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本土的藩篱后
人们在那广阔的庭院中
尽情交流，
和善地漫步。
——普南杜·帕特里
“任何东西在晨光里看起来都更加可爱。”阿姆丽塔说。
我们在酒店的花园咖啡厅共进早餐。亲切的服务生为我们拿了一把儿童高脚椅，维多利亚坐在上面高兴地发出咕咕声。咖啡厅正对庭院里的花园，脚手架上的工人愉快地互相打着招呼。
我一边就着茶一点一点地啃烤松饼，一边阅读英文版的加尔各答报纸。一篇社论呼吁建立更现代的交通系统，报纸上刊登着售卖纱丽和摩托车的广告，满脸笑容的印度家庭成员们高举手中的可口可乐瓶子，同一个版面上还有一具尸体的特写照片——准确地说，是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脸像爆掉的轮胎一样稀烂，眼球向外凸出。昨天人们在豪拉车站一口无主的钢制箱子里发现了它——七月十四日，星期四——如有尸体身份的任何线索，请联系政府铁路公司豪拉警务督察，案件号NO.23dt.14.7.77u/s302/301I.P.C（S.R.39/77）。
我把报纸叠起来放到桌上。
“卢察克先生？早上好！”我起身跟走过来的这位中年印度绅士握手。他个子不高，肤色很浅，头几乎已经秃了，鼻子上架着厚厚的角质框架眼镜，精纺西装富有热带气息，剪裁无可挑剔，而且他握手的动作相当礼貌。“卢察克先生，”他说，“我是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卢察克夫人，很高兴见到您。”他微微鞠了一躬，握住阿姆丽塔的手，“昨晚未能迎接二位，我向二位致以真诚的歉意。我的司机弄错了航班信息，他告诉我孟买过来的飞机延误到了今天早上。”
“没关系。”我说。
“但是二位远道而来，却没得到合适的欢迎，实在是失礼了，真是万分抱歉。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贤伉俪的到来。”
“‘我们’是指谁？”我问道。
“请坐。”阿姆丽塔说。
“谢谢。多漂亮的孩子！她的眼睛和您一模一样，卢察克夫人。‘我们’是孟加拉作家协会，卢察克先生。我们一直和莫罗先生有来往，也很欣赏他出色的杂志。现在，我们期盼跟您分享最杰出的孟加拉……不，是最杰出的印度诗人的最新作品。”
“这么说，M.达斯还活着？”
查特吉轻轻笑了起来。“噢，千真万确，卢察克先生。过去六个月以来，我们收到了他的多封信件。”
“但是你见过他吗？”我追问，“你确定那就是M.达斯？为什么他会失踪八年？我什么时候能跟他见面？”
“慢慢来，卢察克先生。”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说，“慢慢来。我为您和我们作家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安排了一次初步的会谈。今天下午两点，您方便吗？或者您和夫人希望先休息一天，在城里转转？”
我看了一眼阿姆丽塔。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如果我不需要翻译，她就和维多利亚一起留在酒店里休息。“今天就很好。”我说。
“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点半会派车来。”
我们目送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离开咖啡厅。在我们身后，竹子脚手架上的工人正在快活地朝着花园里路过的酒店员工叫喊。维多利亚砰砰拍打着高脚椅的托盘，为窗外的人助威。
酒店对面那片杂乱的空地上竖立着印度联合银行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没有任何图像，只有醒目的黑色字母印在白色的背景上：加尔各答——国家的文化之都？——一种猥琐的定义？作为银行的广告，看起来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查特吉先生派来的是一辆本地产的普雷米尔，司机身穿卡其色短上衣，头戴帽子。我们驶上乔林基街，在拥堵中缓缓前行，于是我终于有机会一瞥加尔各答白天的风采。
