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感到迷惘的加缪在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中写道：“我不太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不知道是否需要休假一段时间。如果休假的话，我想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自己的事，待在一个我喜欢的地方有规律地工作。但眼下我觉得自己还无法作这个打算。我收到了完全打印好的《卡利古拉》，校稿时发现还应该再作修改，这一切要做起来很难。我还要改编《人类的命运》、继续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我没有精力来完成这一切。再说，面对当前可恶的战争威胁，怎么可能安下心来工作呢？”
几天之后，他再次给弗朗西娜写信：“如果不出现奇迹，一切都会崩溃。我想到了劳伦斯生前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中的一句：‘世界正在期待一场伟大的博爱运动，要不然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死亡浪潮。’死亡浪潮已经近在眼前。即使它能退去，还需要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做出不可能的努力，才能让博爱运动诞生。”
“假如幸福不是人与自身的一种简单的和谐，那还能是什么呢？”加缪在《婚礼集》中问道。这个反问句本身已经包含了答案。眼下的加缪沉浸在幸福里，正热恋着在阿尔及尔大学继续数学学业的弗朗西娜·弗尔。心态平稳的他在《婚礼集》中写道：“没有人说过幸福必须与乐观主义紧密相连。”
加缪短暂地休了一段时间假，同时继续着自己作品的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1938年10月6日到1939年10月28日——，伴随着387期《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出版，他学会了做一个职业新闻记者，而不只是业余从事。必须完成的报社日常工作、欧洲历史进程的加速，以及他本人作为道德作家的倾向，都促使他投入了这项职业。报社采取的路线使他没有因为与阿共断绝关系而感到痛苦，因为他与自己出生的阶级和穆斯林同伴们仍然保持着相互的团结支持。他无法接受不公正的社会现状，无法接受佛朗哥主义在西班牙的胜利以及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得势，同时也反对阿尔及利亚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和蛊惑人心的宣传。自从《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被禁演后，他又记下了一笔要和某些政客清算的账。
加缪既受过大学教育又有文学经验。相比之下，并不是每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能应付新闻行业的要求，也不是每个有文学经验的人都受过撰写学术论文的正规训练。加缪很快就明白了，新闻写作不同于论文写作。在大学文学院学习期间，他学会了对知识进行储存、评估和分类的技巧；在阿尔及利亚和中欧，他又学会了观察与描写。在他的随笔集里几乎经常出现的抒情笔调，没有被用到报纸文章的写作之中。《阿尔及尔共和报》使加缪变成了一个具有多种才能的人，而不是封闭在一个窄小的专业之内。在彼亚看来，加缪具备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语言感觉和表现场景的才能。他起初只是不经意地进入了这一行，现在已经完全投入其中。与其他同行有别的是，他还在同时创作几部文学作品，并且完成了其中的两部：《反与正》和《婚礼集》。很多作家都是干记者出身的，但也有同样多的人因此而丧失了作家的生命，加缪走的是一条与别人相反的路。他已经懂得了环境描写和人物塑造，此前撰写的哲学学士论文对他也有帮助：他懂得探询事实背后的意义。虽然有时是纸上谈兵——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尤其如此——，但他并不教条。
