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陌生的来信者雅克·封丹担心加缪自我封闭在文学象牙塔里，询问他是不是应该创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位作家于1945年1月2日回信说：“我还远谈不上说在创作与介入政治之间，我已经选择了创作，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加缪曾把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花在《战斗报》上，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时常请假：“六个月来，我的确还没为自己写过一行字，我想这应该叫作介入政治了。不过，您问我既然不准备加入现有的政党，那么我是否认为应该新成立一个党派。对此我的回答是创立一个政党需要一个人付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而我认为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我以自己的双重方式，在为政治、历史或者人本身服务，您怎么理解都行。首先，我在自己的位置上像一个基层活动分子一样斗争；其次我用自己的语言去表明我认为好的东西。当我们谈到的那个政党成立后，我将成为其中一员，并以我告诉过您的双重方式为它服务，但我不会成为它的领导，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局限。不过，我不认为这种介入会妨碍我完成我一直在创作的文学作品，因为这部作品正是用来为这种介入服务的。”
这位《鼠疫》的作者也是报纸社论的撰稿人。“因此我将明确地回答您：是的，应该介入，但是无论您还是我都不该由此得出结论说应该迫不及待找到一个演讲台就登上去。为人本身服务需要保持政治上的洞察力，需要一种不易做到的坚持。”与萨特不同，加缪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政治上的全知者。他希望自己忠实于一个正直的左翼，这个左翼拒绝那种用结果来为一切手段辩护的哲学。加缪出于使命感而为别人提出建议，身不由己地聆听他人的倾诉，将自己的方法告诉那些与他通信的人：“选择某些政治价值观，但是不要忘记一切都可能发生，只有保持自己做一个尽量完整的人，你才能真正为那些价值观服务。”
共产党的左翼和秘密党员如今把加缪看作是一个很好的靶子，而他本人则把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宣传员与他所尊敬的基层党员区别开来。一些作家或记者，例如共产主义文学沙皇阿拉贡，或者《行动》杂志的记者皮埃尔·库尔塔德，在加缪眼中都是些无耻之徒，因为他们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真相，了解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无能、它的特权阶层、它的集中营和军国主义警察机构。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同谋者，法共精英的所作所为让人无法原谅。
法共知识分子再度奉行安德烈·日丹诺夫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说。一些法国诗人为斯大林写赞美诗。遵照阿拉贡的命令——阿拉贡后来收回了这项命令——，亚历山大诗体重新时髦起来。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类创作。最优秀的共产主义作家，例如加缪所不欣赏的罗歇·瓦扬，都宁愿在伽利马出版社，而不是法共下属的国际社会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作品。
日丹诺夫对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和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批判也在法国推行起来。法共党员和秘密党员指责说，资本主义文化的明显衰落，表现为侦探小说的大量出版（例如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的“黑色小说”系列）、亨利·米勒的色情文学、凯斯特勒的反共作品以及抽象绘画。在萨特看来，日丹诺夫主义以及它对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和形象艺术的捍卫、对各种现代艺术形式的攻击，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一个令人难堪的意外插曲，并不是根本性问题，而在加缪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与苏联和法共领导人奉行的那种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着本质联系。
