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同陈衡哲女士留学期间的关系，德刚分析得入情入理，读后十分折服。但同时德刚故作妙论，认为陈衡哲是他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那就言过其实了。在《逼上梁山》文里胡适说得明明白白，他倡导白话文学的灵感得自钟文鳌，他是清华学生监督处驻华府的书记。陈衡哲未同他通信之前，胡适早已在试写白话诗了。
中国大学生、留学生间，的确有个“朋友之‘友’不可友”的传统。莎菲女士既为任叔永所发现，胡适又是任君的挚友，当然不便去追她。但我认为假如胡适尚未订婚，他一定会努力去追求莎菲女士的；论才情任不如胡，看样子莎菲也会嫁给胡适的。当然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等生莎菲一样的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胡、陈二人尚未见面前，即可说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有一次，任叔永从麻州剑桥寄两首陈衡哲的诗给胡适看，要他猜是何人写的。（陈衡哲《小雨点》任序，则谓故意骗胡适“是我做的”。）胡适对其中一首咏“月”诗特别激赏（“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回信写道（《日记》，页一○五八至一○五九）：
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任叔永如未把此信转寄陈衡哲，也一定会把胡适评语抄给她看的。她看到后，一定感到十分光荣，且视胡适为生平知己。当时美国东部，留学生间成绩最优异的要算上赵元任、胡适二人，但胡适到处演说，发表英文文章和读者投书，风头比赵更健。这样一位当代才子盛赞其诗才，莎菲怎可能不被其感动？
同样情形，胡适也认为莎菲是他的生平知己。任、杨、梅、朱都反对胡适搞文学改良、写白话诗，真正响应他就只有陈衡哲一人。新文学史上最早一篇短篇小说即是她的《一日》，载1917年出版的一期《留美学生季报》，同时期她也写了不少白话诗（我另有长文论陈女士，将刊《现代文学》季刊）。很可能陈衡哲有雄心为新文学开路；但她见到胡适给众朋围剿，特地试写些白话诗、白话小说，助他一臂之力，以取悦于他，这也是大有可能的。
陈衡哲返国后，在1924年10月号《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洛绮思的问题”的小说，集《小雨点》。这篇小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德刚谓胡适到老还一口咬定莎菲女士“当时抱的是独身主义”，我相信莎菲的确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而洛绮思的“问题”即是知识女子的独身问题。小说的原来样子已无法看到，因为出版前陈衡哲听取胡适的意见，已把初稿加以增删。胡适在《小雨点》序上写道：该小说“我和叔永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小雨点》胡序，页一）。莎菲别的小说，胡适都很满意，唯独这篇他坚持要删改，还同任氏夫妇作了“很长的讨论”，我想绝非技巧上的问题，而是胡适心虚，恐人家看出小说里有所影射。
其实，小说男女主角都是美国白种人，任叔永就给他太太瞒过了。男主角瓦德白朗是位哲学教授，洛绮思是同校同系的研究生。洛绮思的原名似应作Lois，但也必然使我们联想到爱洛绮思（Héloise），那位因热恋老师而青史垂名的女学生。陈衡哲专攻欧洲史，对中世纪的人物很熟悉。她写过一篇介绍僧尼孽侣“亚波拉与爱洛绮思”的文章，收入《衡哲散文集》（1938）。亚波拉（Abelard）最后屈服于教会的权威而甘愿与爱洛绮思永别，陈衡哲对他的懦弱表示非常愤慨。卢梭的长篇小说《新爱洛绮思》（La NouvelleHéloise，1763），不知陈衡哲有没有读过。女主角同她的家庭教师热恋，后来嫁了人还是爱他。她的丈夫非常开明，竟邀太太旧情人同他们一起长住。假如莎菲真的私下里爱过胡适，任、陈、胡三人持久的情谊倒真有些像卢梭小说里的三主角。
陈衡哲笔下的洛绮思当然是个独身女子。“独身主义”在当年西洋职业妇女间是一个极时髦的风尚，莎菲在瓦莎那几年，通信的男友这样多，她明言抱独身主义是很可信的。那时留学美国的中国女子人数极少，总想回国干一番事业，不轻易谈婚嫁。当然也很可能，陈衡哲独在胡适面前表明独身主义，表示她对任叔永并不在乎，想用“激将法”鼓起胡适的勇气来，同江冬秀解除婚约，一心一意追她自己。任叔永1916年暑假开始追莎菲，但他同胡适一样，也是翌年夏季即返国的。二人返国后，同样只能以通信方式同莎菲保持友谊。可是1917年底，胡适即同江冬秀结了婚，从此莎菲死了一条心，虽然她同任叔永结婚已是1920年下半年的事了，在她修完芝大硕士学位返国之后。胡适结了婚，总不得不郑重其事地写封信给他的瓦莎女友，表明一番心迹。假如莎菲一直在爱他，希望他返国后同江女士解除婚约，收到这封信，心里该是十分难受的。她那时候的心境，即给了她写《洛绮思》这篇小说的最初灵感，虽然她把这则故事藏在心头好多年，才敢把它写下来。
在小说里，瓦德同洛绮思互相爱慕三年之后，宣告订婚。但洛绮思怕结婚生子妨碍她的学问事业，旋即反悔。瓦德竟答应解除婚约，凄然说道（《小雨点》，民国二十八年三版，页七一）：
洛绮思：
