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经常见到加缪夫妇的人（雅尼娜、米歇尔、罗贝尔·伽利马），发现阿尔贝对弗朗西娜所怀有的显然是一种兄弟般的温情，他时而对她心怀怜悯，时而又烦躁不安，让她感到难过。而弗朗西娜的魅力、善良、羞怯、庄重的轻声细语都让他感动。有些时候，她似乎总是拿不定主意，无论是选择一张唱片还是选择度假地点。当他们有一个午餐约会时，加缪就会来叫她，担心她为了选择穿哪双鞋而耽误时间。他跟人解释说：“况且，我们要见的人是伊夫林·沃格，所以我会提醒她那位作家是个男人。”
弗朗西娜经常从事音乐活动，与一些教师一道工作。她在伽利马出版社待了六个月，供职于外国版权部门。然而自从她的母亲费尔南德·弗尔一到巴黎，家里的局面就变得更加紧张了。
“我不知道自己竟然娶了四个女人。”加缪怒气冲冲地说。
弗朗西娜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为了保护她，把她和丈夫分隔开来：他总能在家里发现这几个女人。弗朗西娜任凭费尔南德和克里丝蒂安娜摆布，克里丝蒂安娜的性情不像母亲那么粗暴，具备一种更为宽容的幽默感。弗尔太太拥有贤慧寡妇的美德，说话办事直来直去，她对家人尽心尽力，有时候表现出占有欲，把儿孙都叫作“我的小女儿”、“我亲爱的双胞胎”。克里丝蒂安娜更有耐心，会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影响，因为弗尔家没有父亲和兄弟。加缪与费尔南德和苏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克里丝蒂安娜偷偷拿走他的内裤时，他会觉得很好玩。对于母亲和姐姐而言，弗朗西娜是她们托付给这个男人的一件珍宝，虽然这个男人现在有了一份固定职业，并且取得了成功，然而女人们要计较的事情更多，何况这一家人又是从原来的独栋房子搬进了公寓！弗朗西娜的抑郁症发作过几次。加缪对扮演丈夫这个角色感到不自在，觉得岳母家的人时而沉默，时而敌对。弗朗西娜从不抱怨，也从不扮演忧郁的为爱发狂的女人，可她一直痛苦地爱着丈夫。
他养家糊口——房租、煤气、电、社会保险费、补偿金、税。当他在美国时，弗朗西娜没有填写收入申报单。加缪想要自由却接受承担做家庭中父亲的责任。最主要的是，弗朗西娜是孩子们的母亲。即使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也会照看他们。他从没说过他愿意做父亲，想和一位妻子还有几个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甚至还不如和一个部落一起生活呢。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怒火。由于不断生病，他不能像弗朗西娜一样照顾1948年时三岁的双胞胎。
令他感觉自由的家庭，是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的家。这两位伽利马，还有表弟罗贝尔，越来越成为阿尔贝喜爱的人。1952年，罗贝尔与雅尼娜的妹妹勒尼结婚。加缪帮助罗贝尔发现了文学，当罗贝尔说：
“我玩过橄榄球。”
加缪回答：
“我玩过足球。”
此时，他们会很高兴。
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格言是：文学、家族通婚、友爱，但有时，这家人像亚特里德斯家族的人。米歇尔对加斯东的儿子克洛德没有半点好感。加缪被米歇尔和雅尼娜收留，顺理成章做了安娜的叔叔（雅尼娜和皮埃尔的女儿）。米歇尔非常喜欢小孩子，给加缪的双胞胎买了好多礼物。他们的父亲提出了异议，但任他这么做了。他对雅尼娜和米歇尔谈论他的所有的问题。雅尼娜很漂亮，嗓音甜美，爱用舌头舔头发，在轻浮随便的外表下，雅尼娜是块岩石。她崇拜加缪，真诚地赞美他。她记住了《卡利古拉》或《误会》中的台词，并背出来。
“可是，雅尼娜，毕竟……”阿尔贝特别高兴地说。
加缪希望他爱的人就像爱他这个人一样爱他的书。他敏感，疑虑，需要别人让他安下心来。
米歇尔是加斯东·伽利马长期以来偏爱的人，并且被认为是出版社的继承人。米歇尔长着红棕色头发，面色苍白，眼睛有点斜视，有一种自然的高贵气质，谦逊但易怒，他崇拜友谊，有时有点儿过激。加缪从不抱怨他。米歇尔讲究排场，喜欢周六在圣佩尔街和圣托马-达坎街之间的圣日尔曼饭店组织晚宴。他像需要照顾的病人一样爱嫉妒，希望他的人随时都在身边等待召唤，雅尼娜最好随叫随到。米歇尔爱花钱，喜欢好车，爱租游艇出游，阿尔贝总爱捉弄他。米歇尔是巴黎圈子中的一员，但不是典型的巴黎圈中人。他不批评加缪。雅尼娜、米歇尔，或罗贝尔不会背叛他，加缪对自己说。他们不但了解而且（几乎）接受他的一切。和他的伽利马在一起，加缪很容易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话。有一个令人讨厌的聚会迟迟没有结束，阿尔贝开玩笑地说：
“那么，我脱衣服了？”
阿尔贝去看望由雅尼娜陪同住在瑞士莱塞结核病疗养院的米歇尔，他对专注而有魅力的肺科医生勒内·莱曼很有好感。莱曼后来治好了米歇尔的病。阿尔贝返回巴黎后，给两位他爱的人“亲爱的乌尔比和奥尔比”写信。“只要想到我把你们托付给这位和蔼可亲的朋友（莱曼），我的遗憾、我的失望和我精神上的被遗弃感就有点儿松动了。”加缪讲述他的一次旅行，旅伴是个难看的老头儿。个子矮小，扇风耳朵红得就像他戴在钮扣上的骑士勋章的玫瑰花徽标，帕芒蒂埃似的鼻子上布满了黑亮的粉刺，秃顶，下面有一圈头发，这个人打开了卧铺车厢的门。