他以自己名字发表的第一篇非文学性文章刊登在1938年10月12日的《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继人民阵线的有关呼吁和保尔·雷诺政府关于加班工时的法令发布之后，这篇文章讨论了劳动者的购买力问题。“工资的增加（指人民阵线时期）确实略微改善了土著劳动者的处境，但是考虑到当时工人每天只挣11.20法郎，工资水平的这么一点上调让人感到仍然只是权宜之计。……至于欧洲裔的工人，工资的各种级差和物价水平使他们在1936年5月似乎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化为乌有。”这是加缪作为一名左翼人士对现状所作的诚实描述。加缪不是抽象地谈论金钱问题，而是在具体分析物价与工资水平。他总结说：“工人阶级每争取到一点权益，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持续性的消费抑制和生活费用的上涨。”
作为酿酒工和女佣的儿子，作为箍桶匠的外甥，当记者的加缪不断想到欧洲裔和阿拉伯劳动者所面对的面包、肉类、鸡蛋与牛奶的价格问题。他认为失业率的降低可能会重新推动工资的提高和促进消费。要成为一个懂经济的记者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掌握有关的数字。他的意图是富于同情心的，但他表述这些问题的方式比较笨拙。稍后不久，他发表了“一个理事会主席与一个月薪1200法郎的雇员之间的对话”。加缪曾经每月靠1000法郎度日，桑德斯-加缪一家没有谁的月薪超过2000法郎。这篇对话篇幅冗长，进展缓慢，沿袭了大学文科预科班刊物和自编自唱艺人的风格。
“主席：我亲爱的朋友，感谢您理解了您的真正利益所在，理解了伟大的法兰西必须致力于秩序与法制。亲爱的朋友，您的牺牲精神使我料想您会同意我希望您作出的种种牺牲。在这个感人的时刻我想对您说：‘亲爱的朋友，请您接受我的建议吧。’”
“雇员：请您原谅，理事会主席先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主席：您想一想，我的朋友，您会让您那些上司的恼恨得逞吗？您没有感觉到所有法国人都满怀自我牺牲的热忱赞同了我的政策吗？……”
加缪所描写的是一个抽象的雇员，然而除了教科书里，抽象的雇员并不存在。对话里那个理事会主席代表的也是模糊的抽象观念。加缪经常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对人进行思考。
1938年12月1日，他作为记者撰写的一篇报道首次引起了轰动。当时关押在一艘轮船底舱的一批刑事犯（又称普通犯）正在等待发落。加缪报道说：“在每个舱格的顶棚下……都有一张嘴正要呕吐，如果发生骚乱，水蒸汽就会喷向犯人。”与1924年在《小巴黎人报》上发表有关苦役犯监狱系列出色报道的阿尔贝·隆德尔一样，加缪没有躲在中性的第三人称背后，而是以第一人称进一步描述：“我看见三个阿拉伯人扒在一个舷窗上，朝阿尔及尔方向眺望。对于他们的同伴来说，那里从此将是一片远去的陌生土地，而对于那三名张望的阿拉伯人来说，透过雨水他们多少还在找寻着自己的家园。”加缪明白自己是“欧洲裔”的自由人：“置身于那种环境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可骄傲的。”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任职不到两个月，他就坦率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体面的记者面对囚犯时的不安。他把自己对轮船上苦役犯的采访写成了一篇叙事作品：“走出船舱时，他们中的一个用阿拉伯语向我要一支烟抽，我知道那是有关规定所禁止的，然而对于一个仅仅希望得到某种理解和友善表示的人来说，如果那么回答就太可笑了。……结果我只好不回答他。”加缪作为记者履行的首要职责是报道新闻，但他在提到凭借良好意愿判定别人有罪的那些人所提出的理由之后，也进行了评论：“我明白他们说的意思，他们是在惩处‘社会的垃圾’，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我们很希望这些赋予自己权利将他人判定为社会垃圾的人，不是那帮将沙龙里的博学狗头定义为社会精英的人）。”最后致命的一句：“真希望别在码头上见到那些被好奇心引来的高雅贵妇们。”
