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马出版社审读委员、《战斗报》主编、作家，加缪从事着三种职业。他感到疲惫，而且他的第三种工作需要时间。有些时候他会轻松一些：1945年他在报社领到了七个月的薪水，又从出版社得到了五个月的报酬。《鼠疫》迟迟没有写完，不过记者朗贝尔这个人物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加缪在自己周围见到了许多朗贝尔似的人物，《战斗报》的大多数记者不足40岁，有着初入职场者的热情，颇看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时候自视甚高。有些人往往把自己当成这一行的骑士。彼亚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战斗报》似乎是唯一一家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开编辑会议的大报，记者自己构思写出来的文章比布置下来的文章更容易获得成功，撰稿人把文章交给彼亚，他在征询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作出决定。专职记者的人数由最初的15人增加至30人。只有主管一个人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彼亚与科克兰共用一间办公室。吉蒙负责外国政治，阿尔特舒勒尔负责国内政治。电讯会送到以上三个人那里。彼亚看上一眼，然后提议说：“你想抽掉其中的两页吗？”
在彼亚和加缪周围形成了好几个圈子。行政人员中有从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秘书部门负责人雅克琳娜·贝尔纳。财政工作委托给一名律师让·布洛克。布洛克从1940年起就参加了抵抗运动，曾受过酷刑，他后来在账本上签名时用的是布洛克-米歇尔这个名字。彼亚打趣说：“所有的会计都弄虚作假。你呢，你可能不会吧。”
关于报社的政治路线和财务，不会征求两位创刊人——在老抵抗运动成员组织担任领导人的亨利·弗勒奈与在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一年，回来后被任命为电台经理的克洛德·布尔代——的意见。布洛克-米歇尔提议有时候应该开个会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怎样提高发行量？需要买打字机吗？彼亚不是金融家，这是他的弱项。他认为“凡事总能解决”，而且一张出色的报纸注定会失败。他答应每个月在一家不太好的餐馆定个包间吃午饭。第一次会议的讨论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加缪是和路易·吉尤一起来的。这顿美味的午餐会没有讨论财务状况。他们还邀请了马尔罗。1946年1月19日，已经成为一名狂热的戴高乐主义者的马尔罗给彼亚打电话，告诉了他一条独家新闻：戴高乐就要辞职了。怎么样才能不连累报料的人呢？《战斗报》方面先把这条新闻传给伦敦的《新闻纪事报》，然后再援引该报报道作为消息来源。
皮埃尔·加兰多为人莫测高深，有觉悟——也许太有觉悟了点儿——，是默尔索的原型之一。《战斗报》聘用了他。撰稿人组成的第一个圈子里包括通讯记者。其中一些人被派往国外。罗歇·格勒尼耶是由加缪引荐给彼亚的，他认为自己是既与社长又与主编关系亲近的人之一。他负责案件的报道工作。招人的时候，感觉和人情也起作用。阿尔贝·帕勒1944年时曾跳伞落进一个游击队的基地，他是雷蒙·阿隆介绍的，而后者又是马尔罗推荐的。他过去的作品包括在萨特的杂志《现代》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在《自由法兰西》上也有两篇。在帕勒眼中，加缪很有吸引力，可是“有点头面人物的样儿”，对他的朗贝尔们很满意，“对帕勒尤其满意，……他友好、亲切，不过有些高高在上，却又不是真的高傲，只是差不多算得上高傲罢了。”帕勒和罗歇·格勒尼耶或者博斯特一样，不仅仅只有做记者这一种才能。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也是。在采访海德格尔时，他听见海德格尔说他喜欢梅洛-庞蒂胜过萨特，后者根本一文不值。皮埃尔·考夫曼——彼亚在二战期间认识了他——刚开始的时候所写文章的内容与法国有关，后来转向外国政治。一位外国政治专家能做些什么呢？
“就是由报社出钱到处溜达。”加缪开玩笑说。
考夫曼是个哲学家，敌占期间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没有能够参加教职资格考试，他会说一点英语。加缪向他详细说明了《战斗报》的路线：“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当我们与共产党人看法不一时，我们会说出来的。”
