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想租一个房间或者一个单独的住所以便写作，并将自己作品的一些片断念给几个漂亮的女友听。在玛格丽特和让娜看来，他这样搬来搬去花销太大，他解释说：“我很郁闷，孩子们，郁闷得可怕。我想租一个套房，可付得起房租的那些都丑陋不堪：就是那种‘廉租居民楼’。我去看过的那家人生活在毫无天伦之乐可言的穷困之中：孩子们邋里邋遢，到处乱糟糟的，厨房的锅里还装着中午剩下的米饭。女主人难为情地对我说：‘您都看到了，我们希望很快能搬家，这里地方小了一点。’这相当于说：‘这儿的租金对我们来说还是太贵了’；或者还会这么说：‘这楼层是高了点，不过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糟糕的是墙上居然还有挂毯，脏得已经成了暗红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住到那种地方去。”
加缪正在准备他的劳动剧团的演出计划，但是觉得自己并没有在工作。“我极其需要一套房子，以便有个稍微能独处的地方清醒地思考事情，看清楚周围的世界。我非常厌恶那些‘麻木不仁’之人，可是如果连属于自己的20平米空间都没有，如何能够在清醒与尊严中得到幸福呢？”他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待在西迪-布拉伊姆路的翡虚院，修门窗、接电源、刷油漆，至于电线的布设和墙壁都只是草草对付了事。“这将是阿拉伯式的房子，会很迷人的。”一次排练之后他又去物色住房：“我得先走了，姑娘们。今天上午我要去看一套‘带浴室的一居室套房，租金不贵’，要是还能有壁炉的话，你们就可以过来喝热葡萄酒（橙汁+桂皮＋葡萄酒）了。你们接着排练吧，尤其要设计好手势动作——优美起伏的——俄国式的。”
入党刚一年多的加缪对党的路线语带嘲讽：“共产党张贴声明，向那些‘歌颂军队团结一致为祖国效力的应征入伍者致敬’。”由于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党降低了反殖民主义的调门。党组织让人失望了吗？那就把希望寄托在具体个人身上吧。加缪：“我觉得所有的人既愚蠢又缺乏优雅，只有我时常见到的既招人喜欢又博学的路易·贝尼斯蒂是个例外，我跟他一起讨论绘画和雕塑——这种讨论我已经两年都没有了。”
他已经忘记了去印度支那或法国执教的梦想，全力投入到戏剧活动中，这大约会让他在阿尔及尔待上一年。他等待着玛格丽特和让娜的回来。1936年10月29日，他若无其事地给她们写信说：“我不能肯定是否会在这里一直待到你们从奥兰回来：我正在与一家阿尔卑斯地区的疗养院洽谈，他们那儿想要一名小学教师，地点在上萨瓦省。或许我会到那个海拔1500米的地方将自己与世隔绝。”他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拒绝减轻每天的工作。如果去疗养院，就能让自己既得到休息，又能工作并且维持生活。他并非一定想要找一份教师的工作：“要是这事成不了，其实这是我内心悄悄希望的，那么我就会想办法回到这里，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像那些小时候的伙伴一样每天8小时去上班。那会是一种乏味的生活，索然无味，但是我对这些已经无所谓了，所以……”在同样的冲动下，他对预料中8小时坐班的乏味已经视而不见：“……6点下班后，我们可以在一起喝茶”，他在信中对让娜和玛格丽特这么写道。
同一天里希望与失望交替出现：“这是星期五的最后一刻。我不再找房子了，因为无法负担房租，还是住在哥哥家里吧。”等到翡虚院最终可以住人时，那里将成为他的港湾，其他几处可以寄居的房间则将是他的落脚点。10月里一个阴沉下雨的上午，他开始厌倦阿尔及尔了。城里只有两处风景依然美丽：阿格哈的内港和布扎莱阿一带。“我感到厌倦。”因为什么原因？“……我知道一般人会解释自己是因为某件事而感到厌倦，而实际上这类事件只是借口，说到底并不能解释任何东西。别人会对你说：‘情况会好起来的，这件事并不严重。’……这种说法并不对，因为需要改善的是别的东西。我之所以跟你们说这么多，原因当然在于就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幻想可言。”
奥兰的姑娘中，有一个比别人更能让加缪忘掉西蒙娜。玛格丽特和让娜曾经请加缪帮助她们的一个朋友，想要在阿尔及尔生活的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他准备助这个陌生的姑娘一臂之力。在奥兰做秘书的克里丝蒂安娜希望提前一个月得到雇佣的通知，阿尔及尔能找到一个雇主愿意等她那么长的时间吗？有许多工作都可能适合她，有的地方在招速记打字员。阿尔贝也为自己收集招聘广告，“暗中希望某个印度王子会雇佣一个具有西方文化的秘书”，附带还幻想自己能在疗养院遇上一位印度王公。克里丝蒂安娜能否到阿尔及尔来两个星期？“她可以住在翡虚院（那儿有一张床和一个浴缸，好歹可以住人），吃饭可以做天然食物（这对于钱包和身体都非常好），然后可以实地了解一下招聘信息。”加缪指点说：“正常情况下我可以让她寄宿在我家里，但我现在没有自己的住处也没有钱。”他像个父亲一般主动提出：“这是来我这儿的第三个孩子了，连续不断收留孩子的欣喜已经开始变为厌烦（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但是我无法拒绝这类神圣的义务，一定会等候她到来（一家农业机械公司最近三天正在招聘一名速记员）。”他推荐了《阿尔及尔回声报》上的招聘信息。加缪曾为米盖尔在阿尔及尔找到了一份工作，还安顿了一个电工，却没有为自己找到任何工作。他身无分文，自嘲说：“最近十天我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于是把我哥任命为我的秘书，让他帮我去寄信。”吕西安为阿尔贝感到担忧。新开张的小麦交易所正在招聘速记打字员，他写信说：“让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穿上她最漂亮的行头去求职（尤其要注意的是：填写家庭状况一栏时必须将情况说得糟糕），假如碰巧她是由国家负担的战争孤儿，那就应该让省民政局对她的求职申请加以支持。”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让娜和玛格丽特就通知加缪，他在总督府认识“两三个人”，可以试试去争取他们的帮助。
克里丝蒂安娜是个美丽的女孩，棕色头发，皮肤晒成古铜色。她母亲是小学教师，做葡萄酒经纪人的父亲在她还不到12岁时就去世了。读高一的时候就认识了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眼下她在阿尔及尔找到了一份秘书兼速记打字员的工作，雇主是标致公司的一家特许经销商万松商行。克里丝蒂安娜与加缪很快就互生好感，他们既浪漫又默契的长期恋人关系开始于1937年1月，那时大家——让娜、玛格丽特、阿尔贝——真正住进了翡虚院，这所位于米什莱街上方特朗里区高地一个公园后面的房子带有露台、大客厅、两间卧室和一个厨房。阿尔贝接受了克里丝蒂安娜的柔情。忠实的她感到了他的才华并且为之服务，帮他打印文稿。那时没有任何人像她那样了解加缪的力量与弱点。染上毒瘾的西蒙娜让人感觉既神秘又反常，而克里丝蒂安娜则开朗健康。她会在露台上赤裸着身子晒日光浴。她的美丽和好心肠感动了加缪的朋友们，玛多和罗贝尔·若索往往觉得她对加缪过于宽容了。