1947年和1948年，原来的同盟国都介入了冷战。在法国，共产党的机构及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不仅全盘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说，而且完全相信有关西方正在密谋包围苏联、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共产主义阵营叛徒的理论。莫斯科把特罗菲姆·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科学与资产阶级科学对立起来，李森科令人震惊的学说得到了阿拉贡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名义作出的辩护。加缪对物理科学不了解，不过他觉得在苏联的那种共产主义环境里，李森科那些弄虚作假的实验与政治上的冤假错案有可能是如出一辙的。现代基因科学及其基因不变性质的假说，与李森科所说的环境会对遗传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加缪不能与共产党领导人维持抵抗运动时的友好关系，但他答应有时候与法共干部会面。夏尔·蓬塞以多年友情为由，邀请加缪与共产党要员雷蒙·西戈戴共进午餐。作了保证，不谈政治。席间，西戈戴忍不住提到一则轶事：根据一条谨慎的外交原则，现存的体制可能就是最好的体制，同样根据这一原则，驻华沙的法国大使悄悄告诉西戈戴说波兰选举免不了弄虚作假。否则，因为仇恨俄国，这些难搞的波兰人将集体投票反对苏联。加缪很恼火，他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民主观。蓬塞转移了话题。
1948年，加缪没有加入某一政党，不过他站在革命民主联盟一边。当时很多人想联合起来以反对戴高乐的法国人民联盟。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一次大会期间，两位社会党人，《自由射手报》的领导成员雷翁·布特比安和让·鲁斯发起成立革命民主联盟。在《自由射手报》主编乔治·阿特曼和大卫·卢塞的推动下，联盟诞生了。布拉格共产党人夺取权力三天后，发起委员会就发出号召。号召《资本主义民主的恶化、某些社会主义民主的缺点和瑕疵以及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局限性》反对著名的集团政治。革命民主联盟希望自己是“自由人的集体”，“赋予自由原则和人类尊严新的活力，并把它们与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到一起”。革命民主联盟的成员保留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或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活动的权利。宣言的结尾引用了圣-茹斯特的话：“在欧洲，幸福是一种新观念。”革命民主联盟的创建人创立的是一个具有多党派色彩的政党，包括除共产党外的全部左翼，但是没有核心。
第一届领导委员会有12个人，包括萨特、卢塞、保罗·弗雷斯、《精神》杂志的泰奥·贝尔纳和热拉尔·罗森塔尔、一些律师，以及几名记者，其中五名来自《自由射手报》：阿特曼、夏尔·龙萨克、让·费尔尼奥、贝尔纳·勒福尔、迪迪耶·利蒙。《自由射手报》是非共产主义的法国左翼的纽带，在该报的编辑部也有一些共产党人。革命民主联盟的领导在雷沃米尔街100号《自由射手报》的办公室开会，有时也在波拿巴大街42号萨特母亲芒茜夫人家他的办公室里开会，在领导集体中，无产者的数目比美好的设想还少。转到《费加罗报》工作的阿隆保持着批判的热情：“斯大林主义者留下的空位，革命民主联盟，从《自由射手报》到《现代》，都会尽力去占领。”夏尔·龙萨克说了这样一句话：“和平要求一块没有集团的土地。”1948年5月10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卢塞在《战斗报》和《自由射手报》的支持下，含含糊糊地解释说革命民主联盟不是一个政党。但是“要求我们在3个月内有五千名党员”。革命民主联盟吸引的人没有超过两千。加缪关注着联盟的发展，向《左翼》投了一篇文章。这家双月刊的口号是：“为了一次新的国际抵抗运动。”戴高乐主义活动分子中目光短浅的人攻击了革命民主联盟的一次会议。在《社会党的战斗》上，吉勒·马蒂内汇总了革命民主联盟简明扼要但是拼凑起来的常用的口号，也为那些不能“给迷失方向的劳动者信心”的知识分子们的幻想做了总结。老共产主义者和抵抗运动成员马蒂内写道：“社会主义不会再重新考虑和让-保尔·萨特站在一起，而是会考虑反对他。”那几年，正面攻击萨特是需要勇气的。革命民主联盟没有吸引到工人阶级。它在中小资产阶级和一些教育工作者中招募成员。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政权后，就与社会党人决裂了。现在，一些法国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断绝了关系，不过拒绝加入美国支持的西方集团。