对话：
他：先生，我是您的旅伴。
我：哦！
安顿好之后，因为在卧铺里只能躺着或站着，我不得不脱下衣服躺在上铺阅读巴列·因克兰的《奇异之爱》。从这里开始，我使用现在时。过了一会儿，难看的老头也躺下了，我熄灭了车厢的顶灯，两个人都在枕头灯下想事情。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时我听到下铺传来稀里哗啦的声音，过后是细细的水流声，断断续续，一滴一滴的。我非常惊奇，偷偷睁开一只眼睛。（我敢说）这个人打着瞌睡尿尿，几秒钟后，所有的水喷射而出，水流变得很急。我有点窒息，心想这个混蛋本该将他那一身肥肉挪到旁边门后的厕所里去的。我非常生气，转向另一侧，重新沉浸到西班牙诗歌中去。睡意袭来，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稀里哗啦声又来了，接着是水流声、急流声。简单点说，四次尝试入睡都被这可恶的家伙失禁的小便给破坏了。
到巴黎的时候，他居然礼貌地问我是不是睡得很好。
当加缪一个人的时候，他时而喜欢时而讨厌地铁里的通道，他爱空腹抽雪茄，房间空空荡荡，没有佣人，邮件成堆，接苏珊娜·拉比什——她结婚后改姓阿涅利——的电话，在里普餐馆吃午饭，在伽利马出版社上班：“我刚刚见到一个举止优雅的人要用成堆的金子购买《鼠疫》的电影版权，可赚钱并不使我感兴趣，因为它（原文如此）不是对我的出版商有利，就是对我的收税官有利。……我恢复了对我来说更自然的有节制的生活，并因此重新找到了内心的平衡。最后，我觉得我在那里（在莱塞）很好，但是，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已经失去的。”
不久以后，加缪和弗朗西娜去阿尔及利亚，并路过阿尔及尔。每年他都要看望母亲三四次。还是在莱塞，他给米歇尔和雅尼娜写信：“亲爱的卡瓦利耶拉和卢斯蒂卡纳，……因为幽闭恐惧症，我在飞机上有轻微昏迷。不过我着陆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他慢慢品味这次与弗朗西娜同行的旅行。加缪重新找回了他的幸福时光——失去的天堂——，并把过去甜美的回忆放到当下：“我们已经找回我们原来喜爱的生活，这对我们的幸福有影响。”弗朗西娜和阿尔贝在阿尔及尔与奥兰之间冷清的海滨游泳。“当我们在阳光下晒成棕色时，我的电光蓝西服三件套被人偷走了，弗朗西娜把她的非洲蜥蜴皮手提包也留给了敌人，里面有一个墨西哥手镯、她的美式雨衣和格子短裙。我们甚至见到了宪兵，不是因为我们出现幻觉，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证丢了，宪兵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们，最后我们差点儿进牢房……”
米歇尔讲了他的烦恼。加缪鼓励他：“……伟大的圣米歇尔，……我没有心思看你的来信里满篇不可思议的蠢事。我回想了一下你抱怨的那么多病：肺结核、不育症、很可能阳痿、坐骨神经痛和痔疮、梅毒和前列腺炎。这一连串使你如此忧郁的词，请原谅，却让我疯狂大笑。可是应该承认这令人喷饭。”一个肺结核病人对另一个肺结核病人说：“要想知道什么办法能解决你对医学和形而上学的失望，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来问我。我只承认目前你的病很严重。但看上去状况不糟，而且如果得到恰当的治疗，危险程度将更轻。”对朋友，笑是加缪的武器之一：“我甚至不会同情疾病夺走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很清楚你从不珍惜它从你那里剥夺的那些东西。至于别的失去的东西，虽然是暂时的，但我知道这让人很痛苦，不过我的心与你在一起，这是真的。……歌德说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能希望。简单说来，这意味着要处理好一切，只要做一个笨蛋就可以了。你的情况不是这样，而且显然，一个共和国总统可以承受的病痛对于一个很敏感的人来说却很痛苦。”阿尔贝和米歇尔的默契从来没有被打破过：“如果我可以说出心里的话，那么几乎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害怕地想，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假如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这种恐惧说明我这个人身上的许多东西。可这毕竟都不是好东西。我想现在我正在逐步培养一种更值得人尊敬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新人’即将出现，说人类会变得漠视死亡。当然，我不是在说我自己，不过我相信这个‘新人’将遇到现代人的敏感造成的所有痛苦。”