在阅读《一个诱惑者的日记》时，加缪引用蒙泰朗的话逗趣：“我不在乎幸福。我所希望的是伟大。”现在他对读书感到恶心。文学吗？当然很好，但什么也比不上天空中飞过的雨燕、露台上的那几个“摩尔小姑娘”，以及烘烤咖啡豆的香味。大家一致认为，没有谁对翡虚院的描写能比加缪的更好：“那一带的人把它叫作三个大学生之家，要经过一条很难走的路才能上去，路的开头是橄榄林，尽头还是橄榄林。……到达的时候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推开一道蓝色小栅栏，避开那些扎人的九重葛枝条，你还得再爬一道陡得像梯子的台阶，不过在蓝色阴影的掩映中，干渴的感觉已经缓解了。萝丝（玛格丽特）、克莱尔（让娜·西卡尔）、卡特林娜（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和那个小伙子将翡虚院叫作‘面对世界的房子’。它完全面朝风景，就像熙熙攘攘的红尘世界之上高悬于明媚天空中的一个吊篮。”翡虚院俯瞰着阿尔及尔、拉佩尔利耶高地及其橄榄林、松树林和柏树林，从这里可以远眺40公里以外位于布兹格扎上方的居尔居拉。“因此，”加缪写道，“没有谁会因为陡峭的山路和疲劳而抱怨，每天你都会得到新的喜悦。”
劳动剧团的道具被用来装饰这个住所：贝尼斯蒂制作的面具挂在米灰色墙纸的那个房间里，一束束月桂、百里香的调味叶和香肠既装饰了厨房又散发出香味。加缪收养了一些动物，一条名叫基尔克的狗、一只名叫卡里的棕色猫和一只名叫居拉的黑猫。朋友们轮流下厨房做饭。他们伴着一支德国歌曲的旋律哼唱加缪的歌词：
我有一帮朋友，
一处面对世界的家园。
清晨无际夜色无边，
我们沉默安静，
日子过得顺心舒坦。（重复）
在翡虚院，他们既懂得安静也懂得交谈。
这里的世界停止不前，
友谊的情愫已经萌现，
生活的欲望顽强而明澈，
自由的意义正在其间，
我们的家园前景无限。（重复）
加缪在翡虚院还没有安顿好就开始写作了。
生活是一个流浪的微笑，
爱着死去之物真够奇妙。（重复）
是指死去的爱情吗？是指阿尔贝对西蒙娜·伊埃及其“引人注目的美貌”的爱，还是指离去的朋友对他的爱？
克里丝蒂安娜虽然倾向左翼，但是并没有加入共产党。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阿尔及尔创办的文化之家领导着劳动剧团、劳动影院、医疗与劳动互助社、社会阵线下属的文化团体、无产者世界语组织、《公社》杂志之友会、《知识》杂志之友会、苏联之友会以及本地的画家、建筑师、雕塑家和作家联谊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发展各种类型的文化组织，在数量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此显示“进步人士与民主人士”都参与了共产党的活动。公开承认的目的是：提供“被平庸与暴力所威胁”的文化活动，让“阿尔及尔成为地中海世界里当之无愧和义不容辞的文化之都”。一批始终怀抱良好愿望、常常天真轻信的年轻人“希望改变世界”，以平等的姿态把文化奉献给广大群众。巴黎共产党文化机构不公开的目的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控制。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保卫文化国际大会从法国本土转来了各种建议。巴黎文化之家总部的领导人是共产党作家勒内·布莱克。
加缪担任阿尔及尔文化之家的秘书长职务，埃米尔·斯科托-拉维纳负责财务，让娜、玛格丽特、罗贝尔·若索、夏尔·蓬塞也参与有关的事务。他们的首次聚会是在斯科托的家里，那是宝剑神父街的一处别墅，往上爬直接通向特朗里街区。人民阵线的网络将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联系在一起，马赛的《南方手册》杂志主编让·巴拉尔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请斯科托帮他拉一些斯基阿菲诺船舶装备公司的广告。加缪对马赛的“灰幕剧团”产生了兴趣，该剧团在安德烈·鲁散和路易·迪克勒的领导下也展开了戏剧活动。在阿尔及尔文化之家的保护伞下，还成立了一个法国-穆斯林联盟，弗雷曼维尔就是其中的成员。这个联盟后来发表过加缪等人所关注的有关法国议会中“土著”代表情况的小册子。
劳动影院一直由马克斯-波尔·富歇主持，自布卢姆政府组建以来，这个社会党人的叛徒色彩在加缪眼中有所减弱。和其他所有艺术影院、实验影院和政治影院一样，劳动影院经常上映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那是一个电影业空前繁荣的年代，这门新兴艺术作为有力的宣传工具，既面向知识分子也面向没有文化的大众。吸引普通民众看电影，要比吸引他们去听演讲或看戏剧演出更为容易。加缪对戏剧满怀激情，但作为观众对电影也深感兴趣。他还不知道这种宣传布尔什维克传奇的俄国电影对苏联历史的改写达到了何种程度。《生活之路》、《饥渴的土地》、《总路线》、《震撼世界的十天》、《今日莫斯科》、《恰帕耶夫》、《1936年的西班牙》和《共和派民兵占领西耶塔摩》都取得了成功。西班牙的内战掩盖了苏联的血腥清洗。阿尔及尔的共产党人与法国的共产党人同样盲目，但是比后者要少一些教条，有时还具有更多的反思精神。劳动影院的简报上说：“人类的天才，即使是苏联人的，也有其局限性。”
文化之家的所在地位于夏拉斯街8号，每月出版两种简报，然而欧洲裔工人和阿拉伯工人都看不懂，无论是雅克·厄尔贡关于普希金的研究，还是由何塞·阿布勒凯尔翻译的阿拉伯诗歌，或者是弗里德里克·若里约-居里有关物质衰变和人工放射性的文章。作为文化传教士，文化之家非正式办事处的成员组织了一些讲座，听众主要是阿尔及尔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在“世俗女性互助会”一个大厅的讲台上，夹在两男两女中间的加缪第一个发言，探讨是否有可能实现一种地中海文化。加缪反对关于拉丁文化的神秘主义观点，尤其是当这种神秘主义被墨索里尼利用的时候。在加缪看来，地中海地区并非罗马帝国或其后继模仿者的比武场，令人难以忘怀的西班牙——那里的民族主义分子刚刚攻占了马拉加——也拥有一种强大的文化势力。加缪断言，通过西班牙这一连接地中海欧洲与非洲的纽带，就能够理解什么是北非。一种新的地中海文化将会接纳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做出上述也许会受到某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质疑的激扬论断后，加缪预言地中海的某些地区将会出现一种“集体主义”，它将有别于共产主义俄国的模式，以及法西斯意大利实行的充其量不过是国家干涉主义的模式。他谈到了自己的经历：“我到过中欧两个月，从奥地利到德国我都一直在思索，那种压在我心中的奇怪的不适感、那种隐隐约约的不安究竟从何而来，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明白。那里的人把纽扣一直系到脖颈，不懂得什么叫顺其自然。”他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萨尔兹堡发现的那封信和那次决裂）转变为客观的表述。显而易见，他更喜欢橄榄树而不是冷杉，不过他关于日尔曼人的普遍性结论显得缺乏根据。
