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冬天气候恶劣，寒风将积雪吹刮成雪堆，公路和铁路交通均被切断，要从帕讷利耶步行去一趟四公里外的尚蓬村都不容易。尚蓬和它所在的高原如同一座孤立的要塞，有两条公路从这里经过，一条是由北向南的500号省级公路，连接堂斯和费利尼翁；另一条是自西向东的15号省级公路，连接普伊和罗讷河谷，沿这条公路可以前往里昂。爬上尚蓬的这两条公路蜿蜒曲折。这里远离重要的城镇，距瓦朗斯80公里，距加缪接受治疗的圣艾蒂安65公里。如果搭火车去圣艾蒂安需要三个小时，乘长途汽车则需四小时。尚蓬四周的山区是新教徒的聚居地，范围遍及整个高原，这里依然保存着古老的信仰、斗争和为新教徒提供避难所的传统。大革命的恐怖时期，这里的新教徒家庭曾经保护过那些拒绝宣誓效忠教士组织法的教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尚蓬的寄宿学校收留过一批工人家庭的孩子，后来又收留过西班牙共和党人。这些新教徒还记得路易十四时期的龙骑兵对他们先辈的迫害和虐待，如今他们既富宽容精神也有反抗精神。帕讷利耶位于利尼翁河畔的尚蓬和马泽圣乌瓦之间，这两个市镇有居民4942人，其中4732人是新教徒，他们与自觉微不足道的166名天主教徒相处融洽。这里有两类加尔文教徒：大多数人归属新教教会，另外一千人是特殊团体达秘兄弟会成员。19世纪时，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出于对自己教会缺乏活力感到不满，来到上卢瓦尔省，宣传教会不应该是一个可见组织的思想。他组织的“兄弟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彼此感化，像公谊会教徒一样等待有了内心启示才开口说话，他们赞美圣女塞讷，期待着上帝的降临。加入达秘兄弟会的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场建筑物里，屋内有公用的大厅、壁炉和带橱柜的床。牲畜棚对着大厅，上面是干草仓，下面是饲料槽。农民们使用煤油灯照明。直到1942年上半年，牧师们还会脱口而出地说：“让我们谦卑。”战败的法国充斥着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上帝已惩罚了它，这个有罪的民族应该悔过。罪过-失败-复兴，一种类似贝当主义的神学由此建立起来。
1942年8月26日，法国警方在高原上突然展开大逮捕，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对抗。新教徒很自然地收留了多达五百名犹太人，达秘兄弟会成员也经常收留犹太人，因为在他们眼中，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整个高原上有二万四千居民和十二个新教教区，要藏匿五千来个犹太人并不太困难，这个人数连住在附近的加缪也未注意到，因为避难者夜里会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个。山谷、树林茂密的山丘、小高原将他们和当地向导隐蔽起来。一有警报，犹太人就会分散开来。假如所有的法国人都像这里的居民一样友善，那么得救的犹太人就会是一百万，那将是四倍于法国本土犹太人的数字。参加抵抗运动的牧师用暗号将犹太避难者托付给农民：“我给你寄去一本书”，或者：“四本《旧约》已经到货。”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贝当主义时期后，当地居民转而服从上帝，服从自己的良知，以及福音书所教导的责任：“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每个农场都有一本被读得发旧的《圣经》，陪伴着家庭成员的出生与死亡。虽说一开始并非所有的牧师都同意宣讲团结互助，但逐渐地几乎所有的新教徒都将其付诸实践了。
