞声，或者虚荣心得到满足，也不会闹出什么风波来。
在阿姆斯特丹，前律师在自己的交谈者面前很少提到游猎；而在巴黎，作家则享有更多的闲暇：“有多少次，我站在人行道上和朋友们展开激烈的讨论，忽然思绪被打断，因为一个尤物此时在我眼前穿越街道？”又有多少位第6区的美女，在加缪的视线中变得赤身裸体？在罗贝尔·伽利马面前，加缪谈到美女时就双眼放光、滔滔不绝，用三言两语描述她的身姿妙态；这时他抬起双手，用手势比出她傲人的胸部，然而带着狡黠的语气问道：“她……是不是胸大无脑？”
克拉芒斯谈的是他的往事，这往事和加缪的现在重叠在一起；而且，完成时、未完成过去时和过去时还会翱翔在将来时中。在结束了和西蒙娜·伊埃的共同生活之后，加缪曾经发誓不再妒忌，可他未能做到这一点。克拉芒斯同样如此。加缪作为法国人、地中海人，就玛丽亚以前的感情而责怪她。克拉芒斯则说：“有时候，我甚至要逼着她们（他的女人们）发誓不再属于哪个特定的男人。”以前，当卡萨雷斯和热拉·菲利普上演亨利·皮舍特的剧目《三王来朝》时，两个人在舞台上抱在一起打滚。导演发现了一个秘密：菲利普的手放在卡萨雷斯的私处。加缪当时就很恼火，对罗贝尔·伽利马说：
“你知道，整个巴黎都在议论，玛丽亚跟菲利普这个蠢货睡过觉！”
克拉芒斯说过：“就算事实摆在那里，我也很难想象，一个曾经跟过我的女人现在会属于另外一个男人。”当加缪四处留情时，如果某位女士一意坚持，他会让她明白，他的心还在别处。露水姻缘他从来不放在心上，但如果要离开真心喜欢的女人，他也会觉得难舍难分。这便是为什么他一生欠下许多风流债的原因。克拉芒斯也说：“我在想，要彻底和一个女人分手还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何我总是同时有许多女人。”
加缪在广播和报纸上都否认自己是克拉芒斯。可他并非基督徒，不是吗？他“与这位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唯一的共同之处——人们总是执拗地想发掘出这些东西——”便是“想象力的缺乏”。这是小说出版3个月后作家在对《世界报》的谈话中承认的。他为何否认与小说人物的联系？保护自己和亲近的人的私生活是一个方面，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个人的故事为塑造人物提供了材料，却远不能穷尽小说人物。加缪最多只能承认，他和克拉芒斯一样，从来不把自己的汽车锁起来，也和他一样讨厌资产阶级婚姻。他试图分析自己对诚实的信念以及生活中撒下的种种谎言。在这样的怀旧情绪中，那位20岁的加缪又重新出现了。克拉芒斯说过：“我只有在运动时才是真诚而又热情的，还有就是，当我们在部队里参加演习的时候。”这里他提到的军事生涯间接地透露了加缪本人的想法。他还说过：“现在，只有当星期天的比赛日来临，我待在座无虚席的体育场中，或是待在我曾经无比喜爱的戏剧舞台上，我才会觉得自己是纯洁的。”“纯洁”的反义词有时是“负罪感”，更多的时候是“责任”——比如，加缪对弗朗西娜或者别的什么人所负有的责任。弗朗西娜这时不和住在沙纳雷伊街的加缪在一起，她读懂了这本书。
一天，加缪对伽利马家的人或者布里斯维尔说，一个男人不能把他的生命都奉献给他的孩子们的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用加缪本人的标准来衡量，他是对得起弗朗西娜的。有时，他摆脱了自己的负罪感，接受了他的责任，但发现自己终究无法摆脱那声“叫喊”……那是投入塞纳河水的那位年轻女子的叫喊：“我明白了，哪里只要有我受洗用的苦涩的水，那一声来自水边的叫喊就还等着我，在海边、河畔……”
日常生活中的加缪是个奇特、严肃、好挖苦，还有点浮夸的家伙。在《堕落》中，所有这些性格中的侧面都出现了。克拉芒斯不抱幻想，特别是在他面对忏悔的时候，这就像萨特在他的战争笔记中所写的那样：“你们别太相信我的心慈手软，也别太相信我的狂热。它们都是做出来的。”克拉芒斯在自嘲中远远超越了他自己，也超越了加缪。
作为小说家的一个发明，加缪把克拉芒斯塑造成巴黎左派以及萨特分子的一个代表。不管是以牙还牙还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堕落》都让人想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在后者中，对现实的影射——当然是在作家创作自由的旗号下——围绕着亨利和罗贝尔、加缪和萨特这两组人物。在《堕落》中，克拉芒斯既是加缪的化身，也体现了萨特的某些方面。