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马出版社是一家中等规模大小的公司。加斯东一直是老板——职员们希望涨工资。要参加总罢工吗？一些干部，例如迪奥尼·马斯科洛，支持请愿的人。怎样可以既保护劳动者又不冒犯老板呢？用什么样的语气写一份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决的请愿书呢？怎么样说：“我们不想在我们亲爱的出版社里罢工，可是总罢工与我们休戚相关？”伽利马出版社不是雷诺汽车公司。迪奥尼·马斯科洛与勒尼一起精心起草了请愿书，后者是米歇尔·伽利马的妻妹，与马斯科洛在一起工作。
加缪没有工会会员证。他在哪里报名呢？不能在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法国总工会，也不能在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基督教工会。加缪似乎特别受小职员欢迎。他的地位比较高，在男人中，他的西班牙作风、他的风流多情和他职业上的成功常常使人不快。他在办公室外表现得彬彬有礼、风度优雅吗？有人说他表现得太过了。然而加缪很有威信。于是大家带着请愿书来找他。他第一个签了名。签名活动得以顺利启动：阿尔贝·加缪、迪奥尼·马斯科洛、勒尼·托马塞……
请愿书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员工代表，会计让·普雷塔、商务部门经理爱德华·卡昂出现在5位伽利马家族成员加斯东、克洛德、雷蒙、米歇尔和罗贝尔的办公室里。代表们将请愿书交给克洛德，克洛德很生气，威胁说要解雇几名职员。代表们退出了办公室，很不高兴。克洛德的反应让米歇尔很恼火。雷蒙厌恶冲突，一言不发。加斯东很烦恼。罗贝尔不愿夹在树皮与树干、叔叔们与侄子之间。他想开溜。加斯东命令他留下。米歇尔解释说，伽利马不是一个反动工场。尖酸刻薄的克洛德觉得很奇怪，竟然是加缪——你的朋友，米歇尔！——马斯科洛——你的朋友，米歇尔！——还有勒尼——你老婆的妹妹，米歇尔！——主使的这件事！伽利马家的人开始互相谩骂。后来大家才平静下来。
克洛德比米歇尔更像个商人，他在政治上是中间派。米歇尔的文人气质更重一点，倾向左翼。他认为，请愿书不是攻击性的，他也这样对阿尔贝说：“我们还是讲民主的！”而阿尔贝曲解了家族成员中某些人的反应。事情解决了：同意增加工资，罢工就此结束。但事件使米歇尔与克洛德之间产生了鸿沟。阿尔贝是米歇尔的朋友。有一段时间米歇尔总是幻想并计划离开伽利马，成立自己的公司。加缪会和他一起。
与亲近的人在一起，加缪也有状态很差的时候。为了洛尔加作品全集的出版，加缪负责组织翻译，罗贝尔则忙于行政和合约之类的事情。有一位翻译很讨厌。在他看来，提供的报酬不够高。不可能再多给了，预算已经定了。这名翻译有误解。加缪劝解他。罗贝尔来到阿尔贝的办公室。怎么办呢？加缪居高临下地说：不管怎么样，我的小老弟，你就是负责杂事的。他公开摆出一副不要把抹布和餐巾、文化和商业混为一谈，我是贵族，而对方是贫民的样子。罗贝尔觉得受到了伤害。啊，阿尔贝，他竟然这么想？就让他自己去摆平吧。这件事也得到了解决。加缪像西班牙贵族那样道了歉。作记者的时候，他非常喜欢排版，但是作为编辑，他不管图书的出版印刷过程。在伽利马出版社，他希望做一名和别人一样的员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身为作家，他的书——就像格诺或波朗的书一样——是不会交给审读委员会来评判的，马尔罗或萨特的书都不一定能这样。
他负责的《希望》丛书于1946年推出，这套丛书包括24部作品。人们最开始建议丛书取名为《普罗米修斯》，加斯东没有接受。书目中有萨特的朋友的作品，这些书都销量可观，书名充满活力与希望：科莱特·奥德里的《赌输了》（2750册），雅克-洛朗·博斯特的《最后一种职业》（3300册）。诗人勒内·夏尔的《伊普诺斯的书页》令加缪赞叹不已（刚开始印了3850册，对诗集来说很可观的数字），丛书中还有他的另一部作品《爱之信札》。让·塞纳克出版了他的《诗集》，由夏尔作序。加缪唯一发现的新颖的作品可能是让-保罗·德·达岱尔森的诗歌，他受艾略特的影响，发明了一种法语无韵诗。达岱尔森1955年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秋天的巴赫》之后，才被别的杂志认可。加缪编辑了一些小说，其中有让·达尼埃尔的《错误》——他从中认识了自己，并得到乐趣。他还出版了几篇法律纪事体小说，即罗歇·格勒尼耶的《被告的角色》。加缪与这位比他小六岁的前途无量的作家有联系。当他向加缪宣布他要与一位神职人员结婚时：岳母家意味着什么，你是明白的……，加缪笑着回答：
