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在报社时每天工作8小时，每星期工作6天。眼下失业的他有了时间来写作自己关于荒诞的随笔，润色一个已经完成的剧本，同时创作一部小说。
做记者的时候，他曾在信中对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说：“写作……总是没完没了，我刚完成了《卡利古拉》，可我觉得还应该写得更好，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我还得再做修改。星期六我要搬回母亲家住，重新开始我的小说创作，这一切都要花费很多时间。”他还认真考虑到了自己的私生活，在致克里丝蒂安娜的同一封信中说：“（之所以搬回母亲家住）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承认的原因，那就是我害怕再见到F．（弗朗西娜）。我想见到她，但是不愿再与她有任何瓜葛，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也许应该让所有这些都成为过去。我需要精神上的自由，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自由，来完成我的作品。”1939年8月，在两个女人之间徘徊不定的加缪主动提出与克里丝蒂安娜以及团队剧社的几名成员，包括P·A·埃默里和路易·米盖尔，一同乘坐拖网渔船前往希腊旅行。对于疲惫不堪的加缪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完成自己的作品：“我无法让自己的心思离开《卡利古拉》，它无论如何必须成功。它和我正在创作的小说，以及关于荒诞的随笔一道，构成了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现在我敢于将其称作‘我的作品’了。”此时的加缪还不满27岁。“这是个困难而不易取得成功的阶段，它将决定我今后全部创作的面貌。”文学、哲学和道德的三步曲——加缪寻求的更多是一种生活的表达方式，而非某种思想体系——在他的头脑中日渐清晰，并被付诸笔端。他有能力最终完成吗？“面对眼前的工作，我感到自己苦恼而笨拙。不过我会坚持下去，我相信（关于荒诞的书）会写出一种独特之美。”这种为随笔下定义的方式很有趣：首先是美，而不是真。两年来加缪一直在写创作笔记。1939年9月至11月，因为生活拮据他搬到了母亲家中，在那里勤奋写作了三个月。此时的他孤单而平静，然而报社却倒闭了，他险些丢失了自己“那本书”的创作笔记，他既担心失去那个本子，又害怕重新找回，因为那里面有他决定以文学之火净化心灵之前不久写下的随笔集的部分内容：“很久以前（两到三年前），我曾以为自己有权利像所有人一样，享受一种普通人的幸福。”这里所指的是弗朗西娜·弗尔。“那个时期我把一切都搞糟了。直到前不久，心灵正直而为我所喜爱的弗朗西娜给我打了电话。我同意尝试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要说我同意这么做毫无遗憾，那我是在撒谎，弗朗西娜也清楚。事实上我失去了许多快乐、许多朋友，但我还是尽力接受这么做了。”
军队拒绝了他的入伍申请，这件事还在令他痛苦。“我曾想，如果在防空洞或前线，我毕竟还可以孤独而自由地去蔑视世界，可他们连这种肮脏的慰藉都拒绝给我。至少在今天，我仍然想要在这一片废墟之中，尝试去维护那些对我来说仍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青春和友情。”他曾经想申请一份“国外的工作，或是如有可能最好是在奥兰的工作。”
在那些他所看重的人当中，有一位伊冯娜·杜凯拉尔，父母是法国尼姆人，加缪于1939年10月与她相识。来自法国的杜凯拉尔在阿尔及尔大学注册攻读高等学习文凭，她的朋友吕赛特·莫莱在一家露天咖啡座将阿尔贝介绍给她。她常去“真财富”书店和夏洛的书店，参加团队剧社的会议，加缪还介绍她读舍斯托夫的书。伊冯娜在女子高中做了六个月的哲学代课教师。她喜欢加缪那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感、他的亲切、他的友情、他那种以轻浮的语调表达自己深刻思想的方式、那种近乎玩世不恭的反讽，尤其喜欢他讲话时非常专注的眼神，“仿佛灵魂浮现其中”，让伊冯娜怎能不爱他？那段时间，他住在一栋名为“两个奇迹”的孤零零的小屋里，离非洲圣母大教堂不远。与布朗什、吕赛特和克里丝蒂安娜一样，伊冯娜也知道加缪已经与弗朗西娜·弗尔订婚。住在奥兰的弗朗西娜在1938年至1939年那段时间里正在考虑——而且向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吐露了这一点——她是否应该屈服于加缪的殷勤。到1939年秋天，屈服变成了事实，而加缪与吕赛特、伊冯娜等人，几乎或根本就没有断绝过来往。
