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可以扮演马尔塔这个角色，剧本是我喜爱的一位青年作家写的，拿去看看吧，”马塞尔·埃朗把《误会》的手稿递给玛丽亚·卡萨雷斯时说。
埃朗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和马图兰剧院的经理，他头脑聪明——并非所有的私人剧院的经理都是聪明人——，这人是个同性恋，爱赶时髦，热衷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个犬儒主义者。他想把有五个角色的《误会》搬上舞台。
加缪的剧本手稿在巴黎流传，让·维拉尔对《卡利古拉》感兴趣，这出剧中居然有25个人物！两个剧本埃朗都看过，他觉得趁着《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的问世，加缪最好能用一部更多表现内心细微情感的作品进入戏剧领域。他们第一次商量工作的地点是在奥斯曼大街马图兰剧院楼上埃朗的公寓里，卡萨雷斯就是在这里再次见到了莱利斯家那位拿着小棍儿的年轻男人，她感到身上涌动着一种“无法避免的征服冲动”。她发现加缪长着一张“高傲但并不自负的脸”，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漠然态度”，“举止让人愉快”。她还觉察出他有烦恼，有些情绪不宁和难以捕捉的脆弱，是“流亡生活带来的具有力量的那种脆弱”。
加缪很放松，但当他用低沉的声音朗读《误会》时却有点怯场了。他停下来，喝了几大口水。所有的人，埃朗、卡萨雷斯、埃莱娜·维尔科和预备出演该剧的演员都在认真倾听他的朗诵。读到第二和第三幕时加缪平静了一些。由于劳累，他出汗了。在卡萨雷斯眼中，他有一种粗犷的大地般朴实的美。加缪同样被她感动了。她感到一种“想要威吓、挑战、赌一把的欲望，不是做傻事，而是挑战”。没等加缪念完整个剧本，埃朗就结束了这次朗读会。
玛丽亚的父亲是西班牙人，对法国友善，信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他饶有家产，曾出任过海军部、通讯部、公共工程部和内政部部长，还担任过议会主席和战争部部长。西班牙内战期间，维托莉娜——玛丽亚的化名——曾在一家医院工作。她的初恋情人恩里克·洛佩兹·托朗蒂洛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玛丽亚承袭了西班牙人固有的无政府主义，“傲慢自大，有戏剧性”。维托莉娜到法国避难，于1939年在维克多-迪吕伊中学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她未能获得第二个业士学位，随后又参加过三次巴黎音乐戏剧学院的入学考试，在考试中的表现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于连·贝尔托问她：“黑头发的小姑娘……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呢？”她热爱克洛岱尔，因为“人要变得明智就不能克制自己”。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卡萨雷斯扮演过贝蕾妮丝、《吕伊·布拉斯》中的王后，以及佩玑写的《圣女贞德》中的主角。她对别人的议论无动于衷，虽然非常有女人味，但是却要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她喜欢《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从莫里哀到阿尔芒德·贝雅尔，作家与女演员成为一对儿是传统。关于戏剧和演员，加缪曾写道：“深入所有人的生命之中，体会生命的种种不同，这就是表演。”演员卡萨雷斯能和她所饰演的角色融为一体。在随笔中谈到演员和作家时加缪还写道：“一位演员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一位作家哪怕不被赏识，也还可以保留一线希望。”