1942年8月，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冒雨来到这里寻求避难。第二天是星期日，在帕讷利耶附近里乌村的礼拜仪式上，牧师安德烈·贝泰克斯宣布当局针对犹太人采取的措施是不合法的，有良知的人必须起来反抗。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援助、隐藏、搭救犹太人。他总结说：“我要求你们这样去做。”没有任何人给达秘教徒下达命令，面对遭到迫害的犹太人，每个家庭都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参加抵抗运动的哲学家乔治·冈吉莱姆为犹太人寻找藏身之处，他来到一个农场，那家人聚在一起思考了一阵，然后一家之主走过来跟他说：“同意。”针对纳粹的棕色瘟疫和维希当局的灰色瘟疫，信奉新教的小学教员和加入达秘兄弟会的农民都在实践着一条戒律：“当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一般。”这些沉默寡言的山里人不信任城里人、游客、外国人，但这种不信任不会针对那些遭受迫害的不幸之人。他们的救援是自发的、有效的。
12月初，德国军队进驻上卢瓦尔省。尚蓬镇的利尼翁旅馆成了德国军官的休养康复中心。法国平民新教徒和德国军人新教徒在教堂里相遇。抵抗组织决定不去攻击这些德军新教徒，以便保护犹太人，同时也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任何军事上的价值。一个避难的犹太人搭救了一个快要溺死的德国士兵。
加缪请巴黎的朋友帮他找布朗肖的两部小说，以及由莫里斯·贝茨翻译成法语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我住的这个新教徒地区，只能找到感化类的书籍，这当然有教育意义，但是让人贫血。”加缪在等待去巴黎的通行证：“我们学会了耐心，这是件好事。”《鼠疫》中的主人公们就是在等待中保持着耐心。
新教徒的刻板自有其优点：丁是丁卯是卯。许多城里人骑着自行车在这个地区到处逛。
“太太，您有鸡蛋吗？”一位游客问吕埃尔太太。
“您出什么价？”
“一打6法郎。”
“不行，6法郎我不卖。”
“那就8法郎。”
“不行，8法郎我不卖。”
“我可以出到10法郎。”
“10法郎我不卖，6法郎也不卖，我只卖4法郎。”
加缪和住在厄特利膳宿公寓的一位游客皮埃尔·列维交上了朋友。列维化名费约尔，来自马赛，从1941年起就投身抵抗运动，于1942年加入“战斗运动”组织，并定居在尚蓬附近的拉塞尔。他和堂斯地区的一些抵抗运动负责人有来往，其中一位叫贝尔纳（化名加涅），另一位叫布吕耶尔（化名图桑）。费约尔和他的妻子与加缪很合得来，加缪介绍他们认识了弗朗西斯·蓬日和布吕克贝尔热神父，后者是个多明我会修士，喜欢空想，行为放荡，在为抵抗组织做事。费约尔——又名西蒙、里维埃尔、胡、瓦兰——最初并未告诉加缪他具体在做什么，因为没有必要，而加缪则没有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想，他知道费约尔在积极参加抵抗活动。帕讷利耶的人们收听BBC的节目和它播送的暗号信息：“我害怕节日过后的日子”，“鲨鱼的鼻子是柔软的”……加缪跟玛丽安娜·费约尔学了一点德语，并向她吐露自己因为与留在奥兰教数学的弗朗西娜分离而感到痛苦。他说在这整个时期他都无法要孩子。玛丽安娜对他表示同情。有时候，她觉得加缪作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家，更多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他跟费约尔夫妇谈到，夫妻间的爱情会因为分居两地而逐渐消失。
加缪和费约尔夫妇每次见面是在拉塞尔或者帕讷利耶，他们曾读过《卡利古拉》和《误会》的手稿。加缪告诉玛丽安娜，《鼠疫》的写作进展困难。他带着一条耳朵耷拉的母狗波莉娜散步，微笑着说：“这只狗就是我受难的象征。”他帮助费约尔夫妇的儿子塞尔日写作文，结果得了个好分数。他们用帕讷利耶的窗帘给加缪做睡衣，一边做一边笑。
通过葡萄牙邮局的中转，费约尔夫妇与皮埃尔在英国的兄弟通信，加缪以同样的方式也能寄信给弗朗西娜。他没有放弃回到北非的念头。1942年12月28日，他得到了前往巴黎的通行证，1月4日星期一晚上9点55分，乘火车抵达巴黎里昂火车站。他在巴黎住了两个星期。伽利马出版社的人像接待回家的浪子一样欢迎这位奇才，所有的人都想亲眼见到《局外人》的作者，更何况这部小说的销量很好。加缪被这些人弄得飘飘然，他对加斯东的侄儿米歇尔·伽利马表现出“真正的好感”，同时也终于见到了波朗。