这个声明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在法共看来已经是反社会主义了。考夫曼跑遍了全世界，从中东到加拿大。他不信任加缪，因为他看出加缪是“一个有个性的傲慢家伙”，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夏多布里昂。让-保罗·德·达岱尔森是加缪在奥兰结识的朋友，他是驻伦敦的通讯记者，私下里还是一位颇有特色的诗人。让-皮埃尔·维韦开始写的是幽默类的文章，随后转向电影，再然后负责报道案件，后来他编写了第一本研究加缪的高等专业学习教材。《战斗报》人手不够。好多记者都是多面手。其中一些根本不喜欢专门撰写某一类文章。有几个撰稿人不允许别人动自己的文章。只有彼亚拥有无上权力。贝尔纳·瓦耶纳是改稿人，相当于英文报纸所谓的“sub-editor”（副编辑）。阿斯特吕克——报社最年轻的一位记者——，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写的一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在电影这一行，和在别的行当一样，没有奇迹。”瓦耶纳把“和在别的行当一样”划掉了。
“老伙计，改书写错误是你的活儿，但别找奇迹的麻烦。”阿斯特吕克说。
《战斗报》增加到了四页。彼亚请来托派分子莫里斯·纳多负责文学方面的文章，还有雅克·勒马尔尚负责戏剧，以及一位新入行的批评家夏尔·艾蒂安负责绘画，德尼·马里翁则负责电影。加缪的朋友居伊·迪米尔是戏剧批评家，他凭藉惊人的职业嗅觉在业内树立了威望。和加缪一样，彼亚喜欢文章写得好的人，所以临时找来了马克·贝尔纳。皮埃尔·福舍设计版面。莫里斯·亨利画幽默画。其他有一定地位的撰稿人还有罗贝尔·纳米亚、罗贝尔·佩罗尼、让·肖沃和玛塞勒·拉皮纳。
除了加缪和阿尔贝·奥利维尔以外，最重要的社论撰稿人是雷蒙·阿隆。阿隆第一天来的时候，十分低调地不声不响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大家都把他忘了。帕勒看见了他，把他带去见彼亚。阿隆在伦敦度过了战争时期。他懂德国哲学和社会学，还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是真的读过马克思的书。阿隆认为从文学才华的角度来讲，加缪可以得“优秀奖”，可是他的经济和外交分析文章缺乏严谨，而且对外国政治的兴趣也不足。加缪和阿隆有一些共同的看法，他们都相信民族复兴和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而且都不信任共产党人。加缪拥护另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主张不必为了经济公平牺牲政治自由。可是他没有看得很明白，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是一对因变量。阿隆也是如此，赞同那种把“国家在群众的影响下领导经济”与“法国不会任凭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制度。阿隆是教育界人士，认为分析性文章不应该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加缪却带有感情，包括同情。阿隆对法国的处境表示失望，他说：“这个国家没有摆脱过去的重负，没有清除掉敌占的四年里散布的毒素，没有齐心协力、喜悦地投身于复兴大业。”加缪和阿隆意见一致，但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加缪首先关注的是道德，是可以实现的愿望，而阿隆对政治，这种可能的艺术感兴趣。“我们不相信政治现实主义，”加缪这样写道。现实主义是什么呢？是机会主义，是结果服从手段，是犬儒主义。阿隆不是犬儒主义者，但相信现实为先。后来他对冷战的思考也十分冷静。他曾一度是一位平和的温和社会主义理论家。如果社论撰稿人可以为当权者进言的话，他们必须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战斗报》在巴黎解放几周后宣布：“新闻界扮演政府顾问和舆论向导的角色”。阿隆首先关注的是统治者，加缪在意的则是读者。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知识分子雷翁·布卢姆对加缪没有吸引力。从《阿尔及尔共和报》时代开始，加缪就和彼亚一样对所有的政治人物心存戒心。《战斗报》与《自由射手报》或者《解放报》不同，不会给政治人物提供论坛。在1944年和1945年，加缪谴责共和党人没有要求议会实行布卢姆-维奥莱特计划并且抛弃了西班牙，他在1936年和1937年也说过同样的话。玛丽亚·卡萨雷斯是这件事的活生生的见证。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在加缪眼中，它也许是一个法国式的组织，但几乎没有社会主义色彩，和国际主义无关，工人组织的色彩也不浓。他赞美那些1940年到1945年间待在法国的年轻人：“我们没有忘记阿尔及尔的同志们所付出的任何崇高奉献。”然而，他又补充说：“解散抵抗运动组织，用几句好听的话和他们应得的奖章就把组织成员们打发回去是不可能的。”加缪认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热了一锅“选举蔬菜牛肉汤”，把新生的和过气的政治人物装在一个锅里。在加缪的心目中，抵抗运动是英雄主义行为，它也许建立了一种“在强光下照亮人的面目的秩序”。