不过在《名士风流》的人物和《堕落》中的独白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前者是类型化的，陷入了绝对的善恶二元论，罗贝尔仿佛上帝天父，亨利是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子；相反，克拉芒斯在小说中占据的是整个舞台，他的对话者只有几句回声般的话语。由于让-巴蒂斯特存在于其全部复杂性中，由于他寻找着自我并对自我进行谴责，他得以逃过任何定型的标签。作为艺人和艺术家，加缪革新了他的小说技术，越过《鼠疫》而在《局外人》和《堕落》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因为，在《鼠疫》中，善和恶是泾渭分明的。这样一来，作家就不仅仅重新发现了“我”这个貌似单纯而实则饱含多重性的存在，也重新发现了叙述者这个“俄罗斯嵌套娃娃”所面临的诱惑：加缪又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遥相呼应了。在《堕落》中他化身为克拉芒斯，但人们不可能像把蝴蝶固定在标本盒中那样将他固定在这个人物上面。加缪的首部小说-叙事和其最后一部都是灵感突现的产物，体现出强烈的感染力和简洁的高雅，而《鼠疫》则经过数年漫长的构思，更多地凭借其建筑的精巧而立于不败之地。
《现代》杂志又一次把加缪推到风头浪尖上，让“审判者”再次接受非共产党左派人士的“审判”。此前当作家拒绝表态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时，他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待遇。在左派阵营中，加缪失去了他在《战斗报》时期积累起的合法性和道德权威性——虽然这种权威早已受到质疑。有小说中克拉芒斯之言为证：“我发现自己容易遭受攻击和公众的批判。我的友人不再像以前我习惯的那样，尊敬地听我讲话。曾经围绕着我的圈子已经破裂，现在他们站成一排列在我的对面，仿佛是在法庭上一样。我忽然发现自己身上有某种有待审判的东西，自这一时刻起我就明白了，他们身上有不可遏制的审判别人的愿望。”
在《堕落》的最早两稿中，加缪曾经非常直接地谈到“我们的哲学家”。类似的称呼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当初，他在回应让松而写的《致主编先生的信》的初稿中就使用过。不过《堕落》的最终改定稿取消了这些过于明显的影射之词，变得更纯洁了。加缪选择了使用“他们”这样的无时间性的代词，赋予人物以令人惊讶的普遍性。然后，带着自我批评者的狂热和真诚，他又开始说“我们”。克拉芒斯由此成为加缪、萨特和让松，一句话，所有左派知识分子的混合物。《堕落》的作者通过他人，通过萨特分子看他的目光，提供了一幅自画像。加缪获得了解放，但他通过克拉芒斯之口说道：“我一下变得伤痕累累，一瞬间就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他甚至以一种中学生的方式开玩笑：那个与《存在与虚无》的作者具有若有若无的同一性的克拉芒斯，正在写一篇题为《警察颂歌》的东西，刚刚开篇；另有一篇《铡刀的辉煌》，它堪称“虚无先生”的“哲学家的即兴之作”。文学就这样现实中挣脱了出来。加缪并没有提到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两个小矮人”咖啡馆、圆顶酒吧等地方，他只泛泛地描写了“那些我们的职业人文主义者喜欢聚会的专门咖啡馆”和“我们那些小酒吧里的无神论者”。
最近三年来，加缪和克拉芒斯一样，发现生活中平添了许多敌人。他装作能够理解这些对手，内心的愤怒只能化为苦涩或者嘲笑。那位影射萨特，被加缪变形了的克拉芒斯自言自语地说道：“在哲学上和在政治上，我都支持那些否认人是纯洁的理论，也支持那些把人当罪人看待的实践……以前，我只把自由二字挂在嘴边。我每天早餐时把它抹在面包片上，我整日地嘴嚼它，我给全世界带去自由的清风。”通过“哲学家的即兴之作”，加缪让萨特变得十分不堪，而《堕落》全书的调子也变得更严肃，更少几分“同情”。“自由？”“我把这个词强加给所有敢反驳我的人，我用这个词来满足我的欲望、证明我的权力。”
