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6日，加缪在给厄尔贡的信中写道：“我之所以喜爱写作是因为它要求投入全部的激情：那种隐秘而炽烈的激情。”同一天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草拟了未来几周的工作计划。他将友情与婚姻的可靠性进行了比较：“婚姻带来的是枷锁，友情带来的是自由。”再过3天他就要乘船去度假，他想让这次假期按计划进行：
阿尔及尔、马赛、阿尔勒、阿维尼翁、奥朗日、巴黎。行程2至3天。8月2日至9日从巴黎到萨瓦，待6至7天（德盖尔斯夫妇的乡间木屋没人住，我可以自己做饭，每天花销7法郎）。在一到一个半月里体验一种智慧、寂寞（能带来新的力量）、健康的生活。
9月初，犒劳自己：日内瓦、米兰或热那亚、佛罗伦萨、阿西西、锡耶纳、拉韦纳、罗马、那不勒斯、巴勒莫、突尼斯、卡普里岛。整个这段行程预计15天左右。
让娜与玛格丽特被加缪邀请在旅途中与他汇合。他告诉她们：正在办离婚手续的弗雷曼维尔也会加入进来。加缪急于离开阿尔及尔，到萨瓦去排遣他的痛苦，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体验爱的感觉。北非的天气太热了，尽管海水浴把他晒得“又黑又有魅力”。他告诉两个女友的好消息是：“我不会结婚了。”他觉得自己既喜欢冒险又的确是个“冒险家”。他将自己到巴黎期间的住址事先告诉了她们：他将住在17区圣·费尔迪南街9号的吕西安·贝尼斯蒂家，然后他会去上萨瓦省波纳莫诺日山区吕散日的“饥渴城堡”。
上述美妙计划后来未能实现。生病的加缪被“旅行中经常袭来”的惧怕所压垮，经过阿维尼翁之后到达了里昂。一年前，里昂曾经是他凄凉的中欧之行的出发点。现在他开始后悔没有留在阿尔及尔，在那里的工作与阳光之间，他可以寄希望于得到一种身心的平衡，“尽管是脆弱的”。
他打算去加尔达湖地区。费用：每天20法郎。他希望让娜和玛格丽特也能来，即使她们没有钱！大家可以合伙开支。旅途中加缪没有继续工作，他反复说想去令他十分向往的佛罗伦萨。由于在吕散日租不到廉价的小木屋，他再次动身：“我从山上下来去了巴黎。”他在巴黎待了五六天，虽然一直在发烧，但是很开心，被这座城市的某种温柔所打动：“除了温柔我找不到别的词。”这个艺术家敞开了他的心扉：“我在内心深处熟悉巴黎，就像自己出生在这座城市一样。”在这座都市加缪找到了他在阿尔及尔所喜爱的东西：“可能是以前经历过的贫穷让我对这座城市倾心：贝尔古与巴黎的某些街区非常相似（穆夫塔街、西岱岛，等等）。……对于这座城市，我现在有种对欺骗了自己的女人所怀有的那种依恋，就是说如果生活在那里，我将会非常痛苦，但同时又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充实。”在一篇手记里他吐露的内心情感少了一些：“37年8月。温柔又令人激动的巴黎。那些猫，那些孩子，懒散的下层百姓。城市是灰色的，抬头看是一大片炫耀的石砌建筑和雨蒙蒙的天空。”他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在展会的苏联影院看了《珂朗施塔德的水手》，然后离开巴黎到了上阿尔卑斯省海拔870米的昂布伦。“我下决心在那儿清清净净地待上一个月，即使是为了向朋友们证明那里并不会对我的健康有什么益处。”他寄宿的地方每天房租是33法郎。蓬塞批评他不听从医生的建议找一家疗养院去疗养。在昂布伦，加缪感到一种“可怕的”无聊，在几乎是被强迫的休息中他惊奇地发现：“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居然开始考虑起自己的长篇小说来。”他指的是《幸福的死亡》：有关的情节构思源源不断地涌进他的脑海。