一些法国人对在各党派间摇摆不定的政客非常反感，夏尔·戴高乐向这些人发表了讲话，赢得了这些人的支持。彼亚和加缪虽然反感令人难忘的6月18日的主角——民族主义，《战斗报》依然希望临时政府能够得到盟国的承认。彼亚和加缪反对军人参政，这些人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从波拿巴到贝当，任何一位掌权的军人都学做独裁者。加缪与奥利维尔一样，都承认戴高乐是最早发表声明拒绝投降的人之一，也拥护戴高乐将煤炭和电力部门国有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处处追随戴高乐。这个戴高乐，实在是太难以把他划入某一派了！加缪承认他是自由法国的领袖，但不认为他就此拥有永远掌权的权利。事实上，加缪对戴高乐的评价是随着形势变化的。他发现无论将军（《战斗报》上将军（général）一词的首字母g常常用小写，而不是大写字母）还是法国在解放后的状态都没有革命的色彩。
就算加缪曾相信“革命的前夜”，但现在他也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他摸索着，想要在右翼支持的带有改革色彩的戴高乐民族主义与左翼着迷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国际主义之间找到一条道路。他表示国内的抵抗运动战士对自由法国的政策看法一致，反对战前的“政客”，如任职里昂市长的激进社会党人、不倒翁埃杜阿尔·埃里奥。“埃里奥，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他已经没有什么要教给我们的了。如果说他对我们还有点用的话，那也是考虑到他这个人以及他所属政党的情况，并看到法国要想复兴需要冒多么大的风险，我们必须说不可能存在同样的评价尺度，而法国的复兴除了不温不火的心情之外，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加缪没有思考过阶级对抗的问题，但常常想起不同时代的人的问题。第三共和国时期的那批老人大部分曾投票赋予贝当全部权力，他们是叛徒、软蛋，是这个国家不合格的仆人。加缪使用了“资产阶级”这个词，当时这个词指代的概念并不准确，而且含有贬义，就像“知识分子”一样。在他看来，法国资产阶级在1940年放弃了自己的领导权。
《战斗报》的记者们觉得法国共产党有问题。抵抗运动中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历史与解放欧洲的红军的美名是法共仰仗的资本。法共掌握的知识分子似乎比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更多。记者们对此很警惕。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1940年时当了逃兵，他和戴高乐谈判，把解散爱国游击队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回国并加入政府。《战斗报》没有重提1939年德国和苏联缔结的公约，也没有提多列士当过逃兵。要有礼貌，“现实主义”不是吗？加缪还认为慕尼黑协定可以对公约做出解释。然而，他多多少少还是放弃了谨慎的态度，1945年当民族解放运动召开大会时，加缪与共产党划清了界限。《战斗报》与民族解放运动有一些关联。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运动一些亲共产党的成员希望它和秘密信仰共产主义的民族阵线合并。马尔罗立刻表示反对这种混编，《战斗报》支持马尔罗的意见，因为抵抗运动组织应该有多个党派，而不是向法共靠拢。
共产党人通过《人道报》和一本听命于法共的周刊《行动》攻击《战斗报》和加缪。加缪早就等着了，他做出了反击。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左翼和右翼的评论家们都有所顾忌。对于左翼的大众而言，反共产主义已经变成了反苏联的同义词。“反苏联，”加缪说，“是一种愚蠢行为，与执意仇视英国或者美国一样可怕。”加缪没有纪德那么思想超前，纪德不肯改变对共产主义所下的判断。加缪没有看出苏联是一个专制国家。纪德没有沉浸在抵抗组织和“战争期间”的共产党人的兄弟情谊中。这位老人担心法国的大气候，对战后的一边倒充满怀疑，看出法国有陷入专制的危险。在1945年1月15日出版的报纸上，他写道：“我想人们很快就会承认我的某些指控是有依据的；尤其是关于思想镇压方面的指控。……法国的这种镇压才刚开始，榜样是苏联。任何不同思想都会遭到怀疑并且立即予以揭发。”对国内和国际的共产主义屈服、巴结，甚至奴颜卑膝蔚然成风。