加缪还有最后一条理由来切断他和萨特之间的文学桥梁。对于阿尔及利亚问题，萨特以自由和被殖民者的名义，坚拒任何非独立的解决方案。正当加缪修改《堕落》的校样之时，把殖民主义视为一个体系的萨特又发表了新的言论，他呼吁人们警惕新殖民主义的骗局。萨特的结论对加缪来说是过于严酷了：“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该尝试的目标——今天这乃是当务之急——是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站在一起斗争，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都从殖民主义的专制中解放出来。”加缪始终对他的母亲、哥哥、舅舅、侄女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心，他也决不接受人们把他的家人和殖民者混为一谈。对加缪来说，法国的左派和萨特事实上把所有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都视为了罪人。
克拉芒斯身上的另一个侧面也把两位作家都卷入了进来：那位“虚荣得要命”的前律师自视“罕有人及”。萨特一向是自视甚高的。他拒绝和任何人就马克思主义问题展开讨论，即使是雷蒙·阿隆也不在他的眼里。可萨特也经常说他和平常人没有丝毫不同，就像克拉芒斯心平气和地嘟哝的那样：“正由于我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纯洁的人，所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超人。”加缪呢？尽管他身上落满怀疑的目光，但他对自己的态度已经超越了骄傲：他把自己当作加缪。
加缪相信，有些人始终被极权所诱惑，这些人被他视为不可与之妥协的对手。克拉芒斯问道：“我知道人们无法放弃统治的愿望和被统治的命运。每个人都需要奴隶，就像他们需要纯净的空气一样。支配，就是呼吸。您同意这个观点吗？”从萨特一帮人的辩证法和词语游戏中，加缪发现了一种误入歧途而又自鸣得意的思想。这种思想希望“通过诡计获得奴役他人的快感，哪怕是把奴役宣扬为自由也在所不惜”。作为自由的形而上学吹鼓手，萨特的所作所为不啻是现身说法告诉世人什么是对自由的破坏。他一边站在法共一边，一边又不时批评它，结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矛盾之处。在这年年初，他曾声称：“在历史的驱动下，法共表现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客观的智慧。它很少失误，它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可是这种智慧——智慧必得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并不总是能体现在它的知识分子身上。”加缪和他的朋友罗斯迈尔、拉扎雷维克一样，对萨特的这些奇谈怪论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当面对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共产主义的血腥历史时，萨特和他那一帮人屈服于神圣的暴力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加缪写完《堕落》以后，对存在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版本更加超脱。他对尼古拉·达尼洛夫、一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讲述了自己一些较为平和的思想。战后，加缪一直在抱怨人们把他当作存在主义者，现在他却同意，的确曾有某种东西把他和萨特联系在一起：“我不是目前通行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他对达尼洛夫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充满矛盾、混乱和恶意的哲学……它根本无法解决自由和权威的问题，只能导致奴役。”而奴役，正是困扰克拉芒斯这个荒谬的、自由的人的东西。在加缪眼中，萨特式的存在主义者未能坚持自己的立场：“由于拒绝承认任何稳定的价值根基，现代的存在主义者事实上将历史捧上了神龛。从那一刻起，这样的改变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其结果是，他们只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建构一种哲学。对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律师出身的克拉芒斯还可以“高尚的事业”为借口进行自我欺瞒，加缪则禁止自己这样做。他的自我嘲讽已近于鞭挞：“人们还以为正义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呢！”“正义者”揽镜自照时，发现自己已经是被驱逐的流亡者，受到众人的嘲笑。
