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保护过我的母亲蚕豆的老人，其姓名已经无可稽考。如前所述，蚕豆确实是被我的姑祖母接走的。那个老人手指苍天，大概是要告诉范继槐，他并没有说谎，老天爷可以为他作证。
姑祖母是在1934年10月起程前往大荒山的。因为“伪币犯胡某”已被枪毙，所以她一路上都在担心葛任和冰莹也遇到了不测，使蚕豆成为孤儿。她是坐船去的，在福建泉州上了岸，然后再赴白陂。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与她同去的是埃利斯牧师。到了白陂镇以后，她看到的景象与范继槐看到的相同：荒无人烟，只有野狗在四处游荡。当然，和范继槐一样，她也看到了那些默不作声的神职人员。据埃利斯牧师在《东方的盛典》一书中所记，那些神职人员是奉国际红十字会之命，从江西九江赶来收尸的。正是从他们那里，姑祖母和埃利斯打听到有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女孩，和一个老人待在西官庄村。那些神职人员曾要求老人带着孩子离开，但那个老人却执意要留下。他们还告诉她，有一条小狗一直跟着那老人和小女孩。姑祖母想，那条小狗，很可能就是胡安从法国带回来的那条名叫巴士底的狗的后代。正是凭借这一线索，她和埃利斯在西官庄村找到了老人和蚕豆。
那条从巴士底狱门口捡回来的狗，其后代也叫巴士底。姑祖母并没有见到它。就在她和埃利斯牧师到达大荒山的前几天，巴士底被别的狗咬死了。当时老人饥饿难耐，舍不得把它扔掉，就把它煮着吃了。而蚕豆手中的玩具，就是巴士底的腿骨，细小、光溜，就像一杆烟枪。姑祖母第二天就带着蚕豆起程回天津了，而埃利斯牧师却留了下来。他先是收尸，遂后又在此防治瘟疫，并在多年之后再次见到了葛任。
我的姑祖母说，从大荒山回到天津以后，蚕豆就病倒了，“持续低烧”，“夜夜惊叫”，还“不许吹灯”。她的病越来越重，最后竟发展到卧床不起。姑祖母想，她定是活不久了。经天津教会医院的一位名叫戈登·汤普森（Gordon Thompson）的医生诊断，蚕豆感染的是一种奇怪的新型病毒。他的目光后来落到了她手中的那个像烟枪一样的玩具上面。得知那是狗的腿骨，他大吃一惊。而当他知道这个小姑娘曾经吃过狗肉的时候——姑祖母说，当时他差点呕吐——他便断定她身上的病毒与那条名叫巴士底的狗有关。遂后，他便把这种奇怪的病毒命名为巴士底病毒（Bastille Virus）。戈登医生一定没有料到，他的这一说法后来不胫而走，并最终走进了《大英百科全书·医学分册》，成为他对现代医学的一大贡献。
经过戈登医生的悉心医治，我的母亲蚕豆最终幸免一死。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巴士底病毒的作用，她渐渐变得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使我的姑祖母备受折磨。多年以后，我的父亲，一个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记忆的人，就是因为无法忍受她的折磨而离家出走的。母亲蚕豆死于1965年春天，那一年，我才两岁。我是被姑祖母养大的。她说，我们就像隔代的母牛和幼犊。据姑祖母说，母亲是全身麻痹而死的。死前的几天，她目光斜视，喉呢痉挛，口水流个不停——从枕巾上拧出来的水，每天足有半个痰盂。
在前面提到的粪便学专家于成泽先生的寓所，我曾遇到过一位传染病医生，并向他打听有关巴士底病毒的知识。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担心自己受母亲的遗传。在整理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急躁不安，有时竟会出现短暂的意识丧失。我很担心自己还没有整理完书稿，就告别了人世。那位传染病医生告诉我，感染上巴士底病毒的人，最快的会在两周内死去，但很多时候，这种病毒会在身体内隐藏下来，将你的整个身体都当成它的病灶，在很多年之后，再慢慢地置你于死地。我问这种病会不会遗传，他答非所问，说他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巴士底病毒携带者。我记得，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于成泽先生的一名博士生走了进来。他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告诉我们，上星期五，有一种新的电脑病毒出现了，这种病毒就叫巴士底病毒。它具有和医学上的巴士底病毒相近的特征：无法根除，不定期发作。据他说，对这种电脑病毒，连最新的杀毒软件都奈何它不得，并且杀毒软件本身还会感染上它的病毒，从而成为新的传染源。
他的这种说法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戈登医生本人的命运：1954年，戈登本人也死于巴士底病毒的发作。他是因为我的母亲还是因为别的患者而受到的传染，我不得而知。戈登先生的死曾使他的学生，后来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Fernando Galbiati （弗纳多·伽尔贝塔）唏嘘不已。在一本名叫《The Broken Wave》（《被击碎的浪潮》）的书中，弗纳多先生提到了戈登为蚕豆治病一事：
我的老师戈登先生的命运因为一名华裔女孩而得到改变。她是一位名叫葛任的抗日英雄的后裔。戈登先生就是在她身上发现Bastille Virus（巴士底病毒）的。巴士底是一条狗的名字，它是葛任从著名的巴士底狱的门口捡回来的宠物。但奇怪的是，此种病毒迟至七十年代末期才在巴黎出现。据《世界卫生年度报告》显示，近年在非洲、俄罗斯、中国中西部地区以及海湾的阿拉伯国家，Bastille Virus存在着蔓延的趋势。每念及此，我的忧虑就和对戈登医生的怀念一样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