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妹妹喜欢在逛商店的时候聊天。
说实话，平易市的商店不够我们逛的，尽管它有一千七百年历史，地理位置又优于其他城市——离首都比离省城还近。尽管它有明、清两代皇帝的行宫、书院，有军阀时代中西合璧的官邸花园，有近百年史上的著名学府，算得上是座文化古城，但商店却有限。数得过来的几座商店分布在数得过来的几条街道上，老店大都是一两孔拱形门面，一两级青石台阶，门窗的颜色是黄配蓝。新店虽然门窗宽广，台阶高筑，而门窗的颜色还是黄配蓝。加上老店、新店都挂起清一色的葱绿绸窗帘，叫人觉得又热闹，又单调。
几个大而空的商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都是近三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产物。三十年前，这座灰蒙蒙的古城被四周农村紧紧包围着，后来城墙被突破了，才形成了城乡错综的局面。不知怎么的，城墙的突破使我总觉得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大膨胀有关。现在，穿宽脚裤的青年骑车上班要穿过农村，而驴车又经常在繁华的大街上轧轧前进。冬天，单看自行车后货架上那鼓鼓囊囊的面口袋，就知道要过春节了。这时大小饭馆门前一律是郊区农民的长队，他们买上成百成百的馒头，把能装百八十斤麦子的口袋塞得满满的，然后将它们绑上自行车后货架。这些蒸腾着热气的口袋就开始满街奔跑，在三九寒天的空气里，到处弥漫着发酵面粉的香甜。而城里人这时正驮着鲜肉、大枣、活鸡、韭黄，从很近的集市上往回返。
如果再花点笔墨来描写我们所在的城市，就该算矗立在人行便道上的“小高炉”了。不过那里面冶炼的已不是理想主义的钢铁，而是实事求是的大众食品——白薯。这些被烤得又烫又软的食品，本应不折不扣地叫做“热狗”，谁知“热狗”一词偏偏早已被外国食品占有，致使我们这种又烫又软的古老食品只是凭着它那出炉后嗞嗞浸出的糖汁，吸引那些夹着提包出差的外地人了。从冬到春，连续两季，马路边高炉林立。那些戴着白套袖、操着长长火钳的主人，不顾炉里高温扑面，把脸贴近炉口，用火钳将烤软的白薯掐腰夹起，在炉口码成一道半圆形的围墙。他们的脸被炉火烤得通红，眼睛淌着泪花。
现在，由于季节关系，街上不见了小高炉，位置被更富于现代特征的食品代替着。那是什么？我妹妹会告诉你。
“我买膨香酥！”我妹妹望着路边一个戴迈克镜的青年农民说。他推着一辆崭新的“飞鸽加重”，车上是两筐粉黄相间的膨香酥。
这种以玉米面、糖精为原料，经过加热膨胀的新型小食品，由于生产工艺简单，近郊农民早已把它作为生财之道了。目前膨香酥已由蚕豆般大小、塑料袋包装发展到拐棍一般长短。并且，根据儿童喜欢恶作剧的心理，生产者真模仿拐棍的样子，在一端弯个大钩，来进一步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我以为十岁以下的孩子举着这样一根越吃越短的拐棍，也许有一番情趣，可我妹妹已经十六岁了。我假装没听见她的话，继续往前走。
她没有跟上来。当她再次和我并肩行走时，手里真的多了一根“拐棍”。但她没有吃，却举着它朝着停放在商店门前的汽车、自行车，朝着路灯电杆，朝着果皮箱，朝着邮筒指指点点。“嘭嘭嘭嘭！”她一边敲打着它们，一边用只有我才能理解的词儿奚落大街上的行人。她管卖冰棍的老太太叫“木刻”，管交通警却叫“卖冰棍的”。迎面走来的一个白脸青年被叫做“贤惠大嫂”，一个戴太阳镜的女孩子她叫她“欢欢”（熊猫）。她管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一位香喷喷、暖烘烘的胖女人叫“珍珠鸡”，因为人家穿了一条灰底儿白点子的长裙。她的嘴一分钟也不停，好像有满肚子话要说，好像有话不说出来就堵塞了延续她的生命之路，她立刻就会……怎么说呢？
“嘭！”拐棍断在一个果皮箱上，她顺手把它扔了进去，原来又发现了“新大陆”。她拉着我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是站立在橱窗里那两位男女模特儿吸引了我们，他们的样子实在叫人不得不多看两眼。在气温高达三十六度的季节，他们还未换下厚呢大衣，二人蓬头垢面，脸色焦黄，目光呆滞，躲在半开半闭的葱绿窗帘里，无可奈何地向街上行人摊着两手。
“怪可怜的。”我妹妹说。
“连衣服也不给换。”我说。
“店里的美工一定在闹情绪。”
“那女的好像有黄疸性肝炎。”
“不——防冷涂的蜡。”我妹妹把“冷”字念得拐了个小弯儿，就像京剧道白那样。说完，她便大笑起来，一笑又是那么无所顾忌，把嘴张得那么大。这使我又一次想到她的年龄，十六岁，还不懂得什么叫掩饰。我分明看见，两个挎着菜篮的老太太直冲她撇嘴。几个穿T恤的小伙子也停下来莫名其妙地朝她张望。
“走吧，安然，去家具店。”我说。安然是我妹妹的名字。
她对家具一向不感兴趣。在这种年龄，家具对她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学校，一只四脚凳，二分之一课桌；在家里，一张完全属于自己的桌子，难道还不够吗？桌子抽屉上要是再带一把小锁，那简直就是奢侈了。我对家具有兴趣，我快步走入店门，她也就毫无怨言地跟了进来，这是平易市唯一一家家具店，里面陈列着一些做工粗糙、木质低劣的板箱、衣柜等。一股鳔胶和劣等油漆的混合气味直扑鼻子。我的眼睛从这些东西上掠过，不自主地盯住了一个角落，那里摆着一张崭新的烤漆席梦思单人床。我一点儿也不否认它吸引了我。在我的年龄，对舒适的床发生兴趣有什么奇怪呢。我径直走到它跟前，看出它不是本地产品。平易市能购进这样一张床，真算是革新之举。我俯下身子看看商标，产地上海，标价二百二十元。
“我真想买这张床。”我说。
“姐姐，你……结婚吗？”安然小心、警惕地观察着我。
“不是——你没看见，这是张单人床。”
“为你自己？”
“啊。”
“不明白。”
“结了婚就不需要买单人床啦？比方说，两个人吵了嘴，你就可以到单人床上去睡。”我对安然解释着。我什么也不想瞒她，尽管我比她大八岁。
“结婚就意味着吵嘴吗？”
“不能那么说，可世界上没有不吵嘴的夫妻。”
“比如咱们家那两位，二老。”安然立刻接上了话茬，当然是指我们的父母。
我们已经来到街上，我不愿在街上谈论父母，因此没有接下去。她却没完没了：“在他们身上我看不见……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爱情。”
“没有爱情怎么会有你我？”我小声说。
“不懂，实在不懂。”安然低头看着脚面，“你说妈怎么会爱上爸？妈那么漂亮，爸那么不漂亮。”
“我不这样看，什么叫漂亮？”
“佐罗就漂亮。”安然把头猛然转向我，就像等待我的反驳。“特别……特别是他的下巴。我顶喜欢佐罗的下巴。”安然说。
我抬头盯住她的脸，她脸红了。我第一次看见她脸红，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妹妹是个女孩儿。
其实，她是个地道的女孩儿。尽管她爱和人辩论，爱穿夹克衫，爱放鞭炮，爱大声地笑，有时候还爱趁人不备吹一两声口哨。看起来这全是男孩子的秉性，可是，有谁规定过女孩子不许对这些发生兴趣呢？
从家具店出来，我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身边的安然：身高一米六六，体重五十九公斤，穿三十八号半的鞋。头发很好，乌黑、厚密，整齐的刘海儿齐着眉毛盖住了鼓圆的脑门；面孔不漂亮，但招人喜欢——至少招我喜欢。安然的皮肤不算白，却异常细腻、匀净。她常骄傲地告诉我，班里的祝文娟脸上长“青春美丽痘”啦，米晓玲有雀斑啦。而她，从来和这些斑斑点点无缘。在安然胖乎乎的、光洁的圆脸上，紧靠右边的耳朵，只有两颗并排的黑痦子，就像排在铅字里的冒号——“：”，仿佛安然爱说话都是它的缘故。它印在那里，又像专门引逗别人说话似的。每当你瞧见这个“：”，就忍不住要对着她的耳朵说上点儿什么。
可是，她顶讨厌别人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她喜欢在一定距离内，毫无顾忌地对着你说，也希望你像她一样对着她说。她还喜欢什么？喜欢快节奏的音乐，喜欢足球赛，她知道马拉多纳在西班牙一蹶不振的原因，还知道鲁梅尼格为什么不参加意大利的“尤文图斯”俱乐部。喜欢黄梅戏（怪事儿），喜欢冷饮，能一口气吃七支雪糕。喜欢游泳，喜欢读短篇小说，喜欢集邮，喜欢练习针灸，喜欢织毛袜子（仅仅织成过半只），喜欢体育课上的跳“山羊”，喜欢山口百惠。她打开录音机，随着山口百惠朴实、动情的歌声，抄下中文的谐音：
“希啦呀瓦哩卢达塞，撒里希多奎哇，希啦呀瓦哩卢达塞，喏恩嗒噢……”
这首《温柔的歌唱》叫她给学得惟妙惟肖。
也许因为她具有异常惊人的模仿力，她学外文像是得天独厚。她没有当什么大“家”的奢望，只想做个好翻译；幻想着当她走在那些学者、名流或大政治家身边时，怎样才能把他们的语言准确无误地翻译给对方。她常指着电视里那些风度翩翩的翻译说：“那就是我。”但她对其他功课也挺认真，各科成绩都算突出，我曾经怀疑她的学习态度，因为她总是一边听录音机，一边写作业。她说那是她的习惯，尤其思考物理题时，听着录音机，思维细胞相当活跃、灵敏。但我老是觉得她有点儿煞有介事。
“喂，你必须立刻关掉录音机。”我站在房间一头，像船长命令船员一样向她发布命令。
“那好，你必须立刻给我洗一个苹果。”她服从了我的命令，但又和我讲起条件。
我不能不满足她，因为我喜欢她超过喜欢我的父母，就像她喜欢我那样。我递给她一个苹果，自己也吃一个，然后就坐在桌前开始做自己的事，耳边只剩下清脆的咀嚼声。苹果吃到一半，我抬头看看她，她也刚好吃完一半。
“怎么你今天吃得这么慢？”我嘲笑她。
“哈，对不起，这是第二个了。”她冲我做了个怪相儿。
顺便提一句，我妹妹吃东西也有着惊人的速度。这速度是她小时候跟父母在“五七”干校，在集体宿舍草铺上养成的。
那时她才三岁，每当宿舍里的妈妈们下地干活时，草铺上的一群孩子就立刻实现了世界大同。他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各取所需。大孩子瞧见小不点儿手中的吃食，会蜂拥而上把它们抢走。我妹妹在这个大同世界里慢慢总结出经验：东西要想不被别人抢去，就得快吃。柿饼、黑枣常常把嘴填塞得难以蠕动。这使得她老是闹病，不是肠炎就是胃疼。妈妈发现这点，只好把她送到北京外婆家，那时，我早已寄居在外婆家了。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她穿着一身辨不出颜色的棉衣，穿着一双紧挤着脚的单鞋，焦黄的头发上沾着干校草铺上的草籽儿，脸蛋儿叫野地里的风给吹得粗糙、通红。她就那样跟在妈妈身后走进了外婆的四合院，扑进了我的怀里。从此，我和安然一直在一起。当时她把头紧紧贴在我瘦弱、单薄的怀里，把我当成她唯一的保护人。尽管那时我也是孩子，我也需要人的保护，可是想到我能去保护一个人，这又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啊。我敢说，我和所有欺侮安然的大人和孩子较量过；我敢说，那时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孕育着的爱是伟大的。我听说吃核桃能使人长头发，就把所有的零用钱攒起来，都给安然买了核桃。我盼望她的头发变得滋润、光亮。现在我常想，她终于有了一头乌黑、闪亮的头发，那是因为小时候吃了我给她买的核桃。安然会不会这样想？我猜也会。可我们谁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有时越是那些微不足道、看起来荒唐的事，越能使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我就常这样想，是那段经历使安然变成现在这样的安然，使我变成了这样的我；培养了安然吃东西的速度，也培养了我们俩这种特殊感情。也许还培养了我们总是以外来人的眼光，居高临下来看待我们所在的城市——平易市。
“姐，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想那张床？”安然问我。
“哪儿啊，我在想今天是个星期天。”
“是个沉闷的星期天。”
“是个快乐的星期天。”
“是个害怕的星期天。”安然说完竟停下来不走了。
“怎么呢？”
“明天进入复习，一星期后就要期末考试了。”安然眼睛看着别处，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太阳把她的脸烤得通红，鼻尖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当学生总要考试。你可不像个害怕考试的人。好了，你看都到家了，我希望你唱着歌上楼。”我推了推安然的肩膀。
“唱哪个？”安然脸上出现了片刻的阴转晴。
“就是那个‘希啦呀瓦哩卢达塞’。”
我听着《温柔的歌唱》，心直往下沉。我完全明白安然害怕的不是考试，而是考试后的三好学生评选。我故意安慰她勇敢地迎接考试，其实我怎么能忘记，安然从初一到高一，从来就没当选过三好学生。
她害怕评选，刚才在街上那一阵阵欢乐，是忧郁的欢乐吗？
我家所在地，是一座陈旧的灰色两层楼房。这种五十年代初建造起来的木结构筒子楼，房间宽敞，但家家鸡犬相闻，似乎缺少必要的遮掩。走廊虽宽，人们又在那里划界为防，垒起各种形状的炉灶、煤池和一些面目不清的家什，将走廊占去大半。冬天，当各家生炉取暖时，烟筒就从门上探进走廊，刹那间便会狼烟四起，伸手不见五指。烟把走廊熏得乌黑，我妹妹就给这座楼起了个外号叫“古堡幽灵”。古堡也罢，幽灵也罢，反正大白天进来也要走“夜路”。
我和安然一前一后迂回着穿过“夜路”，刚拐上楼梯，就听到一阵忽高忽低的争吵声。“是二老。”安然扭头告诉我。
“等他们吵完再进去。”我没好气地说。
“咱们不进去，他们就总也吵不完。”安然说着，紧跑几步，推开了家门。
果然是他和她在吵。耐心听听，原来是为熨衣服的事，他说她把他的裤子熨成了百褶裙，她说他对她的要求太苛刻。我径直走过去关窗子，关窗子是为了不叫邻居听见；安然径直回到我们的房间打开录音机，开录音机是为了混淆邻居的听觉。这在我们已经是老习惯了。每当他们大吵起来，我们就充当遮丑的角色。遮丑，这大概是人类的本能吧。
“平常我要求过你什么？看看我这一身打扮，就这样到大学里讲美术欣赏课，欣赏欣赏我吧！”爸爸一面嚷，一面抖着身上那油彩斑驳的肥裤腿。
“我熨得不好，怎么你不熨呢？”我妈妈用熨斗敲着桌子说。
“要是我自己会熨裤子，干吗还跟你结婚？”
“当初你为什么不找个裁缝！”
“那又有什么不好？”
“现在也不晚，我什么都不怕。我又不是家庭妇女，生来专为你熨衣服的！”我妈妈坐到藤沙发上，用蒲扇拍着膝盖。
“你当然不怕，连孩子们笑话都不怕。安静、安然都过来，谁替我说句公道话？”爸爸冲我们嚷道。
“我求求你们，别吵啦！天这么热。”我心中异常烦躁，根本不打算评出个谁是谁非。
“你少抹稀泥。天热怎么啦？天热就不存在真理啦？你有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爸爸抖完裤子，又抖抖贴在身上的背心，冲我说。
“我有看法！”安然走到二老面前，“妈妈不对！”
“怎么不对？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妈妈从沙发上猛地站了起来。
“熨不好裤子，为什么不让人说？”
“你熨得好吗？”
“我？根本不会熨。”
“那就少教训我！”
“你的逻辑是错误的。我不会熨不等于没资格批评你。”
“我用不着你给我讲逻辑。看你那样子，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嘴油腔滑调，啊？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就为了听你在我跟前耍贫嘴教训我吗？”妈妈嘴唇直哆嗦。
“安然，别说了！”我怕事情闹大，推着她的肩膀就往里屋走，尽管我也觉得妈妈是不占理的。
“为什么不说？”安然甩开了我，“不说就等于不存在吗？爸爸五个扣子掉了三个，叫你缝一下，你反过来问他为什么不自己缝；爸爸的袜子找不到，请你帮忙找一下，你又反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去找？这就是妈妈！要是有工作的妈妈都这样，那我宁愿要个家庭妇女妈妈！”
“这可都是你说的。没有心肝的东西，你可别后悔。我这就走！”妈妈做了一个要冲出屋去的姿势。当然，我把她拦住了。安然讲理比我勇敢，可每次围、追、堵、截都是我的任务。
“你有心肝，你真正管过我吗？”安然并没有被妈妈悲痛欲绝的姿势所吓倒。也许，任何一种再吓人的姿势，重复多了也就不吓人了。
“怎么没管过？抱你躲武斗，抱你去干校，抱你满世界奔跑，抱你……”妈妈又返了回来。
“人不能光吃老本！”安然有点故意气人了。
“安然！”我拼命冲她使眼色。
“安然，没你的事！”爸爸也不希望事情一环套一环地恶性发展下去。
“你们干吗不让我把话说完？”安然说，“还记得求你帮我找英文老师的事吗？”
“别说了安然，我求你！”我真上前捂住她的嘴。
她拿掉我的手，一甩胳膊回到沙发上，半天不动。四周突然寂静下来。谁家收音机里传来歌声：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找英文老师，是啊，那次也伤了我的心。