《战斗报》一度相当谨慎。大家不知道苏联专制世界的真相，或者不愿意去了解。《战斗报》在伦敦有一位很出色的通讯记者达岱尔森，但刚开始的时候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却没有记者。报社无法派出常驻记者，仅仅只有特派记者。继考夫曼之后，塞尔日·卡尔斯基去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维韦到科特迪瓦，肖沃前往突尼斯，罗歇·格勒尼耶被派驻西班牙和希腊，博斯特去的是美国。还有一些大人物受法国或美国官方机构的委托，担任通讯员的角色——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继萨特之后前往美国。加缪把他的朋友安鲁什派到阿尔及利亚。《世界报》和《费加罗报》对国际事件的报道比《战斗报》要广泛得多，因为它们的经费更多。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而言，加缪亲俄或者亲苏，但不亲共，对国际舞台上输赢的细节并不热衷。
《战斗报》的视野局限于西到加利福尼亚海岸，东到中东地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印度支那，雅克琳娜的父亲贝尔纳上校常常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1945年《战斗报》采用通讯社的快讯宣布越南共和国独立。与加缪对阿尔及利亚的观点相呼应，贝尔纳上校写道：“当我们提到殖民问题时，最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声称要解决它的那些人其实很无知。”上校在思考：“在印度支那是否真的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组织是什么，军队是什么样的，领袖又是谁？”在巴黎和华盛顿，起初胡志明被看成是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被视为共产党人。《战斗报》在头版用醒目标题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法国如果拒绝给予殖民地独立的权利，它将把它的殖民地变成敌人”。加缪对越南、老挝或者柬埔寨的兴趣不大。世界还不是地球村。法国议会和大众对印度支那的现状不太关注。左翼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把反抗的印度支那人说成是抵抗运动成员。
加缪避免将二者混为一谈。作为小说家的他很少给《战斗报》提供文学类的文章。他用了《阿尔及尔共和报》时期使用过的化名叙埃多纳来替代克罗戴尔这个名字。彼亚对文学栏目十分在意，当报纸拥有四页版面时，文学栏目迅速发展起来。
小报上讽刺性小文章的作者或者专栏作家把萨特和加缪混为一谈，加缪指出了他和萨特的不同之处：“我对那个过于出名的存在主义哲学没有兴趣，简单说来，我相信它的结论是错误的，但至少这些结论是一场思想上的伟大冒险。”以上这番话是为了回应属于人民共和运动势力范围的日报《黎明报》以及《法兰西文学》的攻击。在《黎明报》上，乔治·拉多指责尼采淫荡好色，同时指出《战斗报》有审读委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加缪结下了仇人，也交到了朋友。乔治·贝纳诺斯给他写信说：“我并不总是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反驳你时一直觉得勉强。”加缪坚持大声告诉大家他的思想并不带有绝对的悲观主义色彩，也不比萨特或者马尔罗更悲观：“认为悲观的思想一定让人灰心丧气的想法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战斗报》没有机械地维护萨特的作品。虽然勒马尔尚非常欣赏在老鸽棚剧院重新上演的《禁闭》，纳多却没有被《自由之路》系列打动——多斯·帕索斯的写作技巧曾对该系列的第二部有所启发。加缪没有写过一篇与萨特或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作品有关的重要文章。然而三位作家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加缪一直在写《鼠疫》。在小说的尾声部分，记者朗贝尔与妻子重逢了：“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在同一个站台上，在一阵热烈的、激动的拥抱之中，在接触到他们已经开始生疏了的身体一瞬之间结束了这一望穿秋水的苦恼。那个向朗贝尔飞奔过来的身影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就已经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伸开胳膊搂住了她，她的头紧紧地偎依着他，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一头熟悉的头发，这时他禁不住热泪直淌，他不知道这是此时此刻的幸福之泪，还是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着的痛苦之泪，不过他至少感到这些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核实，埋在他胸前的到底是他朝思暮想的那张脸，还是正相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这个疑团要等他以后再去弄清楚了。眼下他想表现得跟他周围的人一样，好像相信鼠疫可以来临，可以消逝，可是人儿却不会变心。”加缪在手记里写道：“80％的离婚发生在回家的囚犯家。人类爱情的80％在分离五年后不复存在。”
