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服装时尚和政治事件很快就会传到阿尔及尔。1934年，极右翼与极左翼在议会相互指责，双方对垒的事态严重。2月6日之后，阿尔及尔的报纸刊登了一些传真照片：巴黎的保安警察骑在马上执行任务，示威者在骑兵下方投掷小球，众议院门前有公共汽车在燃烧。
加缪希望保持自己的安宁，希望能够实现这桩既出于激情也出于理智考虑的婚姻，再说他更关心的是文学形式而不是政治。身在巴黎的弗雷曼维尔为世界前途和希特勒的上台而担忧，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一封接一封地给贝拉米克和加缪写信，督促他们也加入法共。两天之后贝拉米克决定要干，加缪则提醒克洛德：“当心千万不要将自己与一种年轻人的信条拴在一起，因为那只是一种信条。”他进一步说：“我们似乎倾向于把抛弃过去的错误看作是一种怯懦。”他并非像马克斯-波尔·富歇那样拒绝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加缪写道：“我加入共产党是有可能的，如果加入，我会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也许还有全部的感情，但不会是全部的心灵，我身上的某个部分不会投入其中，而我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他的心灵留给了文学：“我不加入并非意味着对自己的尊重，而是意味着我对一项高尚的、令人钦佩的事业的不尊重。但是我的宗教精神已经根深蒂固，对我而言，如果共产主义不能成为一种宗教的话，那它就什么都不是。”弗雷曼维尔仍然在督促他。结婚前一个月，加缪明确表示不会介入、不会参与：“加入党派就是对自己的强迫，就是对自己身上的其他方面视而不见。”他要求保留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自负的权利：“如果各种因素都促使我保持沉默、促使我更看重生活本身，如果一切因素都让我远离社会性的事务，那我是毫无办法的。至于行动，我哪天不在行动？”他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操心事一样的多：“我已经忘了加入法共这回事。如果在你看来我也许从根本上错了，那就让它去吧。做什么都是一样的。”这是不是加缪将世界看作一种荒诞的偶然性存在的最初表达呢？“再说我也付出了代价：我既不幸福也不快乐。”马尔罗宣称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兄弟般的博爱，加缪就以一句“顺致兄弟般的问候”作为书信的结尾。通常他更喜欢使用别的结尾方式，例如“真挚的问候”或者“回头见”。
青年知识分子们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有的观点激进，有的无疾而终。在巴黎，夏尔·拉波博尔、亨利·勒费弗尔和保尔·尼赞推出了《马克思主义杂志》。弗雷曼维尔决定在阿尔及尔出版一份刊物，他的两员先锋是贝拉米克和加缪。后者给他寄了一篇关于马尔罗的文章，向他概括了自己的观点：“马尔罗的思想并非毫无道理：将东西方对立起来，这是一种思想现象。你声称找到了人性的救世之道，我对此一无所知，要不就只是在观念上知道。不过我了解东方的救世之道，而且知道它不能解决我们这些西方人的问题。你读了《西方的诱惑》吗？马尔罗在书里比我更清楚地说明了东西方的立场以及它们之间无法克服的分裂。”加缪首次试图在一篇文章中阐明一位仍然在世的作家的思想，此前他只是快速写下过一些关于纪德、格勒尼耶、尼采和司汤达的笔记。他尝试透过自己最喜爱的两位健在作家的差异将他们联系起来：“我的这篇文章试图表明从《西方的诱惑》到《人类的命运》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如此而已。你读一下格勒尼耶书中（《岛屿》）有关印度的段落。我在其中更多想到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我们把革命变成了一种通向矫情天国的方式，而印度却不需要这种东西。”身处格勒尼耶和马尔罗之间，加缪想要调和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知道共产主义者关注的中心是人，而东方哲学却让人围绕着“万物”转。通过阅读马尔罗他重新接近了弗雷曼维尔，而远离了印度的思想家：“我跟你说过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有一条任何东西都无法弥合的鸿沟，哪怕共产主义和革命也无法弥合。”