然后他回到了上卢瓦尔。在一封给波朗的信中写道：“为了让自己消遣，我构思了大革命恐怖时期一个牺牲者的故事，他所撰写的书永远停留在第一句话，因为他觉得这句话与现实不吻合。”加缪将这句话抄给波朗以便让他知道内容是什么：“在五月的一个美妙早晨，一位优雅的女士骑着一匹非常漂亮的栗色牝马，在布洛涅森林开满鲜花的小径上驰骋”：写这句话的是加缪构思的一个人物，名叫格朗，加缪用他来映射自己：正在艰难写作《鼠疫》的作者。加缪打趣地借用当地的一些人名地名，或者从中得到灵感，给自己笔下的主要人物取名。从帕讷利耶杜撰出了耶稣会士帕讷卢这个人物名字，记者朗贝尔则让人想到蒙特朗贝尔：圣艾蒂安那片凄凉的废渣堆。还有一位尚蓬的医生里乌，跟于勒·罗曼剧中的人物“克诺克”很类似，战前曾经为来这里度假的弗尔姐妹治过病。他要求病人每天必须量四次体温，后来弗尔一家人多少也继承了这种怪癖。他到处帮人诊断结核病，偏偏忘了给自己的儿子诊断，结果儿子就死于结核病。加缪没有亲眼见过这名医生。不过帕讷利耶附近的一条小溪也叫里乌，总之《鼠疫》中里厄医生的名字就来自他们。这个小说人物让人奇怪地联想到罗歇·勒·弗雷斯捷大夫，一位在尚蓬行医的抵抗组织成员。他帮人伪造免除去德国强制劳动的假证明，医治、收留抵抗战士和犹太人，其中包括莱昂·爱森斯坦博士和拉谢尔·巴尔桑。《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和勒·弗雷斯捷一样都是35岁的年纪，他们在外貌上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加缪小说中的里厄医生是中等身材、深色皮肤、黑头发、大鼻子。而勒·弗雷斯捷医生则是栗色头发、鼻子清秀、肤色白皙、身高1米82。其他不同之处：小说中的里厄医生向帕讷卢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而勒·弗雷斯捷医生是个虔诚的教徒。尽管如此，勒·弗雷斯捷医生和里厄这个人物还是有着某些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面对当权者他们都表现出独立精神，都加入到了反抗鼠疫或者纳粹主义以及反抗人类苦难的斗争中。勒·弗雷斯捷在日常工作和参加抵抗斗争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他曾经到先后过刚果和喀麦隆，跟随阿尔贝·施韦策做医生兼传教士，与当地的麻风病进行斗争。他的日记显示了一个积极介入时代的基督教徒的力量：“我见到过人类的苦难，见到过人的衰败和丑陋。我拒绝在折磨我们的疾病中看到人的失败，因此我行医治疗，给人带去安慰和康复。”这样的态度里厄肯定也会赞同。
加缪开始构思另外一部论著，他在写给波朗的信中说：“……我写了一些关于悲观主义革命的文字，不过只是没有深度的笔记而已，都留在了阿尔及尔。”在他看来，阿兰为“政治的相对性”概念作出了定义，加缪所考虑的，则是“带着激情的相对性”。他在与波朗的通信中也会打趣：波朗在考虑自己入选法兰西学院的事了吗？波朗回答：谢谢戏谑。加缪又找到了几条狗，但是没有找到从前的那种暹罗猫。他跟波朗逗趣：“很高兴得知您也喜欢动物，这是一个很好的共同话题。”
在帕讷利耶，加缪将一份后来更名为《法兰西通信》的地下报纸《星报》拿给费约尔看。
“内容像炸药，”作家说道。
这份报纸刊登了阿拉贡的一首诗，《相信上天的人和不相信上天的人》：
如果需要重来一遍
我会再次踏上这条道路
玛丽安娜·费约尔在堂斯学校校长彼埃尔·贝尔纳的油印机上，将这份《星报》复制了60份。
加缪继续在圣艾蒂安接受治疗，在那儿他遇到了布朗什·巴兰。她向他打听关于犹太人的那些传闻，他们是要被送去集中营吗？的确如此，加缪答道，所以必须作出决定，进行抵抗。
秘密军队和其他团体组成了一些独立的小组，准备在时机到来时采取行动。他们的武器，无论步枪、冲锋枪还是手榴弹都很稀少。到了春天，“战斗”、“自由射手”和“解放”等几个主要的抵抗组织结成了联盟。当重要的抵抗人士让·博尼索勒后来被捕时，费约尔悄悄告诉加缪有人要求自己出来接替博尼索勒，为此他征求加缪的看法，然而这个决定过于重大，加缪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帮他决断。