在《堕落》中重新出现的问题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是否存在着某种命中注定的“神圣性”。在小说末尾，作家使得信徒、基督徒都不得不直面他们的“可怕的规则”。克拉芒斯表示自己将会下地狱或者炼狱。他散步时经过的回环形的运河，还有他的那位对谈者，都让人想到但丁笔下地狱的景象。那位崇拜帕斯卡尔、研习圣奥古斯丁的大学生，如此轻易地和人谈论原罪与得救的问题。他的神圣感体现在那幅被盗走的画里，也体现在克拉芒斯的名字——让-巴蒂斯特——上。批评家和读者都会思索这样的问题：“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的名字是按照福音书中的‘施洗约翰’之名来取的么？‘克拉芒斯’是否有‘呼喊的人’之义？”一天，一个名叫马尔维纳·埃克奥特的人向加缪提问：“该怎样理解这个人物？在漫长的演变过程里，他真的做到了对自己保持真诚吗？他成为审判者-忏悔者，是不是仅仅为了减轻自己心灵的重负，为了通过用别人的苦难来压倒他们，以便忘记他自己的不幸？或者，小说代表了精神分析的某种进步？最后，克拉芒斯既然知道了他今后苦难的根源，他会不会选择自我超越，以便恢复他的健全人格？”加缪就像一只向巴黎文坛公开喷射墨汁的乌贼，谨慎地回答这位大学生：“第一，如您所说，在克拉芒斯的名词中的确有词语游戏，您猜得很准。第二，这个人物了解他自己的双重人格，就此而言他对自己是真诚的，而我也赞成他；但当他拍打自己的胸口，以便有权利指责别人的时候，他就未能做到这一点。我反对后面一种在当代人中屡见不鲜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嘲讽中结束了自己漫长的独白。不过，我还让他把一部分真理保留在您引用的这个句子里：‘哦，姑娘，但愿你能再次投河……’”重新经历一遍他们的生活，重新讲述他们的故事，不管对普通人还是对作家来说，都是一种常见的诱惑。
加缪很清楚，在巴黎有些人在私下议论说，他投身抵抗运动不够早，而萨特则心不够诚。在小说里，小人物克拉芒斯在逃到南方非占领区之后开始打听抵抗运动的情况：“可是一旦到了安全区，掌握了情况，我就犹豫了。抵抗事业在我眼中太疯狂了，甚至可以说，太罗曼蒂克了。”不用说，在这里加缪又一次疏离、摆脱了他自己的经历。
当加缪带着一种有理智的狂热开始写作《堕落》的时候，他并没有预先把小说置于一个序列之中，就像当初他把《局外人》和《鼠疫》分别与“荒诞”、“反抗”相联系一样。凭借这部才智横溢，而其产生又最具偶然性的作品，他总结、聚集并超越了自己的一生，仿佛于不经意间使他的生命获得了完整的统一性。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被飞驰的灵感所支配，被一种风格所裹胁，这是一种与《局外人》中的“我”、《鼠疫》中的“他们”全然不同的叙述基调。带着与高傲的宁静相反而又相成的一份达于极致的快乐，加缪这位尼采和尚福的崇拜者汇集了种种箴言、警语、短小精悍的格言、带有玄学色彩的沉思和被紧紧抑制的感情。例证？“当人没有性格时，就应该发明一种方法。”什么是现代人？回答是：“……现代人与人私通，还喜欢读报。”这个观点是加缪很得意的：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第三次新闻生涯，而且是自觉自愿地结束的。他将对话藏于人物的独白中，借小说“请予刊登”的插页上的句子描绘出一幅1956年的现代人的肖像：“他有一颗现代的心，也就是说，他无法忍受被人审判。”这样的现代人真的存在吗？他是不是就是加缪自己？
远离他的帕斯卡尔·彼亚嘲讽地说道：“我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也有一颗‘现代的心’。也许曾经有过，但我应该已经丢失了它，因为，尽管今天我对自己并不比昨天更满意，但我却并不在意被谁审判。年老大概是这种心态的原因。大概，我的‘智慧’应该冠以‘倦怠’的别称。实际上，我根本不相信加缪说的‘现代的心’，它的反面——比如‘古代的心’，我猜——我也不信。克拉芒斯白说了许多话，可我并不像他那样觉得我们都是审判者。”