他在奥兰度过了1940年的前三个月，面对诸多爱人、各类激情、不同的城市和女友，他感觉自己被撕裂了。在《婚礼集》中，他对自己的天性和混乱的生活进行了理论归纳：“做人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做一个纯洁的人就更难。”他呼吁得到无限度的爱的权利，无论就心灵还是肉体而言。在撰写有关荒诞的随笔集时，他不仅仅探讨了反抗与自由、意识、死亡、自杀、自己曾经做过的演员；不仅仅探讨了断言“情人、演员、冒险家其实与贞洁者、公务员和共和国总统一样都在上演荒诞”的那个征服者；他不仅仅思考了哲学与长篇小说的关系，以及卡夫卡和西西弗；他还就唐璜这个人物作出了总结，不过完全不涉及对女性唐璜的讨论，尽管在他周围不乏这样的人物。他笔下的唐璜不是加缪，但也是加缪。这位随笔作家注意到：“如果光是去爱就已足够，那事情就太简单了。事实上越是去爱，荒诞就越是坚固。”他是否由此推断出爱情，至少是激情，会趋向于消失；或者激情会转化为亲密感情呢？“唐璜并非因为缺少爱情而不断寻求女人。”与他笔下的唐璜一样，加缪也只是一个“寻找完美爱情幻象的人，不过这样很好，因为他总是以同样的激情来爱那些女人，每一次都是全身心投入；因为他必须不断重复这一天赋和这种深刻体验。”那些美丽多情的女友们对她们与加缪之间关系的持久性也并不抱有幻想。
弗朗西娜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善解人意、坚忍、有耐心、正直。加缪在随笔集中还写道：“由于以上原因，每个女人都希望带给他（唐璜）任何人都未曾给予过他的东西，而每一次都大谬不然，她们只是让他感到需要这种不断的重复。”而且，随笔集在“唐璜主义”一章的第一段末，写下了这么一个画龙点睛的精彩句子：“为什么要爱得少才能爱得深？”在勾勒唐璜这个荒诞人物的文学画像的同时，加缪也将自己的个性描绘、暴露出来：“对于那些热情、陶醉的脸庞，他总是一瞥而过，将其储存在记忆中，不作停留地继续向前。时间的脚步与他同行，荒诞的人就是与时间相伴随的人。唐璜并不想‘收集’女人，他只是在尽可能多地阅历女人，并与她们一道穷尽自己生命的种种机遇。‘收集’意味着依靠往昔生活却拒不承认其遗憾，而遗憾乃是希望的另外一种形式。唐璜是不会去回顾那些女人的画像的。”毫无疑问，加缪在故意混淆“我们”、“我”、“他”这三种人称代词。如何定义爱情？学院式和概括性的回答是：“按照书籍和传说告诉我们的某种集体性看待方式，我们把那种将我们与某些人联系到一起的东西称作爱情。”加缪个人的回答则是：“然而，我所知道的爱情乃是欲望、柔情与智力的混合体，是把我与某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复合体。这一混合体的构成因人而异，我无权用同一名称来涵盖所有的经历，这意味着不应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它们。”
从不知足的唐璜试图为自己对女人的厌倦作出解释：“他离开某个女人，并不一定是因为对她不再有欲望（一个漂亮女人总是令人向往的），而是因为他对另外一个女人产生了欲望，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永别了，布朗什！再见了，克里丝蒂安娜！他既非圣人、理想主义者，亦非意志薄弱者或不道德之人，再说什么又是道德呢？加缪同意唐璜身上有利己主义，但是并不强调唐璜与上帝的关系。唐璜和他一样，否认上帝的存在：“我很乐意去相信传说中虚张声势的好汉，相信心智健全之人在向一个不存在的神灵挑衅时发出的狂笑。”享乐与禁欲是“同一种精神贫乏的两副面孔”。加缪想象着在西班牙修道院的某个斗室里结束一生的唐璜，同时也把自己当作了唐璜，这一想象使他不得安宁。后来，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谈论征服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未曾吐露的话比说出的话更能表达一个人，我将有很多不会吐露的话。”现在加缪已经懂得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加以改头换面，这在纸上要比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容易。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弗朗西娜既令人满意也令人遗憾，她代表了某种可能的未来、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缪疯狂地烧毁了从前的信件，仿佛要将过去销毁一般。