堵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什么都有，看起来有些滑稽。行人、三三两两的自行车、富有东方韵味的人力车、轿车、装饰着万字符的平板卡车、数不清的摩托车，还有吱吱嘎嘎的牛车，全都挤在一条狭窄破败的人行道上。牛在大街上闲庭信步，堵塞交通，它们不时把头探进商店里窥探，或是在新鲜的垃圾堆中埋头翻找。说到垃圾堆，不光是路边有，就连马路中央也不能幸免。我们经过的一段路旁，齐膝深的垃圾绵延了三个街区，就像道路两旁的堤坝。很多人满不在乎地在垃圾中跋涉，跟牛和乌鸦争抢能吃的东西。
除此以外，还有腰扎棕色武装带的警察指挥车辆停下来，好让排成纵队的女学生穿过马路，她们的白上衣和蓝裙子款式都很保守。下一个十字路口中央有一座红色的小庙。香火与垃圾交织的甜腻气息飘进敞开的车窗。道路两旁颓败的建筑和电线上悬挂着红色的标语。到处都有棕色皮肤的人在马路中央横冲直撞——白色的衣服和棕褐色皮肤交相辉映，像一股股涌动的潮汐，他们呼出的湿气似乎让空气都变沉了。
白天的加尔各答令人印象深刻，虽然还是有些吓人，但昨晚那奇怪的恐惧和愤怒都已烟消云散。我闭上眼睛，试图分析自己在巴士里为何那么生气，但热浪和嘈杂让我无法集中精力。宇宙中所有的自行车铃声似乎都和汽车喇叭声混杂在了一起，再加上人们的叫喊声和城市自身的背景声，共同组成了一道近乎实质的噪声之墙。
作家协会的总部设在达尔豪希广场外一幢灰色的庞大建筑里。查特吉先生在楼梯下迎接我，然后领着我爬上三楼。会议室很大，而且没有窗户。脏兮兮的天花板上有一幅残缺的壁画，绿色粗呢台面的会议桌旁坐着七个人，看到我们进来，他们都抬起头来。
查特吉为我们做了介绍。哪怕在最合适的条件下，我也很难记住别人的名字，更别提现在，一连串孟加拉语的音节和一张张富有教养的棕色面孔很快就搞得我晕头转向。在场唯一的一位女士一头灰发，身穿厚重的绿色纱丽，她满脸倦色，不停地伸手整理着自己的领口，她的名字似乎叫作利拉·米纳·巴苏·贝利帕。
双方的口音差异让短短几分钟的闲谈显得异常艰难。但我发现只要放松下来，让音乐般的印式英语在脑子里流过，我很快就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他们铿锵顿挫的语调有一种奇怪的流畅感，差点儿让我着迷。突然间，一位身穿白色罩衣的侍者从阴影里冒了出来，为大家送上装满糖的有缺口的杯子、凝固的水牛奶和一点点茶。我坐在那位女士和委员会主席古普塔先生之间，他是一位高个子中年男人，脸庞瘦削，龅牙看起来有些凶狠。真希望阿姆丽塔在我身边，她的冷静正适合充当我与这些热情的陌生人之间的缓冲。
“我觉得卢察克先生应该听听我们的提案。”古普塔突然开口说道。其他人纷纷点头。就在这时候，仿佛在暗示什么一样，灯突然灭了。
没有窗户的房间顿时陷入绝对的黑暗。楼里各处传来声声叫喊，有人送来了蜡烛。查特吉先生从桌子对面探过身来，安慰我说这事儿稀松平常。看起来这座城市每天都要停电，因为整体电力供应不足，所以需要各个区域轮流拉闸。
黑暗和烛光似乎让这里变得更热了。我感觉有些头重脚轻，于是赶紧抓住桌子边缘。
“卢察克先生，您应该知道，像M.达斯这么伟大的孟加拉诗人，能够得到他的大师之作，这是一份无上的荣幸。”古普塔的声音像双簧管一样高亢，沉重的音节在空气中缭绕，“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部作品的完整版，但我衷心希望贵杂志的读者懂得欣赏它的可贵之处。”
“好的。”我回答。一滴汗珠凝结在古普塔先生的鼻尖，跳动的烛光投出的人影足足有十四英尺高，“你们有没有收到达斯先生的其他手稿？”
“还没有。”古普塔先生说。他的黑眼睛湿漉漉的，眼圈很重。烛泪滴落在绿呢桌面上。“委员会将决定该如何处置这部史诗之作的英语版权。”
“我想见见达斯先生。”我说。桌子周围的人们互相交换着眼色。
“不可能。”开口的是那位女士。她的声音高亢尖细，就像锯子在金属上摩擦。气急败坏的鼻音和她高贵的形象很不相称。
“为什么？”
“多年来M.达斯一直杳无音信，”古普塔温和地回答，“有一段时间，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他已经死了，于是我们深切地哀悼了这位国宝级的诗人。”
