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的神话》表述紧凑，语调隐含讽刺，具有一种迷惑人的明晰。这是一部短篇随笔集，没有让人费解的专业术语，文笔简洁，有时甚至过于简洁。加缪在书中谈到了世界、历史以及自己的生活。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读出多重含义。
加缪在寻找一种生活的教诲，一种超越让·格勒尼耶的谨慎告诫、超越他曾经读过的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舍斯托夫、胡塞尔、雅斯贝尔斯等人思想的教诲。他曾告诉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他为自己重新思考哲学问题感到高兴。这部随笔集更多具有道德意味，而不是哲学意味，或者伦理学意味，如果说道德观是旨在建立生活准则，而伦理学则旨在分析道德概念、分析对于一个提出诸如建立在上帝或者某种超验理性之上的道德评判之人而言，是否可能存在某种外在的道德观。
加缪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生活？此外，《西西弗的神话》也是一部随笔集、一篇形式完美的草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哲理散文诗，表面上冷峻，实则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加缪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既不是体系化的，也不是反体系化的。他尊重某些学说的创立者，诸如笛卡尔、黑格尔、尼采以及以海德格尔为首、被他恰如其分称作“存在论者”的那些人。然而，尽管对他们表示欣赏，他却并不针对他们的学说展开讨论。至于那些对自然科学之外建立哲学体系的可能性提出质疑的人，诸如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等，他知之甚少，或者完全不了解。在那个时期，已经有人在构思建立一种更为广泛开放的、超越分析性经验主义和体系化理性主义的哲学，但构思这种哲学的卡尔·波普远在新西兰。在直至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著述中，加缪都表达了一种生活的悲剧感，以及对那些正在建立哲学体系之人的强烈不信任。他的个性气质以及他所读过的尼采著作使他对一切传统道德都持怀疑态度。面对缺乏条理的这个世界，他所相信的是在某种可以明确表达的思想上取得微小进展。一个令他激动的问题是：当人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如何在一般情况下以及眼下的黑暗年代里处世？
加缪酝酿这部随笔集已有四年的时间，他仿佛是身不由己地在进行哲学思考。作为作家，他在思考美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想提出一种普世的道德观，而要构想一种个体的道德观则相当困难。加缪所看到的是一个“充斥着矛盾、悖论、焦虑和无奈的难以言表的世界”。从1938年到1941年，他在面对世界、面对历史和自己的生活时体验到了一种荒诞的感受。他的随笔集开篇铿锵有力：“判断人生是否值得经历，就是要对哲学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这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重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无法确定那时的加缪一直被自杀问题吸引着，也没有任何证据资料作出相反的判断。他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深刻而又模糊的荒诞感。这本随笔集不像《局外人》完成得那么快，加缪没有将其写成自传，不过也有意识地避免过于抽象而脱离现实。该书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加缪写道：“由于意识到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我决定与其结为一体。我之所以如此重视作为个体的人，恰好是因为他在我眼中微不足道而且遭受了屈辱。”
1940年到1941年的法国人与法国并非微不足道，但是却遭受了屈辱。“因为知道没有什么胜利的事业，所以我对失败的事业情有独钟：它们要求人用全部的灵魂去体验，无论是对其暂时的失败还是暂时的胜利。”对这部寓意丰富的随笔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阐释，法国的失败与德国的暂时胜利是其中之一，就像同一时期构思的《局外人》一样。“对于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命运休戚与共的人来说，文明的冲突带有某种令人焦虑的东西。我自己体验到了这种焦虑，同时也想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应该在沉思与行动之间作出选择。”加缪在对读者说话：“我告诉您，明天您就会被动员入伍。对于您和我来说，这是一种解放。”他的健康状况拖了他的后腿。然而他没有放弃行动，而是希望和皮埃尔·加兰多等人一道在奥兰采取行动。他在随笔集中宣称：“个人一无所能，然而也无所不能。”