1948年12月13日，在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很紧张的情况下，革命民主联盟在右岸的普莱耶尔大厅召开了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会议。法国爆发了几乎相当于起义的罢工，在阿莱斯动用了坦克。一个月中死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罢工的矿工，一个是被召来镇压闹事者的军人。罢工波及冶金行业和铁路部门。为了助新成立的共和国保安警察一臂之力，内阁部长、社会党人儒勒·莫克从德国召回了军队。他怀疑法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而挑起社会动乱。外交方面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在中国，毛泽东的军队向南京和上海挺进。在柏林，苏联对位于原帝国首都占领区连接美英法的空中走廊的威胁进一步加重。一些人担心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革命民主联盟的队伍中，有人寻求一种能够在两大集团之间建立联盟的政治方案。革命民主联盟的几个委员会曾支持法国罢工者。罢工者及其工会却不支持革命民主联盟。有将近四千人参加了普莱耶尔会议。主席台上的桌签让人联想起文学杂志的书目：代表美国的是理查德·赖特，他凭《土生子》一书而闻名；代表德国的是泰奥多尔·普利维耶，《斯大林格勒》的作者；代表意大利的是卡尔罗·勒韦，他的《基督在埃伯利停住了脚步》获得很大成功。法方的名人有萨特、布勒东和加缪，他们沿袭法国的传统，是一些像伏尔泰、雨果、左拉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也都是战前的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的成员——但是没有马尔罗，也没有阿拉贡。
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没有严肃对待革命民主联盟，也不重视会议的口号“为了精神国际”。在第三国际面前，精神国际的分量就不那么重了，甚至不如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演讲人动摇了所有与会者的想法。幻想破灭的老共产党人赖特说美国和苏联都放弃了代表人类自由的意愿，牺牲了人道精神。布勒东认为，现有的政党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
加缪——出席了会议，因为应他的请求，莫里斯·梅洛-庞蒂被剔除了——显得很消沉，他宣称：“最好弄错了，以为自己有理由站在公墓藏骸所前，其实却并没有杀人。”他赢得了掌声。他抛出一句难懂的话：“世界已经处在不幸中，……审讯者坐在了部长的椅子上。”每个人都可以决定在哪里安放最多流血的椅子。在克里姆林宫，在白宫，在香榭丽舍还是在内政部？写了《不作牺牲品，也不作刽子手》的加缪是最早想要建立一个没有国家主权的世界的人之一。萨特强调了欧洲的重要性：“这里的人都是对欧洲有信心的人。……只有欧洲大众团结，这个联合体才能开始。”萨特看不起那些说得太多的作家。他和加缪都不是大演说家，却征服了听众。布勒东、萨特和加缪对自己对大众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奢望。此外，革命民主联盟中存在分歧。卢塞倾向与某些美国人合作。除此以外后来他还从美国工会得到资金，这促使萨特离开革命民主联盟。
加缪疏远了支持萨特的人，也逐渐放弃了萨特派主张美苏以武力对抗的想法。维护加里·戴维斯让他觉得更舒服。这位前战斗飞行员撕毁了他的美国护照，逃到联合国的暂时驻地夏约宫，并自称“世界公民”。1948年9月，他发起世界公民运动。法国新闻界把这一事件看作一个很好的“话题”。戴维斯在公众中的名声比革命民主联盟更大。为了保护这位无国籍者并支持他的行为，法国知识分子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领头的是赖特、加缪、布勒东、维尔科、格诺、波朗、穆尼耶和皮埃尔神父。萨特看不起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主义和福音主义，没有参加。存在主义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然而萨特宣称准备好与戴维斯对话。加缪和革命民主联盟的作家以及世界公民们认为应该为反对冷战和集团政治而斗争。革命民主联盟？一种手段。加里·戴维斯？一个象征。在《费加罗报》，一位举足轻重的社论撰稿人莫里亚克，表达了他的疑虑。《世界报》报道了此事。为了发起一场运动必须有冲劲：革命民主联盟于普莱耶尔大厅举行大会前不到一个月，这位世界公民走上联合国的公共演讲台，并即兴发表了演说。警察把他抓了起来。布勒东、加缪和龙萨克到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请求释放他，加缪被人认了出来，布勒东没有。副秘书长接待了他们：“你们知道，如果不管谁都来发表演说会怎么样。”在普罗卡得罗广场，加缪将记者领到一个啤酒店里，临时举行了另一场新闻发布会。随后，加缪和布勒东、波朗、维尔科、阿特曼、卢塞、皮埃尔神父一起参加了在维路特罗姆举行的支持戴维斯的冬季会议。萨特拒绝参加。戴维斯进入了会场。他模仿基督，张开双臂，掌声不断。加缪认为联合国陷入了困境，一个世界政府是值得期待的。