“很好，即使是做蠢事，也要有音乐伴奏。”
加缪还出版了《你可以杀死这个人》，书中收集了精心挑选的俄国革命生活场景，由吕西安·弗亚德与拉扎雷维克翻译并做介绍，书中还附有布里斯·帕兰发出的“警告”。1947年，加缪出版了布里斯·帕兰的《选择的困境》。1949年，他自己发现并让公众也发现了西蒙娜·韦伊的作品，帕兰也注意到这本书：《扎根》，副标题是《向人类宣布义务的序幕》（3300册），他推出了《超自然认识》，尤其是《工人的处境》（11500册）——丛书中销量最好的一本。到《致一位教徒的信》（7700册）和《希腊的起源》（6600册）出版时，公众的兴趣降低了，但这两本书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的法国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后来加缪还出版了西蒙娜·韦伊的八部作品，这位教职资格获得者愿意体验工人阶层的生活，并曾以厨师的身份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她的经历遭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嘲笑。韦伊，是位教徒，她揭露了无产者的不人道的生存条件，使加缪为之着迷。但是他不喜欢她对不幸和死亡的迷恋。通过她，他认为他懂得了人类可以怎样走出虚无主义。就像艺术家的工作一样，工人的劳动也应该找到一种意义。后来加缪请马尔罗为萨万科夫的《未曾有过》作序，没有成功。“您是唯一有资格谈论虚无主义，以及虚无主义所导致的恐惧和绝境的人，……小说的结尾（精神，而不是力量）让人想起《与天使战斗在一起》的结局。”在介绍《希望》丛书时，加缪写道：“这套丛书形式简单，地位卑微，但也许有助于揭露悲剧，同时揭示悲剧既不是解决的办法也不是绝望的理由。这些必要的考验能否成为希望，取决于我们。”他的丛书的确非常朴实，它呈现的更多是黑色而不是玫瑰色。
加缪发现了维奥莱特·勒迪克，她也曾得到海狸的鼓励。她在几个题目《窒息》、《扼死》、《谋杀》之间犹豫不决，觉得它们与丛书中其他图书的名字一样吸引人。维奥莱特抗议并发誓说：“在您的办公室里，我说谎了：我总共写了125页而不是200页。”一位优秀的文学组的负责人应该是心理学家、医生，还要有点儿像银行家。
加缪不是每周或每月都要查问账目的作者。他既不像蒙泰朗——认为自己利益受损——，也不像萨特——既然伽利马已经按月付钱了……罗贝尔·伽利马也保存着作者账目的记录，他建议加缪看一下《鼠疫》的账目。为什么不呢？接下来，他就像往常那样开玩笑说作家服苦役、受剥削。加缪既不崇拜也不厌恶金钱。他害怕金钱在新闻界和电影界的力量，然而他也知道金钱的价值。萨特在散步时口袋里还装着大面额钞票，加缪不喜欢这种不把金钱放在心上的做法。萨特给小费时特别大方。很好，但毕竟，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加缪不会过于大手大脚。至于汽车——他总让车门大开着（“我不喜欢小心翼翼。而且如果有人偷我的东西，那是因为他需要”），他满足于开一辆旧“雪铁龙前驱车”，还挺怀念20岁时开过的一辆B14。让·格勒尼耶写东西时注重细节，根据他的记录，当时法国的火车座位分为三个等级，加缪乘坐二等车厢。他不到出名的裁缝那里做衣服。他喜欢穿法兰绒裤子、粗呢西服、有时打着难看的领带——这被伽利马出版社的年轻人嘲笑过。他爱打扮，习惯到马德莱纳附近的帕基耶街的奥尔特伽理发店理发。孩子们应该学习金钱的价值。双胞胎从来没有见过他浪费。加缪给他们讲自己的童年，让他们明白，贫穷是高尚的——但苦难不是。他不需要拥有太多东西，被照相机、汽车、厚地毯、豪华家具包围。加缪并不反对财产，但必须适度。在他看来，奢侈会使人变得软弱。
