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人——尤其是科学家们——认为我国文字过于含混，对科技大有妨碍。笔者对这点也有切身的经验。
在50年代的中期，笔者与哥大的狄百瑞教授（今日哥大的副校长兼教务长）在一个研究室内鱼贯而坐。他那时还是位助教授，请了一笔研究费，正在编纂其《中国文化精义》。狄子知我贫，乃分点翻译工作给我，以为补助。我译的第一篇便是一首太平天国的“赞美诗”，其中有两大名句：“有割与无割，皆为上帝生！”就把我“割”住了。几费周章，才把它译成“割包皮”（circumcision）而缴卷。
接着我便译清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序》。魏氏那篇《桐城壳子》已经够含混了，文章结尾所引的一个“传曰”，就更使我莫测高深。这“传曰”的全文是：
孰荒于田，孰治于门。
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这为首二句是什么意思呢？我要找到出处才好翻译。可是我找遍《春秋三传》、《尚书大传》、《易经系辞传》……就始终找不出他那个“传”来。如果我不顾浪费时间，无限制找下去，我那计件之酬岂不是太微薄了吗！
我灵机一动，去问胡适之。胡先生说这个“传”在《易林》里面。可是我二人翻遍《易林》还是未找到。胡先生还要亲自带我去哥大书库大索一番，我就未敢惊动他老人家了。后来我约胡先生与狄氏一起午餐，胡公乃向狄君解释找出魏引原文之不易，以及中国古文字是如何的艰深晦涩，确切的翻译（precise translation）几乎是不可能的。狄氏然其说，我才把译稿奉上了。后来狄百瑞在他的书上，照胡氏之言加个小注，才解决了我那含混翻译的大难题（见狄书六七七页）。
胡先生那时就说中国古文有一种含混的传统，所以对科学研究和法律叙述都有妨碍。他老人家是“知其然”，而我就想找出它的“所以然”，而百思未得其解。一次在美国法例内读到一个小故事，才使我豁然而悟。
这小故事似乎是这样的：
一次国会通过一条法案，使果树（fruit tree）入口免税。不意在三读通过的正式文件上错打了一个标点符号，把果树变成了水果与树木（fruit，tree）。这一下被奸商看到了，乃运入大量免税水果，等政府发现更正，国库已损失不赀矣。
所以西方白人的蟹行文，文法结构一定要严密，意思表达一定要确切，一个逗点也错不得；其原因便是他们好讼成性，有玩弄法律的传统，因而在他们的文字里说一只猫便是一只猫，不像我们一开口便是“小猫三只四只了”。
我国人最反对打官司。孔子说：“必也使无讼乎！”“听樵断讼”一直又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美德。大家不上法庭打官司，所以我们文字也就没有法律的锻炼，写起文章来，麋鹿三两只，童子七八人，大家也就马马虎虎了。人家又不同你打官司，写那样清楚干吗？
文字本是反映文字使用者思想的工具。如果它的使用者一肚皮“诗书礼乐”和“清明时节雨纷纷”，你又怎能怪文字表达上水果树木之不分呢？如果你一旦丢掉传统农业社会里三家村冬烘学究的老包袱，而搞起工业文明里的民主、科学和法治来，它自然能帆随湘转，和你一起顺流而下，杞人忧天，实在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