对此他感到奇妙：“按说我很少想到要当长篇小说家，现在却开始极其清晰地看到了我笔下的人物，一时间觉得自己仿佛脱离了真实的世界。”他曾经写过一些随笔或者随笔兼叙事。对于他那一代人来说，作为文学最高体裁的长篇小说是由纪德、蒙泰朗和马尔罗所代表的。“如果说现在我对什么还没有把握的话，那仅仅是不知能否将自己脑海中的那个世界写出来。”他告诉两个女友自己的这部小说将会是“某种真正古怪奇特然而生动的东西。你们不用害怕。”他还告诉她们自己“极端无聊”。寄宿异乡无所事事，加缪在饭桌上差点“将口水吐到正在服药丸的女邻桌脸上‘以便让她走开’”，女邻桌于是将自己“肠胃的轻微不适”告诉了丈夫。永别了热那亚、锡耶纳、拉韦纳：“意大利之行泡汤了，也许我只会去佛罗伦萨待上两三天。”加缪想9月底去蓬第尼住上十来天，大概会在那儿“见到几个大作家，并被引见给德雅尔丹”。我们能感觉到在他提到“大作家”时那种天真的崇敬心情。他还希望在蓬第尼找一份能在来年干上几个月的工作。眼下他到底还是发现了昂布伦的一些魅力，这里非但不是阿尔及利亚与意大利之间的一处流放地，反倒是他曾经憧憬过的隐居之所。“……在这里我能与自己独处，而在阿尔及尔我却筋疲力尽，头脑被行动的身体推着走，经常像个傻瓜一样行事，没有时间想到自己。在这里我终于有时间在做事之前先进行思考，正因为闲暇无聊才得以明白很多事情。……在这里生活我的内心要更自在一些。”
他并没有对政治保持距离，而是对政客、对他们蛊惑人心远离民众的宣传保持距离。1937年8月的一则笔记：“许多年来，每当听到政治演讲或者读到当权者写的东西，我就会因为从中听不到任何人性的声音而感到可怕。总是同样的套话重复着同样的谎言，……那些人……在用毕生的大部分精力以及所谓至关重要的利益进行赌博。”他第一次明确写下了在以后的一部小说中要表达的主题：“主人公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婚姻、职位等）找寻着自己的生命。在阅读一篇时装目录时，他突然意识到对于自己的生活（时装目录上所看到的那种生活）而言，他多么像一个‘局外人’。”默尔索开始取代《幸福的死亡》中的主人公麦尔索。加缪已经为《幸福的死亡》草拟了分为三个部分的提纲，但他并没有照着提纲写。现在，他又为另一部题为《局外人》的作品草拟了一个同样分为三部分的提纲：“第一部分，他到目前为止的生活。第二部分，正文故事。第三部分，拒绝妥协，在大自然中发现真理。”在他的眼中，“今年这个8月如同一个转折点、一次投入疯狂努力之前的深呼吸。……我要生活并且创作、全身心投入生活直至热泪盈眶的程度。”
蓬第尼之行并不成功。加缪想徒步走遍普罗旺斯，每天走一小段，这样要比去佛罗伦萨开销少些。他感觉自己精力充沛，而让娜和玛格丽特也是徒步旅行的能手。如果弗雷曼维尔去不了的话（不能徒步或情况不允许），加缪就一个人出发。至于重要的经费问题，他会找到办法的。8月末他写道：“我属于知识阶层的无产者。”无产者都没有钱。他不断地计算着花销。向人借钱吗？克洛德也身无分文。加缪是一个没有稳定年金收入保障的艺术家，以下窘迫的费用预算比童年贫穷时期还要艰难：
我现在的处境：有1700法郎。
寄宿一个月要花掉1000法郎+其他开支。还剩下600法郎。
靠这600法郎我从9月10日坚持到9月20日，还要支付直到蓬第尼的路费+返程路费。
从9月10号到20号每天预算40法郎＝400法郎
尽管自己都缺钱，加缪还是提出借给让娜和玛格丽特这两位朋友600法郎。再向其他人借钱吗？比如与加缪相好的阿尔及尔女演员格勒莱小姐？这会令他感到难堪。经济上困难如同写作计划一样激励着他。他引用了蒙泰朗的一句话：“我的上帝，我是多么地喜欢这样的到处奔波。”他怀着一种“父亲般的喜悦”等待让娜和玛格丽特的到来，并开始尝试用意大利文作为一封信的结尾：
顺祝每天开心
法布里斯·戴勒·董戈
又名阿尔贝·加缪
他的朋友们来昂布伦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寄宿旅馆的启发，加缪悄悄给让娜说了一句他小说中的句子：“某夫人，除了极像一只年老的鹤以外，还具有音乐家的美妙才华。”让娜觉得克洛德精神萎靡，与之相反，山区的清新空气却使加缪的健康有所好转，就像玛格丽特所说的那样。让娜、玛格丽特和阿尔贝上了回程的火车。途经马赛时，他发现自己所住客房的暖气片背后有一些油腻腻的角落，“虽然不干净，却让人感觉已经到了自由随意的地方”。越是接近意大利，他就越是感到放松，笔记内容也越来越丰富：“9月8日 星期二。辉煌的太阳缓慢落下。摩纳哥和热那亚的夹竹桃开满了鲜花。利古里亚海岸的傍晚是蓝色的。我感到疲乏，感到自己想要流泪。孤独感，还有对爱的渴望。终于到了比萨，这座城市富有生命力而又朴实无华，映入眼帘的是它那些绿色和黄色的宫殿，还有建筑物的圆顶，以及肃穆的阿尔诺河沿岸的优雅景致。……我心中某处受伤的地方已经开始痊愈。”