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弗尔很专横，像阿拉伯的兄长一样不许外人碰她的妹妹。她喜欢支配别人，既关心弗朗西娜，又对她进行控制。自从弗朗西娜认识了加缪，弗尔一家人就试图阻止这段纯朴温柔的爱情。
“我想我会嫁给阿尔贝·加缪。”弗朗西娜说。
“阿尔贝·加缪是什么人？”
弗朗西娜解释说，他没有钱，没有职业，患有肺结核，即将离婚，出于对自由的爱好，不希望再次结婚。一个穷光蛋，一个病秧子，一个没有职业、朝三暮四的人？他曾当过记者，现在不是了。一个作家！谁能靠写书活命？真是找了个好对象！所有这些介绍都不会讨一位母亲的欢心。弗朗西娜拿出一张加缪的照片。
“他长得像个小猴子。”克里丝蒂安娜说。
“是最像人类的猴子。”弗朗西娜反驳道。
她并不总是与加缪一起生活，但是却始终存在于他的生活中。他欣赏这位既优雅又严肃的伴侣的优点，有时甚至是她的缺点。弗朗西娜曾经爱过的男人都身体欠佳，例如诉讼代理人的儿子，一名学法律的大学生，而加缪的健康状况也一直不好。弗朗西娜曾经幼稚地钟情于自己的舅父董东·夏尔雷，一个装着木头假腿、喜欢运动的色鬼，此外她还喜欢过两个比她年长的男人，一个是河流森林管理处的处长，另一个是小学督学。她曾是基础数学班中少有的女孩子之一，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她会弹钢琴，曾和夏普隆姨妈一道在奥兰女子高中礼堂引人注目地举行过钢琴演奏会。比她年长一岁的加缪和她在一起时，表现得像家长般既严厉又慈爱。
弗尔一家不属于奥兰那些显赫富有的大家族，诸如从事印刷业的海因茨家、从事烟草业的巴斯多斯家、经常招待宾客的桑托西尔德侯爵夫人家族，以及地主圣·皮埃尔家族。
“唉，瞧人家圣·皮埃尔和米克隆那两家人。”弗朗西娜的母亲费尔南德·弗尔低声抱怨道。
姓弗尔的家族成员们很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团结紧密的大家庭，其坚不可摧的核心是这位母亲及其女儿们——克里丝蒂安娜、苏茜以及最小的弗朗西娜。这一大家人在奥兰的阿尔泽街租了几套彼此相邻的公寓：费尔南德和女儿们住在65号，让娜姨妈住63号，夏普隆姨妈一家住61号。穿过露台，63号和65号彼此相连。阿尔泽街往东延伸是突尼斯大街，往西是朱阿夫第二团大道，这条街与阿尔及尔的米什莱街有些相似，但要更窄一些。加缪一家人对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记忆很早就模糊了，但弗尔家则不同，这个家族的成员至今仍然会谈起外祖母克拉拉·图布尔，一个信仰柏柏尔教的犹太人，或者说信仰犹太教的柏柏尔人。她一生困苦，到晚年变得沮丧消沉：儿子于1917年成了残废，丈夫则因癌症早早过世。一家人同样也还记得祖父，他曾经在奥兰港口做事，修建过阿尔泽街的拱廊，如今我们在石板上还可以看到“弗尔父子承建”的字样。这条街67号大门右侧的一块牌子上刻有：“阿尔及利亚建筑企业‘奥兰女士公司’所属房产，1907年，编号11。”65号的门边上也有同样的牌子。
费尔南德的丈夫是朱阿夫兵团的中尉，与阿尔贝·加缪的父亲一样死于1914年9月的马恩河战役。弗朗西娜是遗腹女，于同年12月出生。战争期间，费尔南德曾发誓如果她的兄弟能免遭杀戮，她就皈依天主教。三个女儿接受洗礼的时间则比较晚，按照规矩，她们参加了初领圣体仪式。苏茜是最不信教的，弗朗西娜也不信教，但是出于唯美趣味，这位爱好音乐的姑娘几乎总是去参加子夜弥撒。姐妹几个曾经去法国参观过凡尔赛、巴黎和法兰西中心地带的利尼翁河畔的尚蓬，她们在那里生了病，在一位亲戚厄特利太太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弗尔中尉的遗孀早年读到高一就辍了学，丈夫死后，她拿到了大学文凭。为了抚养三个女儿，她曾经做过制帽女工和土地信贷银行的雇员，还卖过瓷器，后来进入邮电部门从话务员做到电力监督员，最终进入了管理层。费尔南德·弗尔不仅工作，而且料理家务、做饭刷碗、洗衣熨衣、擦拭家里的铜器。她读塞维涅夫人、科莱特、契诃夫的书，还有像《讲座》这样的传统杂志。她不明白卢梭如何能写出《爱弥儿》却又抛弃自己的子女。她尊敬那些佩戴荣誉勋章的人，管理着祥和的家庭并统治着好客的一家子人。她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尽管关心她们一家人的姐夫路易·夏普隆——孩子们的姨父、表姊妹玛内特和尼科尔的父亲——因为自己在战争中苟活下来而内疚，在经济上资助她们母女。在骨肉亲情的关系中，费尔南德拥有令人生畏的权威。