此外他还写道：“我站在斗争的一边。”对于那些蔑视人的家伙，加缪提出了也许代价高昂的挑战：“是的，人就是他自身的目的。”1941年，希特勒成了极权征服者的象征，而加缪却写道：“征服者是不会长久的，甚至其学说也不会。”他毫不遮掩自己的看法：“眼下遍布欧洲、让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得安宁的坟墓极其丑恶。”负责审查法国出版业的德军海勒中尉究竟是视而不见、缺乏眼力还是宽大为怀？加缪宣称：“有荒诞感的艺术家并不珍惜自己的创作，如果需要他可以舍弃。事实上有时他的确在舍弃，只要发生类似阿比西尼亚的事件。”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为征服者在欧洲与非洲挺进之时，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当记者维持生活，同时没有放弃自己创作。
凡事普遍化是法国文化的一种倾向。加缪在谈及自己时提到了普遍意义上的人：“人正在面对非理性的事物。”普遍意义上的人并不存在，但是作为个人的加缪却时刻出现在随笔集中：“他能感觉到自己对于幸福和理性的渴望。”加缪认为自己荒诞感的根源“产生于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对抗”。这是一种抒情的、几乎是诗意的说法，缺乏论证，也不比笛卡尔的“我思”更令人信服：如同可以思维一样，我也可以梦想。加缪总是用第三人称“他”代替第一人称“我”：“构成一个人的既有他做的荒唐事，也有他内心的真诚冲动。”他有时候会干出一些荒唐事，但内心的冲动是诚实的。他将大量篇幅用于讨论演员问题，因为他了解这一行当的矛盾性。演员要不断体验各种人生，既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加缪总结说：“一般而言，……演员本身并不是荒诞的人，他们的命运才是荒诞的。”加缪道出了个人的看法：“然而，是否懂得人能够怀着自己的激情生活，是否懂得人能够接受激情的深刻法则，在让心灵破碎的同时又赞美它，这才是全部问题所在。”这段话所谈论的显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加缪自己。在这段话之前，他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提到了逻辑问题，断言“将逻辑坚持到底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意识到：“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具有一种可以超越它的意义，不过我知道我对这样的意义并不了解，眼下也不可能了解。”“眼下”一词让人颇感奇怪。加缪拒绝了上帝，他一面回顾自己的思想，一面试图像钻孔器一样深入弄清自己的感受以及这种挥之不去的荒诞性。在一些传统哲学家和某些作家的著作中，他也发现了荒诞的存在。马尔罗在小说中就经常提到荒诞问题，虽然没有加以发挥，正如萨特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提到荒诞一样。加缪在随笔集中顺带谈到：“一位当代作家所说的‘恶心’也属于荒诞。”这个说法并不见得准确。
加缪思考和写作《西西弗的神话》时年纪在23至27岁之间，那大约是尼采当年构思和撰写其生前唯一完成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当时的标题为《悲剧之人》）的年纪。《西西弗的神话》其实也可以题名为《荒诞之人》。加缪所例举的荒诞之人虽然范围广泛，从唐璜到演员再到作家，但是最直接涉及的还是他本人。创作者、艺术家最受青睐，他不假思索地直接以他们为例，并不考虑他们与荒诞是否具有真正明显的关联。他大张其辞地援引了马尔罗关于论证型作家和激情型作家的观点：“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理小说家，即主题作家的相反类型，巴尔扎克、萨德、梅尔维尔、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都属此列。”加缪强调说：“主题小说、论证型作品中最可恨的，是那些常常依赖于某个自以为是的思想的作品。”写完《局外人》的加缪现在重新明确了自己的美学观和最喜爱的作家。
他将“荒诞的创造”一章的第一节用于讨论哲学和小说。他没有声称自己在研究哲学，至少不完全是。他在随笔集的导言中点明了写作思路：“本书要讨论的是散见于本世纪各时期的一种荒诞感，而不是某种当今尚不为人所知的荒诞哲学本身。”对于写作随笔的加缪而言，荒诞是一个起点，是“对某种纯粹状态下的精神痛苦的描述，目前不掺杂任何形而上学或信仰问题。”加缪从不寻求同时使用哲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权力，因此任何时候都应该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去理解他的著作。他认为萨特笔下人物的处境是荒诞的，动员民众入伍期间张贴的广告也同样荒诞。他不仅在战争中发现了“荒诞的小神灵”，而且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发现了：“有荒诞的婚姻，荒诞的藐视、怨恨、沉默，荒诞的战争与和平。”这些荒诞感是谁的体验呢？加缪在随笔集中没有忽视“荒诞”一词的字面含义：“平时我们说‘这很荒诞’，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不可能的’，但也可以表示‘这是矛盾的’。