一些路过的朋友，像吕西安和米海耶·贝尼斯蒂，常常注意到加缪夫妇关系紧张。阿尔贝虽然一贯对妻子彬彬有礼，但似乎憋了一肚子的火，爱冷嘲热讽，说话尖酸刻薄。他不是那种喜欢大喊大叫，发脾气的人。他把弗朗西娜介绍给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认识，可她和他们相处时觉得不自在。他们觉得她长得很美。她参加过几次聚会，不过没有次次都出席。玛丽亚·卡萨雷斯不是放不开的人，然而还是担心。加缪安抚她说：“弗朗西娜，就像我的妹妹一样。”
当他宣布他的“妹妹”怀孕时，玛丽亚虽然可以理解，但还是和他彻底了断了。加缪不喜欢撒谎，她也是。他们当中更加具有西班牙贵族气质的人，有时候其实是她。
加缪谈到了“呼吸疫病”，避开了“结核病”这个词。他的病情反反复复，时常气短，觉得喘不过气来，对此他感到忧心忡忡。加缪重新见到了来首都碰运气、搬到巴黎后在夏尔洛出版社上班的蓬塞，他对蓬塞抱怨说：“想象一下……从十月中旬开始，你知道你有六个月的时间将真的再也看不到阳光……”他还欣喜地与几位阿尔及利亚的朋友重逢了，他带他们去参观《战斗报》的印版台，然后深夜的时候又和他们去夜总会或者酒吧，去的最多的是梅菲斯托和塔布。在去蓬塞家拜访时，他提起弗朗西娜怀孕了，然后，他注视着蓬塞家的宝宝，含讥带讽地说：“这简直就是条小虫子嘛！”
加缪夫妇无法再继续住在单间公寓里。他们住到了夏多布里昂的故居，“狼谷”庄园，这是一栋很不错的膳宿公寓，就是距离巴黎稍远了些。加缪写信告诉雅尼娜和米歇尔说：“我们在这儿狼吞虎咽地吃水煮蔬菜。”加缪夫妇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然后搬进了万塞纳的一栋带家具的房子里，从这里去《战斗报》和伽利马出版社都更方便。他们还可以让赶在分娩前到达的弗朗西娜的母亲住进来：“我岳母到了布尔热，她有点儿冒失，是乘飞机来的，她觉得恶心，因为除了她自己，周围所有的人都吐了。……女婿一直待在他的卧室里，想把一个有关传染病的故事的初稿写出来，他最后会写死的，不过他这一个月（1945年8月）都没有去《战斗报》上班。”
居伊·舍勒编辑提议把他母亲的一栋房子租给加缪，房子在塞纳河边上的布日瓦尔，乘火车或者汽车20分钟就可以到巴黎。加缪一家又搬家了。1945年9月5日弗朗西娜·加缪在圣-克洛德门附近的贝尔维德尔医院生了一对双胞胎卡特琳娜和让。加缪来接妻子，他把行李放进《战斗报》的汽车里，坐下来，响亮地吆喝道：“上路吧！”弗朗西娜说，他就只把双胞胎给忘掉了。
他在布日瓦尔接待了他的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58岁的军士长热尔曼加入了自由法兰西部队。他交给加缪一只旅行箱。这次拜访后，他给加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往日学生的矛盾感情：“虽然事实上很少，但我相信我介入了你的命运”，然后他又说：“我希望你向我确认，我让你上中学没有错。”对这位诚实的小学老师来说，巴黎是个有害的城市。
虽然法国人（有一半人被打败）的定量供应的情况比战胜者英国人还要好，但日常生活依然艰难。有一些美国人组织起来帮助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加缪家收到费城律师埃拉·威廉姆斯寄来的包裹。通信者们的好意令加缪深受感动，同时他也为美国人的组织能力感到惊讶。他们建议了好几种类型的包裹，其中一种包括一斤蔬菜罐头、半斤甜可可、一斤奶粉、一斤奶酪等等。加缪向常常给他寄包裹的朋友表示感谢。他提议寄几本自己写的书作为答谢。法国的黑市交易不再猖獗，不过情况虽有好转但仍不容乐观。记者皮埃尔·布尔丹的英国汽车坏了。加缪请达岱尔森提供一些配件。他把《战斗报》的汽车借给让·格勒尼耶夫妇开，他们要去马赛，并从那里启程前往埃及。加缪的恩师将到亚历山大的法路克一世大学执教。后来格勒尼耶还在远方为《战斗报》写文章。他所写的绘画艺术评论常常洞察入微。
1945年8月，《卡利古拉》的排练在埃贝尔托剧场开始了。加缪会去观看排练。出色的喜剧演员亨利·罗兰因病无法参加演出。加缪对杰拉尔德·菲利普非常满意，这是一位英俊、气质忧郁浪漫的年轻演员。《卡利古拉》原来是三幕，现在改成四幕。该剧比《误会》的荒诞色彩更浓。加缪塑造了一位聪明的暴君，其人做事的动机既特殊又高深。“说到特殊，”他说，“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嘲笑权力本身的人。”从9月15日起，《卡利古拉》开始上演，在全体演员的共同努力下，演出很受欢迎。加缪关照自己的亲戚，支持保尔·厄特利担任该剧导演。他也青睐阿尔及利亚的朋友，玛丽·韦东和路易·米克尔分别负责服装与道具；加缪的一位表兄弟让·厄特利是第一监制。杰拉尔德·菲利普扮演卡利古拉，玛戈·里昂扮演卡爱索尼亚，此外西比翁由米歇尔·布凯扮演，埃里孔则由乔治·维塔利扮演。