这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大女儿对弗朗西娜不仅仅是一般地爱，而且是疼爱有加。作为国家负担的战争遗孤，姐妹三人都投身于教育，克里丝蒂安娜和苏茜读文科，曾经时常去巴黎的费奈龙高中。克里丝蒂安娜考取了塞弗尔高等师范学校，眼下在奥兰女子高中教书。弗朗西娜则获得了阿尔及尔大学的数学文凭。母亲和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对她的未来感到忧虑，她们关注着弗朗西娜和阿尔贝之间时断时续的关系。费尔南德同意弗朗西娜留在阿尔及尔继续学业。
1940年初，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又居无定所的加缪经常往返于阿尔及尔和奥兰之间，最后在奥兰安顿下来。能让他定下心来的，只有他的作品。他作出了让步，承诺与弗朗西娜结婚，不过没有保证忠实于她。如同重视荣誉的西班牙贵族一样，这一承诺对他产生了约束。他热爱友谊和爱情，就像热爱生活本身一样。在给吕赛特·莫莱的信中他写道：“那些在我眼中对生活充满激情并渴望幸福的人总是吸引着我。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女性朋友要多于男性朋友。”很少有男人能对女性怀抱真正的友谊：“总是存在着某种暧昧——某种双重游戏——，某种从一开始就让感情走了样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由于很少有男人能看清自己的欲望，即懂得进退有度。”
加缪需要有人陪伴，需要女性的友谊、爱情，也需要孤独。与令人心动的姑娘保持纯粹的友谊是很不容易的。克里丝蒂安娜、吕赛特和伊冯娜从未想过或者说过要嫁给他，故而他能自由自在地与她们相处。她们都知道他已经向人许了诺——或者不如说自己跟自己许了诺，他也从不向她们掩饰弗朗西娜对于他的重要性。这些年轻女子，即使生活经验不多，也能在加缪身上清楚地感受到唐璜的影子，感受到一个天生的诱惑者。他依恋着伊冯娜，而她与自己似乎存在着距离，形同陌生人。1月5号他从奥兰写信给她：“我的小姑娘，你没有太多跟我谈到你自己，但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面容是否依然如洋地黄般明媚。我离开阿尔及尔可能不是那么自然，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不妨碍我如今想起你时，感到自己身上有某种清新的朝气。也许，如果我们懂得多一些耐心的话，我们还会有共同的时光分享，还会有更加快乐的日子。我不仅祝愿而且渴望这一天的到来。当所有的污浊与晦暗成为过去，我想我会看得更加清楚。我不太了解在阿尔及尔时的自己，相反我却完全记得那个曾懂得与你共同生活的加缪。瞧我说得颠三倒四、词不达意，其实要说也很简单：我对生命中有你的存在感到幸福。再补充一点，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既踏实又放松。给我写信，伊冯娜——如果可能的话稍微写长点。我不经常写信，写得也不多，但是我希望你信任我，并渴望能将你拥抱在怀。”
加缪在奥兰与其说是定居不如说是暂住，他希望在阿尔及尔重新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眼下他帮人补习哲学和法语，并称“……幸亏有了这些工作”。借助弗尔姐妹以及她们的表姐妹夏普隆等几位奥兰女友的帮助，并通过玛格丽特、让娜、吕赛特和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他在奥兰结识了不少人，尤其喜欢克里丝蒂安娜粗鲁的兄弟皮埃尔，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知识分子截然相反。
和彼亚一样，加缪与一些被监禁的同志保持着联系。前共产党员A·斯马伊里是彼亚经常想到的四五个党员之一，在阿尔及尔民事监狱里的编号为6614。在彼亚回法国之前，他曾给其写信，提到彼亚和加缪“曾以非凡的勇气关心我们穆斯林兄弟的苦难”，而像他们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对于您即将离开我们国家的决定我感到惋惜，我将会像您建议的那样，通过加缪与您继续保持联系。”斯马伊里还感谢彼亚寄给他一笔汇款。
