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下台，对于“莫内圈子”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借着这股东风，莫内的老战友，德国总理勃兰特和英国首相希斯，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一道，一鼓作气地完成了欧共体扩编和《维纳报告》两件大事。
但是，接踵而来的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却打断了欧洲战后长期经济增长的势头，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又将欧洲抛人了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旋涡。欧洲的政治家们被国内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搞得疲惫不堪，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意愿和热情，都显著减弱。德国关注通货膨胀，法国担心经济增长，英国对“蛇形机制”热情有余担当不足，意大利等其他欧共体国家看到领头羊们争执不下，群龙无首，只好各扫自己的门前雪，难顾他人瓦上霜了。
面对欧洲整合丧失动力的困局，莫内提出建立“欧洲资源基金”，希望从货币联盟再次突破僵局，但德国财政部长反对这项提议，认为经济整合应该优先于金融整合。石油危机爆发后，莫内又提出欧共体应该建立一种合作机制，以便在区内同家中分配石油供应，结果德国同意，而英法反对，只得作罢。
1974年5月，“莫内圈子”的德斯坦，在蓬皮杜去世后，当选为法国总统。已是80岁高龄的莫内，开导着不到50岁的新总统，“欧洲事务最为缺乏的就是权力。讨论有规矩可循，但决策却没有。”这句话对德斯坦的启发很大，他原来就有类似的想法，在莫内的鼓励下，德斯坦在12月的巴黎欧共体峰会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计划，这就是“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制度。
“欧洲理事会”由欧共体的各国首脑组成，相当于欧共体最高的战略决策机构，虽然它并没有立法的权力，但负有指导欧洲重大政治议题的方向，和制定政策优先顺序的责任。面对严峻的经济衰退和汇率危机，欧洲迫切需要各国首脑定期会晤。“欧洲理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主权国家的首脑，有义务为超主权的欧共体，提供政治服务。
此时，欧共体已经形成了欧洲合众国的原始雏形，原来由莫内担任第一任主席的煤钢联盟“最高理事会” (High Authority)，在《罗马条约》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存，后来这三大超主权机构合并为“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各自的权力机构整合为单一的“欧共体执委会”(European Executives)，这就是现在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前身。它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内阁政府，负责欧共体的日常运作。
莫内设计的煤钢联盟“共同议会”(Common Assembly)，演变成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相当于国家的立法、监督和咨询机构。
这样一来，“欧洲理事会”、“欧共体执委会”、“欧洲议会”就构建起未来欧洲合众国大厦的三大支柱，而这些机构的原始雏形，几乎全部出自“莫内圈子”，未来莫内等人，必将被誉为欧洲合众国的奠基人。
1975年，“莫内圈子”组建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已经运行了整整20个年头，莫内本人也已87岁高龄。他没有想到欧洲合众国的道路会如此漫长，在戴高乐当政的10年里，莫内在法国失去了影响力，不过他仍然在欧美各国享有崇高地位。在莫内的心目中，欧洲合众国的基础，是与英美的联合，大西洋两岸的伙伴关系是其核心宗旨，创建欧洲合众国的目的，并非是挑战美国的霸权，而是与美国分享权力，共同主宰世界。70年代以来的石油危机、美元贬值、欧洲汇率混乱、工业国家经济衰退，造成了美欧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情绪对立，莫内对此深感失望。欧洲内部整合力量的涣散，更使他忧心忡忡，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莫内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曾一度希望德国总理勃兰特来继承他的衣钵，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跟随莫内多年的职员中，他的秘书林格女士，是完全不拿薪水义务服务。她白天为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工作，下午5点以后，到莫内的办公室继续工作。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之一，他没有选择家族的老本行银行业，而是积极投身于外交家的事业之中。他正是1957年《罗马条约》的主要起草人，因此堪称欧共体的缔造者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莫内与罗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私人秘书的联络，莫内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每一项具体步骤，都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罗家的耳朵里，并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建议。
当莫内最终向圈子里的所有同伴宣布，他决定退休并解散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极度震惊。欧洲合众国运动在丧失了精神领袖之后，在失落和迷茫中徘徊了整整10年。直到1985年，莫内的左膀右臂们再度拉起大旗，开始积极活动之后，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才再次骤然加速，并直接导致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
在莫内退休的日子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唯一的重大进展，就是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EMS，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建立，这也是1970年《维纳报告》的具体成果。
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心就是欧洲货币单位(ECU)，这个货币单位最终演变为现在的欧元。德法围绕着货币单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按照法国人的设计，欧洲货币单位由“一篮子货币”根据欧共体各国货币加权平均来构成。
在欧洲货币单位的基础上，任何一国货币相对于欧洲货币单位的浮动，不应超过2。25%，意大利的里拉偏软，被允许浮动的范围扩大到6%。这基本上就是“蛇形汇率机制”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浮动参照的基准变成了ECU。新的欧洲汇率机制被称为ERM(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法国人的这个设计相当高明，在马克强大而法郎弱小的情况下，欧洲货币单位的“一篮子货币”的思路，对法郎有利。因为在“篮子”中的货币比例固定后，每5年才调整一次。其间，如果德国马克升值过快，为了保证“篮子”中马克的价值不能越界，德国将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降低马克汇率。这样，马克就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挡箭牌。同时，ECU将成为各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工具，并且最终实际上是由本国货币来偿还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债。
德国人强烈反对这种安排，认为这将“迫使德国马克货币的创造，完全失去我们的控制”。德国人明白，当贬值的美元涌人德国，德国将被迫增发马克来购买美元，才能保证马克不升值，而货币增发却失去了控制。同时，在稳定欧洲汇率市场的干预中，货币投机商打击弱势货币时，显然只有用强大的马克才能拯救这些国家，而他们偿还德国时，却可以用本国货币通过ECU来支付，这等于变相迫使德国增加了马克供应。
因此，德国人坚持汇率稳定操作，必须承袭“蛇形机制”，各国货币浮动不能相对于ECU，而是任何两组货币的相对汇率不能突破上限，这样，各国就只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调整汇率。这一招，将马克做挡箭牌的计谋，破解得千干净净。另外，虽然干预外汇市场的短期借贷额度大幅增加了，但德国坚持偿还借贷时，必须使用美元、马克或黄金，这就断了其他国家试图从马克身上“揩油”的念头。最后，德国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汇储备库”。
在启动欧洲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法国貌似取得了理念上的胜利，特别是ECU的推出。但是，德国在核心原则上，半步不让。新的汇率机制，不过是将“蛇形浮动”加以法律化，德国人的负担并没有增加，马克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其实是一个马克货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