他不太适应巴黎的机制。设立文学奖是加斯东的策略。他相信这对销量有好处，不过并不认为获奖就能保证作品不朽。如果伽利马出版社在评选委员会中占据有利地位，高质量的稿件会蜂拥而至——这几乎是所有出版业老板的看法。加缪差点因《鼠疫》而获得勒诺多奖和龚古尔奖。他决定往后不接受任何奖，既不要法兰西学院的奖也不要摩那哥公国的奖。如果授予他诺贝尔奖呢？波尔热夫妇问他。他笑了。荣誉是可怕的东西。加缪与儒勒·鲁瓦在孔蒂河堤上散步，他指着法兰西学院那栋迷人的建筑说：
“向我保证你永远也不会进入那里。”
伽利马开列出了一串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名单，保罗·克洛岱尔、雅克·德·拉克雷泰勒、亨利·蒙多……格诺和出版社的其他作者进入了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可是加斯东，和加缪一样，厌恶法兰西学院。他认为，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文学奖对年轻作家来说是很好的事。然而，就像加缪很讨厌的巴黎知识分子圈或半知识分子圈一样，高高在上的评审委员会：背信弃义，恶毒，冷漠，心胸狭窄。伽利马出版社也有社交生活，但是优雅、安静，就像审读报告一样。
加缪刚到伽利马时，正值战争期间，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欢迎他。但就像所有的微型社会一样，现在关系变得微妙了，对一些人温柔，而对另一些人冷酷。在审读委员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格诺和波朗，年复一年，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与加缪关系融洽。加缪不会忘记他们是最早给他写信谈论《局外人》的人。格诺与他之间没有友情，但显然相互尊重。格诺比他大10岁，加缪看出格诺喜欢用大笑来掩饰羞涩，还发现他是一个知识丰富、类似百科全书的人。格诺口袋里总是装满了笔记，平易近人，此外他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家。简单说来，格诺没有加缪似的忧心忡忡，不过他感觉自己和加缪一样亲近受辱的穷人。
加缪没有太多描写过同时代的作家。一篇文章是比交谈时的一句话更有分量的证据。他被格诺的小说《我的朋友皮埃罗》所吸引，在纸上写了好几行字：“雷蒙·格诺的书是朦胧的仙境，在那里，日常生活的场景与没有年龄界限的忧伤交织在一起，尽管其中并不缺少苦涩，然而好像它们的作者一直拒绝得出结论，好像他服从于一种严肃的可怕的命运。”
波朗有威严的气度，说话时的准确程度与他公牛似的脑袋形成强烈对比，他从不冷落任何人。在伽利马出版社，他是文学图书的二老板。戴高乐对法国有一些想法，而波朗则对伽利马出版社有一些想法。
波朗与加斯东·伽利马一起淘金，曾发现过一些巨大的天然金块。他对不合常理的事物处之泰然，但厌恶文学走私贩子。他不介入出版社的财务，不过他向加斯东建议为一些懂行的人出版齐奥兰的书或为《法兰西晚报》的读者出版凯塞勒的书。加缪觉得，在这个患了高度神经官能症的文学圈子里，波朗将不会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他也许虚情假意、故作亲切，其实凶狠，但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他都很勇敢。在加缪眼中，他一直是那个在占领时期，在家用一台油印机刊印宣传小册子的人，小册子里他的笔迹很容易辨认出来。幸亏有了加斯东·伽利马和波朗，出版社到现在还存在，虽然后者的玩笑话、暗示、用紫色墨水写的小纸条会激怒加斯东。加缪的想法是——关于波朗的作品，他不会写一个字——这一切都值得敬重。这位抵抗运动成员比他更早怀疑肃清运动的暴力性。在加里·戴维斯事件中，波朗站在他这一边。他是一个多么难以定义的人啊！战前，萨特对波朗阿谀奉承，他——对加缪——揭露萨特是“一个蠢猪，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写拙劣文章的人……”，“用错误的悖论来掩饰简单罗列的陈词滥调”。