加缪还谈到他对疾病的体验和宗教体验：“即使你不相信宗教，即使上帝已经死亡（我的一个朋友说，上帝从背后被刺杀了），在宗教体验中仍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就像很短暂的体验中也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一样：这就是个人生活与幸福的联系其实很遥远。甚至连希腊人都懂得这一点，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和你提出的问题，最终是他们给出了答案：他们不否认神秘的事物，但是只相信一部分（这是基督教徒无法理解的深刻真理），就一点儿。因为这之中有一种平衡。每一种痛苦会有一种快乐——或是一种和它有关的伟大——作为补偿。毕竟，只有对生活的热爱可以证明一个人无罪（伊壁鸠鲁说死亡与我们无关）。当然，对生活的热爱不同于放荡酗酒和布基伍基，或者每小时150公里的旅行。当一个人有才能时（虽然我没有毫不吝惜地恭维你，但必须承认你确实有），最终他总是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我曾经告诉你，有时我会清楚地想起某些接下来让我一直遗憾和怀念的时刻。其实，这都是内心的秘密，而内心的秘密是不可能有机巧的。”
15天后，他给被期待重返巴黎的“亲爱的兹戈和布斯”写信：“雅尼娜和米歇尔回来的消息在《新法兰西杂志》引起了一场充满欢乐的真正的骚动；一些人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在平台上拥吻，到处都有香槟酒瓶塞蹦出来，这场欢乐以《新法兰西杂志》一贯的方式结束，你们也想得到的！我们开始为欢迎做准备：院子里有合唱团，奥古斯特（比托都）是乐队鼓手，专职画家负责‘执笔’，海军舰队司令加斯东（自从有这个制度以来就是如此）将给你们送上表示欢迎的亲吻。”不管是私人关系也好，还是在出版社，加缪都非常喜欢奥古斯特·比托都。“至于我们，这些真正的朋友、小人物、没有一官半职的人，在乒乓球房的破地毯上，我们分享大家的快乐，悄悄用手指尖抹去充满深情的真正的泪水。在被祝福的这天来临之前，为了增加出版社的资金，以保证近两年来我们给自己创造的快乐家园能永久存在，我们每个人积极地工作。”
弗朗西娜把加缪开玩笑说成“我们的两个副产品”的双胞胎留在了奥兰。他认为，在还没有写过的婚姻哲学中，“关于妻子的章节应该题为《绊脚石》，而关于孩子的则应该是《小绊脚石》”。在塞吉耶街，加缪一家住得很挤。弗朗西娜希望有几周完全空闲的时间来安排一家的生活并且另外再找一套公寓。“结果是，由于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安排一家人的生活，当前生活的临时状态可能要改变……，”加缪这样说。“我知道我们家的物资供应情况：我们缺少黄油、糖、肥皂和其他各种第一必需品；我的内衣连最基本的钮扣也没有；公寓（甚至也是临时的）被盲目地狂热地整理布置着，每天让我们的布列塔尼小女人忙得不可开交，她觉得把我的不朽作品和为了一个不起眼的奖项，《新法兰西杂志》强迫我读的你的那些平庸的稿件混在一起很好。”加缪似乎叹着气说：“对这个话题，我就不再展开了，不过我得说我开始感到失望，从弗朗西娜那儿，除了一些慷慨的计划，我不能得到其他东西。”
受联合王国法语学校的邀请，加缪与弗朗西娜一起去英国。在爱丁堡，有几天他去拜访安妮和让·盖埃诺。加缪一直很欣赏老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这个鞋匠的儿子与像加缪这样单纯的人在一起时总觉得很舒服。他们回到法国后，加缪的朋友发现尽管他显得很疲劳，但他们的夫妻关系缓和了。
1948年6月18日，在圣日尔曼大街，加缪碰见了玛丽亚·卡萨雷斯，她已经是个非常出名的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了。
“你去哪儿啊？”加缪问。
“去剧院，你呢？”
“我去纪德家。”
他俩的心都乱了。自从分开以后，他们又在这里或那里见过，但仅此而已。她有过一些艳遇。目前她是演员让·塞尔韦的伴侣，为了加缪，她离开了那位演员。但是为了孩子，加缪不愿离开弗朗西娜。
在西班牙，玛丽亚·卡萨雷斯使加缪牢牢地忠于她：一个女人往往既是一座近在咫尺、看得见的村庄，又是一个远在天涯、只能想象的地方。卡萨雷斯成为了加缪一生的牵挂。有时他会一天给她写两封信，常常很忧伤。他肯定地说，如果她走了，他将不愿意再笑。他嫉妒：她必须工作。“你应该去工作，可是要想着我。”任何男人都不能把手放在她身上。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天等她的信。他焦虑不安，说自己疯了。玛丽亚希望他平静下来，保重身体，治好他的“流感”并防止复发。玛丽亚满足于活着、满足于爱，她在燃烧，但她感到遗憾他们不能一起外出。她对他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时，要幸福。”阿尔贝温柔地谈起弗朗西娜。他尊重她，他对弗朗西娜怀有一种非常深沉、深情的友谊，对玛丽亚则是一种燃烧的激情。弗朗西娜完全知道加缪身上的二元性。她有勇气大度地接受——或者说差不多接受——这一点。1949年元旦，阿尔贝给玛丽亚的祝福是：“新年快乐，我的爱人，希望我们一年都在一起，我不会在远离你的地方死去。”加缪几乎想对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或马多和罗贝尔·若索说：“我不适合婚姻。因为我觉得很难去爱。但是我爱了。就像我觉得写作很困难。但我写了。”
弗尔一家知道他与玛丽亚又有了私情。大家试图瞒着费尔南德，她很难接受巴黎的风气。克里丝蒂安娜在谈起玛丽亚的事时尽力安慰她的妹妹：
“弗朗西娜，没有那么严重，你不能要求阿尔贝与那些臭女人还有他的激情作战，这对他要求过高了。”