他们彼此相似，都为对方身上或真实或想象出来的西班牙作风所吸引。加缪像卡斯蒂利亚人，而卡萨雷斯则像个性更强的加利西亚人。现在在法国做了演员的她演出时还会带着一点儿马德里口音。她比加缪小九岁，无论在城里、在舞台上，还是在银幕上，她都拥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她的血管里流淌着对异性的征服欲。和加缪一样，她来自异乡，傲慢、充满热情，但是更乐观。她的座右铭是todo es nada，一切皆无所谓。两个人都独立、骄傲、占有欲强，近乎专横。卡萨雷斯也像加缪那样没有忘记西班牙共和国的覆亡，但她的记忆中保留的激情多于加缪，政治色彩则要淡一些。与加缪不同，玛丽亚的身体极好，无论从本义还是引申义而言，他们俩人都是演员（行动者）。加缪说：“一个演员如果只在外表上下工夫，那他就是一个没有持久生命力的哑巴演员。戏剧的规则是情感只能通过动作和肢体语言，或者通过和身体同样富有表现力的声音来表达和传递。”在舞台上，卡萨雷斯的声音高亢沙哑。“这门艺术的规则是一切都要粗犷，要用肉体来演绎。”她对舞蹈的热爱几乎和表演一样强烈。加缪不太擅长狐步舞，但探戈和华尔兹跳得不错。他们常常一起唱夏尔·特莱内或埃迪特·皮亚芙的歌：
当他拥我入怀里
对我轻声低语
生活便如玫瑰般美丽……
后来他们成了巴黎的名人，去夜总会时，乐队会即兴演奏西班牙双步舞向他们致意，并以一曲《毕莎·莫莱娜》欢迎棕色头发的玛丽亚。加缪帮助她了解了一些作家，她和他都有工作要做。她的寓所在15区沃热拉尔街148号，离内克尔医院不远。他去时喜欢坐在宽敞的露台上。她也到他的住处，那是一处用作工作室的单间公寓，是纪德寓所的扩展部分，位于第7区瓦诺街附1号。这位上了年纪的作家把房间租给了加缪，虽然此前并不认识他，租金当面结清，这样加缪不易被警察发现，纪德也不用缴税。
1944年6月5日晚，加缪和卡萨雷斯参加了迪兰家的一次聚会。他们同骑一辆自行车回家，微微有些醉意，玛丽亚坐在车把前面。这天夜里，盟军登陆诺曼底的“霸王行动”开始了。尽管法国足球冠军杯停赛，巴黎人的生活依然照旧。6月17日，盖世太保和保安队闯入了《战斗报》的一家地下印刷厂。
《误会》一剧的排练进展顺利，导演埃朗没有对手下的演员发过火。加缪观看了几次排练，认真听取这位专业人士的意见，毕竟领导阿尔及尔团队剧社和巴黎的马图兰剧院不能同日而语。埃朗控制着《误会》的排练工作，加缪不怎么发表意见，只是请卡萨雷斯转达自己的一个建议：那两名演员，在舞台上拥抱的演员，也许可以抱得更紧一些。……加缪常常提起《误会》的梗概：一个男人回到家中，没有告诉母亲和姐姐自己是谁。姐姐杀死了他。这个从一开始就能被猜到的剧情梗概规定了具体情节的发展。
加缪的个性在其完成的第一部戏剧《卡利古拉》中很少显露：那位因极端清醒而疯狂的皇帝并非加缪本人。剧中的某些台词让人联想到这位关注政治世界的阿尔及尔年轻人的生活：“培养一名议员需要一天时间，而培养一名工人需要十年。”有时，剧中人物舍雷亚和卡利古拉说的话就像是在谈论该剧的作者：“我们无法去喜欢一个人试图在自己身上遮掩的那一面。”卡利古拉的口中不时会说出作家本人的想法：“爱一个人，就要接受和他一起老去。我无力承受这样的爱情。”《卡利古拉》是在阿尔及利亚写的，曾经多次修改。《误会》则是一部关于孤独的作品，读者能够更加清楚地在该剧中看见加缪的影子。这个剧本差点就被叫作《布迪祖怀斯》，因为故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主人公伊昂惊奇地发现那里的一切都显得奇特，“无论是语言还是人”。让来自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因为这部作品的润色工作是在尚蓬完成的。让非常怀念原来的地方，“那里的夜晚孕育着幸福”。马尔塔想得到大笔的钱以便自由地生活在海边。伊昂宣称：“我们不能永远做一个异乡人，我想回到我的故乡，让所有我爱的人都幸福。我看不到更远的事情。”当马尔塔大喊“男人的爱情令人心碎，他们无法不让自己离开真正的所爱”的时候，她是在指谁呢？在加缪心目中，《卡利古拉》“是一种高级的自杀故事”，那么《误会》是低级的自杀故事吗？这部戏于1942至1943年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写成，“远离我深爱的一切”，“带有流亡的色彩”，可并不是一部沮丧或令人绝望的作品。加缪写《误会》的同时也在写《鼠疫》，他为该剧想到的另一个题目是《流亡者》，小说的题目则是《流亡者们》。他的这第二部戏剧不再悲观：“悲剧既已结束，就不应错误地认为，这部作品是在主张向命运屈服，正相反，这是一部关于反抗的戏，它甚至可能蕴含着一种真诚的道德观。”后来，作家从这部作品里还引申出了一层可能的意义：“一个人如果想要被别人认同，只需说出自己是谁就可以了。如果闭口不言或者说谎，他就会孤零零地死去，周遭的一切都注定会遭遇不幸。相反，如果他说真话，他也许会死，但那是在他帮助别人和自己生活了之后。”
