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先生“交游遍天下”，但是俗语说“知心有几人？”真是替他老人家说的，晚年在纽约做寓公的胡适简直可以说没有朋友。
文人的朋友大致有两种：孔夫子的朋友是友直、友谅、友多闻；施耐庵的朋友则是友谈、友吹、友吃喝。这两种朋友胡公几乎都没有。至于江湖上的“刎颈之交”和西洋人的“能济缓急的朋友，才是真朋友”（A friend indeed is a friend in need），那就更谈不到了。
胡适在纽约没有朋友的理由很多：
我国古语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胡氏年近七旬，寓居异域，“故人”本已不多。就笔者旁观，胡先生这一阶段内的真正朋友似乎只有李书华先生一人。李先生是位科学家，年高德厚，为人又极其淡泊纯真，又有极厚的书卷气，晚年在纽约退休以治科学史为消遣。李公治学之认真实和胡公搞《水经注》相伯仲，所以这两位老人家在一起大有“学问”可谈，而李氏又无求于胡氏。“君子之交淡以亲”正是他二老友情的写照。
李氏以外，胡公似乎再无第二个可以缓步公园、闲谈往事的“故人”了。胡适之是位“学者”，谈学问是他终身之所好，而他的老朋友大多学优而仕，从此一去不返，而他们与胡适友谊的关系，往往却是他们搞政治的本钱。持胡适大旗而舞之，他们和胡氏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学问”好谈了。学问之外，中国男人谈话资料那就莫非政治和女人了。胡适何可谈女人？！因此他们朋友之间的话题就只剩一个——鸡毛蒜皮的政治。幸好老胡适对鸡毛蒜皮的兴趣至大，他公寓内访客如云，他老人家笑口常开也就乐此不疲了。
再者，一些学者如把书袋丢得干净而沦为官僚，其言语无味、面目可憎的程度，往往甚于职业官僚。因为职业官僚多少还有其职业上的“本色”，而半官半学的官僚，妾身未分明，反而两无是处！
搞学问本是个“曲不离口”的专业，是荒疏不得的。俗语说“秀才三年成白丁”。一个成了白丁的秀才，如再回头和白鹿洞主谈学问那就很难投契了。加以胡适之又是个十项全能、高等常识异常丰富的大文化人，你和他“外行话”是不可乱说的。笔者在无数次集会或社交场合之内，就亲自见到这种尴尬的场面。我默察胡氏的反应，看他技巧地把话题转换，也真难为了他！
如果“我的朋友”的朋友，与“我的朋友”在社交场合，除掉鸡毛蒜皮的政治之外，连聊天的题材都没有，那么“我的朋友”的朋友也就不成其为“我的朋友”的朋友了。
胡适之在学术界里的地位太高了。他和许多最高级政治领袖在政海中一样，一言九鼎，所以对许多问题除掉哼哼之外，他是不能随便答腔啊！这或许也就是人物愈伟大、朋友愈少、生活愈孤单的原因之所在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