苏茜，另一位姐姐，不认为丈夫和妻子可以相互欺骗。弗朗西娜气得咬牙切齿。她无法想象不忠。她非常爱阿尔贝，他也应该珍爱她：他就在那儿，有私情，却不说离婚。有时他凌晨三点回家。干新闻允许作息时间不固定而且疯狂。哪怕加缪是在其他地方待了很长时间，他也会想着弗朗西娜，甚至在梦里。因为他梦见她，梦见她的帮助，他在手记中写道：“他被带到断头台，还有一个名叫薇拉的女人。弗朗西娜来见他，并给了他一把手枪。他对她说：‘我就知道你会来帮我。’”
弗朗西娜与玛丽亚或海狸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海狸将萨特的激情和心血来潮理论化，并作为自己的理论，有时她本人也会做点可疑的实践。弗朗西娜的紧张感是很严重的、克制的、默不作声的。这种情况从来就不容易，可是她没有坚强的神经。她的外祖母曾经几次神经衰弱。弗尔家的人拒绝悲剧、情节剧和舞台。他们不是地中海人。然而弗朗西娜不能像萨拉·厄特利一样从被欺骗中找到乐趣。加缪的一些朋友虽然希望挽回他的名誉，但其实不像这些人想的那么简单，她并不是一个阻止一个特殊的男人过完整生活的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弗朗西娜看起来温柔，但并非没有棱角。她对阿尔贝说：“我是一个被扭曲的人。我只能通过忍受痛苦的能力来知道爱的能力。在痛苦之前，我不知道这些。”
理查德·瓦格纳把科西玛叫作“独一无二的女人”。加缪将这一称呼给了卡萨雷斯。他们再也没有分开。尽管加缪试图避开弗朗西娜，私情还是公开了。他回忆了与玛丽亚的关系：“在1944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十分美好的时光。然而这些美好时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经历过双方的骄傲，甚至在我们重逢后，我们依然骄傲。骄傲的爱情有它的伟大之处——但是它没有天赐的爱情那样令人震惊的确定性。”
加缪的朋友证实：玛丽亚是他生命中的女人。他们觉得加缪和她在一起时显得特别自在、放松，而且他很爱笑：
“什么事让你发笑？”她问。
“快乐。”
“他接替了我父亲，他是为我而造的人，”玛丽亚写道。她接受了他的做法，在不忠中忠实。他精心写了一句话，并经常用：“我欺骗过你，但我从来没有背叛你。”加缪要求自由，但不给予她同样的自由。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玛丽亚的某段短暂关系，哪怕连风流韵事都算不上，他也会拉长了脸。有人谈起和玛丽亚一起出演《主显节》，饰演亨利·皮谢特的热拉尔·菲利普：加缪很恼火。弗朗西娜怀着双胞胎时，卡萨雷斯曾经拒绝这位妹妹-妻子，但是她站在作为女人-母亲的弗朗西娜一边，“我没有抢走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她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抢走自由人或是被解放的人。”
玛丽亚-唐娜·璜娜也了解唐璜：“不管是在过往的激情中，还是在可以让我建立一种能够把他（加缪）从别人那里抢过来的新关系的浓烈爱意中，他都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内心。”对于这位典型的法国大男子主义男人，她还说：“……在他那方面，他从来没有试图打败那些我与除他之外的人结下的关系。”他们没有一起制定萨特-波伏瓦式的“必然性-偶然性”理论，不过也有一个关于绝对的爱情和相对的放荡行为的宽容的妥协办法。
“唯一的女人”充满激情，性格暴烈，她是电影明星——严格说来，大明星——，是歌唱家，她不会像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那样思考普遍意义上的爱情。当加缪有点风流韵事时，玛丽亚很平静：“我们对对方感到很有把握，什么也不能使我们互相怀疑，而且我们确信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的意中人，一切皆有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点，不可避免地，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战胜我们身上有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传统观念，战胜我们身上任何完全占有的企图、任何虚荣可以伪装的东西，最难的是，战胜牢牢控制我们两人，在我们身上不断叫嚷饥渴的，独断专行的骄傲，从而度过痛苦和危险的考验期。”
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却分享生活。加缪来剧院找她。在玛丽亚面前，他愿意表现得像个病人，让她看见他呼吸短促、出汗、面色苍白。她能感觉出他的幽闭恐惧症，懂得控制他，不管幸福还是不幸，协调还是不协调。《误会》的作者和扮演剧中玛尔塔一角的女演员，他们互相欣赏。玛丽亚谈到阿尔贝，远远不止是怀着柔情。除了乐趣，她为什么会爱他呢？“因为当他陷于他第一个要予以揭露的种种矛盾之中，甚至当他在任何人要生活下去都少不了的轻松的时候，他都会集中全部注意力，绝不脱离生命的脉搏，在迷宫中，或者当前进的道路深深进入泥土时——为了忠于他对正义和真理的激情，这条道路是他一直坚持的——，他也从不偏离——有时候似乎可能看不见了——生命的脉搏的方向。”这是一种超越一切的、无条件的、西班牙式的、阿尔及利亚式的、毫无保留的激情。