加缪想要超越自己阿尔及尔人的身份，但又不愿使自己仅仅归属于法国，尤其是巴黎。作为一个文化的领路人，他觉得自己既不完全是法国人，又不仅仅是阿尔及利亚人。文化之家应该致力于发展地中海精神，组织有关介绍地中海文明发展阶段的活动、有关科学论著的公众讨论，并对阿尔及利亚民俗进行“权威的研究”。加缪预告了克洛德·阿维林关于革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讲座，这让阿库姨父非常高兴。演讲者研究了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冲突，言下之意苏联是一种民主制度。后来在拉丁区啤酒馆与和平主义大学生见面时，他呼吁听众拿起武器支援西班牙的共和党人。加缪对他表示支持，但讲话时不带演说效果。从巴黎来的演讲者们就像江湖艺术家一样到处“巡回演出”，返回时总是取道突尼斯以便节省费用。这些来自巴黎新闻界的文化传播者包括西蒙娜·特里和安德烈·魏尔姆塞，前者是《人道报》的撰稿人，后者是《被缚的鸭子报》的撰稿人。和党内许多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一样，魏尔姆塞被叛徒的观念所纠缠，在名为《关于背教者的变奏曲》的谈话中，他将矛头指向了从苏联失望归来的安德烈·纪德，描述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潜在叛徒思想发展的过程。他说这些时尚人物年轻时都反对循规蹈矩，到后来却希望能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和原名埃米尔·赫尔佐格的安德烈·莫洛亚一样，魏尔姆塞也对“可耻的犹太人”进行指责。后来，让·盖埃诺到阿尔及尔宣传反对阶级斗争的温和的人道主义，这个鞋匠的儿子感动了加缪。伊莱娜·若里约-居里介绍了皮埃尔和玛丽·居里所做的研究、地壳、铀元素和钍元素。加缪有时会鼓励自己的伙伴上台发言，或者怂恿自己的老师这么做。厄尔贡就《唐璜》作了发言，当时他们正在上演普希金的《唐璜》，说话带巴斯克口音的玛多·若索负责陪饰演唐璜的加缪排练台词。
文化之家并非党组织的一个被动中转站，它的年轻知识分子们政治上单纯，但在文化上并不总是顺从。他们没有向听众推出一次关于《苏维埃的奢侈》的演讲，谈论这个题目的女子高中教师吉拉尔迪夫人曾在农业大厅告诉六百名听众，苏联人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妇女们个个都是风情万种”。
文化之家的成员支持布卢姆-维奥莱特的社会改革方案。阿尔及利亚总督莫里斯·维奥莱特曾希望给予穆斯林精英以法国公民的身份。1931年，他发表了题为《阿尔及利亚能够维持下去吗？》的文章，预言如果穆斯林精英不能获得升迁并融入法兰西民族，那么法国将在1945至1950年之间失去阿尔及利亚。人民阵线执政时期，他的主张被重新提及。布卢姆-维奥莱特方案打算给予20万穆斯林选民以政治权利。由于包括人民阵线的激进社会党人在内的一批政治家的压力，这个方案无疾而终，但是加缪仍然为其辩护。
很少有穆斯林到文化之家来，即使是当它致力于介绍土著艺术的时候。让娜负责准备（蓬塞说其实是缺乏准备）一场阿拉伯音乐晚会，她从阿尔及利亚南部请来了三名音乐家和两名女舞蹈家。六百个座位的波尔德大厅稀稀拉拉只坐了40个观众。如何才能吸引“土著”呢？这些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了解阿拉伯人对欧洲裔进步人士的反感，为了吸引阿拉伯人中的同情者，他们甚至考虑：“是否有必要在地上铺上席子，让大家围坐成几圈，旁边准备上茶水！”欧洲裔的进步人士主动去接近阿拉伯人，但是后者到文化之家来的次数却比法国裔、意大利裔、西班牙裔和马耳他裔的工人还要少，文化之家为这些工人开办了由玛格丽特组织的各类课程。
在维拉雷-德-儒瓦约斯大街的西居罗-塞万提斯大厅，文化之家还举办了一些更具政治色彩的庆祝活动。在文化之家的领导下——它的非政治色彩并不像斯科托预言的那么少——贝尔古的共产党支部、世界反战与反法西斯委员会分部举办了一个声援西班牙共和党人的“地中海节”。包括西班牙驻阿尔及利亚副领事蒂拉多先生、瓦利高尔斯基先生和一批苏联之友在内的五百名来宾出席了音乐会。在被围困的马德里有人牺牲之后，谁还能声称自己不介入政治呢？应邀参加活动的贵宾，是停靠在阿尔及尔港的西班牙共和党军舰“加勒比海号”上的军官。中场休息时，作为文化之家秘书被介绍给大家的加缪鼓掌对他们表示敬意。大家一起唱了《国际歌》，然后开始跳舞。从西班牙传来军事上失利、政治上含混不清的消息。无政府主义者在阿尔及尔积极活动，但不如在奥兰那么活跃。无政府主义联盟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报》解释了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后来的冲突。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对法国的和平或者说社会的暂时平静抱敌视态度，希望掀起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无政府主义联盟在贝尔古和巴伯·埃勒-乌埃德张贴出告示：“是斯大林主义者挑起了瓦朗斯的政府危机。”告示上还说：“无政府主义联盟是西班牙革命最有力的支柱。”
30年代中期，阿尔及尔的进步年轻人很少有不觉得自己是亲近共产党的。你要么是左翼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要么是法西斯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或者至少站在某一方的外围。加缪公开了自己的进步主义立场，但是没有公开自己加入了共产党。来自巴黎的党的干部没有引用列宁文章中那些极富煽动性的段落，而是“将共产国际的任务”加以理论化。已故的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宣称，各地党组织不投入其所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以推翻资产阶级、不向当地引入“武器和文学”，就是“卑鄙的流氓和叛徒”。这是列宁主义的充满暴力的时代。在阿尔及尔，极少数读到过列宁这些文章的人之一是让·善特隆-巴尔泰勒，这位巴黎派来的党代表、职业革命家，观看了《轻蔑的时代》和《底层》的演出。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和别处一样的殖民地吗？阿尔及利亚人的情况是与别处一样的吗？1921年，西迪·贝拉伯党支部的一项决议断言，“土著人由于抗拒经济和社会变革、反对一切为妇女提供的教育、没有能力掌握开发土地和地下财富的技术，已经被其资产阶级教友驯化得对大地主和宗教领袖唯命是从，因此他们的独立要求将有可能招致封建压迫。”