加缪并不是在讨论审判的法律依据或其非正义性，他只是描写了被押往卡延途中苦役犯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表达了自己的道德观：“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怜悯问题，而完全是另外的问题。对人施以非人的对待，没有比这更加卑鄙的场面了。”在报道中他不断以第一人称“我”说话，即使在使用介于代表记者本人的“我”和代表读者的“您”之间的“人们”一词时，也让人感到是“我”在说话。
他到警察局采写简短新闻，旁听法庭的审判，并将这些场景在他构思的小说中表现出来：他笔下的主人公默尔索被刑事法庭判处了死刑，审判是一出以正义的名义上演的闹剧，法庭成了串通一气的法官和律师的俱乐部，新闻界也是参与闹剧的一员。在未来的这部小说中，一个记者对被告说：“‘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夸大了一点，夏天是报纸新闻的淡季，只有您这案子和那桩弑父案有点儿新闻价值。’接着，他为我指了指他刚离开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像只肥胖的鼬，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他告诉我那是巴黎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他并不是为您的案件而来的，不过既然派他来报道弑父案，那家报纸就要他顺便将您的案子也发回去。’”
在这部未来的叙事作品中，小说家加缪将记者加缪领入法庭旁听席的两扇门之间，就像希区柯克将自己拍入镜头一样：“记者们已经拿起了钢笔，脸上都带着漠然和些许嘲讽的神情。然而，他们中有一个年纪很轻的，穿一身灰法兰绒衣服，系着蓝色领带的人，他没有拿起笔，只是望着我。在他那张不大匀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一双明澈的眼睛在专注地朝我审视，表情难以捉摸。于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在被自己的目光注视。”加缪注视着自己。
他发表了150多篇文章，其中一些署了自己的名，另外一些也应该看作是他写的。每写一篇社会新闻，他都会将阿尔及尔社会暴露出来。他驾轻就熟地讨论严肃题材、参议院的选举、市政财务预算、一家农业公会的工程建设、移居法国的北非人的社会保险问题，或是由一个名叫夏普东的夫人为穷人提供的新年古斯古斯聚餐。
加缪在几桩重大案件的报道中开始崭露头角。他不像传统的法律专栏记者那样，报道案件时与庭长、律师和检察官保持同等距离，他会表达自己的立场，半年里积极介入了三起重大案件。他为小麦管理局下属土著互助社具体办事的经纪人奥当进行辩护。奥当受命买进当年收成的小麦以规避投机风险，因此得罪了中间商和上层殖民者，那些欧洲裔和阿拉伯的富商，于是有人指控他私自囤积小麦，把他和仓库管理员一起监禁起来。奥当给加缪写了信。关注这一案件的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进行了跟踪报道，列举了预审的种种不实之处。并非只有他呼吁无罪释放被告，但他制造了一种有利于被告的舆论氛围。加缪超越记者的份内工作，发表了一封致总督先生的公开信。他很早就对公开信这种文学性质的体裁产生了爱好。他措辞巧妙，没有向总督正面说理，而是唤起他的人性关注：“我们只是在行驶而过的车队、总督法令和官方讲话中见到您，但何处才能见到作为人的您呢？”加缪在信中陈述了自己撰写文章、为被告争取舆论支持的理由：“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苦难与荒诞使那么多人丧失了作为人的价值，拯救其中一个就是拯救我们自己；有了自我的获救，才会有些许我们都期盼的人类未来。”这桩案件审理期间，加缪住在奥兰东南边的蒂阿莱，一座有16000居民的城市，位于盖祖尔山脉的一处山口，海拔1千米。庭审时间表决定了每个参加者的日程安排。当被告返回监狱，法官们也回到自己家中，作为记者的加缪在写完报道之后如何打发时间？他在手记里写满了短篇小故事，这成了他后来一些中篇小说的雏形：
蒂阿莱的几个小学教师对我说他们“无聊透顶”。
“那你们无聊透顶时做些什么呢？”
“用酒把自己灌得烂醉。”
“之后呢？”
“去逛窑子。”
我跟着他们去了窑子。天下着雪。飘落的雪花轻盈而又寒意彻骨。他们都喝了酒。守门的让我付了两个法郎的门票。里面是一个很宽敞的长方形大厅，墙上奇怪地画着些黑黄相间的斜条纹。有人在随着电唱机的音乐跳舞。窑姐们长得既不好看也不难看。
其中一个说：“想来操我吗？”