艾马纽埃尔·贝尔和加缪关系很好，他在《死者的存在》中承认，德里厄·拉罗歇尔的自杀在他的心里留下了负罪感的阴影。《堕落》让彼亚感到恼火：“谈到德里厄时，贝尔先生说的那些话，《堕落》里的克拉芒斯大概也会说的。眼下忏悔都成了风气，加斯东·伽利马先生的作者们会不会也都受了传染？别忘了《死者的存在》就是献给伽利马先生的。”再没有比这番话更能伤害加缪的了：彼亚，曾经的同路人和兄长，曾经与他那么亲近，现在，他成了戴高乐分子，竟然含沙射影地把加缪比作德里厄！须知加缪和彼亚一样都是蔑视德里厄的。其他一些曾经，或者目前仍然与作家保持友谊的人，尽管不一定读懂了这本书，还是对加缪表示了善意和支持。他的中学同学、耶稣会士乔治·迪迪耶对作家说：“我喜欢这本书的艺术，无穷无尽的独白几乎和句子的内容本身一样，表现出一个人无法走出自我时的痛苦。我也很喜欢人物的灵魂。”这位神父觉得从书里读出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对出神状态的寻觅，并且还勾勒出了一些神学意味。迪迪耶向加缪解释说，当他发现“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只有在改变方向时才能臻于完美”时，他的神职生涯也就发生了改变。迪迪耶这样说，仿佛是要说服加缪接受一种信仰——当然他很清楚，他的朋友是不可能被说服的。有时候，信教者好像比不信教的人更能懂得加缪。莫里亚克在《堕落》中读出了上帝的缺席：“加缪就差把他的生命放在这坩锅里，我指的是上帝的审判，基督徒都会受到神的裁决的……通过加缪，我发现，最狂热地自省和自我纯净的人，不一定都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一位精神分析师在谈到《堕落》时分析了以下几个人名或者姓名缩写，特别是其中字母C的一再出现：
阿尔贝·加缪（Camus）
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Clamence）
耶稣-施洗-基督（Christ）
让-卡特林娜（Catherine）
这是巧合吗？“克拉芒斯”，还会让人想到“宽厚”（Clémence）、“喊叫”（clamer），还有“死”（clamecer）……
蓬塞告诉加缪，他认为这本既残酷又明晰的作品是他写得最好的书之一，只是其中的讽刺挖苦有点过头了：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世界本身是充满微笑的？”加缪回答道。
“您的最后一个主人公随身携带着那部他正在写的书稿，”布里斯维尔说道，“他看上去不太有信心，这是不是寄寓着您自己目前的心态呢？”
“我的主人公的确感到失落，”加缪回答说，“这就是为何他作为现代的虚无主义者，站出来鼓吹奴役。可是，我颂扬奴役了吗？”
比起《局外人》中隐晦的宣言，那些熟悉书里书外的加缪的人，比如于尔班·波尔热，更能从《堕落》的“算计好的忏悔”里认出他这个人来。在他们眼中，这本书虚构的外表并未遮掩住其自传的真实源头。让·达尼埃尔高度评价此书，他从中读出了“基督徒和戏剧家对自我鞭挞的需求”。克拉芒斯用他精心设计的镜子游戏引导着读者，又同时令他们陷入迷惘。费尔南德·弗尔与其全家一样，因为加缪和《快报》的合作而对他埋怨不止，可即便她也对克里丝蒂安娜说：
“他并不比她快乐多少呢！”
“她”指的当然是弗朗西娜。
加缪已经离开了阿尔及利亚，可是除了那些可以躲开的谋杀和军事冲突，阿尔及利亚却没有离开他。尽管他一再请求，他的母亲还是拒绝搬到法国去住。另外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是，他的朋友、阿尔及尔城市规划处的负责人让·德·梅松瑟勒被逮捕，并被监禁在阿尔及尔民事监狱K24第3区第2813号囚室。5月28日他被正式起诉。由于梅松瑟勒手下有人告密，“国土保安局”（DST）的人搜查了他的办公室。此前，他曾接待过一位来自摩洛哥的朋友，她托他向一位阿尔及利亚律师转交一份同情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摩洛哥人的名单。梅松瑟勒决定不转交这封信。米盖尔将梅松瑟勒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加缪：“他被捕的具体原因我们还一无所知。他给我们读过一封信，写信人是一位曾经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MNA）领导的游击队中待过的年轻妇女，信是写给一个阿拉伯人的。这封信可能会给梅松瑟勒带来包庇坏人、知情不报的罪名。”这里提到的阿拉伯人是乌古阿格教长。曾因在抵抗运动战争中的贡献而获得勋章的女记者克洛德·热拉尔在左派报纸《明天》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我怎样走近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的文章。她在拉罗盖特被监禁过一段时间以后又被转移到阿尔及利亚。梅松瑟勒和热拉尔、迪索修士和其他一些主张“平民休战”的人一起，受到“国土保安局”的审讯。当库克神父前去探望他的时候，梅松瑟勒还告诉他，自己在囚徒中遇到了一位喜欢加缪的流浪汉。警方扣留了不少休战委员会的资料，最后，预审法官提起了25起司法嘱托，不过梅松瑟勒并未以原定的危害国家内政安全的罪名被起诉。