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手执刀剑去对抗一群机枪手，我会认为他的行为是荒诞的。”当前的时局令他和朋友们都无法理解，从中他看到了“散见于本世纪各时期的一种荒诞感”。这一精神上的疾病，这种内心的和形而上的不自在，从未有人在他之前提到过，更不要说用令人满意的、真正推论的方式加以定义。加缪灵活运用了多种语调进行表述。法语的词汇有时显得贫乏，例如荒诞一词大致包含了两个意思，分别对应于英语里的absurd（荒唐的）和nonsensical（无意义的）。加缪也许是对荒诞性的各种含义作出区分的第一位法语作家，在不同情况下分别强调其中包含的矛盾性、虚假性或不合理性。他的论证简洁、清晰、流畅，试图达到某种清醒的表述，但是并未做到，只是表达出了上述世纪病的一半含义。将自杀（他正确地暗示只有杜尔凯姆等社会学家才讨论过这一问题）看作是哲学唯一严肃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断言是不严肃的。哲学家们讨论得更多的不是荒诞性，而是灵魂、因果关系、归纳法、本质、存在、超验性。接受或是拒绝加缪提出的命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生活是否具有足够的意义，使人不至于自杀？在谈论逻辑的同时，加缪并未真正参照形式逻辑，他思考的是一个人行为方式的内在一致性问题，以及道德观的问题。对于这位随笔作者而言，荒诞感这一间质性的模糊情感，产生于世界的存在与人寻求理性解释的呼唤之间。按照加缪的论述，我们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在看到电话亭里某个人比划手势时、在面对无法避免的神秘的死亡时，都会体验到荒诞感。在世界的非理性与每个思考之人对于明晰解释的渴望之间，可能会存在着矛盾性。
世界本身并不荒诞，说它是黄色的也罢，甘甜的也罢：它只是存在着而已。对于拥有某种处世准则，信仰以基督话语为根据的福音书的人而言，生活与世界是有意义的。加缪的焦虑，来自于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世界没有任何既定的道德观。在逻辑学上，由命题A是B，无法推断出另一个命题C应该是D。从“是什么”无法推断出“应该是什么”。在撰写《存在与虚无》时，萨特曾说从一个直陈式无法推断出一个命令式。而信仰者始终坚信，从“上帝是存在的”这一命题或句子，可以推导出一切道德层面的结论来。在某些逻辑学家看来，“上帝是存在的”既不是一个命题也不是一个有意味的句子。也可以说，从关于世界的总体描述，任何人都无法推导出一个逻辑体系来。纯粹的逻辑学家还会断言，并不存在能由其推导出一切真命题的某个唯一命题。
在加缪看来，科学中（他所了解的主要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即通常所说的人文科学）存在着某些真理，但不是全部的真理。他以笼统的方式宣称物理学在诗歌中已经终结。然而，尽管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性原则，尽管一些物理学家在相对论出现后主张对世界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建构，我们是否就可以声称不能对物理世界作出解释，或者物理世界拒绝了人的理性解释的需要呢？加缪不满于人的理性呼唤被“不断拒绝”，抱怨“意识得不到满足”，提醒不要将前者与放弃理性呼唤混淆，将后者与青春期的不安混淆。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的忧虑是心理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它要求人与世界的完全协调，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当他思考神学问题时，却目睹了无辜儿童的死亡，当他后来投身于新闻业时，又看到了他所摒弃的那些政治家的丑恶。
在试图勾勒出一种道德观的同时，他重新转向了尼采：“重要的并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艺术家是最为加缪所理解的人。他宣称创造者将荒诞性推到了极致，就他而言或许如此，但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如此。他再次提到了自己的形象化哲学，以及他对概念化作家的反对：“表现荒诞的作品要求……一种让具体事物仅仅表示自身意义的艺术。”“艺术品应该自主地存在”，不应该为了被欣赏而要求解释。“在任何情况下，解释和描述都无法穷尽艺术作品的全部内涵。”布拉克曾说过：“应该仅仅满足于发现，而不要去进行解释。在艺术上只有一样东西是有价值的：那个让人无法解释的东西。”创作小说时的加缪就曾经思考什么叫作“局外人”。
