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吧，一切仇恨都被逐尽，
灵魂恢复了它本来的天真，
最终认识到了灵魂就是自娱，
就是自我安慰，自我警惕，
它甜蜜的意志将是天国的意志，
纵然每一张脸都怒气冲冲，
每一个多风之处都吼个不停，
或每一只风箱迸发，她依然自怡。
——威廉·巴特勒·叶芝，《为我女儿的祷告》
现在我们生活在科罗拉多。1982年春天，我受邀来到这里山间的一所学院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坊。后来我又回了东岸一趟，把阿姆丽塔接了过来。短期的访问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定居。我们把埃克塞特的房子租了出去，包括所有家具在内，但那九幅画我们带了过来，现在它们就挂在小屋粗糙不平的木墙上。1973年买的那幅杰米·韦思小型油画挂在光线最充足的窗边，刚开始的几个月，山间光线的质感迷住了我们，阿姆丽塔和我开始尝试画油画，当然，作为初学者，我们都相当笨拙。
以波士顿的标准来看，学院的硬件设备相当原始，薪水也很低，但我们住的房子曾是游骑兵的营地，透过宽大的窗户，可以望见北边一百多英里外白雪皑皑的群峰。强烈而明澈的光线照得山峰的轮廓清晰得近乎疼痛。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穿着牛仔服，阿姆丽塔学会了在泥泞的雪地上开四轮驱动的野马。我们想念大海，也想念我们的朋友和海滨文化的种种好处。现在，离我们最近的镇子在山脚下，离学校足足有八英里，在夏天的旺季，镇上号称共有七千居民。镇上最高级的餐馆名叫“LaCocina”，在西班牙语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厨房”。要想出去吃晚餐，那么我们可以在必胜客、诺拉的早餐角、盖里烤肉和州际公路上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卡车休息站之间挑选。夏天阿姆丽塔和我经常光顾风味冰淇淋店。在新的市政中心落成之前，镇里的图书馆开在一辆清风房车里面。这里距离丹佛大约三小时车程，冬季两头的山口都会关闭一段时间。
但这里的空气格外清新，早晨我们总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就像重力也随着海拔的升高减弱了一样。白天光线的质感远非愉悦可以形容，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恩赐。疗愈的恩赐。
上一个秋天，阿贝·布龙斯坦去世了。当时他刚刚完成冬季号的编辑工作，那期杂志登载了安·比蒂的一个短篇，阿贝在步行前往地铁站的路上突发心肌梗死。
阿姆丽塔和我飞回去参加他的葬礼。葬礼结束后，我们和其他吊唁者一起去了他和母亲同住的连排屋里喝咖啡，老太太招呼我和阿姆丽塔跟她一起走进阿贝的房间。
三面墙的大部分空间都放着顶天立地的书架，让狭小的房间显得更加逼仄。布龙斯坦太太已经八十六岁了，她坐在床边，看起来虚弱得连支撑自己的身体都很困难。房间里还残留着阿贝招牌式的雪茄味和皮革封面的气味。
“这边请。”老太太说，她递给我一个小小的信封，手稳得惊人，“亚伯拉罕让我把它交给你，罗伯特。”她低沉的喉音年轻时一定相当迷人。现在，岁月削去了她声音里的光华，虽然措辞精确，但听起来只是很舒服而已。“亚伯拉罕要我亲自把它交到你手里——照他的说法，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亲自去科罗拉多找你。”
要是换个时间，弱不禁风的老太太搭便车穿越草原的画面准能让我会心一笑，但现在，我只是点点头，拆开信封。
1983年4月9日
博比——
如果你读到了这封信，那么说明近期我们俩都没遇到什么值得激动的事情。我刚刚从医生那里回来，虽然他没有叮嘱我别买播放时间太长的唱片，但他也没打算卖给我任何长期的证件。
我希望你（和阿姆丽塔？）不要为了我而打断任何重要的事情。我是说，如果那个你称之为家的穷乡僻壤真能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嗯，在我写信的时候，那还是你的家。
最近我修改了自己的遗嘱。现在我正坐在老朋友马德·哈特住处附近的公园里抽着雪茄，打量那些早早就穿上了吊带衫和短裤、拼命说服自己春天已经来临的姑娘。今天的确挺暖和的，但还没暖和到让她们不起鸡皮疙瘩的地步。
要是妈妈还没跟你讲的话，那我现在告诉你，在我的新遗嘱里，我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了她。所有东西，但不包括原版的普鲁斯特，保险箱里与各位作者的通信文件，以及《他声》的所有权益、荣誉、执行主编的职位和微不足道的银行账户。我把这些留给了你，博比。
现在，请稍等一下。我可不想被别人指责，说我把一份沉重的担子挂在了你无忧无虑的波兰脖子上。只要你觉得合适，你大可把杂志转让给别人。如果你觉得应该把它交给别的更有责任感的人——那么请自便。我会把这些事情全权委托给你处理。