我妈妈现在就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英文教师。但不客气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她的英文程度已经达不到教授安然的水平了。安然呢，口语虽好，但语法需要加强。她得知平易市十九中有一位英文教师辅导高考很有经验，曾经培养过不少学生考入大学，这位教师又正好是妈妈当年的大学同学，便和妈妈谈起这件事，要妈妈领她去登门拜访，想利用星期天请老师辅导。妈妈考虑了一下，先说他们好多年不来往了，不便开口；后来，安然再三恳求，她才答应去试试。但不知什么原因，她一直没有去。每次安然提醒，她总是推托。
后来安然自己去了，当然有点儿赌气。她打听到地址，一个人找上了门。当时她只把这件事告诉我一个人。我还帮她挑选了第一次见老师要穿的衣服，帮她拟定了一个“谈判须知”，特别嘱咐她要给老师朗诵一段课文，这样准会成功，因为她的口语得到过专家的鉴定。她就那么兴高采烈地走了，从妈妈面前吹着口哨走了。
可她哭着回来了，手里攥着一团揉皱的湿手绢回来了。“他不要我，他不收我！”她扑在床上号啕起来。
“为什么你不给他朗诵？”
“他不听。”
“你应该一定要他听，他一听就会喜欢你的。”我一边说着也流下泪来，我觉得我受了比她更大的委屈。
“他不听，就是不听，就不听！”安然嘟囔着，仿佛在说她自己不想听别人的话。
“你没提妈妈的名字？”
“当然没提。我要凭我自己，凭……”
“我们都太自信了。”我叹着气。
“这有什么不好？”
“可是……”
“可是他留着连鬓胡子，戴一副眼镜，镜片冲我一闪一闪，连眼睛都叫人看不清。唔唔……”安然抽抽搭搭地诉说着。
那天，她哭了很久。在从前和以后，她都很少这么哭过。从此，她学习英文更加刻苦了，除出色完成学校规定和自己设计的作业外，还搬着《牛津英汉双解辞典》翻译了好几首诗，其中有史蒂文森的《风》、《城市的灯火》……接着又毛遂自荐，把译稿拿给平易大学里的英文老师看。到底有人称赞了她，并欣然同意对她进行辅导。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妈妈为什么不去找那位老师。也许同行找同行，有伤自尊心；也许还搅和着什么陈年旧事。也许什么都不为。但这件事给我和安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安然和妈妈的关系中也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暗影。每当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争吵发生转化，转成妈妈对安然时，就像刚才那样，安然总是搬出这件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时我就暗自同情起妈妈来。人不能得寸进尺。再说，对于妈妈和爸爸的关系，安然又了解什么呢？
当然，我也不是解释他们关系的权威。小时候对于他们的关系印象很淡漠，从幼儿园，从寄宿小学回家，虽然也遇到过他们脸色不好看，晚上睁开眼时，好像谁还到椅子搭的铺上睡过。有时也吵，但比现在要温和，可算温和派。那时爸爸就干他的本行，专业绘画；妈妈在一个农业研究所当翻译。
那时我只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就像她挂在床头的那张放大照片一样。那是一位站在蓝天白云下的姑娘，她微笑而自信地直视远方；一绺鬈发斜搭在前额上，一件带垫肩的西服随便往肩上一披，风正把衬衫一角掀起。阳光在她脸上印下几个很有分寸的阴影，构成了一个完美、潇洒和富于幻想的形象。有一次我意外地发现照片后面还有她自己写的一首诗：
蓝天，白云，
我为什么这样热爱你们？
因为你们就是祖国，
就是拥抱着我的母亲。
诗的逻辑虽稍显混乱，但谁能否认它是出自一个有热情、爱幻想的年轻人之手呢。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那张照片会永远挂在她的床头。但后来照片不见了，妈妈也像变了一个人，阳光投在她脸上的阴影似乎不那么有分寸了。仿佛是照片的消失，给妈妈引来了厄运。
她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那个研究所，还在那里度过了那个火红的年龄。谁知运动过后，她不仅没有回到她那个研究岗位，在和爸爸的关系上，矛盾也达到了逐步升级的地步。“运动”像给一架本来就转动着的发动机加大了油门。为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可妈妈在运动中的几件小事却总在我脑子里出现。
运动初期，妈妈比爸爸日子好过些。爸爸早已进了“牛棚”，妈妈却积极投入了运动。一个“左派会”，一本“十六条”都能使她心花怒放。有一次我看到她兴致勃勃地替小将抬着糨糊桶在街上贴大标语，一个字，四整张纸，比我的个子还高许多，写的好像是要打倒谁，火烧谁，气死谁。寒风凛冽，糨糊粘在身上冻成了一片片的硬嘎巴儿，可她仍然昂首挺胸，走在小将前面。每到一处，挥起笤帚呼呼就刷。还有一次她忽然戴回一个红卫兵袖章。这下连我也觉得比她提着糨糊桶乱跑要气派得多。我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我们家到底也进入了红五类的行列。爸爸这下也可以受到这块红袖章的保护了，说不定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见面。晚上，当妈妈摘下它时，我就别在胳膊上，在屋里对着镜子举胳膊喊口号。有时还别在刚会走路的安然胳膊上，教她举胳膊。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袖章不是真正的红卫兵袖章，在“红卫兵”三个字下面，还有两个一分硬币大小的字：“外围”。我脸红了好几天，再也不去戴妈妈的袖章了。不久，她也突然摘下了那个有点儿鱼目混珠味道的袖章，愁眉苦脸地抱着安然去了干校。在干校大概还吃过点儿苦头，除了出身偏高，还因为运动前和哪个民主党派有过点儿瓜葛。但绝未构成什么冤、假、错案。之后，更不在落实政策之列。从此，她人很消沉，坏脾气一触即发，使她那本来就不甚清楚的思维逻辑，更加混乱起来，就像安然说的那样。逻辑混乱的结果，使“温和派”们不温和了。
有时我总想，妈妈倒不如真是个“叛徒”、“特务”或“反动权威”什么的，构成个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后不仅能回到她的研究单位，在一定场合，人们还会刮目相看。可惜，一身糨糊，一个“红外围”袖章，给予人的不过是一种莫辨是非的印象。既不曾飞黄腾达，也不会时来运转。
我们的家里一场争吵又平息下来了。我打开窗子，安然关掉了录音机。大家胡乱吃点儿东西，安然就坐在了她的书桌前，手里玩着抽屉上的一把小锁，“咔嗒”“咔嗒”。
天完全黑了下来，潮湿、闷热的风一阵阵吹进屋里，更使人烦躁难耐。我拿起一本书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最后还是一个人走了出去。在街上，我快步逃过路旁那些乘凉的邻居们，拐上一条僻静的林荫道，才正式思念起一个人来，那是我的男朋友，他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城市工作。
啊，要是安然知道我现在的思想，一定会感到悲哀的，她自信我永远只想着她。她曾经郑重其事地“警告”过我：
“姐，你可不能结婚！”
“为什么？”
“你结了婚我怎么办？”她说得多么认真。
当时我多想按照她的要求答应一声啊，可我又不敢。果然，这样的事还是没按安然的理解，悄悄闯进了我的生活圈子。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告诉她，我害怕我和她的友谊发生变化。我就这么忍着，还用忍耐的形式来安慰自己。是啊，我第一次体会到，世界上不单存在着需要忍受的痛苦，还存在着需要忍受的幸福。我不是已经忍了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吗？现在我又要一个人在这条林荫道上享受埋藏在心中的幸福了。
铺在林荫道上的树影就像一架走不到头的梯子，我一步步地攀登着。如果不是有人喊我，我一定会走到尽头。但是有人喊我了。我停住脚步，发现面前站着的是韦婉。她是安然的班主任，我的小学同学。小学分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那时她在我们中间算大个儿，现在却比我还矮，最高也就一米五八。看看脚上，还有一寸多高的鞋跟。她头发有意无意地向高处蓬松着，穿一条碎花尼龙绸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看来她很知道打扮自己了。我想到小时候她可不是这样，腰带经常耷拉在外面，引起男生的哄笑。可那稍显低哑的声音，那眼光——有些早熟的眼光，却又使我想起我在寄宿小学的那些时光。
那时我和她关系一般，可在宿舍里我们的床却紧挨着。韦婉当时在我们中间个子最高，懂得很多神秘莫测的事情。一年级时，有一天晚上熄灯后，她忽然问大家：“哎，我说你们长大了都想生小孩吗？”大家先是嘻嘻笑了一阵，然后有人小声说：“想啊。”说完又是一阵嘻嘻的笑。韦婉在黑暗里又以神秘的口气说：“生孩子，可不是谁想生就生。”后来她详细告诉我们，那要看肚子上有没有一条竖线，凡是有线的才可以生。不知谁“啪”地打开了电灯，十几个人都从被窝里爬起来，开始察看自己的肚子。韦婉则像个女预言家似的光着脚在地上一一审视着，并指出谁行谁不行。我当时就是第一个被肯定有那条竖线的。当时我是多么骄傲啊，但身上反而一阵痉挛，起了好多鸡皮疙瘩。有个头发黄黄的同学因为没有那条线而流了泪，那时，我们全体都真心实意地替她惋惜。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后来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只听说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现在，她从外地调回平易市，做了中学教师，正巧还是安然的班主任。按说我们住在一个城市，又是小学同学，又有安然这层关系，是应该有接触的。可不知为什么，从没有往来。小时候我虽然为她对我的肯定暗自高兴过，还增加了对她的敬佩，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她还产生了几分恐惧心理，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一种人。现在碰上了，看来还得站一会儿。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在等人吧？”我和她站了个对面，问她。
“啊。”她显得热情地答应了一声，“早就听说你抽回来了，你看咱们整天谁也见不着谁的面。你也等人？”
“不，我一个人出来走走。”我说。
接着就是有问有答地把小学时的同学都扼要地谈论了一遍，然后把话题转到安然身上。现在要是不谈谈她的学生安然，我们一定会愣在这里的。
“安然在班里表现怎么样？”我问。
“怎么说呢，其实我是准备专门去家里和你谈谈的。”韦婉语气郑重，像是在模仿着我们哪位老师的神情。“她很聪明，也很用功。就是……”
当然我等的就是这个“就是”。
“用形容成人的话来说，就是群众关系不怎么好。”
“她爱讽刺人。”我试探着。
“怎么说呢？”这似乎是她新添的口头语，“安静，你作为安然的姐姐，作为我的老同学，应该协助安然把路子走正。”
“你是说安然她……”我的心一阵紧跳。小时候我从来都是把老师的话作为金科玉律的，韦婉又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
“也许我用词严重了一些，但消防知识里有句话叫‘防患于未燃’。”
“到底怎么啦？”我有些沉不住气了。
“班里有个叫米晓玲的同学，最近和安然闹翻了。经过调查，我觉得责任在安然，她不应该用唱歌的办法伤害同学。并且，那支歌也……我不便在这里重复。总之吧，这事不应该发生在她身上。”
原来这样。我长出了一口气。
“还有什么事没有？”我问。
“怎么说呢？安然除了唱歌讽刺同学，最近还有……怎么说呢，比如，”韦婉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我又在等待那个“比如”了。“比如她总和一个叫刘冬虎的男生在一起。还有，过去她挺朴素，现在也打扮起来了。上星期她好像穿了一件大红衬衫，对了，没有扣子，背后带一条拉链。”
“那是……新买的。”我差点说出那是我给她买的。
“对，问题就在这儿。”韦婉正要说下去，但她要等的人来了，一个呆板的方脸青年。
韦婉忘了给我介绍，我们谁也不便和谁打招呼。一刹那，韦婉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丢下我就走。碎花连衣裙和一件“特丽灵”衬衫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树下一闪一闪。
难道她真认为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刺眼吗？它真能和“问题”这样的字眼连在一起吗？
我顺林荫路往回走着，路灯夹杂在高大的杨树干里，把树干上那些眼睛模样的疤痕照得很清楚。我在“众目睽睽”下，继续走自己的路。
人要是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它显得荒诞可笑，却又其乐无穷。
拿我爸爸来说，他就是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尽管老是像个醉鬼（他不喝酒）一样跌跌撞撞。他是风景、静物画家，五十年代毕业于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在省画院搞专业创作。专业创作是个既魅人又叫人紧张的词儿，它意味着创作时间的充裕和由此招来的精神上的压力。有些年，他的画连省美展都通不过。人家说他的画无法为工农兵服务，人家说从他的画面上看不到社会主义的脉搏在跳动，人家还给他定了一些不成文的流派。总之一句话，他的画起不到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他在画院是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色。我想，一定还会有人暗中埋怨：画院怎么供着这样一个废……物（我愿把“物”改成“人”）？
他的画面上不常有人，没有甩开膀子开山的队伍；没有站在棉田里用手背擦汗的大嫂；没有人伸出胳膊做指向前方的姿势；许多画甚至连标志新农村的拖拉机、高压线都没有。有的是北方深秋棕红色的大山，明丽、爽朗的蓝天，缠绵、散漫的河滩、流水，缠绕在山腰间的毛茸茸的小路，和那随风战栗的羽毛扇似的小白杨；有的是早春充满生机的果园，那鼓鼓的花苞缀满枝头，正默默地等待时机，只等大自然一声令下，好像就会同时爆炸出颜色和芬芳；有盛夏时节的原野，五彩缤纷的花束：怒放的玫瑰，羞涩的矢车菊，铃铛般的草芙蓉和信手从路边采来的不被人注意的那些金色的星星点点。
不管怎样被议论、冷落，爸爸的画倒是我和安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从这些画面上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生机，感受到的是生活的节奏和旋律，它们就在你耳边、眼前洋溢。就是这些节奏和旋律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诱惑，这诱惑也许来自画面上的形象，也许就是他那奔放、朴拙的笔触，热情、斑斓的色彩。总之，祖国、大自然、生活……这些名词在我们脑子里是再具体不过了。
可我有时也希望爸爸的画应时一些，也许那会一下改变他的处境。
“爸爸，您不妨画一些说明性较强的东西。”
爸爸不说话。
“您在画院是专业画家，总得……”
“总得什么？”爸爸扬起眉毛，但没看我。
“我是说——”我是想说总得被人承认呵，可我说不下去了。大凡人在讲违心的话时，心情在充满矛盾时，总是吞吞吐吐吧。时代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要世故，我从来就不否认这点。
“你喜欢吃糖吧？”爸爸没头没脑地问。
“当然。”我说。小时候不是还拔过一颗虫子牙嘛。
“你满心欢喜地吃完一块糖，转脸就声明，这糖是苦的，对不对？”爸爸再次扬起眉毛时，看了我一眼。瞧他那神情，倒真和安然挖苦人时差不多。
“我还不是为您，我当然爱您的画，可是……”
“坐下，安静，我明白你。但我想告诉你，假如一个人整天‘可是、可是’地过日子，日子就没法过。更不用说去追求点儿什么了。高更当年在塔希提岛上拿自己的画换顿饭吃都没人要。你一定会说，高更先生，饭总归要吃的呀。当然，我不是高更，这太不自量。可我也不是他的追随者。”