戴维斯事件具有非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色彩，布勒东被撕毁护照的戴维斯吸引住了：“刚开始只有几个人——都是《卡利班》的朋友——承认这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具有那些伟大行为的特征，单纯而又令人赞叹。”除了这个非理性的举动，布勒东又补充道：“应该帮助戴维斯，因为核战争迫在眉睫。……希望人们不会对我们说目前我们不可能让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戴维斯还希望出售可笑的世界公民护照，加缪很快就对他不感兴趣了。加缪不像萨特那样认为这种举动非常幼稚，加缪不鼓动任何人撕毁护照并在私下里解释：“我不相信加入加里·戴维斯的运动是避免鼠疫重来的唯一办法，不过我相信那些同时拒绝独裁和鼠疫的人如果处在医治鼠疫的医生的处境下，会得到辩护。他们没有一种能够战胜一切的疫苗。他们用边缘手段日复一日地战斗。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认为（与我的想法相反）更有效的新方法最后会被找到。”
革命民主联盟在它身后留下了一块儿大骨头，即欧洲对美国的看法，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它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认为欧洲联邦应该计划建立针对苏联的防御体系。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与美国达成军事联盟。一些人和平主义者则不同意成立一个拥有军事力量的欧洲联邦政府：这是中立主义者的说法，遭到《世界报》的调侃。与萨特一样，加缪疏远了革命民主联盟，该组织由于缺少可以实现的计划、资金和大众的支持，解散了。
在政治上，加缪退出了公众的视线，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所有的活动。他在寻找别的、能更快看得见结果的途径。在美国，他的朋友吉亚罗蒙特、西德尼·胡克、卡普兰、玛丽·马卡尔迪、尼古拉·纳博科夫、戴尔莫尔·斯克沃兹、尼克洛·杜希都参加了由美-欧集团发起的计划。为了和平，加缪下了赌注，协助建立嫡属非共产主义的革命工会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国际联络小组。加缪对两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揭露：“第一种，斯大林的技术至上论似乎是最具轰动效应的，因为它是最新出现的，也因为它不会让步，会牺牲今天欧洲的大众和明天亚洲的大众。它也是最暴力的，……急于有效对抗更先进的美国的技术至上论，的确，（后者）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技术至上论已经在那个国家获得成功。美国的技术至上论没有极权制度那么粗暴，但是比极权制度更无所不包，更具有渗透力和诱惑力，因为它知道怎样通过电影、报纸、广播等，花最少的力气不断号召，使自己为人喜爱，成为人们心理上不可或缺的东西。”加缪为两种行动模式下了定义：“1．一种具体的国际友谊，通过物质互助来表现，……尤其是针对那些极权制度的受害者。每个集团的规则都将是自助，……我们不会模仿厚颜无耻地乞求美国的帮助，但不认为一定要心存感激的欧洲国家的政府。2．建立一个情报部门，在这个机构里，我们的分歧可能会发生冲突，我们会尽力收集真实的情报，让欧洲人知道美国对手的行动，并对美国的舆论造成影响，把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区别开来。……我们说明条件的这种尝试现在是唯一可以证明我们行为的正当性的。但条件是我们要接受它所带来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应该不会墨守成规。这并不是要增加世人的仇恨，不是要在两种技术至上论中作出选择，尽管我们知道它们中的一个稍微不那么坏。”这是一个有限制条件但雄心勃勃的计划。
罗歇·拉佩尔和吉尔贝·瓦吕撒斯基邀请以下这些人参加1948年1月4日18:30在大学街78号召开的会议：加缪、亨利埃特·皮翁、阿尔弗雷德·罗斯迈尔、尼古拉·拉扎雷维克、吉尔贝·西戈、阿贝尔·托马、玛尔特·梅西耶、德尼斯·维尔姆塞、吉尔贝·萨洛蒙、夏尔·科尔迪耶、罗贝尔·若索和皮埃尔·莫纳特。与其他主张直接行动的工联主义者一样，最后这位并不把马克思早年或晚年的著作视为不可超越的《圣经》。职业是校对员的莫纳特重读过《存在与虚无》以及《误会》的初印稿。《无产阶级革命》起初由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出身的罗贝尔·洛宗资助，有五千位读者和大约一千三百位订户，报社的部分活动分子反斯大林主义、反资本主义。在莫纳特看来，支持萨特的人“是被俄罗斯这盏灯吸引来的飞蛾，都是傻瓜”。罗斯迈尔既是法国人又是美国人——因此他可以去美国而不需要签证。为了帮助斯大林主义和佛朗哥主义的受害者，与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相比，加缪更倾向极端自由主义者罗歇·拉佩尔、皮埃尔·莫纳特、莫里斯·尚贝朗、达尼埃尔·马蒂内。第一目标是获得证件：劳动部劳动力处的头儿，加缪的朋友若索有能力。这位至交曾拒绝被任命为省长。他还为西班牙共和党人以及东欧或非洲极权政府的受害者找工作或住处。加缪起草的计划发表在第一份公报上，国际联络小组抛弃了亲共产主义、亲资本主义、中立主义等意识形态，但没放弃自己的理念：“国际联络小组打算从上层划定不是由意识形态的抽象关系，而是由其他东西联合在一起的人类团体的界限。”加缪对中立主义提出质疑：主要的敌人在东方。共产党人在意大利和在法国大选中都获得了超过25％的选票：“当法国和意大利四分之一的选民将选票投向敌人，不管是否重新武装起来，我们都不能有效地进行抵抗。”加缪非常羡慕英国没有共产党。