在意大利，让娜和玛格丽特填写旅店入住卡时填的籍贯是“阿尔及利亚”而不是“法国”。他们都首先是阿尔及利亚人，更具体地说阿尔贝是阿尔及尔人，让娜和玛格丽特则是奥兰人。这一回旅行很顺利。加缪静静地观赏阿尔诺河，抄下各处墙上的涂鸦：“阿尔贝托跟我的妹妹做爱。”他看女士时的目光是色迷迷的，并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小腹之下那个热乎乎的欲望之物在蠢蠢欲动。”他从佛罗伦萨给弗雷曼维尔写信：“自打离开昂布伦，我明白了那段日子对于你我是何等的艰难。眼下在佛罗伦萨，我终日怀着想要流泪的心情打发时光，这是我感受幸福的特殊方式。……终于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中融化了，而在昂布伦，日子过得就像个肿瘤，一天硬似一天。啊，克洛德！人在幸福时真的会变得更好。……突然间失去了真切的生活习惯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在阿尔勒与弗雷曼维尔重聚。去过了流放和净化之地昂布伦后，意大利让他觉得又重新找回了天堂般的国度。在佛罗伦萨，看到那些硕大艳丽的花朵，以及与往来行人的脸庞相似的那些当地人的脸庞，他都会心生感动。他思索着当地民间艺术的技巧：“关于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原住民。他们制作的塑像总比真人更小，那种固执并非来自对透视的无知，而是来自对他们塑造的人和诸神的坚定信念。”作为戏剧导演，加缪将这一点记了下来：“由此可以得到启发设计舞台布景。”
在佛罗伦萨，他们三个阿尔及利亚人住的客店每天连同膳食价钱共20里拉，不到当时的20法郎。去菲耶索莱远足回来，他们都疲惫不堪，店家给他们端上了美味的意大利面条。这几个朋友没有谈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问题，尽管这个话题不像德国的纳粹主义那么让人感到压抑。加缪既喜欢写作也喜欢重写旧作，他的确不是个凭一时冲动写作的人：“那些不愿意重写的人都是为了更快出名，可鄙。我要从头再写一遍。”
不久他回到了阿尔及尔。玛格丽特送了一件套头毛衣给他。她撕掉了自己在佛罗伦萨拍的那些照片：“我那样子真像个理发店的小伙计，还是不知道自己这副尊容的好。”套头毛衣将给加缪带来“新的傻姑娘”：又有女人将投入他的怀抱，“否则她们就啥都不懂”。加缪在笔记中的签名是：“（烫发的）欧仁。”
他向阿尔及尔学区申请一个非正式教学助理的职位，并在回到阿尔及尔几天后得到了这份工作。他被任命到西迪-贝尔-阿贝斯担任语法教师，那是一座殖民化造就的怪异城市，从奥兰过去的直线距离不过60公里，但从阿尔及尔坐火车去则需要12个小时。这座丑陋的城市规划得像方格一样，郊区各处都有可以想见的法国名字：比若、马尔索，类似于一个放大20倍的蒙多维。法国外籍军团的第一团就在这里训练士兵。加缪于星期六前去向校长报到，然后乘星期天的火车返回阿尔及尔。他无法想象自己能在那座丑陋的外省城市每星期教18节课、批改试卷、远离阿尔及尔的朋友和那些相好。独处的诱惑当然是有的，但是很难在寄宿的贝尔-阿贝斯大饭店做一个缄默的苦修士。淋浴室兼厕所在走廊上，住在那样的地方可没有什么诱惑力。1937年10月4日日记：“受命到贝尔-阿贝斯任教。面对那种从此将要伴随我的环境，我突然后悔了，无法接受那样的生活，也许是想到自己还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所以没有把眼前这个饭碗太当回事。面对这种乏味与麻木的生存方式我退缩了。如果熬过最初几天，我肯定会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但那正是危险所在。”加缪给厄尔贡写信讲述了自己的这次“愚蠢冒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进行了一次赌博，它迫使我创造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来，否则那将成为荒唐透顶的事情。”仿佛是为了驱邪，他将自己的这件倒霉事讲给一个又一个的人听：问题并不在于要寄居外地或者过一种流浪的生活，他抄录了赫胥黎的一个观点：“说到底，与其做个糟糕的流浪艺术家或者假贵族或者二流的知识分子，还不如做个跟别人一样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他向格勒尼耶明确表示，他想要写作，但是不打算以此为职业“或者从中得到好处”。