波朗对加缪的作品有信心，但不认为它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安德烈·多泰尔，这是他偏爱的一位作家。波朗对加缪没有研究。他们都知道彼此忠于文学，不过不是忠于同一种文学。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但有分歧，对于政治路线，他们都同样反感。儒勒·鲁瓦、让·安鲁什和其他人喜欢谈论北非派，加缪向波朗承认：“我只告诉您一个人，说实话，北非文学，差不多就像荒诞那样，开始让我感到厌烦了。”加缪疏远了有进步共产主义倾向的蓬热，而和波朗走得近了。在他们的通信中，加缪在结尾处写的客套话，不是随随便便的。他对波朗写的信末用语，由“衷心地”过渡到“友好地”，由“祝您安好”过渡到“满怀深情地”。
他感觉与布里斯·帕兰更亲近。帕兰长着一张和善的面孔，深陷的小眼睛，花白头发和塞纳-马恩省农民似的体格，外表看上去颇为可靠。他评论柏拉图，但说话直爽。加缪喜欢帕兰在他维德罗的牧场上挥舞长柄镰刀的样子。帕兰懂得俄语，也了解苏联，经过考虑——加缪是由于失望——，他与共产主义决裂了。
加缪曾一度与雅克·勒马尔尚共用一间办公室，两人的交情很好。勒马尔尚有责任心，是位勤勉的审读委员，也曾经是《战斗报》的记者。如果加缪有三四份稿件要处理，那么勒马尔尚就有一打左右。这个人的文学生涯最后陷入了绝境。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总有一瓶朗姆酒，在南方，11点之后，大家会说，喝朗姆酒的时候快到了。几年来，加缪和迪奥尼·马斯科洛相处的很好，但会争夺米歇尔·伽利马的友谊。
至于伽利马出版社的其他权威人物，加缪则与他们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微妙的关系。马塞尔·阿尔朗对他很尊敬。加缪吃惊地发现他是《新法兰西杂志》派的。不过《新法兰西杂志》派是什么样的呢？有一点儿纪德的笔法、马丹·杜伽尔的笔法，还有一点点雅克·科波的风格，再加一点儿波朗的风格，追求，而且常常能做到修辞的漂亮。加缪并不完全是《新法兰西杂志》派的。但准确地说，波朗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大量的评价外加矫揉造作。如果只有米歇尔、雅尼娜与罗贝尔·伽利马，出版社的氛围会让加缪感到很快乐。但如果被卷入某些阴谋，他会很恼火。作家成堆的地方不是世外桃源。准确说来，人们放大了他们的缺点而忘记了他们的优点。往往一部作品要比它的作者更优秀。加缪觉得吃惊：“《新法兰西杂志》。奇怪的地方，它的作用本来是激发作家，结果却让人在那里丧失了写作和创作的快乐。”他在手记中提到“作家的仇恨，可以在一家出版社里得到集中体现”。甚至连最伟大的作家也相互监视、相互嫉妒，并且总认为他们的编辑为他们做的不够。某些人，但为数极少，例如萨特或马尔罗，几乎永远被排除在心胸狭窄的人的范围之外。虽然马尔罗支持戴高乐主义令加缪不快，但马尔罗仍然有很好的名声。加缪爱他的书，甚至崇拜他的书：
“我们还能找到比《轻蔑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希望》更好的书吗？”他问道。
1948年，萨特与马尔罗之间发生了冲突。在《现代》的一篇文章中，梅洛-庞蒂宣称马尔罗属于“失去希望的同盟会”的成员。马尔罗希望伽利马放弃这份杂志，对占领时期的档案的事，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些威胁的话：有人可以把这些东西交出来。加斯东很生气，不能忍受这种要挟。伽利马家族的人开会商量对策。雷蒙、克洛德和米歇尔认为最好牺牲萨特而不是马尔罗。加缪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马尔罗的作品更重要。加斯东屈服了。1948年，《现代》归入朱利亚尔出版社门下，不过萨特仍留在伽利马。