男的懒洋洋没有答应。
“来吧，”窑姐说，“人家好想让你操一下。”
其他报纸很少提到奥当，他被宣告无罪部分要归功于加缪。看来文字也可以是有效的武器。
加缪为一些被判刑的君士坦丁省农业工人呼吁，他们因为一些并未全部得到证实的贪污罪名，总共被判处了60年的强制劳役。他们在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加缪还为阿尔及利亚人民救援会的普里沃和布阿里申辩，他们因为“煽动制造混乱及针对法兰西至高无上地位的抗议活动”而被判处30天的监禁。
1939年3月，加缪又在梅萨利党人的案件中和他们站在了一起，就像1937年与他们共同面对共产党的机器一样。他不仅仅是呼吁宣告他们无罪：“土著人应该支持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否则他们会让今后任何关心他们的人感到气馁。”因为觉得阿共背叛了梅萨利党人而退党的加缪，现在作为一个言行一致的记者，忠实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他以专栏编辑的身份介入到另外一桩令他感觉不太自在的案件中。他所认识的现代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埃勒·奥克比教长，被指控资助了针对阿尔及尔大穆夫提卡乌勒的谋杀案。警方逮捕了下流社会的几名妓女和流氓，他们起初招供，后来又翻供了。埃勒·奥克比和另一名被告阿巴斯·土耳其得到假释，于1938年2月暂时获得自由。穆夫提的家属提出上诉，教长二人再次被送上了法庭。这桩被警方和预审法官草率审理的案件就像一部连载侦探小说，情节一波三折，有人被迫作伪证，告密者逃逸，证人被贿赂，被告被非法监禁，而且还“忽略了”对血型和一台打字机的字迹进行分析。谋杀案发生35个月后，教长二人与另外三名“土著”再次坐到了被告席上。这桩案件对于殖民当局来说具有政治上的含义，他们将埃勒·奥克比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发往巴黎的一封电报中，现存体制的拥护者穆夫提将埃勒·奥克比描述成一个进步主义的煽动者。埃勒·奥克比和土耳其后来被宣告无罪，两名次要的被告阿卡沙与莫哈拉被判处终生强制劳役，布克赫拉被判20年强制劳役。加缪用笔名昂塔尔撰文称赞这场声援埃勒·奥克比的伟大战役，因为它具有反种族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的意味。昂塔尔写道，这是一场体现了宽容精神的斗争，“令人想起苏格拉底和伽利略事件”。埃勒·奥克比也是一位诗人。
让加缪感到不自在的是，被告方的几名证人，鲁弗拉尼、塞勒、高兹朗、马卡西这几位先生都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董事会成员。他这个扮演了法官和证人角色的记者只是基于一种简单的想法介入了案件：既然大穆夫提是个反动分子、当局的合作者，那么埃勒·奥克比教长自然就是穆斯林或欧洲裔自由主义者的盟友，就像有人对法共所说的那样。反殖民主义者就应该为埃勒·奥克比辩护。不过教长似乎并非无罪，在穆夫提谋杀案中他至少起到了一些怂恿的作用。尽管措辞谨慎，加缪还是忍不住流露出对殖民当局的蔑视。在报道里他有时会屈从于所有持介入立场的记者都会面临的永恒诱惑：对自己叙述的事件进行某种加工或是修改。
阿尔及尔市长奥古斯丹·罗西在加缪眼里象征着殖民主义最恶劣的倾向。这名记者没有忘记《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遭到禁演的往事。喜爱莫拉斯作品的罗西仇视工会，强烈反对布卢姆-维奥莱特方案，支持法西斯主义者和佛朗哥主义者。他和奥兰市长朗贝尔神父、西迪-贝尔-阿贝斯市长贝拉一道，后来成为首批受到佛朗哥邀请的阿尔及利亚人。罗西给达拉第发过一封电报，拒绝接纳西班牙的共和派避难者。阿尔贝·加缪与彼亚、吕西安娜·让-达鲁、罗歇·梅尼库奇、拉米娜·拉姆迪以及《社会斗争》杂志一道，一连好几个月都在向这个“该死的人”发起抨击。彼亚在其标题新闻中一直保持着对罗西的讨伐，即使没有关于后者的新闻：“罗西先生当然是市长，但不能因为他是市长就可以让歹徒横行街头”；“罗西先生每年要从市财政领取6万多法郎，用这笔钱我们可以救助多少西班牙小孩啊”；“您知道‘赫尔·冯·罗西’这个名称吗？这是德国广播电台对阿尔及尔市长表示祝贺时的称呼。”《阿尔及尔共和报》甚至因为省长质疑罗西的预算而向其表示敬意。