通过讨论享乐主义者唐璜、短暂工作中的演员，以及“征服者”一节的少量篇幅和“艺术家”一节的大量篇幅，加缪提出了自己作为作家和人的道德观：“没有哪种命运不是通过藐视困难来战胜自己的。”面对疾病，尽管加缪也有气馁沮丧的时候，但他常常表现出和自己笔下的荒诞主人公一样的英雄气概，对生活中的那些偶然事件报以藐视。荒诞的事物，也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再次隐含地提出了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否合理，这也许是一个从莱布尼茨到海德格尔的欧洲哲学中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着一些事物而不是一无存在？加缪宣称，“在智力的层面上，我可以……说荒诞并不在人身上，也不在世界之中，而在于两者的共存。”他没有点明思路之间的联系，而作出结论说：“少数严密一致的哲学态度之一，就是……反抗。”他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许可的，因为必须拒绝某些罪恶的行径。加缪首先是从人出发来解释人的，他把人以及人的充分发展和幸福看作是目的。荒诞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世界具有的意义是人所赋予的。
加缪这本随笔集的标题受到让·格勒尼耶的影响，后者在《论正统精神》一文中曾经谈到受诸神惩罚的人类：“大家总在谈论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却忽略了该神话的结局，其实那才是关键所在。从未有人提到过西西弗。”加缪从自己关于荒诞的思考中得出三个结论：反抗、自由与激情，由此他将自己认同于西西弗。随笔集的结尾带有文学色彩，是一段怀着希望的呐喊。加缪将人推向一种（对自己生命的）更高忠诚：“否定诸神的存在，并推动巨石。他（既指人，也指西西弗或加缪本人）也认为一切皆好。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在他看来既非贫瘠荒漠，亦非毫无意义。他所推动的这块石头上的每一颗砂粒，眼前这座黑暗山峰上的每一片碎石，都构成了一个世界。推石上山的斗争本身已经足以使人的心灵充实。”应该想象加缪是幸福的——当他完成了一部手稿或者开始构思另一部手稿之时。西西弗的一再推石上山本身就是目的，无需任何辩解的理由，就像写作、创造一样。
《局外人》的主人公也无需为自己进行辩解。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写道：“一个我们可以解释的、即使是用不恰当理由解释的世界，仍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相反，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想与光明的世界，人会感到自己是个外来者。”这就是默尔索的世界。这位加缪塑造的第一位重要主人公无疑是一个有着荒诞感的人，因为他不去寻找自己遭遇之事的意义，不作评论与判断。将文学作品的解释归结于故事情节，最后总是会得出不恰当的解释：包法利夫人？一个不爱自己丈夫的外省女子，后来死了。哈姆雷特？一个深爱自己母亲，却不太喜欢自己叔父和未婚妻的年轻人，后来也死了。至于《局外人》？一个叫默尔索的人得知母亲在马朗戈的养老院去世，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安葬完母亲就到海边跟一个姑娘调情。她要和他结婚，他并不爱她，但是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拒绝。他还同样心不在焉地跟一个房客成了朋友，此人有点大男人做派，粗暴对待他的情妇：一个阿拉伯人的妹妹。在一处海滩上，默尔索因为一点非常偶然荒唐的情况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因此被送上刑事法庭。他对于母亲之死的无动于衷荒唐地被看作是比杀人更重要的指控理由，这件事给法庭庭长和陪审团留下了最坏的印象。被判处死刑的默尔索并不想死，内心希望能得到减刑。他拒绝了监狱神父的帮助，恨不得将其打翻在地。最终他准备赴死，但仍然怀着活下去的愿望。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主要以独白构成，结尾处是一段激昂的表白：“我感到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仿佛这巨大的愤怒清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动人的冷漠敞开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由于小说叙述的不连贯性，默尔索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显得荒诞，但他所处的这个冷漠的、偶然性的世界却并不荒诞。构思默尔索这个人物时，加缪也想到了帕斯卡尔·彼亚。这个朋友与默尔索一样，并不是从高处俯视传统习俗，而是置身于它们的边缘。加缪创作这部小说时曾受到现实生活中各色人等的启发。说到底，默尔索是无法被完全解释清楚的，正如《局外人》的深层含义无法被说清楚一样。我们既不能将这部小说归结为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想要除掉阿拉伯人的企图，也不能将其归结为原籍欧洲的阿尔及尔人对当地气候的不适反应。一部成功的伟大小说能够激发各种意义的阐释，甚至它的创作者也常常无法解释清楚。有时候，对于一部随笔集的阐释也是如此。
在第一次客居巴黎之后，在结束了从巴黎到波尔多、从克莱蒙到里昂的流浪之后，加缪重新回到了阿尔及利亚，再次患上了肺结核病。他开始构思一部表现范围比《局外人》广阔的小说、一部纪事体的作品，他将在其中描写一群面对荒诞世界的反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