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OK,彼此彼此 & 关于阿庆的一点补充

范老看到的那份材料,就是朱旭东后来整理发表的《与田汗将军拉家常》中的一篇:

每当我提到赵耀庆,田将军就说他记不清。可是这一次,田大人自己说漏了。他说:“冰莹是我派人送走的。那人叫阿庆。”我故意逗他,是不是《沙家浜》里的阿庆。他说不是,是另一个阿庆。后来,他就说开了。他说:“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洗脚,那小子一溜小跑来向我请假,说葛任让他送冰莹离开苏区,他不能不去。这事葛任已经同我商量过了。当时‘左’倾路线错误很严重,冰莹要是不走,不光她有危险,还会连累葛任。我让阿庆不要声张,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先照葛任说的办。他担心路上会被白狗子(白匪)俘虏。我就说,当了俘虏,照样可以为党工作嘛。他迷迷瞪瞪地看着我,我说,这就相当于换了个工作岗位。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永做革命的螺丝钉。我交代他,要是被俘了,可以向敌人报告造币厂藏在哪条沟里。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这样一来,敌人就会信任你,把你当成座上宾,你也就顺利打入了敌人内部。他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连说不敢。我摸着他的后脑勺,说,看你那副熊样,起来!造币厂已经废了,闲着也是闲着,正好送给白狗子。如果白狗子也用它来制造假币,那正好可以扰乱国民党的金融秩序,这比尖刀插进他们的胸膛还要厉害。那小子一听,扑哧一声笑了。他比猴都精,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当然,这也跟戴笠有关系。他跟戴笠是老乡。国民党反动派向来很庸俗,讲究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讲原则。后来的许多情报,都是阿庆捎过来的。后来,他突然失踪了。再后来,听说他到了河南,‘文革’期间还吃了不少苦头。这没什么,甘蔗没有两头甜嘛。当初,我们在前线打仗,你却在重庆享福。享够了福,现在受点苦,也算是扯平了。我还听说他有情绪。怎么,还想跟人民讲价钱不成?听说他最后跳了井,死就死了,还要弄脏一口井,真不像话。”

当我问到葛任是否知道阿庆的投降是有预谋的时候,田大人手一挥说:“你应该去问他本人,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他说得轻巧。我去哪里问呢?众所周知,葛任早在几十年前,就战死在二里岗了。

留在大埔的冰莹,还在苦苦等待着范继槐和阿庆。她后来对安东尼·斯威特说,大埔外面有架山,名叫敬贤山。有人告诉她,从敬贤山的山谷,可以走到凤凰谷。她常常站在山谷之中,望眼欲穿,等待着女儿的出现。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的绝望也就一点点加深。她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事实上,不光蚕豆见不到了,肚子里的孩子她也见不到了。安东尼·斯威特在《绝色》中,引用冰莹自己的话写道:

转眼间,父亲已死去三个礼拜了。中国人称之为“三七”,是祭奠亲人亡灵的一个日子,我便在敬贤山下焚香祭父。那时候,烟雾缭绕之中,我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啼哭,看到了葛任面对女儿手足无措的样子。那时,我就担心再也见不到葛任了。我哭了。这时,我突然看到那个老乡站在我身后。他说,有人找我。我以为是范继槐和阿庆,就问是否还有一个孩子。他说没有。来人是我们剧团的一名成员,他也曾在《无论如何要胜利》中演过白匪。他告诉我,范继槐和阿庆已经被政府招安了。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范继槐和阿庆已经带人进苏区搜山,骑着高头大马,手上戴着白手套,腰间别着短枪。我问到蚕豆,他却一点也不知情。我往最美好的地方想一象,想象葛任已经带着蚕豆安全转移了。但从那一天起,悲伤和恐惧就攫住了我的心。大约两三天之后,我流产了。既然葛任喜欢女孩子,我想,那一定是个女婴。从此,我对葛任一直怀着无法偿清的歉疚。但世界对我的折磨到此还没有结束。一年以后,我从一个从陕北过来的朋友那里得知,他见到了葛任,却并没有见到蚕豆。我的眼前顿呈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