加缪要求弗雷曼维尔创办的刊物在文章质量上决不通融，“对我的也一样”。他希望刊物的版面要朴素，提出自己每月寄去50法郎的办刊费。他每月的收入是300法郎，其中包括给人上课的报酬和阿库夫妇以及索格勒医生的资助。他拒绝撰写一篇拟议中的《向罗曼·罗兰致敬》的文章：“……写信也罢，鼓励也罢，所有这些革命运动的电文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意义。”弗雷曼维尔寄给他一篇由一个名叫穆肖的人写的论爵士乐的文章。加缪评价说：“写得很糟糕。毫无吸引人之处。”这个“穆肖”乃是弗雷曼维尔的化名。于是加缪的下一封信只得这么开头：“看来我让你难过了……”
作为政治斗争的积极分子，弗雷曼维尔将自己的刊物看作是一种政治工具，他向贝拉米克坦言：“办刊物的确是有用的，它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能够把那些态度不明确的人团结到马克思主义周围来。更为功利地说，它能把我们三个（包括加缪）都从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害影响中拯救出来，我非常担心这种思想导致的后果。”弗雷曼维尔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应该将加缪撇下不管吗？……你应该明白争取他是多么必要。”阿尔贝关心的是文学，克洛德关心的是政治行动。1934年3月，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发表了有关东方各共产主义政党发展规划的文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的共产主义者组织集中起来。有必要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独立的、将来可以脱离法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写给贝拉米克的信中，弗雷曼维尔憧憬着阿尔及利亚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共产党、加入到殉道的行列：“当局会查禁我们的组织，把我们投进监狱。”
弗雷曼维尔将诗集、小说和书信堆积在一起：他告诉贝拉米克最近一周的通信竟有40封之多。他兴奋地说：“你看到没有，安德烈，与人相比诗歌很渺小，任何东西与人相比都很渺小。我坦率地跟你说安德烈，即使是宗教神灵也不能让天下太平！”弗雷曼维尔仿佛看穿了真相：“上帝是可以被瓦解的，他不过是一张加了桌板的桌子而已。好好看看吧，你们以为只有上帝这一块桌板吗？得了吧！我再拉出一块来：圣灵。还可以拉出一块来：嘿嘿，耶稣！喂，别弄脏了耶稣，你们这些猪猡！……共产主义者希望人就是人，不是别的。”在弗雷曼维尔看来，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人道主义。更具神学意识的加缪则认为：“不要那么决绝地对一切类似神性的东西都不予理睬。在把那些其实仍然只是上帝表现形式的东西也叫作爱的时候，最好有点畏惧。”
加缪对一种逻辑上可能的邪恶残忍的上帝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不要去想象他们的那个上帝是正义的。不妨想象他是任性和不公正的，是《出埃及记》中的那个上帝。必须这么想象，否则如何去希望人类的绝望处境有一天能够改变？啊！德·弗雷曼维尔，这片伊德阿高地上的风多么寒冷！”年轻的加缪夫妇住在伊德阿公园12号的“清凉别墅”。建筑师勒科尔布齐耶的弟子梅松瑟勒替他们找到了一处套房，月租金450法郎，由岳母索格勒支付。