与那些高谈阔论的会议相比，加缪更喜欢自由主义者举办的会议上的友好气氛。他使用了从战前他就没有再用过的一个词来称呼他的新朋友。他对罗斯迈尔说：“我亲爱的‘同志’（笔者想强调这个词），……吉亚罗蒙特和我以前认为应该稍微修改我们美国朋友的方案，使国际联络小组成为真正国际性的组织，并发展（互助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政治的）消极因素。”
加缪知道，在西方国家，即使拥有最美好的愿望也不能建立一个没有纲领、在议会没有代表、没有社会基础或社会职业基础、没有资金的政党。与萨特一样，他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成果——选举、政党和新闻自由——可以被忽略。他不认为人们可以打着维护“真正的”自由的旗号而放弃“形式上的”自由：“没有政治自由的宪法保证，集体经济将有可能吞噬所有的个人创造力和个人表达。”和萨特不同，加缪开始考虑非暴力。甘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研究过……非暴力的理论，我差不多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例子表明非暴力理论是一种值得宣传的真理。但是需要一种我不具备的伟大情操。”
加缪看到法国的一些工人群众被法共欺骗：工人被那些似乎在替劳动者说话但又不了解苏联历史的基层活动分子所吸引是很自然的。他们需要相信在那里不存在专制。加缪讨厌说这番话的人：“工人是愚蠢的，他们只需要待在他们的工厂里——领导阶级和精英都在那里——，艺术家可以经常出入他们的沙龙。”加缪坚称：“我也不相信群众的伟大行动真的会有效果。”革命民主联盟没有发动群众。加缪泄气的原因既是出于主观又有客观的一面：“教育，定义，退出——在必要的时候——这是我认为比什么都要强的目标。”
不过，团结必定战胜孤独。朋友们和同志们在哪儿？加缪总是满怀柔情地怀念书上描写的那种附属法国总工会，但又表现出自身独立性的工会中的工人们。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能够会面的地方并不多。加缪与工人力量协会或国家教育联盟的活动分子保持着一些联系，他区分了工人运动的两种潮流。一种是集中制的、社会主义的、专制的、反民主的，已经在苏联和在自称人民民主的国家掌握了政权。另一种存在于革命社会主义者中，是蒲鲁东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加缪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工运中心主义作家。他认为，人民是不读书的。加缪心里对社会党人还有希望，憎恨“金钱社会”。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因为革命社会有缺陷才得以维持。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党对他有吸引力，他们勾画出第三种社会主义形式的草图：瑞士和英国都实行工会自治。加缪接受生产资料和分配方式集体化假定的优势，并寻找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以外的另一种社会。他没有对阶级斗争明确表态。对他而言，政治不仅组织城市、国家、世界；政治还表明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加缪很特别：他不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他告诉自己一个人应该怀着荣誉感——混合了坦率、真诚、前后一致——做事。加缪在一张活页纸上写道：
高贵要求荣誉感。人要求高贵。
荣誉是一种生活作风。……荣誉有几方面。
维尼看得很清楚，对于没有上帝的人类而言，荣誉是唯一可能的道德。人类的理由并不总是能站得住脚。代替理由的是站得住的人。
……没有人，人类什么也不是。
所以说一种脱离荣誉的革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参看西班牙的极端自由主义运动）。
加缪发现了一些高贵的、令人尊敬的人，他们有值得人们效法的生活作风，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希望，他们比革命民主联盟的知识分子给加缪留下更深的印象。他经常称这些人为“亲爱的同志”。他把专门留给朋友的私人号码给他们：“巴比伦1293……，对你们，每天早上我都在家……”
