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做个大政治家，在主观条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种“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铁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顶住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然后任劳任怨，为国为民，死而后已。但是在胡先生的个性上是没有这种担当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那还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没有做官僚的脸皮。民国以后有清望的学者们下海从政是需要相当脸皮的，因为这些名学者出山之前，一个个都是以帝王之师自命的，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样才应征辟，乘安车，入朝为官的。但是官场亦另有官场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这批高人隐士，对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对中层就不得不结党羽，对下也难免不作威作福。本来，官场中这些恶习和陋规，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坏事，因为那本是我国两千年来，自上而下的单线官僚体系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讲求传统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仪和官箴。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有见及此，乃因势利导，干脆把它们制度化起来，以礼节之，使其发而中节。
民国肇建，这些原也是煞费苦心的制度，被目为封建残余，通盘废除，但是制造这些陋规和恶习的单线官僚体系，反因科举之废除而变本加厉地单线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东西，至此反变成无原则和规章可循的官僚主义，俗语所谓上拍下压。
30年代的初中期，适之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脱青衫、换红袍，都当起官僚来了。初入官场做学徒，有时还有点脸红，出师之后，就乐此不疲了。“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试问“独立评论社”这个山洞出身的“干员”和“能吏”，有几个是例外的？
胡适之先生本人，倒的确是个例外。他老人家虽然也曾下海，却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誉，而没有沦为官僚。“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种“终始参差，苍黄反复”的脸皮！所以胡先生纵想做官，也只能做个“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风弄月的闲太守，做个太平盛世的点缀罢了。
不特此也。胡氏纵有心为国为民，真想当一员“循吏”，他也办不到。他不特对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脸皮，他甚至不是个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样温情主义极重的人，他怎能搞“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点小小“庚款”的管理权，已经被梅贻琦先生等所包围，而弄到“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论其他？当胡先生的令名为“庚款问题”的流言所累之时，笔者在一个偶然场合之下，问了问顾维钧先生的意见。顾先生说：“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复杂的问题。”其实胡先生何尝不知？他只是门户之见在作祟，拉不下脸皮去约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罢了。
再者，一位学者如变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敌”。如果政敌一旦背信弃义，那么兵来将挡，大家耍起政治手腕来，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胡适之先生是位老实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实上，以胡氏的禀赋，他纵想耍，也无此天才；勉强一试，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这儿笔者不是说，胡适之是怎样的一个天大好人。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以胡适来遍比时贤，则“山高水长”，先生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