他们就是对方的影子，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萨特也有他自己的女演员，但关系远没有这么深。往往当他不能再向她们提供角色时，她们就从他的生活或是舞台上消失了。卡萨雷斯拥有难以模仿的嗓音、野性十足的语调，在认识加缪之前，她就是一位独立自主的女演员。他没有创造她，他和她一起创造。就这样戏剧重新回到加缪的生活中。虽然他不停地修改《卡利古拉》，不过他有好几年不写剧本了。现在他开始重新写剧本，玛丽亚在他的两部新戏中扮演角色。
1948年10月27日《戒严》在马里尼剧院上演，1949年12月15日《正义者》在埃贝尔托剧院上演。《戒严》的核心是：鼠疫、极权制度、独裁。除了恐怖的荒诞世界，与小说《鼠疫》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加缪希望“想象出一个可以让1948年的所有观众都可以理解的神话”：“1．不管别人怎么说，但是很清楚，从任何意义上讲，《戒严》都绝不是我的小说的改编版；2．这不是一部结构传统的戏剧，然而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企图把所有的戏剧表现形式，从抒情独白到集体戏剧、哑剧、简单对白、闹剧和合唱都融合进来的作品。”剧作家从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风格的西班牙宗教剧中得到灵感，与让-路易·巴罗一起工作——他们合作得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加缪重新转向纯粹的戏剧，这促成了《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的诞生。《戒严》差点被叫作《加蒂斯宗教裁判所》，它传递的寓意就是反抗。而它隐含的寓意是，为了战胜鼠疫、极权制度——首先是苏联——，或佛朗哥主义的专制制度，应该不要恐惧。“我最遥远的回忆告诉我，一个人只要战胜他的恐惧并反抗，他们的机器就会开始吱嘎作响。我没有说机器停止，还差得远呢。然而最后，它嘎吱作响了，有时，最后它就卡住不能动了。”剧中的主人公，巴罗扮演的迭戈与鼠疫作斗争，反对纳达。迭戈对加蒂斯的居民说：“不要再恐惧。……所有能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扔掉堵住你们嘴的东西，并且和我一起喊不再恐惧。”借鼠疫-纳达之口，加缪快速回顾了历史：“在五大洲，几个世纪以来，我不停地杀人，毫不手软。……死一个人，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意见，就是修剪一次，不过没有收获。最终，这还不如一个奴隶有价值。理想状态是，精心挑选少部分人死去，大多数人做奴隶。今天，方法已经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在杀死一定数目的人或让他们堕落之后，我们必须让某些民族全体跪下。”
佛朗哥西班牙的人民跪下了，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方国家的人民也跪下了：这是加缪的那些共产党人、革命党人和极端自由主义党人朋友谈到的现实。在《戒严》中，一位信使清楚地喊道：“如果没有向负责部门报告，严格禁止帮助任何得病的人。一家人相互揭发得到特别提倡，奖励是发给双份的食物定量，也就是两个公民的定量。”
萨特和海狸不喜欢该剧的讽喻情节。虽然有奥内热的音乐和巴尔蒂的服装与布景，观众也不喜欢。面对彻底的失败，加缪用讽刺的、有点尖刻的口吻说：“《戒严》还在创作期间，就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批评。当然，很少有剧本能够得到如此彻底的尖刻批评。因为我一直认为《戒严》可能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像我写的一个，越是这样，这个结果越让人遗憾。”迭戈像加缪，有他全部的激情和浪漫。维多利亚则像卡萨雷斯。迭戈和维多利亚出现在一首浪漫的二重唱中，观众中他俩的朋友联想起玛丽亚和阿尔贝：
维多利亚：是的，说我们的语言，即使在别人眼中它是疯狂的。明天，你将亲吻我的嘴唇。我看着你的嘴唇，我的脸在燃烧。告诉我，这是南风么？
迭戈：这是南风，它也让我燃烧。能够将我治愈的泉水在哪儿？
维多利亚：啊，我如此痛苦地爱着你！再走近点儿。
迭戈：你多么美丽啊！
维多利亚：你多么强壮啊！
天主教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非常惊奇加缪将故事情节安排发生在西班牙，如果背景是在东方国家就更好了。为什么教会如此卑鄙？加缪回答说：它曾在其他地方揭露过俄国的集中营世界，但西方民主国家却容忍佛朗哥的西班牙，而且教会的圣水刷也降福于发出枪杀命令的佛朗哥主义者，这使加缪不由得想起反抗的基督徒。