不过，他的革命同志罗斯迈尔、拉扎雷维克、莫纳特，没有他那样的担心。为创建一个可接受的社会，加缪满怀信心地与他们一起前行。同样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以反抗为主题写了一出戏剧和一部随笔。尼古拉·伊瓦诺维克·拉扎雷维克为他收集19世纪俄国恐怖分子的资料。1948年拉扎雷维克53岁，他出生于比利时，会讲法语、俄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他是个大高个儿，穿着黑色皮衣或丝绒西服，留着大胡子，平头，头发灰白，他一直只做一份工作——不是职业活动分子、干部或在某机构领工资的人。他曾当过电工、建筑工人、印刷厂的校对员……他是个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拍打胸脯，他在组织瓦解的混乱中施展独断专横的才干，在左翼和右翼中排除异己。拉扎雷维克的妻子伊达·迪特·梅特是医学博士，化工厂的技术翻译，拉扎雷维克有妻子作为助手，这让加缪很惊讶。加缪渴望见到那些正经历他未曾经历的考验的活动分子，对这个帮助他保持与右翼距离的革命人的世界，他了解不多。拉扎雷维克就代表工人运动的历史。他结识了西蒙娜·韦伊（加缪曾发现这个人的作品）。后来韦伊和路易·弗亚德一起出版了《你可以杀死这个人，俄国革命生活场景》。拉扎雷维克是个纯洁的人、正直的人，是加缪的兄长、政治上的新父亲。他揭露了共产党，还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和民主社会党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右翼政党。拉扎雷维克简直是一位小说或戏剧中的英雄。
加缪与阿尔弗雷德·罗斯迈尔更加意气相投。罗斯迈尔身材矮小、引人注目、说话时用词准确、为人正直而坚定，他拒绝让步和妥协。他是托洛茨基遗嘱的执行者。虽然他既不知情也不愿意，但他要为谋杀承担部分责任。他曾经负责《人道报》国际版，在莫斯科生活过。他与莫纳特或尚贝朗这些革命工联主义者走得很近，教育并支持加缪。罗斯迈尔、莫纳特和鲍里斯·苏瓦利纳曾反对过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因为是少数派，又被共产国际否定，他们从《人道报》辞职了。这些“工联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从来不是野心家或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人。他们的信仰总是高于利益。孩子们在加缪的友谊中也起了作用：他家的双胞胎爱到罗斯迈尔家去，在郊外游玩，而且弗朗西娜与他们相处融洽——比与萨特家处得好得多。当加缪家出现家庭危机时，罗斯迈尔的妻子站在弗朗西娜一边。
出于对这些负重战斗了30年的革命者的欣赏，加缪为他们的回忆录写序言并为他们寻找出版商。如果伽利马不愿意，加缪就会帮他的朋友们去叙利旺出版社那里碰碰运气。“罗斯迈尔，在无比艰难的时刻，都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与最终导致个人被奴役的绝望和容忍他人被奴役的气馁都保持相同的距离。……他没有否认过任何他一直相信的事情。”1914年，罗斯迈尔拒绝“第二国际的出尔反尔”：加缪没有忘记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曾是民族主义者、好战分子，要为一些人的死亡负责，其中包括他的父亲吕西安·加缪。罗斯迈尔象征革命的希望。与1948年数以千计的法国左翼一样，加缪对“列宁去世前”的俄国革命抱有幻觉：世界几乎将重新开始的伟大时刻，历史从帝国的灭亡开始。甚至在世界另一端，一直被压迫的人们当时都以为自己将被解放，将触摸到利伯克馁科所说的“天堂之门”。加缪对苏维埃也有一样的浪漫想象。他没有深入研究过布尔什维克的政变理论——左翼的异端邪说。他说：“日复一日，罗斯迈尔不带任何浪漫主义，用他的方式证明了这个时代。”加缪写道：“虽然各个委员会和各种大会的工作毫无成效，但革命也能在会议中形成。”在罗斯迈尔这样一些人的影响下，他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列宁，就像他在1940年离开斯大林一样。当罗斯迈尔还在莫斯科时，出现了一个小册子，这个正直的人“只简单地指出这是《共产主义的幼稚病》，列宁的这本小册子带有另外一种疾病的萌芽，这种病将在武装不如列宁的活动分子那里造成灾害，它的名字叫作策略”。在给罗斯迈尔写的序言中，加缪显得犹豫，重新用“以策略或者手段的名义”代替了以上最后几个词。
他的革命朋友将苏联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告诉他。罗斯迈尔以“有分寸但坚决的语气”做出谴责。加缪欣赏他的分寸。罗斯迈尔参加过俄国革命，而且“也看得出它的腐化”。革命——加缪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的失败并不能判整个革命行动的死刑。他说：“困难在于……目睹革命误入歧途，但不丧失革命是必须的这个信念。”加缪拒绝右翼，不同意批评革命误入歧途：“为了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不应该做那种辱骂革命并急于看到革命‘流产’的人。”在作家看来，在传统政治缺席的时候，欧洲的左翼必须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因为他继承了一种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革命，而是因为他以他的疯狂举动使资产阶级社会得到加强”。加缪进一步批判这种社会：“劳动者解放的那天，随之而来的是一些荒诞的诉讼，其中，有一个女人将她的孩子送上法庭，目的是为了压倒他们的父亲，并要求对他处以极刑，这一天，商人阶级（刚开始，他写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私和怯懦可能被忘记了。”加缪也相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神话：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才能实现理想中的社会。