这位市长的任何措施，即使是他的行业税收措施，都会遭到《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反对。加缪写道：“我们针对的不是罗西先生个人，他个人算不了什么。”罗西与市政府的雇员发生冲突，他将其中几个停了职，还想进一步将他们撤职。加缪写道：“罗西先生面对的是工会这道没有一丝缝隙的墙。他梦想要当独裁者，可是清醒后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专横粗暴的上司。”罗西发布了一道法令，加缪又写道：“如果我简单概括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会说这项法令古怪、违法而且丑恶。”
加缪兴高采烈地写道：“压制行动已经在市政建筑部门和殡仪馆部门展开，但每次只能解雇三名雇员，否则就会妨碍公共服务的需要。可以看出，这样的周全考虑为罗西先生带来了荣誉。”奥古斯丹·罗西几乎应该为布朗夏尔街煤气管道破裂导致的一起爆炸事件负责，加缪怀着一种职业的乐趣对这次事件进行了5天的跟踪报道。与一篇社会学论文相比，一则经过精辟分析的社会新闻常常能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更多的东西，罗西为加缪所阐释的事故责任付出了代价。这名记者边斗争边描述，边描述边斗争。要把事故责任鉴定写得生动是需要才华的：“从他的角度，罗西先生也许有权利和必要减轻自己的责任，事实上他并没有义务为某次灾难提供经费，那是保险公司的事情。但是，当那些不幸的人们（其中很多是手工艺人、在家做活的裁缝、电影院的女领座员，对此我们可以作证）真正失去了经济来源、请他关心一下他们的处境时，他有义务……不要带着一种丑恶的腔调讲话。”
加缪正在构思或撰写的小说、剧本有助于他从事记者的工作，而记者工作反过来也对他的文学创作有所启发。他的随笔加强了他对既庄重又情感奔放的文体的偏好，平时个人的反讽化入记者的笔端，形成了论战的风格。当一个律师对埃勒·奥克比进行指控时，加缪犀利地讽刺道：“科洛纳大人提到了埃勒·奥克比‘统治’的进步小组。星期六上午，这位首席律师在谈及为埃勒·奥克比提供的一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证词时，嘲笑了由三方宗教人士组织的演讲，说它们将《犹太教法典》、《圣经》和《古兰经》‘出色结合到一起，就像从来如此的三人家庭一样’。像他这样的证人也许都有优秀的头脑，但是也有可能会搞错，即使是在建立一个‘一神教俱乐部’的时候。”
在报道警察局的一次会议时，加缪笔下同时显示出文学家和对话体作家的风格。他先是把自己融入记者这个人物：“在警察局门口，一声‘您找谁，先生？’让我明白自己身上没有参议员的派头。虽然自己身份卑微，但环顾四周还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特别通行证、楼梯、警察局里的各种气味。我就这样被扔进了猛兽丛林之中。”这出短剧里既有讽刺也有叙事：
突然间有人大声喧哗。乌埃德-弗达的总理事朗居莱尔先生将一位残疾的奥尔良维尔代表带到了一间密室，里奇先生在后面监视着他的动向，另一位马拉梅先生更是挑明了说：
“别把人带到密室去，”马拉梅先生大叫道。
“我没有带，”朗居莱尔先生说。
“我们都看见了，”里奇先生说。
“没有的事。”……
声音越来越高，是在进行一桩交易吗？是要卖牛要是要买进干草？不，那是马拉梅先生在要求获得权利，当上数千名法国人的代表。看上去像是要打起来了，不过大家都是体面之人，所以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初入新闻界的加缪对自己的道德原则确信不疑。他不断锤炼着各种表达方式，在谈到奥当案件时这样说：“人们大概注意到了这次判决的理由并未触及到案件的实质。”或者：“明天，蒂阿莱的法官们将要做的不是审理一桩案件，而是要在两个派别之间作出选择：一边是（支持奥当的）普通人，没有头衔、没有财富、没有野心；另一边是徒有精英虚名的某个社会阶层。”