罗歇·马丹·杜伽尔凭借他的气度、气质和生活方式，获得了加缪的完全尊重。他比加缪大32岁，两人几乎都毫无保留地欣赏托尔斯泰。马丹·杜伽尔这个人藏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后面。他的风格朴实无华，既不古老也不前卫。他很早就决定生活在农村，远离巴黎的混乱嘈杂，以便安心完成他的《蒂博一家》。这位巴黎宪章学院的学生有坚强的性格和谦逊的人品，他在克莱蒙、贝莱姆和索沃泰尔度过了20年。他只工作而不对别人说长道短。他就像加缪一样，也是一位对自己有怀疑的作家。欣赏是相互的，例如，保护私生活和公众生活的需要，加缪说：“罗歇·马丹·杜伽尔赞同作家应该呈现给公众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个人。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他请求他的朋友尽量替他严守秘密，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在伽利马这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本义和喻义两方面，伽利马都是迷宫）中，加缪还喜欢去见布吕克贝尔热神父。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加缪厌恶阴谋诡计，不管是真的还是臆想出来的，他还反感那些假装虔诚的人和伪君子的批评。他再次希望离开巴黎，这次不是只想在卡布里斯住上几个月。他对让·格勒尼耶抱怨说每天用于他自己的工作的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他在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禁止进入”。他后悔工作得不够：
“我只见那些我喜欢的人。我厚颜无耻地利用我的疾病来避免见差不多所有的人。”
“我总是说您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您去这里或者那里。”格勒尼埃回答道。
老师和学生一直保持用“您”来互相称呼。
“两年来，这些巴黎人，他们把我放在他们的文学集市里。我不喜欢他们爱开玩笑的德行。”加缪说。
格勒尼耶肯定地说他还是个阿尔及利亚人，并补充道：
“常去侨民家里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阿拉伯人离我很远。”
“最好的地方，”加缪得出结论说，“是在中部地区，例如，普罗旺斯、昂蒂布、戛纳，尤其是穆顿，这些地方几乎没人来。”
由于疾病缠身，又有写作的需要，加缪想离开。加斯东同意他请假。
和萨特一样，加缪也不喜欢社交生活。弗朗西娜接受了奥里奥尔总统的午餐邀请。加缪很生气，取消赴约，并在一次旅行的时候给母亲讲了这件事情。他们在总统家里吃了些什么？什么也没吃，因为他们拒绝了邀请。
“这很好，儿子！这些人和我们不是一路的。”埃莱娜·加缪叹息道。
加缪后来还谢绝了巴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邀请。除了用几个周末或者几天时间与玛丽亚在一起，在其他忙里偷闲的时候，他尤其喜欢去卡布里斯，去看他的油橄榄树、尚蓬湖和松树。在那里，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加缪说“这让人觉得有气无力”。他对于尔班·波尔热承认山谷让感到压抑。他还没有摆脱幽闭恐惧症。
在别人家或者在酒店，加缪都显得要比在自己家——在她们家、弗尔家——幸福和放松，好像他不可能适应世俗婚姻的形式一样：“我比较喜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而且我无所谓死在那里）是酒店的房间……我从来都不能沉醉于别人所谓的内心生活（它往往与内心生活相反）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式的幸福让我苦恼和忙碌。”从拉尔博、法尔格到加缪，从克斯利到雷韦尔，这些法国作家都喜欢酒店：在酒店，我们享有所有的权利而几乎没有义务，对自己的义务除外。我们可以不必管别人的时间安排。年轻的时候，加缪不尊重金钱，但是尊重金钱象征的工作。出于喜欢简单，而不是节约，他总是取笑伽利马出版社的提成，但从不抱怨出版社付给他的作者或丛书主编的酬劳的比例。马尔罗像个贵族似的住在专门摆满艺术品的酒店里，而且在拉塞尔餐厅有自己专用的餐具。萨特过着老学生一样的生活，根本不存在金钱问题。加缪既不吝啬也不浪费。