加缪闻讯后向《世界报》寄去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惊愕”。“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迄今为止我一直让自己保持着沉默，因为我不想增加法国人民的不幸，更因为在此问题上左右两派的言论都是我所不赞成的。”他认识让·德·梅松瑟勒已经有20年了。这个人钟情于建筑和绘画，除了这一次主张休战以外，他从来不过问政治，并且他所主张的，“和任何协商，甚至和‘停火’都毫无关系，仅仅是一些人道措施而已。”这时有媒体放话说，梅松瑟勒是某个颠覆组织的成员。显然，这是当局在无法以“主张休战”或者“主张建立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起诉他之后想出来的罪名。加缪把矛头指向总理摩勒，要求他说清楚人民是否有权做一个自由派。“至于我，”加缪说道，“如果说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投降，那么，我也同样反对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的主张，在我的眼中，他们所代表的同样是对无限责任的推卸。”按照当局的逻辑，不仅加缪、红十字会的代表，就连摩勒和拉科斯特也该锒铛入狱，因为他们也是了解休战计划的。令包括蓬塞在内的一些阿尔及利亚朋友感到吃惊的是，加缪进一步说道：“摩勒总理本人在一个月以前（也就是5月初左右），向我表示了对委员会行动的个人支持，他还声称这种支持是出自其内心的。”和平素一样，加缪在感到震惊的时候喜欢讽刺挖苦：“这样的表态，还将久久回响在我那位被囚禁的朋友的狱室中。”被扔过西红柿的摩勒在阿尔及利亚政策上更加极端化，战争的气息日浓。加缪希望通过能接近内阁的社会党人吉里约来干预此事。由于无法立即争取到梅松瑟勒的获释，他在《世界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充满了愤怒和蔑视之情：“统治吧！”。他谴责了政府的作为，并以一种威胁，甚至是最后通牒的口气来结束此文：他“将要直接对人民讲话……用各种方式促使人民走上街头”。此外，他还要求国家赔偿因为任意延长拘禁时间而给梅松瑟勒造成的损失。在这篇文章和呼吁中，加缪和摩勒彻底决裂了，他还指出，阿尔及利亚“驻节部长”拉科斯特——这个头衔是摩勒改定的，他很注重这些细节——手下警察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他本人划定的框架：“让·德·梅松瑟勒的朋友们（不包括他自己，加缪在内）不能满足于私下里向他作出的道歉。一个人的名誉和自由的损失不能以慰问的形式得到补偿。这是关系到身体、关系到人的生死的大事。我要说，在国会的滔滔雄辩和一个人的荣誉之间，后者更为重要！”在加缪眼中，当前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只能用“被官僚机构维系的无政府状态”来形容，而法国已经成为“一条蠕动着拼命寻找脑袋的虫子”。在梅松瑟勒事件中，在摩勒2月6日对阿尔及尔的访问所引起的后续反响中，加缪都谴责了共和阵线政府的政策。他曾经对之寄予希望，现在却迅速地对其失望了：在拉科斯特的影响下，内阁已经完全倒向阿尔及利亚的极端保守分子一边。“对某一方的偏向已经成为一种狂热，这就是为什么政策会误入歧途。”
加缪一下子又重新成为当初那个在《快报》上每周发表时文的作者了。他脱离了新闻界，但新闻界不会放弃对他的关注。《快报》针对《反抗者》作者的最新观点发表了两页纸的评论，这篇署名为托马斯·勒鲁瓦的文章带有弗朗索瓦丝·吉鲁的风格印记，颂扬和批评兼而有之。加缪曾指责过“斯大林式的偏误”，《快报》则就萨特和他的关系评价说：“多么艰难、嘈杂但又深厚的友谊灾难性地破裂了，两位作家本来曾在此友谊中相互补充、相互受益的。”总的来说，《快报》对加缪是友善的，如文中一个小标题所示，特别提到他“在34岁已享有大名”。