彼亚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待在报社，凌晨两点左右截稿后离开。连已经校好的稿件他都要再作校对。加缪最初是中午过后开始上班，直至半夜下班，后来他到报社的时间越来越早，干新闻这一行无法只投入一半精力或者准时上下班。随着一篇关于卡比利亚山区的报道撰写完成，阿尔贝·加缪由随笔作家转变为一名大牌记者。所谓大牌记者其实是种荒谬的说法，因为记者只有好坏之分，并无大小之别。1939年3月至6月间他以《卡比利亚的苦难》为题发表11篇系列文章时，他当专业记者才刚刚8个月。做这个系列报道的好处是，加缪得以经常和一些友好的向导乘车旅行，跋涉于平原山区，碰上什么旅店就住什么旅店。没有当地政府官员随行。在写给一位女性律师朋友伊莱娜·达扬的信中他说：“这次旅行我没有得到自己曾期待的那种安宁，我已经到了一个按道理不应该再谈论安宁的年纪。”采访的不便之处是，加缪既不会说阿拉伯语，也不会说柏柏尔语，与人交谈必须经过翻译的过滤。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卡比尔人当成异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值得尊敬之处，相比之下，殖民当局的政策则常常是将人加以区分以便于统治。系列报道的第一篇题为《衣衫褴褛的希腊》，文章的开头好似《婚礼集》中的某个段落：“当你踏上卡比利亚的第一片山坡，看到围绕山丘而建的那些小村落，那些披着白羊毛毡的人，那些两旁种着橄榄树、无花果树和仙人掌的道路，总之那种生活和景色的简朴，以及人与自己土地之间的和谐，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希腊。”加缪并没有见过希腊。起初我们担心这样写会成为一篇游记，就像罗歇·弗里松-洛什在《快讯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一样。在逐渐与风景描写拉开距离后，作家加缪显示出了记者的一面：“在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从未见过比卡比利亚地区更加穷困的人。……这里的赤贫让人触目惊心。”村子里的男人几乎跑光，都去了法国谋生，加缪见到了剩下的几个：“他们中四分之三靠政府救济。”他想要“中止……官方对现实含糊其词的说法”。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一个下层白人的儿子，他在看到乞丐、精疲力竭的妇女、因为饥饿而昏厥的小学生、缺医少药的小镇、没有排污下水道的村庄时，会感到“良心不安”。他研究了当地的收入水平、住房教育状况、高利贷问题和民间手工业。在一篇成功撰写的调查报告中，他将统计数字与亲眼所见融会在一起，但并未让人觉得读起来吃力。他曾听到，或者说通过翻译听到卡比尔人讲的一些话，令人感到难过：“战争万岁！因为当兵至少有人给碗饭吃。……”加缪写道：“他们以为可以用荒谬来对付荒谬。”在卡比利亚，他除了见到一般穷人外，还见过赤贫如洗的人。他从个别推及一般，又从一般想到个别：“某份官方报告估计目前有40％的卡比尔家庭每年的生活费不到1千法郎，也就是说（请大家仔细想想）每月不到100法郎。”在法国，一名失业者每天可以领到13法郎，这能让他购买5公斤面包。“为了解释当地人的低收入与欧洲裔工人高出两倍的收入之间的差距，殖民当局说土著人可以靠山吃山：他们每天要吃5到6公斤的葡萄！”
加缪没有将卡比利亚地区的所有苦难都说成是殖民化带来的后果，他还提到了历史原因，以及一些非人为的因素：“事情的真相在于，我们每天接触到的这个民族的生活条件比今天落后了三个世纪。”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阿尔及利亚内地农村的贫困，此前他所了解的是城市贫民的生活，现在还记得阿尔及利亚欧洲人说过的一些话：“谁要说这个民族与我们没有相同的生活需要，那是可耻的。”他注意到了“殖民者在对待不幸的当地人时所带有的普遍性歧视”。加缪没有读过太多马克思的著作，但内心赞同马克思的观点：殖民化也会带来进步。以前在小学和中学他没有弄明白比若将军竖立那些军事纪念柱的含义，现在他明白了：“殖民征服之所以总能找到替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因为它帮助被征服的人民保留了他们的特性。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地方负有某种责任的话，那就是帮助这个世界上最骄傲、最富于人性的民族之一能够继续忠实于自己民族的传统和命运。”加缪进一步强调：“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实行民族同化、让这个如此具有尊严的民族成为法国人的话，那么首先就不应该将他们与法国人分隔开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要求。”他尚不知道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那些干部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早在梅萨利之前，阿尔及利亚就已经存在着民族主义。和阿尔及利亚几乎所有的温和派、自由派和进步人士一样，加缪无法想象阿尔及利亚会独立，他的采访报道中缺少了这个政治上的视角。