他很大方，他会定期寄支票给结核病疗养院的阅览室、西班牙流亡者联合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他在里兹酒店与布朗什·科诺坡夫会面，然而他自己不会选择豪华或著名的酒店。在巴黎或者阿尔及尔，在特别富有的朋友家，奢侈让加缪感到不舒服。加缪从来不是吝啬鬼，也不是大手大脚的人。他与那些在他看来以吸别人的血为目的的机构争论，如词曲作家协会。他动用他的权利，拒不接受官僚主义专横的决定。从全国作家协会时代开始，他对各种作家协会或者俱乐部，甚至连文人协会这样无害的组织，就有些蔑视。他让米雷耶·多里翁负责管理他的文学和戏剧作品的版权事务，自己则保持距离。
50年代初，他最缺少的东西是时间。为了节省时间，而且因为长期的旅行总让他疲惫不堪，他总是拒绝诱人的提议，包括日本新潮社出版商佐藤义亮邀请他前往日本的提议。
加缪厌恶别人把他想象成是一个为钱写作的人。一位年轻的作家请他给一本销量很小的杂志写篇文章。他希望加缪能够谅解，因为他不能支付稿酬。在这位年轻作家看来，“大作家都认为”不付报酬“非常可恶”。加缪的回答很干脆：“我不知道大作家（毕竟，我还不算其中一员）会因为没有稿酬，就如此不舒服。在我看来，正相反，倒是年轻的作家会抱怨，不过，这是合情合理的观点，也是世界运转的方式。”加缪生硬地说：“按照克洛德非常有诗意的说法，我还没有到要储蓄的年龄。”他没有“时间”，这就是答案。
修改别人的稿子要比对付自己的作品更容易，也更被动。加缪说自己懒惰，但不停地考虑工作的事。如果一本书还在创作之中，他就不会有真正活着的感觉。不管在家里还是在酒店，他都是手写。除了弗朗西娜、玛丽亚、几位朋友和“牝鹿”之外，很少有人能重读他所写的东西。他会重写很多，在笔记本上、在纸片上记下一些想法。加缪一直在思考三部曲中某个系列的一本书。在脑海中，他有一个宏伟的工作计划，他知道他想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然而他又常常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种成功。在写《鼠疫》之前，他曾在手记上写道：“使我的书成功的原因正是使他们对我说谎的原因。”后来在1950年他又写道：“我的作品停留在最初的两个系列：不撒谎的人，也是不真实的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谎言的分量，1948年、1949年、1950年他都在手记中提到过。
加缪害怕创作力枯竭。他对于尔班·波尔热说，和别人相比，他缺乏想象力。想到一个念头和一个主题，再到把它们实现，这中间是有距离的：笔记本上的一个符号、几个单词、两行字，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扩展开来。萨特写作时与说话时不一样，加缪就更不一样了。然而，在萨特的血液中都流淌着墨水，写作是出于本能，他在哪里都能工作、都能适应噪音，甚至还会寻找噪音。加缪需要在卡布里斯、在尚蓬、在右岸的酒店里或是某位作家朋友出借的公寓里，过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因为长期待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我的永久地址”——，他想彻底逃离它。有时，他又害怕孤独感——迫使他写作的原因。他不喜欢别人强迫他再版年轻时的一些作品，如《婚礼集》、《反与正》，不过因为不再认为作品有“严重的不足”，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被困在加缪式的强硬与顺从的混合状态中。即使很出名了，他仍然怀疑自己，并在作品中寻找一种连贯性。不像普鲁斯特、马丹·杜伽尔、儒勒·罗曼、乔治·杜亚梅、约翰·高尔斯华绥那样，他没有写过系列小说和传说。诚实的帕兰对他说《反与正》是他的作品中比较出色的：“他搞错了，因为在22岁时，除非天才，人们才刚刚懂得写作。但是，我理解帕兰说的话，知道艺术的敌人和同情的哲学……。这些拙劣文字中的真爱比后来的文章中要多。”加缪默默地怀念“那个贫穷与光明的世界”，因为他在那里生活了很久，“他从威胁艺术家的有害危险中幸存下来，心存感激与满足”。