我的爱你，我的崇拜你，便是为着你是一个非常的女子。若是为了我的缘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达到，那是我万万不能忍受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那样自私的人。若能于你有益，我是什么痛苦都肯领受，什么牺牲都能担当……
三四月之后，堂堂哲学教授瓦德白朗竟同“一位中学校的体操教员”结了婚。蜜月之后，他写封表明心迹的信给洛绮思（同书，页七六至七七）：
我的亲爱的朋友：
瓦德结婚了！蜜妮——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是一个爽直而快乐的女子，虽然略有点粗鲁。她当能于我有益，因为我太喜欢用脑了，正需她这样一个人来调调口味。
有许多我的朋友们，以为我应该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做终身的伴侣。我岂不愿如此，但是，洛绮思，天上的天鹅，是轻易不到人间来的。这一层不用我说了，你当能比我更为明白。
我不愿对于我的妻子有不满意的说话，但我又怎能欺骗自己，说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当尽我丈夫的责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数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把他打开，回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地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请你恕我的乱言。我实愿有一个人，来与我同游这个世界。我怎敢希望这个人是你呢？但你却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没有你便没有它，所以它是纯洁的、出世的、不染尘滓的。
我不多写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虽是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
我永远是你的，瓦德
但他写完这封信之后，忽然又觉得不妥。他更自思量，觉得他和洛绮思的交情，是不应该这样的。洛绮思不是他的一个敬爱的朋友吗？但这信中的情意，却是已经越出朋友范围之外了。这岂不是把洛绮思待他的高尚纯洁的感情，抛到污泥中去了吗？他将何以对她呢？他将何以对世上的女子呢？固然，他是有权可以保存这个心中的秘密的；固然，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伤损的，但他却无权去伤害他人的心。他只应把这个秘密的种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不应把他种到肥土里去，让他去受那日光雨露的滋养；因为他所开的花，是要给洛绮思以极大的痛苦的。他想到这里，便决意把这粒种子收回他的心之秘处去，永不让它再见天日了。
于是瓦德写封比较大方的信寄给她，表示“除了切磋学问、勉励人格之外，在他们两人中间，是没有别的关系可以发生”的了。
假如胡适返国后，曾同陈衡哲通过情书，那么他在完婚之后，写一封如怨如诉的信给她，调子一如引文里的那封未寄之信，是很可能的。当然，也很可能胡适一直抱着“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宗旨，从未同莎菲通过情书，而这篇小说仅表示在陈衡哲的想象中胡适应该写一封这样的信给她。她不仅对胡适没有勇气追她表示失望（怎能轻信她会抱“独身主义”的话呢？），也对胡、江二人的结合，表示极大的怜悯。当世第一才子，怎可同一个缠足村姑胡乱结了婚呢？美国没有缠足女子，在陈衡哲的想象中，江冬秀变成了一个“中学校的体操教员”，比她再“粗鲁”的女子，就更不适合哲学教授太太的身份了。信中有好些话，诸如“我不愿对于我的妻子有不满意的说话，但我又怎能欺骗自己，说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想胡适初读原稿，一定感慨万千。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专攻化学的任叔永读了初稿还看不出苗头，胡适自己倒紧张起来，硬教她把小说加以增删。“添了一章”，瓦德不再出现，小说重点放在多少年后老处女洛绮思的身上了。
德刚认为胡太太是同时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这句话说得很对。但德刚认为胡适自己也是“‘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倒不见得。胡适如能同陈衡哲这样的女子结婚，当然生活要美满得多。且不说住在纽约那几年，胡适定不下心来作研究，即在二三十年代，胡适自己太忙，太太没有现代医学常识，也不知如何管教子女，弄得爱女夭折，二儿子思杜从小身体虚弱，教不成器——一个家庭里产生了这两大悲剧，总不能算是美满的。假如在《梦见亡女》诗里，胡适真如德刚所说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那么他写诗时最不可告人的感触即是：假如太太是莎菲，素斐也不至于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