《社会斗争》印刷了两千份。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阿尔及利亚党员未能很好领会的一个路线转折点，它宣称“在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反帝人民阵线”，反军国主义被搁到了一边，这让加缪感到恼火。宣传口号没有很快跟上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法共的指示发出很久以后，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青年组织还在继续散发一首歌曲的传单：
……正当你累死累活
没日没夜啊
从冬到夏
正当你累死累活
就像老鼠啊
被压在大山下……
人家却从鞑鞑乌印那鬼地方
找来些抢饭碗的塞内加尔黑鬼呀
……从博尔吉·博夫到乌伊纳
人家挥舞着牛筋鞭子把你抽打……
20年代，反殖民主义的法共曾经帮助过梅萨利·哈吉及其“北非之星党”的追随者。如今斗争的重点随着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改变了：挡住这些势力，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无产阶级就能获得解放。善特隆-巴尔泰勒应该在阿尔及利亚执行这一新的战略，向“土著人”说明法兰西共和国本着博爱的理想，会保证帮助他们反抗阿拉伯封建领主和法国来的上层殖民者，反抗法西斯势力的掠夺。一位阿拉伯共产党员在《社会斗争》上这样写道：“反对法国？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热爱法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有人指责我们想把所有的法国人扔进大海里，多么耸人听闻！”要制定一个下层白人和“土著人”都能接受的路线并不容易。乌兹加纳和善特隆对任务进行了分工，在各次会议上，他们都阐发了一个双重主题：一方面反对殖民主义直至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另一方面让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就是支持社会主义。第一个主题是针对宗主国的，重点放在争取独立上；另一个主题是针对阿拉伯人的，强调的是团结。他们超越了种种“矛盾”，赞颂团结，尤其是终于重新联合起来的各工会的团结。阿尔及尔在“电影帝国”的大厅庆祝这一事件，里面挤满了3千名支持者。工会的统一要求政治上的统一。谁能不被这些铁路员工、邮电局职员、海关职员以及市政服务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员工所感动？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一斗争不应该让欧洲裔的无产者产生分裂，也不应该让他们与阿尔及利亚的同志们产生分裂，后者多数为梅萨利党人，尤其是那些电车公司的职工。
巴黎的法共政治局进行了调整，曾经影响过善特隆的安德烈·费拉因为支持反殖民主义路线被排挤出政治局，后来又被开除出党。梅萨利党人在与共产党竞争。应该与他们的影响进行斗争，创建一个有别于法共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该党的两位正式领导人是乌兹加纳和本·阿里·布科尔，协助他们工作的善特隆象征着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联系，此外，米尼沃同志作为“政治和行政上的合作者”，负责监督党内各种级别的同志。党的阿拉伯化开始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支持苏联，支持赖伐尔-斯大林协议、非公开地坚持民族独立原则。梅萨利·哈吉很懂策略，他所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以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作为目标，部分阿拉伯共产党员与梅萨利党人又站到了一起，更为支持反殖民主义的善特隆消失了，他投身到了有穆斯林参加的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斗中。阿拉伯裔与卡比尔裔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多，他们放弃了伊斯兰教，尽管没有公开承认。不论列宁、斯大林、多莱斯、善特隆还是加缪都没有想到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是何等地难以相容，一个穆斯林要是不放弃伊斯兰教就无法融入共产主义。
贝尔古党支部的书记埃米尔·巴杜拉委派加缪研究在阿拉伯群众中发展党员的问题，这项任务既让他伤脑筋又让他伤心。与阿拉伯人关系密切的巴杜拉帮他与宗教领袖和伊斯兰教学者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本·巴蒂斯教长和塔伊伯·埃勒·奥克比教长。乌兹加纳则鼓励他与年轻的穆斯林建立联系。加缪与阿拉伯人没有什么交往，虽然认识几个阿拉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但却无法深入到工人中间去。
当时有两位作家一直是左翼青年的指向标，一个是34岁、一头乱发、身穿皮夹克的马尔罗；另一个是67岁的纪德，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传统文人，秃顶，处事谨小慎微，肩上披着宽大的旅行外套，然而反叛精神和革命性并不亚于马尔罗。1936年11月，纪德发表了他的《从苏联归来》，1937年6月又出了一本更为异端的小册子，题为《从苏联归来修改稿》，两次对苏联发出了令人震骇的抨击。纪德显然不能被轻蔑地当作一个精神错乱的资产阶级看待，他曾经因为在《刚果游记》和《从乍得归来》中揭露殖民当局的罪行而遭到右翼谩骂，当时左翼站到了他的一边，现在他又以同样的冷静抨击苏联的神话，因为他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真相。在第一篇小册子里，貌似天真的纪德描述了“一片正在将乌托邦变成现实的土地”，这位不带成见的旅行者看到了莫斯科商店那些令人沮丧的橱窗，在一处由陪同人员选定的繁荣兴旺的集体农庄居民区参观时，他发现了那里的人都丧失了个性。