安然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她举起一支油画笔，站在我们面前，神气活现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一辈子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契诃夫说过：‘有大狗，有小狗。但小狗无须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惑。所有的狗都叫，但都按照上帝给予它的声音去叫。’对吗？”她显然是在替爸爸说话。
爸爸不吭声。我总觉得他有点宠着安然。安然的话真让我有点无地自容，“还不放下笔！”我无话可说，开始斥责她。
“哼，要是上帝把所有的狗都创造成一种声音，多好！”她放下笔，“我们班有个女生怕人看她，每次去车棚推车都拉着我。我说，就怪你和别人长得不一样。”安然说完又拿起画笔，找张纸东抹西抹地画了辆自行车。
安然，别又煞有介事，我什么不懂！人活着，应该不断追求，不断思索，不应该去学着迎合。我不禁想起我所心爱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创造出来。美在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
这些，安然你懂吗？现在你拿起爸爸的笔，重复爸爸的话，只不过是刚刚跟在爸爸后边捡起了路旁的一块石头。你显然没有重复艺术家的冒险，可我已经在经历着了。
后来我和爸爸又以“到底是作者造就读者，还是读者造就作者”为题，没完没了地讨论了好久。结果是不了了之，爸爸还是那句老话：“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假如我还看得见的话。”
或许是我们经常变换花样的谈话影响了安然；或许是爸爸那一幅幅叫人激动、叫人想跳、想唱的画面滋养了安然的灵魂；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我注意到安然最近爱照镜子，过去她可不这样。有一天，我发现她躺在床上，面朝墙，正抽抽搭搭地哭。
“喂，你笑什么？”我故意冲她说反话。这招儿很灵，她真的破涕为笑了。
“我早就知道你们都拿我当男孩子看，其实我是个女的，女的！”她笑了一下，就又变得严肃了。
我也严肃地说：“过去，我对你是有点儿——有点儿男女不分。现在，我觉得你是个完完全全的女孩儿，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儿！”我把她从床上拉了起来，“不信你照照镜子，你瞧你的眉毛多好，皮肤多细。”
“可是我的眼睛小，嘴巴大。”安然一伸手，把一面小镜子举到眼前，冲着镜子挤眉弄眼。
我想这时她内心一定早已平静了，她的脾气属“雷阵雨”“茅草火”之类。不过，她后来讲的两句话叫我久久难忘。她说：“现在我怕别人说我像男孩儿，人们可千万别永远拿我当男孩子看。”她的语气十分郑重，她的眼睛里流过一丝很少见的淡淡的忧愁。
我想起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那个以被人称“铁姑娘”“假小子”为荣的年代，那些不男不女的装束，那些不女不男的发型。虽然我没有朝着“铁姑娘”“假小子”的目标打扮，可也很少注意自己是男是女。插队时，有一次生产队长让我去集上卖豆腐丝，我脖子上系条白毛巾，推起小车就走，没有半点儿犹豫，因为那是领导对你的信任。领导信任就能换来美的享受，何止是美的享受。那是你的前途，简直就是你的一切。哪怕你的领导是个人人皆知的流氓、恶棍。想起那个年代，心里一阵阵发冷。
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渴望。生活在向她微笑，青春正朝她奔涌过来，她的身体在发育，她的年轻的胸脯正悄悄地膨胀。我的安然，难道她的代名词能是“永远的夹克衫”么？
我去南方出差，给她买回了一件红衬衫，一件没有纽扣、带一条纤巧的银色拉链的红衬衫。
“我真漂亮！”她穿上衬衫，毫不掩饰地举着胳膊向爸爸、妈妈和我宣布。
我一向敬佩她的坦率，也许正是这些毫无顾忌的坦率，使我仍然觉得她像个小男孩儿。
可谁能想到，安然的班主任韦婉竟一本正经地提醒我要“防患于未燃”呢。燃烧的“燃”！也许，韦婉真的从这件火红的衬衫里看到了火，想到了消防队。但当我再次想到这件衬衫时，为什么也像真的看到了火这个怪物？看来火又要把安然今年的“三好生”希望给烧掉了吧。不知是想到了这点，还是因为走进了漆黑的楼道，我的心突然一沉。
我摸着黑，熟练地绕过重重障碍走上楼梯，关于是不是要和安然谈话的事，竟一点儿也没有想。
我究竟是用自己的眼睛呢，还是违心地去用别人的眼睛？
电扇在安然背后摇头晃脑，安然还是一脸大汗。一盏自制伞式台灯照着她合着的英文课本，大约是默写单词吧，一沓白纸，不留天地写得满满的。她拿笔的姿势叫人看了很累，笔杆握得很低，拇指和食指几乎要触到笔尖，手腕过分用力，仿佛不是写字，而是刻字、刺字。正面笔触凹下去，背面凸出来。或许这是她不断出汗的一个原因吧。
我为她拧了一把凉毛巾。
她擦过脸，一绺头发贴在脸颊上，下巴上还有一道淡蓝色的圆珠笔印。她脸上时常出现颜色深浅不一的圆珠笔印。
“他们呢？”我问。
“妈在楼下乘凉，爸在对面房间备课。”
“裤子呢？”
“等你回来熨呢。”
我立即把扔在桌上的熨斗插销插好。我不愿意爸爸穿着“百褶裙”，像宋代《八十七神仙卷》里的人物一样，去给大学生讲美术欣赏。
夜很深了，安然把笔往桌上一摔，两只手背过去抱住后脑勺，用力往椅子上一仰，椅子的两条前腿翘起来，变成了摇椅。这说明她又累又困了。她摇了一会儿，连手脚也顾不得去洗就要睡觉。
“防患于未燃”！“防患于未燃”！这句话又开始在我耳边重复。
“米晓玲怎么不常来了？”我终于憋不住了。
“她不理我了。”安然脱掉裙子，坐在床沿上，两只黝黑、滚圆的膝盖紧紧靠在一起。
“你冲人家唱歌了，对吧？”
“对呀。”安然平静地说，“你怎么知道？”
“这你别管。”
“别管就别管。我实在受不了了。她老是告诉我，这个男生看她，那个男生看她。好像她是太阳，男生都是向日葵似的。你说，一个女生总说这些干吗？后来我就唱了。”安然把嘴唇一抿，眼皮一垂，又把胳膊背过去扶住床，显然是做好了一切准备。
“唱的什么？”
“《假正经》。”
“你怎么能对同学唱这种歌？”我一听这歌名就火了，放下熨斗，转过身子又说了一遍，“你怎么能对同学唱这种歌？”
“怎么不能啊。她老是缠着我，扒着肩膀跟我说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一唱歌，她就躲开我了。还真灵！”
“那歌儿怎么唱？”我问。
“你想听？”
我不说话。
你不要以为你真美丽，
你不要以为我一见你就爱上你。
不要太多情，
不要假正经，
我看你一眼是因为你
太滑稽呀太滑稽。
……
安然看着天花板，真的小声唱了起来。
说实话，我有点儿想笑，可还是忍住笑，继续保持住刚才的神情说：“你，你太不尊重人了。”
“是她自己不尊重自己。她老是抄我的笔记，动不动就一拍胸脯：‘咱姐们儿，没说的！’然后拿起我的练习本就走。你听听，还是个中学生吗？什么‘姐们儿、姐们儿’的，腻味！又是同学，你让我怎么办？”安然说完把双腿往床上一放，躺了下来。
谈话不能继续了，刚才像要冲锋陷阵的我，很快就败下阵来，只好转过身去熨衣服。熨完衣服，我回到自己床上，关掉灯，黑暗中浮现出米晓玲的脸。
一张又圆又白的脸。她父亲好像一直没正式工作，今天在这儿刷油漆，明天换个地方给人拉车送煤。她母亲在一家糖果店当售货员。米晓玲是老大，她下面还有三个小弟弟，家庭生活不算富裕。但是，她很爱打扮，她的所有衣服上几乎都绣着金丝银线，据安然讲，她铅笔盒里还珍藏着一枚三毛钱一只的戒指，经常把手伸到桌斗里试戴。每逢星期四她戴手表上学——那天是她妈的休息日。她能分清许多合成纤维衣料的名称，什么涤纶、快巴、弹力呢、美国大纹哔叽……走在街上常指着人家毛衣上的花样说，“大阿尔巴尼亚”“小阿尔巴尼亚”“菠萝花”“太阳花”。她的书包里总是装着几本关于电影方面的通俗读物，她对那些男女明星都熟悉得要命，每次来我家，都给安然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据她说还都是千真万确的。有一次她来找安然借历史笔记，一进门就说：“你知道吗安然，刘晓庆把她丈夫给杀啦！”还有一次她告诉安然，陈冲有十辆“丰田”。安然靠在藤椅上哈哈大笑，米晓玲还在竭力证明：“真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有，还有白的，黑的，还有……反正一共十个色儿，信不信由你。”她说得很认真，仿佛是陈冲昨天刚告诉她的。后来她突然转移话题，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然后拿起安然的笔记本走了。
这个孩子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我奇怪安然为什么会跟她来往。我问过安然，她说：“米晓玲办事说到做到，讲信用，讲真理，还爱打抱不平，面对最难斗的男生，脸不变色心不跳。就这点来讲嘛还是‘姐们儿’比‘老帽儿’们强。”
“老师喜欢她吗？”
“老师？看都不看她。”
我没仔细追究“老帽儿”都包括谁，也没追究韦婉为什么不喜欢米晓玲，还是规劝安然少和米晓玲来往。
“她又不是流氓。”安然说，“再说，她为什么非影响我不可，我就不能影响影响她吗？”
“影响她的办法就是给她笔记抄？”
“开始没这样。我给她讲题特耐心，后来她老走神，一会儿说商场新来了尼龙绸棉袄，又买不起，一会儿又说不上学了，接她妈妈的班。我有什么办法？干脆让她抄得了，还省我好多时间呢。”
“还口口声声影响人家呢，早不耐烦了。”我冷静地说。
“我？”安然为我的结论吃惊了。显然，她感觉到我这个简短结论的冷酷，却又千真万确。“谁知道呢。”她嘟囔了一句。
米晓玲好久没来我家了，原来这样。
“你呀，安然！现在你又失掉了一个群众，评选时你又少了一票！”我在黑暗中不由自主地低语着。回答我的，是安然那一阵阵均匀的呼吸声。
十六岁的女孩子的呼吸，是人人羡慕的，香甜、酣畅，节奏均匀。
又是一个闷热的早晨。
安然照例比我早起。床上团着一堆毛巾被，人早跑到楼下跳绳去了——期末复习也没改变她这个多年养成的习惯。
她深信跳绳能使个子长得更高，目前她可以一连跳一百多个“双摇”。
往常，我从来没有兴趣下楼欣赏她的“绳技”。除了骑自行车兜风，我对任何运动都不感兴趣。我早晨不愿起床，愿意躺在床上想心事。这时候我的思维细胞分外活跃，我的思绪像一头精力充沛的小鹿，灵妙、敏捷地奔突、跳跃，不受拘束、无遮无拦地四处冲撞。我能从苔丝德梦娜想到烧茄子；能从百褶裙想到萨特的存在主义；能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想到插队时有一次半夜里错割了别的生产队的麦子；能从轰动一时的英阿争端想到我的头发该烫了；能从咖喱牛肉想到我的房东大娘当年怎样用小板车拉着我，走几十里土路去县医院看病；能从大熊猫想到中学时期一年一度的忆苦饭……我还常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拟订全天工作计划：上午去报社发广告，下午约某青年诗人来编辑部谈稿。这是我的职业——文学杂志诗歌编辑的日常工作。晚上写八封信，读六页《拉奥孔》和《邓肯自传》的最后两章；再用二十分钟时间学会第五套探戈。当然，还想我的朋友，回想他的一句动心的话，那句话执拗地在我心中重复，就像有时候一首歌、几行诗会突然平白无故地在我心中重复起来没完一样。每到这时，我的心便仿佛给分成了两半，一半说：“别唱了，别唱了。”另一半却一遍又一遍地唱下去：
在路旁啊在路旁啊有个树林，
孤孤单单人们叫它撒力登……
这时候，意志真不知藏到哪里去了。直到闹钟告诉我，还有十五分钟就到上班时间，我才猛地从床上跳下来，跑着蹦着梳洗完毕，再往书包里塞六块饼干，然后推上自行车，冲出“夜路”，来到街上。当然，一走上大街，我就变成了十分安静的安静。
不知怎么的，今天我忽然想早起一会儿到院子里去看看安然了。也许还可以继续昨晚的谈话。昨晚，我们等于没谈。
谁家已经扭开了收音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现在院子还没有苏醒，只有邻居家笼子里那些鸡朝我咯儿咯儿地打着招呼，还以为我是它们的主人，过来喂食的。安然肩上搭着跳绳，站在远处，背对着我正和一个比她稍矮的男生说话。她正教他念英文单词，我听出他把“咳嗽”念成“母牛”。安然顿时大笑起来。笼子里的鸡有点儿莫名其妙地伸出脑袋，警惕地看着她。
这不是那个刘冬虎么，韦婉提到过的那个刘冬虎，他家就住在马路对面，可他从来没到我家来过，平时见到我也总不好意思地贴近墙根儿。我倒是和他聊过几句，还是在火车上。
那是去年冬天，我去北京组稿，安然送我上车。每次我出门，只要她能赶对时间，总要坚持送我。“我要给你占座位。”她威风凛凛地走在我身边，像个保护人似的说。她还会首先冲上车去，架起胳膊，目光专注，勇往直前。即使人很少，也要把我安置在她亲自选定的座位上，再满足地和我并排坐上三五分钟才离去。那时，我明知安然的举动并不具有什么特别价值，但还是觉得所有座位，唯独我这里最舒服、最安全、最凉快、最暖和、最安静、最方便、最好。
那次，由于春节将至，旅客空前多。我又是中途上车，找个座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而安然好像也没有过去那种热情了，还有点心神不定。不时抻抻衣角，捋一捋头发。我有些奇怪地望着她。她发现后才又赶紧挤到前边去了。其实。我并没有埋怨她的意思。她又不是孙悟空。怎么能有本事对付这么多人呢。我喊她不要再徒劳了，但声音一下就被人声的浪潮给淹没了。安然也被淹没在人潮里。为了从前边截她。我从另一个车门上了车。却还是看不见安然。这时。一个刚坐下的男孩子站了起来。
“刘冬虎！”我认出了他。“先帮我看一下东西。”我把挎包放在他身边，赶快挤过人群又去找安然。我在两段车厢相接处碰见了她。
“安然！别找啦。你们同学刘冬虎让给我一块地方！”我冲她嚷。
“本来我能找到座位。那个乘务员把我……把我给揪下去了。”安然眼睛看着车窗外，嘴唇直哆嗦。
“为什么？”我觉得血涌到了脸上。仿佛被揪下去的是我。
“她说我扰乱秩序。呸！你看。就是她！”安然指指朝我们走来的一位梳两根辫子的胖胖的女乘务员。“我非跟她吵一架不可。”
“别……”我想把安然推下车。
可是，她们已经吵了起来。
“大胖子！你就会欺负我是学生。别人挤，你怎么不敢揪？”安然大声嚷道。
“你怎么骂人？”胖乘务员脸憋得通红。
“就骂你，大胖子！欺负小孩儿。没脸！”
“你还是学生呢，懂不懂礼貌？”
“你还是乘务员呢，靠揪小孩儿立功。那也不给你加奖金！”
“我要维持秩序！”
“就是你堵塞交通！”
“你……你年纪轻轻太不学好！”
“你管不着！反正我姐姐有座位了，你揪了白揪！我姐姐的座位还靠窗户呢。气死你！”
安然这句话逗笑了许多旅客。人们很有兴趣地望着她。显然，谁也没有把她看成一个不学好的女孩子。开车铃响了，我趁势把安然轻轻推下车去。就在这时，我看见两大滴眼泪从她眼睛里滚落下来。接着，更多的泪水又蒙住了她的双眼。车身颠动了一下，徐徐开动了。安然站在月台上，扬着冻得通红的脸，嘴里吐出一团团白色的哈气。一边流泪，一边挥舞着一只胳膊，朝着火车指指画画。她的嘴唇飞快地动着，她在发泄。因为没给我占上座位吗？被人揪了下来吗？还是因为——事到如今我才突然明白，那是因为有人当着一个男同学，一个叫刘冬虎的男同学的面伤了她的自尊心。当着一个男生的面被揪，还有比这更有伤自尊的吗？
开车后，我和刘冬虎都没有提刚才的事。我只是随便问了问他的功课。后来他把座位让给了我，自己站得远远的。当时也许只好这样。
今天呢，是他主动找上门的，还是她约他来的？他每天早晨都来，还是偶然相遇？我为什么要追究这些？现在我忽然觉得，我怎么变得这样鬼鬼祟祟？我应该向安然学习。
我走到他们跟前。“你好呀刘冬虎。”
“您好。再见！”刘冬虎一看见我，卷起书本赶紧走了。
安然对我的突然出现，显然没有思想准备。她像是有点儿遗憾。
“你怎么不把他叫住？”我说。
“叫他干吗。发音……简直，没治！”
“同学向你请教，你应该耐心。”我说。
“噢，谁让我耐心我都耐心！你没听见吧，愣把‘咳嗽’念成‘母牛’，还cow呢！”
“我觉得刘冬虎很有礼貌，那回在车上……”
“一个男生光有礼貌也没劲，你没看见他长得那样，根本就不像个有礼貌的人：嘴唇那么厚，腿又短，脖子又黑……”安然一边说着，又跳起了她的“双摇”。
我只是微笑着看着她，眼睛已经告诉她：“得了安然。干吗跟姐姐撒谎啊。”
安然看懂了我的眼神。她埋下眼睛，跳绳不知什么时候都缠到胳膊上去了。后来她终于抬起头来对我说：“其实，帮他复习英语是我约他来的。我觉得和男生在一块儿讨论功课比和女生在一块儿还好，废话少。我觉得没什么。”
“可不没什么。”
太阳升起来了，带着令人头昏目眩的光环。阳光照耀着安然的脸，照耀着她脸上纤细的茸毛，就像一层金色的丝绒。
我接过她的跳绳，也跳了几下“双摇”。
一个二，
两个二，
三个三，
……
由于早起，时间显得很充裕。我和安然梳洗完毕，吃过早饭，各走各的路。
往常，我骑车到编辑部只需十五分钟，今天却在路上费了半小时。我骑得很慢，吸吮着夏日的晨风，或者说享受着晨风的吸吮。