他的舅舅艾蒂安生活贫穷，但还不是一贫如洗。加缪写文章时笔端带着感情：“我并不想抬高嗓门，但是在此却不得不说，卡比利亚的劳动制度是一种奴隶制度，因为我不知道还能用别的什么说法来称呼这样一个工人每天劳动10到12个小时平均工资才挣6到10个法郎的制度。”他在文章中没有宽恕那些卡比尔地主，与殖民者相比，他们“同样过得心满意足”。
这位记者认为博尔吉-莫纳伊埃勒这座土著城市令人满意，那里每月40法郎的房租尚说得过去，但是以当地的工资水平而言，谁能付得起呢？他思考着慈善与社会公正问题，向那些做善事的修女、一位牧师乃至一位副省长表示了敬意，后者每星期“自费”（加缪加了着重号）向50名儿童提供一餐饭。当时的左翼只把慈善活动看作是反动派的一件伪善武器，而加缪对此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我并不认为善心是一种无济于事的情感，但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慈善行为的结果可能会是徒劳的，因此更好的办法是用一种建设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他看到了当地市政议员和土著官员行事的专断，“他们拒绝给伊赛尔那些曾经投票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穷人提供种子。”他独立于党派组织之外，从事着一个记者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我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哪个党派，而是为了人本身。”他的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于1939年6月15日发表，旁边配了一张乐观的照片：一个卡比尔人和一个欧洲人脸上流露着幸福的表情，但是彼此之间隔着距离。在这篇结论中加缪强调了自己的报道所包含的意义，因为他预料有人会批评他，尤其是在报纸发行的阿尔及尔地区：“我不想拐弯抹角地说话。今天谁要是揭露了一个法国地区（我强调这一点）所存在的贫困，似乎就表明自己是个坏法国人。”
有个细节说明了彼亚和加缪的新闻职业观：他们承认自己可能会犯错误。“昨天我们在报道卡比利亚地区的医疗人员人数时提供了一个错误数字，拥有12万5千居民的苏玛姆地区不是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而是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事实上，昨天（6月10日刊登的报道）的数字没有把埃勒-克瑟尔的医务人员包括进去。”报纸很多时候都不喜欢刊登这句话：我们弄错了。
根据1936年所做的人口普查，阿尔及利亚的三个省共有7百万人口，其中包括1百万欧洲人。阿尔及尔的人口即将达到36万，奥兰有16万，君士坦丁省13万。在采访的过程中，加缪发现了卡比尔地区人口外流的严重性，他脑子里沉甸甸地想着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但没有清楚地看到农村和城市里的卡比尔、阿拉伯无产者及半无产者与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之间的不同处境会导致他们的对立。
他的文章也是行动：他想要让分属两个社会群体的阿尔及利亚人团结起来，认为有可能改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后代之间的关系，然而他看到了人民阵线政府对布卢姆-维奥莱特方案提出的保守建议所做的让步。对于当时卡比利亚因而也是整个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状况，加缪为我们留下了历史记录。他的系列报道发表之后，《阿尔及尔共和报》一直谨慎对待的总督勒波恰好也去了一趟卡比利亚。其中存在因果关系吗？一些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读者后来认为加缪的报道将贫穷现象夸大了，还认为加缪看问题有时较为粗略。在他们看来，当时去趟卡比利亚实在太容易了，从社会学和旅游的角度看并无新意可言。然而，那时又有谁写出过那么有力的报道来呢？