与阿尔及尔劳动影院的观众所欢呼的那些苏联电影不同，他笔下的苏联是另外一番景象：“每户人家里都是同样丑陋的家具，都挂着斯大林的肖像，除此以外一无所有。……那里不仅有穷人，……而且有太多的穷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某一个人对全体无产阶级实施的专政。无视既定看法的纪德秉笔直言：“我怀疑今天在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精神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多扭曲、更多害怕（甚至恐惧）、更加臣服。”《从苏联归来》没有让人看到什么希望，尽管如此，行文滴水不漏的纪德略带造作地感叹道：“苏联为西班牙提供帮助一事向我们表明，它能达到何等了不起的国家重建水平。”在法国，共产党的机器正在运转：如何阻止纪德的言论？党的知识分子，包括31岁的保尔·尼赞，被指派作出反击。一些政治家，诸如担任国会议员的法共政治局委员费尔南·格勒尼耶，居然也对这个能让那么多资产阶级成员感到烦恼的作家进行指责！
进步人士蓬塞和党员加缪感到困惑。他们读了《从苏联归来》，蓬塞是在看完苏瓦利纳的《斯大林》之后几个月读到纪德这本书的，他认为值得对这本书展开一次讨论，阿尔贝赞同他的意见。由于阿尔及尔的文化之家听命于巴黎，蓬塞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巴黎的布莱克，后者很快有了回音但感到为难：他懂得举行这么一次讨论的意义，不过现在时机合适吗？蓬塞让加缪看了回信，他仍然想举行讨论，加缪表示赞同。这次由文化之家主办的讨论会于1937年初在博丹大街的一个大厅进行，听众不到40人。蓬塞与劳动权利联盟成员、工程师维埃勒一起主持了会议。没有真正的讨论，也没有出现争议，只有人提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阿共党员没有一个人出席，倒是让·格勒尼耶突然出现在会场。蓬塞征求这位哲学教师的意见，格勒尼耶回答说他来完全不是为了参加讨论，而是想要看看党员们对纪德这本书的反应。如何解释加缪没有出席这次讨论会？实际上他经常参加一些意义没有那么特殊的讨论。是太忙了吗？面对纪德就苏联所提出的批评，他是否感到忧虑又不愿表达自己的困惑？他是想要维护自己作为党员的名声吗？
为了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纪德的影响，费尔南·格勒尼耶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巡回演说。2月25日在马塔莱斯大厅，面对800名阿尔及尔人，其中包括米尼沃同志，他回顾了人民阵线的历程、法-苏关系、莫斯科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鬣狗”的审判。他用了很多时间谈论纪德，指责他说错了。同志们，在苏联人们是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这位政治局委员谈到了苏联工厂里存在的工资差异，那是因为苏联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阶段，因此还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等到实现了共产主义，人类历史就将到达完美的最终境界。费尔南·格勒尼耶跑遍了阿尔及利亚，四处设置防火隔离带。这是法国特有的现象：将作家看作是危险人物。
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修改稿》出版后，加缪经历了一个极其喧闹的政治时期。1937年1月，布卢姆政府解散了“北非之星党”，此举让法共感到满意，而梅萨利立刻又建立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PA）。3月，阿尔及利亚爆发了罢工，警察在库伊夫向罢工者开枪。7月，在领导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时，梅萨利·哈吉被逮捕，后来又被流放。部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干部以前曾是法共党员，因此在斯大林式的词汇中，这是一些叛徒。共产党员与梅萨利党人互相揭发。对于梅萨利·哈吉来说，现在的法共和阿共都代表着“莫斯科党”。加缪较为接近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成员，尽管并不太了解他们。梅萨利党人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置于捍卫苏联之前。有人在私下议论，为了摆脱梅萨利党人的竞争，共产党人向警察局告发了他们，这件事没有得到证实，但也并非不可能。在印度支那各地，胡志明就把民族主义领袖们交给警察当局，并且命人处死托洛茨基分子。
1937年6月加缪遇上了几桩官司。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组被解雇的共产党青年组织发言人普雷迪莫对他造谣中伤，指责加缪转移了文化之家的部分基金。这是个奇怪的指责，因为文化之家根本就没有钱，反而是由加缪和让娜等一帮朋友出钱资助的。加缪与让·德盖尔斯也发生了争执，此人对他在劳动剧团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作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德盖尔斯希望剧团上演的剧目直截了当，传达简单明确的信息。《轻蔑的时代》、《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底层》这些剧目很不错，但是上演本·琼生的戏剧干什么！让娜和玛格丽特支持加缪，德盖尔斯则与托马-鲁沃和莫里斯·吉拉尔结成联盟。托马-鲁沃曾经有过一个剧团，后来跟加缪的剧团合并了，他反对劳动剧团的剧目主要是出于个人原因而非政治原因。闹剧方面，被文化之家开除的普雷迪莫暗示加缪作为劳动剧团的领导很会勾引女人，加缪直想揍他一顿。政治方面，加缪告诉巴杜拉和乌兹加纳他反对阿共对待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路线。作为党的书记，乌兹加纳希望说服加缪相信这条路线的正确性。乌兹加纳不喜欢梅萨利，因为此人在穆斯林群众中比他更受欢迎，有数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37年10月，在参加市议会选举的土著居民第一选区，乌兹加纳获得580票，而梅萨利的得票数几乎是他的5倍，达2425票之多。毫无疑问，这个梅萨利一定是法西斯的“同谋”！即使处于半地下状态，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党员和支持者照样组织集会与闪电式的游行。他们不是举起紧握的拳头，而是举起食指伸直的右手，以示区别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他们的口号：“参加阿尔及利亚议会！”还呼喊“土地属于农民！”他们拒绝法国化：“创办阿拉伯学校！”这个口号与法兰西共和国普及法语的政策相抵触，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裔进步人士均赞同这项政策。在宗教上，梅萨利党人也针锋相对地呼喊“尊重伊斯兰教”！共产党人很少触及这个敏感问题。加缪对部分穆斯林杰出人士的愿望心怀同情，与他持同样态度的还有几个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大多熟悉阿拉伯文化，其中包括君士坦丁省的保尔·埃斯托日，以及奥兰的卡米耶·拉里贝尔医生。在蓬塞眼里，他们是“不害怕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的阿尔及利亚人”。