我们的城市没有受人称道的法国梧桐，有的是朴素、平凡、七月放花的中国槐。女中学生在树下从容、自信地走着，那样子就像只有她们才配占有槐树下的阴凉。一些顶着阳光赶路的男生，仿佛是从便道上被挤下来似的，一只肩膀高高地挑着沉甸甸的书包，显出男子汉的宽容和大度。可女学生对他们还是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我相信，她们勾肩搭背地小声议论着的，并非和男孩子无关。我就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教男生跳起“大寨‘亚克西’”来，是那么不辞劳苦，甚至觉得那些机械、僵硬的动作也有几分可爱之处，而对女生却缺乏应有的热情。那时有个跳“亚克西”的瘦瘦的男生跳完舞总来找我，每次都揣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理由。他长得很纤巧——原谅我对男性使用这样的形容词，后来我好像也总盼望他来（在这里用“盼望”来形容，分量重了些）。为此，爸爸还严厉斥责过我。他竟然也运用着他很不擅长的政治术语说：“你，你的思想……复杂啦！”这样的词虽然我听过不少，但经他一用，还真有些恐惧。那个年龄，那个时代，谁不怕人家说你“复杂”。“复杂”联着什么？当然不是革命，不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不是带头多吃一碗忆苦饭。“复杂”联系着的是落后和路线，想到这些，我真不理那个纤巧的男生了，可心里却盼他出现（现在用“盼”较合适）。幸亏后来他没毕业就当兵走了。临走那天晚上，还来向我告别。那天家里只有我自己，这才觉得事情更加复杂了。我惊慌失措地用三言两语就把他轰走了。谁知，他临走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只装有磁石的泡沫塑料铅笔盒，说要送给我作个纪念。还记得那天全楼停电，我借着蜡烛发出的昏黄、战栗着的光盯住那个纪念品，心中升起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满足。当然，最后我还是又想起了那个有点儿背叛味道的词儿：复杂。我毫不犹豫地把铅笔盒还给了他。他是怎么接过去的，又是怎么摸黑下楼的，我一概不知道。我只是又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满足。
几年后我们长大成人，曾在街上碰过面。原来他参军后入党、提干，还被保送到一所什么学院学习过。不知怎么的，他人更显得纤巧了，那满身经过修饰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面对这样一位同学，我突然感到委屈。爸爸为什么连这么个识别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如果多接触一下，对人我会有能力鉴别的。用一个“复杂”去堵塞我的思想，反而增加了我对一切的神秘感。那时我也十六岁。
我想着，车子加快了速度。
编辑部到了。这是一座北方城市常见的旧四合院，据说当年是一位绸缎资本家的偏房的住宅。我的办公室在西耳房。尽管目前生存空间的危机几乎威胁着三分之二的中国人，但在我们这种中等城市，这种危机还不甚明显。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只有两个人。这比起大城市那些令人生畏的编辑部，十来个人挤在一起，摩肩接踵，午休时连那些上了年岁、头发斑白、受人尊敬的老编辑都要爬上办公桌，枕着报纸、杂志去睡觉，不是又显得优越多了吗？
组长老马早已坐在办公桌前了。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头也不抬，继续低头看稿。老马是这间西耳房的另一位主人。他高度近视，因此我把靠窗那张桌子让给了他，我自己则占领着靠北墙的那只旧写字台。老马多次建议我把桌子也移到窗前，可我还是坚守着这块阵地。我不喜欢和人面对面的办公。尽管那里光线明亮，老马也叫人尊敬。
老马在省里算老诗人了，“文革”前出过三本集子。当然，这并不是我尊重他的全部原因。还有什么呢？是因为他发现了我？那时他到我插队的村子去体验生活，我把我写的一首叫《浇地歌》的诗拿给他看，他笑着把诗装进手提包里拿走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叫它们变成铅字的奢望，不过是想得到老马的指教而已。谁知后来它们不仅真变成了铅字，出现在《繁星》上，我还因此被调回来，在《繁星》当了编辑。
老马发现我那是千真万确的，只是现在我使用“发现”二字有点儿不自量。因为这个词通常只在绝对相反的两种人身上使用，一种是“天才”，一种是“坏蛋”。我当然不是坏蛋，那么天才呢？更不是。变换一种说法，为了突出老马吧，说他是伯乐？后果是我又成了千里马。我算什么千里马呵，不过是骑一辆“大凤凰”，整天四处奔跑的一个普通编辑。再说当编辑后，我连《浇地歌》那样的诗也很少写了。老马之所以叫我敬重，是因为他还能和我们对话，他从不以审判者的姿态出现在哪位年轻诗人跟前。有一次他读了外省一位年轻女诗人的一首长诗，竟激动地擂着桌子大叫道：“完蛋了，我们完蛋了！世界是你们的，太阳是你们的……”诗人的激动并不叫人诧异。我当时平静地望着他想到，凭着老马这样真挚、坦率的激动，就足以证明他和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他愿意理解我们，就说明他的心还年轻。
“怎么了安静，坐着发愣？”老马问我，眼睛仍然盯着稿纸。
我冲他笑笑，说着无关紧要的话。就开始翻阅摞在桌上的诗稿。我一首接一首地读着，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作品的各种字体：圆的，方的，长的，斜的，疏的，密的，还有那种龙飞凤舞型的。遇到这样奇形怪状的字体，你血管里的血液简直就控制不住地往头上涌。你一边读诗，就觉得作者仿佛一边向你呼喊：瞧我这一手字怎么样？还挺帅吧！就凭这一手字，你也得考虑考虑吧？
按说，一个合格的编辑是不应该对作者抱有成见和偏见的，但说也奇怪，操这种字体的作者，写的大都是那么一类诗句，什么“姑娘的笑靥里升起绚丽多彩的醉人的朝霞”啦，他将“把一颗炽热的红心双手托着抛入水中”啦等等，外加无数删节号和惊叹号。我常常忍不住扭过头去，给老马高声念上一两句。老马仅是微微笑着，并不像我那么义愤填膺。这使我忽然意识到，我是多么缺少修养，多么不够格啊！
今天，当我又看到“姑娘的笑靥”们时，赶紧翻过去放在一边，想等冷静下来再慢慢拜读。下一首，下一首叫做《我们是新时期的急先锋》。字体还工整，内容是写青年应如何站在“四化”建设的前列，甩开膀子大干特干的。但那满篇慷慨激昂、时代感不怎么清楚的诗句，又使我想到了那些帽檐朝天的红卫兵小将，想到了在漫山遍野的红旗下搬石头、造平原的场面。我往下读着，喉咙像要冒烟。“加强修养加强修养”，我暗暗勉励自己，到底读完了最后一行。谁知当我冷静下来寻找作者的名字时，竟在诗的末尾发现了“韦婉”二字。再翻过去，是她给我的一封短信，信写得很矜持，很有分寸。大意是说，她近半年来对诗发生了兴趣，作为语文教师，这也是必要的锻炼。现寄上一首，希望听到编辑部的意见，不能用也不必为难。
读完信，把手边的稿子清理开，我重新读韦婉的诗。不知为什么，嗓子不那么干燥了。不知为什么，稿纸上的诗意也开始萌发。不是吗，要表现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人民，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诗吗？再读下去，又发现作者显然是在追求新意了：
我高攀着民族灵魂的火箭，
我执著光丽的赤诚，
用自己的痴情，
遥望那布满宇宙的红旗。
啊，甩开膀子，
去创造明天的壮丽画卷！
……
好诗，就是一首好诗。我对我的心说：你瞧，调子多明快，立意也高，一点儿也不隐晦，比起那些“朦胧派”，不是要壮丽得多吗！应该送审，可以发表。我简直像对着我的心叫卖了！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有人在说谎话时，反而把声音提得那么高。
当我的心勉强迎合了我的叫卖后，又一个忧虑出现了：怎么往老马那里送呢？难道他也会认为这是一首好诗？难道他相信这是我选出来、送上去的？两个月前，老马的一个在供电局工作的外甥送来一首七律，不是叫我铁面无私地给退回了吗？不，慎重啊，慎重，慎重中出修养。现在既不是送审的时候，也不能退稿。现在，现在我应该做的，是先给韦婉写信。
我铺开印着“《繁星》编辑部”的信纸，笔开始在纸上滑动。开头稍作寒暄，之后便称赞起那首诗了，还说做些小的改动就可送审。天哪，鬼才知道这算一封什么信。
下班时，我几乎是躲闪着老马走出了办公室。街上，炽热的太阳烤得人昏昏欲睡，柏油路面变得像柔软的海绵。这时你才体会到，清晨对于奔波在大街上的人是多么珍贵。清晨使我在今天有这么好的心绪，使我的“修养”在慢慢加强，使我发现了那首“光丽”“赤诚”的甩膀子诗。这就是生活。生活逼着你在不想笑的时候也要笑，不想哭的时候也要哭，不认为好的时候也说好。生活隔开了你和你喜欢的人们的交往，却牵着你去亲近那些你不想亲近的人。不，这不是生活的全部，这是此时此刻置身于生活漩涡里的我。
安然的学校再过十天就要评选三好学生了。清晨，一个把跳绳缠在胳膊上的女孩子的形象，会永远印在我的脑子里。
语文考试结束了，全家陪着安然松了一口气。为了不影响安然的情绪，爸爸妈妈这些天还算温和。有一回双方的面色刚有点儿激动，我立刻横眉立目地说：“你们别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刻！”两人的情绪果然稳定了下来。
考试打破了我家以往的气氛，全家仿佛都紧张地、全神贯注地进入了一种角色，走路踮起脚尖，说话打起手势，房间里安静得像没有人。直到每天中午安然放学回家后，我们三人才不由自主地迎去，欢腾一阵。
“今天怎么样？题难不难？”
“有偏题、怪题吗？”
“检查得仔细吗？看没看错题？”
……
接着又是问这个、那个考得怎么样，直把我们知道的同学名字都重复一遍，才算了事。
安然拿起筷子，敲敲刚摆上饭桌的饭碗说：“女士们，先生们，请不要大声喧哗，按次序提问。”然后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摔，就在饭桌前坐了下来。那神色已经告诉我们她考试的结果了。于是我赶紧给她盛饭，爸爸把好菜换到她面前，妈妈也动了感情，早把菜夹到安然碗里了。
安然端起碗开始大口吃饭，我们却像忘记摆在眼前的饭碗了。当她再也忍不住时，才举着筷子，回答我们刚才的提问：“……我看看表，离交卷还有十五分钟，就开始从头到尾检查卷子。哎呀，不好！漏了一道大题！做完这道大题，起码得用二十分钟。怎么办？我毫不犹豫，连想连答，写得飞快，终于答完了。就在这时，坏啦！”她忽然停住不说了。
“怎么了？”妈妈先表现出恐慌，嘴一下张成“O”形。
“看把你吓的！”安然接着说，“怎么也没怎么，铃响了，我交了卷和同学一对题，哈，就错了一个字。”
“作文呢？”妈妈又问。
“唉，你这问题太……不合时宜。作文是活的，我怎么对得出来？那句话怎么说：‘世界上没有两滴相同的水。’”安然说。
“妈妈问的是作文题目。”我赶紧替妈妈解释着，其实未必。
“是啊，当然是问作文题目。”妈妈历来喜欢顺水推舟。
“题目是《记你熟悉的一位同学》。”
“你写的谁？”这次是我问了。
“我们的班长。”安然说。
“什么？”我一放筷子，嘴大概也成了“O”形。
班长是谁？班长不就是韦婉喜欢的祝文娟吗？
“怎么了？”安然有些不耐烦地盯了我一眼。她把“了”的调子挑得很高。
怎么了？不怎么。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一个普通的班长，一个普通的祝文娟，有什么不可以写的？但此时我却觉得她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不能碰的大人物。贵族？女皇？总理？文部大臣？也许比这些都显要。
“快吃饭，快吃饭，别刨根问底了。吃过饭再让人家讲作文也不晚。”爸爸说。他这种故作镇静还能瞒谁，其实，遇事最沉不住气的是他。
“你怎么不喝汤？”我问安然，实际是想冲淡一下即将紧张起来的气氛。
吃过饭，在我再三追问下，安然讲述了作文的大概。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在作文中对祝文娟那些致命的缺点很表示了一番不满。她差不多是按原文背了一遍：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告诉我，对人要诚实。后来我慢慢懂得，诚实是人的美德。可是，有人总在受表扬，却并不具备这个美德。
一些同学谈起我们的班长时，总说她尊重老师、团结同学，从不和人吵架、红脸，仿佛已经具备了做人的美德。我不这样认为。原来班长把同学们那些小小的缺点都捅到老师那里去了，甚至连谁上课讲话、谁在走廊吹口哨、谁叫了女生的外号她都不放过。但是，遇到关键问题却缺乏起码的勇气和正义感。一次，全班在校外操场打排球，王红卫勾来外校男生打了刘冬虎。事后刘冬虎把经过告诉老师，老师去问班长。班长当时明明在场，却一口咬定她根本没看见。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王红卫站在她跟前，就因为怕报复。一个班干部连这点起码的诚实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对这样的干部很不以为然。
我以为，青年很重要的两种品质是正义感和诚实。我愿意和诚实的同学交朋友，哪怕他们有别的这样那样的缺点……
安然的作文大体背完了。我看看妈妈，妈妈正盯着爸爸。我看看爸爸，爸爸不动声色地“嗯”了一声。
有什么可“嗯”的？“嗯”不就是肯定吗？
“就凭这作文，韦婉还会给你好分数？”我愤愤地说。
“那是她的事。”
“那还用问。可分数出来后你总不能去找老师吵架。”我说。
“那要看她公平不公平。”安然说。
“你说过，作文是活的，还不全在老师掌握。”我提醒了一句。
“今天你怎么啦？”安然皱起眉头瞧着我，“外语和化学还没考哪，你可别把我情绪全给破坏了。”
“好吧，不说了还不行。”
是呵，安然说得对，我这是怎么啦？正义感、诚实，难道我不也整天在教导安然吗？后来我想起下班时韦婉给我来过的电话。我们有问有答，那友好气氛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双方都没提安然，就像安然从来没有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过一样。我们心照不宣：只有不提她，这友好气氛才能持久一些。最后韦婉还邀请我到她家去玩。我竟然答应了。如今，安然这篇作文肯定会破坏我们那种日益增长起来的“友好”气氛。
幸好，安然有一天举回一张成绩单，我的心才算稍平静。成绩单是这样的：
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体育总分平均9799100958799978676095
安然的语文是九十九分，在我预料之中，又在我预料之外。这使我忽然想到了那首“甩膀子”诗的“社会效果”。那诗经我大改特改，除了作者名字还是“韦婉”二字外，其他拼拼凑凑，主编通过，已经发排了。想起韦婉的名字就要变成铅字，我心中升起一股又苦又甜的滋味儿。下一步呢，下一步是在评选之前嘱咐安然老实做人，别得意忘形。
现在，她穿着红衬衫歪在沙发上，正一面啃桃子，一面翻着一本外国画册。
“哎，我希望你这阵儿老实点。”我说。
“我又怎么啦？”安然用两个指头捏着桃核问。
我斟酌片刻，终于更明确地提示了她一下：“你最好先别穿这件衣服。”我的眼睛看着别处，故意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哈！”她发出了一个怪声，怪声里所包含的意思远非几句短话能说清。
“别冲我这样，我是真话。”我说。
“这衣服怎么啦？不是你买的吗？不是你夸了半天漂亮吗？真的，我还舍不得穿呢。可就冲你一说，我非连着穿三天不可，考完了，庆贺一下。”
“学校有反映。”
“说是奇装异服吗？不就是红泡泡纱吗？不就是前边没扣子、后边一条拉链吗？噢，非得穿花的确良、狗舌头领才算不奇异？哈！”她又来了那么一声。她把如今多见的那种又长又尖的领子叫“狗舌头”。
“你们哪天评选？”
“哪天评选我就哪天穿！”
“别穿，太红！”我声音很低，但很果断。
不要太多情，
不要假正经……
她竟然哼哼着唱起来。
“别觉得你考得不错就这么放肆，就，就目空一切。想想你对同学都是什么态度吧：讽刺人家米晓玲，还有你那作文。虽然韦婉放过了你，可下一步呢，你知道？在这种事上占上风多没意思！”我终于给自己找了个不高不矮的台阶。何止是台阶呢，显然还占了主动。我做出旁若无人的样子，开始看书。
我感到她正斜着眼角在看我。我没抬头。
“姐，”安然终于换了口气，“我知道我不是什么都好。就说对米晓玲吧……唉。”她短叹一声，“米晓玲要走了，你知道吗？”
安然现在已经端端正正坐在书桌前的硬木椅子上，眼睛有点儿出神。
“搬家？”她到底还是勾出了我的话，其实我对米晓玲的事并不关心。
“不，是上班，接她妈妈的班。”
“她妈妈还很年轻吧？”