加缪开始逐渐了解奥兰，此前他常来这里却从未久留过。尽管遇到种种困难，他仍然欣赏这座有时在他眼里“十分美妙”的城市。“它既丰富多彩又粗鲁，我想我是可以在这儿生活几个月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中，奥兰是欧洲人比例最高的：9万法国人，4万其他“祖籍”的欧洲人，还有3万主要生活在“黑人村”城区的穆斯林“土著”。奥兰有很多西班牙移民，受到热情接待的共和派避难者还在不断到来。
奥兰有着朴实无华的美：往西可以看到阿伊度尔陡峭光秃的山峦，被古旧的西班牙圣克鲁兹要塞所环绕，让·格勒尼耶曾经为这座要塞写过一篇随笔。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分别拥有各自的街区。尽管加缪经常说这座城市丑陋，但是其出色的房屋建筑，尤其是市中心弗尔家族居住的一带，显得比阿尔及尔更具赏心悦目的欧洲风格。通向海边的猎人大道、于勒-米什莱街和爱弥尔-鲁贝街两旁，那些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大楼房见证了西班牙建筑师的殖民艺术风格和意大利工匠的高超技艺，偶尔会让人感觉自己身处巴塞罗那或者尼斯。阿尔及尔完全面朝地中海，奥兰的大街小巷则背朝大海，通向高处的圣·欧仁、利奥泰和埃克米勒三个街区。整座城市与大海之间像是被峭壁、码头、船坞和防波堤分隔开来。像阿尔及尔一样，奥兰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也很方便。阿尔泽街的小咖啡馆气氛轻松愉快，加缪到“让诺酒吧”品尝煎肝串，也常去光顾“大陆餐馆”或是“阿尔萨斯啤酒馆”。在加缪看来，奥兰有一个无可救药的缺陷：它离阿尔及尔有一天或一夜的火车车程。在与弗朗西娜交往、给人上补习课、求职和写作随笔之余，他还有闲暇以善意兼讽刺的眼光观察奥兰。他将市区与郊外区别看待：“在奥兰地区的这些海滩，夏日的每一个清晨都如同创世之初一般。”也有让这位作家觉得开心好玩的去处：“奥兰是座荒唐的城市，鞋店陈列着丑陋扭曲的石膏脚模，橱窗里既摆着愚弄人的物品，旁边又摆着三色钱包。在这里还能找到一些奇特的咖啡馆，柜台布满污垢，上面粘着苍蝇腿和苍蝇翅膀，侍者端上来的杯子都是有缺口的。这是一个幸福国度里的幸福咖啡馆，小杯咖啡卖12个苏，大杯18个苏。”加缪带着柔情写道：“这座城市既无与伦比又平易近人，来来往往的姑娘们长得虽不完美却令人心动，她们的脸上不施粉黛，不会表达情感，不会假装娇嗔，一有心思诡念便会暴露无遗。”
加缪不喜欢“殖民者之家”，那是一座自命不凡的建筑物，混杂了埃及、拜占庭和黑人风格的装饰图案，是为表现殖民帝国的荣耀而修建的。眼下失业的加缪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闲逛，他取笑那些头上抹着发膏、被当地人叫作“克拉克”（盖博）的奥兰年轻人，以及身段婀娜多姿、被叫作“黛德丽”（迪特里希）女孩子。他喜欢沿着环绕“新城堡”的池塘散步，池塘通向西班牙人修建的加莱老城，那里有石头砌的门和喷泉。老城的街道上传来收音机的喧闹：巴伦西亚语成为这里大都很热情但是喜欢吵嚷的奥兰人使用的第二大欧洲语言。
步行可以爬上“种植园主”松树林。奥兰尚存有几幢加缪能够辨认出的高贵建筑，比如那座犹太教堂，是全阿尔及利亚最美的。不过他尤其喜欢这里的郊外，没有阿尔及尔的那么柔和，更具有非洲的特色。八公里外的开阔处，是拥有深水锚地、景色极美的梅尔斯·埃勒-凯比尔海湾。从那儿再往前，在布伊斯维尔和特鲁维尔的边界处，弗尔家的祖父曾种下了一片松树，如今夏普隆一家在那里拥有一栋小房子，加缪经常到那儿去。再往前看，依次便是阿因纳·埃勒-土尔克、法尔孔海角和豪华的“安达卢西亚女人海滩”。
对于奥兰这座城市，加缪时而感动，时而恼火：“你在这里有时会突然感到某种烦恼。”他讥讽这里的文化生活：电影院上映《宾虚》比《战舰波将金号》更受欢迎，人们观看最多的是卡尔桑蒂剧团的巡回演出。奥兰人缺乏文化修养，这一点尽人皆知，乃至让人不敢相信。佩雷兹大百货商店楼上有一家很出色的马奈斯书店，费尔南德·弗尔买书则常去邮政总局旁边的夏佐书店。当地流传着一则经典笑话：
“请找一下维尔哈伦（Verhaeren）的书。”一位顾客道。
女店员答：
“维拉皇后（Véra Reine）？是查V字部还是R字部？”