乌兹加纳和巴杜拉非正式地告诫加缪：他正在滑向错误的政治方向，这不是一个轻微的过失。加缪仍然固执己见：阿共对待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路线在理论分析上是错误的，在具体措施上是卑鄙的。乌兹加纳和巴杜拉对他的意气用事感到遗憾，但是欣赏他的真诚。他在劳动剧团和文化之家的活动表明他不仅是个有用的人，而且也是个有能力的人。一些思想正统的家庭怀疑他是共产党，禁止孩子去他的课外辅导班听课。他在党内没有级别，只是在被人以同情口吻提到的“索利埃尔高地知识分子党支部”担任秘书，这个支部位于米什莱街一带，隶属于贝尔古的党组织分部，因为上等住宅区是很少有共产党组织的。
知识分子党支部的聚会不多，参加者主要是大学师生、阿尔贝、让娜、玛格丽特，有时还加上弗雷曼维尔。与他们有来往的还包括做商务代表的斯蒂埃尔和他在药店做事的妻子、未来的建筑师路易·米盖尔、画家莫里斯·吉拉尔（他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问题上与加缪观点相近），有的时候三个干体力活儿的阿拉伯同志也会来一下。他们有时在翡虚院聚会，更多的是海阔天空地随意聊天，而不去讨论国际局势和本地局势。他们嘲笑党内的等级制度。法共新来的特派员罗贝尔·德洛什没有巴尔泰勒那么灵活，从巴黎带来了更为强硬的指示：反法西斯斗争要优先于反殖民主义斗争。在德洛什到来之前代理巴尔泰勒职务的艾黎·米尼沃对德洛什表示支持。共产党的报纸将梅萨利党人称作伪民族主义者、煽动肇事的破坏分子、政府的代理人。一些穆斯林要求加缪对此作出反应。与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意见不合这可以理解，但是将其成员称作法西斯分子就太过分了！加缪提高了声调。彼此没有好感的德洛什和乌兹加纳出席了知识分子支部的一些会议。受到指责的加缪拒绝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他的观点并不孤立，于是依据惯例将这类党员开除出党就势在必行了，共产党的干部是将持批评意见的党员当作具有传染性的病人看待的。
随着人民阵线的衰落，阿共党员队伍开始大量流失。加缪在党员中很有影响，这样的人必须被清除。这出戏的第一场是召开党支部会议，支部成员开头都支持加缪，后来又表示反对，其中一些人是被上级的意见说服了，另一些人不想遭到与他相同的处境，还有一些人则是出于被动跟从的心理退让了。加缪丝毫不提及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话题，但是坚持“土著人”应该拥有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给予“土著”应有支持的问题上拒不退让，他强调说这才是党的正确路线。在场的莫里斯·吉拉尔对他的话表示了赞同。
随后，贝尔古党组织的领导找加缪同志谈了话。原则上，他所在的党支部和阿尔及利亚地方局的成员都应该参加这次在里昂街一家咖啡馆里举行的会议，但是党性原则强的人认为范围还可以缩得更小。由法共政治局及其殖民地分部突然派到阿尔及利亚来的德洛什主持了这次审判。陪审员包括阿共的正式总书记本·阿里·布科尔、乌兹加纳和艾黎·米尼沃。有三个同志受到审判，加缪和莫里斯·吉拉尔被公开指责，巴杜拉则暗中受到压力。加缪简要回顾了阿尔及利亚民众与法共之间的关系。领导们只是听他陈述，并不作出回答。会议最后，吉拉尔将自己的党员证交给了德洛什，审判到此结束。
会后，巴杜拉建议加缪主动退党，加缪拒绝了，他决定让他们开除自己。到了开除党籍这出戏的最后一场，阿共政治局召见了阿尔及尔分党委的干部，吉拉尔和加缪加缪都没有得到通知。巴杜拉作为贝尔古党组织的代表，因而也间接地代表知识分子支部，向乌兹加纳冷静地表达了反对意见。米尼沃和德洛什这两个顽固的官僚主义者把加缪-德洛什事件与国际形势联系了起来。西班牙的局势不妙，日本未经宣战就侵占了中国，受到包围的苏联必须保卫自己。1937年6月，斯大林清洗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打击到了苏联的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在这样一个风声鹤唳、知识分子尤为受到怀疑的时代，德洛什和米尼沃的目光所及都是叛徒。作为背叛的第一步，对党的路线的偏离就是一种犯罪。德洛什指控加缪是托洛茨基分子，这是一个致命的罪名。乌兹加纳没有这么做。德洛什肩负的任务是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放在首位，对于在阿尔及尔警察局内建立一个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分部这一想法他大表赞赏，可是当有罢工或被当局禁止的游行时，这些反法西斯主义的警察们却首先将橡皮棍抡向阿拉伯工人而不是欧洲裔的工人。德洛什不信任对阿尔及尔和阿尔及利亚局势更为了解的乌兹加纳，他采取了台球政策：打击了加缪，就能动摇党的书记乌兹加纳的地位。巴杜拉在对穆斯林朋友们的义气与对党的忠诚之间左右为难。德洛什开除了加缪同志，然而在这次清洗行动中，手段最微妙、最圆滑的芭蕾大师是乌兹加纳，尽管他欣赏加缪。