“年轻有什么办法。米晓玲知道考不上大学，连高中都不想上了。也许这叫顶班吧，把她妈妈给顶下来了，这还不是常事。”
“也好。”我说。
“这两天我总想过去的事，越想越觉得对不起米晓玲。我想，请她到家里来玩。”
“那好啊。”
“我还想请她来吃饭。”
“那倒没必要。”
“你怎么这样说？你不是刚批评我，说我对她不好吗？”
“那也不一定用吃饭的方式表示对她的友好啊。”真的，就这么个米晓玲，难道让我们全家陪她吃饭，听她给我们讲哪位男演员又杀了他的妻子吗？“你可以送她一样礼物。”我说。
“不，就请她吃饭。你的同学、同事能来，为什么我的同学不能来？”
“那是我们。”
“我们也是我们。”
“你们还小。”
“我们不小，十五岁以上就是青年。”
“那好吧。不过你还是放假以后再穿这件衣服。”我说。
“你怎么还想这件事？如果你用衣服和吃饭作交换条件，那我宁可不叫米晓玲来吃饭也得穿这件衣服。”安然说得很果断，像在朗读宣言。
“你……”
“求求你，姐。”她走过来，碰了碰我的手臂。
我躲开了她。尽管我们很亲近，却很少使用这种亲昵的表示。我怕她搂我、碰我，那时我的心一下就会彻底软下来。果然，现在一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汗香味，瞧着她由于穿着红衣服更加显得容光焕发的脸，我已预感到一切都将由她了。
安然呀安然，我对你又有什么办法，谁叫你是安然呢！
穿衣、吃饭我都让了步。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张罗。爸爸自然不管这些，然而和妈妈怎么也达不成协议。她坚决不同意在家里招待安然的什么同学，说要搞你们搞，她一天不回家。她要在学校判卷子。
采买的事自然落到我头上。为了叫安然高兴，我尽力按照招待同学的规格买了些东西。下班回来，谁知爸爸早忙上了，这在他来说是非常少见的。现在他正蹲在煤气罐旁边，笨手笨脚地择着青蒜、扁豆，两只手显然缺乏必要的目的性。和他站在画架前真是判若两人。
“爸爸，您可别把该留的扔了，该扔的留着。”我说。
“哪有的事！”他很严肃，像在完成着一件了不起的事业。“谁离开谁也能活。”他自己叨叨着，这当然是冲妈妈来的。
“那，我给您系个围裙吧。”
爸爸站起来，让我替他围了条花围裙。
中午，我和爸爸终于把饭菜准备停当，这时，安然和米晓玲一前一后进了门。
“米晓玲，你好呀。”爸爸摘下围裙，恭恭敬敬地招呼米晓玲。
“您好。我……”米晓玲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当她看到爸爸也上了阵，就更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今天她穿得很朴素，身上没有那些金丝银线。但脸上却搽了薄薄一层粉，尽管她的脸本来就很白，雀斑被模糊起来，倒失去了自然。
吃饭时安然话多极了，显然是为了叫米晓玲松弛下来，因为她不是把汤匙碰到桌上，就是把菜翻到桌上。有一回一个丸子没夹住，又落到盘子里，油汁溅了我一脸，可我却装作不在意。爸爸也不时开个小玩笑来调节气氛，有时米晓玲真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果然，她话也多了。
“你马上就上班吗？”我问。
“啊。还是我妈妈那家商店。其实你们常去，挨着家具店那家。”米晓玲说。
“那个店不小，货挺全的，有时好像还有天津咖啡糖。”我说。
“那当然了，全市第三大。新修的门脸，都换成钢窗了。听我们经理说，还要装霓虹灯呢。”米晓玲自豪地讲述着，俨然一副老营业员的派头。
“到时候我一定常去看你。”安然诚心诚意地说。
“咱姐们儿……”她看了看我，“咱们老同学，没说的。我们那儿处理罐头，处理水果特多，杏酱才五毛钱一瓶。我保证给你留着。”
“太棒了，买它十瓶！”安然大笑起来。
“来什么新鲜货，我就给你打电话。那天我妈领我去熟悉环境，我一看，不错，还有电话。就在鲜货、糖果那边。唉，我要能分到糖果组就好了，可以随时给你打电话。”
“你多美，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安然说。
“那可不，整天守着哪。我们电话是4723。咱们学校呢？”
“我不知道。我没在学校打过电话，怕传达室大爷说我。”
“他不说，连着叫他两声‘大爷’，高兴着呢。”
安然你听，这就是你身上缺少的。
“哟，那是一张画吧？可真大。”米晓玲忽然发现了我爸爸那张未完成的创作。
顺便说一下，爸爸的画室就是厨房的一半。
“是啊，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安然问。
“那是树，那是树叶，还没画上人吧。画上人我就能猜得出来。”米晓玲看着眼前那张正在铺满颜色的画布说。
“这幅画永远也不会有人。不过它已经有名字了，它叫……”安然稍微考虑了一下。
“叫什么，叫落叶呀？”米晓玲蛮有兴致地问。
“叫——《吻》。”安然清清楚楚地说。
“叫什么？”米晓玲没听明白。
“《吻》。就是一个‘口’字加一个‘勿’字。”
“你可真行啊安然！你都能说出这个字来！”米晓玲满脸通红。
“这有什么，哪个字生来不是为了让人念。”安然说着走到画布前，“你看，深秋时节，挺拔、俊秀的白杨树叶子黄了。它们就生长在这块肥沃的平原上，大地养育了它们，大地就是它的母亲。夏日，它们把阴凉献给大地；秋天，当大地不再需要这种安慰时，它们才开始用金子般的颜色来打扮自己。其实，把世界上所有的黄金都集中起来，也不够打扮一树叶子。现在，它们就是穿着这种盛装飘向大地，去亲吻母亲的胸膛。你看，母亲也敞开胸膛，在欢迎它们的归来。这就是它们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一个庄重、深重的吻。”
“怎么不说了？”原来安然的描述也吸引了爸爸，他早已聚精会神地站在画面跟前了。
显然，连爸爸也没想到，安然对美术作品的分析竟是这样内行。我都有点嫉妒了，我是写诗、编诗的呀。
“不说了，一阵胡说八道。米晓玲，你喜欢它吗？”安然转过身问米晓玲。
我把目光也转向米晓玲，看她的反应，没想到她哭了，泪水把脸蛋上薄薄的香粉冲开两道小沟。我和安然互相看看。
“怎么了米晓玲？”安然问她。
“我……看你多好，懂那么多。说得我都……你以为我就那么想上班吗？刚才我是胡说，好像我多高兴，其实我是怕叫人瞧不起。你不知道现在我多后悔，为什么当初我不好好学习。现在你们全家陪着我，送我上班。你知道，我多怕同学们到商店找我去呀，你们都背着书包，我却站在柜台里，站着约这、约那。”米晓玲突然趴在桌上，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
现在我倒有点认识米晓玲了，我后悔没有多买回些好吃的来。
“别哭了米晓玲，我去看你时保证不背书包。”安然拿块毛巾给她擦着脸。
……
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拿起了画笔。他望着他的画面沉思着，眼光久久不动。安然的分析乃至米晓玲的哭似乎给了他新的启示。
艺术是什么？是认识的不断形象化，和这种形象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爸爸在画布前一直站到黄昏。当室内的光线再也不允许他画下去时，他才把笔擦干，浸入松节油里，然后垂下两只大手在藤椅上坐下来。不知是由于黄昏光线的照射，还是由于握笔时间过久，他两只大手松弛着搭在膝盖上，显得很疲劳。
我和安然都崇拜爸爸这双大手。手指又长又直，指尖饱满，仿佛凝聚着无穷的智慧。它们常使我想起罗丹那件著名雕塑《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罗丹创造的就是一双这种类型的手，富于弹性的手指充满激情地塑造着人类的祖先。记得爸爸曾经告诉过我们，罗丹的雕塑也是以一个艺术家的手为模特儿的。
其实爸爸的手并不一定只能成为艺术家所独具的，本来很可能成为另一种手。抗日战争时他是一所后方医院的小鬼。缠绷带，自制土蒸馏水，配制各种软膏……那时这双手虽然还没有发育定型，也许就已经显示出它们的智慧了。如果当时不是接触了一位曾在东京学过美术的日本伤员，我相信今天他会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是那位伤员的出现，使他那在当时只装着敷料的脑子里，又多了和战争不相干的幻想。解放后党号召青年向科学文化进军时，他没有投考医学院，却报考了美术学院。
有时我会突然觉得，爸爸当外科医生更合适。外科医生除了具备内科医生应该具备的一切外，还需要一双灵巧的手。再说，还会省去多少烦恼啊。就说眼前这幅高两米、宽两米的风景创作吧，在我们眼里它无疑是一幅杰作。可是画展需要它吗？而爸爸还偏要给它起个带有刺激性的名字。换了我，至少要回避一下这个最容易产生麻烦的字眼，尽管经安然一分析，它是那样切题。是啊，《吻》，这个叫人听来心跳的字眼，难道只能是男女恋情的专利？它的内涵，远比那些要深厚、庄严得多。现在这里包含的难道不是画家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么！既是赤子之心，又怎么能躲躲闪闪地去表露这种痴情呢？李贺就曾用“有酒惟浇赵州土”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家乡土地的那种深厚的感情。也许李贺的时代还没有这个字，不然他可能就不用“酒”“浇”这两个字去抒发他的热情了。可中国古代建筑上作为装饰用的“兽吻”又起源于何时呢？“兽吻”，这分明是中国古代建筑家、艺术家把自己的感情凝聚于飞檐、屋顶的象征。
可我还是觉得换个名字好些。我的心常常分裂成两半，两半心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这一半得胜，有时那一半得胜。此时此刻，当我再次端详爸爸那双累得不打算再抬起来的大手时，才意识到应该放弃这种争论，现在是让他吃点儿东西的时候了。
我点着液化气，坐上锅，一阵铿锵声过后，饭菜准备好了：腊肠炒饭，西红柿鸡蛋汤，一碟盐渍黄瓜，当然还有一碟炒花生米。花生米是他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一碟花生米几乎就代替了他所有的嗜好。
我的手虽然不具备爸爸大手的魅力，但做起饭来还是力争色香味俱全的。我刚把菜摆好，妈妈一掀竹帘走了进来。
不知怎么的，我对手的思索还没结束，我一眼就盯住了妈妈的手。她的手又短又宽，小拇指还弯曲着，显出乏力和没有主意。我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无名火，暗想：今天你可真有主意，在外面一躲一天。
“黄瓜撒盐了吗？”妈妈放下手提包，奔到饭桌前，煞有介事的样子。
“你就会干些锦上添花的事！”我模仿安然的口气愤愤地说。
妈妈看我，没说话。
“你跑到学校一躲一天，家里都快忙死了。”我接着说。
“我有声明，我是有工作的人。党的教育事业和请同学吃饭，哪个重要？”妈妈一面说着，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沓卷子重重地按在桌上。
“谁没工作，爸爸没工作？照样跟着忙。为了什么，你心里明白就行了。再说，你知道我手下多少稿子等着看吗？”我嚷着。
“我早说过没这个必要，那是你们自找。”
“你还是妈妈呢！”
“你混！妈妈怎么啦？妈妈就一定得是家庭妇女？我还没当够哇，一当就是十年，满脑子油盐酱醋，还得跟着喊，举着红旗喊，举着语录喊，举着刷子喊，举着……举着……喊！”
“你扯到哪儿啦，谁让你跟着喊啦？”
“谁？你！”妈妈狠狠盯住我。
“我？”
“就是你！”
“妈妈说得对，为了使你我不变修。”原来安然出现了。
妈妈一时没答话，好像还没有意识到安然的出现。可当她猛然转过弯来，矛头立刻就指向了安然。
“又是你。别觉着考得不错就……就不知天高地厚。我还有话要跟你谈呢！”妈妈说完掀起帘子穿过走廊，直奔对面卧室。
我像暂时获得解放，安然却又紧追过去。爸爸只是低头吃饭，好像眼前什么也没发生。最后，我当然还是尾随过去。
果然，安然和妈妈又开始了激烈的对话：
“你说呀！”妈妈盯着安然，脸上似乎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得意。
“不是你要说吗！我听着还不行。”安然坐在床沿上悠打着双腿。
“我说，可以。考完体育那天下午，你到哪儿去了？”妈妈终于摊牌了。我倒松了一口气，我是了解一切的。
“我反对你这样审问我。”安然还是悠打着双腿。
“反对？反对也得问。别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妈，你既然什么都知道，干吗还拿人一把？”我实在看不下去妈妈那种故弄玄虚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得站到她那一边。当姐姐的，当姐姐的……考完体育，不抓紧复习，去划船，还跟男孩子！”
妈妈终于披露了“爆炸性”的要闻，重点自然不在于划船，而在于男孩子。
“那又怎么样！我们考完了，累了，不能玩玩吗？”
“为什么偏跟男孩子玩？就你一个女生。”
“就一个女生，更得找男生保护。船翻了怎么办？遇到坏人怎么办？”安然分明要狡辩了。
“安然！”我拉拉她的胳膊。
安然做了个若无其事的表情，看来不想说了。可妈妈的话还没完：“那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何必那么偷偷摸摸的！”
也许妈妈的话是脱口而出的，也许是在语言逻辑上又发生了问题，但这下却把安然彻底激怒了：
“好啊，原来你这样想我。告诉你，妈妈，我从来不会偷偷摸摸，我恨死偷偷摸摸了。我……”她嘴唇哆嗦着，眼里蒙上一层泪花。但她竭力咬住嘴唇，像是要咬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泪水还是滑了出来。“妈妈，我看不起你！”
安然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妈妈，你不对。”我说。
“怎么不对？”妈妈反问我，但声音不高。我想她没有预料到事情会这样演变下去。
“你不懂得尊重人！”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奔了过来。
“专找男生玩，你考虑过影响没有？”妈妈问爸爸但声音更低了。
“什么叫专找？我看你真像上个世纪过来的人。”爸爸说。
“那个男生我认识，叫刘冬虎。”我说。
“那你了解现在的孩子吗？复杂着哪！”妈妈又转向我。
争论到此结束。现在我到底又从自己的长辈嘴里听到了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孩子。我不愿再讲话，扔下爸爸妈妈，又跑到对面房间。
那边又传来爸爸的声音。
“我不能不说几句。今天的事是从请同学吃饭说起的，咱们就说吃饭。引起你不满的根源，也在这里。你走了，满以为地球停止转动，谁知地球不但没停，还转出了一桌饭菜。这就难免引起一个人在自尊心上的那个……那个受不了。可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儿自尊心，也不能毫无分寸地去伤害孩子。我尤其不愿听你在孩子身上使用什么‘复杂’二字。记得有一年安静她……”
嘭！对面屋子关上了门。
我坐在爸爸的画布前面，没有更多地想过去的一切，想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一个纤巧的男孩子给我送过铅笔盒。那像是十分遥远的事，就像我听来的历史故事。我只想到那双创造亚当、夏娃的手。它们不仅充满激情地创造了人类，在那一个个关节里、指尖上，还包藏着矛盾和哀伤。它们仿佛预感到了人类将来的一切，创造了他们，而他们又将去趾高气扬地互相厮杀。因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那双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又都有一双只有人类才具备的手。
我还想起了什么？我还想起了安然。
我在附近一家冷饮店里找到了安然。她正靠着柜台吃雪糕。估计是第六根了。
店里人很多，坐着的，站着的。挤在一起摩肩擦背，举着那些方块形、圆棒形的水和一些填料的凝结物咬着、说笑着。悦耳的、极富抑扬顿挫的高音和粗鲁的、夹杂脏字的低音在烟雾里缭绕，在四壁跌撞。这里分明是个温暖的大熔炉，只有迎门那台企鹅牌柜式冷冻机的呼呼声，还能使人想到这里和“冷”联系着。
安然站在冷柜旁边，脸朝里吃着，柜台里那位白衣白发老师傅，不时好奇地打量着她，但眼光里显然没有恶意。
我上中学时，从来没有一个人进过什么冷饮店。平易市那时也还没有学会做雪糕，更没有门口画着企鹅和冰块的店铺。有的只是写着“南饮”“北饮”的冰棍车。三分一根小豆的，五分一根牛奶的。“南饮”“北饮”是它们所属公司的缩写。就是因为多这“南”“北”二字，两个推车妇女还会为地盘问题发生争执，用“老”“小”或更不堪入耳的字眼叫骂一阵。最后其中一人从腹前的白围裙兜里掏出语录说：“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这是何苦。打开，咱俩学一段。”“没那工夫！”“你再说一遍！”“没那工夫！”“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时那个大喊没工夫的，才自知说话有失，看看众人，赶快推车溜走。