观众欣赏加缪的尖刻：“罗马的伟大和你的关节痛，这一切的重要性是一样的”，“统治，就是偷窃，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可是方法……”还有更加消沉的大段独白：“失去生命没什么大不了，如果需要我去死，我会有这份勇气。然而，看着生命的意义流逝，看着我们存在的理由消失，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没有原因地活着。”一些知情的观众知道加缪被极右翼报纸《时代与行动》攻击，当西比翁说“我可以否定某件事，但不会认为我必须冲它泼污水或者剥夺他人相信此事的权利”时，他们知道这是加缪做出的反击。《卡利古拉》的成功没有阻止其作者在手记里表达一种微妙的苦涩心情：“三十篇（与《卡利古拉》有关的）文章。赞美的理由与批评的理由同样蹩脚。几乎听不见一两句真诚的或是令人感动的话。名气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误会而已。但是我不会表现得比那些看不起名气的人高明。名气也是人们发出的一种信号，与他们的冷漠、友谊、憎恶相比，其重要性既不更大也不更小。最终会对我怎样呢？这种误解，对于看明白了的人而言，是一种解放。我的雄心壮志，如果说我有雄心壮志的话，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还写道：“在30岁的年纪，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尝到了出名的滋味。我对此并不怀念。也许我还会因为出名而做更多的噩梦。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加缪给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留下的印象是很享受自己的名气。不过显而易见，他不如那个表现得兴高采烈的萨特幸福。“名人是什么？”他在手记里扪心自问，“就是名字不重要的人。而对其他人而言，他们的名字对自己是很有意义的。”
婚姻令加缪觉得不自在，他无法完成他的小说。还有人向他约稿，邀请他演讲和参加讨论会。他不太喜欢别人把他的名字和萨特并列，但后者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却表示为朋友得到的荣誉感到高兴。他对《时尚》杂志声称他将加缪视为现代文学巨匠：“抵抗运动教我们懂得文学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与政治无关的活动。”萨特确信人们能够区分两代法国作家：战前的一代，如布朗肖、巴塔耶和阿努伊，第二代包括莱利斯、萨特和加缪。在萨特看来，加缪是一位典型的有政治倾向的作家，为“新古典主义”带来了机会。可以从“加缪纯净忧郁的作品”里猜出未来法国文学的主要特点。萨特坚持认为马尔罗一代的作家与加缪这代作家可能会完全不同，后者相信“刻苦的、克制的、有效的行动”。萨特的名声有时候与他的热情同样大，不过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更多的恭维话。
加缪不担心以后钱的问题，但目前他还是被物质所困扰，首当其冲的是他要给家人找一处体面的能长期住下去的房子。待在郊区如何？不。他向让·厄特利解释说他无法在恼怒的状态下工作。“三年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萨特和海狸工作极为勤奋，每天达14个小时。他们没有孩子，喜欢住酒店而且他们不需要负担对方的生活。弗朗西娜会为了买一张桌子、一套被单、一套大衣征询加缪的意见。弗朗西娜克制自己的感情，有些幼稚，但其实更多的是优柔寡断。与几个围着哭泣的婴儿打转转的女人在一起如何写作呢？有时候加缪会羡慕萨特那么自由。他珍惜男人之间的友情。他们两个人都是大男子主义者，不过加缪乐于和女人亲近。萨特不是这样，似乎他觉得海狸是唯一一位令他满意的聪慧的女性。
加缪和萨特有默契。但除了做几个简单的评论，比如莫里亚克很乏味，加布里耶尔·马塞尔趣味庸俗、福克纳与众不同，他们极少讨论哲学或文学。虽然也有所保留，甚至有点警惕，不过加缪告诉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心里话更多一些。萨特天性容易接近，说话随便。加缪显得要刻板些。加缪不会把精神上的苦恼告诉在圣日耳曼德普莱或者蒙帕纳斯的咖啡馆、夜总会——如红玫瑰夜总会，他们会在那儿听波利斯·维朗吹小号，听朱丽叶特·格瑞科唱歌——碰到的萨特，也不会向在伽利马出版社遇到的马尔罗吐露。像他这样的男人更喜欢向女人倾诉某些情感。他会单独和海狸在里普餐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吃晚饭。他们喝着香槟聊到深夜。西蒙娜·德·波伏瓦说加缪希望有一天可以把真实的自己写出来。她觉得公开场合的加缪及其作品与私下的加缪差距很大。西蒙娜有点像个严厉的小学教师，或者说更像一个直爽的中学教师，她喜欢加缪身上“无赖的一面”。她把他的怀疑主义误以为犬儒主义，但对他的魅力一直颇为敏感。海狸和萨特有一些二元论观点，加缪却不这样。萨特因为在抵抗运动中不够积极所以显得更偏激，他对与德国人合作过的知识分子不妥协的态度和他曾承担的风险成反比，而参与抵抗更多的加缪却没有那么执拗。