6月23日《误会》免费演出了一场之后，于24日彩排，此后不久美国的第七集团军攻克了瑟堡。就在这次彩排之前几天，萨特的《禁闭》在左岸圣日耳曼德普莱附近的老鸽棚剧院获得了巨大成功。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观看了《误会》的彩排，此前他们已经读过《卡利古拉》，觉得写得更好。伽利马一家，加斯东、让娜、罗贝尔、米歇尔、皮埃尔和雅尼娜忠实地坐在观众席前排。这出剧不够引人入胜，由于第一场戏就已经预告了结局，所以情节进展显得拖沓乏味。卡萨雷斯的朋友和老师贝娅特丽克丝·迪萨讷在结束前就离开了，心想演出的了无生气是不是演员方面的问题。伽利马一家对演出报以掌声，卡萨雷斯获得了评论的赞许。在亲德的周刊《花束》上，安德烈·卡斯特洛称赞了卡萨雷斯，但是说《误会》应该到“大木偶”剧场去演出。加缪的几个朋友把演出的失败归因于作者的名声，因为德国人和法奸怀疑他参加了抵抗组织，而这可能是一场阴谋。在该剧公演后大约一个月，阿尔贝·比埃什在《巴黎人报》上称该剧的“形式和思想……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似乎在断言今天的人除非懂得革新自身生存的基础，否则就无法追求未来”。加缪感到很生气。此前《局外人》深受评论界和公众的好评，《西西弗的神话》也是，不曾想荒诞三部曲的第三部《误会》却失败了，加缪后悔没有推出他觉得更容易为人接受的《卡利古拉》。《误会》的问题在于让40多岁的马塞尔·埃朗来扮演不到30岁的儿子一角。然而不管怎么说，加缪的剧作毕竟首次被搬上了巴黎舞台，而且是由他所说的“令人赞叹的女演员”来出演。还有几件令他宽慰的事情：1944年7月9日，科克托给他写信说他的“孤独感在舞台上被表现得很棒”；波朗花了很长时间和他“更为开诚布公地讨论”《误会》：“我觉得主题令人赞赏，但填充的内容质量不佳。”在伽利马出版社，哲学家布里斯·帕兰读剧本时也不太喜欢，他感觉被“一种悲悯的哀愁”所占据，可这种哀愁“又不是以剧中的人物作为对象”。“我不知道应该怜悯谁，是您，是我，还是所有人。我也不知道该以什么作为依靠……人物的话说得太多了。”
加缪与卡萨雷斯曾在一次突然的大逮捕中一道被捕。法国和德国警察封锁了雷奥米尔-塞巴斯托波尔地铁站附近一条街道的两端，当时加缪带着一张绘有《战斗报》报头的版面设计图。起初他把设计图揣在大衣口袋里，后来又把它悄悄塞给玛丽亚。德国人对男人进行搜身，要求女人们出示证件。玛丽亚看见加缪举着双手被人搜身，心想如果警察当着她的面折磨他，她就会说出自己身上的设计图以保护他。加缪常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遭受酷刑时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事后他搬了家，销毁了一批文件，住到了保尔·拉斐的家里。
雅尼娜·伽利马遇到阿尔贝·奥利维尔，后者告诉她联络网暴露了，雅克琳娜·贝尔纳已于7月11日被捕，那天晚上她本来是要和加缪以及担任信使的卡萨雷斯碰头的。阿尔贝应该躲起来。皮埃尔和米歇尔到他房间里帮他取了证件和衣服，然后骑自行车来到距离巴黎60公里的威尔德洛，帕兰告诉他们那儿有一处房子可以藏身。伽利马一家和加缪在威尔德洛住了几天，阿尔贝下厨做了他爱吃的玉米糊。抵抗运动成员罗歇·斯特凡纳来找他们，他打算和勒马尔尚、萨特还有加缪一起编一本杂志，加缪没答应。
皮埃尔动身去了他在巴黎的装订工厂，他的堂弟米歇尔向雅尼娜表白爱情，结果雅尼娜倒在了他的怀里，就像是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雅尼娜向加缪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她是真的爱上米歇尔了吗？
“想到他我就会战栗。”
“好吧，看来你是爱上他了。”
皮埃尔回来了。加缪劝雅尼娜不要将她转投米歇尔怀抱的事告诉皮埃尔，可她还是说了。此时加缪自己则因为对玛丽亚·卡萨雷斯的爱情而战栗。他等着她来威尔德洛，可她没有来。他们之间的情投意合让认识他们的人感到惊讶。个性很强、热烈如火的玛丽亚有时粗暴而没有耐心，阿尔贝常常把她叫作“战争与和平”。和她在一起，这位作家不再装作冷漠、不再扮演局外人。她希望能参与他所有的活动。“威尔德洛的这批避难者们”后来又回到了巴黎。