博比，只要你记住我们创办这本杂志的初衷。千万别把它卖给只想借机避税的浑球儿大企业，也不要让分不清好文章和狗屁的笨蛋糟蹋我们的杂志。如果你实在无法找到足够水准的人来接手，只能暂时停刊，我也完全赞同。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决定继续把它办下去——那么很好。你会惊讶地发现，他声这样的杂志社搬迁起来居然那么简单。不管你住在哪个见鬼的地方，直接把它搬过去就好（反正米勒也打算涨房租了）。如果你真的打算接手，千万不要费劲去维持“阿贝原来的编辑风格”。阿贝没有什么编辑风格！只管发表你觉得好的东西就行了，萝卜头。听从你的直觉。
不过还有一件事。除了翻来覆去地致敬《裸体午餐》以外，世上还有其他佳作。你收到的大部分投稿都会让你抑郁得想死。如果稿子够好的话，当然值得刊登，但我们仍有空间可以留给那些对人性依然抱有一线希望的作品。至少我觉得应该有。你比我懂，博比。你曾比我更接近那火焰，但你仍选择了回头。
我得走了。旁边有个警察老是盯着我，估计他觉得我是个老色鬼，不过他也不能算错。
你可以把这封信读给妈妈听——否则她不会安心的——不过请务必跳过“狗屁”和“大企业”前面的“浑球儿”二字，好吗？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编辑工作。
请向阿姆丽塔转致我的爱意。
阿贝
阿贝说得对，杂志社搬迁起来非常轻松。得知《他声》将使用学校的邮政地址，校方兴奋极了。他们甚至殷勤地把我的课时减少到了两节，薪水照旧。我甚至怀疑，只要我的存在能让阿姆丽塔继续留在数学系里，他们情愿让我不上课白领工资。阿姆丽塔也很满意，因为她可以随意使用学校里的计算机，在丹佛的时候，她只能跟人共用克雷公司的怪兽机器。最近她表示——“这地方相当先进”。显然每天去数学系的路上，她完全没有注意到半圆顶的临时学生宿舍、煤渣块砌成的房子和小得可怜的图书馆。
我发现，在科罗拉多的山地编辑一本东海岸的文学杂志完全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我的确需要每年出五六次差，去跟印刷厂协商，拜访几位作者和赞助人。阿姆丽塔帮忙处理了一些出版事务，作为读者，她的欣赏水平也高得惊人。她说，语言和数学两个领域的训练赋予了她一种象征性的平衡感——其实我压根儿不懂她在说啥。不过在阿姆丽塔的催促下，我还是发掘了更多西岸的作家，包括乔安·葛林柏和牛仔诗人。
结果令人振奋，订阅数直线上升，我们对外铺了不少货，老读者似乎依然很忠诚，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效果。
我不再写诗。从加尔各答回来以后，我再也没写过诗。
迦梨之歌从未真正消失。它一直在我耳畔徘徊不去，就像信号糟糕的收音机里刺耳的背景音乐。
我依然会梦见自己跨过脚下裹着灰布的人体，穿过泥泞的荒地，望见远处烟囱喷出的火焰舔舐低矮的云层。
山风呼啸的夜晚，我有时会起身走到木屋窗边，望着外面的黑暗，听着六条肢体在石块上抓挠的声音。我站在原地等待，但它饥渴的嘴巴和眼睛始终躲在黑暗之中，不敢靠近……是什么让它不敢靠近？我不知道。
但迦梨之歌仍在唱响。
不久前我们附近出了件事，有位老妇人和她成年的女儿，两个人都自称“好天主教徒”，她们把自己的孩子放进炉子里烤熟，仅仅是为了驱逐让他夜哭不止的恶魔。
我有个学生的远亲在加州念书，最近那个高中生奸杀了自己的女朋友，然后在三天里请了十四位朋友来参观女孩的尸体。有个男孩朝尸体扔了块砖头，想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死了。但没有一个孩子想过要报警。
上个月我在纽约亚当森斯认识了几个新的出版商，四十二岁的先·利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来自金边的难民。利曾在柬埔寨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几年前他靠着行贿偷渡到泰国，随后转道来到美国。在亚当森斯，他从印刷厂学徒干起，一路爬到现在的位置。喝了几杯酒以后，利跟我讲了全城被迫撤离的惨剧，在八天的强行军中，他的父母不幸遇难。他低声向我讲述夺去他妻子生命的劳改营，然后在一个清晨，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三个孩子被送去了遥远的“劳教营”。利描述了他逃亡途中经过的一处荒野，在那片方圆半英亩的空地上，人类的颅骨足有三四英尺深。
迦梨的年代就此开启。
上周我去了房车里的移动图书馆，研读所谓的加尔各答黑洞相关资料。在那之前，这个词对我来说只是个形容而已。历史上的那件事似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从本质上说，所谓的黑洞其实只是个不通风的房间，十九世纪印度零星爆发过多次暴乱，某次暴乱期间，有很多人被关进了那个房间里。
不过这个词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想出了一套关于加尔各答的理论，不过我的想法基本完全出于直觉，用“理论”来形容似乎有点儿太过正经。