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从本质上同意加缪关于当代历史的大多数立场，但对其形式却不那么赞同，因为他们觉得加缪是在喋喋不休地说教，比如“维希政权告诉我们最大的责任人是知识分子。农民没有必要读普鲁斯特的书。所有人都知道《巴黎晚报》、费尔南德尔还有友好协会举办的那些宴会都有知识分子的烙印。”萨特大概会说：这就是加缪，他是在巴黎召开的高端人士参加的互助会上读文章呢。
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加缪对上帝的态度不同。他们都是无神论者。萨特和波伏瓦对此觉得满意，加缪却感到不安或者说困惑。很早以前，萨特已经摆脱了上帝——古老的哲学小装饰物——、宗教和神圣的事物。在《存在与虚无》的某些段落里，上帝解体了：“从无开始的创世无法解释存在的出现，因为如果存在是主观设计出来的话，哪怕是神主观设计出来的，它也一直只是一种内部存在模式。在这种主观性的作用下，甚至不会有客观性的象征物，最终这种主观性甚至不会被创造客观的意愿影响。”等等。这可不是能在夜总会里讨论的话题。萨特和加缪非常喜欢跳舞。到目前为止，萨特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都没有感到受制于魔鬼或者仁慈的上帝。加缪正相反，他还没有完成《鼠疫》，感受得到耶稣会士帕纳卢与里厄医生——面对人类的痛苦走到一起的信徒与无神论者——的存在和思想。帕纳卢认为创世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力。加缪试图去理解信仰。萨特觉得根本不需要回避这就是迷信。加缪觉得自己的观点与笔下的朗贝尔记者和里厄医生相近，他说：“我对爱有另外一种想法。至死我都会拒绝去爱这个上帝的子民在其中受苦的创世。”帕纳卢非常震惊，回答说：“啊！医生……我刚刚知道有人把仁慈叫作什么了。”里厄温和地反驳道：“这是我没有的，我知道。可是我不愿意和您讨论这个……”加缪不和萨特讨论上帝与仁慈的问题，他和马尔罗也不讨论。
相反，加缪和萨特谈论政治。他们的话题主要围绕共产党展开。萨特认为必须要作出选择：与共产党走到一起或者反对它，站在美国一边反对苏联或者站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加缪的观点不一样。他反对教徒，也反对不信教的人。在萨特看来，最大的争议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和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之间。加缪在手记中写道：“我的作品想说明的是：有那么多的人丧失了慈悲心。如果没有慈悲心如何活下去呢？必须马上开始做基督教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他们既关注世界上受苦的人也关注饥寒交迫的奴隶，但加缪想到宗教过去也曾希望拯救这些人。萨特和加缪不认为世界有意义，除非人类行动起来赋予世界以意义。萨特越来越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相信未来会发生革命，革命的成败是由人类历史的基因设计好的。加缪不同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否定。萨特以自由的名义，抛弃了绝对决定论，但是却被人类历史的意义和自由的问题难住了，和加缪一样，他不同意在20世纪还要给予基督教特殊的地位。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学——托马斯主义宗教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萨特觉得加缪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天赋。
加缪在手记里问自己：“共产党人或者基督徒有什么权利指责我悲观？”他抛弃了基督教的乐观主义和上帝的诅咒，也抛弃了马克思的乐观主义，不再相信在另一个世界或者在这个世界必定获得拯救。加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都是一群幼稚的、令人怜悯的活跃分子，但马克思主义者是研究哲学的人，而共产党人是暴力分子：“几乎没有人会深入怀疑他们的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相信劝说又不相信对话。”他试图像萨特那样考虑革命的问题，但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场能够尽可能避免暴力和流血的反抗：“我要努力去做的是：表明反抗的逻辑是拒绝鲜血和算计。关于荒诞的对话会给予纯洁一个机会。”按照萨特的观点，流血往往是抽象的。有好的血，红色的。还有坏的血，是白色或者蓝色的，是“右翼”也许还有温和分子的反革命血液。加缪说：“我会说，对人类的处境我感到悲观，但对人类我感到乐观。”萨特呢？实际上，他对于个体的人的命运以及长期的历史都觉得乐观。