加缪修改，并重新调整了《正义者》的结构。他对弗朗西娜说：“新的一个版本……打印好了。受埃贝尔托的影响，我把它改成了四幕。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不管谁让我再改动什么，我都停笔不写了。后来，我又回到最初的想法（五幕），我把埃贝尔托丢在一边。因此，新的一版就是你知道的改动过的那个版本（在第五幕中，瓦诺夫回来了）。埃贝尔托对我很不高兴，我对他也一样：每次我向他推荐一个演员，这个演员‘总是演不好埃贝尔托的戏’。我的恐怖分子不久以后就将由童子军或同性恋者供养的小伙子来扮演了。结果可能很不好。……我们在临终时应该阅读埃比克泰德的书。在那一刻，这样做是有用的。在剩下的时间，我们欣赏，做别的事情。我激动地看了《误会》（重新上演）。这是最像我写的一出戏。除了玛尔塔，都演得很好。我现在知道了，第二幕不好。不过其他部分至少还是值得一听的。你有没有注意过人们谈论自己谈得很多么？”加缪在写他的关于反抗和革命的随笔。“还能怎么样？随笔没有进展，篇幅变长了。”
《正义者》由表兄厄特利执导，卡萨雷斯出演第一主角多拉·杜尔博夫。这出戏很受欢迎，打动了更多观众，加缪把时间安排在革命爆发前的时期。他向拉扎雷维克谈了很多虚无主义者的苦恼。加缪的灵感来自1905年2月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分子，他保留了原有的故事脉络，保留了主人公卡利亚耶夫的名字，并创造出其他一些角色。一个年轻女人，多拉，制造出一颗炸弹，她的情人将把炸弹扔到莫斯科的统治者塞尔日大公的汽车上。这个恐怖分子没有勇气扔出炸弹，因为他看见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们在汽车里。警察逮捕了卡利亚耶夫——这个情节是有据可查的。公爵夫人去监狱中看他，希望他能忏悔并心向上帝。多拉和卡利亚耶夫是纯洁的人，有时会将一些价值，例如爱情，置于革命之上，但他们不能忘记世界上的鼠疫并自私地献身于情感。他们反对斯特班——由加缪偏爱的演员米歇尔·布凯扮演。与在苏联掌权的共产党人一样，斯特班用结果来为手段辩护。他集审判者和杀人犯的双重身份于一身：“那一天，当我们决心忘记这些孩子时，我们将是世界的主人，革命会获得胜利。”加缪欣赏卡利亚耶夫和多拉，但也赋予他们的对手很大的力量。
在保持着作家与所有角色的距离的同时，他重新提出了政治死亡、执行死刑、杀戮、起义和革命的问题。加缪的观点、情节的发展和暗含的对比都很明显：在布尔什维克之前，一些像斯特班那样的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想要正义。因为蔑视人类的生命，他们创建了另外一个警察机构。华丽的台词和温情不时出现在相亲相爱的主人公们的矛盾逻辑中。多拉冲阿南科夫喊道：“是的，你是我的兄弟，而且你们都是我热爱的兄弟。……但是有时友爱是多么可恶的趣味啊！”
和玛丽亚在一起，是激情，而弗朗西娜是主心骨，加缪过着双重生活。对许多认识但不是朋友的人，他给他们一种很有条理、过于自信甚至傲慢的感觉：他的混乱生活，他控制并操纵着。他并不这样看自己：“我从来没有看清过自己。但我总是本能地追随一颗看不见的星星。……在我身上有一种无序、一种可怕的无序。创作让我付出死一千次的代价，因为它涉及一种秩序，而整个我这个人都拒绝秩序。不过没有它，我将死于散乱。”不管怎样，他反复思考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总是一方面将爱情和婚姻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将幸福和爱情混为一谈。可是它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此，有时候，当爱情缺席比爱情更常见的时候，婚姻会幸福。”他谈起某位他逢场作戏的对象——对方想要把一次短暂关系延长——会反复说：“我已经让她明白了她不是能和我过日子的人。”他这样说并没有看不起女人、他的女人们。他的态度可能会让他被女人和他自己蔑视。作为作家，他后来答应改编《克莱夫王妃》。他稍微修改了一下主权代理官和内穆尔这两个人物：
内穆尔：……主权代理官，您知道爱所有的女人是什么意思么？
主权代理官：我以前就知道……。
内穆尔：……和您一样，我也知道对那些我们所说爱的女人没有一点蔑视，这种爱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主权代理官：您说对了，我的朋友，我们可以这么想，但是永远不要说出来。
加缪在一家人一起居住的公寓感觉不自在，在玛丽亚那里他可以放松，在“唯一的女人”、老女佣和一条狗中间感到幸福。然而，他需要弗朗西娜扮演家中的母亲-妻子这个令人讨厌的角色。玛丽亚则扮演另一个角色，更快乐或更夺目，也就是所谓的情人。加缪可以向米歇尔和雅尼娜谈论玛丽亚、弗朗西娜和他自己。他们与阿尔贝、弗朗西娜或与阿尔贝、玛丽亚一起外出。米歇尔就是朋友、兄弟、伙伴，从来不是对手，也不是法官。在伽利马家，加缪可以抱怨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从外省旅行归来后，他对他“亲爱的风俗习惯”说：“回到这里，我又重新和讨厌的事——同家打交道：房间太小，孩子们住哪儿，岳母住哪儿，没有放煤的地下室，也没有煤，只有更占地方的木柴，也没有女仆。总之，快疯了。我实在受够了，以至于我觉得简直是在制造不幸。……我变得悲观。我不再觉得可以信任所有人。很少有我想当作朋友的人，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人都显得非常怯懦、非常残酷。……我变成了一个固执可笑的人，……最好是让我离开这个世界并停止写作。”他一贯称之为流感的肺结核不断发作，但他总是在旅行前还抓住工作不放：“在出发去南非前，我被牢牢拴在了计划要向我的合同剥削者呈交的五部书上。就是五幕剧《绳索》、250页的随笔《反抗者》、一部批评随笔、一部政治随笔、一部关于地中海的文学随笔。我要摆脱我拖了几年没有完成的东西，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什么也不写，随后我将开始写作把我带入全面辉煌的第二个系列。这五本书将为我带来足够多的收入——如果伽利马狮子的份额没有增加太多的话——，使我体面地生活。但是从现在到六月份要完成我想完成的，我必须不停工作，不能被任何人骚扰，这对我天生的懒散造成巨大的压力。大家鼓励我，真的，只要一点儿好运就足够了。”