与阿尔及尔不同，奥兰拥有像西班牙城市一样的夜生活。阿尔泽街的拱廊下，人流直到午夜一直络绎不绝。在奥兰人看来，9点钟就上床睡觉的阿尔及尔人活得过于死板，加缪则批评奥兰的外省习气，并为阿尔及尔的活力辩护。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构成了民俗的一部分。每当加缪为阿尔及尔辩护时，一些奥兰人就会认为他自命不凡。在一个真正的奥兰人眼里，所有的阿尔及尔人都是自命不凡的。阿尔及尔人和奥兰人之间的调侃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谈到体育的时候。还记得上次阿尔及尔俱乐部队来跟我们奥兰队踢吗？被我们灌了四个球，太惨了，我们已经脚下留情了，只怪你们球队里有很多娘娘腔的家伙。在奥兰土话里，法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的混杂程度比阿尔及尔方言更甚。加缪对这种土话应付自如。
他最喜欢的伙伴皮埃尔·加兰多跟他一起闲逛、喝酒，他们在旧港区那些小饭馆里品尝辣汁沙丁鱼和蜗牛，海报上有了拳击比赛的预告就跑去观看。参赛的都是些三流拳击手，其中有一个出手凶猛的博拉贝斯人、一个壮实的穆阿斯凯尔人，还有一个不屈不挠很难对付的奥兰人。在这个犹太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和宗主国法国人混居却互不来往的部落社会里，“皮埃尔率领的一帮人”包括了本苏桑兄弟——拉乌尔和人称卢卢的埃利-埃德加、卡尔桑蒂兄弟、图比亚那兄弟、贝拉米克、杰尼和雅克·维兰，以及西班牙难民胡利奥·达维拉和曼纽埃尔·瓦斯凯兹。瓦斯凯兹有好几个月都住在弗尔家里。
去布伊斯维尔的一次游逛给加缪留下深刻印象，并为他正在创作的小说提供了一个重要而神秘的场景。原先在《幸福的死亡》里塑造得不够扎实麦尔索现在变成了《局外人》中坚定果断的默尔索。海滨远离市区，需要骑自行车或者开车才能到达。与妻弟合伙做谷物生意的加兰多驾驶一辆10马力的蓝黑色敞篷车，避震式发动机带有消除噪音的固定装置，车尾画有一只天鹅，象征安静与柔韧。一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加兰多帮”的成员带着各自的妻子和未婚妻共十来个人来到了布伊斯维尔的海滩。男人们踢一个可充气的米其林足球玩，然后下海泡澡，然后再踢足球。没跟大伙儿一起踢球的拉乌尔·本苏桑情绪激动地跑来叫他的兄弟，卢卢立刻跟了过去。原来拉乌尔与两个阿拉伯人在海滩上发生了争吵。对方冲他吐口水，这对一个奥兰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冒犯！必须立刻挽回面子。奥兰人都是暴脾气，这兄弟俩早已习惯于用拳头说话。他们准备打上一架。拉乌尔用阿拉伯语对那个土著说：想干什么，你神经有病啊？在星期天上午大家都喜欢来的海滩上，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情况。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不会一起在海里泡澡，他们中即使与“加兰多帮”成员一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分属不同的世界，尽管这帮人中的男人和某些女孩曾经在人民阵线时代唱着《国际歌》游行过。埃德加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曾参加过“苏联之友”的集会。
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只要“跟我找碴儿”，就把他揍回娘胎去。拉乌尔告诉卢卢他要揍扁一个阿拉伯人，左边的那个归我，你负责另一个。拉乌尔很会打架，所以把那个小个子留给了兄弟。埃德加慢慢靠近哥哥指派给他的那个人，照着耳朵上方就是一拳，将他打倒在地。他们是在海边，伤者倒在了水里。这时拉乌尔和另外一个扭打在一起，他一拳打在对方头部，占据了上风，接着扑向倒地的阿拉伯人，开始掐他的脖子。突然间，皮埃尔·加兰多在远处叫道：当心，他带着刀！可是已经来不及，拉乌尔挨了两刀，右嘴角和胳膊上各一刀。拉乌尔向后一闪，身上开始流血。周围正在野餐的一些家庭顿时一片恐慌。持刀的阿拉伯人帮助摇摇晃晃的同伴重新站起来。本苏桑家的一个表兄亨利·库比抓住一杆收起的太阳伞，在头顶挥舞着助阵。两个阿拉伯人走远了，大家围住拉乌尔，找出包扎敷料和酒精。乔治·古根海姆医生给拉乌尔的嘴唇和胳膊做了缝合。拉乌尔气急败坏，想再去找那两个阿拉伯人。
下午，大家聚集到一个“别墅”吃午饭，那其实是海边一处从未拆除的木屋。拉乌尔情绪激动，心中怀恨，对于他来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还没有揍扁那个阿拉伯人，这回他要宰了他。“我要朝他开枪，把他当作一堆屎射击。”吃罢午餐，拉乌尔和皮埃尔·加兰多便离开去找那两个阿拉伯人。这群伙伴平时身上不带武器，但木屋里放有一把6.35口径带弹夹的自动小手枪，因为女人们偶尔会单独在这里过夜。拉乌尔给手枪装上子弹，皮埃尔把枪又夺了过去，因为看到他太紧张了。如果他们再找到阿拉伯人，拉乌尔只能一对一地打，不可能一人对付两个。如果事情不妙，阿拉伯人又亮出刀子，或者他们人数更多，皮埃尔就会用手枪来吓退他们。海滩中间，有一些礁石穿过，一直延伸到海里。这时的天气很热。在一块礁石背后，他们发现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一个正在吹拉依塔，一种简单的笛子。“是男人的就过来。”阿拉伯人站起身跑了，手枪一声未响。兄弟俩回到木屋，给海滩上又留下一片骚乱。