从彼亚那里——他也参加了“战斗”组织——加缪得以获悉抵抗运动所做的事情，了解到它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他一直想要取道西班牙返回阿尔及利亚，布吕克贝尔热神父应该能够为他提供帮助。玛丽安娜·费约尔和萨拉·厄特利帮他在长裤前腰处缝了三枚金币，如果他穿越西班牙边界，身上藏点钱也许是有用的。费约尔夫妇试图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佛朗哥分子会将他关进埃布罗的米兰达集中营，不会善待他的。加缪并不害怕死亡，或者并不承认自己害怕，不过他知道自己比别人面临更大的死亡风险：“现在我对死亡的感觉已经习以为常，这是一种没有肉体痛苦的感觉，因为肉体的痛苦是与当下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你全神贯注与之斗争。但是如果看一眼血迹斑斑的手帕就毫不费力地预感到死亡，那就相当于头晕目眩地将死亡重新体验了一遍，过程的令人恐惧之处就在于此。”
布吕克贝尔热将加缪安置在一栋小屋里，靠近瓦尔省圣-马克西曼的多明我会修道院，但是无法为加缪提供一个离开法国的秘密交通网络。布吕克贝尔热憧憬着能有一批神职人员，勇敢贫穷、无往不胜，都是尼采学说的信徒。他厌恶敷圣油之类的仪式，不管是不是主教派教会的，“我讨厌那些基督教民主党人”。加缪曾经记述过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
我：年轻时我以为所有的教士都是幸福之人。
布吕克：由于害怕失去信仰，他们的政治见解变得狭隘，成了一种消极的使命。他们不会去直面眼前的生活。
加缪又回到了高原。无论在里昂还是圣艾蒂安，他都经常见到彼亚、蓬日和一位新朋友，住在旧钱币街6号的诗人勒内·莱诺。加缪在他家里朗诵自己的剧本《误会》，小范围的听众中包括蓬日、莱诺和米歇尔·蓬特莫利。彼亚神秘地到法国各地旅行，去瑞士后又返回法国。马尔罗跟加缪开玩笑：“有人告诉我您不久要动身去巴黎，还说您突然间对动物标本的买卖产生了兴趣。”
在写给加缪的多封长信中，蓬日阐述了自己对各种事物的见解，从正义谈到南瓜，从他窘迫的经济状况谈到爱尔莎·特里奥莱的作品。加缪对现代诗歌没有激情，但是他欣赏蓬日的《事物的成见》，诗中各种没有生命的物品能够令人感到激动。他的诗简单而有力，像谈论人一样地谈论橙子、蝴蝶、牡蛎、柳条筐。他重新教会人去观察、触摸、倾听。在诗中他是这样提到蜗牛的：“你是什么样子，就要接受自己。与你的怪模样相和谐，与你的尺度相般配。”蓬日的尺度当然不是圣奥古斯丁的。他比加缪年长14岁，通过了高师的入学初试，已经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和加缪一样，他与超现实主义也保持着距离，他觉得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在认识加缪之前，蓬日就看过彼亚给他的《西西弗的神话》，并被深深吸引。在蓬日看来，加缪在书中没有列举到荒诞的主题之一：“表达方式无法忠实于表达者的本意，……人不仅难以表达自己，而且难以表达任何事物。”说自己难以表达和描写，这在蓬日当然是一种刻意的自谦。他曾经发表过《辞不达意的描写》一文：“按照加缪式的说法，当我心中的诗歌呼之欲出时，那就是有了一种怀旧的情绪。必须满足它，或者倾诉出来，或者尝试去描写。”对于荒诞逆来顺受的蓬日认为自己表明了这种失败的关系。
他在里昂与加缪见面，把自己关于《西西弗的神话》的阅读心得交给他。他对加缪说：“还有一件事我没有跟你说过：我推动的岩石太沉重，经常让我感到气馁，让我变得非常懒惰。是否有可能想象一个懒惰的西西弗呢？如果能够的话，那岂不是登峰造极的荒诞吗？或者，这种想象与荒诞概念是相互矛盾的？”
蓬日往返于布尔日-昂-布莱斯、巴黎和里昂之间。他正在读《南方手册》上面的文章，在信中向加缪谈到了自己的看法：“我读了萨特的文章，他很会吸引读者的喜爱，即使（或者是因为）他那种有些挖苦、有些（毫无道理的）‘高高在上’的语气。格勒尼耶的文章没有那么夸夸其谈，表面上看要弱一些，但实际上写得同样的有力。（萨特关于《局外人》古典主义风格的评论强烈地打动了我。表达荒诞——或者反对荒诞——的古典主义，说到点子上了，关键就在这里！）”加缪在给他的信中说理解蓬日为何是一个“积极分子”，这是为了避免书信审查而对“共产党员”的隐晦说法。他理解蓬日必须选择政治立场，一个尽可能最不坏的立场。法共及其武装组织“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员都在积极活动。必须设想战后社会的重组：“会出现一个新世界吗？”蓬日思索道，“原因就在于：我认为（我的语气仍然是可笑的救世主式的，您说得对）由于人的社会处境变了，因此人在精神上也会发生变化。”