8月15日，盟军在普罗旺斯登陆，18日打响了解放巴黎的战斗。从16日起，各处警署就关闭了，只有晚上才有电，火车也停运了，既没有报纸，也没有邮件。彼亚和朋友们准备出版一期免费的《战斗报》，彼亚得到了过去《巴黎晚报》的两名职业记者乔治·阿尔特舒勒尔和马塞尔·吉蒙的帮助。德军的车队从圣-米歇尔大街驶过，与躲在路障后的人短兵相接。法国本土抵抗力量和德军的巡逻队交替出现，在圣日尔曼大街上擦肩而过。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国旗在临街的窗口时隐时现。警察现在变成了抵抗者，身着便服佩戴袖章，手握冲锋枪，占领了圣-絮尔皮斯广场的派出所。在他们两百米开外的地方，德国士兵站在沃日拉尔街和吉内梅尔街转角处的碉堡里注视着他们。双方交了一阵火，然后停下来，接着又再次交火，巴黎陷入了一片对德国人来说悲惨、对法国人来说激情洋溢的混乱之中。共产党人希望发动一场全面起义，戴高乐主义者则想要赢得时间，减少伤亡，确保共产党不会抢在戴高乐将军的人之前夺取政权。
加缪和彼亚一样，不知道法方在瑞典领事的斡旋下与德国驻巴黎军政府之间达成的交易，也不知道戴高乐派的雅克·沙邦-戴尔马将军与共产党阵营的洛朗·罗尔唐吉上校之间的分歧。加缪在抵抗组织中的地位还算不上负责人，他无法就应该采取的政策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勒克莱尔将军第二装甲师的坦克已经开动了。与《保卫法兰西报》和《自由射手报》一样，《战斗报》的编辑部占领了雷沃米尔街100号亲德报纸《强硬派》过去的办公大楼。他们搞到了编辑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还有印刷机、库存的纸张，以及抽屉里的几个手榴弹。《战斗报》秘密发行了58期，第59期转为公开发行。在斑斑的血迹中，巴黎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受国家戏剧协会委派，萨特负责占领法兰西喜剧院，那里虽然空空荡荡，却是文化的象征。应萨特的要求，全国博物馆阵线的米歇尔·莱利斯选择了和几个朋友一道占领人类博物馆。在前往雷沃米尔街《战斗报》编辑部的路上，加缪顺道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望萨特。刚在巴黎跑了一大圈的萨特累得精疲力竭，正在第一排座位上呼呼大睡。加缪的说笑惊醒了他：
“你的座位顺应了历史的方向！”
德军虽然装备有装甲车和几架飞机，但更像是巴黎的囚徒而不是狱卒。他们占据了几个要塞，在交通要道、大街和塞纳河岸巡逻，那里的路障周围聚集着抵抗战士。一听见枪声，人群就四散开去，巴黎就像杜菲的一幅画。没有太多的伤亡，双方都没有做过于残忍的事，不过德国人在布洛涅森林的瀑布处枪决了35位青年抵抗战士，在盖世太保总部还枪杀了一些抵抗战士。人们嘲骂被俘的德国士兵，有些胆子大的老百姓会冲着受法国本土抵抗力量保护的德国国防军伤员吐唾沫，一些地方还发生了私刑。几天以后，人们得知德国军队屠杀了格拉河畔奥拉杜一个村的全部村民。又过了几个月，再没有人能说不知道“最终解决方案”的残忍事实。
自8月21日起，抵抗组织的报纸可以公开叫卖了。一些人在寻思德国人会不会重新占领整个巴黎。《战斗报》的社论“他们不会消失”带着鲜明的加缪风格：“什么是起义？就是人民拿起了武器。什么是人民？就是一个民族里决不投降的人。”滑稽的情感悲剧还在继续：皮埃尔·伽利马不愿雅尼娜与自己分手，想要寻死。既然都是去死，那还不如为了一项正义事业而死，所以加缪打发皮埃尔去报道美军的消息，他必须穿越德军的封锁线。
大部分商店都歇业了。只有几家面包店还在做面包，本来卖3.75法郎一公斤的面包，在黑市上卖到了35法郎，黄油从60法郎涨到了600法郎。德国人开始撤离，将文件和香槟酒箱装上车子。一些德国士兵把咖啡、糖、大米和面条拿出来卖。巴黎人在胳膊上佩戴三色袖章，上面绣着代表胜利的V字、洛林十字，或者一些知名不知名组织的缩写字母，比如：FFI（法国本土抵抗力量）、FTP（自由射手与游击队员）、OCM（平民与军事组织）、CDLI（解放者）、CDLR（抵抗者）。手枪、冲锋枪、步枪随处可见，前轮驱动的黑色雪铁龙11型和15型轿车四处穿行，三色旗迎风飘扬，发动机罩上用白色油漆涂着各种缩写字母，还有一些轿车被改装成了救护车。一些军官和士官欢天喜地，在明显缺乏协调的情况下随兴所至地把军帽和军服重新拿了出来。命令、流言、撤销原命令的命令、各种消息和假消息漫天飞。雷沃米尔街的记者们收听BBC的节目，想要弄清目前的处境，可BBC对巴黎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准确。塞纳河左岸的德国人聚集在卢森堡宫及其花园一带，军事学院、外交部、众议院、加缪所住的公寓和伽利马出版社附近都有。右岸的德国人则集中在歌剧院、共和国兵营、马吉斯蒂克饭店、默里斯饭店和多菲内门一带。双方参与战斗的人员不多，很少有装甲车投入行动。巴黎市区及近郊的德国士兵不到两万人，从战略的角度看，解放巴黎只是一个小事件，不如收复卡昂和斯特拉斯堡重要，但是从诗意的和政治的角度看，意义就不一样了。