加缪在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说：“不要以为激情就一定晦暗、智性就一定明晰，这种想法愚蠢而不符合实际情况。太耽于智性或一味沉溺于肉体都肯定会出错。”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像纪德、瓦雷里或克洛岱尔那样，想到自己的书信有朝一日会发表，然而他们的确是一些非常具有文人气质的年轻人……加缪写道：“你若是知道帕斯卡尔的著作里有那么令人陶醉的东西该多好，……但愿人们不要指责我们缺乏明晰，因为我们公开声明要这么做。……而且，他关于人的心灵及其令人绝望的荣耀的看法是那么的清晰、深刻、令人难忘。”加缪拒绝做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置身于码放整齐的卷宗之间的精神贵族。写到这里他又告诉弗雷曼维尔冲泡一杯好咖啡的方法：不能一点一点地往咖啡里倒热水，“而是要先倒入四分之一的温水，然后再分三次倒入滚开的水。”阿尔及尔人都爱喝浓咖啡。弗雷曼维尔指责加缪仍然是个知识分子，这让他感到受了伤害。他回答说：“可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热爱那些下层平民，我深为之感动的，是那些受人气的年老女佣人的不幸，以及贝尔古咖啡馆里和我一起喝酒的工人的困苦。”
加缪帮弗雷曼维尔润色手稿，称赞其中有一些“文采斐然的句子，例如‘安东尼奥听见天空像被卡住的帆篷一样呼啸’，……我所喜欢的一些句子，就像装有混合香气的瓶子，既难以分辨又美妙动人。”作为刊物的文学责编，加缪会纠正拼写错误与粗俗用语：“为什么要说‘妈的，一脚踹在了睾丸上’？从第一页开始就带着‘老傻瓜’、‘蠢货’之类字眼，我觉得这是一种德·弗雷曼维尔式的挑战姿态。”阿尔贝告诉安德烈，他可以怀疑自己的才华，但绝不怀疑克洛德的才华。后者推荐他读福克纳的《圣殿》。加缪说，卡夫卡的《诉讼》属于“阿尔贝·加缪风格”，而福克纳则应该属于“弗雷曼维尔类型”。“没有收到你对《伪币制造者》的看法，这也许是纪德最好的一本书。”加缪觉得自己比较喜欢凯瑟林·曼斯菲尔德的《日记》，那种接近于书信而不是短篇小说的写法。在弗雷曼维尔看来，加缪的写作就会让人想到这位新西兰女小说家。得到如此评价的加缪困惑地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把我和她联系到一起，也许是因为创作中的犹豫不决？”他正在写一本书：“题目叫《贫民区》，已经写了三分之一，即第一部分以及第二部分的几乎全部。过不久我就把第一部分寄给你，然后你告诉我你的看法。有一点我很在乎，就是想知道你是否能感觉出我是带着情感和爱来写的。等到全书写完（大约在［1935年］6月左右），我将想办法发表。”阿尔贝在阿尔及尔警察局驾驶执照管理处有一份临时工作，那是通过他的几个老师推荐得到的。管理处的上司鲍米耶先生还是某个阿尔及利亚文学社的组织者，在他看来，阿尔贝写得并不好，他指的大概是阿尔贝的字体而不是他的文笔。
两年来，阿尔贝一直在创作并润色《贫民区的医院》和《贫民区的声音》这两篇题献给西蒙娜的作品。他在寻找一种语言：“不应该在艺术作品上留下某种标签。”在《贫民区》的那些片断里，他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自然主义者。兼有论述和叙事的《摩尔式房子》聪明地将小标题都取为描述性的：“入口”，“走廊”，“黄昏”。加缪试验用简短和拉长的各种句型写作：“开阔的公园在风中吼叫而他强烈的生命力在雨中愤怒爆发。”这些段落带有普鲁斯特尤其是福克纳的笔调：“……如同大教堂中那些无性别的声音一下子升至最高的拱顶，随即黑压压的唱诗班人群保持寂静，以便让这一声热烈的高音获得最大的效果；如同这些恳求的声音一样绝望地、不懈地延伸，直至到达最终的死亡。”弗雷曼维尔喜欢《贫民区》，这让加缪感动：“重要的是朋友们因为我们所写的东西而开心并被打动。”《贫民区》一直停留在初稿状态，并在加缪的脑海中与另外一个写作构思混在了一起。他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完成大学的学业，又要再一次教课挣钱。一个名叫皮埃尔·达纳的学生觉得他教书很在行。加缪建议弗雷曼维尔从事新闻行当或者给别人当代理：“等我到了巴黎，我会尽量为自己找一份这样的工作……”他再次表示：“我不想做教师，眼下正在竭尽全力寻找改行的机会。……别人告诉我没有这样的机会，这真叫我失望。中学里的环境让人不自在，同事们都板着脸，学生们用谎言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你瞧，眼下我正在中学里教夜校课程（在初中校园），帮一些商行、银行、邮局的雇员复习准备哲学业士学位考试。听课的学生（总共10个）挺招人喜欢，他们白天工作到6点钟，下了班又来上夜校，有时要到晚上11点，每个人都能通过他们所参加的考试。我很喜欢他们。”他更喜欢这些成人学生而不是中学生，称后者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讨厌的小东西”。