在革命战友之间——不是在法共——，我们可以表达不同意见。加缪并不总是追随罗斯迈尔：“比如说，由于参与了他所谈到的那个时代的活动，他就为所有的事辩护，甚至喀琅施塔得叛乱。”加缪站在孟什维克一方：“我的第一个举动是同意它低估了布尔什维克解散制宪议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不管对这一举动如何辩护，它是专制——因为用来对付直到当时还一直是合法的过去的压迫者——可以转过头来反对革命者的一个明显标志。”他们之间，言论完全自由，反对任何霸权思想。
与这些同志在一起，加缪认清了10年的政治生活，他用了表示庄重的“我们”一词：“战争和抵抗运动除了与它们自己，以及也许还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以外，没有教会我们任何东西。它们已经足以使我们明白专制的卑鄙是罪恶中最坏的一个。”加缪没有选择“资本主义阵营”来对抗“共产主义阵营”，但明确了他要与专制的卑鄙作斗争的“绝不退缩的决心”。他诚实地、清楚地、坦率地说：“对于剩下的所有人而言，我们走在黑暗中。”罗斯迈尔们没有跑去拯救胜利，他们“拒绝侮辱也拒绝背叛”。加缪相信社会党人重生的机会甚微，他倾向占少数的革命左翼：“是的，我们的战友，我们的长兄是那些嘲笑自己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势力，而且表面上显得很孤独。但其实他们并非如此。……只有奴役才是孤独的，哪怕奴役张开一千张嘴来为势力叫好也是如此。”对于那些被斯大林主义的强大和他的无产阶级骗人把戏所迷惑的人而言也一样。
在加缪看来，罗斯迈尔坚持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真理，又没有牺牲自由。加缪关注这些正直的活动分子，他们不会迎合资产阶级社会、文学社会、巴黎社会的习惯。不过作家不接受他的极端自由主义朋友或无政府主义朋友的过错。保罗·拉西尼耶不谨慎地在言辞上对犹太人有所冒犯。加缪严厉批评他：“极端自由精神不可能允许对反犹太主义有丝毫宽容，它也不自我否定。”加缪总是随时帮助那些非共产主义的被孤立的左翼人士——都是特立独行的人：他支持路易·勒库安，勒库安为那些以道德信仰为由拒绝服兵役的人辩护。在勒库安制造的混乱中，加缪理解了和平主义。1939年9月，勒库安出版了一本宣传小册子《即时的和平》。勒库安也得到过与德国人合作的报纸《我无处不在》的保护。这有什么关系呢！勒库安为自己的基本信念——不佩戴武器的权利，拒绝屠杀——在集中营和监狱中付出了代价。他为梦想服务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加缪。他也很欣赏《极端自由世界》编委会成员、“和平的自由力量”的宣传秘书、后来因为粘贴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尖锐煽动性海报而被起诉的莫里斯·莱藏。
加缪坚持远离1949年1月的克拉夫冈寇诉讼案。维克多·克拉夫冈寇过去是驻华盛顿的苏联使团成员，后来投奔了西方，克拉夫冈寇在与阿拉贡领导的秘密共产主义周刊《法兰西文学》的诉讼中胜诉。在他抄袭别人写成的自传《我选择了自由》中，他揭露了斯大林的专政。共产党人指责他反共产主义和撒谎。两位记者安德烈·维尔姆塞和克洛德·摩根被判罚15万法郎。非共产主义的左翼持保留态度——克拉夫冈寇显得不诚实，并且尽管有证据，非共产主义左翼也不愿相信共产主义世界的恐怖。知识界也有冷战。加缪也不同意克拉夫冈寇，这个“斯大林制度的利用者（profiteur）［后来作者又写成：受益者（bénéficiaire）］”，没有批判斯大林专政的权利。罗斯迈尔和他那样的人才配拥有这项特权。
西班牙一直是加缪关注的地方。除了阿尔及利亚，他不迷恋任何别的国家。他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几乎一无所知。后来他一点一点地了解了他的曾祖父母，玛尔伽里达·居尔萨克·堂赛拉和米凯尔·萨戴斯，他们在米诺尔克的最西端结婚。加缪的外祖母卡特琳娜·玛丽·科尔多纳生于1857年，1948年他发现他的外祖母出生于马翁附近的一个名叫赛-路易的村庄。加缪打算研究家谱。他艰难地辨认西班牙语。1948年，他写了《戒严》，他特意把将这部剧安排发生在西班牙。他的一些极端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朋友也来自堂·吉克特家族。他认为，西班牙象征伟大和夸张。他参加了在互助会大厅、知识分子协会、普莱耶尔和瓦格拉姆大厅举行的一些会议，抗议战后同盟国制定的西班牙不解放政策（一种新的不干涉主义）。