在8月24号的社论中，加缪描绘了当时的氛围以及抵抗运动战士的前景。“八月的夜晚，巴黎枪声四起，在这座由石砌楼房和塞纳河水构成的巨大背景之中，在这条波浪里充满了历史记忆的河流两岸，为自由而战的街垒再一次堆起，正义需要再一次用鲜血去换取。”1789年、1848年以及巴黎公社的历史于是被逐一提及。加缪谈到了一种“在目前的动荡中取得的自由”，以及“由此产生的可怕事物即革命”。他提议将“从抵抗到革命”作为公开发行的《战斗报》的副标题，此语出自《自由射手报》主编乔治·阿特曼的一篇文章。在第二天的文章中加缪接着写道：“当自由的子弹还在这座城市呼啸时，解放的大炮已在欢呼和鲜花的簇拥中进入巴黎城。”加缪为之表达心声的，既有那些真正的抵抗战士，也有那些偶尔参加抵抗运动的人——这个夏天里这类人多得数不过来，此外还有那些几个星期前曾在圣日耳曼大街朝菲利普·贝当欢呼，8月26日又在香榭丽舍大街欢迎夏尔·戴高乐的人们。“四年前，从残垣断壁和绝望中挺身站起了一批人，平静地断言我们并没有失败。”他赞美“如今像潮水一样充满我们心灵的美妙欢乐”。戴高乐将军经过的路上挤满了人群，在他的身后，作为实际军事力量的有力象征，勒克莱尔装甲师的士兵和坦克正与法国本土抵抗力量一道消灭各处负隅顽抗的零星德军。戴高乐在市政厅发表演讲：“巴黎！被侮辱的巴黎！被蹂躏的巴黎！依靠自己获得了解放！依靠它的人民，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获得了解放！”戴高乐与抵抗运动的负责人、戴高乐主义者、社会党人、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心照不宣地统一了口径，杜撰了一个《战斗报》的记者们不站在客观立场上就无法提出异议的传奇故事：法国和巴黎是由包括平民和军人在内的法国人自己解放的，虽然也得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波兰士兵以及远方的苏联红军的支援。
1944年6月22日，戴高乐颁布了一项关于报刊的法令，谴责所有在德国入侵法国两个星期之后仍然继续出版的报纸，占领区的日期分界线定在1940年6月25日，非占领区是1942年11月26日。戴高乐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日期，是为了清除德国人占领南方以后没有及时停刊的《时代报》。临时政府在巴黎一经成立，《政府公报》就公布了允许出版的13家报纸名单，共产党受到优待，拥有此前秘密发行的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以及《解放报》和《国民阵线》。《今晚报》重新发行，主编是阿拉贡。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社会党人重新出版了《巴黎民众报》，而人民共和运动的基督教社会党人接管了《黎明报》。“资产阶级”大报《费加罗报》凭借灵敏的政治嗅觉，明智地于1942年11月11日在里昂自行停刊，1944年8月24日在巴黎复刊。有几份报纸是在抵抗运动中诞生的，其中包括《战斗报》、《自由射手报》和《国民阵线》。全国声援战争被俘者运动的机关报《自由人》（后更名为《自由》）日渐式微，该报的社论作者是弗朗索瓦·莫尔朗，又名弗朗索瓦·密特朗。两位重要的抵抗人士菲利普·维亚内与皮埃尔·萨勒蒙创办了一份面向大众的晚报《保卫法兰西》，该报的编辑部与《战斗报》和《自由射手报》同在一栋楼里。战时曾任职于美国战争情报部门的皮埃尔·拉扎雷夫回到巴黎，从维亚内手中接管并掌控了《保卫法兰西》，该报后来改名为《法兰西晚报》。