“我的生活中没有多少纯粹的东西，而写作属于其中之一。”像许多热衷于做事的人一样，他在检讨自己是否还不够勤奋，认为自己好在还不是个懒惰之人，但是究竟能干成什么事业呢？“还能选择的只有最具审美意味的自杀：结婚+每周上班40小时。要不然就一枪结果了自己。”加缪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转化为一种反思。他为这个夏天拉下了帷幕：“旅行既不令人开心也不容易。当你穷得身无分文时，要实现自己的旅行梦就必须怀有对困难的偏好，以及对未知的热爱。不过仔细想想，其实这会让人对业余爱好产生反感。我也许不会说，纪德和蒙泰朗旅行时所缺少的，是为了等待便宜火车票而不得不在一个城市待上6天的那种体验。不过我很清楚，正是由于被迫等待便宜火车票的体验，我看待事物的眼光与蒙泰朗和纪德是不一样的。”
加缪在阿尔及尔一直居无定所，有时住朋友借的地方，有时租个便宜的房间，有时则住在哥哥家里。渐渐地，他终于在翡虚院定居下来。
法国本土发生的事件波及到了阿尔及利亚。气馁的情绪在左翼积极分子和支持者中间弥漫，阿尔及尔的文化中心无疾而终。在西班牙，佛朗哥分子逐渐得势而共和派却在相互厮杀。加缪和蓬塞在波尔德大厅前闲聊，他向蓬塞表明，宣传性戏剧的失败在于限制了选择和表达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基本的文化领域，戏剧不能缩减自己的自由。加缪组建了一个名为“团队剧社”的独立剧团，名字来自迪维维埃和雅克·科波影片《美好团队》的启发。他想要“训练出一个团队来”，聚集起了罗贝尔和玛德莱娜·若索、让娜与玛格丽特、夏尔·蓬塞，以及蓬塞在斯基阿菲诺船舶装备公司的同事、较为年长的塞莱斯丹·雷卡尼奥。雷卡尼奥曾经在阿尔及尔戏剧艺术学院学习过，但是因为对政治非常厌恶，所以没有参加当时的劳动剧团。由加缪于10月份起草的成立宣言在有关问题上阐明了剧社的宗旨：“团队剧社既无政治色彩也无宗教色彩，它所希望的是让观众成为自己的朋友。”若索建议他派发“剧社之友卡”，每年20法郎，持卡观众可以买到八五折的优惠戏票。宣言确定了剧社的理想：“创造一种有生命的艺术，向那些真正有生命的人细心传达它的内涵。这种艺术既粗俗又精妙，是对于动感、声音和光线的一种特殊理解。”雷卡尼奥精彩地扮演了卡拉马佐夫父亲的角色，演出时他要求真正拿着一块馅饼和一瓶酒狼吞虎咽，同时向伊万提问：
“上帝真的存在吗？”
“不存在。”
“那么，一切都是许可的了？”
加缪在琢磨，人物说这句话时，是否只该略微带一点疑问的语气？他拿雷卡尼奥嘴里的大蒜臭逗乐。加缪既远离现实主义，也远离象征主义，对他来说戏剧首先是一种演员与观众共同参与的艺术，它“完全存在于演员与观众的共谋之中，这种共谋构成了双方对同一种幻觉的默契认同。……戏剧天生就服务于那些伟大、单纯而炽热的情感，人的命运（除此别无其他）就是围绕这些情感而展开的：爱情，欲望，野心，宗教。”戏剧“满足了艺术家再现生活的天然需要。”加缪打算再次将《人类的命运》搬上舞台，并演出尼赞翻译的《阿卡奈人》：从马尔罗再到马尔罗，从埃斯库罗斯到阿里斯托芬。
教育部门并没有因为这个浪子拒绝了西迪-贝尔-阿贝斯的编外教职而埋怨他。仅靠私下授课加缪无法维持生计，于是厄尔贡、格勒尼耶和其他人为他活动起来。1937年11月，阿尔及尔地球物理学院院长让·库龙聘请他做了气象部门的临时助理，月薪1000法郎。在法国本土，一个获得教职资格的人刚参加工作时的月薪大约是2000法郎。这位助理穿着白大褂，在保尔·塞勒策尔的监督下有条不紊地投入了工作。他没有将自己扮演成一个被降级录用、受到剥削、想在气候学方面发展的角色，而是兴致勃勃地整理起20年来350个气象站收集到的观测数据。这位哲学家兼作家现在所做的事情是登记卡片、将气压数据进行归类、计算累计数值和平均值。他画出各种曲线，记录下11个月中的数据差异，这份工作一直干到1938年9月。