是啊，当时一个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学校正闹批林批孔的学生，难道能举着这种东西边走边吃吗？我虽然没想到有损英雄形象，起码也有损于我们这一代红卫兵小将的形象吧。再说，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一见到举着冰棍边走边吃的同学，总是和孔老二接受人家的腊肉那件事联在一起，当然这种联想还见于其他方面。比如哪个女同学穿了一双尚在初级阶段的单丝袜，哪个同学拉练时多吃了半根咸萝卜，哪个同学吃忆苦饭时脸上稍有难色……我都会很自然的和孔老二接受腊肉联系起来。一直到后来插队当农民后，见点上有人到社员家偷偷摸摸买花生往家里捎，我还想到过那几条用麻绳系着的干东西。当然，后来就那么不知不觉地忘了。在挖菜窖、刨白薯、熬粥、烙饼、赶驴车、翻山药蔓儿、闹意见、劝解、思索……的疲劳中忘记了。
宣传的力量。我常想。对，我那时就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安然不管这些。孔子接没接过别人的腊肉，在她看来就和刘备卖没卖过草鞋一样无关紧要。她甚至胆大包天地对我说：“哼，柳下跖怎么成了法家？有没有这个人都值得怀疑。”
是啊，谁让你比我晚生八年呢？谁让你是安然呢！
因为你是安然，现在你才不仅一根接一根地靠着柜台吃雪糕，还居然和卖雪糕的老大爷攀谈起来。
“老师傅，你们的雪糕应当改进。”她说。
“哦？吃着不对口吗？”老师傅把两只又白又瘦的手扶在柜台上，笑眯眯地看着安然，真像要虚心请教一番似的。
“牛奶、鸡蛋少，香精太多，比北京的差多了，可价钱一样。”
“小同学，你说得对。冷库里的鸡蛋不新鲜，多放点儿香精，遮遮腥味儿。得改进，得改进。”我想，老师傅一定会惊讶安然的味觉。
“香精放多了还发苦哪。总之么，你们应该去北京取经。”安然简直要得寸进尺了。
我走了过去，挤在安然旁边说：“师傅，您别听我妹妹瞎说，你们这儿的雪糕做得不错。”我说完拉起安然就走。
背后传来老师傅的声音：“这孩子，有意思，有意思。”他声音很柔和，我猜他一定还在微笑着。
我们一来到街上，立刻就接上了家里的事。
“爸爸对划船的事怎么看？”安然吃完最后一口雪糕，把那根又扁又黏的木片顺手投进路边的果皮箱。
“你觉得呢？”我说。
“我猜不透。大人的心，没把握，猜不透。”
“你这是不信任爸爸，也不信任你自己。你干吗这么没精打采。”我看着她那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是想不通，妈妈为什么拿我当特务似的。”
“可是爸爸和我都信任你。妈妈嘛，她算是邪火。有时我们也应该体谅她。过分单纯，五十岁了还像个孩子。过去跟人家变换着花样喊了半天，耽误了业务不算，原单位还总排挤她，不让她回去。”
“那也不能整天信口开河啊！”
“咳，我们是没处在她的地位。走，放心回家吧，不是爸爸派我来揪你的。”
“真的？”
“当然！”
她忽然攥住了我的手，带动我前进了。可我，我又想起了那首诗，韦婉二字将用几号铅字排，有没有题图、尾花……伸着长颈的路灯向马路投下橘黄的光，一群金牛子围绕光柱横冲直撞，有的竟然使出那样大的力量，把高高的椭圆形灯泡碰得乒乓作响。我总觉得我们的美编，一定会为那首诗画一幅带路灯的题图。
“其实，谁也不理解我。”安然说。
“也包括我吗？”
“当然不。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你知道吗，原来我满以为刘冬虎没有缺点呢。后来，就是那天下午去划船，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总想占便宜。买门票，少买一张，还把租船票的时间往后改。坐在船上吧，还爱出个风头，大声念英文，发音又不准。整整一下午，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现在我心里忽然特别平静了。姐，现在我向你承认，从划船那天起，不，从吃了八根雪糕以后，我才真正把刘冬虎当做一般同学了。我感到骄傲，因为我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分析能力，可以独立去认识同学、认识朋友了。今后我还会和刘冬虎在一起学习，不过，他只是我的一般同学。真的，你信不信？”
“我信。”我说，心里却七上八下，眼圈也有些湿润。我装作看路灯，围绕灯泡飞翔的除了金牛子，还有蠓虫。
“你信，韦老师就不信。你们俩还是同学呢，又教了我那么长时间。是真不理解我，还是假不理解，真不懂。你跟她说刚才那番话吧，她准说你狡辩。你一看她脸上那种表情，就什么也不想说了。”
“你有不尊重老师的地方吗？”不知怎么的，我不愿让她再谈刘冬虎的事了。我心里委屈，就像那天晚上接不接铅笔盒一样委屈。
“也有吧。”安然想了想说，“有一次韦老师讲《吕氏春秋·察今》时，把‘镆铘’念成‘镆邪’。我发现念错了，祝文娟也在下边小声说：‘错了，错了。’她就坐在我前一排，桌角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呢。这下我有了把握，就举手站起来，指出了韦老师的错误。”
“她怎么样？”
“她愣了一会儿说：‘你说的也不一定对。先按我的讲，下课后查查字典再说。’我告诉她课堂上就有字典。韦老师脸红了，突然硬声硬气地说：‘那好吧，谁有字典请拿出来。’我往祝文娟桌上扫了一眼，发现她的字典不见了。‘哎，祝文娟，你不是有字典吗？’我冲着她的后背说。‘没有，我没有字典。’祝文娟扭过头来告诉我，还冲我使了个眼色。我根本没想到她会这样，我站在那儿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全班同学的眼光都聚集在我身上，好像我是个故意捣乱的人。那是什么滋味儿，你尝过吗？”
“后来呢？”
“后来我还站着不动，又对祝文娟说：‘不，你有，我看见你带来了。’‘你看错了，那是《英汉小辞典》。’祝文娟这次是对着韦老师说。‘坐下！’韦老师看看手表，对我命令道。我差点儿哭出来，拼命想着：不能哭，不能哭。我狠狠抓住铅笔盒，总算没哭出来。我不记得那天韦老师还讲了些什么，只听见她讲了有的同学专爱表现自己等等。”
“原来是这样。”我自言自语着。
“回家后我立即查了字典，韦老师就是错了。可是，她再也没提起这件事。如果说不尊重老师，这算一件吧。”
“这不叫不尊重，这叫……这叫，是她欺负人！”我语无伦次地嚷道，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儿冷静。我竟然嚷出了一串根本不该对着安然说的话：“祝文娟心眼太多了，这样的班长应该撤！她简直不像个中学生，简直……诡计多端。太不可思议了，像她这样的人竟然年年是‘三好’！”
“是啊，韦老师最喜欢她了。不过，她学习不错也得承认，特别是古文，反正她学得比我好。还有历史，入迷。讲《三国》她一套一套的。”
“学习好，这有什么可标榜的。关键是她们的灵魂……可怕就可怕在这儿。算了，咱们往回走吧。”我说。我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儿变调儿。
我们又走上了那条林荫路。一对对恋人从身边走过，我的心不时紧缩一下。我忽然攥住了安然的手，尽管她的手叫雪糕给弄得很黏。我觉得有她走在身边还踏实些。她对我赤诚、坦白，现在我多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她啊，我实在憋不住了：“安然！”我站住了。
“干吗？”她冲我歪了歪头。
“我……你对这次评选把握大吗？”我忽然又把话题转到“三好”评选上去了。
“没把握。算了，不当了！”
“凭什么不当？就得争一下。哪天开始评选？”
“明天。”
明天，一个迫在眉睫的可怕的日子。我们进入了“古堡”。
临睡时，我把她脱下来的红衬衫洗干净挂好，然后走到她床边说：“明天别忘了穿。”
“唔，”安然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半夜，我忽然觉得有人摇我的胳膊，睁眼一看，原来是安然。她两手扶住我的床沿，脑门顶住我的枕头说：“姐，我睡不着。给我半片利眠宁吧，就吃半片。”
“不许你吃那种药，对脑子不好。”我侧过身子拧开了台灯。
安然还弯曲在我枕头旁边，就像一只小狗、小猫。脸上，平时嘲弄人的神情完全没有了，挂上了一层忧愁。
我找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
“快去睡吧，啊。”我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选不上倒没什么，可是有人就更得意了。比如……我也不说谁了。她们会说，那是因为我总和男生在一起，影响不好造成的。”
“别想那么多了，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瞧你耳朵边上那个冒号，不就是为了听人说话吗？”我撩起了她耳边的头发，两颗黑点在灯下十分清晰。
她笑了，捋了捋头发，轻轻回到自己床上。
不久，安然就睡着了，我却一直醒着，直到天蒙蒙亮。
上午一进编辑部，我就看见桌上压着一张电影票。一定是老马留给我的，他今天去听报告。
这种淡粉色的特大号电影票，是电影公司发下来的。每次接到它，编辑部都少不了一阵欢腾。因为谁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一般电影。不是参考片，就是外国过路片，或者干脆说是一般人看不到的片子。能拿到它的，在我们这座不大的平易市也算是个“特权阶层”了。
我捏着它到隔壁问了片名，果然是两部我没看过的进口片，时间是下午两点。
我把这张已经属于我的“特别通行证”暂时压在台历下边，就开始看稿。于是各种类型、各种风格、各种行距的字迹又开始在我眼前流动起来。有希望的挑出来，没希望的附上一张印好的退稿信，放在一边待退。这叫筛稿。
筛啊筛，我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总是从稿纸上溜下来，盯住台历下面那张粉纸片。或者说它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不时在窥测我，忍不住要告诉我点儿什么。哦，想起来了。我推开稿子，向电话机走去。
通常，人们都说大脑支配行动。但此刻，我的手指已经在拨动号码盘子，大脑还没明白过来我要干什么。这完全是受了那张粉纸片的驱使罢了。
“喂，你找谁？”对方已经有人讲话了。
“请找韦老师，韦婉老师讲话。”
一阵杂乱声音过后，韦婉的声音就贴上了我的耳朵。我告诉她下午有两个内部电影，问她去不去。她说当然想去，又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告诉她这两个片子我都看过了，是去年在北京科影礼堂看的。她微微喘着气，声音通过电流更显低哑，像是高兴，又像有些紧张。她说下班时拐到编辑部来拿票，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话筒还在我手里握着，仿佛是为了再次提醒我：刚才我确确实实给韦婉打了电话。我这才急忙丢开了它，就像扔掉了一件烫手的东西。其实那话筒的颜色很冷——银灰色的。弹簧似的电话线也缩成一团。回到办公桌前，我喝下半杯凉开水，才使心绪稳定下来，接着筛稿。
筛完诗稿，原来下面还有一沓要校对的清样。这又是老马给我留下的。一看到清样，我立刻想到了韦婉那首“甩膀子”诗，还有已经变成铅字的“韦婉”二字，因为它们就在其中。现在我很害怕看到它们，索性将清样卷进书包，准备回家关在屋子里校对，这样也许心情会坦然一些。
现在我应该干点什么？应该等韦婉，假如刚才我真打电话的话。我多么希望刚才的行动是一种幻觉啊。
翻报纸，翻杂志，翻参考：人口普查，台湾社会透视，波苏贸易的后果，八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非洲第三大语言斯瓦希里语，英国的“格拉摩根号”驱逐舰在福克兰群岛被击中，中国的大熊猫在外国一个什么公园产仔，托尔斯泰的遗产之争……差一刻十二点，她来了。
我请她坐下，替她倒杯凉开水，尽量显出既随便又庄重的样子。别小看这个小四合院，在拥有六十万人口的平易市，这是多少人向往的地方！如果再加上它和全国各地的诗人、作者关系，它简直要算宇宙里一颗小小的恒星了。现在我和韦婉就坐在这颗小小的恒星上，谈了谈天气越来越热，谈了谈西瓜却又落了价。还谈什么？我们都在思考着。今天她也显得拘谨起来，那种女预言家的眼神似乎有些犹豫不定。她可能也预料到，再谈，不是“甩膀子”诗，就是学校评“三好”的事了。可我们好像都不打算接触这两件事，是因为它们太重大了吗？重大得都不值得一提了。她，嘴在茶杯边上抿了一下，推托要赶回家做饭，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也急忙从台历下取出电影票，再次强调了它来之不易，嘱咐她千万别浪费掉，才交到她手中。
韦婉把电影票折起来藏进钱夹。没再做什么寒暄就向我告了别。我送她到门口，无意间打量了一下她的装束。今天她可比那天黄昏要朴素得多。天蓝色尼龙绸衬衣里面，连胸罩都没戴，只穿了一件如今已不多见的大背心，一见这个“朴素”的大背心，真想跟她吵一架，最好像两个女中学生那样，尖着嗓子，不顾声音高低地吵一架。
韦婉没有侵占我的下班时间。我回家之后，爸爸不在，妈妈正忙着炒菜。安然一个人坐在饭桌前，捧着一本军事幻想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苏军在日本登陆》，见我进来，头也没抬。联想到韦婉刚才在编辑部那种忐忑不安的样子，我已预料到评选的结果了。
还有脸来拿票，小市民！我愤愤地想着。
但我们谁也不提这件事，就像世界上从未存在过什么评选之类的活动。
我把比平常显得鼓的书包，不放心地这儿放放，那儿放放，最后还是放在自己要坐的椅子上，然后坐在了它前面。
“书包里有什么？”安然把眼睛从书上挪开。
“没什么，清样。”我说。
“得了，别骗我了，肯定是吃的。肯定是给我这个三好学生带来了奖赏。”
听了安然的“反话”，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那是清样。”我竭力镇静着自己。
“给张看看。”安然放下书，走过来要拿书包。
“别动！”我到底涨红了脸，声音异常粗暴。
“干吗这么激动？”安然回到自己的座位，脸也通红，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不信，你就看吧。”我主动掏出一沓清样，放在饭桌上。
我想，难道你真能从这一叠厚厚的、没头没脑的纸上发现什么吗？谁知天不长眼，第一页就是那首诗。安然一眼就盯住了四号方黑体的“韦婉”。她茫然地看看我，拿起最上面这一页，用她那曾经参加过全市朗诵比赛的喉咙和“感情”，把那首诗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朗诵了一遍。
天哪，此时我才第一次懂得什么叫恨天无路，恨地无门。哪怕上帝把我造成个苍蝇、蚊子，让人整天驱赶着我，也比做个驱赶它们的人好。可安然还不饶我。她朗诵完，恭恭敬敬地把清样放回原来的位置，往椅背上一靠说：“这可真是怪事。莫非这是伟大的编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天才诗人？只可惜李贺、杜牧、郭沫若都已不在人世，不然，也可以得到个学习机会呀！”
安然离我很近，我却觉得她的声音离我很远，就像远在天边。现在她没有用那古怪的眼光盯着我，她的目光有些涣散，很难说清它们表现着什么。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怎么也不能设想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会有这样复杂的、难以捉摸的目光。
“你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吗？”我听见我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说，“这是为你。”声音更遥远了。
“噢，我懂了。”安然说，“也懂了，也该是替你脸红的时候了。”
她站起来，大步出去，回到我们的房间。
我想了想，也跟了过去。我后边是妈妈，她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
“看你那个样子。”妈妈摇晃着炒菜铲子，“没当上三好，冲家人撒什么气！”
“我就知道你得过来。”安然说，“可是，妈妈同志，对不起，你又错了，错得更远啦。不是我撒气，是因为有人不尊重自己。”
“越说越糊涂。”妈妈说。
“妈，你就出去吧！”我把妈妈推出了屋。
房间里一片寂静。我低下头，眼睛盯着自己的手。两手碰在一起，一个大拇指抠着另一个大拇指。随着那细小的声音，全身一阵有节奏的悸动。
“安然，你能再听我说几句话吗？社会就像个……”
像什么？安然如果这样追问我，我一定回答不好。
但她没问我，或者说她饶过了我。她正趴在床上用两只枕头堵住耳朵，变得无声无息。看到她那宽阔的后背，我的后背好像突然萎缩了，脑子也一下空空如也。我只是拼命想找出一个形容词形容自己。