“那现在你们又怎么知道他还活着？有人见过他吗？”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烧了一半的蜡烛噼啪作响，尽管屋里一丝风都没有。我觉得越来越热，开始有些不适。有那么一秒钟，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蜡烛很快就会燃尽，我们将坐在潮湿的黑暗中继续交谈，就像一群没有身体的鬼魂，在一座死去的城市的倾颓的建筑物里徘徊不去。
“我们有他写的信。”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说。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封信，挺括的信封发出窸窣的声响。“毫无疑问，我们的朋友还活着，他就活在我们中间。”查特吉润湿手指，弹了弹叠得整整齐齐的薄信纸。昏暗的光线下，手写的印度语看起来宛如符咒。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查特吉先生大声读了几段。信中问到了一些亲戚的近况，提起了几位共同的朋友，还回忆了一场二十年前的讨论细节。写信者问古普塔先生，多年前是否为达斯的一首短诗预付过稿费，但后来一直没有出版。
“好吧，”我说，“但我得亲自见见达斯先生，这对我的文章来说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才能……”
“请稍等。”查特吉先生举手打断了我。我看不见他的眼睛，镜片上只有反射的火焰在跳动。“这或许可以解释您为什么不可能见到他。”他折起一页纸，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宣读。
……所以你看，我的朋友，世事变幻，但故人仍在。我还记得1969年7月的那天，正值湿婆节期间。《时代》周刊报道了那位在月球上留下足迹的男人，我从父亲居住的村庄返回城市：在那座偏远的村庄里，人类跟着劳作的耕牛在土壤中留下足迹，和五千年前的祖先一模一样。火车经过一座座村庄，神灵的塑像坐在车上，农民拖着沉重的神车在泥土中跋涉。
返回我们热爱的城市，这趟旅程嘈杂而拥挤。一路上，我为自己空虚琐碎的生活深感沮丧。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而有意义的一生。在他的村子里，从婆罗门到哈里贞，每个人都希望参加他的火化仪式。我在田野中漫步，早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很久，我的父亲就在这里灌溉、耕耘，从变化无常的自然手中夺回自己应得的果实。他的葬礼结束后，我告别兄弟们，独自去观摩一棵巨大的菩提树，那是父亲在少年时亲手栽下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看见父亲辛苦劳作留下的痕迹。那片土地似乎在缅怀他的离去。
然后，我问自己，你又做了什么呢？再过几周，我就要五十四岁了，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写过一些诗，获得过一些同行的欣赏，也激怒过一些批评者。我织了一张幻梦之网，自居为伟大的泰戈尔的继承者。然后，这张谎言编织的网让我深陷其中。
到达豪拉车站的时候，我已经看清了自己的人生和诗作是多么肤浅。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这座可爱的城市里工作、生活，它是孟加拉的心脏和血石，但我从来不曾触摸这座城市再造的精华，也不曾用我微不足道的作品描摹过它。我曾竭力描绘孟加拉最浅薄的外表、最陌生的闯入者和最不诚实的面孔，希望借此揭示它的灵魂。这就像试图描写一位美丽而复杂的女士，却只会罗列她借来的衣裳。
甘地曾经说过：“若不曾死过一次，就不算活过一生。”在豪拉车站离开头等车厢时，我已经明白，甘地的话的确是至高的真理。要找到真正的生活——为了我的灵魂、我的艺术——那我就必须放下旧日的种种外物。
我把两个行李箱随手送给了第一个凑上来的乞丐。现在想起他惊讶的表情，我仍忍不住莞尔。他会怎么处理我的精纺亚麻衬衫、我在巴黎买的领带，还有我的众多藏书，我完全无从知晓。