拉乌尔受了伤，警察闻讯赶来作了笔录。将近四、五点钟的时候，他们逮捕了那两个阿拉伯人。身材强壮的那一个可能会留下犯罪记录，他被铐了两副镣铐，一副将双手铐在背后，另一副铐在腿上。拉乌尔没有控告阿拉伯人，他们只会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而不是伤害罪被起诉。这只是场斗殴，打架的人并非流氓，而是因为天气太热，他们身上又有西班牙人和科西嘉人的血液，喜欢搏斗、拳击、摔跤，喜欢在户外生活。本苏桑两兄弟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名为“协和”的健身俱乐部，犹太人、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在那里其实经常接触。真的，这只是一场斗殴，仅此而已。最终，皮埃尔避免了事态的恶化。
这件事加缪听过好几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刻他正在构思一部小说，这一事件后来在小说中的结局是这样的：“阿拉伯人走得很慢，但离我们已经近得多了。我们没有改换步伐，但莱蒙说了：‘如果要打架，你，马松，你对付第二个。我嘛，我来收拾我那个家伙。你，默尔索，如果再来一个，就是你的。’我说：‘好。’马松把手放进口袋。我觉得晒的发热的沙子现在都烧红了。我们迈着均匀的步子冲阿拉伯人走去。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当距离只有几步远的时候，阿拉伯人站住了。马松和我，我们放慢了脚步。莱蒙直奔他那个家伙。我没听清楚他跟他说了句什么，只见那人摆出一副不买账的样子。莱蒙上去就是一拳，同时招呼一声马松。马松冲向给他指定的那一个，奋力砸了两拳，把那人打进水里，脸朝下，好几秒钟没有动，头周围咕噜咕噜冒上一片水泡，随即破了。这时，莱蒙也在打，那个阿拉伯人满脸是血。莱蒙转身对我说：‘看着他的手要掏什么。’我朝他喊：‘小心，他有刀！’可是，莱蒙的胳膊已给划开了，嘴上也挨了一刀。”
“作家笔下的人物总是他自己欲望的体现。”默尔索性格单纯，有好几个原型的影子，莱蒙也是如此。
加缪变得烦躁起来，奥兰越来越使他感到压抑。他无法在特鲁维尔定居，而且总是缺钱，曾经托人在阿尔及尔卖过自己的一部分书。他寄予希望的稳定工作都未能得到。他打听了团队剧社的近况，因为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阿尔及尔的伙伴们又聚集在了一起。他曾经寄出了一份手稿，里面有他根据皮埃尔·德·拉里韦的《精神集》改编的一个剧本。现在他想将这出剧搬上舞台，但是却记不清剧本了，只能先考虑一下舞台排练的问题。拉乌尔·本苏桑不久会去阿尔及尔，可以帮他带回那份手稿。阿尔贝寄希望于与自己保持通信的那些朋友，但愿他们别忘了自己！可他偏不走运，另一个姓加缪的先生从邮局取走了朋友们的来信。1月30日他去了一趟阿尔及尔。没有彼亚的消息，一连几天他待在房间里抽闷烟，那滋味真不好受。加缪对自己的这种情绪感到沮丧，他不喜欢“怨天尤人”，但他的确陷入了困境。他还要依靠弗尔一家和朋友们接济到什么时候？此前不久，他还曾经有过一份稳定的工资，经常往返于阿尔及尔和奥兰之间。
2月13号，住在母亲处的加缪用“文艺复兴酒馆”的信笺给彼亚写信：“到昨天为止，我一直没有您离去后的消息。”他知道彼亚现在每月“阔气地领取3500法郎薪水”。没有朋友的帮助，彼亚一家是不可能重返巴黎的。加缪提议由自己在劳资调解委员们那里保护彼亚和自己的版权：“您千万不要不当回事，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阿尔及尔共和报》和《共和晚报》的董事）以为任意胡来是被大家都接受的美德。况且，我们的行动与维护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为即使您用这笔钱去买一头星期天散步用的母象，也比被别人拿去筹办另外一份有毒的报纸要强。我本人将很乐意参加这一维护公共卫生的行动。”