笔记：“气温每分钟都在变化，这种观测经验太变化不定了，从中难以获得数学概念上的稳定性。观察在这里意味着对自然现象的任意截取，唯有平均值的概念才能帮助我们提供出自然现象的总体面貌。”这篇笔记中汇集了各种计划、轶事、小插图。作为人的加缪与作为作家的加缪一样都成熟了。他注意到：“‘真正的’孤独体验是最没有文学性的一种，与文学意义上人们所设想的孤独相距十万八千里。”他将把自己的孤独体验写进第一部小说里。这部题为《幸福的死亡》的作品写了将近两年，虽然未经仔细推敲，但是成了后来其他创作的雏形：他在其中回忆了父亲、母亲、舅舅和自己患肺结核的经历。小说主人公帕特里斯·麦尔索经常去见有钱的残疾人扎格勒斯。麦尔索是个贫穷的小职员，他的情妇同时也是那个残疾人的情妇，名叫玛尔特。麦尔索杀死了扎格勒斯，攫取了他的财产，去布拉格旅游了一趟又回到阿尔及尔。他娶了一个叫吕西安娜的女子，后来又赶走了她。和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贝一样，帕特里斯幸福地与三个被他叫作“小丫头”的女友一起生活，住在“面对世界的房子”翡虚院里。患了病的麦尔索好不容易在离蒂巴萨几公里的谢努阿高地搞到一处房子，就像让娜、玛格丽特和阿尔贝所憧憬的世外桃源的农场。在经过润色的抒情性随笔兼叙事《婚礼集》中，加缪摆脱了自己的真实生活情节，显得要更为从容自在一些。《幸福的死亡》的叙述者语气带着反讽：当一个人物用滑稽的口吻讲述马恩河战役时，麦尔索打断了他：“你别烦我们。”
对于加缪而言，一部小说同时也表达了一种人生观。《幸福的死亡》中人生观尚处在萌芽状态：麦尔索希望体验所有的幸福，他成功了，与怨天尤人的扎格勒斯正好相反。加缪尝试着将这段叙事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翡虚院的那三个“小丫头”让人一望而知：卡特林娜是克里丝蒂安娜的化身，克莱尔是让娜，萝丝即玛格丽特。这三个人物的形象很丰满，但没有太多小说中应该有的自由虚构：加缪尚拘泥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但是对于他与秘密伴侣兼秘书克里丝蒂安娜的关系，他只是一笔带过。翡虚院的气氛轻松，但并非放荡或者流浪艺术家的那种风格，一些朋友和伙伴被此吸引而来。加缪在听到关于他和三个女人一起生活的传言时，只是轻蔑不屑又得意地微微一笑。其实并不存在四个人组成的家庭。除了若索夫妇等几个密友，加缪不会向人提及他与克里丝蒂安娜的关系。
他在小说里罗列了翡虚院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刻。“黎明”一章：“帕特里斯和卡特林娜在露台上迎着初升的太阳吃早餐。卡特林娜穿着浴装，被女友们叫作‘男孩’的他则穿着内裤，脖子上搭着一条浴巾。他们就着盐吃西红柿、土豆沙拉，还有蜂蜜。”克莱尔-让娜这样提到卡特林娜-克里丝蒂安娜：“一个体现了大自然力量的女孩儿。”“中午”一章：“12点差一刻，卡特林娜来了，穿着轻便的裙子和露着双脚的凉鞋，……这时气喘吁吁的克莱尔问道：‘你们要做扁豆吗？我有个很好的菜谱。’”“天黑了”一章：“克莱尔站起身，将双手放到墙上，抬头仰望天空。面对眼前这一切永恒和高贵的景象，她已经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生活，什么是自己对生活的渴望，已经把自己的希望与星空的移动交融到一起了。突然间她转回身来对帕特里斯说：‘在美好的日子里，要对生活抱有信心，这会迫使它不让你失望。’‘是的，’帕特里斯说道，没有抬眼去看她。”
一些次要的人物也开始出现，例如以路易·贝尼斯蒂为原型的和善的诺埃尔。两只猫卡利和古拉睡意正酣，“也知道肉体是有灵魂的，尽管灵魂不起任何作用。”“子夜”一章：“……夜已深了。这样的夜晚里，世界仿佛在休憩与思考，一阵低沉的鼾声和浩瀚星空传来的声音预告着将要到来的黎明。从布满星球的天空，洒落下一片颤动的光线。”阿尔贝和克里丝蒂安娜两人单独来到海边，小说的帕特里斯则在海水中游向卡特林娜，握住她的双手，将她贴在自己身上，重复着常说的那句话：“‘永远不要放弃，卡特林娜。你身上拥有那么多东西，其中最高贵的就是对幸福的感受力。’……‘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麦尔索’，卡特林娜一边轻声回答，一边抱住了帕特里斯的肩膀。‘此刻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成为你自己。’”