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并不吸引他。“我也不想象艺术家那样生活……即使在警察局工作那会儿我觉得自己与生活的接触也要更密切一些！”当时每天上班7小时，他说那是一份“蠢货干的工作”。等拿到了学士学位最后几门课程的考试合格证书，他就去找弗雷曼维尔：“……我要来巴黎。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很愿意在那儿拿文凭。格勒尼耶曾说：‘巴黎！世上独一无二的城市。’和你在一起工作那该有多开心！各种展览、音乐会、卢浮宫，还有我所向往的那个巴黎：那些叫作‘切面包街’、‘铁罐街’的古老街道，等等等等。”
1935年3月到6月，加缪投入准备两门课程的考试：“我知道每门课程三分之一的内容，……即最低限度50本需要精读的书。等到读完了，我的‘文化苦闷’将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他的哲学史课程和逻辑学、普通哲学一样，都得了“较好”评语。哲学史的四个考生中只有他获得了这一评语。普瓦利耶打分很严格。
加缪决定留在阿尔及尔，因为西蒙娜一直在注射毒品，需要有人照看。她有时住在母亲家里，更多时候待在医疗诊所。阿尔贝希望1935年夏天完成他的书稿但是却无法做到。办刊物的计划也失败了，他打算与弗雷曼维尔写一出题为《社会新闻》的戏剧：
“维尔德拉克加上克洛岱尔的风格，这个构思看起来挺傻的。不过我真正的想法是：戏剧应该是非常主观的、有固定套路的。我的构想是在剧本的风格和观念中加入某种怪异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某种压倒性的东西，而同时戏剧材料却是最富有情感的、最日常性的，即真实生活中最平凡的那种社会新闻。因此需要做的是将这两个方面协调起来。我的构思还很模糊，不过你可以试着理解：
“也就是说将以上两个方面加以融合，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基础上能够写出呐喊与歌唱，或者说是将两个方面并列起来（这个构思让我很感兴趣）：我想说的是交替展示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比如说一个得了病的女人：首先只是表现她。然后，再表现一个生病的女人或死去的女孩给所有富有同情心的人带来的内心冲突，那种超越了生活本身的、骄傲的或者屈从的内心冲突（克洛岱尔笔下的那种）。每个事件都可以有两种阐释，在这方面我们的合作将会非常有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好好挖掘一下。你先看一下我的设想，认真考虑考虑，收集一些社会新闻。”
加缪一心想着戏剧。卡利古拉，多好的题材！
他把没有通过1933年6月高中文凭的哲学课程考试而有望在10月份通过的学生召集到自己家里。听课的有索朗日·萨尔法蒂和另外6名学生。每星期加缪布置他们准备一个专题发言。老师和学生一起喝茶、抽烟。加缪不满足于批阅这些女生的文章，还写信给她们，对他自己的评语进行再评论。他庄重地给其中一位写道：“我没有马上分析您的论文，这是因为我想要对其多说几句。如果将您的文章当作一篇考试作文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您它写得非常出色，行文通畅，条理清晰，表明您已经无须再学习学校训练方面的任何东西，……总之，您肯定会通过业士文凭考试。”不过他觉得这名学生“太没有主见”，因为她没有在帕斯卡尔的观点和加缪认为愚蠢的瓦雷里的观点之间做出选择。在21岁的年纪，他就有意识地与法国式的那种正题、反题、合题的论说文类型拉开了距离，因为那种文章有时只是一些废话。某天下午他正给学生们开小灶，西蒙娜从远处朝他喊：
“阿尔贝，你把鞋子忘在餐厅里了！”
加缪微笑着对学生们说：
“别结婚，小姐们。”
9月份的课程在一名女学生的家里上，那是特朗里大街12号丙的一幢别墅，对着圣马尔西埃娜教堂。婚礼的钟声从那边传了过来。
“可怜的人们，”加缪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可不要结婚，小姐们，不要结婚。”
他施展自己的魅力，让这些阿尔及尔姑娘开心发笑，给她们读缪塞特的《土老冒的婚礼》。索朗日·萨尔法蒂想要学医，但她的兄长们要她读药学。
“别听他们的，索朗日，”加缪说，“你天生就是一个当好医生的料。”