在他的眼中，加缪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阿尔及利亚欧洲人：他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并不感到难以忍受。加缪生病缺钱时，乌兹加纳曾经为他募过捐。阿尔及尔的党员干部中，唯有乌兹加纳知道加缪在几个星期前的5月份在夏尔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反与正》。他比加缪大三岁，靠自学成才，精明机灵，曾经卖过报纸、在邮政局工作过，加入工会青年组织后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他理解加缪对穆斯林劳动者的关心，也了解工人、农民、码头搬运工和矿工阶层。他能说一口令人赞叹的法语，并不怀疑加缪的诚实，但在他眼中，加缪是一个只受过粗浅政治培训的年轻党员，又是一个搞艺术的人。乌兹加纳有党性原则，但不像德洛什那么咄咄逼人。他认为加缪在好几个问题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而不仅仅是在阿共有可能向警察局告发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成员这一个问题上。在他看来，“一个严肃的革命者懂得在不同时期提出与该时期相适应的诉求，能够学会确定当前可能做的事，又不停止对实现最终目标的准备。”乌兹加纳认为，加缪把阿共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疏远看作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战略和道义上的错误，其实这只是一个战术改变而已。加缪将此看作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转变，乌兹加纳则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变化。加缪维护的首先是“土著人”，而阿共则把“土著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从小在贝尔古长大的加缪深受一些穆斯林活动分子的影响，他们曾经是阿共党员，后来加入了“北非之星”这一危险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在一些抱有宗派态度的共产党人眼里，加缪时常接触的那些伊斯兰教学者和宗教领袖从社会意义上讲是有危害的，从政治上讲是有毒的。实际上，支持与法国同化的伊斯兰教学者对于要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是一股制衡力量。乌兹加纳认为，共产党没有抛弃梅萨利党人，反倒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抛弃了法共。作为职业革命者的代表，乌兹加纳认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内充满了密探，况且，凭什么只批评共产党改变策略，却不批评极端民族主义的梅萨利党人见风使舵，从极端民族主义转变为主张与法国同化呢？
阿共的发展减慢了速度，它需要替罪羊，而加缪正好符合条件：他没有灵活地、无条件地拥护人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代表上层殖民者的激进社会党人推翻了布卢姆-维奥莱特的改革方案。加缪曾撰写过支持该方案的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宣言，发表在阿尔及尔文化之家的月刊《青年地中海》第二期上。持反殖民主义路线的他宣称：“在人的尊严死去的地方不可能有文化生存。……在法律的摧残下文明不可能繁荣。……在一个90万居民被剥夺了受教育和享受文明权利的地方……不可能谈论文化。”在法律层面，应该做的是让“土著人”获得与阿尔及利亚欧洲人同等的身份。乌兹加纳会赞同这个目标，但不会赞同将其列为优先目标。他把激进社会党的殖民者区分为两类，一是共和派或共济会的，二是法西斯主义的。乌兹加纳认为，“加缪为了自己思想上的一致”，甚至会“把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殖民帝国忠实代理人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社会党与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激进党——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两个性格固执的人之间的意见不合或者误会已经无可救药。
在一份11页的关于党在阿尔及利亚面临的形势的报告中，德洛什向巴黎的法共领导汇报了他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法共还会将报告转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我们对几个进行挑唆破坏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必要的清洗，例如文化之家前负责人加缪，以及刚入党半年的吉拉尔，此人发起了一场全面诋毁法共领导人及其政治路线的运动……”甚至连乌兹加纳都将受到怀疑。几个月后，德洛什在写给巴黎的信中就谈到了他：“此人的历史充满了疑点……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总是拉小圈子，我个人认为他对我党的正确发展具有高度可疑性和危险性。”德洛什举了个例子说明乌兹加纳的危险程度：他在法国失业期间，“总是穿得衣冠楚楚”。加缪也总是很注意自己的衣着。
几个月后，偏向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弗雷曼维尔也退了党。在对他的处理上，阿共寻找了另外的借口。他们提出两项主要罪状：第一，弗雷曼维尔所拥有一家小型印刷厂替梅萨利党人印制传单、广告和宣传小册子；第二，他被指控是用塞蒂夫一个药店主、温和的民族主义者费拉·拉巴斯的钱买的印刷设备。弗雷曼维尔为自己没有像加缪和吉拉尔那样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而得意，于是把自己称作是“费拉主义分子”。他宁愿自动退党而不是被沸沸扬扬地开除党籍。让娜与玛格丽特后来也撕掉党证退了党。
在20个月的时间里，加缪既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又失去了自己的组织，与这架政治机器决裂对他是一个重要事件，但并没有使他受到精神创伤，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背叛了一个阶级。他仍然忠实于贝尔古的工人，无论他们是“土著人”还是欧洲裔的。从这件事中他目前至少得出了一个结论：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戏剧不是他想要干的事。
在被开除或者退党之前几个月，他已经拿到了自己出的第一本书《反与正》，该书印了350本。让·德·梅松瑟勒在一封信中批评他过多地使用第一人称“我”，加缪以同样坦率的口气回答：“我同意你的说法：应该待在幕后。”但稍后又写道：“我可以允许自己满怀激情地说话。”迄今为止他的写作都带有一种“过于直白的癖好”，连自己都不喜欢。将来他会写一本让自己更加“置身局外”的书。他道出了自己隐秘的想法：“如今我对艺术作品已经不在意，即使写出几页漂亮的文字来，那也是出自我的心灵和切身感受，而不是出自我的理性思维。”