《幸福的死亡》没有完成。加缪对登记气象卡片胸有成竹，对自己写的小说还没有这种把握。不过在1936年开始撰写的随笔《婚礼集》中，他下笔已经更为得心应手。1934至1936年写《反与正》时，他几乎一直处在忧伤之中。现在，《婚礼集》充满了一种抒情的喜悦。
加缪再次放弃了去法国生活：在阿尔及利亚旅游局驻巴黎办事处工作的作家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未能替他在那儿找到一份工作。他在《婚礼集》中并没有因为未去成巴黎而流露出悲伤，因为“阿尔及尔是个生活在那里的每个人都会喜爱的地方：从每个街角都能看到大海，阳光充沛，人种也具有一种美感。……要是去了巴黎，就会怀念这里的开阔以及飞翔的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在阿尔及尔生活至少是称心的，你知道自己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因此能够测量出自己所拥有的财富。”
加缪总能不断俘获异性的芳心，相继有许多姑娘被这位英俊出色而性格阴郁的男人所迷住。他了解自己身体的需要，但并不喜欢纪德赞美肉体的那种方式：“他要求自己的身体克制住欲望以便让其更加强烈，所以他更接近于被妓院行话叫作没事找事或者老爱思考的那类人。基督教也要求人克制欲望，但它所希望的，是一种更为自然的苦修。”加缪举了一个名叫万桑的伙伴作为例子。他是一个箍桶匠、蛙泳冠军：“口渴了就喝酒，想女人了就去找一个来睡觉，要是爱她就会娶她为妻。”
加缪非常喜欢阿尔及尔和阿尔及利亚人的玩笑，既朴素实在又发人深思：“各种含义紧密联系在一起。阿尔及尔殡仪馆的装殓工开着空车时最喜欢开的玩笑，就是冲大街上碰见的漂亮姑娘喊：‘上来吗宝贝儿？’这种直白的话虽然令对方感到恼火，却总让人觉得意味深长。”在《婚礼集》那些抒情的和精心润色的随笔最后，加缪用俗语插入了一段很长的注释，强调说“本地老冒的语言常常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一种再创造，而黑道上的那些人并不总是讲俚语，只是使用一些俚语词汇，两者是不同的。”跟朋友们在一起时，加缪会模仿一种夸张的阿尔及尔腔调：“于是小伙儿走过去冲那人说：‘慢着，等一下。’那人冲他说：‘你有啥事儿？’于是小伙儿冲他说：‘俺要揍你。’‘你要揍俺？’于是那人把手伸到身后，其实只是装装样子吓唬他。于是那小伙儿冲他说：‘别把手放后边，否则我会开枪让你吃子弹。’”
加缪像喜欢水果一样喜欢阿尔及尔人的词汇、喜欢那些带有很多语法错误的典雅句子和表达方式。作为演员和地中海人，他会使用歌唱般的语调，配合一些淫秽的手势，在突出阿拉伯语喉音效果的同时，讲一些关于“卡茨”（性器官）或者“盎高拉德”（欺骗行径）的故事。在进行这类讲述和模仿时，他明白一个社会群体就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它的身份标志。
1937年夏末，心情明朗乃至快乐的加缪领着一份微薄的薪水，一边继续自己的创作，一边思考着即将到来的日子。他对一年的计划是以大学的新学年作为开始来计算的。必须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纳税却要从1月1号算起。在宛若群星的姑娘们中，他认识了最出色的一位。别的有些女孩绯闻不断，但这位名叫弗朗西娜·弗尔的明艳照人的姑娘既不见异思迁也不轻佻放荡，在他眼中近乎完美。她能弹一手好钢琴，很喜欢巴赫，眼下正在大学里修读数学。她知道自己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但并不掩饰自己的弱点。加缪对她极为倾心，花了很多时间向她献殷勤，鼓励她在钢琴和数学上都下功夫。她那双黑眼睛、猫一样的鼻子以及与鞑靼人有几分相似的高颧骨都令人着迷，微笑时会露出整洁的牙齿，而舞蹈家一般修长的双腿更让她体态轻盈，带着一种天然的高雅。当加缪和他的朋友们讲一些粗俗的笑话时，她会感到不快。她很喜欢别人对她献殷勤，但要接近她并不容易。加缪在私生活中希望一种能够让他的个人自由得到尊重的生活秩序，简而言之一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的那些美人儿，首先是克里丝蒂安娜，其次是布朗什·巴兰和吕赛特·莫莱，都给予了他这种自由，而弗朗西娜·弗尔这个既富有激情又含蓄谨慎的姑娘，给予他的自由明显要少得多。