在40岁以前，加缪这样描述自己：“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我曾被置于苦难和阳光的中间。苦难使我不再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好的，阳光让我懂得了历史并不是一切。是的，改变生活，而不是改变我崇拜的这个世界。也许，我就是这样开始从事目前这个令人不舒服的职业的，无知地走上了这条我正艰难前行的钢丝绳，还不确定是否能到达目的地。也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是一种需要拒绝和同意的艺术，我就变成了一名艺术家。”在他积极介入时事的时期，并不经常提到艺术家这个过时的称呼。当他同意按照自己说的话去做的时候，他写道：“我承认，我的某几本书的成功一直让我感到惊讶。当然，我已经习惯了，虽然这很卑鄙。”在这个文学世界中，那些不了解这种可怕的怀疑的人认为他千方百计吸引人。“作家这种职业，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他又补充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荣的职业。”这个加缪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呢？他肯定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他隐约在寻找一种平衡：“介于我所说的和真实的我之间的那种状态，也许有那么一天，一旦我敢把它写出来，我将完成一部我梦想中的作品。”当他反复说，经过20年的工作后，他认为他的作品还只是刚刚开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是真诚的。这个家伙，他这是在矫情。
加缪将一些稿件带回巴黎家中，或者带去度假。别人的作品甚至淹没了他自己的。他的身体好转了，他把他的健康状况告诉米歇尔·伽利马：“在这儿新拍的一张X光片表明病情已经有了明显好转。我恢复到莱曼三月份时很赞赏的那种状态。应该将这归功于梅内特利耶的治疗吗？尽管还发高烧，但事实上我感觉好多了。当然，我给你写这些时带着巨大的满足感，不过，经验告诉我，在真正高兴起来之前，我还要等待。”
他又回到卡布里斯，在弗朗西娜的帮助下，加缪忙于写作《反抗者》，并收集资料：
我想让你赶快给我寄三本书来：
列宁的《黑格尔辩证法纲要》——《新法兰西杂志》大开本（在我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
放在同一个地方的：伯特兰·罗素的《19世纪思想史》（《新法兰西杂志》思想书库）。
还有一本埃利·富尔的《形式的精神》，和一些艺术类书籍放一起，都在客厅的玻璃壁橱里。
……只有工作，只有创作，可以使精神不倒。在世外桃源待了漫长的几个月后的我很了解这一点。我不幸福，也从没有感觉如此忧郁，但是至少结束了这些可耻的日子。我一直因为什么也没做而觉得羞愧，既不能接受这种羞愧，又不能做应该做的事情来终止这种羞愧。
我每天工作10个小时，这就是我唯一可以说的关于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完成它，但我一如既往。
1951年2月27日，加缪给夏尔写信：“已经有一个月了，我陷在无休止的工作之中。极度的孤独和期盼结束的渴望使我每天在桌子旁边坐上10个小时。我希望在3月15日之前写完。然而，分娩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我觉得孩子会很丑，这种努力让人筋疲力尽。”