加缪在位于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伽利马出版社上班，但是只要几分钟时间，他就从内部的楼梯到达综合大学街“雅米”的公寓。下午，米歇尔开始午休，周围都是朋友。两个人都是病人，米歇尔和阿尔贝知道保重身体，玩需要耐心的游戏，保护自己，尤其爱去乡下。他们在那里安了一个家，经常去。1951年，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买下了索雷尔园圃，那是厄尔·索雷尔-穆塞尔村的一家老客栈，那里距巴黎80公里，在法兰西岛和诺曼底交界的地方，乘汽车需要两个小时。在楼梯顶上，排列着黑色小说系列，这套侦探百科全书，书皮儿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都有。总而言之，这是个度假屋，加缪一家和伽利马一家在那里演滑稽剧、打乒乓球，不过不做剧烈运动，享受慢节奏的生活，放映16毫米宽的电影，编写剧本，两位病人米歇尔和阿尔贝的一举一动就好像时间对他们来说是早就安排好的一样，他们拍照片，我们可以在一本手工制作的书上看到其中的很多。在厄尔边上，雷蒙·伽利马也有一处房子，就是拉帕托克。加缪带着他的双胞胎来。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在花园和公园尽头的小河里游泳。加缪坐在椴树下钓鱼，有时能钓到一条白斑狗鱼。和米歇尔一起，他们慢慢悠悠地生活在没有商店、昏昏欲睡的村庄里。
有时，这群人会在巴黎近郊的卡里埃-上-塞纳吃晚餐。加缪很喜欢安娜，为她的七星图书题词：“你的老叔叔。”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向她建议：“当你走在街上时，要对别人微笑。如果有人对你说你好，你也要回应他。你总能从中得到一些东西。”后来，她上中学时总逃课，还没有通过会考。老师们不欣赏由加缪或艾蒂安布勒写的论文，艾蒂安布勒是一位教育界人士、异端作家、米歇尔的良师益友，尤其还是克洛德的辅导教师。
在巴黎的文学界、戏剧界、新闻界，加缪很有名，和德、意、英、美聚集同类人的团体相比，这里的人才更集中。论战过后是拥抱。就像在阿尔及尔时一样，为了自我保护，加缪将自己和外界隔离。人们说，在伽利马出版社，要想获得一次约会，只需要对“牝鹿”说是从奥兰或者君士坦丁来的就可以了。他与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的关系很紧张。加缪不能像作家弗雷曼希望的那样去帮助他。为人谨慎的贝拉米克在附近工作，严厉的蓬塞在夏洛出版社工作。他与若索的共同爱好是足球，并一道分享美食。还有马多和安德烈·贝尼舒，他们很喜欢弗朗西娜，经常来巴黎。当加缪家中暴雨交加时，贝尼舒一家就是缓冲器。经历过情感的暴风雨后，这些人都高兴起来，跑到圣日尔曼的夜总会去。对自己人来说，这个令人难以抗拒的加缪是一个拥有萨特身份地位的热拉尔·菲利普。哪一个阿尔及尔人、哪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拥有这种成功的光环？
对阿尔及利亚作家罗布莱斯、儒勒·鲁瓦、塞纳克、安鲁什、克洛，加缪显得很热情，并充当保护人。他们的赞赏没有让他不快。他们无法谈论北非的文学流派，但罗布莱斯和鲁瓦认为这个流派已经出现了。加缪的眼睛闪闪发光，拿鲁瓦的放荡开玩笑：“这个老实的儒勒，这个善良的儒勒于斯。”他以不同的方式欣赏这些人或那些人的书。他把他们推到公众面前。《战斗报》的一些老员工，例如让-保罗·德·达岱尔森仍是加缪的人。加缪很快发现记者罗歇·格勒尼耶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他也很快在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身上发现了剧作家的潜质。加缪喜爱他的这个圈子，布洛克-米歇尔也是其中一员。马尔罗和加缪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互相尊敬的、彬彬有礼的，但并没有很深的交情。加缪与罗歇·马丹·杜伽尔以及艾马纽埃尔·贝尔更亲密，他觉得与哲学家布里斯·帕兰比较亲近：他对语言的研究和对苏联的了解令加缪着迷。