和《自由射手报》一样，《战斗报》不依附于任何政党或者财团。自8月21日起，主编阿尔贝·加缪在社长帕斯卡尔·彼亚的支持下，强调指出新闻自由是一种征服行动：“仅仅赢得表面的自由是不够的，1939年的法国就曾经满足于那种自由。”彼亚和加缪都还记得阿尔及利亚新闻界曾令他们多么失望。“如果未来的法兰西共和国仍像第三共和国那样紧密依附于金钱的话，我们的任务就只完成了极少部分。我们知道与金钱势力的斗争曾经长期是贝当及其集团特别喜爱的任务之一，然而我们也知道从1940年起，也就是从贝当把叛徒们扶上权力宝座开始，金钱就前所未有地沉重压在了法国人民的头上。为了保存并增加自己的特权，贝当蓄意将自己的利益与希特勒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讽喻的说法虽然有些简单化，然而却非常深刻。加缪还补充说：“在维希政权里，换来换去的总是拉瓦尔、布蒂利耶、博杜安、皮舍、拉杜里之流，这当然不是出于巧合。”《战斗报》刊登的许多内容都是由彼亚在出谋划策。
临时政府按照政治标准给各家报纸分配发行量，社会党和共产党受到优待，《民众报》与《人道报》分别可以发行25万份和30万份，《今晚报》和《保卫法兰西》是22.5万份，《战斗报》、《自由射手报》和《解放报》为18万份。戴高乐希望继续发行《图片报》，他认为该报在各国使馆里享有一定威信。
“使馆里的确有人看，主要是理发的师傅。”彼亚说。
共产党仰仗苏联和法共的双重神话建立了自己的权力，这种神话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很少有人质疑。在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苏维埃的国度首先代表的是红军的祖国，人们在谈到“民主大国”时将苏联与英国和美国相提并论，苏联和德国缔结的条约从集体记忆中抹去了，甚至连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在报界，很少有人了解俄国集中营可憎的真相。当囚犯从德国集中营中回来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纳粹集中营上，而苏联则一直是工人和农民的指路明灯。加缪仍然相信苏维埃人民支持那个政权，否则的话，红军怎么可能打败德国人的军队呢？革命的结果应该是通往社会主义或者某种集体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也许有些许缺陷，但即使不是效法的榜样，至少也是可资借鉴的。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虽然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在法国，法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这一抱负给萨特和相当多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后，法国共产党以“6万党员被枪决的政党”的形象出现，不过这一数据太夸张了，因为统计资料显示只有两万九千人被处决。法共四处宣讲一个双料传奇故事：在抵抗运动中，工人比其他社会阶级出力多，而在工人阶级中，共产党人的贡献比其他人大。尽管戴高乐的支持者谨慎地保持警惕，共产党人还是在国家机器和新闻界把持了重要职位。一些人，比如加缪，并不质疑他们。革命应该携手法共完成，因为他们在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5％的选票。左翼对经济的认识是粗浅的、简单的、二元的，资本主义就等于金钱，等于金钱带来的罪与恶，而社会主义对穷人来说则代表幸福、富足和社会正义。戴高乐自称国有化的拥护者。这些从抵抗运动中走出的人对国家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满怀着美好的、过于简单的和危险的幻想。加缪亦然。
他是知名作家。在《战斗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使他成为一名著名记者。作为小说家，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身为社论撰稿人，他在数十万法国人中拥有影响力。在伽利马出版社，他一直担任审读委员会成员。在《战斗报》，彼亚既是主编又是社长。报纸对他的仰赖最多。最初几个月，加缪几乎没有重新投入《鼠疫》的写作。他抱怨过。在报社工作期间，他和卡萨雷斯陷入热恋之中，深夜到圣日耳曼德普莱、蒙帕纳斯和蒙马特高地的夜总会去玩，或者在报纸组版后放松一下。