“三好生”评选之后，家里的生活节奏随之发生了变化。全家那种紧张心情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少见的“轻松”。大家围着饭桌一坐下，爸爸的话就格外多起来：古典主义、巴比松画派、后方医院是怎样配制硼酸软膏的、摩西为什么要出埃及，红汞是什么，为什么有的毛笔叫“七紫三羊”，在解放区一针盘尼西林要二斗小麦，他第一次坐火车坐的是闷罐车，并没感到不舒服，还满以为那就是客车呢……
我们都了解爸爸，他创造出来的这种气氛，说是轻松，倒不如说是在酝酿苦酒。但我们还是附和着，有时还装出些兴趣。只是谁也没有发现，我和安然已经四十八小时不讲话了。这在我俩是史无前例的。我几次试探着找个理由和她开始对话，她总是一言不发。不说话可做多种解释，有人说无声就是默许，有人说沉思便是最大的蔑视，还有人说以沉默表示抗议。我实在不愿把安然的沉默想成是后面两条，可又不能相信那是前者。
现在我唯一的渴望就是了解安然。四十八小时，她在想些什么呢？四十八小时，同步卫星已经伴随地球两圈了；四十八小时，我仿佛经历了两次人生。渴望变成了对自己的折磨。从窗子到门，从门到窗子，每逢安然不在家时，我就这么走着，像一个掉队在草地里的红军战士一样一脚一陷地走着。有时坐在我的书桌前遥望安然的书桌，就像遥望一个我永远也走不到的神秘孤岛。那桌上的伞形台灯也许是印第安人村寨里的棕榈树吧。树下是什么？练习本？课本？三洋盒式录音机？集邮册？还是村寨里的房屋和沙丘？
有一天，就是这个孤岛上忽然多了一样东西，像一艘红色的舰船停在了“沙丘”附近。就是这只红色的“舰船”才使我一下回到现实中来。那是安然丢在桌上的日记本。忍不住，我还是奔了过去。
安然呵，我愿意了解你，也希望你能像过去一样愿意了解我，包括我现在的行动。我的目标当然是关于评选的事，你写了些什么？又有多少是关于我的？我心跳着，眼前出现了安然那种长而斜的“凹版”字体：
“我真傻，昨天晚上为了评选的事睡不着觉，还向安静要毒药（利眠宁）吃。我为我自己脸红，有时我的样子一定像个小丑。”
“今天评选结束了。全班四十八人，我得二十一票，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祝文娟票最多，也是空前的——四十票，比我多十九票，当然入选。我祝贺她，也替她庆幸，庆幸那么多人注意到了她的优点。可缺点呢？对于她那些不易被人发现的缺点，我保证在任何时候也不替她张扬。让别人自己去认识。我愿意别人相信我认识问题的能力，我也应该相信别人认识问题的能力。比如那天关于带没带字典的事，课下有许多人问我，我闭口不谈，因为要说的我已经在课堂上说过了。”
“那天在课堂上的事就算是我的缺点大暴露吧。”
我的缺点被那么多人了解，可以说是件好事。让别人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去认识我，这又有什么不好？但我所忍受不了的，是有人在课堂上替我当众‘总结’，这也像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同学们的认识果然一下就‘提高’了不少。纠正‘错’字、写作文的事在评选会就成了我的主要罪状：
①爱表现自己，不自量，当众纠正老师的错字；
②爱贬低同学。丑化班干部，并写到试卷的作文里去。这也是自我表现的表现。
“我不明白，既然自我表现是我的主要缺点，韦老师为什么偏偏还在课堂上念我的作文，还说是优秀作文。其实，这不过也是当众宣扬我的缺点罢了。除了能挑起祝文娟对我的仇恨，挑起祝文娟的拥护者们对我的仇恨，还有什么作用呢？”
“好了，大功告成！”
我继续看下去。
“现在我很高兴，因为我没为评选的事去乞求过谁，也不懂得拉帮结伙，当好货物去拍卖自己（可怜）。我高兴，还为我的票数增加了百分之十一而高兴，因为又有百分之十一的同学真正了解了我。”
“三好学生为什么非等别人评选？自己给自己定个标准不行吗？按照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我已够了条件。在评选会上，我没有勇气为自己举手；在这里，我为自己举手，我同意自己当选为本学年三好学生。”
我合上了安然的日记。
为自己高兴：没有乞求谁……不，安然，了解你的，比百分之十一还要多，还有我。过去我对你不是了解，而是溺爱，是手足之情的偏爱。
坐下来，闭起眼睛等安然。等她回来先把看日记的事告诉她。然后，我怎么能预料然后呢？这然后是属于安然的。
爸爸推开门，递给我一封信。这是他来的，那个我常常思念的人。
关于他，爸爸妈妈是知道的。不，应该说是知道一些。知道他爱我，我也喜欢他，这些最通俗易懂、现在最为流行的几个字。知道尽管他是学化学的，和我这个“半瓶子”诗人、“半瓶子”编辑还有话可谈，或者叫做有共同语言。真的，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看到小说中一写到那些搞理工的人，全是一副呆呆傻傻，架一副“瓶子底”眼镜，就火冒三丈。这等于丑化人。生活可不是这样，机智和幽默感往往就在这些人身上。我还认识一位骨科大夫，他总是把年轻人的骨头比作春天的树枝，还以“春天的树枝”为题给我们写过一首诗。当然诗写得并不高明，但这和只把人看作一副骨头架子、外面包些皮肉、再填进些心、肝、肺什么的人相比，不是要好多了吗？这是什么？这是感情，是人对于人的感情，再不是人（大夫）对于一堆肉包骨头（病人）的冷漠了。春天的树枝可以任人剪接、栽培，又用它们体内流动着的津液去抚育花蕾和果实。这就是诗了。当然，来信人的幽默也许还不仅这些。
爸爸对我能认识这样一个人，除了感到有点儿奇怪，还没有明确表示过什么。
“怎么认识的？”他问我，“组稿组到化学家头上了，想约点儿科幻小说吧？”
我告诉他，是去年在省青联会上认识的（我可不是代表，是去采访），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爸爸说：“唔，也并不坏。”我心想，爸爸，你先别来这幽默感。我们农村里有句土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等待你的绝不是“并不坏”；等待我的也绝不是“科幻小说”。
妈妈自然有妈妈式的角度。她听说后首先问我他在哪儿工作？形象怎么样？个子多高，你到他哪儿？鼻子以上还是以下？去年调级有他吗？是啊，货卖两张皮，也算是妈妈对我的关怀。
我背着安然拿出照片请他们过目，一面按次序回答妈妈的提问：在省城工作，个子一米七八，我在他鼻子以下。工资么，我说，还没好意思问，不到那火候。但他们谁也没预料到，我隐瞒了最关键的一部分（可你们也没问我呀），他有过妻子，五年前死于难产。她给他留下了一个小女孩，孩子当然是四岁。
也许世上没有刚结婚就愿意被别人喊妈妈的人，可刚结婚就被人喊妈妈的人并不是没有。谁能讲清这里面的理由？那理由听起来也许玄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乏味得不值得一提。但如果有人问到我，我的回答将是再简单不过了：这为什么不能呢？有“蜂成群、蝶成对”的比喻，有些人的结合是“蝶”，另一些人的结合就一定要双方一凑，成为一群“蜂”吗？
我打开了信。天下真有这样的巧事，信中正好是关于他女儿的事。他急切地告诉我，他的女儿得了中毒性痢疾，生命垂危。他一个人承受不住这种灾难，问我愿不愿替他分担，比如说亲自到他那里去一趟。“当然，”他在信的末尾还是使用了这么两个字，“如果感到不方便，或家里不同意，也不必勉强，以上仅是我的希望而已。”
我拿着信慌慌张张地奔到爸爸妈妈面前，向他们说明我必须立刻去省城。
“他那里出了什么事？”爸爸问。
“我怎么看你神色不对？”妈妈有些诧异地问。女人最能观察女人的神色。
“有点儿急事，他的小孩病了。”我一边收拾东西，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就像告诉他们今天我不回家吃饭一样。
“你先别收拾。什么孩子？”妈妈又表现出比爸爸敏感。
“他的孩子。他和他妻子的孩子。”我真有些平静了。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现在我真自觉地把我比作一盆水，从家里泼出去了。这是一种姿态，当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等待我的是什么。
“他妻子？那不就是个女的吗？”爸爸到底反应过来了。
“死了。”
一阵沉默。我又开始东抓件衣服，西抓一条毛巾。
“孩子多大？”这又是妈妈。
“四岁。”我对答如流。
叮当！身后是什么响？原来是爸爸碰倒了他的油画箱。各种颜色的锡管、各种型号的画笔洒了一地。黑马头、白马头、雄鹰、松鼠乱成一团，仿佛代替爸爸向我提抗议。我扔下手里的东西，走过去替爸爸捡。
“你别动！”爸爸叫道，“我有手！”
果然，我等待的时刻到来了。爸爸的手扶在桌子上，开始神经质地到处摸索。我很清楚，这是一种征兆，就像雷雨之前，天空四处游走着闪电。
我原以为大雷雨要开始于妈妈呢，因为她愤于风吹草动，看来一点小小的风吹草动，将被这滚滚而来的阴云压下去。
不知为什么，暴风雨没有骤然而至，爸爸只是语无伦次地低声自言自语：
“然而，安静……安静，然而……”
“爸，这件事是应该早告诉你们的。可现在……等我回来再说不行吗？”我提起旅行袋站在爸爸面前，又可怜，又威武。
“我需要的是你立即把东西放下，放下！”爸爸终于暴跳了起来，那声音像要摧毁这座“古堡”，不，摧毁宇宙。
我放下提包，一切都从眼前消失了：家具、墙壁、爸爸、妈妈……只剩下了那张大画。我看见金黄的叶子正纷纷飘落。它们飘落在那块散发着泥土馨香的土地上，安静地吻着母亲的胸膛。
啊，《吻》，在这里又变成了另一种专利的代名词。
喜事很少接着喜事，灾难却总联着灾难。祸不单行，地球上真像是有个幽灵在四处游荡，专捡“祸窝”落脚。
我没有走。
家里却没有因为我暂时不走而平静下来。没到中午，爸和妈就为什么事大吵起来，双方态度的激烈程度是空前的。我深知酝酿成这场恶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尽管这样，我再也没有过去关窗子或开录音机。我就这么沉默着、坐着。我的沉默不是默许，也不是抗议。我的沉默包藏着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
果然，在没有我和安然作为调解人的情况下，妈妈终于一摔门走了，并留下一句话：“告诉你，一切由你负责！”
我不了解妈妈这句话的含义，也许这是指他们关系中的后果，也许是指其他，比如指我。就算是指我吧，“负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让我这只蝴蝶再去抖动着翅膀寻找另一只蝴蝶吗！
人哪，我们的正义感为什么那样廉价；我们做人的准则，为什么又是那样容易被击溃。爸爸对于安然和男同学去划船的事，可以表现出那样超脱、大度，而我在他面前却变成了洪水猛兽。当然，划船就是划船，就是坐在船上用几只桨激荡着水面的游戏。不富哲理，更不蕴藏着伟大的奥妙。可你又用什么准则构思了你那张那样富于人情味的画呢？还为它起了个那么别致、那么富于刺激性的名字。但是现在，当一件实实在在的爱情事件波及你们（实际是我）时，你，为什么又那样惊慌失措，不能容忍呢？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幼小的女儿，需要重新开始生活，就成了大逆不道吗？叶公好龙——我终于看到这个典故在我们家变得形象化了。
我也想把这样两个字形象化：创造。冲出这个“古堡”，迎着暴风雨去创造一切。可几次拽门，又缩手缩脚。仅仅是害怕那双哆嗦着的大手吗？不是。那是因为一个人的目光总在我眼前闪现，我才又停滞不前的，那是我意识中的安然。
她回来了。穿着红衬衫，哼着“希啦呀瓦哩卢达塞”。一见我，故意把嗓门提得更高，然后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蹭过，向她的“塔希提岛”走去。
我就要告诉她看日记的事了。
又有人敲门。我镇静一下自己，过去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没见过面的女孩子，一个彬彬有礼的瘦高个儿，脑后梳起两把很普通的短刷子，裙子也不怎么合身，脸蛋上还有几颗红疙瘩。祝文娟，我一下就意识到了。安然到底也迎了出来。我赶紧闪到一边。
“有事吗？”安然站在离祝文娟两米开外的地方问。
“没事，我想找你谈谈心。”祝文娟并不理会安然对她的态度，人显得落落大方，说完还看看我。
“快进来吧！”我说。
祝文娟走进房间，自己找到椅子坐了下来。那神情使我想起那些憨厚的、不会察言观色的中年妇女来。
“你觉得有可谈的吗？”
听这口气还能是谁！
祝文娟不说话，两只眼睛求援似的看着我。
“再说，该谈的作文上都谈了，韦老师在课堂上也念了。你不是也听了吗？”安然站着，两眼盯着桌子。
我实在有点儿过意不去了，拿过一盘洗好的桃子放在祝文娟眼前：“来，吃桃子吧。”
“谢谢您。”祝文娟冲我点点头。
“安然，其实你有许多地方做得也不够好，比如……”祝文娟转向安然，也不避我。
“比如什么？”安然打断人家的话，又追问人家。
“比如，有时候过分爱面子。”
“得，得，你们哪年不是这样。平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上‘三好’后又到处征求意见，腻透了！”
我冲安然使个眼色，安然没看我，也没任何反应。我都沉不住气了，可祝文娟却没有因安然的态度而有所不安或紧张。我暗自想着：在老师眼里——不，应该说在韦婉眼里，这当然是个再合适不过的班干部。如果不是发生意外，祝文娟再坐上这么一会儿，安然的态度一定会软下来，说不定真可能再给她提点儿什么。安然，别看你张牙舞爪，和祝文娟比起来，你只不过是个“傻闷儿”。但偏偏就在这时，一件百年不遇的事发生了。
我们家着火了。
写到这里，我很紧张。我的紧张不是因为那毫不留情的魔怪降临我家，我是为害怕读者而紧张。聪明的读者一定会说，你这是不好收尾了才撰出个火警来。我也看过不少写英雄人物的小说、电影，结尾时总是来个救火、抢险之类的场面：主人公奋不顾身，推开众人，或抢出国家物资，或救出长者幼儿，然后是身负重伤，然后又睁开眼睛说一声“不要管我”。安然每次坐在电视机前遇到这种场面时，总是把这类语言说在“英雄”张口之前，说完还得补充一句：“没劲！”所以，我是多么不愿写出个“火”字来呀。但偏偏这个时节，偏偏安然的班长祝文娟来访时，火，在我们家着起来了。好在我们眼前没有什么英雄，都是些普通人。
火在哪儿？火在对面的厨房兼画室里。火是从哪儿着起来的？是从煤气罐。煤气罐是爸爸不小心点着的。
救火这个平凡而惊险的场面，我原以为只能在小说和电影里才能出现呢，没想到它会如此真实而具体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当我、安然、祝文娟冲出门时，爸爸正耷拉着两手站在走廊里，那神色就像个闯了祸的儿童一样惶恐。浓烟翻滚，弥漫了整个“古堡幽灵”式的走廊。穿过浓烟，我看看厨房，煤气罐正把压缩在肚子里的热能化作火焰向外喷射。火舌直冲房顶，反转下来又扑向四周，屋里的一切都在经受考验，爸爸那幅即将完成的作品也在经受考验。
正是上班时间，邻居家大都无人。但几个妇女、儿童还是蜂拥赶来，并且根据“水火不相容”这个普遍真理，端来了盛满水的锅、碗、瓢、盆。他们奋不顾身，一盆盆、一碗碗，站得远远地向那个罪恶的东西泼去。然而火是那样嚣张、傲慢，水是那样软弱、无力。况且这点水对于燃烧着的石油又有什么作用呢？
也许是想到了这座木结构的筒子楼马上就要从平易市、从地球上消失，我们真将变成“古堡”里的“幽灵”；也许是同楼的妇孺感动了我，我不知从哪儿来了那么一股劲儿，冲进厨房，机械地动作起来。但又实在搞不清眼前出现了什么，我又该做些什么。半天，我只清楚地看到了两件事：一是当火舌一次一次舔向爸爸的画布时，画布真的变成了落叶。它们一片片飞上屋顶，又翻滚下来。现在它们不是吻着大地，而是和火舌嬉闹着互相亲吻、拥抱，那么热烈，那么浪漫，就像一群没有任何道德标准的小鬼儿向人类进行不怀好意的挑衅，简直是猥琐的精灵对人类的亵渎。我还看到了什么？我还看到刚才还下意识地做着一些救火动作的爸爸，此时彻底垮了下来。他被人架到对面房间去了。
有人善于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也有人善于把简单的事物复杂化。现在不知为什么，周围的人一下都变成了后者：火是从煤气罐喷出的，罐被阀门控制着。要是关上阀门呢，火源不就掐断自灭了吗？最后，人群里还是出现了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不知谁高喊了一声：“关阀门！”在慌乱中我听出来了，那是一个生疏的女孩子的声音：
“我想找你谈谈。”
“你有时太爱面子。”
“关阀门！”
我又在暗自钦佩她头脑的冷静了。我也才想到罐子顶端那朵“梅花”——我每天都摸几遍的那个铁东西。现在那儿就是火的起点。可我的手又怎么能按上去呢？我忽然想到了安然，想到只有她能帮助我，只有她有办法帮助我。但我又怕她出现。我怕那件红衬衫，怕那红衬衫像那些金色的叶片一样飞入火海。再说我面前已是一颗地地道道的炸弹了，爆炸也许就在一秒钟之内。
跑上去，退下来，退下来，又跑上去。我没有勇气向那朵“梅花”伸手。