在《反与正》那五篇精彩的随笔兼叙事中，作者是用自己的真实生活孕育了作品。无论笔调庄重还是反讽，他的笔下都会提到母亲，以及“不过是在演喜剧”的外祖母。在《内心的死亡》这个富于激情的标题下，他讲述了自己的巴利阿里群岛和中欧之旅。他并不在意真实生活中的时间顺序，所以把帕尔马放在了布拉格之后。无所不在的“我”更多地是代表一种内心历程而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路。在寻找幸福的路上，伴随清醒与崇高情感流露出的是苦涩。面对生命与死亡，面对“是与否”的抉择，加缪思考着青春时代：“人在年轻时并不懂得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失败的经历，必须等到一切都失去了才会懂得一点。”他曾经历过双重的孤独，一种是与母亲的生活，一种是与西蒙娜的生活。有时他会在市区见到她与布尔儒瓦在一起。他没有被贫穷所压倒：“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了自己对童年时代贫穷环境的依恋与热爱，同样，直到现在我才隐约明白了这片我出生的土地及其阳光所包含的启示。”与党内的同志决裂后，加缪摆脱了自己身上“那种对虚无的偏好”，投入到“对生活的热爱”之中，这是他的一篇随笔兼叙事的标题。他投入到自己的戏剧导演工作，但同时又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别人说我很活跃，然而活跃同时也意味着浪费了时间，因为找不到方向。”他在与自己的畏惧作斗争：“假如焦虑再次向我袭来，我会去感受那种像水银珠一样飘忽不定从我指间滑过的时刻。”在提到帕尔马时，他实际说到的是布拉格：“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些可怕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不清是想要爱还是想要哭”。现在他已经把自己明确当成作家，不仅仅对朋友这么说，而且对读者也这么说：“我一直想要创作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们会说：‘要是不干办公室的工作，我会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在自己的第一本书里，加缪尝试了文笔风格的练习。《反与正》犹如音乐中的断奏：“那是一个独具个性而又孤独的女人。”《是与否之间》是柔板：“假如唯一的天堂真的是已经失去的天堂，那么我知道什么是眼下自己正在经历的这种既温柔又令人难以承受的感觉。”《对生活的热爱》是行板：“帕尔马的夜晚，生活像退潮一样缓慢地流向市场后面那片传出歌声的咖啡馆街区。”年仅24岁的加缪已经掌握了好几种写作的语调。他喜欢“非同寻常的文字”，喜欢莎士比亚笔下华美的辞藻。在表达怀旧时他的写作才华已经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这条街上，每一个我遇见的人、每一种气味，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我无限热爱生活的理由。”——从中仍然能看出圣奥古斯丁的影响。
这部随笔集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周围生活的人都急匆匆的，真是奇怪。”这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没有引起注意，巴黎的报刊也没有什么反响。第一篇书评出现在《奥兰共和报》上，既有赞誉，也有保留。“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加缪先生的某些文字流露出格勒尼耶先生的笔调，即那种表面上平静实际却隐藏着不安的令人难忘的语气。读到这样的文字读者会立刻感到不舒服，如同本来期待在一面镜子里看到加缪本人的容貌，而实际看到的却是他最好的朋友的容貌。”在读了几篇评论文章之后加缪对梅松瑟勒说：“这些人对我的评论都是如出一辙：苦涩，悲观主义，等等。他们没有读懂。不过我有时则对自己说，是我自己没有表达清楚。”
文学可以将人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加缪的情况也不例外。很多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员都没有去要回党员证，退出阿共的加缪并没有标新立异，他的行动至多不过是比其他一些同志早了一步而已。法国将来最大的政治派别就是这些前共产党人的派别。人民阵线的希望正在破灭，加缪在笔记中写道：“具有高贵品质的人是不会搞政治的。”
他并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只不过不再是某个政党的党员罢了。他记住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经过社会革命，必然王国将被自由王国所取代。马克思希望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加缪也表达过同样的愿望，在一篇题为《论40小时工作制》、由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打印工整但后来却没能发表的文章中，加缪写道：“我不知道经济是否应该至高无上，不过我所看到的是左翼不断在为一些相互矛盾的原则辩解：它推动投票通过了40小时工作制，随后又自己将其否决；它先是对生产过剩进行抱怨，没过多久又要求恢复48小时工作制以增加生产。”这篇文章混合运用了论文体和对话体：“听着，年轻人（现实主义者总是把非现实主义者叫作‘年轻人’），你们说得倒好听，其实都是在夸夸其谈！拥有闲暇时间对于我们同样重要，争论这个纯属多此一举，它是一个经济生活的要素。”文章接着又写道：“此时他的话被那位理想主义思想家打断，后者眼睛望着天空悲哀地对我说：我很喜欢您的青春活力，亲爱的先生，还有您天真的信仰。要讨论人，好吧，可人究竟是什么，亲爱的先生？”
尽管没有被提到名字，但是艾蒂安舅舅、母亲和哥哥吕西安都出现在这篇文章中：“比如有很多家庭，男的做箍桶匠，女的给人当女佣，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家用。孩子们一到当学徒的年龄，就被大人送去做工，为的是要他们挣钱养家。”加缪总结说：“历史只有一种必然性，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那一种。……正是在这样一种危险的、人孤独置身其中、独自面对并创造自己命运的自由里，他无比喜悦地重新找到了自己最隐秘的博爱之情。”
年轻的前共产党员阿尔贝·加缪拒绝为了某个让政治内容高于一切，尤其高于艺术性的政党的要求，而牺牲被他叫作“阿拉伯人”的那些人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艺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