报社向加缪支付了12月和1月头十天的欠薪。他给帕斯卡尔写信：“我身无分文，无法去巴黎与你重聚。安德鲁（印刷商）为我的版面设计和两天的工作支付了一千法郎，眼下我就靠这笔钱生活，但钱花得太快了。另一方面，有人通过安德鲁建议我负责总督府的刊物，我让人回答说就算薪水优厚，我也没兴趣去做婊子的工作。”加缪承认他想念彼亚：“虽然我知道您在巴黎并为您感到高兴，但对我个人而言这却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里缺少朋友，我感到有些孤单。我当初可能向您表达得很糟糕，实际上与您分别我深感难过。我们曾经一起捍卫那些有价值的事物，这已足以成为我的遗憾和友情的理由，何况您知道我对您所怀有的敬意与感激。”六天后，加缪再次给彼亚写信：“我已决定离开阿尔及尔前往巴黎。在这里我一无所获。本周末，我将离开阿尔及尔先去奥兰，有人在那儿为我找了份给私人上哲学课的活儿干。我会在那里期待着接到您的电报。……去巴黎的盘缠我总会筹到的，只要知道我在那里能够谋生。至于弗朗西娜·弗尔，她和我一样认为我应该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生活，而且我想她可能也会到巴黎与我会合的。”
加缪在劳资调解委员们那里的抗争没有成功，他在奥兰给帕斯卡尔写信说：“这一结果虽然糟糕却在意料之中。《阿尔及尔共和报》强调了不可抗拒力的因素：加缪先生是因为撰写‘失去理智的’文章而被总督府强迫辞职的，那些文章具有‘危害国家利益’的性质。劳资调解委员会的那帮顾问在说这番话时急得脸都白了。”《阿尔及尔共和报》复刊了，“现在上面谈论的是‘法国人与穆斯林在战火中得到巩固的友谊，在今年9月最纯洁的爱国主义高潮中被再次唤醒。’《阿尔及利亚快讯报》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民众观念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后来，《阿尔及尔共和报》完全落入了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加缪现在不喜欢奥兰：“这里一点儿都不好玩，我感到有些窒息，等待着机会离开。我已经提出去国外工作的申请，随时准备出发，哪怕是去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彼亚是否在考虑办一份日报？他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加缪读过《光明报》并感到好笑：“我希望巴耶少看点儿1789年那些巨人的书，格诺少一些对教士的仇恨，倘若没有这些雅各宾风格的陈词滥调，《光明报》会好得多。”
加缪需要集中精力以便写好自己的作品。他需要孤独。如果去了巴黎，摆脱了身边的众多美女，他将会找到孤独。忠实的彼亚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加缪的启程导致了“一出热闹的家庭悲剧”，弗朗西娜的母亲眼泪汪汪地责怪他的离开，责怪他没有带给弗朗西娜幸福，责怪他自私——加缪说这的确是事实。弗朗西娜留在奥兰任教，但说好了会在学年结束时去与阿尔贝重聚。临行之前，加缪郑重地承诺要娶她为妻。费尔南德和克里丝蒂安娜·弗尔一直在让他明白这是允许他和弗朗西娜交往的前提。弗朗西娜已经是成年人了，但在这个家庭里，即使成年也要听从长者的意见。1940年3月14日星期四，加缪离开了阿尔及尔。
前往巴黎的旅程“令人疲惫不堪”。他在船上吃得很少，几乎没有喝任何东西，也没有睡过觉。加缪失业了三个月。他喜欢先后退一步，喜欢实践为了创造性工作而必不可少的苦行观念。在《婚礼集》中他曾经歌颂过狂热，歌颂过正当地纵情于声色，但眼下他并不愿成为这种狂热与放纵的奴隶。他在笔记中写道：
因此绝对有必要经受某些考验，譬如禁欲和严格地对待自我。在开始任何理论构想之前，必须针对眼前的享乐，在各种意义上实行一个月的禁欲。
性的贞节。
思想的贞节——禁止欲望走入歧途，禁止思想分散。
只能专注一个恒定的思考题目，拒绝其它的念头。
只能从事一项每天时间固定的、持续不断的、毫不懈怠的工作，如此等等（此外还有精神上的禁欲）。
在阿尔及尔和在奥兰一样，要做到禁欲殊为不易。那些女孩子们对他投怀送抱，令他难以抗拒，实际上他经常——说偶尔也行——希望如此。尽管下了决心，但爱情仍然像习惯一样难以戒除。弗朗西娜既相信又不相信能将他带入正途，至少是一条不那么拥挤的小路。
关于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加缪琢磨了好几个标题：《幸福的人》、《羞耻》、《自由的人》、《与众相同的人》，还有《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