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既然以哲学为职业，所以他一开口总是自称“我们治思想史的人”。显然他是以治中国思想史为其职业的主要部门。
治中国思想史胡氏是确有创见的，但是他贡献上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是在西洋文明挑战之下，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的第一人。这个所谓“实验主义的”新方向，从“新”字方面说事实上和接踵而来的“唯物主义的”新方向同样都是新开箱的洋货。只是唯物主义是个最武断的学派。它不许你零买零卖。你要接受，你就得在哲学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宇宙观，在社会发展史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观。
实验主义却是个混沌水。所谓“实验主义的观点”这句话本身就欠明确。若说胡适搞政治是从实验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笔者前篇亦持此论）那还没大错。若说胡氏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这话就有问题了。
胡氏治中国思想史是承继传统的，不像唯物主义者的全盘否定和全盘翻案。但是中国思想史上虽没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却也没有实验主义的传统，所以主张承继传统、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胡适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了。
胡适认为知“新”要由温“故”开始。“全盘西化”不是“胡学”里的口号。胡氏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者，无非也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所谓“破坏难于建设”的意思，认为不破不立，矫枉必须过正。他认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放弃他自己的传统的。只是我们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旧样翻新。他搞的事实上是文化改制。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胡适所搞的则是“托今改制”！
胡适把他的洋老师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适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吗？杜威是个洋基文化传教士，他搞的只是一个单元的文化。胡适所搞的则是有选择的承继、有选择的吸收，是两个以上文化单元之间对立和统一的问题。杜威有幸被他“选择”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统一”无望，因而“对立”永远无法消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他言必称杜威，结果尾巴摇狗，便做了一辈子杜威学徒而不能自拔！
所以胡氏托今改制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倒颇有点像早期宋代的“道学家”。道学先生们由儒入佛，再由佛返儒，终于驱佛入儒，因而发展出宋明的“理学”。而胡氏则由儒入杜，结果一发难收，有去无回，始终未能搞出如冯友兰所自吹的“新理学”，却做了一辈子的“实验主义者”。
冯友兰的“新理学”当然也只是吹吹罢了，而胡适之始终未搞出一套，实在也怪不得这位“藏晖先生”！
宋代的道学家学佛能去而复返者，因为那只是少数隐逸之士，躲在象牙之塔内，思想上的反反复复罢了。闭着眼睛在庙里打坐的释迦牟尼本来就是个死人。这些道学先生思想上的波澜也不是社会经济变动的结果，当时的国计民生也不因这几位夫子思想上的波澜而随之波动。由农村去，由农村回，风潮是大不到哪里去的。
胡适就不同了。他要选择和吸收的对象已经不是泥塑木雕的如来佛，而是声光电气席卷而来的洪水猛兽。他所身历的社会，也已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那有六千年历史的中国农业经济已开始崩溃，接踵而至的是个不可捉摸的工业文明。在这个文化交流、社会形态交替的大时代里，思想家们头脑里电波的变动已不再是单纯的抽象思想的反复；相反的，那是反映实际的社会经济、文教制度、国内民生、国际政局，整个变动和改制的问题。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个思想家，放眼今后世界，如果把中国传统整个否定掉——像唯物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所计划的——那他的问题便简单多了。如果把中国文明也放进去，算一份，那他的问题就复杂到无以复加了。解决之道绝不是一两个天生圣哲，甚或三两代孝子贤孙所可完工的。这是五百年大计，岂可责功于少数“圣贤”？！
试看那在同一个国度之内，同一个社会形态上所产生的宋明“理学”，它和佛教的关系还谈不上什么文化的对立与统一，也要经过大师数十人，历时数百载，才功德圆满的。以宋明理学的发展比诸今日文化的交流与社会形态的递嬗，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老实说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开文化新运的宗师，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适岂是“百里之才”？！他岂是一两门学问、一两本钻牛角的小书可以局限得了的！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的开始——尤其是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汇流的开始——必然要有个极长的摸索时代，启蒙大师们无一而非摸索专家。胡适之就是东摸西摸，摸了一辈子！
这也不是胡适之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体系的问题。因为在今日的世界上乌托邦是无法生根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才能产生“新思想”，而在胡氏有生之年，这个里应外合的局面始终未形成，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永远开不了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