就在这时，不知谁狠狠抓住我的肩膀，又狠狠把我向门外甩去。我意识到这是谁使出了平生之力的。我被摔倒在门口。
熊熊火势骤然而止，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那些鬼怪被收进了魔瓶。那腾空的烈焰、火舌一下子不见了，只有烟雾和被火舌舔光，变成片片灰烬的画布、杂物还在飘舞。我朦朦胧胧地看到，在浓烈的烟雾中，有一条银色拉链，像时钟的秒针一样慢慢改变的角度：九十度、四十五度、三十度、二十度……
救火车呢？顺便提一句，我们平易市有消防队，可惜他们只做了些“锦上添花”的表演——把一场火灾变成了一场水灾。
啊，想起了韦婉那句话：“防患于未燃。”
灾难可以毁灭生活，也可以把一些破碎的心联结在一起。我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常常扶着那扇烧焦的门出神。大火毁掉了那里能用眼睛看到的一切，剩下的是声音。有科学证明，人在离开人间时，最后听到的也是声音。我们谁都没有离开人间，声音倒成了重新唤起我们互相爱怜之情的媒介。
二十几年的声音现在都一股脑装在这个烟熏火燎、四壁如墨的黑屋子里。过去的、现在的、激烈的、温和的、沉闷的、欢乐的、男人的、女人的……像无伴奏合唱在延续。在这合唱里，一个声音总是最突出，仿佛统领着这个庞大的合唱队。那就是安然的声音。
“灯、灯！”那是她八个月的声音。
“卖东东喽！”那是她一岁半的声音。
“咱俩学‘毛选’吧。”那是她两岁的声音。
“木、米、大、力、土、个、禾、几、去……撕布、割谷子……”她七岁了。
……
安然现在在哪儿呢？按照一般发展规律，她应该躺在医院里。对，现在她就躺在那个能使人起死回生的地方。幸喜她伤不重，并不需要医生的起死回生术。只是右手和胳膊被烧伤，右边脸颊被烧伤，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烧去一部分。现在她头部和胳膊都缠着绷带，身穿住院病人的蓝条睡衣，躺在床上不声不响地看天花板。
妈妈整日眼泪汪汪，不管拉住哪位穿白大褂的，都以乞求的眼光询问人家点儿什么，问题提得既具体又可笑。她还整天为着火时她不在家而表示遗憾，说：“要是我在家，哪用得着他去点煤气。我知道罐子漏气，减压阀螺口松。要不是两人整天赌气，早就告诉他了。再说，火着得那么大，怎么谁都没看见屋里就有一桶水？”好像只要发现那桶水，就能免去这场横祸一样。
爸爸倒没有为他半生劳动的毁灭而疯狂，也没有怨天尤人的牢骚。他整天像个闯下祸的孩子那样观察着人们的脸色做事，还总是替妈妈干点儿什么。
我呢，连可怜他们的心情都顾不得表达了，差不多总是守在安然身边，从早晨到深夜。她总是大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出神。绷带包得严严的脸，似乎一下失去了过去的稚气，显得既平静又严峻，像是经历了人生旅途的大半。
我思念过去那个安然，举着膨香酥，“嘭嘭嘭嘭！”
我思念过去那个安然：“哈，这是第二个了。”
我忘记我们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话的，但中断了几十个小时的对话到底还是开始了。只是上帝把我们安排到这么个不吉利的地点。不，也许这是个中立地带，就像两个敌对国对话时寻找的那种中立地带：日内瓦、维也纳……
“姐。”她轻轻叫我。
“啊。”我轻轻答应着。
“我怕死。不，不能这样说，这样说对自己不尊重。是不愿死。”
“……”
“开始我真给吓破了胆，和祝文娟一起躲在别人后面，像个什么样子。”“可最后还是你呀！”我轻轻抚摸着她胳膊上的绷带。
“那是因为我突然看到了你。”
难道我成了救火的英雄？居然是安然向我学习了么？不知是惭愧还是难过，我觉得眼泪就要涌出眼眶，赶紧转过脸去。
“不，你先别受感动！”安然发现我的样子，“在那一刹那，我并没有把你看成救火的英雄，请原谅。也不是替你去死……你猜是为什么吗？”
我没敢扭过脸来，生怕她的什么话引起我更大的悲痛。
“当时我只想到，在你脸上不能落下一点儿疤痕，一小点儿也不能。因为你比我好看，真的。这几天我躺在床上就想了这么一件事。”
泪水到底涌出了我的眼眶，几天来这是我第一次流泪。我原以为我的眼泪已经随着大火被烤干了呢，谁知在我心房深处，还蕴藏着那么一部分，这最不易流出来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在这个“中立国”，我一定会放声痛哭的，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那样号啕大哭。我相信我心中那涌泉似的眼泪会永远也流不完。但是此刻，在这种场合，我只能把脸埋在手掌里。
“其实，也许不光是为了这些。”安然接着说，“好看要是光为了给自己看，那又有什么意思。为了给一些不相干的人看也没什么意义。比如有人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追求‘回头率’，无聊。”
我好像预感到了什么，抬起泪水模糊的脸望望她，想从她脸上看出她到底发现了什么。
“安静，”她有时这样叫我。声音很深沉，“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行，行。”
“你说我长大了吗？”
“当然，十五岁以上就是青年。”我想起安然的话。
“那你有事为什么瞒着我？不够朋友。”
“瞒……”我支吾着。
“一米七八，C.（读C点儿）”
她微笑了。我猜，假如脸上没缠绷带，她一定又是在大街上奚落人时的那副表情，说不定还要给我起个外号呢。但是现在，连轻轻的微笑都使她难以忍受。她做了个痛苦的表情，闭上了眼睛，但话没停止：
“我愿意让你结婚，带着现在这副容貌去结婚。天下没有比这件事更使我自豪的了。噢，他一米七八，仪表堂堂，难道让你变个丑八怪，叫他去迁就你？……现在伟大的人物一定说我渺小；大公无私的人一定说我自私：仅仅为了她那好看的姐姐……”
她脸上又显出了痛苦，扭过脸去。是因为伤痛，还是想起了过去我向她宣布过的无声的“誓言”？她再没有转过脸来。我相信，在她这个年龄，是重视那些天真而美好的誓言的。
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倒有点儿恨我自己了。不是恨我没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安然，而是恨我根本就不该遇到那个一米七八的“C.”。没有他的出现，怎么会有安然的痛苦呢？
安然啊，因为现在你就在我面前，我更加思念你。
几天之后，我还是去了省城，当然是在安然的再三催促之下。
当我再次和父母交涉这件事时，妈妈红着眼圈打开食品柜，拿出一盒酥糖塞进我的提包。爸爸却坐在沙发上不动。也许是看到我去省城已成定局吧，他才两眼盯着地板说：“先去一趟也行，可我的话还没有完。”
这几天，同学中第一个赶来看安然的就是祝文娟。她站在安然的病床边，没有表示出过分的关切和难过，也没有过多的安慰话。她只是告诉我，那天她也慌了，在别人后边站了半天才想起关阀门这个道理来。要是早想出来，就不至于这样。还有，喊了关阀门才想起去打电话叫救火车。
原来这样。关阀门，叫救火车，这两个关键步骤都是这个祝文娟想起来的。她还说，安然写作文的事，她永远也不会怪她。她自己是有许多缺点，比如那天光喊“关阀门”，就是不敢冲上去。
“我胆小。”祝文娟说，“每逢老师一瞪眼，我更胆小。”
祝文娟的话似乎使我改变了一些对她的看法。是啊，人的胆量有大有小。比如有人怕耗子，有人怕蛤蟆，有人怕热，有人怕冷、怕感冒、怕穿堂风……你能说他不应该怕，或者说是品质问题吗？当然，胆小和胆小鬼不是一码事。有人宁可因循守旧工作一辈子，也不愿迈错一步，这就有点儿胆小鬼的味道；带没带字典那件事，也有点儿胆小鬼的味道。但是面对熊熊烈火，能镇定自若地想到我们那一群人都没想到的事，这能说是由于胆小吗？那时胆小的倒像是我们，而胆略在这时分明是属于祝文娟的。对祝文娟，这有限的接触，我还没有能力去判断、了解这个孩子。我只是想到，社会不能没有她（们）。有了她（们），社会才显得完整。难道社会只需要像我爸爸那样的人：站在画布前海阔天空一阵，而当自己的劳动成果遭受厄运时，竟惊慌失措得像个儿童。那样清一色的社会怎么可以设想。
安然对祝文娟的到来没有任何表示，对于她的关于胆小的“赤诚坦白”也未置可否。祝文娟说话，她只是听着。但祝文娟走时，她脸上还是显出了她现在力所能及的热情。
第二个来看安然的是米晓玲。她拎个大网兜，装一堆没贴商标的各式罐头。她扶着安然的床头小柜说：“真没想到。那天我看见救火车过去了，没想到是往你家开。这回你救的要是别人家的火，明年的‘三好’还不稳拿！”她把罐头一个个掏出来，摞在床头柜上。“处理的，我给你开一个吧。”米晓玲说着就要找刀子开罐头，我拦住了她。
“好好养着。评选的事我全知道了，还是那一套。别看咱巴结不上，不稀罕！我表姐那人，不怎么样。”
“你表姐？”我问。
安然也转过头。
“韦老师，韦婉。”
“啊？”安然更莫名其妙。
“没几个人知道。她不让我说，嫌我功课不好，给她丢脸。其实她那点儿水平，不说啦，咱姐们儿心里明白得了。”米晓玲没再纠正关于“姐们儿”的称呼，说完看着我笑笑，吐了吐舌头。
“知道吗？升教导主任啦。”
“谁？”我问。
“我表姐呀。”米晓玲说，“先当个副的，就不愁正的。又红又专，人人皆知。别看‘镆邪、镆邪’地讲语文，会当领导。对，还会写诗哪。有个顾客丢到我柜台上一本杂志，我随手一翻，嗬，‘韦婉’。什么‘我扒着火箭’如何如何，对，是时代的火箭。这样的干部哪儿找。又年轻，又合乎要求。”
米晓玲一面说着，还是从什么地方翻出一把万能小刀，就着窗台撬开一罐水果罐头，又用上面的小叉子叉出一块，实心实意地递给了安然。
对于米晓玲带来的消息，我和安然只是小小地表示了一下惊讶。是啊，凭着她从小就已具备了的对人类的那种识别能力，凭着她现在管理学生的原则性，凭着她在学校连自己衣着都不顾的“忘我”精神，还有她的诗才（一般老师所不具备的），这又有什么奇怪呢？今天米晓玲的到来，无非是给我们揭开一个谜底罢了。
米晓玲看看手表，合上小刀，提起网兜告别了。出门后，她手扒门边扭过头来对安然说：“好好养着，过两天我还来！”
后来又来过不少老师同学，其中也有刘冬虎。他提个大西瓜，在门口站了半天，最后还是我把他领进来的。他抱个西瓜左放不是，右放不是，我给他安排了个地方。安然很大方地问了些学校的事，刘冬虎局促不安地一一回答着。人家离开后，安然说：“都是装的。”
“也不能那样说。”我赶紧关上了门。
至于安然的班主任、新上任的副教导主任、我的小学同学韦婉么，我们也见了面。但不是在医院里。
这几天我一直怕她的出现，我无法想象我们三人单独在一起的情景，我想也许那是人生中最难忍受的时刻。好在我们是在街上碰到的，这给我们各自都带来不少方便。在街上，彼此都可以做到心不在焉。
在平易市的大街上，在离安然学校不远的地方，她迎着我走了过来。我打算就那么走过去了事，可她却冲我打招呼了。我只好停住。她灵巧地穿过自行车的洪流，飞速跃上我这边的人行便道，站得离我很近地说，她曾经去看过安然，谁知记错了医院，病房走廊里的一位护士还拦住她，把她呲儿了一顿。现在总算知道了确切的地方，一半天她就去。还说，过去对安然的要求也太严了点儿，现在总觉着对不起她。
“不过么，怎么说呢？”韦婉用眼角瞟着便道上的行人说，“对她好像是应该严格要求，谁让她是你的妹妹呢。不然你也不会饶我。就说那件衣服吧，我们还是重视不够，没想到她在评选的关键时刻还穿它。头一天我要是嘱咐她一句呢？这话只能咱俩说。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可不比你坐编辑部，你一时想不到，就可能给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影响，都眼巴巴地看着你哪。同学的工作、家长的工作，还得对上边负责。当初咱们住校的时候，哪会想这些。抓羊拐、跳皮筋……”我注意到她在说话时总把肩上那只人造革书包往身后背来背去。我清楚地看到那里边有一本《繁星》，就是刊有“甩膀子”诗的那期。听一个熟人说，她好像在市群众艺术馆还给一群青年以“诗和现代”为题作过报告，报告中不断举出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论证。
关于安然，我们没再多谈。分手时我只告诉她，那首诗原稿上有个错字，就是第二十七行中那个“弁”字，应为“奔”字。即“奔四化”，而不是“弁四化”。“弁”在字典里被解释为古代一种帽子。不知她注意到了没有。
听到这件事，她脸上大有惊讶之状。红着脸，也忘记了临别的寒暄，就慌慌张张穿过马路，跃上了那边的人行道。
我庆幸我们没有在医院碰面，还是让她和安然单独谈谈方便。遗憾的是韦婉再也不会看到安然那件“防患于未燃”的红衬衫了，它已成为碎片。
我像是又看到了火，但这是另一种火。看到它，我没再想到“防患于未燃”。只是觉得，人类的生存不能没有它，它点燃人类的热情，给人类以希望。
我和安然好久没有在大街上聊天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其实仔细算算，才不过半个多月。现在我一个人在街上前进，但不是步行，是在公共汽车上，是躺在医院的安然把我逼上车的。我将大模大样地去趟省城。
汽车在自行车的洪流里扭捏着前进，一排排橱窗缓慢地、磕绊着从车窗外挪过。还是黄加蓝、蓝加黄；葱绿窗帘斜垂着半开半闭，“患黄疸性肝炎”的男女模特儿还在向行人摊着手；旁边还是淡黄色、淡粉色的“拐棍”。米晓玲的糖果店却装上了霓虹灯。笔杆粗细的玻璃管在一块大牌子上复杂地交错着，到了晚上，那里面一定会有一番出乎平易市人预料的表演。家具店也重整了门面，一辆载重卡车停在门口，有人正从车上卸货，货物用草袋包得严严实实。那是什么？是钢丝床，还是外地新式家具？看来他们也懂得千篇一律的鳔胶、永明漆是和时代不相称的。别瞧不起那些四棱四角的草包，那里面包括了生活的步伐。明天那两个穿厚呢大衣的模特儿也一定会装扮得应时一些的。
车停了，上来几个举雪糕的人。他们风尘仆仆，像来自外地，边谈、边吃，对雪糕大加诽谤：“嘛玩意儿，和凉粉儿差不多！”一面说着，汤汤水水顺手往下滴落，几只扁平的三接头皮鞋交错着躲闪。
我不时扭头看看他们。虽然我也知道我们的雪糕需要改进，但还是希望他们从我的眼睛里领略到点儿什么，让他们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平易市公民。可我没有安然那种勇气跟他们对答几句：“想吃凉粉儿啦？别忘了随身装几瓣蒜！”
话是想好了，但这话显然不是我应该说的。要是安然在我身边，我该多么自豪！我愿赶快从省城赶回来，把刚才的一切告诉她，看她将用什么语言对付这些大城市来的“观光者”。不，也许安然再也不会在街上、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了。我觉得她真的变成了大人，就像今天我离开她时，她对我说话时那样。
“我希望你再给我买件红衬衫。”
我笑着点点头。
“准备明年评选时穿！”她怕我没听懂。
“你不是……”我差点说出看日记的事。
“我太天真。”她说，“我写过一篇日记，写着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个‘三好’条件，还要自己评选自己，自己给自己举手。自己定条件嘛，当然应该，可自己评选自己就太可笑了。我是害怕评选，跟那次向你要药吃一样。那可真成了胆小鬼。高二、高三，我还有两次参加评选的机会。再说，我也有需要克服的缺点。就说对祝文娟的缺点吧，不采取那样的办法也能帮助她。人要想看清自己，就得多看看别人。这次评选加上失火，我看到了一些没看过的东西。我是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你知道吗？”
我没问清安然从这些事件里看到了什么，我没有勇气去问，因为那里面也有我。
是啊，难道这样的安然还会站在大街上毫无顾忌地奚落人吗？
汽车在大街上缓慢前进，低垂的槐枝不断划过车头，淡黄的星星点点的花朵顺着车窗飘洒着；洒在人行道上，洒在那些举着毕业证书回家的女学生头上，装点着她们的青春。今天是放假的日子。
汽车驶进车站广场，没想到爸爸妈妈早在等我了。进站上车后，没等开车，我还是打发他们走了，我愿意多留些时间想事。“二老”有些遗憾地互相看看，离开了站台。下地道时，我分明看见是谁还搀扶了谁一把。
就在这时，一副眼镜反着阳光从地道口飘了上来，戴着它的人原来是老马。老马手提一网兜桃子，开始沿窗寻找。昨天我找他请假时，怕他送我，故意没说车次，但他还是赶来了。我喊了他。
老马把桃子隔窗递到我手中说：“刚才我看到你父母来送你，才彻底放心了。”“也许还不会那么彻底。”我说。
老马背过手想了想，笑着低声说：
谁要是快乐就能笑，
谁要是做就能成功，
谁要是寻找就能得到。
他告诉我：“这是一首老诗，送给你。”在开车铃声中，老马和我握了握手。
火车开出站后，吼叫着加快了速度。小时候坐火车，总觉着火车是倒着开。这种感觉许多年没有了。不知为什么，现在我忽然又感到火车不是开向省城，而是向平易市开。我就要扑向安然身边，她已取下绷带，耳边只落了个不大不小的疤痕。但那个“冒号”还很清晰——像是要对我说些什么，又像是要我告诉她。
我诚惶诚恐地看着站在面前的安然。
1982年8月初稿
1982年11月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