路易·吉尤是无产者的儿子，也是战争孤儿，加缪爱他，他也爱加缪。加缪在场时，他会显得更年轻：“尽管我47岁了，可是和您在一起时，我觉得我就像18岁。”阿尔贝对路易吐露心声说他憎恨巴黎的生活，保证他会离开。吉尤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回答：“生活在巴黎附近不是很好么？……过于孤独是件很坏的事。”居住在布列塔尼的吉尤知道他在说什么：“隐居在外省，就像在省里的西伯利亚，也是极其枯燥乏味的。”阿尔贝和路易很快就以“你”相称。当吉尤对他说：“想象一下我感觉自己变好了。我发现我真的爱人类并且我真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这就像一种宗教感情。”加缪很喜欢吉尤的坦率。吉尤读了三遍《鼠疫》：“这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书，而且还将继续伟大下去。”加缪的腼腆让他很吃惊。作家们常常组成微型的互相欣赏的友爱的社会，或是仇恨的社会。加缪不只喜欢吉尤这个人，他真的很欣赏他的作品。《鼠疫》出版以后，加缪比吉尤名气要大。在该书的序言中，他解释了他的好感：“如果我有胆量说出来的话，其实我一直倾向于人们是在被杀死之后作证。比如说，贫穷令那些生活困窘的人不宽容，不能容忍别人说起某种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匮乏。在懂进步的专家编辑的期刊或书籍里，他们谈起无产阶级时往往好像是在说一个风俗古怪的部落，只要这些无产阶级有时间去阅读这些专家的作品以了解进步的正确道路时，就会反感他们说话的方式。”与儒勒·瓦莱斯和欧仁·达比一样，吉尤不用吹捧、高傲或蔑视的态度谈论人民。加缪感到吉尤身上有——吉尤也在他身上看到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很少有人拥有廉耻心，这种廉耻心总是阻止他接受把别人的不幸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加缪认为在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中——而且吉尤比他们早——，吉尤不只是一位描写贫穷的作家：他谈论正义。
“唯一的重要的……是痛苦，”吉尤对加缪说，“是由于痛苦，最可怕的罪犯还保留一点与人道的关系。”
加缪在上文中引用了在战争期间希望犯普通罪的罪犯也参加战斗的列宁的一句话。一位同志说：“不和他们一起。”列宁回答：“不和他们一起，却是为了他们。”列宁总是享有好名声。加缪认为，吉尤“利用每天的苦难只是为了照亮世界的痛苦”。加缪在他朋友的第一本书《平民之家》上重新找到了自我：“每次读它，我的心里都觉得难受：我是带着某些回忆来读它的。”与加缪一样，吉尤知道，贫穷不能充实思想：“过度的贫穷缩短记忆，削弱友谊和爱情的冲动。”加缪写道：“每月一万五千法郎，在作坊里生活，崔斯坦对伊索德也没什么话说了。爱情也是一种奢侈品，这就是判决。”对他出身贫苦的朋友雅尼娜、勒尼、吉尤、蓬塞还有其他一些人，加缪总是有不可磨灭的好感。吉尤在他的布列塔尼和首都之间穿梭。伽利马家把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一个房间借给他，“他的佣人住的房间，”伙伴们这样说。1949年，当吉尤凭《耐心游戏》获得勒诺多奖，他买下了圣叙尔皮斯广场附近塞尔旺托尼大街的一套公寓。法国重要的文学奖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应该同意一点：一位获奖者，在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肯定后，往往能够给自己买一套公寓。在善良的吉尤的公寓里，裹着麦秆的巨大热水器醒目地摆在洗澡间里。几个月后，麦秆还原封不动。吉尤忘了洗澡，还一直穿着同一件丝绒西服。弗朗西娜——一些人对待她的态度挺势利——喜欢和吉尤在一起，她喜欢他的单纯。在伽利马的圈子里，好几位年轻作家都是加缪亲密的保护人。
1950年5月，让·格勒尼耶返回法国并定居在丰特奈-奥-罗斯，加缪重新与他联系上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可以信任的、谨慎的、不自然的、颠倒的。自从格勒尼耶离开阿尔及利亚、加缪的声誉超过他时，监护就结束了，两个人都觉得这种状态令人不舒服：格勒尼耶总记挂着加缪，但却没有得到原来的学生太多的关注。对加缪来说，让·格勒尼耶是“数得上的少数几位作家中的一位”，他在公众面前多次承认这一点。加缪为格勒尼耶的书《岛》的新版作序，向那些不知道让·格勒尼耶的人推荐他。两个人的文学和政治之路都不同，但并不冲突。加缪很有名，但在法国只有某个圈子里的人才知道格勒尼耶。私下里，加缪讥笑格勒尼耶的节俭，格勒尼耶总能很好地为自己辩护。老师后来在他的手记里写道：“我们可以在小事上吝啬，而在大事上要慷慨。”他毫不犹豫地怂恿加缪逃避违章罚款。为了买下布尔-拉-雷内的一座空房子，他从加缪和一位大学同事让-雅克·马尤那里借钱，后者是一位研究英国语言、文学、文化的可爱学者、巴黎大学热情的教师，很古怪的一个人。格勒尼耶在手记上这样写道：“可以把钱借出去的：不是富人（资金固定），不是工商业界的人（担保金总是不够），但是朋友（不需要担保金），朋友中间由于某件事，曾被怀疑过或是被指责过的一些人。”加缪常对格勒尼耶吐露心声说：他绝不会和玛丽亚结婚。
尽管有这么多关心他的亲切的朋友，加缪还是觉得在巴黎要窒息了，要么就是感觉在巴黎可能有危险。现在只有两个人比其他人对他来说更重要，他们都不是巴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