加缪与巴黎知识分子圈以外的人士接触更多。他花了很多时间与一位布鲁塞尔的大学生通信者雅克·德·弗利昂德讨论对白。他认为弗利昂德能够直爽地和自己交谈。德·弗利昂德明白《误会》暗含的“寓意是要真诚”。“懂得说：‘这就是我’，能够帮助人拯救自我。”虽然这部作品有不足，作家还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两种办法去解开……我们与之斗争的难题”。加缪承认自己在公开场合——首先是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得非常坚定：“我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坚定。我有怀疑和犹豫不决的时候。”德·弗利昂德当时信教，喜欢研究哲学。加缪坚决不同意别人说他是悲观主义者：“我只能够对你说这些。我太热爱生活，相信世界的意义，所以并不认为一切都是虚无的。”他在信中流露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信条：“我不认为否定说明一切。我仅仅认为否定是一切的开始。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人性展开，自然，对思想的怀疑将变成对生命的怀疑，怀疑任何的存在。”就像里厄、朗贝尔和帕纳卢一样，加缪试图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他羡慕基督徒有信念：“对您来说，启示录已经提前告诉了您价值观。您仅仅只是努力使之与这个世界协调一致。我个人认为它与世界是无法调和的。”然后他又写道：“在我看来唯一不矛盾的宗教人士是恪守清规戒律的僧侣。”加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与信教的人相比几乎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他放弃了绝对，只相信相对：“对于不相信永恒的我们而言，我们必须要找到与人类命运一致的相对价值观。”加缪相信德行，相信人可以后天培养道德，而不相信先天就有道德。他试图协调有价值观的世界和荒诞的世界。人类不需要上帝，“或理性主义的遁词”。作家在寻找答案：“目前我尝试通过分析反抗的概念找到答案。……我觉得我好像在反抗的行动中找到了人们集聚一堂的共同地点。”他注意到了欧洲的无神论思潮，对他信仰神明的笔友说：“告诉您，今天在西方，有四分之三的人不信上帝，他们必须表达他们的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是时候做些什么帮助受苦的人了”——世界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所有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作为坚决但容易通融的无神论者，加缪对不能信教表示遗憾但并不后悔，他说：“我想上帝曾经是，而且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机会之一。不过对于那些离开上帝的人来讲，他们只能寻找一条另外的路而且不带着太大的傲气，不抱有太多的幻想。”他感谢这位比利时人写信告诉自己法国很好。加缪表达了他真正的信仰，世俗的、爱国的：“是的，爱这个国家吧。我了解它的错误和弱点，我可以严厉地评判它，尽管它犯下过最糟糕的错误，但我向您保证它依然伟大，它值得所有懂得评判人类品质的人的尊敬。”加缪向这位陌生人而不是萨特他们吐露心声。他不是后者所谓的“派别”中人，不是《现代》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并不是所有的庆祝会都会成功。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戏剧《懒汉》公演后，米歇尔·莱利斯——不如说他的心情其实很好，他喜欢庆祝活动——在日记中写道：“失败的聚会……挑剔、呜咽，我们之间无法达成共识。最后，似乎基本上没有人真的喜欢这部戏剧，而且很少有人敢说出来。”莱利斯提到《苍蝇》和《禁闭》语言紧凑，有的地方像诗一样，他又说：“加缪的戏剧，虽然没有出色的诗歌一样的语言，但也比这个好。”海狸用一种痛苦的口气向朋友谈起加缪。她对他充满爱意，但是他却没有报以同样的爱。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在巴黎和其他地方，有人——好记者和坏记者，著名的或者无名的教育界人士，谈论作家和阅读作家作品的人——会说“萨特和加缪”，而不是“加缪和萨特”。加缪觉得恼火，但能理解。
加缪会告诉让·盖埃诺更多心里话。盖埃诺比加缪大14岁，出版过一本名为《1940—1944年日记》的书，他是作家、教授——占领时期被降级——、《费加罗报》的专栏作者，出身工人家庭。加缪给他写信说：“民主是一场冒险，的确如此，这是属于法国和我们之中每一个人的冒险。所以没有有钱的民主主义者。有一些自称民主主义者的有钱人，但不管他们怎么想，其实是在空想，也就是说远离人类。”在他看来这个世界负担沉重。盖埃诺能够理解他，“我在很多事情上与您看法一致，但首先我们都忠实于我们共同的出身，”加缪说，“这就是为什么与您、吉尤，还有其他几个人，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些内心更深处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