他曾打算用6到11月的5个月时间精心润色那本向弗雷曼维尔许诺过的书，但是现在又想要撰写另外一本。西蒙娜酷爱贝洛和格林的童话，加缪则欣赏阿纳托尔·法朗士的短篇小说。为了安慰一直辗转于伊德阿别墅、医疗诊所和母亲家中的妻子，他写了《梅吕西娜之书》，“一篇写给闷闷不乐的孩子们看的小故事”。他精神饱满地说：“要想逃避等待给我们造成的没完没了忧伤，现在是创造新世界的时候了。”《梅吕西娜之书》既像神话寓言故事，又像奇妙的纯粹童话，既幽默又带有道德意味，仿佛一篇关于童话的童话。仙女是什么？一种既完美又让人生气的生命——当然不完全是西蒙娜。仙女中“最让人有好感、离我们最近的是那些徒有仙女名字的仙女”。
从第二页起作者就承认：练习写童话和为仙女们找名字需要“巨大的虚构才能”，而他并不具备。写童话的人必须既是个神奇、“富于幻想”的家伙，又必须具备非常有条理的头脑。对于加缪而言，童话是一种写到哪儿算哪儿的玩意儿，没有任何意义。童话的形态学不是他所擅长的。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完全找不着恰当的语气。非现实的事物在仙女梅吕西娜的凄凉故事中被写得太离谱。他总结说：“我曾经一直想要写出一篇童话，仅仅只开一个头，然后故事就悬在那里，保持一种美妙的未完成状态。”《梅吕西娜》中点缀着一首歌谣的雏形，由8行克罗岱尔风格的、参差不齐的长句构成：
生命何其短暂，带着憧憬又带着遗憾；哎呀呀
我相信爱情，不知自己的根在哪儿又有何妨。
我知道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那心心相印的
远离预料的时刻就会到来……
加缪迷失在杂乱的思考中，但是也吐露了心扉：“梅吕西娜仙女，莫尔嘎纳仙女，于尔热勒仙女，维维阿娜仙女，我渴望感受到你们身上真实的人性。……我喜欢枯燥但是被希望浇灌过的道路。”他天生不是写神奇故事的料，而在这方面西蒙娜又完全帮不上忙。他提防着不把《梅吕西娜》拿给弗雷曼维尔看。对待随手抽出一本书便是《恶之花》而不是《睡美人》的西蒙娜，加缪已经不是随便说几句风雅的殷勤话就能打发，而是必须献媚才行。他留给熟睡中的西蒙娜的那些矫揉造作的话更是动人：“既然咱们都这么想，那就这么定了。我会抓住妹妹的小手，让你坐在我的身边。”
马克斯-波尔·富歇这段时间住在圣伊莱尔迪杜维的大学生疗养院。他主动向加缪表示了和解的意愿。加缪还嘴说：“对你的来信我没有什么要回答的，要不只能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尽量积累生活经验，直至自己彻底感觉到这种经验的毫无价值，它的最深刻之处就在这里。……你住在疗养院，另外一个（弗雷曼维尔）待在巴黎，我们都在尽力用种种徒劳的言行来遮盖一种赤裸裸的、非常简单的真理：我们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在这封给马克斯-波尔·富歇的信以及另外一封给克洛德的信中，加缪谈到人在书信中会流露出一些“心灵小片断”。他希望富歇帮自己找一些写稿、教课的事做，而他则会寄一些书籍和杂志给疗养院中的富歇。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毕竟，通过书信只能交谈很少的东西。”加缪的这句话言不由衷，其实他希望能和马克斯-波尔·富歇重新握手，一起散步。
回到阿尔及尔后，富歇见加缪的次数并不多：毕竟加缪抢了他的未婚妻，而且声称比他这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更接近左翼立场。加缪有几个朋友圈子，出于保护或者隐藏妻子的需要，他经常是分别与不同的朋友圈交往。她的出现会使人为难。在伊德阿别墅和米什莱街的家里，她经常是半裸着身子走来走去。一直未能戒除毒瘾的西蒙娜·加缪对于阿尔贝来说是一次失败，他掩盖着这个其实早已为人所知的家庭秘密。在一次晚间聚会上，几个朋友目睹她表情呆滞地走到隔壁一间屋里，等到回来时神色已经安宁了。在梅松瑟勒和路易·贝尼斯蒂看来，“S”令加缪深感痛苦，他只能把自己藏在讥讽的微笑和挖苦的沉默背后。加缪因为马克斯-波尔·富歇的介绍认识了梅松瑟勒。长相具有罗马人轮廓的让·庞德里格·德·梅松瑟勒对文学和绘画都很了解，说话略带巴黎16区的口音，谈起某幅画、某首诗或某个景点时，他会脱口而出说“妙极了”或者“太棒了”。他的曾祖父是个海军军官，当过阿尔及尔港口的军事指挥官，思想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北非殖民地当年是拿破仑三世的得意话题，而他却偏向于阿拉伯王国一边，因此受到共和派的、“反动的”殖民者的仇恨。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全家人都曾经站在德雷福斯一边。于是加缪便认识了阿尔及利亚一个富裕的、头脑开放的法国人阶层，对于他们来说，不公正的现象是可以得到纠正的。在一些想要与众不同的圈子里，有人会把他们称作“阿拉伯佬”、“北非法国人”，法国本土的人甚至会冒失地称他们是“犹太佬”。