加缪再度投身新闻工作是为了培养思想，但也是因为他热爱这一行。从1941年到1943年，他离群索居，尤其是在尚蓬度过了几个月。他回到雷沃米尔街重新开始团队和新闻工作，对他来讲这就像软性和烈性毒品一样。对工人他不是抽象地讨好。他喜欢和印刷工人相处。他在巴黎、克莱蒙-费朗和里昂认识几个。报刊印刷厂的工人有他们的传统和行话，加缪对此很有兴趣。如果有人说了一句傻话，他们就会嚷道“Piot”，意思是“说蠢话”。
印刷业出现在手工业和工业时代。报刊印刷工独立于报纸的领导之外，他们按自己理解的意思组织工作。不存在等级高低。工头更多只是一个职务，和级别没多大关系。老工人常常喜欢回忆说，过去排字工是佩剑的。排版工、排字工、制版工，组成了一个工人贵族圈，他们是行会主义者，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优势，在记者和工人中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排字工的灰色工装、衣兜里系着一根绳子的扳手是他们引以为豪的统一装扮，而不是低人一等的标志。轮转印刷机操作工和制版工穿着蓝色工装走来走去。背带工作服是为了防止墨水、油污弄脏里面的衣服。在办公室里，在一个个小隔间里坐着报纸校对员，他们是文化人，追求语法正确，确保句法无误，大多数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时常责备编辑。这些校对员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团体，尽情展示他们对逗号的荒诞想法或者对细枝末节的理念：
“加缪，我们说‘请您原谅’，不说‘请原谅’！”这可是有讲究的啊！
有知识，加上字典和百科全书，校对员时常提出不同意见：这个是错的，那个不应该那么写，我们不说“相反”而说“反之”。编辑们，如加缪和彼亚，尊重校对员，心甘情愿地认为如果没有校对员，没有一家报社能存在——这种想法没错——。加缪会到大理石版台去确认版面，删节。大理石版台，其实是铁制的，还保留着过去的叫法，一直是用来放印版的。排字工是这里的主宰：给我删掉六行，我没办法给你排成这样。加缪乖乖听话，觉得没什么不自在。在报界的员工里，工人们加入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总工会，不过他们对所工作的报纸的政治色彩并不在意。在《战斗报》，他们可以喜欢倾向社会主义的论调，但有些人也可以在保守的《费加罗报》干得同样好。在报社，工人和知识分子表现得似乎已经和解了——实现了作家们的梦想——。大伙儿会一起喝上一杯交流交流感情。和记者一样，工人的工作时间特殊。他们每六小时而不是八小时轮换一班。当活儿来时就要准备开工。如果印版没有放好，是不可能开动印刷机的。于是大家就等着。工人和记者们一起聊天。他们不一定要在排版车间厮混，而是像通讯员那样更爱去街角的咖啡馆。一天伴随着干白葡萄酒开始，然后是淡白葡萄酒和红酒。到午饭时接着喝开胃酒、布鲁伊葡萄酒，下午换成阿尔及利亚红酒。再然后，劲头上来了，就会有几个人跑到两步远的圣-丹尼斯街去找“鸡”。
彼亚不是这样。他每天黎明前才上床睡觉，很早，十点、十一点左右就会到报社，随身带着保温咖啡壶。下午他的妻子——她一直叫他皮埃尔，这是他的真名——会再送一保温壶咖啡来。彼亚逃避社交活动，吃得很少，不停地工作、抽烟。烟灰把他的外套都弄脏了。加缪下午四点左右来。雷沃米尔街弥漫着热油、铅、锑、油墨的混合味道，还有用来清洗校样的油脂、蜡、汽油和石油的气味。1944年的时候会闻到作为代用品的煤油味，而不是亚麻油味。在制版车间，散发着一股锌味。
因为曾经并肩参加过抵抗运动，记者和工人的关系更加真诚了。
“我们想尝试办一张理性的报纸。但因为世界是荒诞的，它可能会失败。”彼亚说。
加缪对新招的员工说：“我会让你们做一些令人心烦的事情，但永远不会让你们做肮脏卑鄙的事。”
彼亚是《战斗报》的领导、推动者、激励者、主心骨和核心，既像老板又像父亲一样统治着报社。加缪主管报社事务，他是一位受到大多数撰稿人——并非全体撰稿人——热爱的主编。《战斗报》认可这位幸福得就像在舞台上表演或者在足球场上奔跑的加缪的精神权威。记者们很开心。他们办了一份严肃的有时甚至称得上庄重的报纸。大伙儿喝美国威士忌，用永锋铅笔写文章，抽骆驼牌香烟。一些小贩在雷沃米尔街四处转悠，兜售一些不出名的商品。加缪发现了Alka Seltzer胃药，喝多了以后吃点儿很管用，还有维克斯达姆膏，可以治疗他的“流感”。彼亚掌控着这艘轮船的舵轮，不过船舱过道里还是会有一些令人愉快的混乱。和《阿尔及尔共和报》时代一样，在《战斗报》，彼亚觉得自己样样都要管，从只有三行字的新闻到报道都是如此。他一直非常喜欢修改广告和不太重要的简短新闻。