蓬日同意加缪有关荒诞的观点，但是更希望能给世界一个意义。他责备自己的这位新朋友：“世界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哪儿来的悲剧性呢？我很想把悲剧因素从荒诞中去除掉。”随后他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本体论的自杀只不过是一些富家子弟的玩意儿（其实他们人也都挺好的）。”
实际上，冷静的、深思熟虑的自杀并不是眼下现实中值得关心的问题。眼下要自杀，无论是采取与德国人和法奸保安队战斗，还是替他们当帮凶的方式，都是比较容易的事。有时候，蓬日觉得加缪希望他能够更加严肃地对待哲学，但是这种哲学在蓬日眼里不过是一种文学类型，他更喜欢其他的类型：“不那么庞大沉重，不那么卷帙浩繁。”1943年6月，伽利马出版了萨特篇幅达724页的《存在与虚无》。如果加缪要坚持的话，蓬日可以做一个散文作家式的哲学家。“人生的要义在于什么？在于生活，不懈地生活，幸福地生活。”加缪向蓬日推荐《白鲸》，而萨特也向《喜剧周报》的审读委员们推荐了这部作品。蓬日展望着战争结束以及上帝死了以后的情景，为此而狂热兴奋：“重新走下山坡的西西弗不再是独孤一人，而是和所有的同志们肩并肩手挽手，里面有你有我，还有波朗、艾吕雅、彼亚，以及成千上万最终亲如兄弟的人们。”提到艾吕雅时蓬日的话只说了一半。他游走各地，去了巴黎和格勒诺布尔。在给加缪的信中说：“虽然这些旅行很有教益，但是都不便说。反正肯定是一种艰苦的生活。”
在笔记中，加缪就《鼠疫》的第三稿以及他本人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写下了大量的思绪。他不再去考虑荒诞的问题，而是努力和思乡病作斗争：“既然存在一词包含着某种思乡病的含义，既然这种含义必然要延伸为对一种更高级的现实的肯定，那么我们就是在转义上对这个词进行理解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存在性的哲学，它不包含否定的意思，只是提出要对‘离乡背井的人’作出解释。非存在性的哲学应该是流放的哲学。”在加缪看来，应该参与现实斗争：“唯一的怯懦就是屈膝投降，……知道什么是正义的和善的事情，就必须去做”，就像抵抗战士勒内·莱诺一样，这位虔诚的的天主教徒自1942年开始就成了抵抗运动的地区领导人，加缪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勒内比加缪大三岁，在里昂《进步报》当记者之前是学法律的。他被征召入伍，在洛林地区作战，经历敦刻尔克撤退到了英国，从1941年起又返回法国投入抵抗运动。加缪很喜欢勒内和他的妻子艾伦。莱诺的诗歌是古典风格的：
天空总在变幻着海岸边的土地
草地上一片青翠
鸟儿们在游水嬉戏
四周树木闪亮
风穿过蓝色芦苇
像卷藤般疯狂的翅膀在歌唱
莱诺对自己的怀疑让加缪感动，他在给加缪的信中说：“我经常扪心自问，练习诗歌创作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诗人，或是为了消除自己身上对词语抱有的巨大幻觉。”莱诺说他不具备欣赏《西西弗的神话》所需要的哲学知识，不过他很欣赏《卡利古拉》，称这部作品“如闪电般揭示了一个人灵魂中的那种不可能性”。在一些谦逊的书信中，他把自己的诗作（大多为十四行诗）寄给加缪指正，他们还谈论阿格里帕·多比涅、布朗肖、马丁·布伯，以及拳击、海水浴和露营，莱诺在说这些时觉得自己仿佛“被永恒地变成了有产阶级”。有时候，他们只需一起置身于里昂贝尔古广场的孩子和鸽子中间，就感到很满足。如果谈起道德问题，认为应该“为它做点什么”的时候，俩人就会良久沉默无语。懂得共同沉默、共同欢笑甚至共同烦恼，这是爱情和友情的特殊美好之一。莱诺夫妇接待加缪住在保姆的房间，加缪看到的是夫妇俩带着一个孩子的和睦家庭。深夜里莱诺起床，抖干净烟斗灰，递给加缪几支香烟。他们也会相约在圣艾蒂安见面。在加缪看来，假如有地狱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类似于这里长得没有尽头的灰暗街道，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衣服。他极其厌恶圣艾蒂安与阿尔及尔正好相反的那些地方，这座城市代表着现代城市规划的丑陋：“圣艾蒂安及其周围郊区。如此的景象是对创造出它的那种文明的控诉。……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美而生活，最多只能暂时生存，而欧洲文明在这里恒久展示的一面，却始终远离了美。”