我穿过豪拉大桥，走进这座城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旧日的我已经死去，我将永远离开曾经的家，抛弃老习惯，告别我爱的人们。我要让全新的自己重新走进加尔各答，就像三十三年前，那个充满希望、有些口吃的小村少年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一样——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的眼睛恢复清澈，为最终的作品做好准备。
现在，你看到的正是这部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的作品，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尝试讲述这座母亲城市的故事。从多年前的那天起，新生的我走遍了这座挚爱城市的许多角落，过去的我甚至不曾听说过这些地方——而我竟愚蠢地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
新的生活引领我在迷茫中寻找出路，去占有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与贱民一同劳作，在可胜公园的愚人中寻找智慧的闪光，从萨德街的娼妓身上发掘美德。通过这些经历，我逐渐了解了支撑这座城市的黑暗之神，甚至早在神祇诞生之前，他们就已经在那里。找到他们，我也就找到了自己。
请不要寻找我，那只会是徒劳无功。就算找到了我，你们也不会认出我现在的模样。
我的朋友，我写下这封信，是为了委托你们处理这部新作。这首诗还没有写完，我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但时间越来越紧迫。我希望先让这些片段尽量广泛地散播出去。批评的意见对我来说无足轻重，署名和版权也不值一提。我在乎的是，它必须出版。
请通过老渠道回复。
达斯
查特吉停了下来，寂静中隐约能听到街上的喧闹。古普塔先生清清嗓子，问了一个有关美国版权的问题。我尽可能地解释了几句——包括《哈泼斯》的提案和《他声》更加谦逊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又讨论了片刻，有人继续提问，蜡烛越燃越短。
最后，古普塔转向其他人用孟加拉语很快地说了几句，我再次希望阿姆丽塔在我身边。然后，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说：“能请您在走廊里稍等片刻吗，卢察克先生？委员会将投票决定如何处置M.达斯的手稿。”
我站起身来，感觉双腿发软。一位仆人举起蜡烛领着我走到外面。楼梯转角的平台上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小圆桌，仆人把蜡烛放在桌上。灰蒙蒙的天光透过楼梯井正对达尔豪希广场的毛玻璃窗户照了进来，但微弱的光线反而让平台角落和走廊深处的黑暗显得更加浓重。
我在这里坐了大约十分钟，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阴影中传来一阵响动。有什么东西在光圈外执著地挪动。我举起蜡烛，看到一只足足有小狗那么大的老鼠，被光线一照，它立即就不动了。老鼠僵在平台边缘，湿漉漉的长尾巴在楼板上来回甩动，阴郁的眼睛在光圈边缘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它向前走了半步，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恶心。它的动作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伏击猎物的猫。我半抬起身体，抓住脆弱的椅子，打算朝老鼠扔过去。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声音，吓得我跳了起来。老鼠的身影迅速融入黑暗，木质楼板上只留下纵横的抓痕。查特吉先生和古普塔先生走出阴暗的会议室，烛火在查特吉先生的眼镜片上跳动。古普塔先生向前一步，走进我高举的蜡烛光圈，他的笑容充满期待，牙齿又长又黄。
“定下来了，”他说，“明天您就能拿到手稿，具体的安排我们再跟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