他也布置题目，重审标题、副标题、头版的内容提要，指出这种文章要采用哪种字体，是Times还是Didot……他还画版面设计图。彼亚不会授权给别人。他把头埋在狭小的书桌里，认真工作，办公室门开着。他从不发表意见，哪怕对社论也是如此，要么能刊登，要么通不过。他记忆力惊人，不管是选举结果、拳击赛还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十八世纪的作品，他都记得。就像在阿尔及尔时一样，他连校对员也要纠正，这让他们颇为吃惊。他拒绝写东西，三年里只为克卢佐的《乌鸦》写过一则附言，表达他不同意文章作者的观点。他一直挺喜欢玩笑话、文字游戏，将两个词的字母或者音节对换形成新的意思来寻开心，还有特里斯坦·贝尔纳的一首四行诗，在那首诗里Lugdunum和Blum押韵。一位年轻记者教他吉特巴舞。帕斯卡和加缪都喜欢编辑部那位模仿马，一边学马嘶，一边敲打地面发出马蹄声的秘书。彼亚会在刚开完不正经的玩笑后马上变得十分严肃。他也真的很低调，不愿意别人谈论那个跑遍被占领的法国全境的抵抗运动战士皮埃尔·迪朗。他总是不接受邀请或者拒绝接受勋章。他排斥野心勃勃其实是因为鄙视机会主义。虽然他没有提出要求，但包括加缪在内的《战斗报》的撰稿人们还是获颁“抵抗勋章”。加缪说：“从前我们是老笨蛋，现在我们是挂着勋章的老笨蛋。”
彼亚经常大声念加缪写的社论的校样，对加缪表示欣赏。罗斯福去世，加缪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谈到这位美国总统得的病。罗斯福同疾病斗争了一辈子。“他有一张幸福的脸，……他知道没有毅力和理智战胜不了的痛苦。”彼亚注意到加缪写这些的时候不可能不想到仍然还在威胁着他健康的结核病。即便是在解放巴黎的那些日子里，加缪还是上乔治·布鲁埃大夫那里去做人工气胸。《战斗报》刚一公布罗斯福的死讯，就不合时宜地刊登了一段用线框起来的关于食物供应改善的文字，没有核查“最后宣布一个好消息”这样的话是否与社论不协调。某些栏目让彼亚和加缪觉得厌恶，比如占星术，这简直令报纸蒙羞。彼亚反对开设读者来信专栏。他指出读者是来看报而不是给报纸写信的。编辑过的社会杂闻不是为了记录社会现象，而是为了增加头条新闻的吸引力，这也让加缪和彼亚觉得厌恶。大家知道彼亚热情、认真、公平，是个绷着脸说笑话的人。有些人认为他为人温和，容易动感情，爱装成犬儒主义者，其实内心是个怀疑主义者。没有几个人看到过彼亚流泪，但还是发生了。
在雷沃米尔街办公大楼的另一层，彼亚和加缪看到了一张报纸——《保卫法兰西》，一张他们不愿意办的那种类型的报纸，热衷于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从不区分低俗和通俗，在他们看来这比《巴黎晚报》还要难以接受。拉扎雷夫友好地希望来拜访曾被他雇佣，在《巴黎晚报》工作过的彼亚和加缪。他们拒绝了。加缪忽略了拉扎雷夫身上的某些人情味，比如忠诚、和蔼，而只记得自己讨厌他办的报纸。拉扎雷夫受《卡曼贝尔工兵》一书作者克里斯多夫的影响，认为“记者的首要责任就是有人阅读他写的东西”，而加缪觉得应该根据掌握的情况说出真相，这样做并不妨碍拥有自己的特色。这种“拉扎雷夫主义”在加缪看来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新闻手段，掺杂了政治妥协、庸俗的社会杂闻和无聊废话。彼亚和加缪憎恶这份意志薄弱、唯唯诺诺、迎合读者低俗本能的大报。拉扎雷夫办的不是他们梦想中的那种批判性的报纸。雷沃米尔街的拉扎雷夫似乎是想挑动大家想起彼亚和加缪曾——尽管当时他们算是身不由己——为《巴黎晚报》工作，当技术工人和编辑秘书。也许他们也恨自己呢。加缪写信给一位见过拉扎雷夫的人说：“我向您承认您在那儿见到的是这个不幸国家的一个真正的强盗。我会试试帮你认识一些更值得来往的人。”不久以后，当一位在里昂遇见的记者请他为拉扎雷夫的妻子担任主编的周刊《她》写一篇应景的文章时，加缪说：“我对今天依附《巴黎晚报》及其主编，在我看来是我所知道的新闻界最恶劣、最可鄙的出版团队没有丝毫敬意。哪怕给我几百万，我也不会为它写文章，……无论您给我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回忆，我也不会为一本直接或间接依赖这种可耻行径的杂志写文章。”除了这些既固执又尖刻的批评话，加缪还加上一条附言：“我允许你把这封信念给拉扎雷夫和替他写稿的那些人听。”
1944年的空气中充满了希望、纯洁和革命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