终于到了三月份，在纪德去世（加缪对此感到难过）后的3月8日这天，他向弗朗西娜宣布：“今天早上我完成了我的随笔，我还没有太反应过来，大脑一片空白，筋疲力尽。……现在你不用回信了，我马上回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我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待在家里会容易些。我已经写完了，然而，却没有感到一点儿快乐。我曾经希望对我，还有那些支持我，让我感觉自己与他们紧密相连的许多人来说，这本书将会是决定性的一步。这本书如果成功的话，本来可以以它的方式对这个时代有重大影响，并告诉世人我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你看，我的野心还不小。但是我非常怀疑它是不是成功了。我感到失望，有一种天赋我无法拥有。我总是向自己提出超出我能力的任务，这使我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努力中，也使我筋疲力尽。结果就是这样。当一切明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吕西安·贝尼斯蒂去拜访加缪，发现他特别疲惫，“在修道士的房间里像一位苦修士一样地工作”。
加缪给玛丽亚写信：“结束了，但我并不感到幸福。可能是怀疑或劳累的缘故，我也不知道。不过我需要恢复，因为还有事情要做。现在我几乎可以确定我将在3月10号前完成。之后，还必须再全部看一遍。但是对于这些工作，巴黎不是障碍。相反，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有点儿精神恍惚，没有休息，也没有娱乐。我的睡眠不好。心态上从容一点儿就会有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加缪回到了巴黎，3月11日他对夏尔说他完成了，比预期的时间提前了几天。6月26日，他又对夏尔说：“我还在修改书里的一些章节。……毕竟，我放手的时候不会一点儿也不担心的。我本来希望自己是一个既真实又有用的人，但这要求时时刻刻都宽宏大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孤独。”加缪对夏尔说在这本书上耗尽精力后，他进入了一种“失重”状态。7月10日，他再次给夏尔写信：“现在应该等待。”
7月，交战国开始在朝鲜谈判。加缪当时在尚蓬，租下了莫勒街的普拉塔纳别墅。他和孩子们一起钓鳟鱼。弗朗西娜满怀深情地看着她的这个小世界。加缪担心朝鲜的局势——“特别担心。但是觉得他们会把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加缪对路过尚蓬的让·格勒尼耶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转折、这样重大的改变。一种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倾向是怎样出现的呢？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倾向古希腊文化，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我又更倾向天主教而不是新教。我相当疏远犹太教，因为它的反自然主义会使他们精神封闭。”
“然而，”格勒尼埃说，“您的反抗非正义的思想和您的人道主义与犹太教是很接近的……”
加缪打断他：
“可是我认为，为了获得幸福就应该反抗，应该热爱自然，应该有对目前生活而不是遥不可及的生活的智慧。我非常喜欢古希腊文化中静态的一面。”
后来，在这位好老师面前，忧伤的加缪又回到了他的学生时代：
“我选择了一个与这个（新柏拉图主义的）时代有关的主题作为我毕业论文的主题，这其实并不反常。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加缪进一步给《反抗者》润色。他与让·格勒尼耶在尚蓬和帕内利埃之间散步，沿着克莱斯河——这条河最后注入利尼翁河——行走，一路观赏壮观的金雀花。现在，在尚蓬地区，关于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研讨会和会议接连不断，这里已经变成文化人的避暑圣地。大学教师、医生、工程师在这里聚会、沉思、讨论。连救世军都再次出现，并张贴他们的广告：“上帝在寻找你。”
“如果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就不会再找了。”加缪脱口而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