在圣艾蒂安接受气胸治疗让加缪备受痛苦。他想把天主教徒布吕克贝尔热介绍给莱诺这位新教徒、这位加入抵抗运动的教士兼战士。布吕克和加缪在圣艾蒂安火车站的餐厅等候莱诺，等到吃甜点的时候他来了，脸上长了一个肿块。布吕克走后，阿尔贝和勒内两人在圣艾蒂安转悠，这里的咖啡馆“空无一人，尽是苍蝇”。他们又喝起了加糖精的柠檬汽水，勒内吞服了阿司匹林，随后加缪送他上了火车。在写给加缪的信中，莱诺终于表明了自己的心愿：“愿上帝又赐予我们新一年的时光，并赐予我们继续为真理服务的快乐，这就是我在1944年为您和我自己许下的愿望，因为我对自己怀有一种高尚的期待，我很想让您也能和这样的期待融为一体。”
整个1943年，加缪都在和爱尔莎·特里奥莱通信。他是在里昂见到阿拉贡及其伴侣的。她读过《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认为小说表现的绝望比论著“更为彻底”。在她看来，加缪回避了人生在老年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加缪将爱尔莎的一本作品与《飘》进行比较，这让娇嗔的爱尔莎·特里奥莱感到不安。她写给加缪的信署名伊丽莎白·梅扎尔格，信中告诉加缪，“为了与您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我们大家有关的一些事情”，她要介绍一位朋友去他那里，当时彼埃尔·瑟盖斯创办了《诗歌》杂志，爱尔莎告诉加缪，他会收到一篇文章，“标题叫作《这个不属于本地的外国人是谁？》……正如您所猜想的，这篇文章会涉及到您这位《局外人》的作者。瑟盖斯找人给文章打字，因为我患了甲沟炎无法使用打字机，这可能是食物里缺乏油脂所致。”
爱尔莎还提到，阿拉贡在收音机里“亲耳听见您的妻子指名道姓询问您的近况”。这些事情阿拉贡本人都不亲自出面，这位大人物与新结识的年轻作家加缪之间没有建立起融洽关系。爱尔莎的心思和她的眼睛一样飘忽不定，她感觉到了阿尔贝的缄默：“我能问您一个小问题吗？为什么您对我们、对我表现出不信任和谨慎的态度呢？”还是那个老问题：“您可能对我的丈夫怀有疑虑和成见。……再说，虽然我恨那些不喜欢路易的人，但是我和他对某个具体的人并不一定会有同样程度的友情。”爱尔莎显然要以情感人：“我觉得自己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您的爱，您却没有答复：我像爱一个兄弟一样地爱您！”
爱尔莎那篇复杂晦涩的文章长达16页，对《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的暗示性评论与一位虚构的男爵夫人梅拉妮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文章的副标题是：《男爵夫人梅拉妮的神话》）。加缪对于男爵夫人这个人物似乎并不反感：“至于您文章的出发点，即对我的那本论著的评论，您的看法完全正确：荒诞的神话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荒诞的思想却不可能存在。”
加缪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已经超越了荒诞。无论待在帕讷利耶还是远途去里昂，他都觉得自己是在反抗当时法国人的处境。作家有自己的武器，那就是手中的笔。他在日内瓦的三岭出版社发表了《论〈鼠疫〉中的流放者》一文，除了某些细微的差别外，这篇文章标志着他已经进入到小说《鼠疫》定稿的撰写阶段。在读者看来，鼠疫也象征着纳粹主义，老鼠则是德国人。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加缪通过这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鼠疫的内涵非常丰富：德军的占领、恐怖、痛苦、死亡、流放、囚禁。加缪也想把亲人间的分离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来表现。1942—1943年间他在法国的生活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素材，但是作品的内涵并不仅止于此，就像《局外人》的内涵并不仅止于那些描写阿尔及利亚海滩和阿尔及尔法庭的段落一样。