当然，文章献给加缪的是鲜花而非花冠：“他在希望悦人时，其眼神仿佛如晨曦之色，也还依然具有他在22到25岁之间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喜剧才华……”作者设想加缪坐在弗朗索瓦丝·吉鲁的对面，两人正在共进工作午餐：“地中海式的姿态和简洁的句式，在眼光中升起的太阳和雕刻出脸部线条的黑影，这一切仿佛是无休止的决斗——一边是热情和天赋的才能，一边是拒绝倾诉自己内心的矜持。”接下来，文章提出了一个“伪问题”：“在他带着荣耀之光环的同时，还能不能抵制、不滥用自己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诱惑力？”勒鲁瓦还写道：“加缪沦为荣耀的囚徒，他已经迅速地化为一尊塑像，也许他无法再走出这片回荡着他的声音的荒漠——我们说的是《反抗者》的声音，一代人的声音。”在法国刚被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弗朗索瓦丝·吉鲁在克莱蒙-费朗和里昂，服务于《巴黎晚报》。弗朗索瓦丝·勒鲁瓦还记得“一位好讽刺挖苦的青年人，缺乏幽默感，带着流亡者的深深的忧愁”。托马斯·勒鲁瓦对加缪现在的“道德家，甚至是道学家的气质”感到恼火，但也承认拒绝一切宗教的加缪“在两条战线上战斗：他同时反对反动者和斯大林主义，同时反对殖民主义和阿拉伯人的狂热，也同时反对宗教以及反教权主义。”托马斯·吉鲁最后的结论是，“在这个极度敏感的，好像任何时候肋部都插着箭的人面前，在这个既不想忍受你，也不愿离开你，既不想行动又不想无所作为，既不想轻信又不想一无所信的人面前，我们想到了阿尔弗雷·维尼笔下的摩西，他高喊着：‘主啊……让我也有一个尘世的睡眠’。”
加缪要求阿尔及利亚法院停止审理梅松瑟勒的案件，把卷宗移交给巴黎处理。蓬塞要前往鲁昂参加一艘轮船的下水仪式。然后来巴黎。加缪在5月30日给他写信说：“最近的事态让我身不由己了。我尽我所能来帮助让。6月8日我将在巴黎。你来巴黎后请立即给我打电话。”蓬塞抵达后去了一趟《快报》编辑部，见到了罗贝尔·纳米亚和让·达尼埃尔，随后在伽利马出版社见到了加缪。如果这时梅松瑟勒还没有获释，加缪是准备发动一场游行示威的。司法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干预了此事。加缪的朋友摩纳特和罗斯迈尔——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编，在产业工人工会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影响力颇大——也正准备帮助他发动工人罢工。当然，这些工会组织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法国工会总同盟（CGT）那样的分量，但后者并不打算插手干预此事。加缪问蓬塞：
“事件进行得怎么样了？”
蓬塞讲了一些细节，特别是与摩洛哥信件有关的事情。加缪听完后觉得，有几个朋友做事不够谨慎。梅松瑟勒总算暂时获得了自由：
“我们的自由都是暂时的。”他微笑着说。
他的案子陷入了停顿，被暂时搁置了起来。弗朗索瓦·密特朗对这件事情也不怎么上心。梅松瑟勒把空闲时间都用来画画。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面前，加缪觉得自己和一些阿尔及尔的朋友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积极地成为第三阵营的成员，坚持同时反对所有的恐怖主义和所有的殖民镇压已经变得日益困难了。那些不谨慎、背叛甚至同谋的行为，究竟始于何处呢？在安德烈·贝尼舒看来，《快报》——可是加缪早已脱离这份报纸了——、《世界报》和《法兰西观察家》是“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的3个代理人。和弗尔一家一样，贝尼舒也不赞成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弗朗西娜的病情几乎已经痊愈了。她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在“马塞尔·普鲁斯特”学院教授数学课程，每周上十几个小时的课。当她又谈起钢琴，还有管风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相信她已经迈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加缪总是鼓励她多弹琴。他希望弗朗西娜能够充分发挥她音乐家的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