我认为现实中真的存在黑洞，黑洞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之中。比如说，由于过大的密度或过于深重的悲痛，又或者只是因为人类纯粹的邪恶，事物的经纬突然崩裂，我们内心的黑暗之核吞噬了周围的一切。
我一边读报纸，一边举头四顾，感觉自己正在一寸寸下沉，世上的黑洞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它们张开丑恶的大嘴，贪婪地狼吞虎咽。黑洞并不仅仅存在于遥远国家的陌生城市之中。
我没有向阿姆丽塔透露自己的想法，只是问了问她最近天文学家对黑洞的研究有没有什么进展。她解释了一长串，大部分都基于一个名叫斯蒂芬·霍金的男人做的工作，对我来说技术性太强，基本无法理解。不过她提到的几件事激起了我的兴趣。首先，她说光和其他被捕获的能量似乎真的有可能从黑洞中逃脱。我忘了她具体是怎么解释的，但是根据我得到的印象，虽然能量不可能直接逃出黑洞，但它有可能“通过某种隧道”进入另一个时空。其次，她说就算宇宙中的所有物质和能量都被黑洞吞噬，但这只会导致所有质量挤压在一起，引发下一次大爆炸。她说这会开启一个全新的宇宙，有新的规则和形态，以及无数璀璨的新星系。
也许。我坐在山顶编织贫瘠的比喻，始终无法忘怀脏兮兮的围巾里那一角苍白的脸庞。有时候我会触碰自己的手掌，试图回忆起上一次将维多利亚的小脑袋托在掌心的感觉。“照顾好你妈妈，等我回来，好吗，小家伙？”
风在外面呼啸，星子在寒夜中颤抖。
阿姆丽塔怀孕了。她还没有告诉我，但我知道两天前她从医生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想她应该是在担心我的反应。其实大可不必。
一个月前，就在九月开学前夕，阿姆丽塔和我开着野马爬到矿山老路的尽头，然后背着包在山脊上徒步了大约三英里。除了脚下吹过松林的轻风，天地间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老矿井废弃以后，山谷迅速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似乎从来不曾有人在这里居住过。我们探索了几条矿道，然后翻过另一道山脊，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环绕在我们周围，一直通往弧形的地平线尽头。我们停下来，默默地望着一只鹰在半英里外的高空中乘着上升的热气流盘旋。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处高山湖泊附近扎营，雪水融成的湖很小，水冷得刺骨。午夜，半个月亮升上天顶，淡淡的月光照亮了四周的山峰，不远处岩石嶙峋的山坡上，一片片雪地反射着明晃晃的月光。
那天晚上，阿姆丽塔和我做爱。这并不是从加尔各答回来以后的第一次，却是我们第一次忘记所有事物，醉心于彼此。结束以后，阿姆丽塔枕在我胸口睡着了，我躺在那里，望着英仙座的流星一颗颗划过八月的夜空。数到二十八颗的时候，我睡着了。
阿姆丽塔今年三十八岁，快要三十九了。我相信医生会推荐她做羊膜穿刺。我会劝她不要做。羊膜穿刺主要是为了帮助父母发现胎儿是否有基因缺陷，以便及早流产。我觉得就算真的有问题，我们也不会选择放弃。我还觉得——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们的宝宝不会有问题。
这一次最好生个男孩，不过女孩也没关系。宝宝必将勾起一些痛苦的回忆，但绝不会比我们现在经历的更痛。
我依然相信，有的地方妖气缭绕，切勿前往。偶尔我会梦见核爆的蘑菇云在城市上空升起，人影在火葬的柴堆上扭动，那熊熊燃烧的火堆曾是加尔各答。
黑暗的唱诗班藏匿在某处，随时准备宣告迦梨的时代来临。我无比确信。正如我也同样确信，随时都有人愿意充当她的仆人和走狗。
暴力就是力量。
我们的孩子将在春天出生。我希望他或她能够体验到晴空下的山坡带来的愉悦、冬日清晨的热巧克力，还有夏日周六午后草地上的笑声。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聆听好书友善的声音，以及好人带来的更加友善的沉默。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过诗了，不过最近，我买了一本装订得很精致的巨大空白本子，开始每天在上面写东西。我写的不是诗，也不打算发表。那是一个故事——确切地说，是一系列故事——关于一群不可能的朋友一起走过的冒险旅途。故事里有一只会说话的猫、一只无畏而早熟的老鼠、一匹英勇但孤独的半人马，还有一只虚荣心很强却不敢飞的老鹰。这个故事关乎勇气与友谊，它们在有趣的地方完成了很多小任务。这是一本睡前故事。
迦梨之歌依然与我们同在。它已经陪伴了我们很长时间，它的旋律不断回荡，越来越响。
但还有其他声音会被人们听见。还有其他的歌会被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