加缪让夏尔洛出版社出版了读法律的女大学生布朗什·巴兰的诗集，并为其配写了一篇溢美浮夸的序言，预言她未来的作品会更加出色。他是在阿尔及尔的“白屋机场”经玛丽·韦东介绍认识布朗什的，随即建议她参加《塞莱丝蒂娜》的演出。布朗什的父亲是一位军官，向埃德蒙·夏尔洛抱怨加缪老是向他的女儿献殷勤。布朗什先生明白这个年轻人是不可能总待在一个女人身边的。军官后来把女儿送到了摩洛哥。那次分离之后，加缪以一种保护人的口气给布朗什写信，称呼她“我的孩子”、“小姑娘”。他希望布朗什既不要内疚也不要不安，他发现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摩洛哥之行会让她生活得更好，因此她不应该拒绝，“无论是为了家庭、为了某种失望乃至爱情。”总之，布朗什和阿尔贝的关系是超越于普通法则之上的。实际上他并不爱她，把她打发去品尝孤独的魅力，那是他们共同的财富。他既擅长与女人断绝关系之道，又擅长诱惑女人之道，布朗什也只好认了。
还有别的姑娘围着加缪转，而且个个爱他。读药学的大学生吕赛特·莫莱是在阿尔及尔邮政局的门口遇见他的，介绍他们认识的是弗朗西娜·弗尔的表妹玛奈特·夏普珑。在奥兰女子中学读书时，吕赛特的法语老师是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现在玛奈特和吕赛特一起住在阿尔及尔圣桑大街的女子公寓。吕赛特在“团队剧社”扮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女仆角色，一些人叫她弗朗索瓦丝，包括加缪在内的另一些人则叫她吕赛特。在这个圈子里，一般以姓称呼男的，以名称呼女的。加缪用了一年时间才和吕赛特由“您”相称改为由“你”相称。跟布朗什在一起时，他会谈论诗歌；跟吕赛特在一起则谈论小说和政治。他说自己一直没弄明白吕赛特对他所怀有的感情。他觉得她性格内向腼腆、怕和生人交往。他对吕赛特所怀有的是“温情、欲望，尤其是伙伴之间的那种友谊”。他同样不爱她，跟她不断提起弗朗西娜，就像跟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以及其他姑娘一样。
阿尔贝对弗朗西娜只谈普通的和最基本的事情：“十天以后剧社就要再次演出。节目单：由纪德小说改编的《浪子回头》，以及夏尔·维尔德拉克的《特纳西岱号邮轮》。今晚我要去张贴海报。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安放布景，而每个晚上大家都在吵吵闹闹中排练。您看，艺术也是牛屎上开出的花朵。节目单做好后我会寄给您一份，您要是愿意，我会让人给您预留一个座位，以后它就属于您了。……您读过蒙泰朗关于阿尔及尔的那本小册子吗？如果没有我就给您寄去，它会让您开心的。”他吐露了一些真实情况：“《卡拉马佐夫兄弟》已经停演一周了，评论界与行家对它赞誉有加，票房收入却遭遇失败，不过至少我算是熬到头了。得知您喜欢《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很高兴，要知道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上演这出戏，我几乎是强迫大家同意的，今天大家都改变态度了。您已经猜到，我在剧里扮演伊万的角色，我无法跟您说我是怀着多么大的喜悦扮演这个角色的。关于这一点格勒尼耶曾对我说：‘我早就料到您会扮演这个角色，伊万代表着没有上帝没有爱的智慧。’这话说得有些重但他是对的。……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我可以跟您说这些对吗？），刚刚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他说的是《幸福的死亡》。“只不过所有这些都是在一种恼怒的状态下写成的，每天先酝酿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才写下来。所以，尽管别人（格勒尼耶、厄尔贡）照常夸了我一番，但从他们的话中能听出某种明显的意思：这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写得太仓促，还称不上是一部艺术品。这在好几天里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多少曾把这部作品能否成功看作是自己最后的希望，看来我错了。现在已经感觉好一些。我在写的时候缺少足够的时间，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喘气的时间，需要暂停和回味。我独自一人写作，无法向任何人读上哪怕一行字。”