加缪抱怨自己缺乏想象力，其实在创作完成的两个剧本里，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拥有想象力的。他的创作来源于日常生活，来源于周围人们的战斗和信仰。里厄医生和帕讷卢神父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他们各自的论据来自加缪阅读过的书籍，以及他本人与彼亚、蓬日这类无信仰者和布吕克贝尔热、莱诺等有信仰者的交往和谈话。在维瓦莱高原，像费约尔夫妇这样的无信仰者和勒·弗雷斯捷医生这样的信徒为了救援犹太人和抵抗占领，正在并肩斗争。《鼠疫》中里厄医生对帕讷卢说：“现在我们共同工作是为了某一个事业，它使我们超越渎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唯有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加缪的同情心是显而易见的。鼠疫本身并不荒谬，面对它应该进行反抗。欧洲有两亿人成了纳粹的囚徒，《鼠疫》中则有虚构的20万奥兰人成了鼠疫的囚徒。在这部纪事体的小说中，两位没有出现的女性占有重要位置，其中一个是加缪本人的母亲——她的形象通过小说里很少提及的里厄母亲得到了表现。如同加缪在《反与正》里描写母亲卡特林娜·埃莱娜·加缪俯靠在里昂街老家的阳台上一样，《鼠疫》中里厄的母亲“对某个窗户特别偏爱，傍晚她坐在窗后，身子略微挺直，双手安静地搁着，目光专注”。里厄的母亲“天性安静，总是待在角落里”，加缪的母亲也是如此。小说中有一段既出自一个男人也出自作家本人的心声：“因此，他母亲和他永远只能默默地爱着对方，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死去，而他们终其一生，却未能进一步地倾诉彼此之间的爱意。”加缪的未婚妻弗朗西娜·弗尔也通过里厄与妻子的对话出现在小说里。里厄对妻子说：“等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是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194……”年的奥兰，到处都在实施宵禁，照明受到限制，商店门口排队购物的人流越来越长，就像现实中1943年的尚蓬、圣艾蒂安和巴黎一样。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被占领时期的现实世界：食品配给，投机生意，黑市买卖。现实主义的笔触反映了当时奥兰人（也就是法国人）的基本心态：“他们中大多数人最不习惯的是日常生活受到干扰，或者自身利益被触及到。”至于纳粹主义的根源、某些集中营里的暴行，法国人都一无所知：“对于什么是鼠疫，他们的了解几近于零。”1940年的那个和平主义者加缪消失了：“事实上，我们需要很多天时间才能意识到我们置身于一个没有妥协余地的处境之中，诸如‘和解’、‘优待’、‘例外’之类词汇都失去了意义。”加缪和彼亚、蓬日、莱诺一样，认为任何妥协都是对原则的放弃，这并非因为他们这些反德国和反纳粹的法国人都是些好战之人，或者属于抵抗网络的成员。在小说中，当需要志愿者组织起抵抗鼠疫的防疫小组时，“参加的人数非常有限”，同样，始终坚持参加抵抗运动的人数也不会超过两万人，这已经算不少了。实际上大多数的法国人，尤其是尚蓬一带高原上的居民，都是抗拒德国人的，无论是通过暴力或是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都在救助犹太人，为抵抗组织“马基”提供掩护，参与袭击德国人。在尚蓬，仍有一批和平主义者，例如A·特龙克梅牧师和E·泰斯牧师，以及小学教员F·达西萨克。《鼠疫》中塔鲁这一人物就代表了主张非暴力、不参与斗争的这批人。在维瓦莱高原，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救援遭受迫害的人。在寓意小说《鼠疫》中，加缪所喜爱的那些人物立刻都参加到了抵抗鼠疫的斗争中，他们中既有里厄医生，也有稍后加入的帕讷卢和朗贝尔等人。加缪暗示了大多数人的观望态度和他本人对此所持的现实态度。他的心态和处世艺术也在于宽容地去理解他人。在决定加入抵抗之前，他本人也曾像小说人物朗贝尔一样犹豫过，朗贝尔想逃离奥兰，加缪则渴望回到阿尔及利亚。
