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部分曾经提到，五四运动以后，冰莹曾经从法国来到北京。可当时葛任还在狱中，他们没能见面。返回法国以后，因为迟迟得不到葛任的消息，她就随母亲去了英国，住在英国的沙士顿。沙士顿离著名的剑桥只有六英里，是个环境优美的小村子。为了写作《绝色》一书，安东尼·斯威特曾经到过沙士顿。据他所说，沙士顿只有一家小杂货店，店主的女儿至今还记得，有一个“美貌颀颀”的中国女子，常带着孩子来店里买香烟，“她披着镂空的披肩，面色忧郁”。冰莹的回忆，与此基本相符：
冰莹说，有一次她到杂货店买烟时，看到一封信。那是林徽因——后来国徽的设计者——写给徐志摩的信，已经在那里存放很久了。她这才知道徐志摩以前也曾住在沙士顿，而沙士顿的信件都是通过杂货店转发的。她立即往巴黎写了一封信，让那里的友人把她的信转寄到沙士顿。就在那年的深秋，她收到了从巴黎转来的信件。信是国内寄来的。一个从事教会工作的女友，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那个地址，写信告诉她，葛任从俄国回来了，先在天津的育婴堂里帮助毕尔牧师处理一些事务，然后受于右任和共产党人邓中夏（时任上大教务长）的邀请，到上海大学教书去了。她告诉冰莹，葛任现在仍是孤单一人，他依然爱着她，就像鹿切慕溪水。
记忆是呼啸的栅栏，栅栏一旦打开，往事便涌上心头。记忆还是痛苦的嘴巴，她不停地向母亲诉说着这些年来她对葛任的担忧。她想立即回国与葛任团聚，她的整个胸房都被这种激情充满了。她辞别了母亲，带着女儿，来到了南安普顿（Southampton）港。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英格兰的深秋，天黑得早。上船时，天已经黑了，面前是英吉利海峡的万顷波涛。因为归心似箭，我总觉得邮轮好像一直在原地逡巡。后来，一切都沉寂了下来，远远望去，临着海峡的怀特岛（Wight Is.）上，已是灯火阑珊。”
经过长途旅行，当她终于到达上海时，竟因为大风退潮而无法进港。在港外，她又待了两天。盈盈一水，咫尺千里，那才叫度日如年。许多年前，她就是从这里送走葛任的。看着女儿那张幼稚的脸，忆及许多年前与葛任的分别，泪珠就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
这是1923年秋天的事。当时葛任正在上海大学教书，教的是俄语，与他同教一门课的是瞿秋白。他们在慕尔鸣路（现茂名北路）的窝所，也与瞿秋白和夫人王剑虹的窝所相邻。后来的著名作家丁玲，当时就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也住在慕尔鸣路。阿庆来到上海以后，也住在葛任和冰莹家里。葛任在上海大学待到1927年，然后他辞去了教职，专事著译。除了翻译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他还从俄文转译了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许多年前，他就一直想从事文学创作。这个时候，他突然想以家史和自己的经历，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并命名为《行走的影子》。而这个题目，就出自《麦克白》的第五幕第五场：
人生恰如行走的影子，映在帷幕上的笨拙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退下。它又如同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
当时，毕尔牧师曾到上海看望过葛任和冰莹。在《东方的盛典》一书中，毕尔牧师记录了葛任对这部作品的设想。他还声称自己曾看到过葛任的部分手稿：
一叠土黄色的纸上，写着他父亲的故事。在他眼里，葛存道先生便是一个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像个影子似的悄然退下。写完父亲以后，他想写他自己，尔后写他的女儿蚕豆。他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写这部《行走的影子》。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我告诉他，这个书名很是妥帖，因为《诗篇》中说：“世人行动，实系幻影。”
现有资料表明，这部书葛任至死都没有完成。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战争结束以后，葛任就去了大荒山苏区，随后又参加了长征。冰莹说，葛任到大荒山时，还特意带上了正在写作的书稿，“他带走了书稿，也带走了我和蚕豆。他说，我们可以在那里开始新的、自由的生活。”