加缪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我是因为盲目工作而陷入了困境，用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取代了我应该表达的东西。我大概没有让别人读懂，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得更好。我所做的事情在自己看来都一直是很晦涩的，别人大概就是因此感到了我的局限所在。所有这些对于您而言大概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对于我却非常的重要。过去的一年里，我曾经担心自己做事过于认真，而现在我真的要认真了，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大概会有许多事情要做。格勒尼耶曾对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最大的障碍是自负与骄傲，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让您明白，他说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每次我跟他见过面（次数极少），他对我说的话都会让我反感好几天，接着我就明白了，知道自己是多么地热爱这个人。在结束这些话之前，我想补充的是我还曾写过一小册随笔集（关于佛罗伦萨、杰米拉、蒂巴萨和阿尔及尔）。”他说的是《婚礼集》。他的小说和随笔的主题都是关于幸福的。“您会看到，即使是在这些随笔里，也有某种过于紧张的东西，做不到自由放任。每次您跟我说：‘我们就不能谈谈巴赫吗？’我就会想到对于一切艺术家而言他所代表的那种卓越典范的意义：那种欢快、那种宽厚、那种最简单最自然的音乐语言中蕴含的无比丰富的内涵。写作就应该像这样。但那需要一颗纯洁的心灵，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
加缪在信中向弗朗西娜倾诉衷肠：“我重读了一遍刚写完的这封信，那么坦率地跟您说一些我通常不告诉别人的事情，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要知道今年以来我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只见了格勒尼耶两次），现在我怀着很大的喜悦给您写信。只是，由于我希望自己在您的面前真实而透明，结果总是会说出一些蠢话或者自命不凡的话来。我会像您一样将此解释为书信交流往往词不达意，可是我记得您跟我当面在一起时，我的表现也是同样的笨拙和自命不凡，真是没有办法。”
加缪再次想到了远走他乡的念头。“关于去印度支那的事，我正在等待答复。我曾经提出过申请，就像每次在感到厌倦时我就会突然做出类似的举动来一样。我仍然随时准备动身，但眼下我尚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能够拿到体检证明，那将使我最终得以准备教职资格的考试。……如果我拿到了这个证明，就会重新开始学习，并在阿尔及尔继续待上一年，攻读一个理科的学业证书（大概是生物学的）；如果拿不到该怎么办呢！我非常需要钱，而印度支那能够给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错误地跟您说我没有什么可失去也没有什么可得到，这类话在写信时自然而然就会冒出来，因为说出来挺舒服的，我希望您好歹能够正确看待我说过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