让·德·梅松瑟勒代表着阅历，路易·贝尼斯蒂代表着单纯。比加缪大10岁的贝尼斯蒂将成为珠宝商，总督府给了他一笔奖学金，派他去委拉斯凯兹美术学院学习。他本是一个出色的雕塑家，现在却只能画画：油画要比青铜雕像更容易卖出去。弗雷曼维尔曾说“贝尼斯蒂的素描总像是在为雕像构思”。
加缪会写一些关于朋友的文字，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在阿尔及尔的小圈子里互相欣赏的礼貌。客套文章他是后来才学会的，而眼下在阿尔及尔他写起东西来直言不讳。他的评论遵循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一幅油画如果价值可疑便经受不了几天时间的公众检验。”在东方风格画展上，他发现了勒内-让·克罗送来参展的用中间色调画成的作品，此人还是个优秀的作家。加缪断言贝尼斯蒂是阿尔及尔唯一有价值的雕塑家，“他的艺术才刚刚开始，他的构思几乎已经成熟。”加缪在评论贝尼斯蒂时几乎也是在谈论作为作家的自己。他还写道，创作一件艺术作品“就像制作一件陶器”。加缪不是凭借一时冲动进行创作的人。就像陶工在坯样上逐步添加黏土一样，他写东西时也要对遣词造句进行删减调整。他跟格勒尼耶一样喜欢“试验”一词，对大学某些课堂上的抽象概念保持距离，因为它们有时会让他觉得自己“淹没在别人的观念、索邦大学先生们的哲学中”。他喜欢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画家和雕塑家的表达方式。他告诉定居在巴黎的弗雷曼维尔，他将会给他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第5区于尔姆街15号的年轻朋友，……一个从德国回来的建筑师，勒科尔布齐耶的学生，……名叫米盖尔，……很可爱，……既懂得人生又不会生搬硬套一些理论去解释。……况且你知道建筑师总是比仅有书本知识的大学生更高明，因为他必须从实际出发，否则建造的房子就会坍塌。”
加缪仍旧忠实于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与阿尔及尔最好的画家之一保持着友情。此人有一个绝妙的名字：索维尔（救星）·加里耶罗，是少有的住在老城区的欧洲人之一。他出生在巴伯·埃勒-乌埃德，比阿尔贝小一岁，走起路来慢慢吞吞，长得像个茨冈人，知道自己的祖上分别是阿尔萨斯和西西里岛人。他们两人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索维尔的父亲是个马车夫，离开了他那做厨娘的母亲。加缪总是衣冠整齐，加里耶罗则穿帆布鞋和短裤，两人外表没有相似之处，却都对阔佬显贵抱有戒心，更喜欢海港一带的流浪汉。索维尔的西班牙语讲得不错，阿拉伯语也能应付。他们常去老城区的小巷或港口一带溜达。索维尔既在市政府里当秘书，又在阿兰·雷蒙画廊画素描，还帮人搞装饰、做细木工活儿。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型水彩画盒子和速写本。“对我来说，画画既不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手段，画家就是要画画，如此而已，其他理由都是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罢了。”
另外一位画家路易·阿拉尔曾对索维尔说：
“你应该去巴黎，在那儿做末流画家也比在阿尔及尔做一流画家要好。”
索维尔回答说：“巴黎没有大海和阳光。”
对于加里耶罗设计的桌椅图案，艺术评论家古斯塔夫·迈尔西耶和“法兰西艺术”家具商店的经理安德烈·托马·鲁沃都给予了鼓励。他的作品避免了索然无味的东方主义风格。他用水彩、铅笔、油画探索着自己的风格，就像加缪在随笔、诗歌和叙事中探索自己的风格一样。这两个失去父亲的年轻人、穷人的儿子，很乐意用巴伯·埃勒-乌埃德和贝尔古的口音讲话，收养那些无家可归的狗。加缪很喜欢梅松瑟勒、贝尼斯蒂、加里耶罗以及克洛这几个画家，而对伽耶、德尚和法曼等另外一些阿尔及尔画家则兴趣不大。
