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葛存道先生遇刺之后，徐玉升先生曾受胡安之托，远赴青埂，将葛任接到了杭州。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徐玉升与葛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葛任去日本之后，徐玉升也离开杭州去了香港。据徐玉升在《钱塘梦录》一书中说，葛任到日本以后，曾多次给他写过信。得知他在香港创办了《逸经》报的时候，葛任还曾向他建议：
《逸经》应多刊仲甫（陈独秀）、守常（李大钊）之宏文。且寄来了守常的《青春》，其中有“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辄动怀思”之语，感人肺腑。
《逸经》上果然转载了这篇文章。据徐玉升先生说，《逸经》后来给人留下“亲布尔塞（什）维克”印象，就缘自《青春》一文。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葛任和徐玉升很少再有联系。大概是在1929年，他收到过葛任的一封信，葛任告诉他，自己在上海大学教书，并计划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叫《行走的影子》。他立即给葛任回信，希望能在《逸经》上连载此书，并说：“令父亡命瀛岛之情形，老夫略知一二。若得闲来港，我可讲与你听，于你或有禆益。”此后，他们又是多年没有联系，但对葛任的行踪，对葛任与冰莹的苏区之行，及葛任参加长征之事，他“皆有耳闻”。后来，他曾向国民政府申请，望能获准到延安采访。他的目的除了采访，还为了能见到葛任。由于他给人留下的“亲布尔塞（什）维克”印象，所以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到了1941年，他从一个去过延安的香港记者那里得知葛任正从事翻译工作，便想葛任的书或许已经写完了，就给葛任去了一封信，旧话重提，望能在他的报纸上连载它。到了1942年冬天，他突然从一位逃到香港的友人处获悉，葛任已在二里岗死于日寇之手。但其后不久，还处于惋惜和悲痛中的徐玉升，却意外地收到了一首诗，《蚕豆花》：
此函因辗转日久，封皮已污烂不堪，邮戳亦难以辨识。内文虽无落款，然字迹之清秀，表明此诗乃葛任所寄无疑。署名为拉丁字母，或可译为犹豫，忧郁。我想，其定然乃葛任遇难前投寄，可视为葛任之遗言。
至于这首诗究竟是什么时候寄出的，因为葛任与范继槐的面谈对此有所涉及，这里暂且不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徐玉升很快就把这首诗刊登在了《逸经》上，“以示对葛任之深切怀念，暨对中共将士誓死抗战之敬佩”。《逸经》（1943年1月6日）所刊载的《蚕豆花》全文如下：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天，
是青埂峰下流淌的小溪，
还是白云河边盛开的蚕豆花？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春天，
是阿尔巴特街的蜂儿，
还是在蚕豆花中歌唱的恋人？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生，
是窑洞中的红色火苗，
还是蚕豆花瓣那飘飞的影子？
谁于暗中叮嘱我，
谁从人群中走向我，
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
让一个我变成了那无数个我？
与《新世纪》上的《谁曾经是我》想比较，那种探究自我真相的急迫和勇气，依然存在；变化的只是个别词语，出现了“青埂峰”、“白云河”、“阿尔巴特街”、“窑洞”等等。这些词语像一串珠子似的贯穿了葛任的一生。而嗅觉比狗鼻子都尖的戴笠，当然不会放过这些词语。
徐玉升先生事先怎能料到，《蚕豆花》一诗的发表，不光导致了葛任之死，而且改变了与葛任有关的许多人的命运。这当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命运：1944年6月9号，他被军统特务刺杀在通往香港浅水湾饭店的沙石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