加缪反对西班牙加入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不认同美国国务院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个原则很短视：佛朗哥西班牙分子不会太坏。在《鼠疫》的作者眼中，“（在西班牙）维持一种专制制度意味着迟早共产主义力量将得到加强”。流亡中的共和政府是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府。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加缪都这样说。他在十来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有时是与若索、沙尔、吉尤、西戈、布洛克-米歇尔一起。他甚至亲自将一份请愿书交给西班牙大使馆，以抗议判处昂里什·马可斯·纳达尔死刑。他给秘密发行的持反对态度的报纸和杂志写稿，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全国劳工联盟的报纸《工人团结》。
自从正式获得抵抗勋章后，加缪就像萨特一样，拒绝所有的勋章，然而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他接受了西班牙解放“骑士”称号。他前往在福煦大街35号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官方驻地。不真实的场面：在共和国总统迭戈·马蒂内·巴里奥阁下面前，人们宣读了奖状，出席仪式的还有大法官、司法部部长费尔南多·瓦勒拉、法官迪奥尼西奥·特雷和早已解散的议会的议员、代表加泰罗尼亚区的马蒂内·莫雷诺。受封后，加缪对授予他的荣誉表示感谢。1949年，佛朗哥西班牙主义似乎很稳固，差不多会永远存在下去。没有人想到它后来会崩溃。加缪想，应该毫不懈怠地做出证明，就好像佛朗哥主义即将被击垮。
他一再说除了一个一气呵成的演讲稿的草稿——改动四处、划掉一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更好地表达他对第二祖国西班牙的感情。在这篇演讲稿中，他从私人历史讲到政治传闻，不停地问自己：“西班牙？我想我再不能说它什么了。1938年，和我同龄的、流着相同血液的人已经共同经历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反抗和失望。”这位抵抗运动中的记者曾有这样的幻想：“1944年，我们已经共同感受到它的巨大希望，我尽我所能为它鼓与呼。既然我们遭受过同样的失败，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取得同样的胜利。然而，显然我的这一想法是不理性的。”演讲稿的节奏加强了：“我们白说了，今天，对任何人而言，胜利依然没有到来，因为在西班牙没有正义。”演讲人精心修饰他的语言：“正义就像民主，要么完整，要么没有。当我的那些最令人自豪的朋友仍在西班牙监狱时，谁敢对我说我是自由的？”
加缪最亲近的同伴是法国和西班牙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他甚至在对西班牙人演讲时呼唤：“西班牙的同志们（笔者强调的），我们现在知道世界是可耻的。”他感到激动：“你们曾经认为你们是榜样，但你们只是赌注。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对你们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嘲讽。流血、战争、流放、狂热，所有这一切目前都是徒劳。”演讲人加缪使自己与道德、诗歌和西方世界的消极政策保持同样的距离。他提起他的理想主义、他的反现实主义：“当我们只有正义、高尚和权利时，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现实主义，就是美国和苏联的“实用政治”：“今天现实主义者统治着世界，他们相互攻击。你们曾相信你们的土地是塞万提斯、卡德龙、马查多（再读的时候加缪又加上了：圭亚）的土地。”他接着说：“有人每天向我们表明在现实主义者眼中你们的土地是墨丘利的土地，只有几个让活动分子感兴趣的避难所。”加缪用战抖的声音想象未来：“不过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不再计算大炮的数目，不再估量破坏的程度，文明将愿意重返精神的源头并重新找到生活的艺术。那一刻，真理的时刻，将（加缪重读的时候，从严谨和修辞的角度考虑，加上了：首先而且特别）是属于西班牙，最后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的时刻。”他又用回了第一人称：“那一天，而且是八年来第一次，耻辱和痛苦的巨石将被挪走，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那一天我们的自由将是你们的，就像今天你们的痛苦沉默也是我们的一样。”
除了政治、道德、文学的理由之外，加缪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与那些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一起为西班牙而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