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加缪也对比若中学的教师伊夫·布尔儒瓦另眼相看。爱挖苦人的布尔儒瓦有着令加缪印象深刻的求学经历：在贡多塞中学师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读的文科预备班，又在路易大帝中学读过文科预备班，18岁半就进了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取得英语教职资格。他博览群书，既不喝酒，也从不摸阿尔及尔人必玩的纸牌。令那些没有到过比奥兰、君士坦丁省或者巴黎更远地方的阿尔及尔年轻人惊讶的是，布尔儒瓦竟游历过美国、魁北克、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于1935年9月来到阿尔及尔，自认为是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10月份他结识了加缪，听人介绍说后者对戏剧感兴趣，正在撰写论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伊夫感兴趣的则是吉奥诺、塞利纳、梭罗和哈代。他已经会讲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到了阿尔及尔又开始攻读俄语的学士学位。他是法国总工会会员，曾经常出入里昂的建筑业自治工会，现在又与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阿里·布门杰勒、阿马尔·乌兹加纳、姆鲁·马莫里。他具有政治倾向，想要鼓动阿尔及利亚人民起来暴动。这种武装暴动的想法在当地欧洲人和穆斯林中没有得到什么响应，这让布尔儒瓦感到困惑。唉，这些阿尔及尔的自由主义年轻人在政治上是多么的懒惰！他与阿尔及尔大学著名的西班牙语专家莫里斯·巴塔庸一起积极活动，后者撰写了一份两页纸的题为“为了看清局势”的简报，列举了许多令人难堪的事实，将欧洲殖民者的农场面积与大大小小“土著”地主的农场面积进行了比较。布尔儒瓦还有一个朋友名叫阿尔弗雷德·波瓦尼昂，是个获得教职资格的德语教师，也非常有文化修养，后来就是他将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加（Garcia Lorca）介绍给了朋友们。
伊夫·布尔儒瓦每星期会见到加缪两三次，觉得加缪不太关心政治。他也认识了西蒙娜，在他看来这对夫妻既关系密切又彼此犹如陌生人，这让他感到疑惑不解。诸圣瞻礼节假期的一个下午，阿尔贝和伊夫在远离阿尔及尔的一个地方一起喝酒，与此同时西蒙娜肩上披着布尔儒瓦的一件外套在散步。加缪逗笑说：
“她有自己的生活。”
“可能吧，不过外套可是我的，”伊夫回答道。
同一天，加缪半真半假地对伊夫说了一句：
“你嘛，是个做丈夫的料。”
直到1935年的夏天——他的第二个肺叶这时也出了问题——加缪都过着游泳和露营的休假生活。酷爱足球的他观看孩子们踢球——那常常只是一团破布球——，或者去观看比赛。作为球迷，他一直是阿尔及尔大学体协比赛的忠实观众，尤其喜欢一个叫加里亚的欧洲裔球员，还有阿尔及尔的一个叫穆鲁迪阿的阿拉伯球员。他还跟若索一起去看拳击比赛。体育在阿尔及尔是一种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但实际存在的宗教之一。
加缪也经常跟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斯·茨维克林斯基、绰号“斯塔沙”的医生见面。这位身材高大的医生爱唠叨，从事小鸡胚胎的研究，并在寻找具有药用价值的石头。他的戒毒疗法是让病人节食30至40天，同时服用加有数滴甘油的清水，但这种方法对西蒙娜没有产生效果，加缪对其抱怀疑态度。这个来自波兰的人天生精力充沛，在到阿尔及尔定居之前又在巴黎重修了以前学过的所有知识，自己撰写一些满是新词和不规范用语的散文。和加缪一样，茨维克林斯基与玛塞尔·布朗歇的关系也很熟。这个比阿尔贝大20岁的女性对文学怀有与富歇或梅松瑟勒一样的好奇心，并且比他们具备更多的经济能力满足自己的这种好奇心。她订了《艺术手册》杂志和《新法兰西杂志》，将蒙泰朗、克洛岱尔和瓦雷里的最新作品借给年轻人看。
在阿尔及尔这些既有文化修养又独特的朋友圈子中，有的人醉心艺术，有的关心政治，还有的像此时的加缪一样，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