国际形势的变化使阿尔及利亚国内问题退居次要位置。1939年元旦出刊的《阿尔及尔共和报》将好几个栏目都用于报道西班牙局势，该报的斗争色彩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新闻信息方面，它借助于各种英国报纸，并转载西班牙共和派方面的新闻公报。西班牙内战是一部史诗，受人羡慕和崇拜的纳米亚从战场回来，带回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具体详细，有的内容模糊。1939年8月22日，蓬塞在家中以古斯古斯待客，邀来了罗贝尔和玛多·若索、让娜·西卡尔、埃米尔·斯科托-拉维纳。他们对加缪迟迟未到感到奇怪，于是大家就坐到了餐桌前。加缪终于来了：
“对不起来迟了，因为我们把报纸的头版完全重做了一遍。”
接着他用严肃的语气说：
“朋友们，局势已经明朗，战争几乎肯定会爆发。斯大林和希特勒达成了协议，里宾特洛甫明天会到莫斯科，跟苏联人签署一项友好条约。”
报社的记者们花时间在头版标题旁刊发了一则短讯：“最新消息：苏联与第三帝国可能会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这天的报纸上，还登了一篇上述消息传来之前加缪就已撰写好的文章，他用万桑·卡巴布勒的笔名忧喜参半地写道：“应该和希特勒对话吗？……我更倾向于对话，前提是它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加缪为法国正在发生的压制行动感到担忧：“内忧与外患对我来说具有同等重要性。”他仍然将达拉第的路线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随后的日子里，《阿尔及尔共和报》拒绝相信希特勒和斯大林在串通一气。报纸认为，这项协议只是“渲染造势，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它不过是将好几年前签署的两个旧条约重申了一遍而已。”该报宣称，协议没有包含任何秘密条款，只是将愿望当成了现实来表述。终于，迪扎尔在8月的最后一天从巴黎发来报道，揭露了“苏联政府的诡计和背叛”。直到苏联人进攻波兰，《阿尔及尔共和报》编辑部才对局势有了清楚的认识。
该报起初既不赞同也不反对慕尼黑协议。报纸当时没有固定的社论撰写人，时常将客观分析与主观立场混在一起发表。当年的第6期报纸刊登了勒胡从巴黎发来的文章，为该报对时局的看法定下了基调：“如果说慕尼黑协议显然减少了战争威胁的话，那么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份协议眼下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和平。”两个月后，勒胡强化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慕尼黑协议的签订多少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不应该再有类似的协议了。”加缪私下里思考着当前的局势。罗贝尔·若索谈到法国对捷克人的背叛，加缪对此感到恼火。
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编写了很多快讯，尤其是署名发表了一些关于国内政治方面的文章。国际方面，他只撰文谈论与西班牙共和派有关的内容，像保护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其表示支持。他对《阿尔及利亚快讯报》及其浮夸的风格进行挖苦，那家报纸在评论西班牙国际纵队成员达到本地的消息时，宣称是法国纳税人为他们支付的费用，说这些国际纵队成员受到了一种“希望丰富自己阅历的隐秘欲望”的驱动。加缪于是以轻蔑的口吻评论道：“这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约瑟夫·普吕多姆的文如其人：既自命不凡又满嘴谎言。”随即他话锋一转又叹息道：“对别人表示轻蔑是件很不轻松的事。”
无论是有道理还有没有道理的轻蔑，都很容易出现在加缪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