无论是出于严肃还是幽默的构思，加缪都把自己分派到了小说的人物身上。他曾经研究过与帕讷卢神父类似的圣奥古斯丁，而里厄和他一样，也出身于工人家庭。他是从哪里获得那么多知识的？答案一目了然：从贫穷的生活里。小说人物记者朗贝尔爱好足球，而加缪在尚蓬却无法观察足球比赛。和朗贝尔一样，他认为“前卫是组织进攻的灵魂”。在描写格朗这个为写书而绞尽脑汁的悲怆人物时，加缪也在嘲讽着自己。
格朗总是推敲同一句话，而加缪的《鼠疫》写作则到了第三稿。1942—1943年的法国气氛压抑，平时爱说笑的加缪在严肃的《鼠疫》中很少微笑。他的各部作品之间有着一些相互影射的关系，《鼠疫》中提到的一个女烟商店里的对话，就是在影射《局外人》的故事：“当时大家正起劲地谈着话，那女人谈到新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个罪犯落网的消息。案件内容是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在《局外人》中，加缪也对自己的剧本《误会》作了影射：默尔索在囚室里阅读社会新闻，而《误会》就是受这些社会新闻启发创作的。加缪在不同的作品中还向自己的伙伴、有时也向评论者致意。他本人几乎不加掩饰地出现在里厄和朗贝尔这两个与帕讷卢、塔鲁一样含义丰富的主人公身上。里厄代表着冷静的勇气和无神论，朗贝尔代表着不安和怀疑。塔鲁身上有着彼亚的影子，一方面确信世界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又参与抵抗组织积极战斗。身居尚蓬创作《鼠疫》的小说家加缪，很像是以前在阿尔及尔对无辜者的死亡进行思考的那位年轻人，和里厄一样，他认为儿童的死亡永远都是“令人愤怒的事情”。
刚到尚蓬时——当时弗朗西娜还陪着他——，加缪曾在笔记中写道：“荒诞不能教给人任何东西，这个理解是决定性的进步。”几个月以后，荒诞已经只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理由”了。可是这个理由对于他有何用处呢？“我很清楚荒诞思想（即使是审美意义上的）最终会通向绝境，而人能不能活在绝境中呢？问题就在这里。”里厄、朗贝尔、塔鲁、帕讷卢和加缪本人都找到了反抗之路。书不仅仅是写给读者看的，它还记载了作者的心路历程，不过需要注意马尔罗曾经提醒过的危险：如果一个作家想要作出什么结论，提供某种道德观的话，他的小说艺术就会枯萎。
1943年秋天，如果说加缪还没有获得宁静的话，不过他似乎找到了某种智慧和由衷的快乐：埋头创作。他并不满意手头正在写作的这部厚厚的小说，创作过程不如写《局外人》时那么有激情。不过读者仍然能够感觉出他想要表现什么：“阅读《鼠疫》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它既是对一次流行病的叙述，也是对纳粹（以及一切极权制度）占领状况的象征表现，同时还为关于恶的形而上学思考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梅尔维尔在《白鲸》中试图表现的，正是这些东西，而且更富于才华。”
世界看上去不再是荒诞的，而是可怕的。对此加缪在自己的生活和纪事体小说《鼠疫》中想要给出的回答是：进行反抗。荒诞的人，无论是默尔索还是《西西弗的神话》里的那些抽象人物，已经被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被一个人置身于法国和欧洲动荡历史时期的思考所超越。谁要是思考一下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会被许可，思考一下摆脱传统道德、建立新道德的双重诱惑，谁就会意识到“我们不能绝对地取消价值判断，这就是对荒诞的否定”。在审美方面，无论是作为职业写作还是作为艺术创作，加缪都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做一个“在每部小说里运用不同风格的作家”。《鼠疫》平静而开阔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局外人》的那种简练与干涩，就像是湍流进入了平静的湖泊。
和里厄一样——他在《鼠疫》的最后以第一人称“我”表明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加缪宁愿站在受害者的一边，而不是圣人一边。里厄坚定的话也表达了加缪的心声：“我认为自己对当英雄和当圣人都没有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